聖城大馬士革的滅絕與重生：1860年敘利亞大屠殺與現代中東的建立

 

聖城大馬士革的滅絕與重生：1860年敘利亞大屠殺與現代中東的建立(The Damascus Events: : The 1860 Massac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Eugene Rogan)

                Eugene Rogan的"聖城大馬士革的滅絕與重生"以186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為敘事主軸,重構了這場震撼中東,深刻影響後世政治與社會格局的宗派暴力.書中視角主要來自當時美國駐大馬士革副領事米沙卡(Mikhayil Mishaqa)的親身經歷與見聞.米沙卡是敘利亞東正教徒,既是地方菁英,又肩負外交職務,因此他的觀察不僅具有個人情感色彩,也兼具國際政治的敏感度.Rogan 透過米沙卡的視野,梳理了事件的前因後果.從黎巴嫩山區的馬龍派與德魯茲衝突,到暴力延燒進入大馬士革城內,造成成千上萬基督徒被屠殺,財產被掠奪,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米沙卡生前所作回憶錄曾描述親見的"大馬士革事件",在他眼中,那並非單純的宗教仇殺,而是鄂圖曼帝國末期政治轉型,經濟競爭,地方權力鬥爭與國際干預交織的結果.Rogan在書中不僅復原了1860年夏天血腥的街頭場景,更分析這場事件如何成為歐洲列強干預鄂圖曼內政的重要契機.也標誌著中東現代史上一個新的宗派分裂格局的開端.

                要理解'大馬士革事件",必須先回到鄂圖曼帝國的社會結構.自16世紀鄂圖曼征服敘利亞與黎巴嫩地區以來,帝國施行"米利特制度"(millet system),承認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各自的宗教法律與自治社群.這種安排在表面上維持了多宗教共存,但實際上是一種階層化的共存,穆斯林佔據政治與軍事優勢地位,非穆斯林雖可自管內部事務,卻需繳納額外稅賦並在公共場合受限.黎巴嫩山區的特殊地理環境,使馬龍派基督徒與伊斯蘭德魯茲教派信徒長期並居,而大馬士革,阿勒坡等城市,則是穆斯林,希臘正教徒,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等的多元拼圖,這種多宗教,多族群的結構在19世紀以前能延續,是因為鄂圖曼的行政與商業網絡為各社群提供了互賴基礎.商貿需要跨宗派合作,地方法院可仲裁跨族群爭端,而帝國中央則在必要時調停地方衝突.

                然而19世紀的全球經濟與國際政治巨變,尤其是歐洲列強對鄂圖曼內地的滲透,逐漸侵蝕了這種平衡.歐洲傳教士與領事館保護當地基督徒社群,導致宗派身份政治化,國際市場需求改變山區經濟結構,使馬龍派與德魯茲間的資源競爭惡化,雙方間本來只是互不干涉,各自為政,便由資源與利益轉變等小嫌隙或是私人的嫉妒心,隨著當地地方統治者的不公而釀成了彼此仇恨動員,最終成了1860年德魯茲教派與其他伊斯蘭信徒對於馬龍派,甚至基督信仰者的屠殺.而當地這種結構性張力延續至今,今日黎巴嫩與敘利亞的宗派政治,其根源可追溯至此.

               Rogan的研究揭示,1860年的群眾暴力爆發,不是偶然的街頭衝突,而是多重因素交疊的結果.1860年初,黎巴嫩山區馬龍派與德魯茲爆發流血衝突,造成數千人喪生.逃亡的大批基督徒湧入大馬士革,帶來了仇恨與報復情緒.當時的大馬士革經濟正處於變動期,絲綢與朝聖貿易收入波動,穆斯林市民中有些將基督徒的經濟成功視為威脅.但此時鄂圖曼官員在鎮壓黎巴嫩衝突後,對大馬士革的防控鬆懈,形成一種統治上的真空,這使得地方武裝與街頭幫派趁機挑起衝突.但當時的國際形勢,歐洲勢力已經藉由工業革命帶來新的商業威脅,並且部分國家包括法,英,俄,普魯士也開始在此發展自身勢力,於是當地的基督信仰者在擔憂個人的安危之際,也開始爭奪歐洲列強對基督徒的外交保護,這引發部分穆斯林認為基督徒"背叛"鄂圖曼帝國的懷疑.於是,一些小規模街頭衝突與謠言,如基督徒圖謀報復穆斯林在各地發生,終於逐漸串聯成暴力全面爆發的引信.而除了Rogan提到的因素外,這裡還需注意此地是鄂圖曼帝國政治中心與邊陲,屬於中央統治勢力的斷層帶,地方化各類貪污,無效率瀰漫,當時鄂圖曼正因為西方的逼近而陷入左支右絀,1839年敗於埃及之後,新上任的蘇丹邁吉德一世鑒於西方威逼日近,造成自身勢力範圍衰退,有感於威脅,傾向銳意施行改革,仿效西方的制度行新政,被稱為"坦志麥特"(Tanzimat)."坦志麥特"是奧圖曼從神權伊斯蘭國家轉變為現代法治國家,和效仿西歐多民族國家的第一步.但"坦志麥特"改革推行的法律平等原則,初期在地方被視為顛覆既有社會秩序,讓一些穆斯林覺得失去優越感,也讓基督徒在新法保障下更為自信,這種心理落差在經濟與政治危機時就成了引火點.

               "坦志麥特"改革是鄂圖曼帝國自我現代化的嘗試,核心是法律平等化,中央集權化與行政現代化.1860 年之前,改革帶來的影響卻是雙面的.一方面基督徒與猶太人不再是'被保護人"而是平等臣民.地方治理更加制度化,軍隊與稅制改革加強中央掌控力,看起來非穆斯林的權利正被逐漸的拉抬.另一方面,在地方社會,"平等化"被穆斯林精英視為特權剝奪,但基督徒則未必真正得到保障,主要是中央無力將管理權力及於各處,坦志麥特有賴地方自個的王公來施行,這些人並不受中央完全操控,也不完全依賴新政要求,使得許多地區仍像處於中世紀統治那般.而當國家無力執法時,法律平等只是紙上談兵,非穆斯林的其他教徒在黎巴嫩,敘利亞地區依然普遍被當地統治者視為次等臣民.1860年之後,"坦志麥特"的改革精神與宗派現實之間的矛盾更為凸顯.一方面,歐洲列強以改革失敗為由,強化在鄂圖曼領土的干預.另一方面,帝國為維持國際信譽,被迫在黎巴嫩建立歐洲監督下的自治制度,事實上削弱了中央權威.這種改革,干預地方自治的連鎖模式,日後在中東多地重演,並深刻影響了宗派邊界與勢力劃分.

               米沙卡在1860年的大馬士革,不僅是一位歷史事件的記錄者,更是多重身份的承載者.他是敘利亞東正教徒,屬於帝國的非穆斯林臣民,宗教身份使他在事件中與受害基督徒社群共享悲痛與恐懼.他同時也是美國副領事,職務要求他保持外交中立,協助保護外國利益與僑民安全.在這種雙重立場下,米沙卡的視野既貼近受害者的日常,又必須向上回報,並與鄂圖曼官員乃至外國使節協商.Rogan 在書中呈現了米沙卡的矛盾.一方面,他對暴力的爆發有切身的憤慨與哀傷.另一方面他也清楚明白,在帝國與列強的權力遊戲中,情感不能取代外交策略.他在報告中既需保留事件的真實細節,作為國際交涉的證據,又必須避免過度激化宗派對立,以免引發更大規模的報復行動.這種情感與職責的兩難,使米沙卡的記錄帶有一種壓抑而沉重的節奏.米沙卡的身份複雜性,也反映了當時中東菁英階層的普遍處境.在多宗派,多國干預的政治場域中,他們既是本地社群的一員,又被納入國際外交與商業網絡.這種跨界生存的經驗,使米沙卡既能觀察到事件的地方性動因,也能意識到外部勢力如何塑造暴力的規模與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見證不僅是歷史素材,更是19世紀中東國際化處境的縮影.

               1860年7月初,大馬士革的空氣中瀰漫著不安的氣味.黎巴嫩山區的流血衝突方才傳來,城內穆斯林與基督徒社群之間的緊張情緒日益高漲.謠言四起,有人說基督徒密謀報復穆斯林,也有人聲稱外國軍隊即將入城.就在這種神經緊繃的氛圍中,暴力於7月9日徹底爆發.成群結隊的暴民衝入基督徒聚居區,縱火.搶掠,屠殺,巷弄間傳來呼喊與槍聲.濃煙遮蔽了夏日的陽光.米沙卡此時身處美國副領事館,作為東正教徒,他的宗教身份使他本身也成為暴徒劫掠的潛在目標.但作為外交官,他又肩負保護外國僑民與教會資產的責任.他試圖想與鄂圖曼地方官員交涉,爭取部署士兵保護使館與部分教堂,但許多街區的防衛早已潰散,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不但被暴徒毆打成重傷,家庭財物更被劫掠一空.據事後統計,僅大馬士革城內,就有約3000名基督徒在數日內喪生,死亡者多為無力自衛的平民.城內數十座教堂與修道院被毀,數百棟民居化為焦土,商鋪與倉庫的財物被掠奪一空,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精確計算,但米沙卡估計,僅基督徒商戶的直接損失就相當於數十萬銀皮阿斯特.暴力持續近一週,直至鄂圖曼軍隊與地方領袖勉強恢復秩序,米沙卡親眼目睹許多熟識的家庭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一生財富化為烏有,也不得不將這些慘況記錄在外交報告中,以便日後作為國際交涉與賠償談判的依據.對他而言,這不僅是一次外交任務的挑戰,更是對自身宗教與文化歸屬感的深刻衝擊,他既是倖存者,也是悲劇的書寫者.

                Rogan在書中指出"坦志麥特"雖引入現代化制度,但並未必然改善民眾物質生活.收入與教育資源的不均,使得宗派間的經濟差距依舊存在.饑荒與戰爭時,法律的保護力更顯脆弱.這讓我想到一個悖論,當社會處於極端危機時,民眾往往傾向回到熟悉且具即時保護力的社群網絡,而非依賴中央的抽象法律.大馬士革事件正好印證了這點,當國家治理失靈,人們尋求宗派領袖,地方民兵或外國保護.這種模式在今日敘利亞內戰中依然可見.暴力平息後的大馬士革宛如一座巨大的廢墟,曾經繁華的基督徒商業街區化為焦土.教堂與修道院的鐘聲沉寂,倖存者或被迫投靠遠方親族,或在臨時搭建的棚屋中度日.米沙卡在回憶中寫道,城內空氣中混雜著灰燼,潮濕與腐敗的氣味,那是屠殺與縱火後遺留下來的現實印記.然而,正是在這片斷垣殘壁之上,鄂圖曼帝國中央被迫推動一系列行政與法律改革,以恢復國際信譽並安撫宗派間的仇恨.於是真正的"坦志麥特"此時藉由重整整個大敘利亞行政區的主體下,撤換了主導地方,貪婪貪污成性的王公,改由中央派出幹練省級行政官員接手,真正的在當地開始施行改革.根據本書最後一章的記載,帝國在事件後採取了幾項關鍵措施,首先是重劃行政區.將黎巴嫩山地與大馬士革分屬不同的行政單位,並於1861年設立由歐洲列強共同監督的"黎巴嫩特別行政區",以防止宗派暴力再度外溢.隨後重申"坦志麥特"改革中所有臣民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則,並加強地方官員對宗教少數群體的保護責任,來施行宗教平等,繼而改革軍警制度,在城市內重新部署常備部隊與警力,以避免地方民兵壟斷治安.最後施行"土地法","省級改革法",來明白財產權與地方行政權,在事件的調查與後續處理上,建立司法與財產賠償機制,建立臨時法庭審判屠殺責任人,並制定賠償規則,嘗試部分彌補基督徒社群的財產損失.

               這些措施雖有其局限,但逐漸為敘利亞城市社會帶來更穩定的法律環境,也讓部分現代化治理模式得以落地.米沙卡在最初對事件抱持全然的悲憤與失望,認為大馬士革已無未來.然而在目睹新的行政秩序逐步運作,跨宗派的商業往來恢復,教育機構重建後,他的評價出現轉變.雖不否認屠殺的深重創傷,但也承認正是這場危機,迫使帝國改革與外部監督並行,為敘利亞步入現代化鋪平了部分道路.這種從廢墟中重建的過程,並非單靠制度設計便能完成.宗派間的心理隔閡需要多年交流與合作才能緩解,而經濟復甦更仰賴跨社群的信任恢復,正因如此,1860年的血與火既是毀滅的象徵,也是推動制度革新的催化劑.它讓米沙卡這樣的見證者在痛苦與希望之間找到一種新的平衡點.

               閱讀本書時,當然會聯想到今日中東的宗派衝突與經濟困境.186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提醒我們宗派衝突不是自發的仇恨,而是政治與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法律平等需要經濟與教育平等作基礎,否則反而會引發既得利益群體的恐慌.外部干預可能帶來短期穩定,但會固化宗派政治,削弱跨社群的國家認同.在今日,解決種族與宗派衝突的可能路徑,除了政治和解,更需經濟重建與公共教育改革,讓不同宗派共享長期利益,而非陷入零和競爭.

                "The Damascus Events"最大的優點,是它將19世紀中東的一場宗派暴,置於全球與帝國轉型的宏觀脈絡中.Rogan的敘事既有現場細節的生動性,也有制度與結構分析的縱深.書中引用米沙卡的視角,使讀者得以看到事件中的人性掙扎與立場矛盾.一位基督徒外交官,既憤怒於屠殺,又必須在帝國與外國勢力之間斡旋.本書的另一個價值,是讓我們重新思考"現代中東"的誕生過程,它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的自然成長,而是在宗派,多族群,多國干預交錯下的產物.

                歷史不會為任何人按下暫停鍵.186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在當時看似只是帝國邊陲的一場宗派暴力,但在廢墟與改革之間,它折射出多宗教社會在權力再分配,經濟凋敝與外部干預交織下的脆弱與韌性.米沙卡的見證提醒我們,制度的改良往往源於災難的催化,但災難本身並不會自動孕育出公義與和解.那需要人為的選擇,持續的對話與跨界的信任,當今日世界依舊在種族仇恨,經濟失衡與宗派分裂中掙扎時,大馬士革的教訓不該只是史書上的一頁,而應是一面時刻映照我們自身的鏡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