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危機與假警報︰解讀總體經濟風險，做出精準判斷

 

真危機與假警報︰解讀總體經濟風險，做出精準判斷( Shocks, Crises, and False Alarms,  Philipp Carlsson-Szlezak &  Paul Swartz)

                "真危機與假警報"試圖為身處複雜總體經濟環境中的企業領導者提供一套評估風險的實用框架.在資訊爆炸,預言四起的時代,企業領導者如何在一片喧囂中,分辨哪些是攸關存亡的"真危機",哪些只是曇花一現的"假警報"?這本書提供的正是一副辨識風險的"新眼鏡".本書的核心在於其方法論的轉變:它旗幟鮮明地主張"判斷勝於預測",意圖將總體經濟學從對精確數字模型的依賴中解放出來,轉向對驅動因素,情景分析與制度政治的綜合考量.

                本書以美國經濟為核心視角,系統性地分析了實體經濟的結構性減速,金融體系的刺激機制演變,以及全球地緣政治的深度重組.它最終描繪了一幅堅韌的圖景,全球經濟在衝擊中保持韌性,美元霸權將延續,而利率走高與緊縮環境將成為2020以後新的常態.這種視角無疑具有高度的啟發性,它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悲觀末日論的"理性樂觀主義"路徑.然而,這種視角在提供框架的同時,其論述本質上仍是一種情景預測,是一幅建立在美國制度優勢假設之上的未來圖景.這正是本書最值得我們深入質疑與探討的內在局限與潛在盲點

                作者對總體經濟學的批判是本書的立論基礎.他們指出主流總體經濟學披著科學的外衣,追求數學模型的精確性,卻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疫情衝擊等重大事件時集體失靈.書中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傳統模型在預測經濟衰退時的準確率低於30%,這種"模型至上主義"的迷思,導致決策者經常被複雜性所麻痺,忽視了更宏觀的歷史與政治力量.為此,作者提出了一種經濟折衷主義(Eclectic EconomicsP的分析框架,旨在回歸總體經濟學作為一門"判斷藝術"的本質.這種方法論強調實用性,開放性與綜合性,並要求決策者培養三個核心分析習慣.

                首先需養成的第一個習慣,是擺脫精準預測的迷思,聚焦於驅動因素與情境分析.這種習慣強調放棄對單一預測數值的執念,將注意力集中在識別關鍵的總體經濟驅動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分析的重點應從"未來會是什麼"轉向"如果發生X衝擊,可能的路徑A、B、C是什麼"這樣的思考方式.書中以2020年疫情為例,說明企業若僅依賴傳統GDP預測,將無法應對供應鏈斷裂的特定風險.而通過情景分析(Scenario Planning),則能針對不同封鎖情境預先制定應變方案.

                再來的習慣二,則是對災難預言保持懷疑,區分"真危機"與"假警報".在訊息過載的時代,市場充斥著大量"末日預言".作者引用行為經濟學數據指出,過去四十年間媒體報導的經濟危機中,超過80%最終被證實為"假警報".真危機是系統性的,難以自我修正的,能導致資產負債表永久性受損的衝擊.而假警報則往往是週期性的,可自我修正的短期波動.例如,2011年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引發市場恐慌,但企業盈利基本面未受破壞,屬於假警報.相比之下,2008年由資產泡沫和金融體系深度槓桿化導致的崩潰,才是真危機.

                而第三個習慣,則是在進行總體經濟分析時應結合歷史,政治與制度分析,建立動態風險評估框架,經濟並非在真空中運行.作者強調總體經濟分析必須融入歷史比較,政治決策路徑以及制度環境,例如央行獨立性,法治上的考量.書中對比了1970年代大通膨與2020年代通膨的差異,前者源於工資物價螺旋和石油危機,後者則混合供應鏈瓶頸,財政過度刺激與地緣政治衝突.這種跨學科分析揭示了單靠菲利普曲線模型無法捕捉的風險全貌.

                作者認為這種方法論的優越性體現在對景氣循環衰退的分類上.他們有別於傳統的二元衰退預測,提出了基於總體經濟衝擊本質的三種分類.第一是實體經濟衰退,如疫情衝擊,由外部不可預測衝擊導致,主要影響供給面.由於資產負債表損傷有限,一旦衝擊解除,復甦通常呈V型.第二是政策性衰退,比如政策當局為控制通膨主動採取緊縮行動.復甦路徑往往呈U型,其深度取決於政策力度.第三則是金融衰退,比如2008年危機.由資產泡沫破裂,金融系統去槓桿化引發,對資產負債表造成嚴重創傷.復甦過程漫長,易導致U型甚至L型復甦.

                這種分類框架體現了作者強調的"敘事分析"而非機械預測.它指導我們在面對每一次衝擊時,首先要問的不是"是否會衰退",而是"衝擊的本質是什麼?"以及"它對資產負債表的傷害有多大?",然後才根據歷史曾經發生的案例與解決方式,找出可能的主要成因,困境屬於週期性還是系統性?能否透過立即性的政策予以解除,解決?還是需要長期的調整,制度與結構的大幅更換,重整?所有的應對與解決之道,都是根據問題生成的本質為何去針對的,而不是一種絕對方式的必然.掌握了這套判斷的藝術,我們便能以更清晰的視角.審視本書對實體經濟提出的核心診斷: "成長引力".

                在對2020年後的實體經濟的分析判斷中,作者引入了"成長引力(Growth Gravity)"的概念,解釋了未來為何成熟經濟體難以長期維持高增長率.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將經濟增長拉回較低的長期趨勢.作者透過標準的成長會計框架,解構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三大驅動因素,並指出了它們面臨的結構性逆風.在勞動力方面:美國勞動力增長率已從1970-2000年的年均1.5%降至目前的0.5%,人口老化與勞動參與率下降是不可逆的趨勢.在資本方面: 成熟經濟體面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實證數據顯示美國的資本產出比率(ICOR)已從1960年代的3.5增至當前的6.2,意味著等量資本投入所能帶來的增長效益大幅降低.在生產力方面: 最大的挑戰來自產業結構轉型.服務業佔美國GDP比重已達80%,而服務業的生產力提升難度遠高於製造業,數據顯示服務業年生產力增長僅0.7%,遠低於製造業的3.2%.

                至於提升未來總體經濟成長被認為至關重要的關於技術突破的,作者則以審慎樂觀的態度面對.面對AI,生物技術等新興科技.作者沒有陷入盲目的科技烏托邦主義.他們對技術突破抱持審慎樂觀(Cautious Optimism)的態度,引用全要素生產力(TFP)的歷史數據指出,從技術突破到大規模提升總體經濟生產力,必須克服四大障礙.首先是技術成熟度.許多新技術仍在發展初期,從實驗室到商業化平均需要15-20年.其次是先進技術帶來的社會摩擦.自動化和AI將導致大規模技能錯配,預計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4-8億個工作崗位被自動化取代.其三則是法規延遲.針對新技術的監管框架往往嚴重滯後,如AI治理的全球協調機制尚未建立.最後則是實施成本的考量.企業數位轉型的初期投入巨大,形成"生產力悖論":技術投資增加但生產力統計不彰的過渡期,因此阻滯了一些企業投入技術創新的意願與能力.作者的結論是,因此新技術預計只能溫和地提升整體生產力成長約25至50個基點,而非革命性的飛躍.他們提醒我們,社會大眾往往過度沉醉於技術的新奇,卻高估了其短期內拉動實體經濟成長的能力,世上的人過度被技術的新奇吸引,拉高了技術帶動實體經濟成長的預期,從過往的經濟數據看,創新,技術飛躍帶給人們的感受度遠超實體經濟的成長度.

                 作者對結構性逆風的診斷無疑是精確的,但其對技術的預期可能過於保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生成式AI有望為全球經濟每年貢獻2.6-4.4萬億美元價值,主要通過提升知識工作者生產力實現.如果AI能夠將軟體開發,研究分析等行業的生產力提升50%-100%.那麼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可能遠超50個基點.然而,作者的審慎提醒我們,從技術潛力到GDP數字,中間橫亙著巨大的社會和制度慣性.因此,將技術影響預期定在相對保守的水平,有助於決策者陷入"樂觀主義的陷阱".

                 本書對現代金融經濟的診具備某種啟發性,它追溯了過去幾十年來政策當局應對景氣循環時,對強制性刺激機制的依賴與演變,揭示了政策刺激從傳統財政手段到非傳統貨幣手段的演變過程.從1980年代的雷根赤字: 聯邦赤字佔GDP比率從1981年的2.5%升至1986年的5.0%,開啟舉債刺激時代.到1990年代柯林頓減債: 1998-2001年實現預算盈餘,國債供應減少推動長期利率下降,為資產泡沫創造環境.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期的資產泡沫:網路泡沫和房市泡沫期間,美國家庭淨資產與可支配收入比率從1995年的5.1升至2006年的6.4,"財富效應"成為隱性刺激工具.到2008年之後的量化寬鬆: 2008年後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不到1萬億美元膨脹至近9萬億美元,模糊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界限.透過不同時期的金融困境,作者區分了生存性刺激(應對系統性崩潰)與戰術性刺激(平滑景氣循環)的不同,並指出後者在當前的高通膨和高債務環境下正面臨四個核心限制.第一是可能面對困境是貨幣當局反對,聯準會在通膨壓力下必須維持緊縮立場,第二個金融調控可能面對的困境是政治阻力.政治兩極化使大規模財政刺激難以通過.第三個困境則是市場排斥.美國公債海外持有比例從2015年的47%降至2023年的30%,市場對新增發債的排斥性增強,以致無法達成寬鬆功能.第四則金融解決困境則是發生政策抵消,財政寬鬆與貨幣緊縮相互抵消,降低刺激有效性.

                 對於2020年以後的利率新常態,作者們以為它將呈現良性緊縮的樂觀預期.對於未來利率環境,作者預期較高但健康的利率將成為新常態.這不是1970年代通膨失控的滯脹環境,而是類似1990年代的"良性緊縮(Benign Tightening)",一個由強勁的實體經濟和溫和的通膨推動利率適度上行的環境.作者認為這種新常態是健康的,因為它結束"金融壓抑"時代,使資本配置更有效率.同時較高的利率能擠出僵屍企業,美國僵屍企業佔比已從2013年的4%升至2022年的15%.而高利率能讓貨幣政策重新獲得抵抗經濟衰退的空間.雖然這種看法在書籍初成時可能是對的,但是時移世易,因為政治上的更替,這種推論也有了不確定性的存在因素,那就是川普效應.作者對"良性緊縮"的樂觀預期,是本書最具爭議的部分,它似乎低估了美國財政困境的結構性風險.首先可能發出的質疑一是：美國債務的不可持續性?美國政府債務已超過34兆美元,且仍在持續膨脹.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如果利率長期維持在4%-5%,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將在2030年達到GDP的3.5%,超過國防開支成為最大單一支出項目.這種巨大的利息負擔將擠壓所有其他政策空間.可能生成的質疑二是：聯準會的兩難.高債務和高利率的結合,使聯準會面臨"控制通膨"與"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之間的艱難平衡.一旦10年期公債利率持續超過5%,美國債務滾動成本將急劇上升.可能迫使聯準會在一定程度上放寬緊縮政策,即使這意味著更高的通膨.因此,作者關於利率新常態的判斷,雖然在理論上是"健康"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現實面前,其穩定性面臨嚴峻挑戰.我們可能迎來的不是良性緊縮,而是"惡性緊縮"與"財政混亂"之間的擺盪.特別是新當選的川普對這些數據洽好又最敏感,已經直接伸手進入聯準會,並開始調降利率可見一斑.對貨幣政策的公開干預,便凸顯了所謂"聯準會獨立性"在政治壓力下的脆弱性,這為書中的樂觀預期增添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全書最具洞察力的部分,或許是作者對冷戰後全球秩序從"趨同"到"分化"轉型的分析.作者提出的"趨同泡沫(The Convergence Bubble)"概念,精準地描述了19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將最終在世界範圍內趨同的過度樂觀.這個泡沫在21世紀初開始,並在2020年代完全破裂.在安全層面,美國全球軍事部署費用佔世界總軍費比例從2000年代的50%降至2023年的38%,"單極時刻"終結.在政治層面,自由之家數據顯示.全球民主國家數量從2006年的90個高峰降至2023年的83個.在經濟層面,中國GDP佔全球比重從1990年的2%升至2023年的18%,挑戰"華盛頓共識".在金融層面,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從2000年的72%降至2023年的58%,顯示去美元化趨勢.儘管趨同泡沫破裂,作者對"去全球化"的論述保持某種懷疑,或至少對於美國單極世界的權力與影響仍深信不疑.他們引用世界貿易組織數據指出,全球貨物貿易量仍在成長,從2019年的19兆美元增至2023年的22兆美元.他們認為未來不是單純的逆全球化.而是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的貿易新架構,即"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或"多元化供應鏈"的形成.

                我以為儘管趨同泡沫的分析極具洞察力,但本書的"美國中心視角"仍是其最大的內在盲點.首先,趨同泡沫破裂的深層衝擊可能被低估.作者似乎低估了美國模式意識形態號召力減弱的深層衝擊.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全球對美國民主制度好感度從2000年的75%降至2023年的45%.當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制度失靈,社會不平等問題加劇時,其軟實力基礎也隨之動搖.其次,本書似乎將美元霸權的潛在裂痕被視為"假警報".書中堅稱美元崩潰是"假警報,強調其市場深度,流動性優勢.但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2023年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佔比已達4.5%,較五年前翻倍,金磚國家擴容至10個成員,佔全球GDP比重超過美國領導的G7.儘管這些數據顯示非美國中心集團的影響力仍微弱,但這些趨勢也反映出許多國家開始對美元系統風險進行規避.第三則是我以為作者對於制度假設與政治現實有些許脫節.作者的論述基於對美國制度優勢的堅實假設,尤其是聯準會獨立性.然而,實證研究顯示,2017-2021年間聯準會官員與白宮的通訊頻率增加,政治干預常態化.同時,美國債務政治困境加劇,若利率持續走高,2030年利息支出將超過醫療保險成為第二大預算項目,政策理性將讓位於政治博弈.所以我以為作者的視角本質上是一種"美國制度決定論",相信美國體系有足夠的內在修正能力來克服所有挑戰.他們將外部衝擊視為考驗體系韌性的壓力測試,並樂觀地認為美國體系終將勝出.但這卻可能導致其低估了系統性,制度性的風險,並將多極化帶來的體系重構視為一種可以被美國力量吸收的波動.

              "真危機與假警報"在方法論宣稱採取"經濟折衷主義"框架.對假警報的批判,以及對現代刺激機制雙刃劍性質的分析,都為我們理解當代經濟風險提供了寶貴的工具.這本書試圖將總體經濟學從純粹的技術分析提升到跨學科,多維度判斷的層次.對於決策者而言,這是一本建立思維框架而非提供準確數字的重要提醒.然而,讀者在應用此框架時,必須對其內在的美國制度決定論保持高度警惕.當作者宣稱"我們是理性樂觀主義者"時,他們實質上已選擇了一種意識形態立場:相信美國體系在壓力下將自我修正並持續引領全球.這種自信,正面臨多極化世界,債務政治與地緣經濟重組的嚴峻考驗.因此,這本書與其說是某種提醒,不如說是一面鏡子,它既映照出美國精英階層對自身制度的自信,也暴露了其對全球變局深度與系統性風險的某種低估.

               真正的風險,或許正藏在這種"自信"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之中.我們必須在接受作者提供之判斷工具的同時,以更全面化,更具批判性的世界觀視角,來重新評估美國制度的韌性與美元霸權的未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