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戰的孩子們：太平洋戰爭下少年少女成為士兵之路

 

沖繩戰的孩子們：太平洋戰爭下少年少女成為士兵之路(沖縄戦の子どもたち,川滿彰)

              2005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與當年沖繩戰司令牛島滿的參謀湯野川忠男在法院對簿公堂.原因出自於大江早在1970年出版的"沖繩札記"一書中,寫道日本軍隊在二戰最後階段於沖繩地區,迫使當地平民與少年少女自殺,或以"自願"名義分發手榴彈,鼓吹其集體自裁,以避免落入美軍之手遭受凌虐.這樣的說法觸怒了日本保守派,認為是"誹謗皇軍",因而控告大江與出版社.然而,最終大阪高等法院在2008年作出判決,認定大江無罪,並承認軍方的確曾有暗示性,甚至是直接的命令行為.這個判決不只是一場司法勝利,更是一種對歷史記憶的肯定.

              法院的這項認證,也與日本政府長年以來在歷史教科書上對沖繩戰役進行的淡化與刪修形成強烈對比.日本文部科學省多次要求刪除教科書中提及"軍命自殺"的文字,改為模糊處理,理由是"無法確認是否為命令".但當法院承認了這段歷史的存在,就意味著即便國家體制欲將歷史塗抹得乾乾淨淨,個人,文學與司法的聲音仍能戳破沉默的面紗.

              川滿彰的"沖繩戰的孩子們"雖然文本本身敘事較為零散,統計性質濃厚,難以讓讀者深度沉浸於個別少年少女的生命經歷中,但在資料堆積下,仍然揭示出一個讓人震撼的事實: 在沖繩戰的20餘萬死亡者中,未成年比例之高異於其他戰役,許多死亡更是源自集體自殺,被迫自殺,甚至是軍方以欺騙手段誘導其"榮譽死".這樣的死亡結構,不僅是戰爭殘酷的具體呈現,更揭示出日本對沖繩進行長年同化政策後的深遠影響.

                沖繩作為今日日本的一部分,其現代命運的轉折點可追溯至19世紀末.原為獨立王國的琉球,在1879年被明治政府正式廢除國號,設置為"沖繩縣",結束了中日之間藩屬交錯的模糊狀態,進入實質的日治縣治體制.從那時起,日本政府開始在沖繩施行系統性的同化政策,目的是要將琉球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這樣的同化工程.首先從語言與教育下手.學校教育中全面禁止琉球語,沖繩語,宮古語,八重山語等的使用,強制以日語授課.並設置"方言札"來懲罰說地方語言的學生.孩子一旦在校園中說了當地話,就會被懲罰掛上"方言札",直到他找到下一個違規的同學.才能脫身.這不只是語言的矯正,更是羞辱機制的內化,目的是培養孩子對"非日本性"的羞恥感與對"正統日本性"的渴望.

                更深層的同化發生在思想與信仰層面.明治以降.天皇被神格化為國家祭祀中心,教育現場成為皇國思想灌輸的前線.沖繩的學校雖偏遠,卻也設置了"御真影奉安殿",供奉天皇肖像與"教育敕語",每天朝會時學生須行最敬禮.這種儀式感不僅傳遞忠誠,也讓學生在心理上日益內化"我們是日本臣民"的身分認同.到了二戰時期,這些長年累積的同化政策開始發揮可怕的效應.沖繩少年少女為皇國獻身的意識根深蒂固,許多未成年的孩子被動員進入鐵血勤皇隊,護理隊,甘願為天皇捐軀.甚至在軍方授意或鼓動下.自願引爆手榴彈.自戕殉國.這不是一時情緒的悲劇,而是長年文化操控的結果.

                最荒謬而深具諷刺意味的,是所謂的"御真影奉護隊"的行動.隨著戰況惡化,沖繩各地的學校紛紛組成特別小隊,由校長,教師與學生組成.專責保護學校所奉安的"御真影"與"教育敕語".他們背負的不僅是木匣中的天皇肖像與敕語文本,更是一種神聖國體的象徵.這些奉護隊帶著御真影在山中,壕溝裡東躲西藏,有的人在逃難過程中喪命,甚至還有學生因炸彈波及而全隊覆沒.然而,戰後美軍完全控制沖繩,神聖的皇國已不復存在.此時奉護隊中仍倖存的人.面對現實的恐懼與羞恥,竟選擇將御真影與敕語焚毀,以免被美軍發現後遭到制裁.那是忠誠崩潰的一瞬間,也是信仰瞬間蒸發的歷史側影.那些曾為皇國獻命的孩子們,與最終親手焚毀皇權象徵的奉護者們,共同構成了日本同化沖繩的最高與最低點.這一切無聲地說明: 同化可以成功塑造忠誠,卻無法在生死邊緣維持盲信.當理想與現實撕裂之時.忠誠不過是人性壓力下最先破碎的外殼.

                當沖繩少年少女在教育與語言政策下逐漸內化為皇國臣民時,日本軍方的戰時宣傳機器也同時鋪設了一條從忠誠通往絕望的道路.這條道路的鋪設工具,不是坦克與軍刀,而是恐懼.一種經過國家機器精心製造,反覆強化,最終讓平民自我毀滅的恐懼.軍方對沖繩平民廣泛灌輸的,是對美軍的"惡魔形象",他們謊稱美軍一旦登陸,不僅會屠殺所有男性,還會殘忍強暴女性,甚至對孩童進行活體解剖.這些說法並非僅止於流言蜚語,而是透過軍官,教師,甚至當地的警察與協力者之口不斷重複,強化.許多書寫沖繩戰記憶的文獻與個人證詞都顯示,這樣的恐懼從不是偶然聽聞,而是一種有系統的散播與灌輸.其效果就是讓逃跑與投降不再是選項,因為落入美軍手中的命運,被描繪得遠比死亡還可怕.

                這樣的恐懼設計其實是日軍在戰略上有意為之的"心理玉碎作戰".軍方深知,沖繩戰已非勝戰,而是遲滯美軍進入本土的消耗戰.與其讓平民成為潛在的負擔或叛徒,不如讓他們化為精神上的防波堤.以死殉國的沖繩人越多,美軍的推進就會越緩慢,皇國的存續就能多爭一日.於是軍方不僅散播謠言,還直接分發手榴彈,命令學生,婦女與老者在必要時"自決",以維護皇軍尊嚴並避免被敵手玷污.在川滿彰的"沖繩戰的孩子們"中,這一點透過統計數據與個案不斷被印證.許多年僅十餘歲的少年,被編入鐵血勤皇隊後,並未真正接觸武裝戰鬥,而是擔任搬運,掩埋,修壕,遞送軍令等後勤工作.但一旦戰局逆轉,他們被迫背上炸藥,或直接領取手榴彈,被囑咐必要時便是殉國之時.因此這些孩童並非真正的戰士,而是被國家機器塑造成會動的忠誠道具.最可怕的是,這樣的恐懼,並未止於軍方的命令,也被平民彼此之間傳染與加壓.某些家庭甚至在軍方未明示的情況下,自發性集體服毒,自爆.只因為"聽說"附近的村落遭到強暴屠村.當恐懼不再是由於外來威脅,而內化成為自我毀滅的衝動邏輯,當恐懼成為一種道德義務,自殺便不只是逃避.而成為忠誠的證明.

                這種戰爭策略,最終並非讓日軍守住沖繩,卻讓這座島嶼的土地與山洞,佈滿無數未成年屍體與炸裂的家庭.沖繩戰,不僅是火力與鋼鐵的對決.更是恐懼與忠誠之間的心理決戰.而這場戰爭,最終被證明,並非由敵人打贏,而是由皇軍的恐懼話語親手摧毀自己最忠誠的臣民.

                1945年春夏之交的沖繩戰役,是太平洋戰爭中規模最大,最血腥的一場陸地戰.這場戰爭不僅是沖繩人的末日,也是美軍戰略信心的崩潰點.原本預期可在數週內收復此島,作為進攻九州與本州的跳板,但戰事從4月打至6月底,美軍傷亡超過12,000人,另有超過35,000人受傷,創下太平洋戰區的最高傷亡紀錄.這不僅來自日軍的頑強抵抗,更來自皇軍刻意實行"一億玉碎"政策所帶來的非理性殺戮結構.對美軍而言,最令人震驚的並非戰術上的對抗,而是戰場上的整體氛圍.日軍選擇死守而非投降,平民選擇自殺而非生還,乃至少年少女也甘願與手榴彈共亡.這些場景讓美軍高層不得不重新估量接下來若要登陸日本本土.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抵抗體系.軍方智庫推估,若依照沖繩戰的經驗模式,在日本本土推進每一英里,都將付出千人以上的生命代價.即使戰術可勝,戰略與道義將全盤崩潰.這種對"全民玉碎"的深刻恐懼,直接改變了美國戰爭決策核心的思考方向.杜魯門政府與軍方逐漸認知到,即使日軍軍事力量已瀕崩潰,若其政治體系仍能動員民間展開"神風式"反抗,美軍將陷入一場沒有盡頭的屠殺深淵.而原子彈在此邏輯下.,不再僅是科技突破的展示.也不只是對蘇聯的震懾,而是被視為"終結無底戰爭"的唯一實際選項.

                 因此,沖繩戰役的血與火,不只是日軍最後的絕地反擊,更成為原子彈於廣島與長崎降落的戰略轉捩點.不是因為原子彈更強,而是因為沖繩戰證明了日軍與其人民,會為了大日本選擇不理性的毀滅模式,而這樣的敵人無法透過傳統戰爭摧毀,只能用極端手段強迫其制度崩潰.歷史或許無法以單一事件解釋一枚原子彈的投擲,但若說沖繩是原子爆炸的前奏,則毫不為過.島上的孩子們用血肉完成了"皇國忠誠"的最後實驗,而在萬人坑與壕溝之後,美軍開始寫下那封給廣島的死亡信件.

                 戰爭結束後,沖繩戰場的焦土尚未冷卻,歷史的書寫就已悄然開始被重新剪裁.作為太平洋戰爭最後也是最慘烈的地面戰,沖繩戰役理應成為日本戰後反思軍國主義與國家暴力的關鍵記憶,但實際上,它卻被排除在主流國族敘事之外.這不是自然遺忘,而是有意識的歷史清洗工程.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審查制度中.早在1970年代.日本文部省便陸續要求教科書出版商刪除或淡化對"集體自決"的描述,尤其反對將日軍命令或誘導平民自殺寫入教材,理由是"無法確認是否屬實".這樣的處理.使得大量沖繩人民親歷的創傷經驗,被國家定調為"未證實的個案","地方偏見"甚至"反日左翼造謠".歷史不僅被切割,還被降格為意識形態對立的工具.

                 這種記憶的抹除並不只在教育場域發生,也滲透進媒體與政治語言之中.在日本主流媒體中,沖繩戰多被處理為"日本本土防衛戰"的一部分.強調的是"日美激戰“,"雙方死傷慘重",而非沖繩人作為殖民犧牲者的特殊處境.甚至連沖繩戰役中最駭人的集體自殺事件,也被包裝為自發的殉國行為.進一步鞏固忠勇美談的記憶框架.迴避對軍方責任的追究.直到1990年代以降,在沖繩地方政府,倖存者與部分學者的努力下.自決事件才逐漸被正名為"集體強迫自殺",並試圖重建真實的歷史輪廓.而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中對於軍命與心理操控的揭露,雖曾因其筆鋒鋒利而引發右翼反撲,最終仍在法院判決中獲得支持.象徵著文學與司法攜手奪回記憶主權的一次勝利.

                 然而即便如此,沖繩人的戰爭經驗在整體日本社會的國族敘事中仍屬邊緣.6月23日沖繩慰靈日,對沖繩人而言是一年一度的集體哀悼日.但在東京.這一天毫無國定紀念的地位.沖繩和平祈念資料館紀錄下的無數口述與證詞,也遠遠比不上靖國神社的記憶資源動員力.戰後日本選擇記住"被原子彈轟炸的日本",卻選擇遺忘"逼死自己人民的日本".這種選擇性記憶,是一種歷史責任的逃避,也是一場集體心理的去殖民失敗.可以說,沖繩不是日本的一部分,而是"被日本犧牲的一部分".這樣的觀點若無法進入全國性的公共歷史敘事,那麼沖繩戰所揭示的國家暴力與同化災難,就無法真正被記取,警惕.也永遠無法阻止它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塊土地上重演.

                 當我們回望沖繩戰,看到的並不僅是一場激烈且血腥的戰役,而是它如何在歷史中被記錄,被利用,或被有意遺忘的多重面貌.它既是美軍戰略恐懼的產物,也是原子彈決策中被刻意放大的代價模型.它既是沖繩人難以言說的集體創傷.也是戰後日本與美國國家敘事中選擇性記憶的犧牲品.透過沖繩戰.我們得以看見戰爭如何不是一個事件的終點.而是不斷被召喚,被註解,被消音的歷史現場.記憶的鬥爭從未終止,正如歷史的傷口從未癒合.而我們對沖繩的回望,既是對戰爭的反思,也是對被遺忘者的一種召喚.要記得那些不被紀念的人,與那些不願被記起的真相.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