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woo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s Most Extraordinary Spy

 

Redwoo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s Most Extraordinary Spy(Ben Macintyre)

                             "Redwood"直譯可翻成"紅杉",它是個代號,一個雙面諜的代號.表面上,"紅杉"是KGB派駐在蘇聯駐伊朗大使館,以外交官員身份掩飾的間諜特工,但另一面,他早已秘密投效英國MI6(軍情六處),利用自己的身份,蒐集蘇聯暗中協助"人民黨"滲透軍隊與政府,伺機奪權的情報網,行動,組織與關鍵人員等資訊傳遞給英國.後來英國將"紅杉"提供的訊息送給伊朗神權政府,使得整個伊朗共產黨系統整個遭到柯梅尼神權政府剷除,至少6000人,可能多達1萬人被捕入獄,14人死於審訊,多人之後被處決.伊朗統治權力中最主要的一個可能反對力量被取締,神權政府爾後成為一個極端保守,殘酷,缺乏制衡力量的統治者,"紅杉"傳遞關於左派組織資訊的作用可以說是致命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Redwood"也可翻成紅木,"wood"這個詞中隱藏了一種性暗示,就是"勃起"的意思,略帶誇張,但並非全無根據的狀況是"Redwood"之所以要叛國成為雙面諜,是因為他有勃起功能障礙,他想去西方治療這個隱疾.

                             1982年6月2日,"紅杉"開著車悄悄駛出德黑蘭,朝西北方向,伊朗與土耳其的交界前進,因為情況緊急,他必須在當天離開伊朗,否則便可能有性命危險,兩名英國MI6的接頭人正在邊境外土耳其境內等待他.交代這個場景,是想把這段間諜歷史所在的時空放大.就在"紅杉"出走的近一個月前,英國的雪菲爾號(Sheffield)戰艦被阿根廷的飛魚飛彈擊沉,此時正是英阿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膠著的時刻,全球媒體與國際政治的目光正盯著南大西洋,誰也不會料到,地球的另一面,英國正策劃了一起間諜投奔事件.此時,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早已落幕,暫時失去了在此地的影響力,英國大使館人員被縮編成僅餘9名外交官,只剩下少部分處理商務,領事事務的人員,所以在進入間諜事件之前,我們或者可以從更遠一點的地方講起: 伊朗是怎麼走到1981年的,左派與神權怎麼在革命裡互相利用又互相吞噬,莫斯科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在此的力量.

                              伊朗從來不是地緣政治的配角.19世紀起,英俄兩個帝國就在這片高原上拉鋸,這場"大博弈"到了20世紀換成了新的名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陣營的代表,決心讓國王留在王座上,石油繼續流動,俄國人留在國境之外. 1941年,英蘇聯手入侵伊朗,廢掉有親納粹傾向的Reza Shah,扶持他21歲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末代國王巴勒維( Mohammad Reza).就在那幾週, 蘇聯人協助拼湊出一個新的伊朗共產黨,叫"人民黨",波斯語稱Tudeh,意思是"群眾之黨"."人民黨"從誕生起就是史達林式政黨.它是伊朗歷史上第一個群眾組織,高峰時有2.5萬多名黨員,數十萬支持者,好幾份日報,還有一支藏在軍隊裡的祕密軍事網絡.可是國王在1949年遇刺未遂,把帳算在共產黨頭上,人民黨被取締,成員不是入獄就是被處決,領導層流亡到蘇聯陣營的東德.之後20多年,這個黨沒有消失,卻也沒有真正活過來,但意識形態僵硬, 組織斷續,與莫斯科的關係卻始終緊密.國王這邊,則是日益膨脹的秘密警察SAVAK.它在美國CIA與英國MI6的協助下,把KGB逼進節節敗退的局面,連KGB最重要的伊朗軍方特工Mogharebi將軍,也在1977年落網.此後KGB的反擊方針,是在當時的領導人安德洛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在1975年定下的,表面上對巴勒維國王擺出親善臉孔,但暗中卻要摧毀這個親西方政權,替"進步民主力量"的上台創造條件.莫斯科甚至安排國王同父異母的兄弟去西伯利亞獵熊, 同時在德黑蘭使館裡養著一座龐大的情報站.

無名之地：美國職棒小聯盟球員的真實棒球人生

 

無名之地：美國職棒小聯盟球員的真實棒球人生(Where nobody Knows Your Name,John Feinstein)

                        "無名之地"是一本講述美國職棒部分3A球員,教練,裁判生命故事的書籍.與大聯盟中當紅的熠熠球星,或是眾人追捧的3A頂級新秀不同,這本書裡的人物,全是長期困在3A或小聯盟層級,或是在大聯盟載浮載沉,始終無法卡住固定位置,心理上既不甘願,卻又不想放棄的一群棒球人.

                         2012年6月的一個週六夜晚,賓州艾倫敦的球場擠進1萬多名觀眾.3A鐵豬隊與柏德基紅襪的比賽進行到四局下半,客隊牛棚的門打開,一名中繼投手慢跑上場.場內廣播唸出他的名字,看台上幾乎沒有反應,因為多數人正盯著三壘邊線旁的餘興節目：兩名被抽中的球迷拿著塑膠球棒,輪流敲打從箱子洞口探出頭的暑期實習生.那名投手叫Mark Prior.2001年,他以選秀第二順位進入職棒,簽下1050萬美元的合約,創下當時的新秀紀錄,並於隔年初登板上大聯盟,2003年他拿下18勝,在國聯賽揚獎票選排名第三,被認為是下一位王牌.傷病接踵而至,2006年8月是他最後一次站上大聯盟的投手丘.此刻31歲的他,過去近6年的時間在小聯盟總共只投了48局.John Feinstein把這一幕放在"無名之地"的引言,對一個講這群身份尷尬球員的書籍來說,相當適合.它同時交代了兩件事: 大聯盟與小聯盟之間的落差,大到連曾經的"未來王牌"都能淪為背景.而且即使才華被所有人看見,也不保證能走到終點.

                        從陳金鋒1999年簽約道奇算起,到2026年目前為止,台灣出生的大聯盟球員僅有19人.依球迷彙整的統計,曾經到過3A以上的約32人.至於台灣球員歷年赴美簽約的總人數,截至目前大約在130至140人之間.若採這個估計,登上大聯盟的比例大約在1成3到1成5之間.這個成功比例其實已經比美國當地出生的球員高,但是連這批在國內被挑過一輪的人,也有8成以上沒有走到3A.且"登上"不等於"站穩",真正在大聯盟累積超過3個完整球季,或繳出聯盟平均水準以上成績(例如 WAR 值能穩定大於零)的,人數就大幅降到約5,6人,成功率僅剩1%~4%而已,必須是真正頂尖的人,才有機會成為一個大聯盟的平均水準選手.

                       外界對這些人往往並不寬容.對那八成連3A都沒摸到的人,甚至對只摸到3A便止步的人,網友習慣戲稱"雜魚".他們偶爾表現亮眼,數據一回歸,又被罵"假貨".事實上,能打到3A的人,早已是世界上少數的優秀球員.這種苛薄不是偶然,而是極端世界的副產品,榮耀與金錢既然只留給最頂端的少數人,頂端以下的人,連被認真看待的資格都沒有.這種"少數人拿走絕大部分聲名與金錢"的結構,正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描述的"平庸世界"(Mediocristan)與"極端世界"(Extremistan)的分野.在平庸世界裡,工作屬於"規模報酬不可變"(Non-scalable),例如牙醫,工程師或會計師.他們的付出與收入呈線性正相關,受限於體力與看診時間,極限清晰可見,報酬呈現鐘形曲線的常態分布,單一事件改變不了總和."極端世界"則相反,這裡的工作是"規模報酬可變"(Scalable),例如作家,演員與職業運動員.因為球賽的產出可以透過轉播無限複製,送達全球,導致了"贏家通吃"(Winner-takes-all)的局面.一本暢銷小說可能貢獻整個市場的大半利潤,一位大聯盟球星的關注度與財富可以轉眼翻倍,現代化正讓極端世界擴大,80/20逐漸變成99/1,而一位職業運動員"不是大放異彩,就是什麼都不是".

American Scoundrel: Roy Cohn's Dark Journey from Joe McCarthy to Donald Trump

 

American Scoundrel: Roy Cohn's Dark Journey from Joe McCarthy to Donald Trump(Kai Bird & Susan Goldmark)

                         美國總統川普之前在面對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與接踵而至的刑事指控,四面作戰困頓之際,曾多次在私下與公開場合發出那句廣為人知的緬懷與哀歎:"Where's my Roy Cohn?",對川普而言,Cohn不只是一位律師,更是他年輕時在紐約地產業界崛起期間最崇拜的精神導師,決鬥夥伴,以及替他擊退體制與政敵的"最強擺平者",他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掛上了一幅Cohn照片,每當與對手或談判對方的爭執陷入緊張僵局時,川普就會指著牆上Cohn的照片,質問對方:"你比較想跟他談嗎？"(Would you rather deal with him?).

                        這個被川普念茲在茲,掛在嘴邊的Roy Cohn是個怎樣的人物?他常被認為是美國政治與法律史上一個既令人膽寒,又反感噁心的符號.為了揭開這人的臉譜,我選讀最近才出版的由Kai Bird與Susan Goldmark所著的Cohn傳記."American Scoundrel",英文書名直譯就是"美國惡棍"或"美國無賴".透過這部詳實的著作,我們得以回溯Cohn自幼年成長,家族醜聞,直至在 1950 年代華府麥卡錫主義狂潮中呼風喚雨,摧毀無辜生命,並最終在體制反噬下狼狽退場的全過程.這段歷程不僅還原一個"道德怪物"的性格形塑,更精準揭示了後來川普那套"絕不道歉,永遠攻擊,將敗局包裝為勝利"的行為模式的來源.

                         Cohn出生在紐約曼哈頓一個組合怪異的猶太家庭,父親Albert Cohn是一位嚴肅,內向,刻板守法且性格溫和的檢察官與法官.而母親Dora Marcus卻是一位性格暴躁,控制欲極強,外貌平庸且極度渴望躋身上流社會的富家女.這段婚姻從第一天起就是一場功利型的政治交易.Dora的父親Joseph Solomon Marcus,是布朗克斯自手起家的富商與銀行創辦人.為了將脾氣古怪,外貌醜陋,難以擇偶的Dora嫁出去,他以巨額資助為誘餌,承諾為迎娶Dora的Albert買下法官職位,這筆婚姻交易於是達成協議.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親友普遍形容兩人"極度厭惡彼此,婚姻生活極其痛苦".長大後的Cohn親眼目睹雙親之間的冷漠與算計,親戚甚至冷酷地評價:在這場交易的婚姻中誕生的Cohn,從出生那一刻起,在道德上就已經妥協了,身為獨子,Cohn自幼被母親視為至高無上的"王儲",Dora無底線的縱容與溺愛,並從Cohn小時候就灌輸他一個核心觀念："法律與社會規則是給平民遵守的,並不適用於你".Cohn幼年時鼻樑上出現一小塊增生突起物,找醫生進行手術,結果手術失敗,自此鼻樑上留下一道微紅的永久疤痕,也在他心中刻下了追求完美與防禦性極強的心理創傷.

                        Albert雖然性格內向,但他身為布朗克斯民主黨體系的核心人物,常將年幼的Cohn帶到夜間法庭,或政客聚會中.Cohn自9歲起就坐在法庭後排,目睹法官,政客與律師之間的密室交易.父親教導他"認識誰比懂法律條文更重要",而Cohn也曾目睹Albert的賄賂交易,徹底領悟了"只要是客戶或朋友,就沒有罪"的特權邏輯.在這種家庭環境,養成了Cohn貫穿一生的"交易型世界觀"(transactional worldview),那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純粹的信任與道德,只有權力,利益與相互利用".

未償之債：英國奴隸制債務的償還之路

 

未償之債：英國奴隸制債務的償還之路(Britain's Slavery Debt,Michael Banner)

                          英國著名神學家Michael Banner在"未償之債"中,開宗明義將現代英國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關係,置於一個嚴肅道德與法律論述框架之下.Banner指出,跨大西洋奴隸制(transatlantic chattel slavery)並未隨著19世紀的廢奴宣告而自然煙消雲散,相反地,它所累積的不義資本,所造成的結構性剝削,以及對數百萬被奴役者及其後裔所施加的深重創傷,至今依然以欠發達與"持續貧困"(persistent poverty)的形式,深刻蝕刻在加勒比海的土地與社會結構之中, Banner 主張,英國曾參與奴隸貿易並從中獲益,因此對協助加勒比海地區擺脫貧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個人讀過Susan Neiman的"父輩的罪惡"(Sins of the Fathers),Banner的這部著作不但算是延伸閱讀,且無疑提供了一個至為關鍵且具震撼力的視角.如果說二戰後德國面對納粹暴行所進行的歷史清算與補償,展示了一個現代國家如何透過坦承父輩罪惡來重構社會道德秩序.那麼"未償之債"則是將這道嚴苛的道德與正義試題,重新拋給"文明燈塔"與"廢奴先驅"的大英帝國及其當代繼承者.Banner透過James Baldwin曾提醒我們的"並非所有面對的事情都可以改變,但不面對事情,甚麼也無法改變",與Stanley Cavell指出"唯有完美認知歷史,才能讓歷史真正成為過去"這兩句話,得出了他撰寫本書的核心關懷: 歷史若未經誠實的認知與修復,就不可能自動成為無害的背景,而是會持續以不義的形態侵蝕當代的公義.簡言之,這是Banner試圖透過英國對數百年前奴隸貿易這件事的反省,補過,來為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集體非人道行為所產生的罪惡,探尋一條和解,撫平仇恨並修復關係的路.

                          要理解何謂"未償之債",必須先回到16至19世紀那場長達300多年的血色資本原始積累.自16世紀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開啟英國的奴隸販運以來,英國船隻在大西洋上實施了規模空前的"中間航程"(Middle Passage),超過325萬的非洲男女與兒童被強行離開,像貨物般塞入狹窄臭穢的船艙,最高曾經有過2成5的人在途中的非人道環境中慘死.抵達加勒比海種植園後,被奴役者面臨的是徹底的"動產化"(chattel slavery),他們被降格為與牲畜,器具無異的私人財產.為了從甘蔗種植與蔗糖榨取中逼出最高利潤,種植園主與監工建立了恐怖統治.由於被鐐銬束縛或被鐵器鎖住,被奴役者根本不可能逃脫,即使嘗試也將痛苦不堪.戴上腳鐐或枷鎖會使人動彈不得,而個別奴隸主與監工更常野蠻虐待奴隸,最嚴重的鞭打甚至導致死亡或身體殘障.那種想要藉由恐懼來榨取最大勞動力和利潤的慾望,很快便淪為肆無忌憚的殘暴和虐待,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底層最深重的道德罪惡.

                        Banner 指出,蔗糖與奴隸貿易為英國帶來巨額財富,並流向帝國中心,投入後來的工業化.不過他也坦言,貢獻程度學界仍有爭論,摩根的中間估計認為影響重要但非決定性.從William Beckford家族造價昂貴的方特希爾修道院(Fonthill Abbey),到拉塞爾斯家族(Lascelles)優雅的哈伍德宮(Harewood House),乃至奧斯瓦爾德(Richard Oswald)與科爾斯頓(Edward Colston)等著名跨大西洋貿易商人,無一不是靠著奴隸貿易與蔗糖暴利奠定財閥地位.他們藉此取得資本,這些資本後來更深植於英國本土的金融體系,如曾直接參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更透過廣泛的家族聯姻,滲透進英國國會議員,地主階級與教會高層,在Banner的敘述中,加勒比海的奴隸制與蔗糖經濟,是英國近代財富積累與帝國繁榮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其對英國工業化的具體貢獻程度,仍然是經濟史學界持續爭論的問題 .

Life 3.0：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

Life 3.0：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是誰?我在哪?要做什麼?",這三道命題自人類反思自身存在以來,便是錨定思想的座標羅盤.然而,2026年秋天,三則彼此無關卻又隱隱呼應的新聞,幾乎把這道羅盤的指針攪亂.包括陶哲軒,Peter Scholze在內的25位Fields Medal得主聯署公開信"人工智慧在數學中的嚴重錯位"(A Severe Misalignment of AI in Mathematics),抗議AI以萬計代理人,百小時運算搶先"解出"千禧年難題,卻讓數學社群賴以傳承的證明脈絡與思想理解遭到架空.稍早,台灣一項文學獎的決審現場,一篇文字結構並無疑義的小說作品在即將被確認首獎之時，因一封檢舉信而被撤下,評審在毫無明確鑑定工具的情況下,被迫只能憑藉"自由心證"去判斷一篇文字究竟是出自人手抑或是機器所作.與此同時,特斯拉的Robotaxi已從奧斯汀擴張到達拉斯,休士頓,乃至邁阿密,奧蘭多與坦帕,車內不再需要駕駛,安全人員,人類對物理世界的主導權,正一寸寸地被交託出去.這三件事分別叩問著"智識所有權","原創身分",以及"空間掌控",恰好對應著"我是誰","我要做什麼"與"我在哪裡"這三個古老命題的具體化身.三起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是人類文明邊界發生劇烈位移的訊號.當代的現實敘事開始與 Max Tegmark 在"Life 3.0"中所作出的理論預言深度重合時,我們便不得不重新檢視他對生命形態的經典劃分

                            當下的狀態,與Tegmark十年前寫就的"Life 3.0"預言,有許多相近的內容.Tegmark在書中提出一套簡潔深具穿透力的分類.生命1.0是"硬體與軟體皆由演化決定"的生物階段,例如細菌,牠們憑藉一套寫死在DNA裡的簡單演算法過完一生,終其一生無法學習任何新事物,唯有物種層次的演化才能緩慢地更新牠們的行為模式.Life 2.0是"硬體由演化決定,但軟體多由自身設計"的文化階段,Life 2.0的代表就是人類,我們無法選擇與生俱來的身體與大腦容量,卻能透過學習,把外語,專業,信仰乃至價值觀"安裝"進大腦,Tegmark甚至精確地估算過,人類大腦突觸所儲存的資訊量,大約是DNA所能攜帶資訊量的10萬倍,這正是文化演進能遠遠甩開生物演化速度的物理基礎.至於本書的主角,Life 3.0則是"硬體與軟體皆由自身設計"的技術階段,一種尚未在地球上出現,卻可能在本世紀降臨的存在形式,屆時智慧的載體將不再受限於必須經過漫長世代演化才能改變的碳基軀殼.Tegmark強調人腦不過是由夸克與電子組成,恰好能思考的物質排列,物理定律並未禁止我們打造出思考能力更強的排列方式,大腦執行的運算能力,粗估僅相當於2015年一台千元美金等級電腦的處理能力,這意味著基於矽基硬體與算法的算力系統,極可能輕易突破人類大腦的神經物理極限.人與智慧機器之間的智力天花板差距,實則遠比我們直覺以為的更為狹窄.當這條推論路徑與2026年的現實敘事交會,我們就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假設性但絕非荒謬的處境,如果人類在工作,證明,寫作,表演,甚至給予他人情感撫慰的能力上,全面跌落到"機器已能超越人類"的那條水平線之下,我們該如何重新回答"我是誰,在哪裡,要做什麼"?

                          人類長久以來是用職業,技藝與思想產出來定義自我的."我是數學家",因為我能證明別人證不出的定理."我是作家",因為我能寫出打動人心的結構與情緒."我是駕駛",因為我能安全地把人從甲地送到乙地.這種自我定義建立在一項未曾言明的預設之上,即這些能力是稀缺的,是需要一副特定的,有限的,屬人的心智才能達成的.但Tegmark戳破了這個預設,他認為人類軟體的能力終究受限於神經元的傳導速度與大腦的物理容量,使人類智力的成長觸及一道天花板,但矽基系統的擴充幾乎沒有這樣的天花板.Fields Medal得主們之所以聯署抗議的,正是因為這種天花板差距被赤裸裸攤在眼前,真正令數學家們憂心的,其實不是"機器比我聰明",而是一種深層的身分焦慮.如果"證明"可以被壓縮成一種可大量生產,卻無人能完整消化與傳承的輸出,那麼"數學家"這個身分所依附的,那種對概念性理解的追求,是否還有意義?同樣地,"作家"這個標籤,也真正的在技術上變得可被偽造,可被複製.這正是Life 2.0在Life 3.0陰影下所面臨的第一重危機,當我們賴以自我確認的職業標籤,技藝標籤逐一被撕下,我們赫然發現,過去我們所謂的"自我",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只是"軟體版本"的代稱.而軟體,正是最容易被複製,被超越,被淘汰的部分.人類長久以來對自身的智識地位深具信心,正是因為我們擁有近乎無所不能的"廣泛智慧".不同於機器過去那種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智慧".然而,2026年這幾則事件所共同指向的,恰恰是"廣泛智慧"這道最後防線本身也開始鬆動的跡象:能證明頂尖數學難題的系統,轉個彎也能寫出仿真的短篇小說.能在城市道路上判斷路權的系統,背後所倚賴的,正是同一套持續進化, 能跨領域遷移能力愈來愈強的技術浪潮,而不再是各自為政,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工具.當"廣泛"不再是人類的專利,職業標籤崩解的速度,自然也遠比我們過去所預期的更快.當智識產出與創意不再具備稀缺性,這同時預示著建立在"勞動與生產力"之上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正在面臨根基性的瓦解.如果一個人存在的尊嚴不再來自於他能"生產"多少經濟價值或解出多少定理,我們就必須將價值的軸線,從"功能性的勞動"轉向"存在性的體驗".人類社會必須學會在生產力過剩的時代,重新定義何謂"有價值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