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美洪水：文明的干預如何抑制河流的重生？

 

讚美洪水：文明的干預如何抑制河流的重生？(In Praise of Floods : The Untamed River and the Life It Brings,James C. Scott)

                      身處亞熱帶島嶼,長期與颱風共存,我們對河流的憤怒和自然的不可預測性雖有著經常性的體會,但近期發生的堰塞湖潰堤,河川暴漲淹水事件,無疑是一記真正的警鐘.這起造成嚴重生命損失的悲劇,表面上是極端氣候下的自然災害,但若以人類學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視角來審視,我們必須質問:這場災難中,有多少部分是自然之怒,又有多少部分,是國家試圖"馴化"自然所留下的"人為災害"?.對於斯科特來說,"洪水"非但不是壞事,還是早期人類生存發展的最主要依據,所以本書才會取名為"讚美洪水".只是這樣的名稱,看在今人眼裡,難免覺得側目.但只要是曾經閱讀過斯科特作品,了解他立論基礎的人,應該都能理解其意,並平常心以對.

                     斯科特將河流視為一個活生生的,超越人類時間尺度的動態生命體.他不僅描繪了全球河流如亞馬遜,密西西比河的變遷.更將視角聚焦於本書的核心,緬甸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及其重要支流欽敦江(Chindwin River),作為一個未被完全馴化的自然力量象徵,以此例來探討所謂的"洪水","洪水泛濫",,"洪水氾濫耕作"等現象.因為這是早期人類從漁獵生活過渡到定居農業的一種重要中介經濟型態.簡單說,斯科特認為早期的洪水泛濫帶來的沈積物粗耕,或者用火燒在山林圈地種植的輪作,雖不能產生大批量糧食供給現代城鎮,國家的需要,但能很好的維持原生的地貌環境,只以產生小範圍破壞.人類自然環境的大災難,其實是源自於現代農業的興起,大規模的改變地貌,尤其是對於河川的改變,為了防止自然洪災為患,人類興築堤壩,水庫,截彎取直,大面積的改變了水文,短期看來有助農耕,防止水患,但實際上改變的地貌,與水路,河川狀態,是創造更大水患洪災的根本原因,這是環境上的醫源效應.更重的是,它改變了河川附近與河流中的生態環境,動植物的生存型態種類,使得環境變得單一,讓許多物種因此消失,讓一些物種容易產生生物上的醫源效應.坐在本書爭所稱的"醫源效應"(Iatrogenic Effects),從生物的角度,就是為了預防某蟲害,而施以化學藥劑,雖能短期有效,卻可能創造出抗藥性強的蟲類後代,反之環境上的"醫源效應"是指試圖解決環境問題所採用的工程干預手段,眼前可能有效,但後期反而製造了更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的意思.

                     河流的生命力體現於其兩種變遷模式.緩慢的沖積和沖蝕,以及更為決定性的,發生在洪峰期的突發性大變動.斯科特指出,人類試圖用地圖,法律和工程學來定義和"凍結"河流的邊界與動態,是一種傲慢且徒勞的努力.伊洛瓦底江在緬甸境內廣闊的沖積平原上,就是這種"自我工程"能力的最佳例證.它不斷地沖刷出新的沙洲,廢棄舊河道.開闢新的水道.更深層次來說.河流的移動性與不可預測性.是它"不可治理性"的體現.河流拒絕被簡化為標準化的線條和可計算的資源.當代國家試圖將這條複雜的,充滿季節性爆發力的生命線,簡化為一個單一目的,例如航運或發電的工程實體時,就已經與河流的"天命"(telos)*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

                     洪水是河流的"呼吸脈動",它攜帶養分,滋養生物多樣性的食物圈,是數百萬年來人類和生靈依循的協調節奏,體現了一種自然的"分散式民主".斯科特徹底推翻了"洪水是災難"的傳統敘事,將週期性氾濫視為生態系統的生命之源.作者以為洪水的功能性好處,正是伊洛瓦底江流域賴以生存的基礎.首先洪水創造了生態營養物質的散布.每年雨季來臨.伊洛瓦底江水溢出河岸,將從上游山區帶來的肥沃淤泥和豐富有機物質均勻散布到廣大的氾濫平原,濕地和沼澤中.這些懸浮在水中的營養.是植被生長的基礎.也是浮游生物和水生昆蟲的食物.再來洪水也建立食物圈與生物多樣性,這些豐富的有機質啟動了完整的河川食物圈.滋養後的濕地成為魚類產卵的溫床,吸引了蝦蟹和候鳥.特別是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洪水滋養了紅樹林和季節性沼澤,形成了高度複雜的生態系統.人類在智人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以半定居或移動性的方式,跟隨這股"洪水脈動"進行漁獵,採集和刀耕火種.最後洪水還創造出"與河流同行"的生活方式.這種傳統生活方式,如斯科特所讚揚的"弱者的武器",在本質上具有反國家的特質.依賴移動性資源: 如洄游魚群,和分散式生產:如刀耕火種,使得人口難以被國家集中,測量和課稅.在欽敦江周邊,傳統部落正是利用河流的變動性來維持自主性與多元文化.遠離中央集權的國家統治.總之,作者認為"讚美洪水",就是讚美一個無需中央治理,能自我組織,多物種共存的自然民主制度,這與他長期的無政府或弱化中央集權統治的主張是契合的.

                    早期國家為追求"可治理性"和稅收,在沖積平原推行簡化且單一的定居穀物農業,打破了原有的多元生態平衡,將河流的生命力窄化為灌溉水的來源.這是農業文明與早期國家對河流的首次系統性入侵.斯科特強調,定居,單一穀物的農業是國家統治的先決條件,因為只有穀物,特別是水稻,小麥便於儲存,分割和徵稅.在伊洛瓦底江流域,這種國家視角下的農業體現為從三方面可知.第一方面是沿河植物從多元生態到單一穀物.為了種植大量水稻,原本由洪水滋養的廣闊濕地,沼澤和野生植被被系統性地清除.河流沖積平原被化約為"穀物的工廠",這是對生態環境的"簡化與淨化".第二個則能從"洪水氾濫耕作"的局限性來探知.早期農業採用"洪水消退後耕作"(Flood-Recession Farming),這種模式雖然仍依賴洪水帶來的淤泥,但其本質是排他性的,它排除了其他與洪水共生的植物和生靈.使得河流環境的生物多樣性急速下降.第三個方面則是對待河流的觀點由共生轉為對河流的"功利化".河流在國家視角下不再是生態系統的主體,而被降格為"灌溉水源的穩定供應者",這種"人類中心論"的確立.為後續殖民地與現代國家對伊洛瓦底江進行更大規模的,侵略性的土木工程干預奠定了思想基礎.

                   現代國家借助土木工程技術,對河流進行大規模,系統性的"馴化"與"標準化"改造,以滿足工業化,航運與集中治理的需求.從根本上破壞了河流的動態平衡.殖民統治者與後繼的緬甸現代國家,懷抱著對技術萬能的信念,將伊洛瓦底江視為一個可以被"工程設計"的系統.工程干預的目標是將河流的複雜性簡化為"高效"和"可預測".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現代干預的手段包括三種.第一種是為航運而進行的改造.為了有效通航,殖民地當局和獨立後的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進行了大量的疏浚和河道管理,意圖清除沙洲.加深水道,並試圖截彎取直部分曲折河段.這種對"筆直"與"高效"的追求.破壞了河流自然的異質性地貌.而這些異質性恰恰是許多水生生物賴以生存的微棲地.第二種是展開追求興建水壩的狂熱建造.國家為了發電,灌溉和所謂的"洪水控制",在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上規劃了大量大型水壩,如備受爭議的密松大壩(Myitsone Dam).斯科特指出.興建水壩的理念是將"流入大海的每一滴水視為資源浪費",必須被截留用於人類的"高價值"用途.然而.水壩切斷了淤泥和養分向中下游的輸送,並改變了河流的溫度和含氧量,從而破壞了整個生態系統的連貫性.第三種改造馴化河川的干預方式則是加高堤壩,與製造污染排放.沿著河流兩岸修建和加高堤壩.意圖保護農業區和城市.同時.伴隨現代工業和集中農業而來的各種污染,被排放並限制在狹窄的河道內,嚴重威脅了水質和所有水生生物的生存.以上這些大規模的干預,導致伊洛瓦底江從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體,變成了服務於國家和工業需求的"基礎設施".

                  這本書的第五章竟然採用第一人稱方式,將河底的主要生物擬人化,假設他們正在召開一場"萬物議會",對人類的干預提出最嚴厲的控訴.它們主張人類活動正摧毀其生命世界,並要求建立一個真正的"河流民主制度",恢復河流的主體性.這章可以說是斯科特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終極挑戰,透過伊洛瓦底江生靈的視角展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多物種成本.這場"萬物議會"由瀕臨滅絕的伊洛瓦底江豚(Irrawaddy Dolphin)擔任主席,集合了雲鰣(Hilsa Shad),雪鯉(Snow Carp)等重要的洄游性魚類,以及水邊的特有植物和鳥類.它們的控訴顯示出棲地已經糟碎片化與毒害,依賴於寬闊河流與三角洲交界處的伊洛瓦底江豚,是河流健康的指標物種.它們的數量因人類的疏浚作業和漁業過度捕撈而急劇下降.江豚控訴工業和農業廢水中的重金屬和化學毒素,正在毒害其獵物,並導致它們的生殖系統受損.而水壩與堤防則成了生命阻斷的利器.雲鰣是伊洛瓦底江流域極為重要的經濟魚類,它們必須季節性地從海洋洄游到河流上游產卵.水壩的興建,猶如一堵"死牆",徹底切斷了這些洄游魚類的"天命之途",導致這個種群在水壩下游地區幾乎崩潰.依賴季節性水位波動的水生植物和紅樹林,則慘遭堤防和水壩穩定後的水位阻斷,使得它們無法獲得生長所需的週期性乾燥與淹沒的交替環境.濕地生態系統的萎縮.直接導致了所有仰賴此處休憩,覓食.產卵的生靈如水鳥的棲地崩失.以上這些非人類物種的集體聲音,要求人類停止對河流的"馴化",廢除對自然環境的單一功利主義視角.重建一個"河流民主制度",讓河流能夠再次自由地呼吸,氾濫,並滋養原地所有的生命夥伴.

                  而國家對河流的治水干預,如加高堤壩,水壩建設和截彎取直等,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了反效果,加劇了河流災難和生態危機.這種"好心做壞事的現象"是對集中統治與技術傲慢的終極批判.斯科特將緬甸政府對伊洛瓦底江的干預整治視為全球河流悲劇的一個縮影,核心論點是:人類的"解決方案"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斯科特指出,沿著伊洛瓦底江修建和加高的堤防,看似保護了沿岸的農田與城市,實際上卻將河流從一個"泥沙分散者"變成了"泥沙囤積者".泥沙被限制在河道內,導致河床逐年抬升,形成危險的"懸河".一旦這些堤防在極端天氣下潰決.其帶來的災難將遠比自然洪水更具毀滅性.這是一種由人類技術傲慢所導致的自我毀滅性循環.其次,他認為在伊洛瓦底江上游或支流興建水壩聲稱的"效益",是以不可逆轉的生態代價換來的.水壩切斷了河流的縱向連貫性,不僅導致洄游魚類滅絕,也使得下游三角洲因缺乏上游淤泥補充而面臨海岸線退縮,土壤鹽鹼化的威脅.這正是"醫源效應"的經典案例.為了生產穩定的電力,卻犧牲了穩定的食物和穩定的土地.最後斯科特總結今日伊洛瓦底江的困境,是來自於國家和技術官僚對河流複雜性的結構性無知.國家傾向於將河流視為單一變數的工程問題,忽略了其作為一個由水,泥沙,魚類,濕地.人類社區共同組成的多物種整體.這種以"人類為中心",追求"可治理性"和"簡化"的現代化建設,才是破壞河流重生能力的根本原因.斯科特藉此再次表達了他對現代化國家集中統治的反感,以及對分散式,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的讚美與嚮往.

           讓我們將斯科特對伊洛瓦底江的批判視角,轉向我們島嶼的河流.來驗證斯科特對於現代國家隱憂預判的驚人正確性,裡頭存在著強烈的河流的"不可治理性"與人為的"簡化".河流的本質是永恆的"移動"與"不可預測性".它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會週期性"呼吸"的生態系統.而洪水正是其滋養萬物的脈動.但往往我們只將其視為一條有固定河道的水利設施或景觀.​斯科特對伊洛瓦底江的批判,以及他對"非人類物種"權利的呼籲,在堰塞湖潰堤事件後,顯得格外有力量.我們必須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中擺脫出來,承認河流的主體性與權利,不能再將河流視為一條等待被控制的輸水道,而應視為一個需要被尊重的生態夥伴.這包括停止不必要的截彎取直,減少過度的河床開挖,給予河流洩洪和泥沙分散的空間.或者該留心,每一次堤防的加高,每一次水壩的興建,其實都可能伴隨著更大的"醫源風險".我們必須對大型土木工程的技術傲慢保持警惕,並要求更分散式,與生態系統共存的治水方式.我們必須鼓勵社區重建對在地河流的生態知識,學習原住民文化中與自然共存的智慧,重新定義我們的定居密度與土地使用模式.潰堤事件印證斯科特對現代國家隱憂的預言.當我們試圖以單一,簡化,集中的視角去治理一個複雜,多元,動態的自然世界時,大自然終將以最猛烈的方式,挑戰人類的傲慢與虛假的安全感.這不僅是一場氣候災難,更是一場治理哲學的失敗.或者從"人類中心主義"中擺脫出來,擁抱河流的本質,我們才能真正實現與這片土地的和解與共存.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