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從圍困到浩劫，戰火未熄的古城

 

加薩：從圍困到浩劫，戰火未熄的古城(Gaza: Preparing for Dawn,Donald Macintyre)

                  "Gaza: Preparing for Dawn"是"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駐中東記者 Donald Macintyre 的深度報導著作,意在打破西方對加薩的定型視角,展現加薩人真實生活與困境.而我的心得則要開始於一篇決議:

外務部
1917年11月2日

親愛的羅斯柴爾德勛爵,

我很榮幸能代表國王陛下政府向您傳達,下面有關同情猶太錫安主義者的宣言,已經呈交內閣,並已得到了內閣的支持.

"國王陛下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任何行為均不得傷害已經存在於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以及猶太人在其他國家享有的各項權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內容轉送到錫安主義聯盟,我將感到十分欣喜.

亞瑟·詹姆士·貝爾福謹啟 

                 上文是從維基百科所複製的一封信內容,此信由英國外務大臣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 )於1917年11月2日寫給當時英國猶太人的主要領袖羅斯柴爾德男爵(Lionel Walter Rothschild),並於當年的10月31日於英國議會上通過決議,這便是俗稱的"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此宣言基本上在表達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家園",條件是不傷害當地已有民族的權利.當時巴勒斯坦仍然是鄂圖曼領土,猶太人只是當地的少數民族.)"貝爾福宣言"使支持錫安主義的民眾大幅增加,促成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建立,後來成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所以這宣言可以被視為是導致當代以巴衝突的濫觴.

                 "貝爾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國家正式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宣言.英國作家Arthur Koestler將宣言概括形容為"一國正式對第二國承諾第三國的土地"."貝爾福宣言"為猶太人的歷史開展了一個新的紀元,宣言當時得到協約國諸政府的確認,成為1920年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據.錫安主義者將此理解為英國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從此,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急劇增加,尤其在德國納粹政權屠殺歐洲猶太人期間,大量的猶太難民逃往英屬巴勒斯坦,由於原本在當地非主流群體的猶太人口急速上升,引發了占當地多數人口的阿拉伯人的不滿.

                  "一國正式對第二國承諾第三國的土地",Koestler的形容怎麼看,怎麼怪異.畢竟要指定一塊目前不屬於自己國家的土地給別的國家建國既不容易,亦為不義,一說是越矩代庖,英國人哪來的權利.一說則是欺人太甚,憑藉著權力,英國人無視巴勒斯坦現存的居住者.100多年後,猶太民族家園在巴勒斯坦早已落地生根,成了以色列人,英國人果真實踐承諾,但是,這只是"貝爾福宣言"承諾的一半,另一半承諾則完全食言: "不傷害當地已有民族的權利".原居巴勒斯坦當地的民族不但被剝奪權利,還在"猶太民族家園"裡長期遭受以色列人打壓,霸凌,隔離,驅趕,近來甚至在加薩地區有被刻意種族滅絕的可能,這使得從今日視角來看,英國人的"貝爾福宣言"既是猶太復國實踐的源頭,也是巴勒斯坦居民不幸的開始.

                 不過,似乎意識到自己已經錯鑄人間煉獄,最近幾天的新聞傳出,包括法國,英國都可能將於9月承認巴勒斯坦國,但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以色列若能於近期在加薩停火,並重啟以巴兩國談判"兩國方案"的前景.這裡所謂的"兩國方案",便是是以巴衝突中的政治解決方案之一.這個方案主張為居住於巴勒斯坦地區的兩個民族包括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各自建立兩個不同國家.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及加薩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並存.自1990年代起,"兩國方案"成為美國政府推動以巴和談的國策,亦為聯合國大多數與以色列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在以巴問題上的官方立場.全世界目前有147國承認巴勒斯坦國,如果法國,英國也加入,那麼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就剩下美國還未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存在.

                 這本"加薩"談的正是當地人歷年經受的苦難,內容極多,既談大歷史,也談大歷史下的小民生活.自1920年以來,巴勒斯坦猶太人與阿拉伯人衝突不斷,1936年爆發阿拉伯起義,就是因巴勒斯坦托管地上的阿拉伯人為了反對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統治而爆發的起義.起義目的要求阿拉伯獨立,減少猶太人移民與土地購買政策.起義爆發時正值猶太人移民湧入巴勒斯坦的高峰期,這一年約有6萬猶太移民在英國的支持下移民巴勒斯坦,而當地的猶太人口也從原先的5萬人增長到1935年的32萬人,當農村中陷入困境的阿拉伯農民被迫搬到城市期望擺脫赤貧時卻發現自己被突然增加的猶太人社會邊緣化,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這時便會將生活困頓的原因轉向新來的猶太人身上,雙方間的衝突也就與日俱增.1937年英國的皮爾委員會(Peel Commission)報告首次提議英國托管已經逐漸行不通,建議將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1974年聯合國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方案主張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建立為兩個政府,在雙方都認可的安全邊界上和平共存,這便是兩國方案.以"聯合國第194號決議"為基礎.但這個方案被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國否決而未通過.1970年中期之後,巴勒斯坦人對於兩國方案的支持度變高,並於1988年發表立國宣言時接受此原則.在1991年馬德里會議之後,這個方案又重新被提出.1993年奧斯陸協議後,國際間逐漸以兩國方案作為基礎,藉由以色列讓出部分土地讓巴勒斯坦實現立國,但後來隨著以色列總理拉賓1995年被暗殺,阿拉法特在2000年拒絕美國提出的建議後而不了了之.

                  為什麼兩國方案會被否決?那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認為解決以巴問題不只"兩國方案",還有"三國方案",甚至"一國方案".所謂的"三國方案"就是捨棄巴勒斯坦國,將其預計的領土分別劃給接攘的約旦,埃及,形成以,約,埃三國接壤的態勢.另外的就是"一國方案",而這就是以巴問題一直延續至今的真正衝突根源.所謂的"一國方案",其實有兩個視角,在某些以色列人來看,就是一個"大以色列國",包括現有以色列國土,西岸,加薩,東耶路撒冷都屬於猶太家園,更極端者甚至連西奈半島也視為是家園的一部分.而"一國方案"從部分巴勒斯坦居民的眼中,巴勒斯坦就只是巴勒斯坦人的國家,不承認以色列在此立國的權利,沒有猶太家園這種說法.一種更常見的說法是: 憑什麼歐洲人,德國人做下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卻要用巴勒斯坦的土地與人命來償還,來向猶太人表示歉疚?!而這兩種"一國方案"的擁護者,分別構成了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兩國政府統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雙方各自堅持的"一國方案"思想主導了整個以巴之間的所有問題運作方向,現今,納坦雅胡的以色列極右勢力集團,對上了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的武裝力量,他們雙方共同創造了今日加薩地區發展成地獄,大饑荒,種族滅絕地的形成,過程中的一切,並確確實實成為殺戮戰場的實際執行者,而我們明顯能看出這種殺戮戰場背後運作的正是"想像的共同體",1917年以前既沒有以色列國,也沒有巴勒斯坦國.

                  不在這個"想像範圍",或者不想加入此"共同體者",都將會是主張"一國方案"者眼中被清除的目標,即使你是平民,過著自己的生活,卻沒有不選邊的可能,比如加薩居民,他未必贊成,加薩煉獄便由此而生.國際和平與主權國家視野的轉向便是因為已經看不下去以色列所採取的極端刻意殺戮,斷絕經濟,糧食來源在加薩地區所製造的人為手段毀滅的景象,逼不得已,只好再把"兩國方案"拿出來遮掩一下自己過去二十多年來刻意無視,忽視巴勒斯坦地區族群滅絕的實況的真相,自己其實也是幫兇的事實.甚至可以說當年的貝爾福宣言起始也不是為了猶太人的建國,而是為了在鄂圖曼勢力範圍下,更好的讓英國來統治巴勒斯坦,因此若沒有英國人介入,依照二戰後的殖民地獨立態勢,又怎麼可能出現以色列國這種突然飛入降落到當地的國家.所以今日的國際歉疚來的既遲又無效,英國早已沒了100年前的勢力與能力,這裡的和平除了以巴兩國的極端勢力外,誰也無能力叫停,而"兩國方案"的施行,除了要擺平這些極端力量的主導形式外,還要先讓一個唯一不贊成兩國方案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同意才行,也就是說沒有提供武力支援給以色列的美國的同意,沒有世界老大美國的支持,加薩地區目前正在上演的種族滅絕就不可能停止.但一個更諷刺的笑話是,近來已經有幾個國家的領導人或者機構要推薦川普為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卻不知道川普被認為是歷來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總統之一,加薩上演的種族滅絕又怎麼可能與他無關,顯然和平獎無非是對這個荒誕世界最詭譎的諷刺.

                 "Gaza: Preparing for Dawn",也許書名自身就是諷刺,一種當前看不見的黎明,遑論等待?Macintyre的書寫並不激昂.他不是那種會用大聲抗議或煽情口號來批判以色列政府的記者,相反地,他選擇貼近加薩人的日常,包括那些無聲的抗爭,那些死後也未必能被記住的生命.他走訪被摧毀的社區,探訪遭空襲後只剩半間教室的學校,與失去孩子的父母促膝長談.他記錄那位每天仍堅持在市集擺攤的水果商,那位在化學藥品短缺中照料癌症病患的女醫生,還有那位逃過兩次戰火,卻仍在牆上畫下和平圖案的少年.這些不是哈瑪斯,也不是"平民死傷統計數字"中的某一個,而是真實存在過的加薩人,他們用各種方式努力在這片破碎土地上延續生活,哪怕那生活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尊嚴.

                 書中最令人心碎的,往往不是那些血腥畫面,而是作者筆下對加薩人"無選擇"的刻劃.一位母親告訴Macintyre:"我不支持哈瑪斯,但我也不能不活下去.".她不想讓孩子加入任何一方,但他們家旁邊就是被封鎖的檢查哨,偶爾會有遙控炸彈擊中鄰居家的屋頂,然後,整條街都要重新修補那些破碎的磚牆與記憶.Macintyre不下判斷,只是忠實記錄,卻因此讓讀者更能看見那些生活在加薩的人,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激進分子,而是被夾在國族敘事與軍事封鎖之間的活人.他作為一位西方記者,寫的是別人的苦,但他也始終保留距離.他無法真正經歷停電之夜的恐懼,也不會在深夜聽到無人機在頭頂盤旋的聲音.他是旁觀者,記錄者,也是來自世界那一端的人,那一端正是百年前簽下"貝爾福宣言"的那群人.他的聲音誠懇克制,但我們仍然能讀出他試圖補償某種歷史債的意圖.也因此,書中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聲音,而是那些他替加薩人保留下來的聲音,那些可能會在下一場空襲中被徹底抹去的故事.

                 當然,Macintyre也不是只接觸加薩地區受害,受難者的親人,同時,他也試圖去尋找那些被哈瑪斯攻擊喪亡,或是曾經家人被擄為人質而承受痛苦的以色列人的聲音,找出一種可能潛伏在普遍巴勒斯坦地區民眾試圖呼喊,但微弱,對於"兩國方案"的支持者,不管他原來是猶太人,阿拉伯人,還是其他什麼的.Macintyre也嘗試提出這樣一種來自民間,也是他個人深思後的一種建議.就是除了武力互轟外,以色列還在加薩執行嚴格的邊境管制,金流管制,出口管制,"人出不去,貨進不來",自然廠家的原物料沒有來源,製造的商品無法出口,最終限於財務困境,只好裁員倒閉,造成加薩民生凋敝,經濟困頓,失業人口上揚超過40%以上.Macintrye就問:失去工作的人,沒有收入的人,你要他往哪裡走?所以,如果哈瑪斯能提供工作機會,即使只有些許報酬,原本只是普通的,不涉入統治議題的,普通民眾,都可能因為需要錢,而加入哈瑪斯,成爲極端主義者,或者只是極端主義手中的人肉槍炮,盾牌.但歸根結底,這也是以色列的管制政策將他們推向哈瑪斯那邊的. 封鎖讓普通加薩地區民眾與哈瑪斯統治之間的"互相鞏固"現象,因為封鎖使溫和派被壓縮,人民依賴哈瑪斯的福利與控制系統.哈瑪斯政權也以封鎖作為其合法性來源,成為"抵抗"的正當性,民間社會因此被夾殺.要知道巴勒斯坦政府原本就有各種派系,哈瑪斯不過是其中之一,如今,以色列卻故意,或者無意的將多數民眾往哈瑪斯推,一方面管制確實能夠消滅巴勒斯坦非猶太人族裔的擴大,另一方面就是有計劃的執行讓"兩國政策"主張的聲音在巴勒斯坦國中消失,這樣"大以色列"便可以毫無顧忌的屠殺"大巴勒斯坦",形成真正的"一國政策"主張者對決的態勢,而這是納坦雅胡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所樂見的,而歐美等國,竟然長期的默默協助這樣態勢的形成,至少在前幾個星期之前的許多年,除了一些人道機構外,各國政府都基於本國政治利益,與政治人物個人的續任權力需求,不斷的向外界表現出一種同意對美國,以色列在加薩所為是因為不得已免強為之,而非主動贊成的虛偽樣貌,因此今日西方的突然轉向,宣稱的正義,恐怕也不能彌補他們當年面對加薩封鎖管制的無作為,而將加薩推向哈瑪斯主宰,與以色列屠殺的罪惡.

                 書寫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行動的第一步,這不只是對文字功能的重新定義,更是一種將書寫轉化為倫理實踐的呼召.在許多敘事之中,尤其是在面對創傷,壓迫,戰爭或歷史遺忘的文本裡,書寫往往被視為記錄,追憶,甚至是安放記憶的手段.然而,若將書寫僅限於此,它就容易成為某種"完成式",或象徵性正義的替代品.但真正具倫理重量的敘事,應當拒絕將文字視為終點,而是將其作為呼喚回應與要求負責的起點.在這樣的視角下,敘事具有一種"不讓世界回到原位"的力量.受害者的故事一旦被說出,就無法被聽而不聞.歷史一旦被揭破,就不能再用沉默遮掩.書寫於是變成一種見證,見證曾經發生,持續發生,並可能再次發生的不義.而這樣的見證不是單純的展示或陳述,而是對讀者,對社會,對掌權者的一種質問:"既然你已知道,接下來你要怎麼做?".因此,當我們閱讀一段敘事,面對一篇證言,不應將之視為事件的封存,而應理解為責任的開啟:"閱讀之後,如何行動?理解之後,如何改變?同理之後,如何介入?".這些問題無法也不應被書寫所解答,特別是加薩問題,我們這些小民根本無從解答,所以它們才需要,或者只有可能不斷的被書寫,被提問,被回應.如此,書寫才真正成為開始,而不是結束.

               正因為書寫不是結束,"Gaza: Preparing for Dawn"不僅是一部報導作品,也是一種承諾,一種不讓遺忘與麻痺取代記憶與痛感的承諾.Macintyre 的筆觸不只是記錄歷史或描繪苦難,更是一道催促我們凝視的目光,凝視那些被剝奪了正常生活的加薩人,凝視那些在暴力與封鎖中仍試圖建立尊嚴與希望的身影.在書中,一再浮現的不是加薩的終結,而是加薩的堅持與重新開始.這種堅持既不是英雄式的,也不是浪漫化的,而是貼近土地,日常,血肉與家園的存活實踐.閱讀本書的過程,不免令人焦慮甚至無力,但也提醒我們:當新聞失語,當世界轉身,正是閱讀與書寫可以打開另一種倫理關係的時刻.不是取代當地人的發聲,而是作為遙遠之人的見證與回應者,在讀完本書之後,我們也被捲入了一個問題的核心,我們是否願意在心靈與行動上,為那些長年等待黎明的人,預備一點點真正的晨光?

              台灣長期以來因特殊的歷史與地緣處境,在教育,媒體與政策層面,對以色列與猶太精神有一種幾近神話化的崇拜.我們讚頌猶太人的智慧,團結與復國成功經驗,將以色列塑造為對抗威權與追求科技強國的"學習對象".但這種選擇性的學習,其實也讓我們成為不對稱敘事的共謀者.當以色列政府在加薩地區施行近乎種族滅絕的封鎖與轟炸政策,當兒童,醫院與糧食援助都成為軍事打擊的目標,台灣的輿論與國家機器卻極少真正觸及這些人道災難的核心問題.這不是無知,而是選擇了漠視.Macintyre所做的是將那些我們習慣忽略的聲音重新帶進視野.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只在讀後感傷片刻,而是反問我們自己,我們所持守的價值觀,我們選擇支持的對象,我們教育子女學習的榜樣,是不是也應該被重新檢視?我們是否能從對以色列國族神話的單向崇拜中退一步,轉而學習如何與苦難中的人民站在一起?學習一種更全面,更誠實的國際觀,一種不只是羨慕勝利者,而是願意傾聽倖存者的國際觀?

             台灣若真要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一個道德上成熟的主體,那麼加薩的悲劇不只是遙遠的新聞,更是我們重新認識自身處境與價值選擇的契機.書寫不是結束,而是責任的起點.而我們的閱讀,也不應止於眼淚與沉默,而是要開始對自己過去的盲點做出修正,包括我們對"以色列"這兩個字的集體想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