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維利語錄+獄中書簡:關於愚蠢

 

馬基維利語錄( マキアヴェッリ語録, 盐野七生  ) + 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Dietrich Bonhoeffer)

              這兩本書看似並沒有太多的直接相關,但若單獨的拆開其中的部分,結合在一起,也許可能令人有一番思考.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王論"是一部政治現實主義的經典,其論點對於政治權力與道德的關係,提出極具爭議卻又無法忽視的觀察.在這部作品中,馬基維利並不追求理想化的治國哲學,而是致力於分析"君王如何得國,治國與保國"的現實策略,他關注的不是"君王應該怎麼做"的道德理想,而是君王在"現實中如何行動才能維繫政權與國家".

              馬基維利主張君王應當根據局勢而行動,不應被傳統的道德教條所綁架.他明確表示"人們如果都善良,那麼做個善人是合理的.但因為人性不是如此,君王若總是守信與仁慈,將自取滅亡,". 因此,君王必須具備在必要時採取不道德手段的決斷力.他若想維繫權位,應能在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欺騙,背叛,動用暴力,甚至不惜以極端手段剷除異己.但馬基維利並非主張無止盡的暴政.他指出,暴力與惡行應有限度地使用,並以"一次性"解決問題.君王若持續濫用暴力.將招致民怨.但若在奪權初期果斷剷除敵對勢力,之後迅速推動善政與穩定社會,反而會獲得人民的尊敬.這種策略性的"為惡",是君王穩固統治所必須掌握的技巧.

              所以,在馬基維利的世界觀中,表面的道德比真實的道德更重要.君王不一定要真的虔誠,仁慈,正義,但必須讓人民相信他擁有這些德行.他說"君王應該看起來像個信實的人,即使實際上並非如此.".換言之,道德是一種工具,是君王治理的策略性資產.表現出慈悲和正義,有助於贏得民心與支持,即使背後的行動是殘酷與權謀的.這種"虛偽的美德"與"策略性惡行"構成了馬基維利對道德的顛覆性詮釋.他並不否認德行的價值,但他將德行降格為政治技術的一部分,而非終極目的.

              馬基維利心目中成功的君王,必須具備以下幾種關鍵性格與價值特質,首先君王必須是靈活與機警的.這並不單指傳統美德,而是一種應變能力.果斷與膽識.好的君王應能因時制宜,果敢行動,善於操控人心.其次君王需要能善用殘酷,但懂得節制.他特別推崇像波吉亞(Cesare Borgia)這樣的領袖,因為他在奪權後快速且有效地剷除反對者,儘管手段殘忍,但成功地建立秩序與穩定,反而獲得讚譽.其三,君王需讓人民畏而不恨.君王可令人生畏,但不可讓人民痛恨.他應透過有效統治帶來秩序與安定,讓人民感到生活可期,進而寬容其權謀手段.最後,一個好的君王必能有掌控命運的能力.馬基維利不認為命運完全決定一切,他認為"命運掌握一半,另一半掌握在個人手中",不過成功的君王應主動出擊,而非被動等待機會.

              馬基維利在書中對一些歷史人物表示高度讚賞包括西班牙國王費迪南德二世,他善於擴張領土,製造宗教戰爭的名義來鞏固國內團結.瓦倫提諾公爵波吉亞.雖然最終失敗,但他在政治操作上顯示出非凡的權謀與果決,堪稱理想君王範例.其他則是摩西,塞爾維烏斯,羅慕路斯等創建國家者,這是因為他們能藉助宗教,傳說或武力來奠定政治秩序,展現了靈活,機敏與實用主義的典範.對這些君王的評價顯示,馬基維利重視的從來不是"道德上的正直",而是有效實現國家權力與穩定的能力.只要最終結果是國家強盛,人民服從,手段的道德性便退居其次.

              總之這本"馬基維利語錄"中的"君王篇"是將馬基維利關於政治從道德中解放出來的現實主義觀點節錄.馬基維利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君王並非聖人,而是演技高超的現實操控者.他的核心訊息不是鼓勵暴政,而是要求政治領袖擁有在現實中存活並治理有方的能力,即使這意味著偶爾必須放下良知,披上權謀的外衣.

              而與馬基維利對"領袖"的關注不同,潘霍華則將目光放在"人民的失能"與"道德潰散"之上.1943年,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因參與反納粹活動而被囚,並在獄中撰寫了一系列思想深邃,道德重量沉重的書信與反思文字,後來結集成"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其中,1943年12月寫成的"十年之後",被收錄於此書中,可視為此書最具歷史哲學與道德意識震撼力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潘霍華以德國人身分回顧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至今整整十年所發生的社會,政治與道德變化.他反省德國人民是如何在這十年間逐步習慣於不正義與暴政,並指出這一切的根源,是一種被結構化的"愚蠢"與"道德盲目".

               "十年之後"的開頭是一種沉痛的總結."我們在過去十年學會了多少?".這句話隱含了潘霍華對德國整個社會從思想到行動徹底崩壞的悲痛感.德國經由民主制度選出了納粹政權,然後逐步沉默,屈服於法西斯的統治.潘霍華並不將責任全然歸咎於希特勒或一小撮統治者,他指出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民對於這些轉變的無動於衷與自我放棄思考的能力.德國人民非但沒有反抗,反而順從地接受謊言,驅逐異己,甚至參與迫害.他寫道:"我們曾經誇耀自己有什麼良知,自由與信仰,如今我們不得不問:那一切究竟值多少分量?".

               "十年之後"最震撼,最被後世引用的觀點,是潘霍華對"愚蠢"的本質所作的剖析.他說愚蠢是比惡更危險的敵人.這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倫理判斷.傳統上,我們認為邪惡是最需要對抗的對象,但潘霍華指出,邪惡往往還帶有自覺性,它知道自己是惡,它與理性仍有交鋒空間.但愚蠢則不同,它不僅毫無自省能力,還會將真理視為敵人,對話無效,理性無用.他將愚蠢視為一種社會心理現象,當個人變成群體的一部分,失去獨立判斷時.愚蠢便滋生.他進一步指出,愚蠢不是智力問題.而是道德勇氣與人格自主性的問題.一個人可以非常聰明.卻在道德上極為愚蠢.當整個社會放棄批判與反思,順從權威,回避真相,愚蠢便成為一種"結構性災難".然而"十年之後"並非只是懺悔式的悲觀哀歌.潘霍華在文末仍然強調"行動"的重要性.他堅信在這樣的時代人不應該逃避責任,他稱讚那些在毫無答案的情況下,仍能活出誠實,責任與自由的人,那些不等待理想時機才採取行動的人.他以極為沉穩的語氣表示"真正的自由,不在於逃避.而在於面對現實,承擔責任.".在這段歷史的陰影之下.他仍相信一種基督徒式的倫理,不是那些教條式的道德判斷,而是"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尋找上帝的旨意",這種信仰導向的是一種行動的倫理,而不是思辨的退避.

               "十年之後"的主旨不僅是對納粹時代的反省,更是對任何時代面對權力,群眾心理,道德責任的深刻警語.潘霍華點出當社會不再培養思考與勇氣,而讓人們安於服從與順勢時.惡的擴張其實是靠"愚蠢"這個結構運作.他批判的不是無知,而是一種"拒絕思考與判斷的選擇性盲目",這種盲目讓獨裁者可以在群眾支持下無阻擴權,讓社會陷入深淵而無法自拔.對現代人而言,"十年之後"所傳達的訊息極具當代意義.無論處於哪一種政體或文化,我們始終可能面臨這種"愚蠢化"的過程,放棄獨立思考.聽信權威論述,不願承擔真理的代價.潘霍華提醒我們真正的道德抉擇,不在於是否符合外在標準.而在於能否在混亂與危機中依然堅持"人應有的尊嚴與責任".

               馬基維利強調統治者應如何精準掌控人心與施展權謀,而潘霍華則提醒我們當整個社會的群體心理被制,麻痺時.所需要的從來不只是更"聰明"的君王.而是一群更有道德勇氣與思考能力的公民.兩人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人性在政治中的選擇",但出發點卻南轅北轍.因此,讀完鹽野七生所選編寫的"馬基維利語錄"中的"君主篇",再回頭對照潘霍華"獄中書簡"中那篇震撼人心的"十年之後",不禁讓人思索: 一個總是在算計,偶爾還會為惡,甚至常常以一種善意臉孔出現的領袖,是否真的能夠帶來安定與發展?而人民對於領袖的道德視覺究竟能否真的能清楚明辨?而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那些能操控人心的不道德君王,與那些不具備道德勇氣,又經常陷入愚蠢思維的群眾,總是相伴相生,為這個世界帶來災難,或者讓世界,國家形成一種斷然的分裂?

                 事實上也是從馬基維利到潘霍華,中間幾百年政治與道德思想反覆思考的重要問題.為什麼一個權謀君主的興起,常常與一群失去道德勇氣,判斷力衰退的人民一同出現?這裡我們可以從人性需求,政治制度運作與社會結構,歷史危機與恐懼的催化效應,這三方面來分析.首先就人性需求來看,權謀君主的出現.往往滿足了人民內心對秩序與安全的渴望.馬基維利指出君王若能帶來秩序與安定.即使手段暴烈,人民多半不會反抗,甚至會讚賞其果斷與權謀.這並非出於認同暴政,而是因為在面對混亂與恐懼的局勢下,大多數人本能地渴望"穩定"多於"自由".因此,當社會動盪,經濟衰敗,外敵威脅或內部分裂時,人民更容易對強人領袖產生依附心理.在這樣的情境下.君王只要能展示果斷行動.穩定局勢的能力.即便手段專斷,操弄輿論,甚至是偏執狂也能獲得支持.這就是為何馬基維利認為權謀是必要的,因為現實中的人民並不總是理性且道德的,他們容易被情緒驅動,想掌權者便能從此需求點下手.

                  而從政治制度運作與社會結構來看,道德勇氣的消失,是群體壓力與體制誘惑共同產生的結果.潘霍華在"十年之後"中強調愚蠢不是智力問題,而是"道德勇氣與人格自主的崩潰". 他指出,一旦個人融入群體,受到制度框架與宣傳話術的包圍,便容易放棄獨立判斷,轉而依賴他人,甘願淪為順從者.這樣的服從不是源自無知,而是源自對責任的逃避.而以上這種心理狀態的成因包括三種來源.一是從結構性服從文化而來,包括學校,教會,軍隊,官僚體制,長期以來都訓練人如何"遵守",而非"質疑".二是從恐懼壓制反思而來.在極權體制下,質疑往往伴隨懲罰,久而久之人們學會閉嘴,自我審查.三是從群體認同凌駕個人判斷而來.當整個社會都跟隨領袖,個人的反對意見會被視為背叛.為了不孤立,人們選擇"跟著走".因此君主的權謀與群眾的愚蠢是一種"互為因果"的社會關係.愚蠢的人群容忍甚至需求權謀領袖.而權謀領袖則進一步製造恐懼.收編媒體.操縱輿論.使人更難保有道德的個體意識.

                  如果從歷史危機與恐懼的催化效應來看,歷史危機與恐懼是催化這種結合的最佳土壤.馬基維利與潘霍華所處的背景,不論是文藝復興後的義大利城邦,或者納粹興起的德國,都處於社會危機與失序的時代.歷史經驗顯示在動盪與不確定的年代,群眾更渴望"清晰的敵人","簡單的解決方案"與"能夠保護他們的強者".例如義大利當時面臨法國,神聖羅馬帝國等外力威脅,各城邦政治混亂,因此馬基維利讚賞波吉亞這類能整頓局勢的強勢人物.德國在一次大戰戰敗後國力衰敗,經濟崩潰.人民對魏瑪共和的自由制度失去信心,轉而擁抱納粹提供的民族榮耀與秩序幻象.這些例子說明當人民處於危機時.他們的政治選擇不再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恐懼與渴望解脫.這使得強人領袖與人民的屈從心理形成了閉環共生系統.

                 然而,這並不意味歷史只能重複錯誤.馬基維利所描述的現實雖殘酷,潘霍華所揭露的愚蠢雖深沉,但兩人都未放棄對人類行動力的信念.前者相信果決行動能改變命運,後者堅信道德勇氣能擊退黑暗.從馬基維利到潘霍華.我們看到一個現代政治的悲劇循環.統治者為了控制群眾而使用權謀,而群眾為了逃避責任而接受統治者的欺瞞與操縱.這不是單純的"一人作惡,一群人受害",而是政治與道德共同墮落的深層現象.除非社會能夠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與道德判斷的勇氣,否則權謀的君主與道德癱瘓的人民.將不斷地在歷史中彼此召喚.彼此成全,直到災難再次發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