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HISTORY OF JERUSALEM, Vincent Lemire & Christophe Gaultier)

                      這是一本漫畫,講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市史.它以城市東邊橄欖山上的一株四千歲橄欖樹為第一人稱視角主述.雖是漫畫,但個人以為基本的歷史概念還是要有,才不容易覺得讀來無趣缺乏共鳴.事實上這本雖是漫畫,也不比純文字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容易讀.

                      橄欖山頂,那棵佇立了四千年的古老橄欖樹"小奧莉",見證的不是一條由征服者接力書寫的直線歷史,而是一座城市不斷被重新覆蓋,不斷被重新閱讀的空間文本."漫畫耶路撒冷"給人最深的感受,是意識到我們對這座城市提出的問題本身可能就錯了.我們習慣探討"耶路撒冷誰屬?",彷彿主權是一塊可以被單一方完整持有的產權證書.但作者Lemire透過橄欖樹之眼要指出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耶路撒冷究竟是"如何"被層層書寫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這個提問方式的轉換,決定了整本書,乃至於我讀完之後所形成的世界觀,不再以"誰在當下統治"作為評價歷史的座標,而是以"每一層統治者留下了什麼,又如何與前人的遺產彼此纏繞"作為理解這座城市的方法.

                      這種纏繞從建城之初就已經展開,而且弔詭的是,它從開始就否定了"純粹起源"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大衛王在西元前一千年選擇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看中的正是它"像白紙一樣沒有過去",可以用來聯結以色列各支派而不偏袒任何一個既有的部族中心.但考古證據卻無情的拆穿了這張白紙的假象.所羅門王興建第一聖殿時,建築的地基工法與裝飾風格,深受迦南,埃及與腓尼基文化影響.希西家王時期的陶土印章上,埃及的太陽神符號與代表生命的"安卡"赫然並存.換句話說,耶路撒冷從來沒有一個"未被污染"的純粹起點,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文化混血的產物.這一點對後世所有訴諸"歷史優先權","我們才是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的政治動員,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反諷,如果連最初的聖殿都已經是多元文明碰撞下的混合物.那麼任何宣稱自己代表某種未經稀釋的"純正歷史"的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所謂"起源"的神聖性,往往是後來的政治敘事回頭建構出來的,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所支持的.

                       進入帝國治理的漫長世紀,這種混合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技術.波斯王居魯士二世允許猶太人返鄉重建聖殿,甚至由國庫支付費用,這不是單純的仁慈,而是一種深諳統治成本的政治計算.與其消滅地方信仰引發持續反抗,不如將其收編進帝國秩序之中,換取長治久安.亞歷山大大帝在聖殿祭司面前俯伏,同樣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投資.到了希律王時期,這種"堆疊治理"達到頂峰.他一方面是羅馬人的盟友,一方面又把聖殿擴建成連羅馬史家都讚嘆的東方奇觀,用建築語言同時向兩種權威效忠.即使西元70年與西元135年羅馬軍隊兩度摧毀城市,把它更名為埃利亞.卡比托利納,在聖殿廢墟上蓋起羅馬神廟,這種"在廢墟上覆蓋新層"的暴力行為,卻也意外地把城市的空間座標永久保存下來,等待著日後被重新挖掘,重新賦予意義.這裡浮現出一個貫穿全書的因果邏輯,耶路撒冷的每一次毀滅,都不是終結,而是為下一層文明疊加提供了物理與象徵上的地基.創傷本身.弔詭地成為了延續的條件.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Imperial Gateway: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白根晴治)

                          最近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抓耙子".除了揭露名單中人物年齡的接近性,令我憶起校園生活周遭是否真有這類角色外,個人關注的焦點,就是關於政治立場選擇轉變的"個體能動性"."抓耙子"所以吸睛,是因為他們原都是某政治信仰下,被派去監視敵人的潛伏者,如今,竟然在敵對陣營裡吃香喝辣一路升官,還回過頭倒打老上線.所謂的"個體能動性"就是指排除強制外的個人主觀意願與行為.成為"抓耙子"純粹基於金錢?還是有深度信仰?抑或其他各種理由?或全然被迫?這使我想起了過去曾經在查資料時,發現了一位經歷特殊,引發我好奇的人物.

                        這個人物的維基百科裡是這樣寫的:"1895年,日軍登陸南下,投筆從戎,於埤角火車站,塔寮坑襲擊日軍","23歲時派任桃園廳樹林區區長及台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庄長達33年,樹林信用組合長及畜產組合長25年.台灣畜產協會理事長10年,桃園水利組合評議員8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0年,台灣新民報社顧問11年 ".正當我質疑為什麼一個抗日者能立刻轉到日方旗下成為統治協力時,另一段敘述更有趣了."1945年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1946年4月15日,經臺北縣參議會選舉選任為首屆臺灣省參議員".此人在228事件時,被闖入家中的士兵打了一耳光,並被迫辭去參議員職務.但是"1950年起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接任聯合國文教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禮俗委員會委員,省政府顧問等職".此人於1956年善終,生平歷經三個不同統治集團皆屹立不倒.這樣的政治立場角色轉換,單靠被迫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大量的"個體能動性"驅使.

                       但哪些理由促使人們成為"抓耙子"?又哪些理由創造立場移動的反水?都是有趣的探究.不過,這種政治立場的游移現象,並不僅限於這次"抓耙子"事件,也發生在先前某半導體商人網紅在統獨立場上的瞬間轉變中.可以說,"立場更換與再更換"更像是一種常見的歷史動態,比如我憶起的這位人物,又比如我們這次讀的這本"帝國之門",就是在談這個現象各種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展現,以及立場變換涉及的"個體能動性".對我來說,從個體能動性的觀點來看,這本書寫得相當不錯.

                        白根晴治的"帝國之門",主要在分析台灣在1895至1945年間如何作為日本向南擴張的關鍵門戶,同時解析"海外台灣人"與"台籍軍屬"人員在南向擴張時,所扮演的諸多作用,角色,意圖,與展現推動他們加入的"個體能動性".當時的海外台灣籍民在廈門的峰值約為2萬多人,在東南亞約3000多人,而二戰期間直接由台灣動員參與軍事任務的人數則高達20萬人以上.本書描寫在日殖時期的南進進程中,台灣人在開墾,貿易,醫療與軍事支援上的參與程度不容小覷.然而,當我們看待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種種不人道罪惡時,該如何評價其中身為"協力者"的台灣人?這正是本書的核心:揭示"台灣籍民"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這些具備日本國籍的海外台灣人或是歸化的中國人,在法律保障下如何協助日本滲透"華南"市場,以及他們在二戰期間"軍事動員",通譯及醫療服務中的多元參與,展現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階層中的複雜處境與能動性,強調台灣不僅是帝國的邊陲實驗場,更是主動形塑日本"南進政策"的歷史動力中心.既然台灣人在侵略過程中展現出高度的主動參與,便自然衍生出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

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

 

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 馮哲芸 Emily Feng)

                         本來都沒要讀這本,市面上批判習近平與共產黨主題的書可多了,有邏輯的,沒道理的,都混在一起,禁也禁不完,這也不過增加一本而已.何況,想看禁書的人,即使沒有實體書,會翻牆一樣可以在"z-library","安娜的檔案"找到標的,又要如何禁?難不成連暗網也一起封?倒不如回去看看歷史,以前江南據說是因為寫了"蔣經國傳"被殺害了,但今天還有誰閱讀那本書? 若非當年那場暗殺引發好奇,這本書放到今天也不過是眾多同類傳記中的一本罷了.

                        回到書本身,雖然禁不禁都改變不了它會被讀到的事實,但就內容而言,沒太多新東西,大半內容在其他的地方都看過,特點在於書中人物皆由作者親自採訪而來,而非二手側寫或彙整他人資料.個人以為作者的寫作意圖很好,對岸可能也只是看到書名標題就發瘋,敏感過度.實際上這本書的批判範圍恐怕連本地統治政策都被掃射進去,只是可能沒人發覺,在作者語法溫和,克制的內容中,要發現這點並不容易,明顯避開本地強烈中國人認同個體的聲音,沒有半個相關受訪者,但摘錄統治集團協力者荒誕的自洽,巧妙的將質疑鑲嵌在敘事之中.書籍探討了在當代中國日益緊縮的政治環境下,不同地方的"中國人"面臨的身分困境與社會變遷.作者透過長年採訪,對象包括人權律師,企業家家庭,被拐賣婦女的親屬,單車竊賊,"逃港又港逃"的兩代家庭成員,幾位被台灣拒絕的尋求政治庇護者,當然還有禁書出版業者.書中揭示中共如何重新定義"中國人"的身分標準,要求政治上的絕對忠誠並壓制多元性,呈現了平凡百姓在威權體制下堅守人性,尋求自我認同,與他們面對的種種困境.

                        "唯紅花綻放"這句話是對習近平時代中國認同政策的一個核心隱喻,象徵著"國家權力"對"中國人"身分定義的極度收緊與單一化.這個說法是套用毛澤東時代著名的口號"百花齊放".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中國社會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空間,允許律師,記者,社運人士與企業家探索多元的未來.然而,在習近平主政下,這種原本象徵蓬勃發展,千姿百態的"百卉千葩"被視為一種隱患.國家不再容許花園裡有各種顏色的花,而是"只想要紅色的花",其餘綠的,藍的,白的,只要不是紅的,統統都會被拔掉."唯紅花綻放"象徵著官方重新定義了"理想中國公民"的樣貌,根據書中描述,這個標準日益狹隘,必須具備以下這些特徵,中國公民"必須是漢族",而非其他 55 個少數民族的獨特認同,儘管名義上承認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型態,民族身份,但實際上,透過將"漢族"定義融入"現代化公民"角色來同化其他少數族裔,比如官方教育甚至私人補教一律必須使用普通話,而非地方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現代化文明化是最好的藉口與手段,而最終極的標準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絕對忠誠.這種認同觀將中國原本複雜的集合體塑造成單一同質的群體,這在不同族群的遭遇中展現了象徵意義.在新疆與內蒙古,原本的維吾爾文化,伊斯蘭信仰或蒙古語教學被視為需要"轉化"或"整治"的對象,以推行以漢族文化為基礎的"中國化",回族穆斯林的清真寺被拆除阿拉伯式圓頂,改建為中式宮殿屋頂,象徵建築與信仰都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中國樣貌".透過"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原本追求自由,民主與法治的香港身分認同被壓制,轉而強調"愛國者治港"與對黨的全面愛戴.作者認為這種對"紅花"的執著,背後是對政權潰敗的根深柢固恐懼,是以蘇聯共產黨的下場為警戒,她認為習近平擔心若沒有統一的國族認同,中國會步上蘇聯分裂的後塵.因此,國家壟斷了關於"中國"的敘事,將所有不符合官方色彩的異議,宗教熱忱或民族意識視為必須根除的"意識形態疾病".

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Jack Watling)

                         今年國內的漢光演習將進行一項過去從未演練過的科目"斷網".別說大多數民間人士對此不解,恐怕就連我國軍方人士都還沒想好施行這項科目的目的與細節.事實上,個人以為光是斷網還不夠,應該施行的是能源進口受阻後我方遭遇"斷電"的科目.從2020年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間的首場無人機戰爭,到2021起並延續至今的俄烏戰爭,胡塞武裝,伊朗反擊以色列,這些近年衝突呈現的樣貌,都與1991年的沙漠風暴,及本世紀開端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進軍的型態大不相同.你看不到坦克群對峙互轟大戰,也沒有集中的傳統火炮與飛機轟炸.有的只是毫無聲響的無人機遠征,與精準巡弋飛彈攻擊.不是大部隊集結出發,或是連排展開步兵衝鋒的傳統戰法.只有雙眼迷離,絕望仰望著頭頂那即將送他最後一程無人機的個別單兵,因為戰爭型態已經從"機械化"走向"資訊化",'集中火力"讓位給"精準打擊","大部隊"組成"碎片化","郊野對抗"轉為"城市攻防".所以我才認為何不同時嘗試斷電,因為"電"就是資訊,就是無人機,就是AI算力,就是感測器,就是通訊,就是網路,沒有足夠電力,資訊戰將面臨考驗,沒有電,所有的資訊武器將淪為無用,電就是資訊戰之母.對現代城市來說,停電意味著會接著停水.數日無水無電,馬桶累積屎尿臭不可聞,民生衛生體系癱瘓的極限困境,才能讓社會真正體會戰爭的殘酷.相比之下,僅演練"斷網30分鐘",對模擬真實戰場衝擊的意義實在極為有限.

                         當然,斷電建議純屬杞人憂天,畢竟我國國防戰爭觀還停留在上世紀,重視坦克裝甲,與大口徑火炮火力的時代,步兵還在練習90年代前形成的野戰教案,以本地丘陵地形為主導的連排班攻擊,防禦,以及某些人依然迷戀的單兵刺槍術.而不是現代城鎮戰要求部隊碎片化結構,單兵人人能操控無人機,肩射飛彈.在未來戰爭的觀念中,已經不再把無人機視作純粹飛機,而是將它當作彈藥看待.

                        正因我國建軍思維與演練科目仍常陷於舊時代的窠臼,英國軍事學者 Jack Watling 在其著作"The Arms of the Future",書名中文直譯為"未來武器：21世紀的技術與近戰"中所提出的警訊與轉型藍圖,便顯得格外具備批判性與參考價值.作者 Jack Watling 是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陸戰高級研究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r Land Warfare),在過去幾年中與英國軍方在部隊現代化方面有密切合作,並廣泛參與了多國軍隊的演習與實戰觀察,包括在烏克蘭觀察對抗俄軍的行動.Watling 透過這本書,試圖為包括英國在內的現代軍隊提供一個"可實現的路徑",讓軍隊能從二戰以來的機械化模式,轉型為能適應2030–2050年戰場環境的資訊化部隊.並建議現在的決策高層應該逐漸拋棄以M1A2,豹2這類坦克防護火砲為主的陸上作戰,建軍思維.

                       Watling開頭便強調21世紀的戰爭已經從"機械化"向"資訊化"轉向,他提出了有關戰爭型態轉變的五種面向與變革來說明.而第一項的轉變是感測器(sensors)的精進,主要是因為隨著感測器與機器學習技術的飛躍,傳統以"重裝甲"和"大規模集結"為基礎的作戰模式,在"透明戰場"中已變得極其脆弱,軍隊必須轉向以特徵管理,分散生存與資訊博弈為核心的新型戰爭形態.這場現代戰爭革新的條鏈條的起點,是感測器技術的突破,各種新型的雷達,紅外線,聲波測量功能的精進已經摧毀了過去戰爭強調的"行動驚喜"的可能性,也就是靠著所謂的無聲突襲已經越發不可行.Watling以自己親歷的一場軍演說明,在一輛2K12"Kub"防空飛彈車的1S91雷達操作台前,作業員鎖定了一架無人機,耗時九秒完成鎖定,但真相是,這其實是兩架無人機間完美錯位飛行,Kub系統三組感測器分別由不同操作員負責,彼此不知情,資訊不能聯通,竟在目標切換的瞬間鎖定到錯的對象,鎖定的是剛剛才降落的另一架機體,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 "人類判讀的限制".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並非擁有再多感測器與無人機,而系統彼此無法即時融合資訊,仍仰賴人工判讀,就依然可能在關鍵瞬間鎖錯目標.換言之,真正決定是否邁入資訊化戰爭的關鍵,不是無人機或感測器的數量,而是這些系統能否被整合成一套即時共享的判讀網路.作者緊接著對比的另一個案例,在美式足球NFL賽事安檢中,一套結合聲學陣列,電子戰分光計與電光感測器的實驗系統,它能在現場數萬人嘈雜背景中做到100%準確辨識入侵現場直播偷拍的無人機,甚至能正確分類從未見過的機型,說明了機器學習如何讓"需要多少訊號量才能被鎖定"這個門檻降低了好幾個數量級.感測器的靈敏度提升,使得過去認識的戰場空間已經變得很難隱藏東西,加上AI輔助,辨識所需的"特徵量"本身被壓縮到近乎於零,在這種精準火力"看見即摧毀"的前提下,傳統以隱蔽,機動,突襲為基礎的戰術邏輯,對大規模集結的部隊而言已幾乎失效.

The Scaling Curve: Dario Amodei, Anthropic, and the Race to Build and Survive Superintelligence

 

The Scaling Curve: Dario Amodei, Anthropic, and the Race to Build and Survive Superintelligence(Claude St. John)

                      "The Scaling Curve"是年初的新書,個人是基於集郵心態讀的.已經讀過ChatGPT的Sam Altman,Gemini的Demis Hassabis,當然就要順便把Anthropic的執行長,與Claude所屬企業狀態了解一下.作為一家2020才初創的AI公司,以時間看,創造如今的營收與獲利規模,與影響力的速度應該都是企業史上空前的,這本身就值得探究."The Scaling Curve"說的就是Dario Amodei與Anthropic經營相關的內容.精確來說這是一本用企業傳記的形式,包裝一套關於"AI 該如何被建造"的哲學論證的書.作者選擇的每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是為了單純記錄發生了什麼,而是為了鋪陳"Amodei/Anthropic 的世界觀是怎麼形成的".企業史是敘事引擎,哲學與理念才是作者真正想傳達的內容.這本書的側重點顯然不在於商業機制的運作,而是精準重現了思想脈絡.

                       Dario Amodei 1983 年生於舊金山教會區,父親Riccardo是來自義大利厄爾巴島的皮革工匠,母親 Elena 是猶太裔的圖書館建設專案經理.書中特別強調,他拿的不是典型的矽谷創辦人成長劇本,既沒有車庫,也沒有童年創業,Amodei從被數學和物理吸引,因為這些領域"有客觀答案",不像音樂,戲劇,那類好不好聽,好看,的主觀爭論.這種對"客觀答案"的偏好,是全書用來解釋他日後性格的起手式.在史丹佛修讀物理學位時,讀到 Ray Kurzweil 的"The Singularity Is Near"(奇點臨近),他雖然認為 Kurzweil有些地方講得相當瘋狂,但被"運算力呈指數成長,終將產生超越人類的智能"這個核心論點說服.這個信念讓他放棄原先就讀理論物理的既定路線,轉向普林斯頓攻讀計算神經科學,理由是如果 AI 即將出現,最值得研究的就是現存最接近人工智能的東西: 人腦.而來自"奇點臨近"中提出關於人工智慧指數成長的概念也正是本書取書名為"The Scaling Curve"的發軔.

                        與這個指數成長有關的實際經歷,是Amodei的父親後來罹病,並在2006 年時過世,隨後不到4年的時間裡,醫學突破讓同樣的疾病從致死率五成降到治癒率九成五.這段差幾年就能救回父親的經歷,激發了Amodei思想上的激進化.他開始建立起這樣的觀點:人們理解世界不足會創造很多遺憾,速度本身就是道德變數,每一年遲來的治療方法,都等於一年不必要的死亡.如果人類關於生物醫療的知識能理解能發展的更快速,說不定自己的父親當年就能有救, 如何提高人類對未知領域的認知增速.成了他終身核心關懷的命題.真正的轉捩點發生在 他2014 年進入百度矽谷 AI 實驗室.這裡由吳恩達主持,原本做語音辨識研究時,他只是單純調整神經網路的層數,訓練時長,資料量這些"旋鈕",卻意外發現一個極其穩定的規律:模型越大,資料越多,算力越多,語音辨識的效果就越好,而且是平滑,可預測的成長曲線,不是忽高忽低.這個發現後來被稱為"規模化假說"(scaling hypothesis),也就是關於AI模型的"規模",只要用的數據,資料,算力越大,規模越高,能力將會越強,這是Amodei確認他有關AI知識的一個明確認識時刻,從此致力於向此發展.與此同時,他也注意到模型一旦面對訓練分佈外的情境,例如美式口音模型聽英式口音,會"徹底崩潰",這個脆弱性的觀察,被定調為他日後同時重視"能力"與"安全"這兩件事的最初起點,越大規模的AI模型,能力固然越強,但一旦出錯,它的代價與風險將是無法估計的. 這一發現深刻驗證了 AI 歷史上著名的"苦澀的教訓"(The Bitter Lesson): 人類試圖注入模型的先驗規則,在絕對的規模與算力面前往往不堪一擊.這進一步堅定了 Amodei 走向純粹規模化路線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