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

 

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程鐵軍 & Uradyn E. Bulag & Mark Selden)

                 "長城外的造反派"是一部以多重視角構建的歷史文本,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僅僅是學術研究的結晶,更是一份從親歷者的記憶深處打撈出的沉重證詞.本書由漢族青年程鐵軍,蒙古族學者烏.額.寶力格和中國革命史專家Selden合著,透過三位作者的跨界合作,以一種層次豐富的方式,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在內蒙古這片特殊邊疆土地上的獨特悲劇.它試圖挑戰將文革暴力簡化為"一小撮壞人"或"紅衛兵失控"的官方敘事,而將這場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屠殺,定義為一場由國家機器主導的"政治滅絕"運動,其根源深植於中國長期的"定居者殖民主義"結構.所以,這場政治滅絕在作者的猜想中也隱含了種族滅絕的陰謀在其中.

                  儘管本書以肯定語氣在書寫這些內容,並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論據與史料,但作為一位讀者,我們或許可以帶著一絲質疑的目光,重新審視這些論斷.書中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筆觸,讓我們看見了受害者的血與淚,也為我們理解歷史提供了情感上的共鳴.但一個更為冷酷的推論也隨之浮現:這場清洗的背後,除了意識形態的狂熱和民族結構的矛盾,是否還隱藏著一種更為精密的國家算計?這場席捲內蒙古的血腥風暴,究竟是一場失控的政治運動,還是一場在長城內外夾縫中,對地緣政治危機進行的殘酷預演?

                  在承認本書核心貢獻的基礎上,深入探討這些潛在的推論與質疑,重新解讀這場政治運動的雙重意涵.它既是中共利用文革進行內部清洗的工具,也是在面對蘇聯與蒙古國的軍事壓力下,對內蒙古蒙古族進行的"預防性"打擊.這場悲劇,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場有計畫的權力收回行動,旨在徹底清除蒙古人的民族自決意識,將其降格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個文化附庸,從而實現對內蒙古的絕對統治.

                  程鐵軍的個人敘事是本書的靈魂,它為我們理解這場邊疆悲劇提供了一個獨特而寶貴的視角.作為一名從河北農村逃離大饑荒的漢族青年,在內蒙古度過了從中學到大學的關鍵歲月.這段經歷賦予他兩個重要的身份,一個是邊疆的"外來者",對當地漢蒙關係有著局外人的清醒觀察.另一個是"造反派",他對黨內官僚體制的壓抑有著切膚之痛,並將文革視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契機.這雙重身份的交織,使得他的回憶錄不僅僅是個人的控訴,更是對時代脈絡的一種深刻折射.程鐵軍的早年生活,充滿了貧困與壓抑.他因在大饑荒中對官方宣傳產生質疑,在窗玻璃上寫下思鄉的詩句,就差點被扣上"攻擊三面紅旗"的罪名,從此在檔案中留下汙點,被剝奪了加入共青團的機會.這種個人的不公待遇,讓他對黨內的權力運作產生了質疑,並為他日後投身造反運動埋下了伏筆.他與無數有著相似經歷的青年一樣,相信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將文革視為對抗腐敗官僚,實現公平正義的機會.他們的造反,在最初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是一種對黨內壓迫機器的反抗.程鐵軍的自述也提醒我們,"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在文革中極度模糊.他作為漢族造反派,既是參與者,也成為見證者,最後轉而批判,這種轉折本身很能體現文革的複雜性.

                  然而,這種對理想的追尋在內蒙古這片特殊土地上,很快被更宏大的政治與民族矛盾所吞噬.程鐵軍在親歷文革的同時,也見證了這場運動如何從批判"走資派"的階級鬥爭,轉向一場由國家機器主導的,針對蒙古族的血腥清洗.他的朋友韓桐被軍隊槍殺,成為全國首例軍隊殺害學生的悲劇 .這場轉變,讓程鐵軍和他的一些戰友們,開始從造反者的身份,轉變為歷史的旁觀者和反思者,他們親眼見證了革命的理想是如何被權力鬥爭所利用,並最終淪為一場民族迫害的工具.這種從激昂到幻滅的個人旅程,構成了本書最為動人的篇章.

                 本書的核心理論之一,便是將內蒙古的悲劇根源追溯到清末以來漢族向邊疆地區的大規模移民,並將其定義為一種"定居者殖民主義"的結構.這種觀點認為,隨著漢族人口在內蒙古佔據絕對多數,蒙古族在自己的家園被邊緣化,民族矛盾被深深埋下.在蒙古族的烏蘭夫主政的二十年間,民族區域自治被視為緩和這種矛盾的成功模式,但文革的到來,徹底撕下了這層和平的面紗.我們或許可以就此提出質疑;中共對內蒙古的"民族自治"承諾,究竟是一種真誠的政治實驗,還是從一開始就充滿算計的權宜之計?一種推論認為,中共在建國前對民族自治的承,包括毛澤東1935年的"三五宣言"中,允許內蒙古人民"有權完全分立"的極端表述,可能只是為了在國共內戰中爭取蒙古人的支持,並將內蒙古打造成一個穩定的後方基地.當烏蘭夫成功將前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軍政力量納入中共體系,並實現了北方邊疆的和平統一後,這個承諾的歷史使命或許就已經完成.從這個角度看,烏蘭夫時代的民族自治,便不再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典範,而更像是一個過渡性的權力結構.烏蘭夫作為"體制內的蒙古族菁英",他的遭遇顯示少數民族即使進入權力核心,仍隨時可能被國家邏輯犧牲.他所建立的以蒙古族為中心的領導體系,在中共眼裡,是一個有待逐步瓦解的"獨立王國".這種觀點認為,文革的到來,並非是民族清洗的起因,而是一個將內蒙古的統治權徹底收歸漢人手中的絕佳時機.這場運動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掩護下,逐步削弱並最終瓦解蒙古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主體性.

                另一項論點則將這場悲劇與1960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當內蒙古從中蘇友誼的"樣板"轉變為對抗"蘇修"的"前線"時,居住在邊境的蒙古族,便從"革命盟友"變成了"潛在的敵人".讀者或許跟我一樣會推測,中共高層擔心在可能爆發的邊界戰爭中,內蒙古的蒙古人會因民族自決的企圖,與蘇聯及其盟友蒙古國暗中合作,成為潛在的"內應".因此,這場針對蒙古族幹部與知識分子的清洗,便帶上了一種冷酷的"預防性打擊"色彩.它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是將地緣政治的焦慮,轉化為對內部民族群體的無情鎮壓.從這個角度看,烏蘭夫所代表的"民族自治",便不再是革命的成就,而是一種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長城外的造反派"詳細揭示了"新內人黨"案是如何從一個歷史遺跡,被康生等高層政治人物,精心捏造成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叛國集團". 這場荒謬的政治劇場,其運作邏輯令人不寒而慄.一種推測認為"新內人黨"案並非源於真實的叛國威脅,而是一個為實現政治目的而設計的"莫須有"罪名.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邏輯下,任何偏離中央路線的地方領導人都可能成為清洗對象.對內蒙古而言,烏蘭夫所代表的溫和民族政策,早已與中央的階級鬥爭路線背道而馳.因此,當中央需要清除烏蘭夫的政治遺產,並將權力收歸己有時."新內人黨"便成了一個完美的工具.這場運動,透過將烏蘭夫的追隨者貼上"叛國者"的標籤,不僅能合法地清除他的舊部,更能讓這場清洗從一般的黨內鬥爭,上升為捍衛國家統一的"正義行動".

               本書也讓我們看到,在以滕海清為首的北京軍區將領領導下,這場清洗是如何被包裝成一場"人民戰爭"的 .軍隊,漢族幹部,學生和知青,都被動員起來,參與對蒙古族的系統性迫害.這場"群眾專政",不僅僅是國家暴力的延伸,更是一種利用民族偏見和地緣政治焦慮,來動員基層社會的恐怖手法.或許我們可以推測,這場運動的殘酷,並非源於軍隊的失控,而是源於一種更為冷酷的國家策略:透過製造一個虛假卻充滿威脅的"敵人"(內人黨),來強化漢族對國家的忠誠,同時將對蘇聯與蒙古國的地緣焦慮,轉嫁為對內蒙古蒙古族的仇恨 .這種手法,成功地將蒙古族從一個具有獨立文化與政治主體性的民族,降格為一個需要被嚴加看管的"潛在危險群體".

                  "長城外的造反派"透過對"挖肅"運動細節的還原,向我們展示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暴力景象.本書作者用"政治滅絕"一詞,來定義這場悲劇的本質,旨在區分其與傳統意義上的"種族滅絕".這種觀點認為,這場運動的目的並非從肉體上消滅蒙古族,而是為了摧毀其政治組織能力與文化主體性,讓其無法再追求民族自決.然而,當我們審視書中那些令人髮指的酷刑細節時,或許會對這種區分產生新的疑問:當酷刑被賦予"熱情幫助',"冷靜思考"等諷刺性的革命名稱,當受害者被剝奪語言,文化和信仰,當一個民族的精英階層遭到系統性清洗時,這種對"政治"的滅絕,與對"文化"和"民族"的消滅,其界限是否還能清晰可辨?其實這種模糊性正好說明中國處理民族問題的"高明與殘酷",它避免國際法上明確的"種族滅絕"指控,但實質效果卻趨近於文化與民族消滅.我們或許可以推測,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不僅僅是摧毀一個政治組織,更是為了徹底消滅蒙古人的民族自決意識,讓他們在心理上臣服於漢人的統治.這場暴力,旨在將蒙古人不同於漢人的生活習慣與信仰,連同其歷史記憶,一同從內蒙古的土地上抹去.其目的,是將蒙古民族的獨立概念,從歷史中清除,並將其定位為"隸屬中華民族中的多元民族一支"的附屬地位.這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同化,其殘酷程度,不亞於任何形式的文化滅絕.

                  這場瘋狂的運動,最終在1969年5月,隨著毛澤東一句輕描淡寫的"內蒙古擴大化了"而宣告停止.這句話將所有暴力與責任,都歸咎於地方執行者的"極左"行為,從而巧妙地保護了中央決策者的合法性.這也是讀者對本書提出的最大質疑: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高層,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是毫不知情的旁觀者,還是這場清洗的幕後推手?書中詳盡的史料,包括周恩來對內蒙古問題的多次直接介入.以及康生對"挖肅"運動的公開支持,似乎都指向了後者.這場在文革中發生的悲劇,最終以一場"糾偏"運動收場,地方執行者被懲罰,而策劃者卻得以全身而退,這也為後來的歷史敘事,留下了巨大的模糊地帶.而且它掃射的範圍時間極長,甚至到若干年後,許多人仍未平反.我以為這也是作者程鐵軍後來細思之下,立即回鄉,南下發展,甚至最終出國留學也長期移居國外的主因.

                  這本書的歷史價值,不僅在於還原了這段被遺忘的邊疆悲劇,更在於它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民族問題,提供了一份深刻的警示錄.它讓我們看到這場運動所留下的遺產,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正如書中結語所指出,這場悲劇,為中國後來的邊疆治理,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從內蒙古到新疆,西藏,在民族主義敘事的驅動下,將地緣政治焦慮轉嫁為對內部民族群體的鎮壓,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慣用的統治策略.同時,也能把這種模式放到"全球的定居者殖民主義"上比較.例如加拿大,澳洲對原住民的壓迫,也常以"國家安全"或"文明開化"為藉口.

                 "長城外的造反派"以一位漢族青年的獨特視角,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內蒙古文革悲劇的大門.它勇敢地指出了這場悲劇的結構性根源,並將其定義為一場由國家主導的"政治滅絕".然而,讀者或許會質疑,這場清洗的動機是否真的如書中所述,僅僅是為了摧毀"政治自主與自治能力"?或許,這場運動更是一種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它既是中共對民族自治承諾的背叛,也是在面臨地緣政治危機時,對潛在"內應"進行的預防性打擊,更是為了將漢人的統治權力,從理念上,制度上,文化上,徹底收回的冷酷算計.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面鏡,讓我們看到,在絕對權力的邏輯下,民族的承諾是多麼的脆弱.它也提醒我們,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如何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使其免於多數民族的壓迫,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更是一個我們必須在當下,勇敢面對的嚴肅挑戰.

                  而從這裏,我們要窺見對一個常見的名詞疑惑,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簡單說"統一戰線"就是兩個異體之間,異中求同的暫時相合,目的是為了某一個短期目標,或者共同敵人.但是,若目標達成,或敵人消滅之後,同的價值已耗盡,異的矛盾又該如何處置,面對?我想,烏蘭夫,或者內蒙古中蒙古人的文革遭遇可以說明其中的一些可能,而這段歷史過程是值得對未來有更深思的人去閱讀的一部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