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

 

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The Troublemaker: 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祈福德 Mark L. Clifford)

               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以為如海耶克,米賽斯,羅斯巴德等自由主義者,基本上不主張政府出資或以國家名義設立媒體,因為他們認為媒體應與其他市場商品一樣,由私人出資經營,並透過自由市場競爭維持品質與多元性.政府介入媒體會造成思想操控,資訊壟斷,違背個人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則.古典自由主義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不會主張由政府設立,出資,或主導媒體機構,因為這違背了他們對自由市場與個人自由的根本信仰.

               所以,我以為判斷一個人是否是真的主張自由,真實信仰民主實質的方式之一,就是觀察這個人是否經常性的呼應"統治者"的聲音,政策,與主張,或者乾脆就去政府成立的媒體機構任職.如果是,那麼他可能就非真的主張自由,民主之人,儘管他個人可能另有高遠新聞傳播,或者文化,藝術傳承理由與理想,但那些辯詞在自由主義眼中,並不是必要的,畢竟沒有一個自由主義者會膽敢宣稱自己主張是唯一正確,所以必須透過"必然正確"的國家媒體傳播,會有這種唯一正確標準的"主張","媒體"往往就是威權專制主義者所在與宣傳出口.所以試圖藉由政府出資媒體宣傳包裝的觀點與立場,或者直接貼服統治者觀點的主張,透出的就是潛伏烏托邦的另一面,有著威權排他的意思,而參與者不過就是利用這些名稱,或權威包裝自我,然後藉國家力量,或標準來狐假虎威壓制他人觀點而已.至於那個媒體人,與統治者是誰哪個人,屬於哪個政黨,並不重要.因為毫無例外,通通都適用這樣的檢核方式來被觀察.

               海耶克強調市場是一種自發秩序,媒體如其他市場商品一樣,應由個人或私人機構自由設立,競爭,淘汰.如果由政府出資或主導媒體.很可能造成對言論市場的"設計式干預",削弱市場自然篩選的機能.羅斯巴德尤其激烈反對國家任何形式的干預,他在許多論述中都批評政府資助或審查媒體是通往寡頭壟斷與思想控制的道路,他認為國家一旦成為資訊提供者,就會有誘因"引導"或"操縱"言論,損害資訊自由流通.米賽斯在其自由主義理論中,也主張言論自由的真正保障來自於不受國家操控的私人擁有媒體結構.他警告政府透過資金扶持媒體,會逐步"國有化思想",產生思想一致與輿論壟斷的危險.

               從以上的這些論述,應該做為閱讀"黎智英傳"的理由.從古典自由主義者如洛克到現代自由至上主義者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便是:國家不應是思想與言論的仲裁者,亦不應是媒體的創建者或資助者.自由市場中的媒體,其價值不在於其是否“正確”,而在於其是否能與其他觀點並存,競爭,辯駁,使真理在市場中浮現.這一點即便是保守的Milton與自由的Mill都曾不約而同主張:讓言論"交戰",讓思想"競逐”,這才是自由社會真正的防腐劑.從這個角度看,黎智英的媒體實業是一場實踐自由主義理想的社會實驗.他並未要求國家替他創設言論平台,也未要求政府資助民主理念的傳播.他是以市場的方式,憑藉資本,商品化的報紙,娛樂與新聞並重的版面配置,建構出一個可以與國家主導的輿論系統分庭抗禮的言論平台.這樣的實踐,無論成敗,都值得自由主義者讚許其企圖.他證明了新聞自由並非只能依靠官方憲制性保障,更可以仰賴一種強烈的個人責任感與市場策略來實現.

                當然,自由主義立場也讓人對其媒體的某些作風產生合理疑慮.報導風格時而煽情,標題傾向誇張,有時將娛樂與政治混搭,模糊了公共討論與商業點擊之間的界線.自由主義雖肯定言論市場的競爭性,但亦重視理性公眾的培養.若媒體過度商品化為情緒勒索,道德譴責與政治仇恨的放大器,那麼即便立場"正確",也可能損害自由社會應有的多元討論與理性思辨空間.這也正是閱讀"黎智英傳"的原因所在.它不只是記錄一位企業家對抗極權封鎖的力量,也是一部自由主義者如何在不完美現實中尋找平衡的現場紀錄.傳主並非哲人式的自由論者,他的自由觀念有時混雜著宗教道德,商業直覺與反共情緒.但正因如此,使得實踐充滿張力,他既是市場的信徒,也是新聞理想的擁護者,既反對國家干預,也相信媒體能塑造公民精神.因此自由主義的觀點使我們能夠既不將黎智英神格化為道德英雄,也不簡化為煽情商人,而是看見一個奮力維護言論自由,以市場手段對抗壓制體制的實踐者.

               祈福德所寫的"The Troublemaker",副標題極為醒目"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這種語氣.很容易讓讀者將黎智英想像成一位標準的自由鬥士,傳統意義上的異議英雄.但我在閱讀這本書時.卻更想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不是讚頌這個人.而是試圖理解一個政權為何如此忌憚此人?他真正的威脅.究竟何在?那些街頭運動的短暫煙火,個人以為很快就會被平熄,對警察威權國家來說,公民運動的效用不大,軍隊更在一水之隔,幾分鐘內便能打擊任何武裝力量.我認為,真正讓統治者感到恐懼的.其實並不是傳主個人,而是他所能建構出來的媒體話語空間.以及那種煽動與改變群眾思維的能力,範圍遠遠超過一個島嶼的影響力.

               黎智英的個人背景,在書中被細緻鋪陳.逃港少年,白手起家的資本家,深受美國保守派思想啟發的信仰者,以及創辦蘋果日報的媒體企業家.他確實是一位複雜的人物.但若說他是中國最害怕的批評者,我倒覺得.這更像是一種符號性的描述,而非實質.中共害怕的,不是黎智英這個"人",而是他構築起的媒體帝國能夠左右社會輿論.打破單一敘事的能力.這點.從"蘋果日報"的處境就可見一斑.2021年,在國安法實施後不久,港警大舉搜捕"蘋果"的高層,凍結資產,封鎖網頁,最終導致報紙停刊.這種手段並不是針對黎智英"個人",而是針對一整個可能讓群眾發聲,產生不同政治情感與判斷的言論場,媒體的存在,是公共政治的基礎空間,而查禁媒體,就是將整個社會推入沉默與單向度理解的黑箱中.換言之.黎智英代表的不是"一個異議者",而是一種潛在能動性,他可能讓大眾發出不同聲音,讓人開始質疑政權敘事,這才是真正不能被容忍的部分.

               回望歷史,每一個選擇查禁媒體,封殺異見聲音的政權,其政治本質就已昭然若揭.那並不是偶然的行政裁量或過度執法.而是一種對言論自由本能性的恐懼.因為媒體不只是傳遞訊息的工具,它更是一個社會對自身現實進行辯論,評價與想像的空間."The Troublemaker"讓我們看到中共的政治機器是如何系統性地消除這個空間.不僅僅是抓人,更進一步凍結資產,禁止報導,將媒體形象污名化,抹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這種操作,目的明確,讓群眾失去一個可以思考的媒介環境.進而更順從地接受官方敘事.我認為.不論政權如何自我包裝,一旦開始查禁媒體,拘捕記者,它就已從民主的語言中退出.它再怎麼強調"穩定","法治","安全",都掩蓋不了那種從骨子裡出發的威權性.

                在這本書中,祈福德顯然將黎智英作為"西方式自由價值的殉道者"來描寫.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本書出版背景與英語讀者群本身就預設了這種敘事會受歡迎.然而.我認為傳主本人的形象更為矛盾,甚至複雜得令人難以簡單地定位.他是自由媒體的倡導者,同時也是香港最懂得如何用煽情報導,社會情緒來操控市場的人.他早期的財富累積,與英殖政府官場的良好關係,甚至對民粹情緒的某種引導,都讓人難以將他簡單地視為"道德上的純粹抵抗者".但也正是這種矛盾,才讓他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他並非理想化的聖人,而是一個在錯綜複雜的制度縫隙中發聲,行動,並最終為此承擔代價的人.祈福德將他塑造成異議者圖騰,但我們不必完全接受這樣的單一敘事.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黎智英所開創的媒體場域,曾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激發出一種民主的"可能性".當然你也可能因為他會炒作不動產資產商品,而對其有負面評價,但這也是顯示他商人的角色,完全就是自由主義者生活面向的一部分.

               傳主的當前狀態,也許從他創辦"蘋果日報"的那一刻就已注定.而這本書的出版,也標誌著一種對"香港從前可能的未來"的追悼.我們真正該記得的也許不只是傳主本人的傳奇與經歷,而是他曾經撐起的一整個話語空間,那裡曾經容許爭論.嘲諷,批判與真誠的渴望.被禁的不是一張報紙,也不是一個富商,更不是一名異議者.被禁的,是一種集體能夠思考,質疑與抵抗的社會能動性.那樣的空間如今正在被逐漸消融,但只要有人記得它曾存在過.就還有機會重建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