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江

 

別江(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 Peter Hessler)

                   何偉(Peter Hessler)的文字,存有的是觀察中國社會變革敏銳且具人性的視角.時隔多年,他於2019年再度舉家遷往成都,在四川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課程,並將這段經歷寫成了"別江"..

                   "別江"是一份關於中國教育制度的見聞錄,同時,它更像是一份跨越20餘年,關於中國年輕一代"精神變遷史"的田野報告.這本書透過何偉於1990年代在涪陵師範教授的學生,與2019年在成都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所教授的新一代學生之間,建立起了一條時間的河流.這條河流,流經了中國社會最劇烈的變革期,而何偉的筆觸則敏銳地捕捉到: 這條河流的流向與水質,已經徹底改變.

                   如果說何偉過去的"中國三部曲"描繪了中國個體在改革開放初期,從"計劃"走向"市場"時那種充滿活力,野蠻生長的"尋路"精神.那麼"別江"則呈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當代圖景: 一個從外部探索尋找可能性,轉向內部競爭內捲的社會.這標誌著中國個體心態從主動的,充滿希望的"尋路者",轉變為被動的,焦慮不安的"競賽者",在高度控制與極致競爭的雙重擠壓下,選擇了疏離與自縛,在原子化中尋求微小的自由.何偉巧妙地運用了時間軸的對比,來呈現這兩代學生身上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差異.這差異的核心,在於社會結構是鼓勵個體向外拓寬人生的可能性,還是將個體鎖定在一個不斷自我消耗的體系內.

                   1990年代,何偉在涪陵師範教書時,他的學生們雖然物質上匱乏,資訊上閉塞,但他們卻擁有精神上的無限可能.那是一個社會結構開始鬆動,垂直流動通道尚未完全固化的年代.對於那批學生來說,走出農村,獲得知識,就是參與歷史進程,改變個人命運最直接的方式.他們對知識充滿了樸素的饑渴,對外部世界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好奇.90年代的學生或許對政治有著樸素的理想主義或憤懣,他們的思想可能與國家話語產生摩擦,但這種摩擦本身就體現了他們作為歷史主體的參與感.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需要被開拓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這種不確定性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機遇.他們在體制內尋求空間,他們在體制外尋求知識,他們的生命被投注在一個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中.他們是中國走向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先鋒,他們的生命敘事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和變革的力量.

                   2019年,何偉在成都四川大學接觸到的新一代學生,則代表了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與困境.他們成長在一個物質資源極大豐富,資訊唾手可得的年代.然而,他們卻被困在一個高度精確,極致競爭的"預設軌道"上.何偉觀察到這批學生承受著不同層次的壓力:"學生們為了體面生活而競爭,體面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成績,證書和人脈".這段話揭示了"內捲"(Involution)的本質,當社會增量空間不再擴大,所有人都必須在一個窄化的,既定的賽道上,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競爭一個有限的位置,追求排序靠前.他們的目標不再是"尋找新的道路",而是"贏得現在的排名",這種競爭的殘酷性在於,它看似公平,實則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零和遊戲,讓個體的生命能量不斷地在內部互相抵消.

                  對體面生活的追求,成為了他們所有行動的唯一驅動力.這種對成功的迷戀,使得他們必須專注於在經濟體系中取得成功,從而有效地將他們的熱情和精力,從可能具有顛覆性的"社會改革"或"政治參與"等外部探索,引導至相對安全,更易獲得回報的"個人成就"等內部競賽.他們被訓練成一套高度精密,追求效率的機器,但這部機器缺乏了對周遭社會的批判性反思的性格與能力,或者即使能感到某些阻滯得社會問題,也會因為競爭為先的需要,而選擇無視,或者無感於社會發展結構上的某些潛藏問題.總結來說,時代的河流已經改變. 90年代的學生是歷史的參與者,他們在社會的曠野中尋找道路.2020年代的學生則是系統的執行者,他們在高度精確的軌道上互相擠壓.當個體被訓練成只關注個人在"排名"中的位置時,他們也就失去了作為"群眾"或"集體"的主體性,成為原子化社會中最精疲力盡的一群人.

                 何偉的非虛構寫作課程,成為了檢驗新一代學生精神狀態的"試紙".非虛構寫作要求學生外求採訪,觀察生活細節,挖掘人物內心矛盾,描寫社會中的真實情境.然而,這種對真實的追尋,在當下的教育與政治環境中,卻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阻力.中國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都建立在"標準答案"的文化之上.這種文化訓練了學生的記憶力與服從性,卻極大地損害了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對多義性,複雜性的理解.當何偉要求他們寫出個人的,獨特的,與官方敘事有差異的"真實"時,學生們初始感到了無所適從.何偉觀察到的現象,正是對"受教的順從"(educated acquiescence)的完美體現:學生們的高度自我審查和對"正確答案"的追求.這種"自我審查"比外部審查更具破壞性,它已經內化為一種本能的生存策略.學生們並非不知道什麼是真實,而是害怕描寫真實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們寧願選擇使用"安全的敘事",官方的語彙,或迴避一切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以確保自己在體制內的安全運行.這種選擇,正是"受教的順從"的核心: 個體被賦予了高深的教育,但同時也被規訓了服從的界限.他們深知,與其冒著風險探討真相,不如選擇沉默,專注於個人發展的既定路徑.這種對批判性知識的迴避,最終導致了敘事的統一性,個體視角被宏大敘事所吞噬.

                 這種對"真實"的迴避,最終導致了個體與現實世界之間信任的破裂.如果不能在寫作中誠實地面對社會的矛盾,個人的困境,那麼這種教育就只能培養出技術熟練,但精神失語的人才.非虛構寫作的精髓在於訓練學生"信任自己的觀察",但這種信任在一個充滿監控和密報的社會中是奢侈品.當個體習慣性地質疑自己的所見所聞,並將官方的或社會公認的"正確"觀點置於個人經驗之上時,他們就失去了獨立思考的基石.而何偉本人的經歷,則為這種"知識的困境"劃下了一個悲劇性的註腳.當他未能獲得續聘,不得不離開中國時,校方非官方人士透露可能的原因是:他從事了未經授權的採訪(unauthorized interviews),並與學生討論了"敏感的"政治議題.而從官方正常的管道,何偉從來沒有求得未獲續聘的真正理由,總是一堆雲山霧罩的說詞讓他不知身處何處.

                "未經授權的採訪"和"敏感議題"並非明確的犯罪,但在威權體系看來,它們卻是可能啟發"真實觀點",激發"群眾判斷力量"的火花.作為一位非虛構作家,他的存在和他的教學方法本身,就是對"標準答案"文化最溫和但最具顛覆性的挑戰.他的離開,成為體制對"啟發真實觀點"實施預防性懲罰的象徵,進一步強化了學生們的信念: 在這個體系中,探索和書寫"真實"是危險的.非虛構寫作的困境,最終反映了個體在龐大體制前的一種深刻失語.當個體失去敘述和捍衛"真實"的能力時,他們也就失去了建立"集體共識"和"集體行動"的基礎.

                 在無法對抗外部壓力和內部競爭的雙重擠壓下,新一代學生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生存策略,這是一種從積極的政治反抗轉向消極的社會疏離的行為,即"原子化"的抵抗.他們通過與社會的脫鉤,來實現一種內心的安寧.2019年後的幾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何偉細膩的觀察到,學生們在面對政府的武斷封鎖和系統的失能時,無法像歷史上的群眾那樣爆發出明顯抗議,而是選擇了集體性的內心撤退和"不合作"態度來面對體制失能.這就是"躺平"和"低慾望化"的社會心態,他們並非對社會不滿,但他們將反抗的能量引導至個人層面的消極社會否定: 拒絕高消費,拒絕買房,拒絕生育.這種行為的實質是:既然無法改變體制,就選擇不與體制深度綁定,將個人生命與國家的宏大敘事進行戰略性切割.這種抵抗形式是"被動的",它放棄了外部的政治參與,但它卻以犧牲個體的人生目標為代價,換取了一種內心的安寧.它有效的將原本可能凝聚成政治運動的憤怒,分散到億萬個躺平的個體身上,從而成為一種隱形的維穩力量.雖然這種維穩是以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為代價,但它成功地將"群眾判斷力量"轉化為"個體消極意志",避免了直接的衝突.個體在高度控制下,將自己的生命降維,成為一種自我設限的自縛.

                何偉在書末對一些學生的追蹤,則呈現了另一種終極的疏離:精神流亡.這些選擇離開中國的優秀年輕人,其動機不再是90年代那種出國"學習先進技術"然後"報效祖國"的宏大理想,而是尋求一種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為了尋求一個能讓自己正常的生活,說話和思考的環境.也就是俗稱的"潤"出國.這是一種對"內捲"和"失語"環境的徹底投降,但也是一種最終的自我拯救.這些選擇離開的學生,他們的目標不是推翻政權,而是尋求一個能夠讓真實與自我得以存在的"原子化"空間.他們放棄了在中國體制內贏得競爭的機會,換取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安寧.這種尋求原子化自由的選擇,標誌著個體最終將精力從外部的改革,尋路,轉向內部的自保,自縛.在這個高度控制的時代,對於許多優秀的年輕人來說,最大的自由,或許只剩下選擇"不參與","疏離"和"離開"的權利.這種精神上的流亡.雖然讓個體擺脫了內捲的焦慮,卻也讓國家失去了最為活躍和最具創造力的部分.

               "別江"是一份對現代中國個體的深刻悼詞,它證明了時代的河流已經轉向,90年代的廣闊希望，已變成2020年代的內部焦慮.中國社會在物質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卻在精神上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個充滿焦慮,被馴服,疲憊不堪.且與"真實"疏離的年輕一代,你可以從抖音上許多路倒無人敢去攙扶的影片個案,看出這種人人防他人如敵人的心態.個體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和物質條件,卻也同時被置於一種極致的"內捲"鎖鏈之中.他們看似擁有選擇權,實則只有服從和競爭兩條路.當他們最終選擇疏離,選擇躺平時,他們雖然消解了統治者對"群眾"的恐懼,但也同時消解了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這是一種以高昂的人文代價換取表面穩定的社會模式.

               "別江"或許正是那條遠離喧囂,不再流向宏大敘事,只流向個體內心深處的河流.但當這條河流最終匯入海洋時,它所承載的,是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疏離與自縛.而這些狀態恰好就是中國執政者希望的一種狀態,那就是壓抑或者壓制藏在原子化狀態下的,可能爆發的集體能量.在"別江"中所敘事的教育領域變遷下,何偉巧妙地將一個更為深刻且隱蔽的主題置入書中: 中國共產黨統治最恐懼的敵人,正是被其掌握和控制的人民群眾.

                在習近平這位新威權領導人打破慣例,鞏固權力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社會的控制達到了新的高度.何偉的觀察不再是純粹的社會變革紀錄,而是一份關於威權政體如何"防範於未然",消解任何群眾力量可能性的詳盡報告.他提出的觀察深刻揭示了當局對於潛在的"群眾判斷力量"所懷有的深深恐懼,而這種恐懼,正驅動著一套高度精密的社會工程系統,核心目的在於透過教育,經濟與監控的三重機制,將潛在的政治參與者轉化為"受教的順從"者,從而實現絕對的穩定.

                何偉再度踏上中國土地時,正值進入一個新的政治週期.最高領導人打破了任職兩屆的慣例,威權能力直逼毛澤東,鄧小平時代.這標誌著中國近年來政治環境的顯著回頭,從集體領導過渡到高度集中的個人威權.何偉在書中透露,這種強化的管控與當政者對歷史的個人經驗息息相關.他觀察到,當局對於任何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群眾判斷力量"都極度警惕.這種警惕可能源於高層領導人及其家族在文革期間的慘痛經歷.何偉的文字點出了核心的心理因素: "習近平對"群眾運動"的深深恐懼,這恐懼源於其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為了避免任何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群眾判斷力量",當局加強了對社會各層面的管控,特別是教育.".這種深深恐懼不再滿足於事後的鎮壓,而是轉向事前預防性的社會管控.群眾,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被視為具有巨大潛在顛覆性的力量.因此,教育領域成為了維穩體系中最重要的前沿陣地,旨在從根本上消除人民可能產生集體異議的基礎.我從這本書的敘事中歸納出三個何偉觀察到的個體控制面向.

                 第一個控制面向是控制個體思想,用教育創造"受教的順從"(Educated Acquiescence)者.何偉認為,面對潛在的群眾力量,當局採取的首要且最為微妙的策略,就是透過教育體系來塑造"受教的順從"的個體.這是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規訓"手段,它精妙地結合了傳統儒家思想的服從,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發軔,以及新時代強化的民族主義.這種教育策略的目的,不僅是培養技術人才,更關鍵的是要培養出政治上順從,情感上愛國的公民,何偉這樣描述教育體系的目標: "現代中國教育的目標是創造出受教的順從的個體,這種教育旨在塑造一種"愛國心"和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從而達到"維穩"的目的.在課堂上,新一代學生的高度自我審查和對"正確答案"的追求,讓他們在表達時極為謹慎,對於超出安全範圍的討論表現出本能的迴避.這種"順從"的訓練,讓大多數人即使不成為熱烈的"小粉紅",也會將"愛國"與"維穩"作為衡量一切行為的潛在前提法則.

               "別江"的核心場景是四川大學的課堂.何偉在那裡教授非虛構寫作,希望學生能用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寫出真實的故事.但他很快發現,真實在中國是一個危險的詞.學生們對可以寫什麼總是小心翼翼,他們習慣在潛意識裡避開政治,社會,性別,宗教等敏感話題.他們會寫鄉村振興,會寫科技進步,卻不會寫失敗,孤獨或不公.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語言已被教育體制馴化.在語言誕生之初,思想的邊界就已被劃定.何偉提到一位學生寫了一篇關於祖母被拆遷的故事,在同學互評時卻被提醒"應該更正面一點",理由是"不要讓外國老師誤會中國的發展".這句話恰恰揭示了此刻中國教育的真正目的,它不是啟蒙,而是防禦.學生被訓練得懂得在任何場合表現正確,這種正確性超越語言,成為心理反射.教育不再只傳授知識,而是同步傳遞警覺,它塑造的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而是懂得自我審查的順民.這種控制深入到生活的每個層面,學校的政治輔導員定期檢查學生的社群發文,教師的課堂內容也需定期上報審查.何偉提到密報制度並非公開的懲罰,而是一種心理上的籠罩,讓所有人都在不確定中自我約束.學生在面對外國老師時會說"這個話題我不方便談",那種謹慎的語氣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具壓迫性.因此何偉在書中寫道:"我開始意識到,這裡的教育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恐懼的傳承".他並非譴責學生,而是理解他們身上的懼意,這樣的教育制度,是威權社會最成功的工程:它讓控制變得內化,讓服從成為生存的本能.

                 而與90年代的學生相比,新一代學生在政治上的"無熱衷"本身就是一種順從的體現.90年代的學生或許對政治有著樸素的理想主義或對89民運的憤懣,而現在的學生則將精力完全投向了更容易獲得回報的個人成就領域.教育成功地將他們的熱情和精力引導至個人發展的內部賽道,而非社會改革的外部路徑.這種意識形態的洗腦與規訓,成為了限制群眾思想形成的第一道也是最根本的防線.

                第二個控制面向是麻痺個體精神,讓他迷戀"合法競爭"的社會氛圍.如果說意識形態控制是第一道防線,那麼第二道防線就是透過製造極度的"合法競爭"環境來麻痺和耗盡個體的精力,使其無暇顧及政治.這就是中國社會近年來日益嚴峻的"內捲"現象.何偉在書中細膩地描寫了新一代大學生在教育體系中承受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並非來自政治高壓,而是來自於對體面生活的無休止追求.整個社會,從幼兒園到頂尖大學,都將人際關係和社會價值簡化為可量化的"排名"和"競爭"結果.這種對成功的迷戀,使得中國人將所有的精力都傾注於"合法的"個人追求,如更高的分數,更好的工作,更多的財富.這種競爭機制有效地分散了群眾的集體注意力.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位置而焦慮,為排名而奮鬥時,他們就失去了組織和參與集體政治行動的興趣與能力.

                何偉筆下的學生,正是這種被麻痺的一代.他們精通應試邏輯,善於模仿成功範本,卻失去了對社會的好奇.他們會關注網紅,旅遊,美妝,卻對社會運動保持距離.這不是道德的缺陷,而是制度刻意設計的結果,教育把他們推入無盡的競爭,讓每個人都專注於個人前途,以至於無暇顧及公共命運.這種被動的隔離,使社會失去凝聚力,當個體被競爭吞噬,公共意識也隨之瓦解.這正是威權統治最隱祕的手段:以繁忙取代思考,以焦慮取代行動.統治者無需動用暴力,只要讓人們不停奔跑,就足以讓反抗失去空間.何偉問學生"你們的夢想是什麼?",許多人回答"考上研究所"或"去國企工作",幾乎沒有人提到創作,旅行或理想.這種答案雖然乖巧,但也令人疑惑: 夢想被制度同化,成為生存的策略!.如紐約時報記者李悅所言"最後一代"的出現,象徵著中國年輕人對體制的絕望,但他們的反抗方式不再是街頭抗議,而是集體的退場."這種"退場"正是最徹底的麻痺狀態.而當思想被規訓,情感被麻痺之後,政權所要做的最後一步,便是防止人們重新聚合,防止那條名為"群眾"的河流再次匯合.

                何偉的學生在新冠疫情期間,更展現出一種深刻的,被動式的抵抗,"最後一代"的集體性疏離.當他們在封城和社會停滯中看到政府的失能和武斷時,他們的反應不是憤怒的抗議,而是對未來徹底的放棄和"不合作"態度.這種集體的不滿被引導向自我消沉等非政治性的躺平行為,從而將原本可能爆發的政治能量,轉化為對個人生命的低慾望化,實現了另一種層次的維穩效果.個體被麻痺在無盡的競爭焦慮和個人成功的夢想中,集體的反抗潛能被提前抽空. 

               第三種控制方式,也是最直接和最令人警惕的,是利用"有形的監控"與"無形的密報"來達成對思想和行為的限制,確保任何可疑的言論或集結不會發酵成群眾的觀點.在何偉重返中國的這段時間裡,數位監控與線下監控體系已臻完善.然而,更具威脅性的是"密報"文化的復興,它將監控的職責分攤到了每一個人身上.這種體制讓個體之間產生不信任,瓦解了群體形成共識的可能性.何偉在書中最具個人性的見聞,就是他本人疑似因為在課堂內外的言論,最終未能獲得續聘,不得不於2021年夏天離開成都.這段經歷是當局對"群眾判斷力量"實施預防性控制的最有力證明."未經授權的採訪"和"敏感的政治議題"並非明確的犯罪行為,但在高度敏感的環境下,它們被視為可能"點燃"群眾思想的火花.何偉作為一位有硬想力的作家和教師,他的言論和觀點對於心智尚未定型的大學生而言,被認為具有極大的潛在影響力.他的非續聘事件,實質上是對整個學術與教育領域發出的一個明確信號: 任何可能挑戰官方敘事,啟發批判性思維的聲音,都將被無形地清除.這種"密報"和"消失"機制,成功地在最小的單位,課堂與師生之間建立了防火牆,阻止了可疑思想行為散佈成群眾觀點的可能.它利用了人與人之間的猜疑,確保了執政者對於資訊流動和思想傳播的絕對控制,至於網路長城控制,翻牆等資訊監控手段,不過是這種監控的日常表現的一部分而已.

               何偉敏銳地察覺到一種無形的社會工程:所有能形成公共對話的空間,都被預先設計成碎片化.學生之間缺乏信任,教師之間彼此戒慎.社群媒體表面熱鬧,實則是高度監控的場域.每個帳號都與實名綁定,每句話都可能成為"證據".於是人們學會了用暗語,用表情符號,用轉發而非發言來表態.這種語言的自我稀釋,反映出整個社會的恐懼機制.在這種氛圍下,連最微小的友誼都可能被懷疑.學生之間不敢自由組織社團,教師之間不敢共同批評政策.每一個人都被切割成獨立的單位,只剩下對上級的單向忠誠.這種結構讓社會看似穩定,實則脆弱,一旦失去上層的掌控,底層將無法形成任何自發的秩序.這正是威權體制最害怕,也最依賴的矛盾:它害怕群眾,但也只能依靠群眾的被動服從維持存在.在這裡,"教育"與"監控"緊密相連,這些制度形成並非單純的防範措施,而是一種心理上的馴化.它讓人們習慣被監視,並在監視中尋求安全感,將其視為是種保護,因此統治者無需鎮壓,只要讓被統治者認同恐懼本身的合理性即可.

             "別江"在紀錄中國教育變化的同時,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關於當代威權統治的深層次分析.中國共產黨最恐懼的敵人,"人民群眾",並沒有在歷史中消失,但對付這個敵人的策略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群眾運動式鬥爭,轉變為一套更為現代,更為細膩的"預防性社會工程".這套系統透過三個環環相扣的方法運作,意識形態的規訓,控制個體,透過教育體系灌輸"受教的順從",從而消除個體對權威進行質疑的意願.經濟的麻痺,透過極度競爭和對體面生活的焦慮,耗盡個體的集體行動能力,將社會不滿引導至個人內耗.無形的監控,限制群眾觀點,透過內建的密報和審查機制,確保任何可能形成群眾共識的"敏感"言論,都能在萌芽階段就被及時撲滅,如同何偉本人的遭遇一樣.

               最終,這本書揭示的中國社會圖景是:一個由馴服的,疲憊的,互相猜忌的原子化個體所組成的社會.當潛在的"群眾判斷力量"被如此徹底地拆解,引導和監視時,統治者對群眾的恐懼便可以轉化為一種高度維穩的自信.然而,何偉筆下的學生們,他們壓抑在內心深處的焦慮和在疫情中所表現出的"不合作"疏離,或許正預示著,這種看似堅不可摧的控制體系,依然在人民群眾的深層心理和集體潛意識中,留下了難以凝聚的裂痕與變數.

                雖然何偉的筆觸始終帶著一種溫和的諷刺,或者也可能有人認為他是以某種西方道德優越的姿態在批判中國,但我個人還是保持與讀他第一本書"江城"時同樣的心態,個人以為作者是基於愛中國的立場,基調去做這樣書寫的,否則他也不會再一次重返中國,畢竟前面的中國議題書寫,已經讓他必然會成為一個被當局關注監控的對象.在"別江"中,他是以觀察者,與參與者的雙重身份,記錄中國教育如何在政治與人性之間掙扎.對他而言,中國的教育體系存在某些悖論,它在名義上追求啟蒙,實際上卻以馴化為目的.它鼓勵努力,紀律與秩序,卻懼怕真正的獨立思考.這種教育形式在何偉眼中應該被修正,被改變.只是這樣的觀點與批評,可能看在當政者眼裡就會將它,與其他的專談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惡意書籍有所趨同,畢竟這揭露了統治者試圖進行的控制群眾的行爲動機,在他們眼中這種公示自然是應該予以排除,割離,或至少應該屏蔽的,而這洽好證明了這本書中的相關採訪與論述內容的真實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