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從圍困到浩劫，戰火未熄的古城(Gaza: Preparing for Dawn,Donald Macintyre)
"Gaza: Preparing for Dawn"是"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駐中東記者 Donald Macintyre 的深度報導著作,意在打破西方對加薩的定型視角,展現加薩人真實生活與困境.而我的心得則要開始於一篇決議:
外務部
1917年11月2日
親愛的羅斯柴爾德勛爵,
我很榮幸能代表國王陛下政府向您傳達,下面有關同情猶太錫安主義者的宣言,已經呈交內閣,並已得到了內閣的支持.
"國王陛下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任何行為均不得傷害已經存在於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以及猶太人在其他國家享有的各項權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內容轉送到錫安主義聯盟,我將感到十分欣喜.
亞瑟·詹姆士·貝爾福謹啟
馬基維利語錄( マキアヴェッリ語録, 盐野七生 ) + 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Dietrich Bonhoeffer)
這兩本書看似並沒有太多的直接相關,但若單獨的拆開其中的部分,結合在一起,也許可能令人有一番思考.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王論"是一部政治現實主義的經典,其論點對於政治權力與道德的關係,提出極具爭議卻又無法忽視的觀察.在這部作品中,馬基維利並不追求理想化的治國哲學,而是致力於分析"君王如何得國,治國與保國"的現實策略,他關注的不是"君王應該怎麼做"的道德理想,而是君王在"現實中如何行動才能維繫政權與國家".
馬基維利主張君王應當根據局勢而行動,不應被傳統的道德教條所綁架.他明確表示"人們如果都善良,那麼做個善人是合理的.但因為人性不是如此,君王若總是守信與仁慈,將自取滅亡,". 因此,君王必須具備在必要時採取不道德手段的決斷力.他若想維繫權位,應能在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欺騙,背叛,動用暴力,甚至不惜以極端手段剷除異己.但馬基維利並非主張無止盡的暴政.他指出,暴力與惡行應有限度地使用,並以"一次性"解決問題.君王若持續濫用暴力.將招致民怨.但若在奪權初期果斷剷除敵對勢力,之後迅速推動善政與穩定社會,反而會獲得人民的尊敬.這種策略性的"為惡",是君王穩固統治所必須掌握的技巧.
毛氏美國：親歷文革的華裔母親發出沉痛警告！(Mao’s America: A Survivor’s Warning, 程西（化名），Xi Van Fleet)
"毛氏美國"的內容文本,與企圖都很不錯,但是,對我而言,卻覺得有些可惜,這樣說,當然是有理由的.
這本書的作者程西年幼時親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20多歲時有機會去美國留學,後來嫁給美國人,就留在那裡生活,直到今日,已近四十年.文本的結構便是由此產生的,作者認為當前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新的革命,這場革命或被發動者稱為"覺醒革命",但程西以為這場革命與她幼年經歷的文化大革命極為相似,都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基底,一場毛氏文化革命.這兩場革命都使用分裂,洗腦,欺騙,脅迫,取消,顛覆和暴力等馬克思主義手段.兩場革命的目的都是摧毀傳統文化的基礎,並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兩場革命都把年輕人作為工具,利用他們實現自己的目的.兩場革命的共同目標都是以人民的自由為代價,讓少數菁英獲取絕對的權力.兩場革命都導致相同的結局,就是自由的喪失和極權統治的建立.
大師失格：如何在人品與作品之間劃出界線？(Drawing the Line: What to Do with the Work of Immoral Art-ists from Museums to the Mov-ies,Erich Hatala Matthes)
加拿大女作家孟若(Alice Munro)逝世後,她的女兒公開指控她曾知悉自己遭繼父性侵,卻選擇沉默與縱容,這一消息讓許多讀者心碎.因為這些人與孟若的小說之間有深厚情感,她筆下那些女性的掙扎,婚姻的暗湧,曾令人共鳴不已.然而,今傳因她的沉默致失德,這是否會迫使許多讀者不再閱讀她的作品?而只是路人閱讀層級的我們能否如同什麼都未發生過一般,繼續欣賞她的文字之美?這種困境正是"Drawing the Line"所探討的核心問題.
作者Matthes並沒有在此為讀者提供一條清晰的標準線來決定閱聽者否該與失德藝術家"劃清界線".失德與失藝究竟有何種關係人言人殊,有人以為失德者必然失藝也有人堅持兩者可以截然分離.Matthes 在書中舉出多個案例逐層分析,卻依然無法為公眾劃下一條清晰的界線,因此與其說,這書的目標是找到這條線,還不如說,作者是試圖剖析我們在藝術家與其作品之間的可能情感糾葛,讓讀者自己來發現自身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與答案.他認為這種判斷極度依賴我們個體的情感距離與價值偏好.對某些人而言,"藝術"與"藝術家"密不可分,而對另一些人,作品與創作者可以分離對待.因此,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切割方式,並不存在一條絕對正確的公眾切割線.
在思考藝術家與作品的關係時,Matthes的討論也讓人聯想到一些經典的文學與美學理論.例如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指出,作品完成後便不再屬於作者個人,而是交由讀者自由解讀.換言之,我們對作品的理解與欣賞,並不需要追溯創作者的道德品質或真實意圖.相對地,傳統的傳記批評則認為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有助於深入詮釋作品,因為作者的價值觀.經歷和信念會滲透到作品之中.這兩種觀點的張力,恰好反映了我們對"失德藝術家"的分歧態度,究竟要不要讓作者的道德問題影響我們對作品的判斷?此外,20世紀的"形式主義"(Formalism與後來的"新批"(New Criticism)都強調應該將作品當作一個獨立的審美結構來分析,而非僅僅是作者道德或性格的延伸.Matthes的觀點與此頗為接近,他主張我們無須強行否定作品的價值,只因作者有道德瑕疵.這些哲學視角提醒我們,作品與藝術家的關係從來不是單向依附,而更像是多重層次的網絡,既有情感連結.也有形式上的獨立性,讀者可以依據自己的價值觀決定要站在哪一端.Matthes的態度更接近於形式主義與"作者之死"的觀點,他並非否定作者的存在,而是提醒我們不必將道德瑕疵投射到作品本身.
當我們知道某藝術家的道德敗壞時,是否會覺得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因此貶損?Matthes指出我們的道德反感不必然等同於作品本身的缺陷.藝術作品的審美成功與否,取決於觀者能否以創作者期望的方式去感受作品.例如,一首帶有種族歧視的歌,若要求觀眾感到"這種歧視是幽默的",較有感知的人可能就會在道德層面抗拒"發笑",此時便會削弱作品呈現的美學力度或是作家創作意圖的可能,但若藝術家只是展現,而非鼓吹歧視,作品可能仍保有藝術張力.然而當藝術家的失德行為先為公眾所知,此時是否會讓觀者無法再沉浸於作品,這個問題就變得微妙起來.比如希特勒的畫作並無惡意,但鑑於我們對其歷史罪行的憎惡,是否仍能心無旁騖地看待他的寧靜風景畫?Matthes提醒我們藝術與道德之間並非天然隔絕,其間的聯繫常取決於觀者的心理感受,而非作品內在的品質.也就是說,我們的審美經驗並非真空,它不可避免地受道德情緒影響,這種干擾有時會削弱作品的美學力量.
於是這裡就立即衍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我繼續閱讀孟若的小說,是否意味著我成為了她失德行為的"同謀"?如果是,那是否我也成了一個失德之人?Matthes認為這種同謀概念值得辯論,他認為從個體行為看,普通人買一本孟若小說,對她的經濟支持微乎其微,但若形成粉絲群體的集體行動.則可能發出"支持孟若"的社會信號,所以在某些時候,這個集體性的行為確實可能有那種"同謀"暗示.然而,生活中我們早已與各種不道德行為相互纏繞,如果要依嫌疑犯的標準,可能會有許多可怕的衍生對應質疑,比如消費低價連鎖時尚,可能意味著默許血汗工廠,使用某些電子產品可能與環境破壞有關.因此如果要求完全切割所有道德瑕疵,可能使我們幾乎寸步難行.Matthes主張,我們可以自主選擇何時採取抵制立場,這既是道德信號,也是個人價值的展現,而這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追求"道德純潔"而全盤否定所有失德藝術家的作品.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常被用以封殺失德藝術家及其作品.然而Matthse提醒我們,取消是一把"鈍器",它未必能遏制不道德行為,反而可能殃及無辜的欣賞者.並導致對藝術多樣性的壓抑.關鍵不在於是否一刀切地封殺藝術家,而是我們能否在承認其道德過失的同時,仍然看到其藝術成就.而且藝術作品,特別是現代影視作品,往往牽涉的相關工作者甚多,如果因為其中一位知名藝人成了失德者,作品就要面臨被取消,那將會牽連到許多無辜的合作者的經濟生活,與藝術生命,Matthse在此的提醒是我們需要的不是"道德清洗",而是更審慎的思考,如何在藝術,道德與社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Matthes對"取消文化"持批判態度,認為它往往過於簡化複雜的道德問題,把藝術家的整個生命與作品都歸結為單一的"罪行標籤",這種做法不僅抹殺了藝術作品的多層意義,也剝奪了觀者自行判斷的空間.他指出,取消文化在本質上帶有"集體審判"的特徵,這種審判並不總是基於深入的理解,而常被群體情緒,社交媒體的輿論浪潮或短暫的憤怒所推動.這類現象有時會導致"道德表演",人們急於透過公開抵制來展示自己的道德立場,卻忽略了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此外,取消文化也存在一種"靜態化"的風險,它傾向於把一個人的道德瑕疵視為不可赦免的終點,而不給予藝術家反省,改正或再度被評價的機會.Matthes強調藝術家與作品的關係往往是動態的,創作也可能隨著時間改變其意涵.我們若一刀切地拒絕某位藝術家的全部作品,就像是試圖在歷史上抹去其存在,這不僅對文化傳承有害,也可能讓後人無法從作品中反思道德與人性問題.更進一步地的說,取消文化的"全盤封殺"常會引發反效果,讓被封殺的藝術家及其支持者以"言論自由受迫害"為由進一步獲得關注,甚至被神話化.Matthes認為更有效的方式,是在承認藝術家過錯的同時,藉由批判性閱讀與公開討論,讓作品成為探討道德困境的契機,而不是用取消文化把問題掃到地毯下.在社交媒體加速傳播與輿論審判的時代,取消文化往往更像是一種道德宣告,而非真正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手段.
做為讀者,我們對藝術家的喜愛中常夾雜著信任.一旦他們失德,這種情感的崩塌就如同"被背叛".但背叛是否必然意味著徹底割裂?Matthse認為我們完全可以重新定義與作品的關係.既能批判藝術家的道德問題.又不必因而否認過去作品曾帶給我們的美學與情感價值.換言之,我們的態度可以是動態的,允許自己在情感與理性之間找到平衡點.Matthse的討論啟示我們,對於失德藝術家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沒有一條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切割線".有些人可以輕鬆分開欣賞作品與批判藝術家,有些人則因情感受創無法再閱讀該藝術家的任何作品.這並非誰對誰錯,而是我們各自的情感狀態與價值選擇使然.更重要的是,Matthsey並不主張我們追求一個"公共標準"來判斷所有藝術家是否值得被欣賞.這樣的標準不僅難以達成,還可能壓抑個體自由,忽視欣賞者內心的複雜性.相比之下,將判斷權交回給個人,由每個人自行劃定自己的界線,或許更能尊重藝術的多樣性與道德感受的多元化.
心理學上對藝術家的情感投入往往類似於"準人際關係".讀者或觀眾雖然與藝術家素昧平生,卻會因作品中投射的價值觀與情感世界,建立出一種"單向的親密感".當藝術家的道德敗壞被揭露時,這種單向的情感投射就像一段親密關係的破裂,會產生背叛感.這種背叛感之所以強烈,是因為作品曾給予我們慰藉,啟發或美感經驗,而現在我們不得不懷疑.那份美好是否是假象?是否來自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Matthes認為這種心理衝擊不應被忽視,因為藝術欣賞並非純理性行為,而是情感與價值共鳴的體驗.如果藝術家的失德與作品內容存在強烈矛盾,例如一位以描寫女性尊嚴著稱的作家卻默許性侵事件,這種"認知失調"會加深讀者的失落感.某種程度上,這不是對作品的單純審美判斷,而是對曾經相信"作品即人格"這種信念的一種幻滅.Matthes建議我們允許自己面對這份幻滅,而不是強行切割或壓抑情感,而是在理解與批判之間,嘗試重新建立與作品的關係.
讀完"Drawing the Line",一個初淺的感覺是無論是對孟若,還是其他失德藝術家,人們都不必強迫社會整體硬要針對此人找到一條"絕對正確"的藝德雙星的界線.藝術家與作品是很難徹底完全分割的,複雜度過高.但我們個人對作品的回應卻可以是自由的,多樣的,自我的,因為它可能會牽涉到個人的情感涉入狀態,或是其他攸關因素可能,因此最終的問題可能不是"我們能否切割",而是我如何與自己的情感,價值觀和審美經驗相處,並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判斷方式.另一個引發個人思索的要點是,這裡的中文書名以"大師失格"為主體,這是否意味著只有那種廣為人知的藝術家才會牽涉這個問題?還是任何一位藝術家皆有可能面對此問題?我記得國內me too風潮之中,許多電影導演都因為涉及性侵醜聞入獄,但似乎也沒許多人討論"是否拒看其影片"這方面的討論,都能繼續拍電影創作,競逐獎項,或是新作品依然在市場上公映,究竟是因為他們作品太小眾,沒太多人關注,還是國內根本不太重視這本書所討論的這個議題,這大概也是值得關注,一個有趣國內特殊社會現象.以上.
歐盟視角：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國際危機的內幕故事(And Then What?: Inside Stories of 21st-Century Diplomacy,Catherine Ashton)
"歐盟視角"是歐盟首任"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就是我們俗稱的"歐盟外長"Catherine Ashton的回憶錄.書名頗具哲思語氣,像是對歷史事件提出延續性提問,也隱隱透出作者身為國際斡旋者,事後回望時的反思與感嘆: "那麼之後呢?".這本書並不如書名強調的“inside stories”那樣充滿秘聞或爆點,而更像是一本跨越2010年代的歐盟外交實錄,一種外長行事日誌,所以文本透露的與事前期待的差距讓人稍嫌失望.
Ashton出身英國工黨,並非外交體系出身,也未受傳統菁英外交訓練,在歐洲政壇原本僅擔任教育與貿易相關職位.2009年歐盟成立對外行動署(EEAS),她意外被任命為首任外長,頓時成為歐盟與世界主要政治領袖對話的代表.她的非典型背景使她面對一連串外交挑戰時,不帶傳統霸權外交的傲慢,反而更像一位專注細節,勤於傾聽與協調的技術型官員.這本書的價值即在於呈現這樣一位"非主流"角色如何在外交舞台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作者以伊朗核談,利比亞內戰,烏克蘭危機,海地地震,索馬利亞海盜事件,塞爾維亞與科索沃關係等重大議題為篇章,記錄了她如何與不同國家領導人交涉,與多邊組織合作,並努力讓歐盟在全球發聲.
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Forced Relocation of Taiwanʼs Highland Indigenous Peoples , 葉高華)
"強制移住"如書名,顧名思義,"強制移住"即是指原住民被迫遷離原本的生活空間至指定地點.本書聚焦於日治時期針對高山原住民實施的大規模集團移住政策.集團移住是台灣日殖時期執行理蕃所施行政策之一,目的在系統性規範原住民居住地區與移住計畫之執行,達成"理蕃","林政","拓殖'三大目標.1895年日本控制台灣之初,在民政要領中就提及"台灣將來之事業要看在蕃地,若要在山地興起事業首要使蕃民服從於我政府.".但是,一開始執行"撫墾制度"的政策效果不佳,透過給予種子.農具,設置特定開墾地.促使原住民羨慕.開始學習平地耕作方式.此時期已有部分地方政府實行小規模的移住.初期的移住行動主要出於行政管理的考量,藉此集中原住民以利掌控與懷柔.
但是因為原住民的習俗生活習慣與基本執政者主張"撫墾"那套多有不合,所以實際執行效果不佳,於是在後來府庫充實下,改以鎮壓方式替代安撫,最終導致原住民抗拒繳槍的一連串武裝對抗事件.於是在1914年有學者提出"理藩意見書"主張以教育,衛生,威壓,蕃社合併遷移,土地調查,編入普通行政區.勞役及蕃政統一等政策來"撫育"原住民.同時利用警政體系實施積極的理蕃措施以及強制的同化政策.1919年,集團移住之統治方針開始實施,但霧社事件於1930年爆發後隔年,發布檢討後之"新理蕃政策",集團移住開始以較大規模進行.本書"強制移住"主要談的就是1931年之後的集團移住政策的變化,與原先移住政策目的的差異,及其對於後來原民生活,與社會的影響.
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The Troublemaker: 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祈福德 Mark L. Clifford)
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以為如海耶克,米賽斯,羅斯巴德等自由主義者,基本上不主張政府出資或以國家名義設立媒體,因為他們認為媒體應與其他市場商品一樣,由私人出資經營,並透過自由市場競爭維持品質與多元性.政府介入媒體會造成思想操控,資訊壟斷,違背個人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則.古典自由主義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不會主張由政府設立,出資,或主導媒體機構,因為這違背了他們對自由市場與個人自由的根本信仰.
所以,我以為判斷一個人是否是真的主張自由,真實信仰民主實質的方式之一,就是觀察這個人是否經常性的呼應"統治者"的聲音,政策,與主張,或者乾脆就去政府成立的媒體機構任職.如果是,那麼他可能就非真的主張自由,民主之人,儘管他個人可能另有高遠新聞傳播,或者文化,藝術傳承理由與理想,但那些辯詞在自由主義眼中,並不是必要的,畢竟沒有一個自由主義者會膽敢宣稱自己主張是唯一正確,所以必須透過"必然正確"的國家媒體傳播,會有這種唯一正確標準的"主張","媒體"往往就是威權專制主義者所在與宣傳出口.所以試圖藉由政府出資媒體宣傳包裝的觀點與立場,或者直接貼服統治者觀點的主張,透出的就是潛伏烏托邦的另一面,有著威權排他的意思,而參與者不過就是利用這些名稱,或權威包裝自我,然後藉國家力量,或標準來狐假虎威壓制他人觀點而已.至於那個媒體人,與統治者是誰哪個人,屬於哪個政黨,並不重要.因為毫無例外,通通都適用這樣的檢核方式來被觀察.
沖繩戰的孩子們：太平洋戰爭下少年少女成為士兵之路(沖縄戦の子どもたち,川滿彰)
2005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與當年沖繩戰司令牛島滿的參謀湯野川忠男在法院對簿公堂.原因出自於大江早在1970年出版的"沖繩札記"一書中,寫道日本軍隊在二戰最後階段於沖繩地區,迫使當地平民與少年少女自殺,或以"自願"名義分發手榴彈,鼓吹其集體自裁,以避免落入美軍之手遭受凌虐.這樣的說法觸怒了日本保守派,認為是"誹謗皇軍",因而控告大江與出版社.然而,最終大阪高等法院在2008年作出判決,認定大江無罪,並承認軍方的確曾有暗示性,甚至是直接的命令行為.這個判決不只是一場司法勝利,更是一種對歷史記憶的肯定.
法院的這項認證,也與日本政府長年以來在歷史教科書上對沖繩戰役進行的淡化與刪修形成強烈對比.日本文部科學省多次要求刪除教科書中提及"軍命自殺"的文字,改為模糊處理,理由是"無法確認是否為命令".但當法院承認了這段歷史的存在,就意味著即便國家體制欲將歷史塗抹得乾乾淨淨,個人,文學與司法的聲音仍能戳破沉默的面紗.
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 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John W. Dower)
這是一本存書,放了挺久,內容不少,趁這次專題恰好用上."擁抱戰敗"依據書名表達就是寫二戰後的日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與發展,主要是以美國佔領期間為主體.
一隻外來軍隊長期駐紮,同時嚴密著社會的各種行為趨勢,個人的行動範圍,但是又不真正在明面上介入統治,號稱讓戰敗者自行運作,不過盟軍GHQ來做為最終裁決者,決定某些命令,狀態,與結構的發展,這大抵便是戰後初期1945到1952年的日本狀態.但有時歷史的反諷,不需要等幾百年才顯現,緊緊40年,佔領樣貌便已大改,世界的鐘擺倒轉.1980年代末,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年輕社會學者站在東京新宿車站,望著腳下川流不息的西裝革履上班族,與地鐵牆上播放著松下電器最新電視機廣告的螢幕.他剛從一場國際論壇出來,會上幾位美國學者誇讚"日本模式"是"資本主義的未來",甚至有人說:"也許我們才是戰敗國".這句話令他難以釋懷.畢竟,他的祖父在太平洋戰爭中死於日軍刺刀之下,而他今天踏上的這片土地,卻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需道歉,無需賠償,無需反省,戰敗的日本,彷彿透過某種神祕的手段,洗去了一切血跡與責任,堂而皇之地走上"世界第一"的康莊大道.
戰後臺灣經濟的再思考：資源、產業與國家治理(洪紹洋)
"戰後臺灣經濟的再思考"算是本經濟史,集中討論一個特殊年代的產業經濟事務,1950,1960年代.但其中涉入國家治理,主導的部分較多,所以還算是本對於財經資訊需求者有意思的書籍.
本書主要分兩部分,前部分是關於殖民經濟轉為國民經濟的一個困難轉型期中,主要的幾個被列爲"進口替代型"產業的發展狀態與歷程,後半部分則是介紹臺灣經濟統計數據,經濟計量模型,與研究機構的建立與發展的歷史形成過程,與相關涉及的人物介紹.
所謂的進口替代,就是寄望本土能有能力自製自產,並自銷,避免依賴從國外進口.之所以要這樣做當然各有原因,以當代經濟的觀點,產業發展會先計算一下國家之間的比較利益,如果進口產品簡單,便宜,又不費力,我何必自己去發展一個可能市場上競爭不過進口產品的產業,多此一舉,又沒好處.但是,許多時候,經濟狀態,結構,與國家需要可能會面臨許多非市場因素,與需要,這時,可能比較利益就不是第一考量.這本書一共討論了,石油,植棉,自行車,汽車四個曾經試圖尋求進口替代的產業,從1960年代結束的觀點,這四個進口替代政策產業最終都算失敗,但是自行車在1970年代又藉由出口扶持的方式重新站起,甚至後來發展成一個主要的出口成品產業,相關的下游零組件發展衍生的諸多企業也相對成功,而汽車自製到了1980年代的大汽車廠籌設與解散放棄,則可以稱為完全的失敗的政策產業.
逃離東京審判：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的瘋狂人生(A Curious Madness: An American Combat Psychiatrist, a Japanese War Crimes Suspect, and an Unsolved Mystery from World War II, Eric Jaffe)
讀過"第22條軍規".小說裡的軍方規定,如果你瘋了,不能繼續參與飛行,可以提初申請,申請通過便能停飛.但是,如果一個人真的瘋了,他會意識到自己瘋了而去提出申請嗎?所以,這第22條軍規講的是一種悖論,能提出申請的人,肯定沒有瘋.
大川周明,1886年出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亞洲主義者,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二戰後被美國盟軍列為"甲級戰犯"的其中一人.不過,他並未因此被定罪,因為在審判過程中被認定精神失常,也就是瘋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專攻印度哲學與梵文,對亞洲文化,伊斯蘭教與印度思想都有深入研究,擁有廣博的東洋哲學素養.他是日本的亞洲主義倡導者,大川強烈主張"亞洲人的亞洲",認為日本應領導亞洲從西方殖民主義中解放.他視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為潛在的日本盟友,鼓吹反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但他的這些主張被認為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法西斯傾向,他支持軍部擴張政策,認為日本應透過武力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他生平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宣揚這些觀點,所以對昭和時代的軍國主義思潮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他雖非軍人,但與一些極右團體與軍部關係密切,曾擔任滿洲國顧問,參與日本對中國政策的建言工作.東京大審判時被盟軍列為"甲級戰犯",與東條英機等人一同受審,在審判中,行為怪異,甚至在法庭上拍打東條英機的頭,因此被送醫,經檢定之後認定精神異常,後於1948年免予起訴.出院後隱居生活,繼續著作與研究,主要關注宗教與哲學,1957年12月24日病逝.一般認為大川周明是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他支持亞洲自主,反對西方殖民,獲得部分亞洲民族主義者肯定,但也被批評為促進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凶,其思想助長侵略戰爭的合法性,他思想深受宗教,文化混合影響,被視為近代日本思想史上極特殊的代表人物.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Barak Kushner顧若鵬)+東京審判(東京裁判,日暮吉延)
清水豐松雖然只有小學畢業,讀寫能力不佳,
廣島：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故事(Hiroshima ,John Hersey) + 無聲的閃光：揭發美國最致命的政府掩蓋事件！(Fallout: The Hiroshima Cover-up and the Reporter Who Revealed It to the World,Lesley M. M. Blume)
"廣島"與"無聲的閃光"開在同一條,因為它倆說的是同一件事,一個必須一起閱讀貫穿的故事:原爆親歷者的口述歷史報導.
"廣島"找了六位親歷原爆的倖存者,請他們描述當時親眼所見,以及前後的經歷,遭遇.這本書最早期並不是書籍形式,而是刊載於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的一篇報導,刊登的日期是1946年8月31日,這本雜誌創刊於1925年,到今天恰好一百年,這篇報導也是"紐約客"出刊歷史上第一次以一篇佔整期,拿掉其他報導,獨刊此篇作一期的嘗試. "廣島"原文報導約3萬字,負責採訪與撰稿者就是本書作者John Hersey.原爆40年後的1985年,Hersey赴廣島再次拜訪這六位主角,後以"廣島:其後"(Hiroshima : The Aftermath)報導補充了這六位40年來帶著傷病的生活狀態,經歷.今天我們看見的中文版書籍就是這兩篇報導的合併之作.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運命の八月十五日,半藤一利)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與前面的"通往投降之路"基本上是類似的,但更為緊湊,它把敘述時間範圍縮在1945年8月15日中午12:00之前的24小時內.那個截止時間,就是"玉音放送""終戰詔書"的廣播時間,這一本書有改編成電影,1967,2015兩個版本.
對我來說,半藤一例的文字與敘述把握得宜,雖然是24小時內發生的事情,但並不顯得瑣碎枯燥,何況它還包括一次兵變"宮城事件",根本能說是驚心動魄,與"通往投降之路"裡的草草帶過完全不同,"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寫兩件事,一件事就是日本內閣會議,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這24小時內的作為與決策情況,另一件事是日本陸軍部下級軍官對終戰無條件投降的皇宮兵變的"宮城事件",這些原是本書的精華與高潮.
通往投降之路：三個男人與二戰終結的倒數計時(Road to Surrender: Three Me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Evan Thomas)
接下來是一個主題閱讀,以二戰結束80年為題,選擇了幾本書,預計讀的包括Evan Thomas的"通往投降之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John Hersey的"廣島", Charles Pellegrino的"廣島末班列車",Lesley M.M. Blume的"無聲的閃光", Barak Kushner的"從人到鬼,從鬼到人",Eric Jaffe的"逃離東京審判",橋本明子的"漫長的戰敗",John Dower的"擁抱戰敗".這些書雖不少,但個人習慣,並不會一口氣連續讀下來,中間會穿插其他類書籍,此外,有些主題重複的,可能就開一篇統括,或者就略過,取締,不寫.
我們總以為歷史是被理性與力量所驅動,殊不知在通往結束戰爭的最後那段路上,推動決策的人並不總是胸有成竹的統帥,而是滿懷疑慮,徘徊於理性與道德之間的普通人."通往投降之路"講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它並非一路坦途,而是三位身處敵對陣營的人,在歷史最關鍵的瞬間.所走過的掙扎之路.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陸軍航空兵司令史帕茨(Carl Spaatz)以及日本外相東鄉茂德.這是一條鋪滿了道德焦慮與人性遲疑的路,通往的不只是戰爭的終點,也可能是人類毀滅的開端.這本書讓人重新思考,過去習以為常的"勝利",背後其實隱藏著多少無法言說的代價與選擇?有時候最困難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如何讓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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