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y Devils: The True Story of Three Rebel Gamblers Who Beat the Odds and Changed the Game

 

Lucky Devils: The True Story of Three Rebel Gamblers Who Beat the Odds and Changed the Game(Kit Chellel)

                          在多期連續無人中獎的情況下,2001年11月6日那天香港賽馬會公布當日3T項目頭獎彩池累積獎金將到達1億港幣,逼近馬會規定的上限,這引起港人注目,瘋狂下注.所謂的3T是指猜中特定連續三場比賽的前三名馬匹,若當期比賽無人猜中,頭獎獎金就會累積到下一期,當天的獎池正是多期無人猜中的狀態.當全香港人看到馬會公告"今期三T多寶高達6400萬"時,全城陷入瘋狂,跑馬地夜賽當天,無數市民湧入投注站,瘋狂撥打電話投注.單單是當天新湧入的"單日投注額",就高達數千萬港幣.新進場的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會直接按比例注入當天的彩池.比賽結束後,公布派獎,這次真的有人獨贏頭獎.

                         比起巨額彩池與獲獎,這次開獎在香港賽馬史上能濃重記上一筆的原因,在於始終沒有人出面來領取這筆頭獎,最終直到它過期,全部彩金被充作公益用途.人們一直以為會不會是買馬票的人不小心洗掉,或遺失了,被罵笨蛋,可惜之聲不絕於途,人人都惋惜這樣的結果.但是沒人領獎的真實情形是如何呢?在"Lucky Devils"這本書裡,它明確的說明,這個頭獎是中獎人表明自願放棄領獎捐助公益的,且香港馬會開獎之時,差不多便知道獎主的真實身份,只是他們一直秘而不宣.贏得此次頭獎的人是個專門遷居香港賭馬的美國人,他叫Bill Benter,他是名職業賭馬者.而放棄領獎的原因,我先用這本原文書的一段來說明:Publicity was known to be a hex. Once anadvantage is shared, it can be copied until it disappears. Alternatively, those losing out can raise hell until it’s banned. Nothing good came from being inthe limelight.They all respected the code, 這意思大概是說"曝光就像一種詛咒.一旦某種優勢被分享,它就會不斷複製,直到消失.或者,那些因此蒙受損失的人會大肆抗議,甚至主張禁止你的方法,直到你的優勢被取締為止,因此,成為焦點並沒有什麼好處".上面這段話,我以為是這本書最重要的核心觀點,同時也許是不少真正從事投機活動獲利者的個人信條,那就是"悶聲發大財".

直通莫斯科：德國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的局面如何造成

 

直通莫斯科：德國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的局面如何造成(Die Moskau-Connection: Das Schröder-Netzwerk und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Abhängigkeit, Reinhard Bingener  & Markus Wehner)

                       把"直通莫斯科"德文書名丟機器翻譯,得出的副標是"施洛德網路與德國的依賴路徑",我以為這個翻譯,恰好能提供中文書名副標作為答案.這裡的對俄羅斯能源仰賴,主要是指來自俄羅斯天然氣,不過德國的能源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政治問題,也不只天然氣受限.會出現這樣的書名與解答,是因爲兩位作者認為德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件事情上,受制於天然氣來源咽喉,與北溪二號問題,所以長期對俄羅斯採取過度和緩與容忍的態度,而對烏克蘭的支援又不夠,以至於一面陷入不符合西方大國政治與道德價值的現實利己自我設限,一方面這種容忍無異是在向俄羅斯暗示且示弱,結果就是讓俄羅斯能掐著德國,輕鬆拿捏德國在國際政治決策的可能路徑,最後使得俄羅斯能更加毫無顧忌的入侵擴張.而這樣的發展在兩位作者看起來是不可饒恕的,於是他們試圖找出犯下這些錯誤的原因,他們認答案就在於"施洛德網路",這個網路是由眾所周知極端親俄的德國前總理施洛德與他所屬社民黨高層所構築的政商人脈網路,與社民黨對俄羅斯長期採取的"緩和政策"構成.

                      "緩和政策"(Entspannungspolitik)在德國背景下常被視為與"東方政策"(Ostpolitik)相當,是德國社民黨(SPD)外交政策的基石與核心,最初由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與幕僚巴爾(Egon Bahr)於 1960 年代末期提出,目標是用來改善與蘇聯,東歐國家,主要是與東德之間的關係.1963年巴爾提出"以接觸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理念在於透過與蘇聯及東德的頻繁接觸,談判與妥協,逐步緩解冷戰的對峙僵局,進而促進對方的體制轉型,請注意這裡的"體制轉型".緩和政策的核心行動包括承認二戰後的既存邊界,並與蘇聯,波蘭,東德簽署一系列條約,如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與1972年的"兩德基礎條約",約定放棄使用武力,加強雙邊交流.不過布蘭特時期的緩和政策並不是單純的盲目妥協,而是建立在西方維持強盛軍力與嚇阻力的基礎上.

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

 

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林培瑞 Perry Link & 吳大志 Wu Dazhi)

                      "我沒有敵人"是劉曉波的傳記,詳盡記錄他從一位浪漫衝動的知識分子,蛻變為堅韌務實的民主行動者的生命歷程.因為反對一黨專政,提出"零八憲章",遭到中共政治關押,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求刑11年,後於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因肝癌病逝.

                       個人以為除了傳主的生命歷程值得閱讀外,他後來的政治思想理念轉變也隱隱與我個人閱讀經驗所思有所聯繫而更加看重本書.劉曉波在2000年代初的政治思想轉向,將改革重點從"由上而下"的菁英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民間維權,強調在日常生活細節中一點一滴積累自由.在他逐漸成形的自由主義概念裡,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即透過嘗試錯誤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畫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可以說他反對先驗主義,反對歷史決定論,反對激進的人為建構.個人以為這些論述雖然簡單,但大約與我平日所思契合.

London Falling: A Mysterious Death in a Gilded City and a Family's Search for Truth

 

London Falling: A Mysterious Death in a Gilded City and a Family's Search for Truth(Patrick Radden Keefe)

                       "London Falling"敘述2019年發生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的一起青年失蹤與落水死亡事件,受害者是一名19歲的猶太裔的青年Zac Brettler.事發當時在11月的深夜,位在河對岸英國情報機構MI6所在的監視攝影機恰好錄下了Brettler從河畔RiverWalk社區大樓跳出墜入河中的過程,因此這書名"London falling"大概由此而生,不過讀完之後,可以感受作者使用這個名詞作為書名有雙關語的意思.

                        這位Zac Brettler是個怎樣的人呢?他當時是19歲,求學過程經歷了多次挫折與轉折,他曾兩度申請學術聲望極高的私立學校"大學學院學校"(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UCS),但都因爲入學考試成績或面試表現不佳而遭到拒絕,UCS與Westminster(西敏公學) ,St.Paul's(聖保羅公學)齊名,入學競爭非常激烈,後來他在 2013 年進入Mill Hill 學校就讀,雖然這間學校學費高昂,但因為在當地的排名中被視為是申請UCS(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遭拒絕者的好去處,所以實際上還算在失敗中得以自我安慰,且Zac自打15歲起就在學校寄宿,有不錯的記憶力,即便不愛花時間學習也能維持及格成績,因此他依然自信的在17 歲時,試圖轉學到英國最頂尖的Harrow School,但卻再次被拒,這次拒絕對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最終他只好勉強到肯辛頓區的私立高中Ashbourne College,完成最後一年半的學業.

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

 

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Displaced Memory,Displaced People, 藍適齊)

                     "無處安放的記憶"這本書主要在書寫一件事,那就是"Recognition",書中在學術語境將"Recognition"翻成"肯認".不過這樣一來就更模糊了,別說對非母語的我們而言,Recognition這個單字不常見.事實上連究竟什麼是"肯認",或許中文比原文更難一眼看穿,它也不是常見的中文用詞.我有限的知識只能以最白話的方式,將"肯認"理解是"認可"的意思,帶有社會科學中"承認"的意涵,如果配合這本書的上下文則可以更進一步將"肯認"解釋為"承認存在","正式認可",或是"給予應有的重視與尊重"的意思.這本"無處安放的記憶"就是希望我國大眾與官方願意以公開的方式"肯認"一段歷史,藉由公開認可,承認這段歷史的存在,進而"肯認"在這段歷史中曾經出現的人,事,物,與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

                     這段歷史從小的地方說,就是"肯認"歷史上曾經存在一群台籍日本兵,軍屬,軍伕,他們曾遠赴它地參與二次大戰的作戰,稍微擴大來說,就是承認台籍日本兵在戰中曾經協助日軍攻擊,殺害虐待盟軍,與中華民國國軍的士兵,與東南亞地區各國人民,然後因為這樣的行為被審判,入獄,甚至處死的歷史事實,往更大的方向來說,就是承認當前的中華民國台灣主要是由兩群在1937到1945年的中日戰爭間,彼此互為敵人,由交戰雙方的人民組合所形成,因此他們彼此之間對於二次大戰的記憶與感受其實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需要"肯認"這段歷史?作者認為長期以來,所謂的二戰歷史在官方的記載,敘述方式都只有一種角度,我的理解以白話揶揄的方式來說就是"從南京看天下".而這個角度觀看歷史,書寫它,或由此而展開的論述發想,其實與二戰時期居住在台灣的人所見到,聽到,被指導,被灌輸的認識是不同的,而實際上當時台灣人民大多數並不是參與國軍的行列,而是敵方.當歷史的攝影機鏡頭只架在南京時,台灣島上的空襲,拉伕,南洋叢林的掙扎,就成了鏡頭外的盲區.往更大的時間來說,就是那51年被殖民統治的時間,不管你要稱為日殖,或日治,就是當時主導在島上居民所見所聞認識天下的方式,與後來存在單一角度"從南京看天下"形成的歷史認識上的不同.作者指出國民黨政權為了統治需求,透過"強制的失憶"抹除臺灣人的二戰經歷,認識,,換取脆弱的政治團結,卻導致臺灣社會長期缺乏同時存在的兩種不同歷史認識基礎的事實,這導致了某種集體認同衝突,與個體認同與認識的失落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