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多安的崛起：一場為了信仰、權力、國際地位，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戰爭

 

艾爾多安的崛起：一場為了信仰、權力、國際地位，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戰爭(Erdogan Rising: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urkey, Hannah Lucinda Smith)

                 閱讀這本"艾爾多安的崛起"是為了讀下一本書"安納托利亞的刺客"的預備,因為實在不熟土耳其的21世紀後的現代政治狀態.

                 土耳其的現代史是一部持續在"東方"與"西方","宗教"與"世俗"之間拉扯的歷史.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鄂圖曼帝國的廢墟上.以堅決的世俗主義(Laicism)為基石,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徹底西化的現代國家,將伊斯蘭信仰從公共領域驅逐.然而,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的崛起,不僅終結了長達近八十年的世俗菁英統治,更將土耳其拖入一場與凱末爾精神的激烈"鬼魂競爭".這場新戰爭的核心問題是:艾爾多安為何要擁抱伊斯蘭?他的動機是以階級權力重分配為主,還是以虔誠的宗教信仰為主?

                根據這篇報導性內容的深入觀察,答案是:兩者兼具,且階級動機是驅動宗教表述的強大引擎.艾爾多安的伊斯蘭復興,本質上是一場被世俗菁英長期壓制,來自安那托利亞腹地的保守派階級,對舊有權力結構進行的全面奪權.宗教.成為這場階級革命最具群眾基礎的旗幟和最具合法性的工具.

                艾爾多安並非來自土耳其世俗菁英,比如軍方或伊斯坦堡,安卡拉的官僚階層.他出身於伊斯坦堡卡西姆帕夏的勞工階層,成長在一個虔誠的環境中,曾在伊斯蘭學校受教育.他的政治生涯始於伊斯蘭福利黨(Welfare Party),這支政黨始終站在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反面.1994年他贏得伊斯坦堡市長選舉,證明了伊斯蘭保守派可以贏得大城市的支持.他在任內改善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贏得了廣泛民意.1998-2001年間,由於在公開場合朗誦了一首宗教詩歌,艾爾多安被判刑並被剝奪政治權利.這場"殉道者"經歷反而為他累積了深厚的政治資本與道德光環,其後於2001年創立正義與發展黨(AKP),他將AKP定位為一個"保守民主"政黨,既繼承了伊斯蘭的道德觀,又接受了市場經濟和民主選舉的框架,成功地吸引了廣大的保守,宗教和被世俗菁英忽視的"沉默大多數".

                AKP的核心支持者被稱為"安那托利亞之虎",這些是來自土耳其腹地,勤奮而保守的穆斯林資本家,中小企業主,城市新興中產階級以及虔誠的工人.在凱末爾時代,他們雖在經濟上有所積累,但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層面卻始終被伊斯坦堡和安卡拉的世俗菁英視為"鄉巴佬"(provincials),被排斥在國家權力中心之外.艾爾多安高明之處在於他將這種長期的階級與地理怨恨,轉化為一場政治運動. 擁抱伊斯蘭,對他而言,就是將信仰賦予政治合法性,證明自己代表了國家的大多數人民,同時創造出.文化認同,賦予被壓抑的階級一個道德上優越,區別於腐敗世俗菁英的身份.

               從作者的敘事可以看出艾爾多安的施政是集褒貶功過於一身,充滿著"蜜糖與鞭子"的雙重性質.AKP施政初期以發展經濟為核心,曾創下9.6%的經濟成長率,並成功還清IMF債務.這讓數百萬保守派支持者脫貧致富,鞏固了艾爾多安的執政基礎.他將經濟成功與"伊斯蘭價值觀"連結,宣稱誠實,勤奮的穆斯林是國家財富的創造者.同時,他將土耳其塑造成能在北約體系中保持軍事強大,是同時能與俄羅斯,伊朗對話的"中等強權".他巧妙地利用土耳其作為歐亞橋樑的地位,牽制歐美強權.而後,隨著權力集中,施政轉為威權化.他利用2016年未遂政變為"神的禮物",發動大規模清洗,清除軍方,司法,媒體和學術界中的世俗派與異議人士.他強勢干預央行決策,導致里拉暴跌,高通脹,引發外資出走,經濟蜜糖逐漸轉化為民生鞭子.

                在許多書籍的敘事中,我們發現艾爾多安的政治鬥爭對象,並非僅是檯面上的反對黨,更是那無形的,由國父凱末爾所奠定的世俗主義立國精神.凱末爾的立國精神強調西方理性,科學與現代性.其目的在於"去宗教化",禁止頭巾,關閉宗教學校,以西方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並將軍隊視為世俗體制的最高守護者.但艾爾多安將凱末爾的"六箭"改革視為對土耳其歷史與靈魂的背叛,他通過政策,重新將宗教符號帶回公共領域,比如允許公務員戴頭巾,並不斷削弱軍方的政治影響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改回清真寺,這是對凱末爾世俗遺產最公開,最具象徵意義的挑戰.但是這種不顧現實狀態的改變,逐漸造成社會對抗與仇恨的形成.Smith認為艾爾多安故意讓社會兩極化.世俗主義者將他視為破壞民主,背棄西方的獨裁者.而保守支持者則將他視為"虔誠,愛國,為國發聲"的民族英雄.這種對抗已從政策分歧上升到身份仇恨,使得土耳其社會難以進行理性對話,鞏固了艾爾多安"面對外部與內部敵人,只有我能守護土耳其"的強人敘事.

                艾爾多安的崛起證明了一點,在一個極度兩極化的社會中,可以透過民主選舉的程序,逐步實現威權主義與伊斯蘭化.他利用選票合法性通過了將內閣制改為總統制的修憲公投,集中了個人權力.他以反恐,反政變為名,對媒體,司法和公民社會進行系統性的壓制.土耳其一度成為世界上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這種將個人意志凌駕於法治之上,將宗教信仰作為政治工具的行為,使得土耳其的民主制度面臨"選票獨裁"的質疑,徹底顛覆了凱末爾時代世俗菁英對土耳其政治的掌控權.

                土耳其婦女的地位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政治利用的領域,艾爾多安執政前後的變化,必須從世俗/都市,與保守/鄉村兩個視角來看待.在艾爾多安之前,世俗體制下的婦女必須遵守嚴格的著裝規範,特別是在公立大學和政府機關,頭巾是禁忌.艾爾多安解除了這項禁令,使得數百萬保守派婦女能夠在不違背信仰的前提下進入公共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擔任公職.對她們而言,這是權利的擴大和被國家認可的體現.但是早已世俗化的婦女則認為,艾爾多安政府通過宣揚傳統家庭價值觀,試圖將婦女的重心重新鎖定在"母親"的角色,政府高層經常發表將婦女視為"國家生育力量"的言論,這引起世俗女權團體的擔憂,傳統的宗教,保守主義肆虐下對於婦女的輕賤可能因而更加變本加厲.本書中雖然沒有羅列詳細數據,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土耳其作為一個仍存在大量傳統,父權觀念的社會,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威脅確實是普遍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國際人權組織經常批評土耳其在執行"伊斯坦堡公約"等保護婦女權利的國際協定上力度不足,甚至一度有退出公約的爭議.因此,無論政治體制如何變化,婦女面對的暴力威脅始終是土耳其社會的陰影,雖不能簡單地將其地位與此方面更落後印度類比,但婦權地位在土耳其確實充滿挑戰.

               艾爾多安的長期執政,迫使土耳其的反對黨必須在單一領導人與威權體制的雙重壓力下尋求生存與合作.共和人民黨(CHP)作為長期世俗主義的守護者,CHP近年來在地方選舉中表現亮眼,特別是成功拿下伊斯坦堡和安卡拉等大都會的市長職位.這證明了經濟問題是凝聚反對力量的關鍵.CHP的市長成為了艾爾多安最直接,也最有群眾基礎的挑戰者.而親庫德族政黨(DEM)儘管長期面臨政府的政治與司法打壓,他們的國會席位和東南地區的地方執政權仍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在政治光譜上傾向於與世俗派合作,共同對抗AKP.但艾爾多安的強勢作風,也導致黨內高官出走,成立了新的政黨,如未來黨,DEVA黨.這些政黨的影響力雖不如CHP,但他們的存在分裂了AKP的核心保守派票源,迫使艾爾多安必須花費精力應對"家變"的威脅.

                土耳其的國際地位是艾爾多安最得心應手,也最能凝聚國內民意的領域.凱末爾的最終夢想是讓土耳其成為一個徹底的歐洲國家.然而,艾爾多安執政期間,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持續緊張,入盟談判幾近停滯.艾爾多安將土耳其的戰略地位重新定位為一個"亞歐橋樑",一個既不完全屬於西方,也不完全屬於東方的獨立大國.本書一開頭就強調了土耳其作為一個關鍵難民關卡的角色,由於敘利亞內戰,伊拉克持續的衝突,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俄烏戰爭的影響,大量難民選擇經由土耳其進入歐洲.這使得土耳其成為歐盟的"守門人",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強制性地位,賦予了艾爾多安巨大的戰略籌碼.他可以利用難民議題與歐盟進行交易,獲得援助,並在國際事務中要求更大的發言權,成功地將土耳其塑造成一個不可或缺的全球參與者.

               艾爾多安之所以要翻轉凱末爾的世俗主義立國精神,其動機的核心是階級與權力的奪取,而伊斯蘭信仰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動員工具.他代表了被世俗菁英鄙視的安那托利亞保守派的政治復仇,將國家權力從軍事將領,官僚,都市菁英手中,轉移到虔誠的商人和新興保守階級手中.在實現這一階級轉移的過程中,他選擇擁抱伊斯蘭,作為重建國家認同,對抗西方世俗價值觀的旗幟,從而贏得了多數民眾的政治忠誠.但這場革命讓土耳其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社會被極端兩極化,民主制度遭受侵蝕,言論自由受到壓制.艾爾多安在國際上將土耳其定位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戰略要衝,但國內的政治衝突與經濟危機,使得土耳其的未來依舊充滿著不確定性,持續在凱末爾的世俗化幽靈與艾爾多安的伊斯蘭復興之間劇烈拉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