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Scoundrel: Roy Cohn's Dark Journey from Joe McCarthy to Donald Trump

 

American Scoundrel: Roy Cohn's Dark Journey from Joe McCarthy to Donald Trump(Kai Bird & Susan Goldmark)

                         美國總統川普之前在面對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與接踵而至的刑事指控,四面作戰困頓之際,曾多次在私下與公開場合發出那句廣為人知的緬懷與哀歎:"Where's my Roy Cohn?",對川普而言,Cohn不只是一位律師,更是他年輕時在紐約地產業界崛起期間最崇拜的精神導師,決鬥夥伴,以及替他擊退體制與政敵的"最強擺平者",他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掛上了一幅Cohn照片,每當與對手或談判對方的爭執陷入緊張僵局時,川普就會指著牆上Cohn的照片,質問對方:"你比較想跟他談嗎？"(Would you rather deal with him?).

                        這個被川普念茲在茲,掛在嘴邊的Roy Cohn是個怎樣的人物?他常被認為是美國政治與法律史上一個既令人膽寒,又反感噁心的符號.為了揭開這人的臉譜,我選讀最近才出版的由Kai Bird與Susan Goldmark所著的Cohn傳記."American Scoundrel",英文書名直譯就是"美國惡棍"或"美國無賴".透過這部詳實的著作,我們得以回溯Cohn自幼年成長,家族醜聞,直至在 1950 年代華府麥卡錫主義狂潮中呼風喚雨,摧毀無辜生命,並最終在體制反噬下狼狽退場的全過程.這段歷程不僅還原一個"道德怪物"的性格形塑,更精準揭示了後來川普那套"絕不道歉,永遠攻擊,將敗局包裝為勝利"的行為模式的來源.

                         Cohn出生在紐約曼哈頓一個組合怪異的猶太家庭,父親Albert Cohn是一位嚴肅,內向,刻板守法且性格溫和的檢察官與法官.而母親Dora Marcus卻是一位性格暴躁,控制欲極強,外貌平庸且極度渴望躋身上流社會的富家女.這段婚姻從第一天起就是一場功利型的政治交易.Dora的父親Joseph Solomon Marcus,是布朗克斯自手起家的富商與銀行創辦人.為了將脾氣古怪,外貌醜陋,難以擇偶的Dora嫁出去,他以巨額資助為誘餌,承諾為迎娶Dora的Albert買下法官職位,這筆婚姻交易於是達成協議.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親友普遍形容兩人"極度厭惡彼此,婚姻生活極其痛苦".長大後的Cohn親眼目睹雙親之間的冷漠與算計,親戚甚至冷酷地評價:在這場交易的婚姻中誕生的Cohn,從出生那一刻起,在道德上就已經妥協了,身為獨子,Cohn自幼被母親視為至高無上的"王儲",Dora無底線的縱容與溺愛,並從Cohn小時候就灌輸他一個核心觀念："法律與社會規則是給平民遵守的,並不適用於你".Cohn幼年時鼻樑上出現一小塊增生突起物,找醫生進行手術,結果手術失敗,自此鼻樑上留下一道微紅的永久疤痕,也在他心中刻下了追求完美與防禦性極強的心理創傷.

                        Albert雖然性格內向,但他身為布朗克斯民主黨體系的核心人物,常將年幼的Cohn帶到夜間法庭,或政客聚會中.Cohn自9歲起就坐在法庭後排,目睹法官,政客與律師之間的密室交易.父親教導他"認識誰比懂法律條文更重要",而Cohn也曾目睹Albert的賄賂交易,徹底領悟了"只要是客戶或朋友,就沒有罪"的特權邏輯.在這種家庭環境,養成了Cohn貫穿一生的"交易型世界觀"(transactional worldview),那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純粹的信任與道德,只有權力,利益與相互利用".

未償之債：英國奴隸制債務的償還之路

 

未償之債：英國奴隸制債務的償還之路(Britain's Slavery Debt,Michael Banner)

                          英國著名神學家Michael Banner在"未償之債"中,開宗明義將現代英國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關係,置於一個嚴肅道德與法律論述框架之下.Banner指出,跨大西洋奴隸制(transatlantic chattel slavery)並未隨著19世紀的廢奴宣告而自然煙消雲散,相反地,它所累積的不義資本,所造成的結構性剝削,以及對數百萬被奴役者及其後裔所施加的深重創傷,至今依然以欠發達與"持續貧困"(persistent poverty)的形式,深刻蝕刻在加勒比海的土地與社會結構之中, Banner 主張,英國曾參與奴隸貿易並從中獲益,因此對協助加勒比海地區擺脫貧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個人讀過Susan Neiman的"父輩的罪惡"(Sins of the Fathers),Banner的這部著作不但算是延伸閱讀,且無疑提供了一個至為關鍵且具震撼力的視角.如果說二戰後德國面對納粹暴行所進行的歷史清算與補償,展示了一個現代國家如何透過坦承父輩罪惡來重構社會道德秩序.那麼"未償之債"則是將這道嚴苛的道德與正義試題,重新拋給"文明燈塔"與"廢奴先驅"的大英帝國及其當代繼承者.Banner透過James Baldwin曾提醒我們的"並非所有面對的事情都可以改變,但不面對事情,甚麼也無法改變",與Stanley Cavell指出"唯有完美認知歷史,才能讓歷史真正成為過去"這兩句話,得出了他撰寫本書的核心關懷: 歷史若未經誠實的認知與修復,就不可能自動成為無害的背景,而是會持續以不義的形態侵蝕當代的公義.簡言之,這是Banner試圖透過英國對數百年前奴隸貿易這件事的反省,補過,來為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集體非人道行為所產生的罪惡,探尋一條和解,撫平仇恨並修復關係的路.

                          要理解何謂"未償之債",必須先回到16至19世紀那場長達300多年的血色資本原始積累.自16世紀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開啟英國的奴隸販運以來,英國船隻在大西洋上實施了規模空前的"中間航程"(Middle Passage),超過325萬的非洲男女與兒童被強行離開,像貨物般塞入狹窄臭穢的船艙,最高曾經有過2成5的人在途中的非人道環境中慘死.抵達加勒比海種植園後,被奴役者面臨的是徹底的"動產化"(chattel slavery),他們被降格為與牲畜,器具無異的私人財產.為了從甘蔗種植與蔗糖榨取中逼出最高利潤,種植園主與監工建立了恐怖統治.由於被鐐銬束縛或被鐵器鎖住,被奴役者根本不可能逃脫,即使嘗試也將痛苦不堪.戴上腳鐐或枷鎖會使人動彈不得,而個別奴隸主與監工更常野蠻虐待奴隸,最嚴重的鞭打甚至導致死亡或身體殘障.那種想要藉由恐懼來榨取最大勞動力和利潤的慾望,很快便淪為肆無忌憚的殘暴和虐待,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底層最深重的道德罪惡.

                        Banner 指出,蔗糖與奴隸貿易為英國帶來巨額財富,並流向帝國中心,投入後來的工業化.不過他也坦言,貢獻程度學界仍有爭論,摩根的中間估計認為影響重要但非決定性.從William Beckford家族造價昂貴的方特希爾修道院(Fonthill Abbey),到拉塞爾斯家族(Lascelles)優雅的哈伍德宮(Harewood House),乃至奧斯瓦爾德(Richard Oswald)與科爾斯頓(Edward Colston)等著名跨大西洋貿易商人,無一不是靠著奴隸貿易與蔗糖暴利奠定財閥地位.他們藉此取得資本,這些資本後來更深植於英國本土的金融體系,如曾直接參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更透過廣泛的家族聯姻,滲透進英國國會議員,地主階級與教會高層,在Banner的敘述中,加勒比海的奴隸制與蔗糖經濟,是英國近代財富積累與帝國繁榮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其對英國工業化的具體貢獻程度,仍然是經濟史學界持續爭論的問題 .

Life 3.0：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

Life 3.0：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是誰?我在哪?要做什麼?",這三道命題自人類反思自身存在以來,便是錨定思想的座標羅盤.然而,2026年秋天,三則彼此無關卻又隱隱呼應的新聞,幾乎把這道羅盤的指針攪亂.包括陶哲軒,Peter Scholze在內的25位Fields Medal得主聯署公開信"人工智慧在數學中的嚴重錯位"(A Severe Misalignment of AI in Mathematics),抗議AI以萬計代理人,百小時運算搶先"解出"千禧年難題,卻讓數學社群賴以傳承的證明脈絡與思想理解遭到架空.稍早,台灣一項文學獎的決審現場,一篇文字結構並無疑義的小說作品在即將被確認首獎之時，因一封檢舉信而被撤下,評審在毫無明確鑑定工具的情況下,被迫只能憑藉"自由心證"去判斷一篇文字究竟是出自人手抑或是機器所作.與此同時,特斯拉的Robotaxi已從奧斯汀擴張到達拉斯,休士頓,乃至邁阿密,奧蘭多與坦帕,車內不再需要駕駛,安全人員,人類對物理世界的主導權,正一寸寸地被交託出去.這三件事分別叩問著"智識所有權","原創身分",以及"空間掌控",恰好對應著"我是誰","我要做什麼"與"我在哪裡"這三個古老命題的具體化身.三起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是人類文明邊界發生劇烈位移的訊號.當代的現實敘事開始與 Max Tegmark 在"Life 3.0"中所作出的理論預言深度重合時,我們便不得不重新檢視他對生命形態的經典劃分

                            當下的狀態,與Tegmark十年前寫就的"Life 3.0"預言,有許多相近的內容.Tegmark在書中提出一套簡潔深具穿透力的分類.生命1.0是"硬體與軟體皆由演化決定"的生物階段,例如細菌,牠們憑藉一套寫死在DNA裡的簡單演算法過完一生,終其一生無法學習任何新事物,唯有物種層次的演化才能緩慢地更新牠們的行為模式.Life 2.0是"硬體由演化決定,但軟體多由自身設計"的文化階段,Life 2.0的代表就是人類,我們無法選擇與生俱來的身體與大腦容量,卻能透過學習,把外語,專業,信仰乃至價值觀"安裝"進大腦,Tegmark甚至精確地估算過,人類大腦突觸所儲存的資訊量,大約是DNA所能攜帶資訊量的10萬倍,這正是文化演進能遠遠甩開生物演化速度的物理基礎.至於本書的主角,Life 3.0則是"硬體與軟體皆由自身設計"的技術階段,一種尚未在地球上出現,卻可能在本世紀降臨的存在形式,屆時智慧的載體將不再受限於必須經過漫長世代演化才能改變的碳基軀殼.Tegmark強調人腦不過是由夸克與電子組成,恰好能思考的物質排列,物理定律並未禁止我們打造出思考能力更強的排列方式,大腦執行的運算能力,粗估僅相當於2015年一台千元美金等級電腦的處理能力,這意味著基於矽基硬體與算法的算力系統,極可能輕易突破人類大腦的神經物理極限.人與智慧機器之間的智力天花板差距,實則遠比我們直覺以為的更為狹窄.當這條推論路徑與2026年的現實敘事交會,我們就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假設性但絕非荒謬的處境,如果人類在工作,證明,寫作,表演,甚至給予他人情感撫慰的能力上,全面跌落到"機器已能超越人類"的那條水平線之下,我們該如何重新回答"我是誰,在哪裡,要做什麼"?

                          人類長久以來是用職業,技藝與思想產出來定義自我的."我是數學家",因為我能證明別人證不出的定理."我是作家",因為我能寫出打動人心的結構與情緒."我是駕駛",因為我能安全地把人從甲地送到乙地.這種自我定義建立在一項未曾言明的預設之上,即這些能力是稀缺的,是需要一副特定的,有限的,屬人的心智才能達成的.但Tegmark戳破了這個預設,他認為人類軟體的能力終究受限於神經元的傳導速度與大腦的物理容量,使人類智力的成長觸及一道天花板,但矽基系統的擴充幾乎沒有這樣的天花板.Fields Medal得主們之所以聯署抗議的,正是因為這種天花板差距被赤裸裸攤在眼前,真正令數學家們憂心的,其實不是"機器比我聰明",而是一種深層的身分焦慮.如果"證明"可以被壓縮成一種可大量生產,卻無人能完整消化與傳承的輸出,那麼"數學家"這個身分所依附的,那種對概念性理解的追求,是否還有意義?同樣地,"作家"這個標籤,也真正的在技術上變得可被偽造,可被複製.這正是Life 2.0在Life 3.0陰影下所面臨的第一重危機,當我們賴以自我確認的職業標籤,技藝標籤逐一被撕下,我們赫然發現,過去我們所謂的"自我",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只是"軟體版本"的代稱.而軟體,正是最容易被複製,被超越,被淘汰的部分.人類長久以來對自身的智識地位深具信心,正是因為我們擁有近乎無所不能的"廣泛智慧".不同於機器過去那種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智慧".然而,2026年這幾則事件所共同指向的,恰恰是"廣泛智慧"這道最後防線本身也開始鬆動的跡象:能證明頂尖數學難題的系統,轉個彎也能寫出仿真的短篇小說.能在城市道路上判斷路權的系統,背後所倚賴的,正是同一套持續進化, 能跨領域遷移能力愈來愈強的技術浪潮,而不再是各自為政,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工具.當"廣泛"不再是人類的專利,職業標籤崩解的速度,自然也遠比我們過去所預期的更快.當智識產出與創意不再具備稀缺性,這同時預示著建立在"勞動與生產力"之上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正在面臨根基性的瓦解.如果一個人存在的尊嚴不再來自於他能"生產"多少經濟價值或解出多少定理,我們就必須將價值的軸線,從"功能性的勞動"轉向"存在性的體驗".人類社會必須學會在生產力過剩的時代,重新定義何謂"有價值的活著".

Amity and Prosperity : One Family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

 

Amity and Prosperity : One Family and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Eliza Griswold)

                        "Amity and Prosperity"直接翻就是"和諧"與"繁榮",但在這本書裡則是兩個小鎮的名字.Amity與Prosperity兩鎮緊鄰,位在美國賓州西南部,鄰近賓州,西維吉尼亞,俄亥俄三州交界Washington郡,地理上屬於阿巴拉契亞山脈西麓.行政與地理上,小鎮並不特別,但從地質看,它們所在的位置屬於馬塞勒斯(Marcellus)頁岩層,這帶來意想不到的財富.這本書就是關於這筆財富附帶的自然資源傷害,與環保相關的社會問題,作者以個案的方式,挑選了一個家庭,以Stacey Haney這名獨自扶養子女的單親護理師,與油氣公司Range Resources之間的法律對抗案,以及Haney一家在這段長期抗爭間的生活狀態來作為此類自然資源侵害與社會衝擊的個案代表.

                        "馬塞勒斯"在嚴格意義上是指一種特定的地層構造,"馬塞勒斯頁岩層"(Marcellus Shale).約在四億年前的泥盆紀時期,古內海底部的泥沙與生物遺骸經過演變,形成了鎖住石油與天然氣的沉積岩"頁岩"(Shale).深藏於地底.特別富含天然氣的這一特定頁岩層就被命名為"馬塞勒斯",在美國東北地區這個頁岩地層的地理分布極為龐大,從紐約州一直延伸至賓夕法尼亞州,西維吉尼亞及俄亥俄等地,因此人們常以"馬塞勒斯"來統稱這整片橫跨數州,蘊藏大量頁岩氣的地質區域.當然,地底有天然資源,必須開採才能使用,早期受制於技術,即便知道這裡油與天然氣量豐富,也毫無辦法變現,直到"壓裂法"(Fracturing,或稱水力壓裂法 Hydraulic Fracturing)的出現.

                          "壓裂法"的施工首先會平整土地,準備建立井場.並在現場挖掘用於存放地底鑽出泥岩的"儲屑坑"(drill cuttings pit)以及儲存液體廢料的廢料池(impoundment).先使用鑽機垂直向下鑽入地底一英里或更深處的頁岩層,鑽井過程中會插入鋼製管道並灌入水泥固定井壁.接著使用更大的鑽機在深層頁岩轉彎,沿著水平方向轉向延伸鑽進一到二英里長,使吸管般的鑽管伸入岩層各個方向,然後用高壓注入壓裂液.將數百萬加侖的水,化學添加劑,成分包括乙二醇,苯系物等,以及大量黏土顆粒支撐劑(clay pellets/proppants)混合組成的壓裂液,以接近槍砲爆破般的巨大高壓注入有孔的管道中,強行將地下深處的頁岩崩裂,炸開大量微小裂縫.等高壓液體將岩石破裂後,壓裂液中的黏土顆粒會留在裂縫中將裂縫撐開,讓被鎖在頁岩裡數億年的天然氣與石油能順利沿著裂縫湧升至地表進行採集.在油氣上升的同時,先前注入的壓裂液約有10%~40% 會作為返排液(flowback),連同地底的自然放射性物質,高鹽分與細菌一起回流至地面,並抽入廢料池或鋼罐中儲存. "壓裂法"操作主要引發的問題在於"返排液".原先注入井內的"壓裂液"本身就是多種化學元素成分的組合,它在井內與地底下自藏的其他化學物質,以及地底生物細菌交互作用後形成"返排液",這個"返排液"的組成元素內容,其實並不真的為人理解或熟知.返排液暫時儲存在廢料池,儲屑坑等待後續處理.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這本"鉅變"算是延伸閱讀.之前在"The Price is Wrong"中看到作者Christophers一方面利用計算,與對現實產業環境的觀察,得出新能源發電力產業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必然會因為利潤過低,沒有商業誘因讓資本家投入,新能源電力生產市場化的結果將無法帶動電力除碳化,所以最好能由政府介入操作,擔任防範氣候變遷的主體.另一方面他又援引太陽,風力乃自然之物,認為與土地,勞動,貨幣一樣不該市場化,需要的就是公共化,而Christophers這觀點便是源自Polanyi的主張.但寫完那篇心得後,自己生出兩個疑問,一個是利潤低沒有誘因,或是利潤被搭便車(Free Riders)分食,這不就是"燈塔"案例,上過經濟學原理的,最後關於公共財的論述通常都會用上這個案例說明,電力生產的"高碳"與"去碳"應該屬於公共財,私人於其中無利潤因此不會去做,但Christophers在那本書中卻幾乎沒有朝這個思考路徑說明,難道"電力生產"與"燈塔生產"之間存在某種差異,因此需要用不同的分析方式來解釋?另一個疑問是Christophers說自然之物,如勞動,貨幣不該商品化,在當時我其實有點不明白,自然之物不該商品化的道理究竟是什麼?!但事後一想,勞動,資本(貨幣),土地,不就是個體經濟學中佔有相當篇幅的生產函數構成要素,難道Polanyi真正的主張其實是"生產要素不該完全市場化?"如果真是這樣,那Polanyi豈不就是反對資本主義?或者至少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那些概念?在這些疑問之下,自己覺得應該是有必要讀一下Polanyi主張的原文,也就是這本"鉅變".

                         Polanyi在開篇就指出,19世紀的西方文明奠基於四大制度之上,包括"國際權力平衡制","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場"以及"自由主義國家".其中,"自律性市場"是整個體系的母體與泉源,而金本位制則是將自律性市場擴展至全球的樞紐機制.而1815年至1914年這百年間,歐洲列強之間未曾爆發長期且毀滅性的全面戰爭.這場長期的和平並非源於無私的道德,而是源於一股強烈的"和平利益"與精妙的社會工具"國際金融"(haute finance).透過國際金本位制將全球貿易與信用緊密交織,成功在整整一世紀中遏制了列強間的總體衝突.但這條維持和平的黃金紐帶隨後卻告斷裂,國際體系也驟然瓦解,觸發了20世紀初的總體經濟與社會危機.Polanyi認為危機的根本起因並不在於外在的戰爭或短視的政治決策,而是在於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企圖建立"自律性市場"這一烏托邦夢想,因為自律性市場要求將人類生命與大自然商品化,這必然逼出社會的反抗與保護性干預,進而損害了市場的自我調節與金本位制,最終導致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總體坍塌.各國領導者抱持著深層的保守信念,不惜代價地企圖重建戰前以金本位制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然而,這種強行復辟的努力忽略了各國國內早已累積的制度失調.因此當1931年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制,整個國際體系瞬間陷入連鎖崩潰.並迅速引爆了法西斯主義,蘇聯五年計畫與美國新政等全球性的"鉅變".

                          Polanyi在"鉅變"透過解析18至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事件史,試圖要從制度學與社會學的制高點,找到能夠揭示現代文明如何在短短一個世紀內陷入毀滅性危機的深層病理.Polanyi在此提出的核心命題是,19世紀西方經濟文明的崩潰,根源在於一場將人類社會強行轉變為"自律性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烏托邦實驗,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自由市場".他認為為了讓這個昂貴,精巧的機器驅動的體系得以自我調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右派政治家不惜將勞動(人類生命),土地(大自然)與貨幣(購買力)三種本不具備商品屬性的社會實體,虛構成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商品.Polanyi認為這種"虛構商購"(Commodity Fiction)強行將原本嵌含(embedded)於社會,文化與宗教關係中的經濟活動從複雜的社會構成裡"脫嵌"(disembedded)出來,同時進一步的經濟人轉將整個人類社會降格為市場機器的附屬品,使得整個社會只剩下經濟功能,經濟議題,經濟人這種單一乏味的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