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

 

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How Fascism Works: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 Jason Stanley)

                       今年AI Agent的興起,對個人來說是正面挹注的工具,但對社會來說卻可能有利有弊.壞處上能首先想到就是用Agent去主控幾千,甚至幾萬個帳號在各類社群媒體留言,分享,再利用生成AI的文字,圖片,影片搭配.雖說自動化網軍並非現在才出現,但 AI Agent 創造的高效率,偽裝性與情緒煽動,無疑讓社群媒體更容易陷入極端對立.這些技術的演進,恰好為極端政治人物提供了最完美的政治操弄土壤, 透過激化對立來鞏固,召回自身的基本盤支持者.這種現代科技對"我們"與"他們"的撕裂,正好印證了Jason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所提出的核心警示.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觀察:"民族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領袖會藉由動員群體的受害者意識,去塑造一種本質上與自由民主的世界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群體認同.這種群體認同可以建立在不同基礎之上,無論是膚色,宗教,傳統,族裔來源,但它始終是藉由塑造一個被視為"他者"的對象來界定自身.法西斯民族主義創造出一個危險的"他們",而這象徵著"他們"需要被警惕,對抗甚至控制,以恢復群體的尊嚴".這段話不僅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運作引擎,更點出了它為何在當代社會依然具備如此強大的誘惑力.Stanley本人的專長是語言哲學與知識論,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寫作這本書的目標,是期望抽取出一套可以跨國界,跨時代辨識法西斯政治語言操作模式的分析工具.作者刻意讓每一章讀起來像是在描述一種"症候群",而把診斷特定病人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完成.這種寫作策略有其聰明之處,利用十個關鍵字,包括神話過去,宣傳,反智,非現實,階層,受害者意識,法律與秩序,性焦慮,鄉村與城市,勞動,搭建起一套分析架構.法西斯主義並非歷史的陳跡,而是一套持續演化的政治技術,它擅長在民主的土壤中植入恐懼的種子,最終以民主之名摧毀民主.

                        法西斯主義的誘惑首先源於對"根源"與"秩序"的渴望.在一個劇烈變動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化時代,法西斯政治領袖會率先拋棄真實且複雜的歷史,轉而建構一個"神話過去".這個過去被描繪成一個純淨無瑕,充滿國族光輝的時代,通常以極端的父權家庭觀念為核心,強調男性的英勇戰鬥力與女性的生育天職.墨索里尼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神話不需要是真實的,只要它能轉化為激發群眾激情的現實,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這個神話的目的".這種敘事的作用在於提供一種強烈的歸屬感,並將當前的困境,比如經濟衰退或文化變遷歸咎於外來者,自由主義菁英或全球化的侵蝕.

                         這種對過去的迷戀,本質上是為了正當化一套"階層秩序".法西斯主義主張大自然本身就存在一套由權力與支配構成的法則,這與自由民主所強調的人性尊嚴與平等原則背道而馳.法西斯認為某些群體天生具備統治他者的權利,而任何試圖抹平這些"自然差異"的努力,如平權政策或社會正義運動,都被視為是對自然法則的褻瀆.當代的法西斯政治領袖透過"種族科學"的偽裝,將這種不平等重新包裝成基因或智力的差異,藉此賦予支持者一種"身為優選民族"的虛假尊嚴感.這種階層政治之所以誘人,是因為它精準地捕捉了主流群體在權力重新分配過程中所產生的"失落感"與"焦慮".當原本享有特權的族群發現必須與他者共享資源與尊嚴時,他們會產生一種被壓迫的錯覺.法西斯主義政治將這種失去優越地位的痛苦轉化為"受害者意識".讓支持者相信他們正在經歷一場"文化滅絕",唯有重建權威與階層,才能恢復民族的尊嚴.在這種邏輯下,對他者的壓迫被美化為一種防衛性的自保,這正是法西斯主義最陰險的心理防禦機制.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HISTORY OF JERUSALEM, Vincent Lemire & Christophe Gaultier)

                      這是一本漫畫,講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市史.它以城市東邊橄欖山上的一株四千歲橄欖樹為第一人稱視角主述.雖是漫畫,但個人以為基本的歷史概念還是要有,才不容易覺得讀來無趣缺乏共鳴.事實上這本雖是漫畫,也不比純文字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容易讀.

                      橄欖山頂,那棵佇立了四千年的古老橄欖樹"小奧莉",見證的不是一條由征服者接力書寫的直線歷史,而是一座城市不斷被重新覆蓋,不斷被重新閱讀的空間文本."漫畫耶路撒冷"給人最深的感受,是意識到我們對這座城市提出的問題本身可能就錯了.我們習慣探討"耶路撒冷誰屬?",彷彿主權是一塊可以被單一方完整持有的產權證書.但作者Lemire透過橄欖樹之眼要指出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耶路撒冷究竟是"如何"被層層書寫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這個提問方式的轉換,決定了整本書,乃至於我讀完之後所形成的世界觀,不再以"誰在當下統治"作為評價歷史的座標,而是以"每一層統治者留下了什麼,又如何與前人的遺產彼此纏繞"作為理解這座城市的方法.

                      這種纏繞從建城之初就已經展開,而且弔詭的是,它從開始就否定了"純粹起源"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大衛王在西元前一千年選擇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看中的正是它"像白紙一樣沒有過去",可以用來聯結以色列各支派而不偏袒任何一個既有的部族中心.但考古證據卻無情的拆穿了這張白紙的假象.所羅門王興建第一聖殿時,建築的地基工法與裝飾風格,深受迦南,埃及與腓尼基文化影響.希西家王時期的陶土印章上,埃及的太陽神符號與代表生命的"安卡"赫然並存.換句話說,耶路撒冷從來沒有一個"未被污染"的純粹起點,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文化混血的產物.這一點對後世所有訴諸"歷史優先權","我們才是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的政治動員,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反諷,如果連最初的聖殿都已經是多元文明碰撞下的混合物.那麼任何宣稱自己代表某種未經稀釋的"純正歷史"的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所謂"起源"的神聖性,往往是後來的政治敘事回頭建構出來的,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所支持的.

                       進入帝國治理的漫長世紀,這種混合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技術.波斯王居魯士二世允許猶太人返鄉重建聖殿,甚至由國庫支付費用,這不是單純的仁慈,而是一種深諳統治成本的政治計算.與其消滅地方信仰引發持續反抗,不如將其收編進帝國秩序之中,換取長治久安.亞歷山大大帝在聖殿祭司面前俯伏,同樣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投資.到了希律王時期,這種"堆疊治理"達到頂峰.他一方面是羅馬人的盟友,一方面又把聖殿擴建成連羅馬史家都讚嘆的東方奇觀,用建築語言同時向兩種權威效忠.即使西元70年與西元135年羅馬軍隊兩度摧毀城市,把它更名為埃利亞.卡比托利納,在聖殿廢墟上蓋起羅馬神廟,這種"在廢墟上覆蓋新層"的暴力行為,卻也意外地把城市的空間座標永久保存下來,等待著日後被重新挖掘,重新賦予意義.這裡浮現出一個貫穿全書的因果邏輯,耶路撒冷的每一次毀滅,都不是終結,而是為下一層文明疊加提供了物理與象徵上的地基.創傷本身.弔詭地成為了延續的條件.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Imperial Gateway: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白根晴治)

                          最近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抓耙子".除了揭露名單中人物年齡的接近性,令我憶起校園生活周遭是否真有這類角色外,個人關注的焦點,就是關於政治立場選擇轉變的"個體能動性"."抓耙子"所以吸睛,是因為他們原都是某政治信仰下,被派去監視敵人的潛伏者,如今,竟然在敵對陣營裡吃香喝辣一路升官,還回過頭倒打老上線.所謂的"個體能動性"就是指排除強制外的個人主觀意願與行為.成為"抓耙子"純粹基於金錢?還是有深度信仰?抑或其他各種理由?或全然被迫?這使我想起了過去曾經在查資料時,發現了一位經歷特殊,引發我好奇的人物.

                        這個人物的維基百科裡是這樣寫的:"1895年,日軍登陸南下,投筆從戎,於埤角火車站,塔寮坑襲擊日軍","23歲時派任桃園廳樹林區區長及台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庄長達33年,樹林信用組合長及畜產組合長25年.台灣畜產協會理事長10年,桃園水利組合評議員8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0年,台灣新民報社顧問11年 ".正當我質疑為什麼一個抗日者能立刻轉到日方旗下成為統治協力時,另一段敘述更有趣了."1945年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1946年4月15日,經臺北縣參議會選舉選任為首屆臺灣省參議員".此人在228事件時,被闖入家中的士兵打了一耳光,並被迫辭去參議員職務.但是"1950年起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接任聯合國文教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禮俗委員會委員,省政府顧問等職".此人於1956年善終,生平歷經三個不同統治集團皆屹立不倒.這樣的政治立場角色轉換,單靠被迫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大量的"個體能動性"驅使.

                       但哪些理由促使人們成為"抓耙子"?又哪些理由創造立場移動的反水?都是有趣的探究.不過,這種政治立場的游移現象,並不僅限於這次"抓耙子"事件,也發生在先前某半導體商人網紅在統獨立場上的瞬間轉變中.可以說,"立場更換與再更換"更像是一種常見的歷史動態,比如我憶起的這位人物,又比如我們這次讀的這本"帝國之門",就是在談這個現象各種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展現,以及立場變換涉及的"個體能動性".對我來說,從個體能動性的觀點來看,這本書寫得相當不錯.

                        白根晴治的"帝國之門",主要在分析台灣在1895至1945年間如何作為日本向南擴張的關鍵門戶,同時解析"海外台灣人"與"台籍軍屬"人員在南向擴張時,所扮演的諸多作用,角色,意圖,與展現推動他們加入的"個體能動性".當時的海外台灣籍民在廈門的峰值約為2萬多人,在東南亞約3000多人,而二戰期間直接由台灣動員參與軍事任務的人數則高達20萬人以上.本書描寫在日殖時期的南進進程中,台灣人在開墾,貿易,醫療與軍事支援上的參與程度不容小覷.然而,當我們看待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種種不人道罪惡時,該如何評價其中身為"協力者"的台灣人?這正是本書的核心:揭示"台灣籍民"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這些具備日本國籍的海外台灣人或是歸化的中國人,在法律保障下如何協助日本滲透"華南"市場,以及他們在二戰期間"軍事動員",通譯及醫療服務中的多元參與,展現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階層中的複雜處境與能動性,強調台灣不僅是帝國的邊陲實驗場,更是主動形塑日本"南進政策"的歷史動力中心.既然台灣人在侵略過程中展現出高度的主動參與,便自然衍生出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

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

 

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 馮哲芸 Emily Feng)

                         本來都沒要讀這本,市面上批判習近平與共產黨主題的書可多了,有邏輯的,沒道理的,都混在一起,禁也禁不完,這也不過增加一本而已.何況,想看禁書的人,即使沒有實體書,會翻牆一樣可以在"z-library","安娜的檔案"找到標的,又要如何禁?難不成連暗網也一起封?倒不如回去看看歷史,以前江南據說是因為寫了"蔣經國傳"被殺害了,但今天還有誰閱讀那本書? 若非當年那場暗殺引發好奇,這本書放到今天也不過是眾多同類傳記中的一本罷了.

                        回到書本身,雖然禁不禁都改變不了它會被讀到的事實,但就內容而言,沒太多新東西,大半內容在其他的地方都看過,特點在於書中人物皆由作者親自採訪而來,而非二手側寫或彙整他人資料.個人以為作者的寫作意圖很好,對岸可能也只是看到書名標題就發瘋,敏感過度.實際上這本書的批判範圍恐怕連本地統治政策都被掃射進去,只是可能沒人發覺,在作者語法溫和,克制的內容中,要發現這點並不容易,明顯避開本地強烈中國人認同個體的聲音,沒有半個相關受訪者,但摘錄統治集團協力者荒誕的自洽,巧妙的將質疑鑲嵌在敘事之中.書籍探討了在當代中國日益緊縮的政治環境下,不同地方的"中國人"面臨的身分困境與社會變遷.作者透過長年採訪,對象包括人權律師,企業家家庭,被拐賣婦女的親屬,單車竊賊,"逃港又港逃"的兩代家庭成員,幾位被台灣拒絕的尋求政治庇護者,當然還有禁書出版業者.書中揭示中共如何重新定義"中國人"的身分標準,要求政治上的絕對忠誠並壓制多元性,呈現了平凡百姓在威權體制下堅守人性,尋求自我認同,與他們面對的種種困境.

                        "唯紅花綻放"這句話是對習近平時代中國認同政策的一個核心隱喻,象徵著"國家權力"對"中國人"身分定義的極度收緊與單一化.這個說法是套用毛澤東時代著名的口號"百花齊放".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中國社會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空間,允許律師,記者,社運人士與企業家探索多元的未來.然而,在習近平主政下,這種原本象徵蓬勃發展,千姿百態的"百卉千葩"被視為一種隱患.國家不再容許花園裡有各種顏色的花,而是"只想要紅色的花",其餘綠的,藍的,白的,只要不是紅的,統統都會被拔掉."唯紅花綻放"象徵著官方重新定義了"理想中國公民"的樣貌,根據書中描述,這個標準日益狹隘,必須具備以下這些特徵,中國公民"必須是漢族",而非其他 55 個少數民族的獨特認同,儘管名義上承認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型態,民族身份,但實際上,透過將"漢族"定義融入"現代化公民"角色來同化其他少數族裔,比如官方教育甚至私人補教一律必須使用普通話,而非地方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現代化文明化是最好的藉口與手段,而最終極的標準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絕對忠誠.這種認同觀將中國原本複雜的集合體塑造成單一同質的群體,這在不同族群的遭遇中展現了象徵意義.在新疆與內蒙古,原本的維吾爾文化,伊斯蘭信仰或蒙古語教學被視為需要"轉化"或"整治"的對象,以推行以漢族文化為基礎的"中國化",回族穆斯林的清真寺被拆除阿拉伯式圓頂,改建為中式宮殿屋頂,象徵建築與信仰都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中國樣貌".透過"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原本追求自由,民主與法治的香港身分認同被壓制,轉而強調"愛國者治港"與對黨的全面愛戴.作者認為這種對"紅花"的執著,背後是對政權潰敗的根深柢固恐懼,是以蘇聯共產黨的下場為警戒,她認為習近平擔心若沒有統一的國族認同,中國會步上蘇聯分裂的後塵.因此,國家壟斷了關於"中國"的敘事,將所有不符合官方色彩的異議,宗教熱忱或民族意識視為必須根除的"意識形態疾病".

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Jack Watling)

                         今年國內的漢光演習將進行一項過去從未演練過的科目"斷網".別說大多數民間人士對此不解,恐怕就連我國軍方人士都還沒想好施行這項科目的目的與細節.事實上,個人以為光是斷網還不夠,應該施行的是能源進口受阻後我方遭遇"斷電"的科目.從2020年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間的首場無人機戰爭,到2021起並延續至今的俄烏戰爭,胡塞武裝,伊朗反擊以色列,這些近年衝突呈現的樣貌,都與1991年的沙漠風暴,及本世紀開端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進軍的型態大不相同.你看不到坦克群對峙互轟大戰,也沒有集中的傳統火炮與飛機轟炸.有的只是毫無聲響的無人機遠征,與精準巡弋飛彈攻擊.不是大部隊集結出發,或是連排展開步兵衝鋒的傳統戰法.只有雙眼迷離,絕望仰望著頭頂那即將送他最後一程無人機的個別單兵,因為戰爭型態已經從"機械化"走向"資訊化",'集中火力"讓位給"精準打擊","大部隊"組成"碎片化","郊野對抗"轉為"城市攻防".所以我才認為何不同時嘗試斷電,因為"電"就是資訊,就是無人機,就是AI算力,就是感測器,就是通訊,就是網路,沒有足夠電力,資訊戰將面臨考驗,沒有電,所有的資訊武器將淪為無用,電就是資訊戰之母.對現代城市來說,停電意味著會接著停水.數日無水無電,馬桶累積屎尿臭不可聞,民生衛生體系癱瘓的極限困境,才能讓社會真正體會戰爭的殘酷.相比之下,僅演練"斷網30分鐘",對模擬真實戰場衝擊的意義實在極為有限.

                         當然,斷電建議純屬杞人憂天,畢竟我國國防戰爭觀還停留在上世紀,重視坦克裝甲,與大口徑火炮火力的時代,步兵還在練習90年代前形成的野戰教案,以本地丘陵地形為主導的連排班攻擊,防禦,以及某些人依然迷戀的單兵刺槍術.而不是現代城鎮戰要求部隊碎片化結構,單兵人人能操控無人機,肩射飛彈.在未來戰爭的觀念中,已經不再把無人機視作純粹飛機,而是將它當作彈藥看待.

                        正因我國建軍思維與演練科目仍常陷於舊時代的窠臼,英國軍事學者 Jack Watling 在其著作"The Arms of the Future",書名中文直譯為"未來武器：21世紀的技術與近戰"中所提出的警訊與轉型藍圖,便顯得格外具備批判性與參考價值.作者 Jack Watling 是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陸戰高級研究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r Land Warfare),在過去幾年中與英國軍方在部隊現代化方面有密切合作,並廣泛參與了多國軍隊的演習與實戰觀察,包括在烏克蘭觀察對抗俄軍的行動.Watling 透過這本書,試圖為包括英國在內的現代軍隊提供一個"可實現的路徑",讓軍隊能從二戰以來的機械化模式,轉型為能適應2030–2050年戰場環境的資訊化部隊.並建議現在的決策高層應該逐漸拋棄以M1A2,豹2這類坦克防護火砲為主的陸上作戰,建軍思維.

                       Watling開頭便強調21世紀的戰爭已經從"機械化"向"資訊化"轉向,他提出了有關戰爭型態轉變的五種面向與變革來說明.而第一項的轉變是感測器(sensors)的精進,主要是因為隨著感測器與機器學習技術的飛躍,傳統以"重裝甲"和"大規模集結"為基礎的作戰模式,在"透明戰場"中已變得極其脆弱,軍隊必須轉向以特徵管理,分散生存與資訊博弈為核心的新型戰爭形態.這場現代戰爭革新的條鏈條的起點,是感測器技術的突破,各種新型的雷達,紅外線,聲波測量功能的精進已經摧毀了過去戰爭強調的"行動驚喜"的可能性,也就是靠著所謂的無聲突襲已經越發不可行.Watling以自己親歷的一場軍演說明,在一輛2K12"Kub"防空飛彈車的1S91雷達操作台前,作業員鎖定了一架無人機,耗時九秒完成鎖定,但真相是,這其實是兩架無人機間完美錯位飛行,Kub系統三組感測器分別由不同操作員負責,彼此不知情,資訊不能聯通,竟在目標切換的瞬間鎖定到錯的對象,鎖定的是剛剛才降落的另一架機體,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 "人類判讀的限制".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並非擁有再多感測器與無人機,而系統彼此無法即時融合資訊,仍仰賴人工判讀,就依然可能在關鍵瞬間鎖錯目標.換言之,真正決定是否邁入資訊化戰爭的關鍵,不是無人機或感測器的數量,而是這些系統能否被整合成一套即時共享的判讀網路.作者緊接著對比的另一個案例,在美式足球NFL賽事安檢中,一套結合聲學陣列,電子戰分光計與電光感測器的實驗系統,它能在現場數萬人嘈雜背景中做到100%準確辨識入侵現場直播偷拍的無人機,甚至能正確分類從未見過的機型,說明了機器學習如何讓"需要多少訊號量才能被鎖定"這個門檻降低了好幾個數量級.感測器的靈敏度提升,使得過去認識的戰場空間已經變得很難隱藏東西,加上AI輔助,辨識所需的"特徵量"本身被壓縮到近乎於零,在這種精準火力"看見即摧毀"的前提下,傳統以隱蔽,機動,突襲為基礎的戰術邏輯,對大規模集結的部隊而言已幾乎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