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nomics of Growth

 

成長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rowth, 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

                前面看過Joel Mokyr的作品,接著似乎應該讀今年另一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的作品,但可惜,這一篇不能算讀書心得,最多只能算是書籍內容的部分彙整,甚至連這個都不算.原因是這兩位的作品"The Economics of Growth",不是絕大多數普通路人讀者能順讀的,內文充滿大量數學,微積分.一則憑個人之力很難全部理解清楚,"成長經濟學"似乎是針對研究生的教科書.另外就是時間,沒花個一個學期,短短幾天又怎麼可能全部推導釐清讀完,這本書是理論導向的.

                但是從"The Economics of Growth"到另一本有簡體譯本的"內生增長理論",主題都涉及"Growth",其實這就與Mokyr透過經濟史找到"成長"的文化特點相呼應,是以還是應該簡單了解一下.就是Aghion與Howitt透過數學式子,與旁人構建不同類型的生產函數模型,找到技術誘發的內生相關因素,透過理論形式,來證明那些可能引發技術進步,至經濟長期持續成長的社會條件,請注意這裡的"長期"兩字,與Mokyr的的論點呼應是一致的.這裡之所以列出另一本"內生增長理論",是因為它才是兩位經濟學研究者研究關於這個"Growth"主題的重要開端,"The Economics of Growth"中的許多論述基礎來自於它.同樣的,它也是以數學語言主述,數學式使用數量比朱敬一老師的"個體經濟學"要多好多倍,而且還附有大量習題,基本上就不是針對普通人出版的書籍.我也只能依據標題,表面的了解了一下各章所述的因素關係,至於那些微積分推導論述過程,我基本上採用跳過的方式,只專注變數相關分析結果關係在社會學,經濟學上的論述,儘管我勉強看得懂部分微積分與模型,但不確定能全部理解模型構建意義的內涵其實才是主導,是以我這篇完全稱不上讀書心得,最多只能稱爲白話解譯.

                 Aghion與Howitt 的"內生增長理論"與"成長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rowth基本上是一場關於"何以成長"主題研究,不只是把公式搬演出來,而是問:人的選擇,制度的邊界,以及技術如何在歷史中被創造與吸收,究竟如何塑造一國的未來.兩位作者從從索羅模型出發,索羅模型像一張古老的地圖:標示出資本,勞動,與一個神祕的 (A)——技術.這張地圖告訴我們若只靠堆積資本,終會遇到邊際報酬遞減,人口、儲蓄率,折舊共同決定穩態.然而地圖無法回答的,是那字母 (A)後面的故事.技術從哪裡來?為何有時全球生產力加速,有時又放緩?把技術視為外生,如同把時間視為不由人擺弄的天象.Aghion 與 Howitt 不滿於此,他們要把時間拉近,說明技術如何被人造出來,如何被賦予價格,被投資,被制度性地塑造成經濟長期軌跡."內生增長理論"的貢獻在於把技術從"天"搬回"地".技術進步不再是運氣或神祕的外生變數,而是研發,教育,制度安排和市場激勵交織出的產物.這個轉向有兩個根本含義:第一,成長變成可以被政策塑造的對象.第二,政策的效率會因國家本身的結構位置而不同,它把國家放在一條動態的創新階梯上,每一步的最優策略不再一樣.

                 若說索羅的世界像一片林地,AK 模型則像是在林中加入一株能自我複製的樹:知識.知識的非競爭性(non-rivalry)意味著它的邊際產出不會因分享而遞減,這使得廣義資本(含人力與知識)能產出持久的增長.這一洞見把教育,研發,以及知識累積推上政策議程的中心:投資於知識,理論上可改變長期成長率的基線.

                 隨後,兩位研究者將創新分為"產品多樣性"與"熊彼德式創造性破壞"兩種模型作為分析理解增長動態的關鍵."產品多樣性"模型強調新增中間財的種類,市場規模與知識財產權決定研發回報."熊彼德式創造性破壞"模型則強調新技術如何不斷取代舊技術,創新者在有限的壟斷期內獲利,隨後被下個創新淘汰.而以上這兩種路徑不是互斥,而是同一河流的不同河道:一方面,市場規模與專利制度決定企業是否願意投入.另一方面,競爭機制決定創新的速度與分布.

                 Aghion與Howitt 沒有停在建模.他們把視線投向金融市場,技術轉移,通用技術(GPT),成長階段與制度安排,構成一張政策可操作的圖譜.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分散風險能力,決定了高風險長期 R&D 是否能被資助.技術轉移與吸收能力(human capital + institutions)解釋了為何並非所有國家都能自動靠後進模仿追上前沿.通用技術則告訴我們,結構性的配套(學習成本,組織再造)往往比技術本身更能決定生產力何時爆發.而制度,從法,產權到政府能力則像土壤,決定了創新的萌芽與繁衍.

                書中最有政治佈局意味的論斷之一,便是競爭與創新的非線性關係.既不能簡單鼓勵壟斷以給予創新回報,也不能盲目放任完全競爭,使企業無力承擔研發.最有效的政策,恰是在激烈與庇護之間找到平衡,而這個平衡點,隨國家在"距離前沿"的位置而變.

                最後Aghion與Howitt 提醒: 文化與政治制度並非可有可無的附加條件.信任,耐心,對努力的回報預期,民主制度的問責與再分配壓力等,這些看似模糊的因素,會透過契約執行,金融發展與創新者的回報預期,具體影響研發投入與成長軌跡.換言之,成長是一件制度與文化共同構成的"長期工程". Aghion與Howitt的研究不僅在於他們搭起了數學的橋梁,更在於他們把政策,制度與微觀決策放進同一座橋上,而複雜的數學是用來告訴我們: 長期成長並非不可及,但要求我們在金融,教育,制度與文化上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選擇,並接受這些選擇會塑造未來的事實.

以下是這四大模型的代表性數學式子或模型結構,它們構成了本書現代經濟成長理論的基石,整本書以此為基礎,進行各式各樣的數學推論與運算：

1. 新古典成長模型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新古典成長模型主要指 Solow-Swan 模型，其核心是資本的累積。在沒有內生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人均產出的長期成長率由外生的技術進步率決定。

模型核心方程式 (人均資本累積方程式)：

$$\dot{k}=sf(k)-(n+\delta )k$$

• k˙：人均資本 (k) 的變化率（即淨投資）。

• s：儲蓄率 (Saving Rate)。

• f(k)：人均產出函數 $y=f(k)$，其中 y 是人均產出，而 k 是人均資本。

• $(n+\delta )k$：用於抵銷人口成長 (n) 和資本折舊 (δ) 所需的投資。

2. AK 模型 (The AK Model)

AK 模型是最簡單的內生成長模型，它假設對廣義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知識）的報酬不遞減，從而使長期成長成為可能。

模型核心方程式 (總產出函數)：

$$Y=AK$$

• Y：總產出 (Total Output)。

• A：一個正的常數，代表技術或總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K：廣義資本存量 (Broad Capital Stock)。

由於 K 的邊際產出 A 為常數，因此模型中可以產生一個由內生因素（如儲蓄率 s 和參數 A）決定的持續性成長率：

$$\genfrac{}{}{0ex}{}{\dot{Y}}{Y}=sA-\delta$$

3. 製品多樣性模型 (The Product-Variety Model)

製品多樣性模型（或稱橫向創新模型），最初由 Romer (1990) 提出，其中經濟成長是透過持續增加新的、不同種類的中間財（即產品多樣性 A）來實現。

模型核心方程式 (最終財產出函數)

$$Y=L^Y{\int }^0{x}^{i}di$$

• Y：最終財產出。

• LY​：用於生產最終財的勞動力。

• A：中間財的種類（數量）。

• xi​：第 i 種中間財的使用量。

• $0<\alpha <1$：代表中間財的產出彈性。

技術進步方程式 (新種類的增加)

$$\dot{A}=B{L}^{A}A$$

• A˙：新中間財種類的增加率（創新）。

• LA​：用於研發 (R&D) 的勞動力。

4. 熊彼德模型 (The Schumpeterian Model)

熊彼德模型,特別是 Aghion 和 Howitt (1992) 所建立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模型,將經濟成長視為一種縱向創新（品質提升）的過程,其中新技術取代舊技術,導致舊技術的壟斷租金被破壞.

模型核心方程式 (技術進步與預期成長率)

1. 品質階梯/技術進步的律動： 每次創新都會使技術水準 (A) 躍升一個固定的倍數 γ：

$$A^{k+1}=\gamma A^k,\text{其中 }\gamma >1$$

2. 均衡預期成長率： 在均衡狀態下，預期產出成長率 (E[gt​]) 取決於創新規模和創新活動：

$$E[g^t]=\lambda z\ln \gamma$$

• λ：研發生產力（單位研發人員成功創新的機率）。

• z：配置於研發 (R&D) 的勞動力比例。

• lnγ：創新的「規模」（品質提升的對數）。

3. 研發套利條件 (Research Arbitrage Condition)： 這是決定 λz （創新機率）的關鍵條件,它平衡了研發勞動力的報酬與工資,核心是創新帶來的淨現值 (V)：

$$V^{k+1}=\genfrac{}{}{0ex}{}{{\pi }^{k+1}}{\rho +\lambda z}$$

• πk+1​：新壟斷者從創新中獲得的流動利潤 (Flow Profit)。

• ρ：貼現率 (Discount Rate)。

• λz：創新被下一代創新取代的機率（即「破壞」的風險）。

                 兩本書都接近教課書的型態,此地重於將兩位作者於書中提出的主張,以最直白說法來說明.在本書出現前,主要的經濟成長模型論點,是以新古典學派主張的索羅模型為核心,此模型認為長期的人均成長率最終取決於外生的技術進步.這意味著,政策制定者雖然可以透過儲蓄和資本累積影響短期的成長水平,但卻無法影響長期的成長"速度".但此時疑問就來了,如果技術進步是外生的,那麼經濟學家就無法對"如何設計政策來提高長期的成長率"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提供有力的建議.

                 Aghion與Howitt所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正是為了回答這個挑戰而誕生的,他們的核心工作就是將"技術進步"這個過去被視為外生的變量內生化,使其成為經濟體內各種條件和決策的結果.這兩本書的出發點就是要超越單純的資本累積,深入探討哪些結構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的條件能夠從根本上啟動,加速或維持經濟的長期繁榮,整個結構都是圍繞這個核心目標展開的.

                 可以說將外部條件內生化,這樣的嘗試,是這兩位作者里程碑式的創新,在為理解和分析經濟的長期成長提供一套全面且連貫的理論與實證框架.所以,這兩本書的開端,都始於經濟成長理論典範的介紹,並從中得出一些過去不被視為重要的現象.作為全書的基石,首先系統介紹了四種最主要的經濟成長理論典範,它們依循著從外生到內生,從資本累積到創新驅動的演進路徑,最終提供了一個整合性的框架來理解成長的來源.

                 傳統新古典的成長理論中最經典的成長模型,就是索羅模型(Solow-Swan Model), 索羅模型通常以三組核心方程式來表達: 生產函數,資本累積方程,以及穩態條件.總產出函數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總產出Y,依賴於資本 K,勞動力L ,和技術水平 A.它通常假設滿足新古典假設,包括:規模報酬不變,邊際產出遞減等.Y(t)=F(K(t),A(t)L(t)).它的資本累積方程式 (Capital Accumulation Equation)描述了人均資本k隨時間的變化率.資本的變化來自於投資和折舊的淨額.正是由於人均產出的長期成長率完全由外部給定,索羅模型無法解釋 Aghion 和 Howitt 試圖解釋的政策和經濟條件如何影響長期的成長速度,這才促使了內生增長理論的誕生.

                它假設生產過程存在要素邊際報酬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to Factors),這意味著在缺乏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人均產出最終會停止增長,達到穩態,因為報酬最終會遞減為零,此時不論增加勞動力,資本,都不在能有效提高生產力.因此,索羅模型的長期人均增長完全依賴於外生技術進步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作者透過引入條件收斂(Conditional Convergence))的概念,指出如果國家擁有相同的儲蓄率,人口增長率和技術水平,它們的人均產出將趨於收斂.在分析索羅模型時,Aghion 和 Howitt 看到了兩個主要的問題或局限性 (Limitations).首先這個模型無法解釋長期增長速度, 索羅模型預測在穩態 (Steady State))下,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的成長率完全等於外生給定的技術進步率 ΔA.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什麼美國比英國成長快,或者為什麼過去50 年的全球成長速度發生了變化,索羅模型只會告訴我們"因為技術進步率變了",但它無法解釋這個 ΔA 是如何產生的,或如何被政策影響.其次在實證上,當經濟學家使用成長會計(Growth Accounting)方法分析經濟增長時,大部分的產出增長都被歸因於總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長.TFP 在索羅模型中就是技術進步 A.因此TFP 被戲稱為"我們對增長來源的無知",是一個巨大的黑箱 (Black Box).正是這種無法解釋技術進步來源的局限性,驅使Howitt等理論家尋求新的模型.

                   於是他們想到影響長期技術進步的因素,會不會其實是躲藏在短期的內生變數中?因為,技術進步 ΔA 並不是來自天上,可能是經濟主體如企業,研究人員權衡成本與收益後所做出的理性經濟決策.而這些決策包括三大類,第一是人力資本累積：企業和個人決定投入多少資源去學習和研發,教育投資,第二是R&D 投入 :企業決定將多少利潤和人力投入到研發部門,以期獲得專利和壟斷租金.第三則是制度選擇: 政府決定實施的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金融體系健全度等,這些都影響 R&D 的預期回報.而技術進步的長期速度正是這些短期和中期內生決策的總和結果.所以他們的研究目標,就是透過建構新的模型框架來探索這些可能的內在因素影響力.透過使用 AK 模型證明即使沒有外生技術,廣義資本也能內生髮展.而藉由使用 Romer/熊彼特模型,建立一個具體模式,展示如何將 R&D投入,知識累積作為內生變數,並證明這些內生變數能夠持續驅動長期成長.

                  鑑於新古典模型對外生技術的依賴,作者接著介紹了第一代內生增長(Endogenous Growth))理論的代表AK 模型.AK 模型的名稱源於其簡化的生產函數形式 Y=AK,其中 Y 是產出,K 是廣義資本(包含實體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而 A 是一個常數.這個模型的關鍵在於克服邊際報酬遞減的假設,透過將知識視為一種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rous) 特性的資本形式,使得整個經濟的總體報酬或至少是廣義資本的報酬能夠保持不變,也就是資本的規模報酬不變.因此在AK模型中,由於廣義資本的邊際產出不再趨於零,經濟可以實現持續的,內生的長期人均增長.這直接挑戰了新古典模型中人均增長最終停止的預測.同時,作者還將 AK 模型的福利分析 (Welfare Analysis) 結果擴展到開放經濟的背景下,討論了國際資本流動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在不同國家間的趨同(收斂)作用.AK 模型的出現,標誌著將"技術"和"知識"作為增長核心驅動力的重要轉折,它為後續更精細的創新驅動模型奠定了內生化的基礎.

                  在建立了內生增長的基礎後,本書隨後引進了更精確刻畫創新(Innovation)機制的模型,其中之一是"製品多樣性模型 "(Product Variety Model),也被稱為"水平創新"模型.這個模型假設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新增中間產品的種類.每一次創新都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以前不存在的中間投入品,這使得最終產品的生產效率得以提升.在這個框架中,"研究"與"開發"(R&D)活動被視為經濟資源,如人力或資本的投入,它產出的則是新技術.由於知識具有非競爭性 (Non-rivalrous),R&D 投入需要知識產權保護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來確保創新者可以獲得壟斷租金 (Monopoly Rent))作為回報.這個模型詳細分析了創新,R&D資源分配和長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製品多樣性模型成功地將微觀層面的創新決策納入宏觀成長框架,清晰地說明了"知識產權","市場規模"和"資源配置"對長期成長的關鍵作用.

                   與製品多樣性模型強調水平擴展不同,熊彼得創新模型(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Model)是一種描述"垂直創新"或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的典範.熊彼得的觀點認為,經濟的進步是透過新技術或新產品取代舊技術或舊產品的破壞性過程實現的.每一次創新都不是簡單地增加產品種類,而是提升了現有產品的質量,從而將上一代技術的創新者逐出市場.熊彼得創新模型核心機制是企業投入 R&D 試圖進行"跳脫競爭"(Escape-Competition)的創新,一旦成功,它們就能獲得暫時的壟斷利潤,直到被下一個更優越的創新所取代.這種創新之間的競爭是成長的驅動力,它同時也具備規模效應,也就是更大的市場規模可能導致更高的創新率,以及克服規模效應的變體.熊彼得模型提供了"分析競爭","知識產權政策"和"不平等"如何影響增長動態的有力工具.

                   在確立了四種主要的成長理論典範後,作者透過將理論與實證測量相結合,來分解產出成長來源,分別是實體資本累積,勞動力增長,以及總要素生產率 (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而長期以來,TFP 一直被視為衡量技術進步的主要指標.但是作者指出傳統標準成長會計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內生創新模型的背景下,由於知識和實體資本在生產中可能存在互補性,並且創新是內生 (Endogenous))的,所以過去標準的 TFP 測量可能存在偏差,比如新技術的引入可能需要企業投入大量調整成本或學習成本,但這些成本在會計上可能被錯誤的解釋為是TFP 停滯,所以透過這些新生成的模型,將實體資本累積與內生創新過程整合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以便更好地理解觀察到的 TFP 增長,也就是技術的長期增長的可能性.

                   在Aghion和Howitt 成功地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藉由引進 AK 模型,製品多樣性模型,以及其核心貢獻的熊彼得創新模型後,他們證明了一個關鍵的,決定性的推論: 長期的人均經濟成長率並非由外在力量決定,而是由經濟體內部的決策和資源配置所驅動.我們現在知道創新投入,知識累積以及人力資本,這些過去在索羅模型中被視為外生(Exogenous)的因素,如今已轉變為模型中內生(Endogenous)的變數.

                   然而單有理論工具並不足以指導實踐.這些內生變數,例如企業的 R&D 意願,研究人員的知識生產速度,本身又是受到什麼力量影響和形塑的?在現實世界中,是什麼因素讓有些國家願意投入更多R&D,而有些國家則在原地踏步?為了解答這些更具應用性的問題,作者隨即將理論的聚光燈投射到複雜的現實世界,系統的探討了六個決定成長過程與結果的關鍵面向.這些面向的作用,正是決定創新投入,知識轉移和資本累積這三個內生變數能否有效運作的"環境條件".這六個主要因素從金融,國際關係,技術類型到制度結構,構成了增長過程的完整圖景.

                   第一個因素是金融與成長 (Finance and Growth).從最基本的資源配置問題開始,如果創新是內生的,它就需要資金,但創新往往是高風險且資訊不對稱的行為,因此金融限制 (Financial Constraints) 往往成為創新與成長的瓶頸.熊彼得式的創造性破壞過程需要企業投入高風險的R&D,但由於資訊不對稱,銀行或投資者很難進行有效的事前篩選或事後監控.導致許多有前景的創新項目無法獲得融資.作者們透過分析指出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可以通過降低融資成本,提高風險分散的能力,來有效激勵創新投入.此外,在信貸市場不健全的環境下,財富不平等 (Wealth Inequality))會加劇窮人的融資限制,從而阻礙了整體社會的創新潛力.因此,金融體系的質量直接決定了經濟體將其創新意願轉化為實際增長的效率.

                   第二個討論因素是技術轉移與國際間趨同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國內的金融環境影響了自身的創新投入,那麼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與世界技術前沿的關係,如何影響其成長策略和速度呢?為什麼許多窮國無法實現"國際趨"(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反而形成了團體趨同(Club Convergence),答案在於國家與技術前沿 (Technological Frontier) 的距離. "國際趨同"和"團體趨同"描述的是不同國家在經濟成長或收入水平上相互靠近的現象,它們並不是單純指技術的一致程度,而是技術差距,資本累積與人均收入水平的綜合結果.索羅模型預測的"絕對趨同"基於一個重要假設:技術知識 是一種全球公共財,可以自由且無成本地在所有國家之間傳播.因此,貧窮國家可以通過更快的資本累積和技術模仿,實現比富裕國家更快的成長率,最終追上富國,這就是所謂的"國際趨同".但在Aghion 和 Howitt 的探索中,"團體趨同"的核心解釋在於各國技術轉移和吸收的能力是不相同: 因為技術吸收不是免費,貧窮國家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本和制度基礎才能有效地模仿和採用先進技術.一個國家缺乏健全的金融體系,它就無法將先進技術有效地轉化為生產力,從而被排除在趨同俱樂部之外,所以"團體趨同"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國家,如東亞的四小龍成功地追趕了富國,而另一些國家卻長期陷於貧困.趨同的發生不是必然的,而是以制度和政策條件為基礎.因此想接近技術前沿的國家,必須依靠原創性創新 (Original Innovation) 實現增長,而遠離前沿的國家則可以依靠技術模仿與調適,這兩種模式對資源和能力的依賴截然不同.像信用限制,人力資本不足等因素,都會阻礙國家進行有效的技術轉移和吸收,導致它們陷入無法追趕的非收斂陷阱.這表明,一個國家的增長策略必須根據其在全球技術地圖上的位置來制定.

                 第三個影響來源的因素則是源自市場規模與導向技術變革 (Market Size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技術雖然是內生,但進步的方向是否也是隨機的呢?Howitt的探索告訴我們,技術進步不僅是內生的,而且是有方向的.引入導向技術變革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的概念,作者討論出創新者會將 R&D 資源導向那些市場回報最高的領域,而這種導向性受到市場規模效應 (Market-Size Effect) 和相對價格的影響.比如如果技能勞工相對稀缺且價格高昂,那麼創新者將傾向於開發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從而導致技能溢價 (Skill Premium) 擴大.

                 第四個因素則來自於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散播的時間與成本.通用技術在所有內生技術中,對經濟有著更深遠的影響,它們的出現甚至會擾亂我們對成長的標準理解.通用技術的特點是能廣泛應用於多個產業,但它的採用需要大量的互補性創新 (Complementary Innovations) 和生產組織的再造 (Reorganization),這導致了著名的生產力悖論,在 GPT 引入初期,由於企業需要投入巨大的學習成本(Learning Costs)和調整成本 (Adjustment Costs),反而會觀察到一段時間的生產力減緩 (Productivity Slowdown),直到配套的技術和制度成熟後,才會迎來爆發式增長,理解通用技術的分析有助於理解短期生產力波動與長期結構性轉變之間的關係.

                 第五個因素則需觀察成長階段(Stages of Growth)的分布狀態.將時間軸拉到最長,一個經濟體如何從根本上改變它成長的結構？當下是處在成長階段的分布狀態哪個位置,比如從馬爾薩斯陷阱 (Malthusian Trap) 到持續成長 (Sustained Growth) 的過渡,不同階段對技術變革創新的影響不同.在馬爾薩斯時代,任何技術突破都會被人口增長抵消,促使經濟成功逃脫陷阱的結構性條件,通常涉及人力資本累積的閾值突破,以及隨後的人口轉變,比如生育率下降.此外,也可以從資本累積到創新,以及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結構轉變,去了解成長的階段性特徵,對於在不同發展階段制定適當政策至關重要.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機構和非收斂陷阱 (Institutions and Non-Convergence Traps)的狀態.所有上述的產生創新的相關活動,包括 R&D 投入,金融運作和技術轉移,最終都依賴於一個穩定的法律和社會框架.而關心的核心焦點放在機構 (Institutions),如法治,產權保護和政府質量上.作者們在此提出"適當的機構" (Appropriate Institutions)理論: 最有利於成長的制度類型,取決於國家相對於技術前沿的距離.對於接近技術前沿的國家,制度應鼓勵創造性破壞和高度競爭.反之,對於遠離前沿的國家,制度則應優先保障資本累積和技術模仿.如果國家採納了不適合其發展階段的機構,將可能導致其陷入非收斂陷阱.

                 既然已經透過理論證明了成長是內生的,可被決策影響的,並且透過結構分析找出了影響內生變數效率的具體因素,那麼下一個邏輯問題就是如何設計和實施最優的政策,以系統性地優化這些約束條件,從而將經濟體推向更高的長期成長路徑.作者們專注於六個關鍵的政策領域,這些政策的設計目標不再是短期刺激,而是要精確的對準和改變驅動內生增長的激勵機制,以確保經濟能夠最大化其創新潛力.從優化市場競爭到投資於人力資本,再到應對環境與貿易的挑戰,所有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調節創新者獲得 R&D 回報的預期,從而改變熊彼得創新模型中的內生創新率 λ∗.

                  首先是政府政策中需要培育競爭和進入 (Fostering Competition and Entry).在探討政策時,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政府應該鼓勵壟斷利潤來獎勵創新(熊彼得的傳統觀點),還是鼓勵競爭來提高效率?作者們利用熊彼得模型推翻了傳統的單一結論,提出了競爭對創新呈"倒 U 形"關係的結論.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缺乏利潤來投入R&D,而在一個完全壟斷的市場中,企業缺乏壓力去創新.對於那些已經接近前沿的企業,競爭的增加反而能迫使其投入R&D 以避免被淘汰,從而加速創新.因此,政策的設計必須是差異化的,對於落後企業,可能需要寬鬆的環境來累積資本.但對於前沿企業,適度的競爭才是成長的加速器.

                   其次是政府的政策需投資於教育 (Investing in Education).既然 R&D 投入是內生的,而高技能人力資本是 R&D 的關鍵投入要素,那麼教育政策自然應該能強化優化以支持內生成長.教育投資與 R&D 之間具有的強烈互補性.僅僅增加教育年限不足以保證長期增長,關鍵在於人力資本必須用於創新生產.依據"距離前沿邊界"的框架來指導教育政策下,遠離前沿的國家應優先投資於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以提高技術模仿和採用的能力.反之,接近前沿的國家則應將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學,以培養原創性創新和科學突破所需的人力資本.

                   第三是在政策制定上,需考量減少波動性和風險 (Reducing Volatility and Risk).除了結構性的激勵,一個不穩定的總體經濟環境會如何損害長期增長？由於創新和R&D是一種長期且不可逆轉的投資(Irreversible Investment).經濟高波動性會增加風險溢價,使得企業傾向於推遲 R&D 支出,因此,政策的目標是提供一個穩定和可預測的環境,鼓勵企業進行長期投資,所以穩定的金融政策發展和風險分散在緩衝衝擊,管理不確定性上具有核心作用,總體經濟政策的穩定不僅是短期目標,更是長期增長的前提.

                    第四項關於政策上的制定則是提倡自由化貿易 (Liberalizing Trade).Howitt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在內生成長模型中的動態影響.貿易開放的主要優勢來自兩方面;1.它能擴大市場規模 (Market Size Effect).開放可讓國內創新者面對更大的市場,從而提高 R&D的預期回報,加速創新.2.自由貿易能誘發競爭效應.國際競爭的引入,迫使國內低效能企業退出,或迫使現有企業通過逃脫競爭效應來進行創新,當然,作者們也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開放可能導致弱勢產業被創造性破壞,從而需要精確的政策引導來確保自由化對國家整體成長產生正向影響.

                    第五項攸關經濟政策的制定在於強調保護環境(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將環境限制,包括將不可再生資源和汙染納入成長模型,提出"綠色增長"的可能性.透過碳稅,排放交易許可證或針對性的綠色 R&D 補貼,政府可以改變 R&D 的相對價格和回報,從而引導創新者將資源投入到清潔技術(Clean Technologies)的開發上.透過正確的政策信號可以使技術進步的方向朝著克服環境約束的方向發展,從而在環境約束下維持可持續成長.

                    最後一項攸關經濟政策的內容則在於深化推動民主 (Promoting Democracy).透過檢視民主,收入和成長之間的複雜關係,找到民主制度可能透過兩種機制影響成長.正面影響是民主提高了問責制 (Accountability),限制了尋租行為 (Rent-seeking Behavior) 和專制特權,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率.負面影響是民主可能導致更多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政策,這可能削弱富人的投資激勵,民主對成長的影響取決於其對進入 (Entry) 和激勵的淨效應.成功的民主制度可以透過限制精英對創新利潤的掠奪,從而為更廣泛的創新者提供激勵.

                    在完成了對成長理論典範的系統建構,對關鍵增長過程的深入分析,以及對核心增長政策的細緻探討後,本書以對文化 (Culture) 和發展經濟學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展望作為總結.四個核心成長典範為分析幾乎所有成長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與工具.本書的關鍵洞見在於經濟成長並非單一因素的產物,而是由不斷演化的創新,資本累積,金融穩定,國際聯繫,以及最重要的制度和政策所共同塑造的動態過程.尤其熊彼得創新理論及延伸出的"距離前沿"框架,被證明是理解國家發展道路差異,制度選擇和政策設計的有力武器.展望文化因素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包括社會的信任水平 (Trust Level),對努力的回報(Return to Effort)態度,以及耐心等無形因素,都可能可以顯著影響契約執行,與金融市場發展和長期投資決策.因此,"文化",作為影響機構和政策選擇的深層次因素,正日益成為經濟成長研究的新興領域.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總結來說"成長經濟學"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從微觀決策到宏觀結果的內生成長框架.教導我們要知道不存在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所有階段的"一刀切"(One-size-fits-all)經濟政策.成功的成長策略必須是有針對性,具有階段,且制度相容的.這兩位作者為全球的經濟政策制定者,發展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概念式的指南,使他們能夠理解和駕馭複雜的經濟成長動力,以實現持續,包容且可持續的長期繁榮.

                     書籍是數學表示的,我們這裡只能盡量翻譯成文字,所以這只能算超譯,連解讀都算不上,因為個人沒那個解釋能力.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