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活著的歷史，韓國「慰安婦」受害奶奶的證詞

 

草：活著的歷史，韓國「慰安婦」受害奶奶的證詞(풀,金錦淑 Gendry-Kim Keum Suk)

                    草會記得被踩過的地方嗎?!

                    金錦淑的圖像作品"草",以水墨般濃淡交錯的筆觸,紀錄了韓國"慰安婦"李玉善奶奶大半生的遭遇.一段從貧困少女被誘騙,轉賣,到被迫踏入日軍慰安所,再到戰後長年滯留異鄉,於現實與記憶邊緣掙扎的漫長歷史.水墨渲染出時代的荒涼,也映照出一棵被反覆踐踏卻依然挺立的"草".讀完之後我沒有太多感悟,是因為痛的位置偏了.這類作品不多,但也不少看,痛沒有落在李玉善奶奶身上,而落在畫格邊緣那些一閃而過,甚至沒有被畫出正臉的人身上.

                   常規的歷史敘事,習慣把罪惡簡化成幾個高高在上的象徵性符號: 獨裁者,軍事首長,簽署公文的政客.他們的名字在教科書裡被反覆審判,在紀錄片中被公開釘上恥辱柱.但真正把李玉善奶奶強行拉上車,在街巷間吆喝抓人的,卻是那些穿著制服,甚至只穿便服的"第一線執行者",街角的基層警察,手持槍械的巡邏兵,專責逮捕與訊問的下級官吏,或是靠販賣人口牟取微薄利潤的仲介.他們在歷史的鏡頭前幾乎全是無名者,沒有留下心路歷程的日誌,也沒有在戰後法庭上被叫出全名.在"草"的畫頁裡,他們的臉常常只是一片陰影,幾筆粗獷的墨痕,或一個冷酷的背影.

                   文學與影視處理這類角色時,習慣賦予他們某種狂暴或變態的戲劇性,但現實往往比戲劇更令人窒息:這些人大概率只是當時社會裡最平凡不過的普通人.而正是這種平凡,構成了最具嘲諷意味的悖論.當平庸的惡在龐大體制裡完成運轉之後,這些無名的兇嫌去了哪裡?答案往往令人悚然,他們安全地回到了日常生活的褶皺裡,脫下那身給予他們暴力特權的制服,洗淨雙手的血腥與泥濘,重新變回慈祥的父親,和藹的鄰居,兢兢業業的店主.他們坐在陽光普照的庭院裡喝茶,抱著孫子談論天氣,安然享受和平年代的歲月靜好.他們是否曾有過一絲歉疚,或者早已備妥一套精密的自我防衛話術,把當年的哀號與屈辱統統封存在記憶底層?"奉命行事","特殊年代","大家都一樣",這些語言成了他們靈魂最好的避難所.他們不必為自己的作為承擔法律責罰,也不必在道德上受良心拷問.更微妙的是,這些人往往帶著一種"怕人知道"的機敏:不主動提及,不留下痕跡,以近乎優雅的安靜,把自己徹底洗白於時間的洪流之中.

                    歷史很擅長給苦難一張臉.倖存者有名字,生日,有可以被指認的皺紋與眼神,於是她們的痛得以被記住,被悼念.但執行暴力的那雙手?那雙簽字的手,蓋章的手,拖拽的手,它們幾乎從不留下指紋,彷彿暴力是一種天氣,是時代自己下的雨,沒有人負責降下它,大家只是撐傘,或者被淋濕.歷史寬容了齒輪,只審判偶爾露臉的首謀,彷彿抓住幾張足夠醒目的臉,其餘那些手就可以功成身退,隱入灰燼,連骨灰都不必揚起.

                   無名作惡者的個體安眠,恰好與某種國家級別的集體靜默形成了驚人的同構.日本作為影視與娛樂產業高度發達的文化大國,大眾流行文化在面對二戰殖民與戰爭行為,特別是殖民地區慰安婦與強制勞役時,呈現出近乎完美的"空白".文學,動漫,電視劇與電影世界裡,能看到無數關於戰後傷痕,家園重建的抽象感傷,卻極難看到對第一線施暴者角色的深入自我審視.這種文化上的靜默顯然不是偶發的疏漏,比較像是未曾商議的集體圖謀,賭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賭後人的記憶短暫,賭當事人相繼離世,賭現實的忙碌會磨平歷史的稜角.只要把不堪過往靜默的拖過當代,深埋在灰燼之下,幾十年後當最後一位像李玉善奶奶這樣的證人閉上眼睛,這頁醜惡的過往便能自動被塗銷,彷彿從未發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是很美的句子,但用在這裡,是一種修辭上的聰慧,它把本該沉重的航跡,美化成了風景.

                   對無名作惡者的詰問,不該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從慰安婦拉伕,到後來的白色恐怖裡那些專責跟蹤,逮捕,訊問與刑求的基層人員,還是替威權統治者施行假宣傳的文人側翼,這些"沒有名字的人"始終是暴政得以落地的最後一哩路.若我們只滿足於批判遠端的最高權力者,而放過每一個伸出魔爪的具體手臂,歷史的悲劇便永遠保有隨時復活的土壤.

                   草是最卑微的植物,卻也最難被徹底除盡.它記得被踩過的地方,因為它會在同一個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長出來.李玉善奶奶的記憶被金錦淑留在畫中,在荒涼中站成一棵挺拔的草,而那些隱身於歲月靜好中的無名兇嫌,縱使逃脫了現實法庭的審判,終將被這股由無數個體記憶所匯聚成的清風,一次次吹開他們試圖掩蓋的灰燼,露出那從未洗淨的罪咎.以上.                                                                                                                       

The New Nuclear Age: At the Precipice of Armageddon

 

The New Nuclear Age: At the Precipice of Armageddon(Ankit Panda)

                        2021年6月,美國研究人員透過衛星影像發現,中國正在西部沙漠地區大規模興建新的洲際彈道飛彈固定發射井,第一個被發現的井場就有119座.隨後一個月,美國另一組研究人員又發現第二個,約有120座發射井的井場,之後第三個井場也相繼曝光,這些發現很快成為美國重新評估中國核力量的重大轉折點.此後美國國防部與情報界陸續上調對中國核武庫規模的估計,從2030年約1000枚,一路上修至2035年可能達到1500枚.美方由此研判中國正朝著擁有四位數核彈頭數量的目標前進.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美國軍方長期將中國視為核武"次要角色"的預設,美國不再只是面對一個主要核對手,而是逐漸進入同時面對俄羅斯與中國兩個"近乎對等"(two near-peer)的核威懾環境,可以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核時代.

                      Panda在"The New Nuclear Age"明確指出,我們正跨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核歷史階段:"第三核紀元",進入一個更為動盪,更具多極化色彩且技術變革更快的時代,與過去相比,在這個新的核紀元中,核武國際對抗的環境變了,觀念變了,工具變了,規則壞了,這本"The New Nuclear Age"就是在談第三核紀元可能會見到的世局與環境之變.為了理解這個"新"核紀元,首先回溯過去.在Panda的歷史劃分中,"第一核紀元"(The First Nuclear Age)由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抗所定義,開始於1945年7月美國所進行"三位一體"(Trinity)核試驗,止於1991年蘇聯解體.那是一個充滿"相互保證毀滅"(MAD)恐懼的時代,當時美蘇兩國累計擁有數萬枚核彈頭,整個世界在兩大強權的恐怖平衡下運作. 隨後,隨著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 "第二核紀元"(The Second Nuclear Age).這一時期的特徵是核武器在公共意識中退到邊緣.此時的焦點轉向了防止核擴散,應對核恐怖主義,以及解決南亞(印巴)與朝鮮半島的區域性核衝突.這是一個軍備控制盛行的時代,也是美俄核武庫消減最迅速的時期,歐巴馬在布拉格提出的"無核世界"願景曾將這種樂觀情緒推向巔峰.然而,隨著2010年代中後期大國關係惡化,這種樂觀情緒逐漸消失.然後,2020 年代的到來標誌著 "第三核紀元"(The Third Nuclear Age)的開端.這是一個多極競爭重新抬頭,冷戰時期建立的護欄紛紛傾倒的混亂時代.在這個紀元中,美國不再僅僅面對一個對手,而是必須同時應對俄羅斯與中國這兩個"近乎對等"的核挑戰者,讓傳統的雙邊穩定邏輯變得難以預測.

                       "第三核紀元"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中國核力量的快速擴張,以及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急劇惡化.兩者又與新興軍事科技及軍控體系的衰退彼此交織."第一核紀元"儘管曾發生了古巴飛彈危機這類險些導致人類滅亡的事件,但兩大強權最終摸索出了一套遊戲規則與軍控機制,防止彼此墜入核殺戮深淵.隨後的"第二核紀元"則是冷戰後的30年,這段期間核武的陰影似乎正在退散,美俄大幅削減核武庫,國際社會專注於應對南亞與朝鮮半島的核擴散問題,以及防止核恐怖主義.在那個時代,核武策略似乎變得不再重要."第三核紀元"的到來,美國前戰略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Charles Richard將這種三方大國競爭比喻為物理學中的"三體問題",三國之間相互作用極度混亂,難以實現穩定的平衡狀態.在這種動態下,美,俄,中三方的反應會產生連鎖效應,當美國為了回應中國的擴張而增強軍備時,俄羅斯也會感到威脅並隨之反應,這種循環極易引發一場難以遏制的軍備競賽.除了大國體系的結構性轉變,新興軍事技術的普及,正進一步破壞戰略穩定,如超高音速武器,網路武器,人工智慧以及太空武器的引入,使得傳統的核與非核界線變得日益模糊.以超高音速滑翔載具(HGV)為例,不論是俄羅斯在2019年部署的"Avangard",或是中國的"東風-17",這些武器能夠在大氣層內機動飛行,從而規避傳統旨在攔截大氣層外目標的飛彈防禦系統,它們在再入大氣層後利用氣動力進行滑翔與機動,增加飛行路徑的不確定性,從而挑戰主要針對大氣層外中段彈道目標設計的傳統飛彈防禦系統 ,大幅壓縮了領導者的決策時間,增加了可能遭遇核武攻擊誤判與"不使用就失去"的恐懼感,進而提高了意外核對抗升級的風險.

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

 

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How Fascism Works: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 Jason Stanley)

                       今年AI Agent的興起,對個人來說是正面挹注的工具,但對社會來說卻可能有利有弊.壞處上能首先想到就是用Agent去主控幾千,甚至幾萬個帳號在各類社群媒體留言,分享,再利用生成AI的文字,圖片,影片搭配.雖說自動化網軍並非現在才出現,但 AI Agent 創造的高效率,偽裝性與情緒煽動,無疑讓社群媒體更容易陷入極端對立.這些技術的演進,恰好為極端政治人物提供了最完美的政治操弄土壤, 透過激化對立來鞏固,召回自身的基本盤支持者.這種現代科技對"我們"與"他們"的撕裂,正好印證了Jason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所提出的核心警示.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觀察:"民族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領袖會藉由動員群體的受害者意識,去塑造一種本質上與自由民主的世界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群體認同.這種群體認同可以建立在不同基礎之上,無論是膚色,宗教,傳統,族裔來源,但它始終是藉由塑造一個被視為"他者"的對象來界定自身.法西斯民族主義創造出一個危險的"他們",而這象徵著"他們"需要被警惕,對抗甚至控制,以恢復群體的尊嚴".這段話不僅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運作引擎,更點出了它為何在當代社會依然具備如此強大的誘惑力.Stanley本人的專長是語言哲學與知識論,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寫作這本書的目標,是期望抽取出一套可以跨國界,跨時代辨識法西斯政治語言操作模式的分析工具.作者刻意讓每一章讀起來像是在描述一種"症候群",而把診斷特定病人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完成.這種寫作策略有其聰明之處,利用十個關鍵字,包括神話過去,宣傳,反智,非現實,階層,受害者意識,法律與秩序,性焦慮,鄉村與城市,勞動,搭建起一套分析架構.法西斯主義並非歷史的陳跡,而是一套持續演化的政治技術,它擅長在民主的土壤中植入恐懼的種子,最終以民主之名摧毀民主.

                        法西斯主義的誘惑首先源於對"根源"與"秩序"的渴望.在一個劇烈變動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化時代,法西斯政治領袖會率先拋棄真實且複雜的歷史,轉而建構一個"神話過去".這個過去被描繪成一個純淨無瑕,充滿國族光輝的時代,通常以極端的父權家庭觀念為核心,強調男性的英勇戰鬥力與女性的生育天職.墨索里尼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神話不需要是真實的,只要它能轉化為激發群眾激情的現實,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這個神話的目的".這種敘事的作用在於提供一種強烈的歸屬感,並將當前的困境,比如經濟衰退或文化變遷歸咎於外來者,自由主義菁英或全球化的侵蝕.

                         這種對過去的迷戀,本質上是為了正當化一套"階層秩序".法西斯主義主張大自然本身就存在一套由權力與支配構成的法則,這與自由民主所強調的人性尊嚴與平等原則背道而馳.法西斯認為某些群體天生具備統治他者的權利,而任何試圖抹平這些"自然差異"的努力,如平權政策或社會正義運動,都被視為是對自然法則的褻瀆.當代的法西斯政治領袖透過"種族科學"的偽裝,將這種不平等重新包裝成基因或智力的差異,藉此賦予支持者一種"身為優選民族"的虛假尊嚴感.這種階層政治之所以誘人,是因為它精準地捕捉了主流群體在權力重新分配過程中所產生的"失落感"與"焦慮".當原本享有特權的族群發現必須與他者共享資源與尊嚴時,他們會產生一種被壓迫的錯覺.法西斯主義政治將這種失去優越地位的痛苦轉化為"受害者意識".讓支持者相信他們正在經歷一場"文化滅絕",唯有重建權威與階層,才能恢復民族的尊嚴.在這種邏輯下,對他者的壓迫被美化為一種防衛性的自保,這正是法西斯主義最陰險的心理防禦機制.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HISTORY OF JERUSALEM, Vincent Lemire & Christophe Gaultier)

                      這是一本漫畫,講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市史.它以城市東邊橄欖山上的一株四千歲橄欖樹為第一人稱視角主述.雖是漫畫,但個人以為基本的歷史概念還是要有,才不容易覺得讀來無趣缺乏共鳴.事實上這本雖是漫畫,也不比純文字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容易讀.

                      橄欖山頂,那棵佇立了四千年的古老橄欖樹"小奧莉",見證的不是一條由征服者接力書寫的直線歷史,而是一座城市不斷被重新覆蓋,不斷被重新閱讀的空間文本."漫畫耶路撒冷"給人最深的感受,是意識到我們對這座城市提出的問題本身可能就錯了.我們習慣探討"耶路撒冷誰屬?",彷彿主權是一塊可以被單一方完整持有的產權證書.但作者Lemire透過橄欖樹之眼要指出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耶路撒冷究竟是"如何"被層層書寫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這個提問方式的轉換,決定了整本書,乃至於我讀完之後所形成的世界觀,不再以"誰在當下統治"作為評價歷史的座標,而是以"每一層統治者留下了什麼,又如何與前人的遺產彼此纏繞"作為理解這座城市的方法.

                      這種纏繞從建城之初就已經展開,而且弔詭的是,它從開始就否定了"純粹起源"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大衛王在西元前一千年選擇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看中的正是它"像白紙一樣沒有過去",可以用來聯結以色列各支派而不偏袒任何一個既有的部族中心.但考古證據卻無情的拆穿了這張白紙的假象.所羅門王興建第一聖殿時,建築的地基工法與裝飾風格,深受迦南,埃及與腓尼基文化影響.希西家王時期的陶土印章上,埃及的太陽神符號與代表生命的"安卡"赫然並存.換句話說,耶路撒冷從來沒有一個"未被污染"的純粹起點,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文化混血的產物.這一點對後世所有訴諸"歷史優先權","我們才是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的政治動員,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反諷,如果連最初的聖殿都已經是多元文明碰撞下的混合物.那麼任何宣稱自己代表某種未經稀釋的"純正歷史"的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所謂"起源"的神聖性,往往是後來的政治敘事回頭建構出來的,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所支持的.

                       進入帝國治理的漫長世紀,這種混合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技術.波斯王居魯士二世允許猶太人返鄉重建聖殿,甚至由國庫支付費用,這不是單純的仁慈,而是一種深諳統治成本的政治計算.與其消滅地方信仰引發持續反抗,不如將其收編進帝國秩序之中,換取長治久安.亞歷山大大帝在聖殿祭司面前俯伏,同樣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投資.到了希律王時期,這種"堆疊治理"達到頂峰.他一方面是羅馬人的盟友,一方面又把聖殿擴建成連羅馬史家都讚嘆的東方奇觀,用建築語言同時向兩種權威效忠.即使西元70年與西元135年羅馬軍隊兩度摧毀城市,把它更名為埃利亞.卡比托利納,在聖殿廢墟上蓋起羅馬神廟,這種"在廢墟上覆蓋新層"的暴力行為,卻也意外地把城市的空間座標永久保存下來,等待著日後被重新挖掘,重新賦予意義.這裡浮現出一個貫穿全書的因果邏輯,耶路撒冷的每一次毀滅,都不是終結,而是為下一層文明疊加提供了物理與象徵上的地基.創傷本身.弔詭地成為了延續的條件.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Imperial Gateway: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白根晴治)

                          最近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抓耙子".除了揭露名單中人物年齡的接近性,令我憶起校園生活周遭是否真有這類角色外,個人關注的焦點,就是關於政治立場選擇轉變的"個體能動性"."抓耙子"所以吸睛,是因為他們原都是某政治信仰下,被派去監視敵人的潛伏者,如今,竟然在敵對陣營裡吃香喝辣一路升官,還回過頭倒打老上線.所謂的"個體能動性"就是指排除強制外的個人主觀意願與行為.成為"抓耙子"純粹基於金錢?還是有深度信仰?抑或其他各種理由?或全然被迫?這使我想起了過去曾經在查資料時,發現了一位經歷特殊,引發我好奇的人物.

                        這個人物的維基百科裡是這樣寫的:"1895年,日軍登陸南下,投筆從戎,於埤角火車站,塔寮坑襲擊日軍","23歲時派任桃園廳樹林區區長及台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庄長達33年,樹林信用組合長及畜產組合長25年.台灣畜產協會理事長10年,桃園水利組合評議員8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0年,台灣新民報社顧問11年 ".正當我質疑為什麼一個抗日者能立刻轉到日方旗下成為統治協力時,另一段敘述更有趣了."1945年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1946年4月15日,經臺北縣參議會選舉選任為首屆臺灣省參議員".此人在228事件時,被闖入家中的士兵打了一耳光,並被迫辭去參議員職務.但是"1950年起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接任聯合國文教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禮俗委員會委員,省政府顧問等職".此人於1956年善終,生平歷經三個不同統治集團皆屹立不倒.這樣的政治立場角色轉換,單靠被迫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大量的"個體能動性"驅使.

                       但哪些理由促使人們成為"抓耙子"?又哪些理由創造立場移動的反水?都是有趣的探究.不過,這種政治立場的游移現象,並不僅限於這次"抓耙子"事件,也發生在先前某半導體商人網紅在統獨立場上的瞬間轉變中.可以說,"立場更換與再更換"更像是一種常見的歷史動態,比如我憶起的這位人物,又比如我們這次讀的這本"帝國之門",就是在談這個現象各種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展現,以及立場變換涉及的"個體能動性".對我來說,從個體能動性的觀點來看,這本書寫得相當不錯.

                        白根晴治的"帝國之門",主要在分析台灣在1895至1945年間如何作為日本向南擴張的關鍵門戶,同時解析"海外台灣人"與"台籍軍屬"人員在南向擴張時,所扮演的諸多作用,角色,意圖,與展現推動他們加入的"個體能動性".當時的海外台灣籍民在廈門的峰值約為2萬多人,在東南亞約3000多人,而二戰期間直接由台灣動員參與軍事任務的人數則高達20萬人以上.本書描寫在日殖時期的南進進程中,台灣人在開墾,貿易,醫療與軍事支援上的參與程度不容小覷.然而,當我們看待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種種不人道罪惡時,該如何評價其中身為"協力者"的台灣人?這正是本書的核心:揭示"台灣籍民"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這些具備日本國籍的海外台灣人或是歸化的中國人,在法律保障下如何協助日本滲透"華南"市場,以及他們在二戰期間"軍事動員",通譯及醫療服務中的多元參與,展現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階層中的複雜處境與能動性,強調台灣不僅是帝國的邊陲實驗場,更是主動形塑日本"南進政策"的歷史動力中心.既然台灣人在侵略過程中展現出高度的主動參與,便自然衍生出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