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

 

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Joel Mokyr)

                 這一本"增長的文化"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okyr的作品.他的書籍目前沒有繁體譯本,簡體譯本方面則有"富裕的槓桿"(The Lever of Riches),"雅典娜的禮物"(The Gifts of Athena),"啟蒙經濟"(The Enlightened Economy),"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The Invetion of Enterpise),這幾本的內容都是涉及技術與文化如何驅動經濟變遷,而"增長的文化"可以說是作者一系列研究集大成之作.

                 "增長的文化"其實可以換一個比較囉唆的書名,叫"何以當年西方產生觸發經濟成長的文化 而中國沒有".當然,不是只有中國沒有,很多地方都沒有產生.A Culture of Growth,還是習慣把Growth稱為"成長",這書名的意思就是說促成現代經濟成長發展相關的技術進步,制度變遷,政策制定等因素發展的誘發源頭,在於當地社會中產生相關的文化與文化發展後續誘因.

                 熟悉這個議題的人應該知道,關於西方誕生了現代經濟與科技文明,而中國沒有發生相同事情,或走向相同現代化道路這類的主題,已經出版過的書籍繁多,其中關於經濟學上著名的,我知道的就是Douglas North 的制度經濟學衍生相關的討論與書籍.諾斯的制度論強調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好的制度,特別是保護產權,鼓勵創新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這些制度為人們提供了經濟誘因去創新和投資.但根據本書作者Mokyr對此的看法有懷疑立場,他認為誘因不等於能力,因此制度確實能保護創新者從中獲利,但光有獲利的誘因,並不能解釋知識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如果社會缺乏知識基礎和創造新技術的能力,再完美的專利法也保護不了一個不存在的發明.其次,好的制度可以帶來漸進式的經濟增長,但無法解釋西方在工業革命後出現的爆炸性,持續性,非連續性的增長模式,這種增長需要知識體系的根本性轉變.所以他提出"文化"是成長動力的真正來源,他認爲文化是驅動知識生產與分享的真正引擎.

                Joel Mokyr的"增長的文化: 現代經濟的起源"是對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謎題:現代持續經濟成長的根源,進行的深刻文化考古.它試圖解答西方文明如何在18世紀後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中超越東方,更探討了人類文明如何從長達數千年的"馬爾薩斯陷阱"的停滯循環中掙脫出來,進入了Mokyr所稱的,自發熱的"大豐富"(The Great Enrichment)時代.在"增長的文化"中,Mokyr挑戰了傳統上過於依賴制度,地理或純粹資本積累的解釋範式.他承認這些外部條件是必要的先決條件,但他堅稱真正的充分條件,在於歐洲知識精英群體中發生了一場深遠的,不可逆轉的文化轉變.這場轉變,孕育了一種鼓勵知識積累,公開分享與系統應用的獨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正是這種被Mokyr命名為"增長的文化"的社會共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知識的追求與人類的福祉緊密結合,最終點燃了工業革命的火花,並保證了火苗的持續燃燒,從而創造了持續的,自我催化的技術進步.

                Mokry在本書開篇就確立了理論與分析尺度.他將研究的聚光燈從制度經濟學慣常關注的"產權"和"法律"等經濟成長研究中的外部因素,轉向了更為基礎,更具粘性的人類文化.在Mokry的定義中,文化涵蓋了一群人共有的信念(Beliefs),價值觀(Values)和偏好(Preferences).這些內在的文化特質,從根本上決定了人們對待自然世界的態度,對技術進步的期望,對知識應用的熱衷程度,以及對異見的容忍度.

               他的核心洞見建立在一個基礎性前提上.那就是持續的經濟成長,根源於"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持續積累和應用.因此,文化的關鍵作用在於它必須創造一個環境,使得知識的兩大主要分支,包括對自然現象理解的自然知識(episteme,即科學理論),以及如何做事的技術知識(techne,即技藝和經驗),兩者能夠相互促進,形成穩固且不斷強化的正向循環.

               在Mokyr的分析中,"自然知識"(episteme )關注在"為什麼"(Why)這件事上,是對自然規律的普遍性,系統性理解.而"技術知識"( techne) 則關注"如何做"(How-to),是實踐中的具體操作步驟和工藝技巧.在1750年之前,西方社會大多數"創新"屬於偶然的,基於工匠經驗積累的techne,缺乏深層理論指導,因此進步速度緩慢,且極易失傳.Mokry強調現代經濟的起飛,恰恰是因為歐洲的精英文化成功地讓episteme(自然知識)能夠系統性的指導techne(技術知識)的進步,從而將技術飛躍從偶發事件轉變為結構性常態.這種"自然知識"指導"技術知識"的模式,是區分現代經濟與前現代經濟的決定性特徵.

                為了追溯這種文化的誕生與勝利,Mokyr引入了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的分析框架.他將文化特質視為像生物基因一樣會被選擇,傳播和變異的"文化基因"(或稱模因,meme).這種演化是透過兩種主要機制發生的,分別是傳播(Transmission)與選擇(Selection).傳播透過的人際網路關係,因為人際親疏可分為垂直傳播與傾斜傳播兩路徑.經由文化基因的垂直傳播(Vertical Transmission),知識和信念是主由父母傳給子女,通常是保守且緩慢的.但是也可轉由文化基因的傾斜傳播(Oblique Transmission),知識和信念是經由非親屬的社會領袖,教師,導師,文化企業家傳給學生或公眾.所以在文化變革中,傾斜傳播至關重要,因為它能讓新的思想迅速在特定的,高影響力的精英群體中擴散.另一種擴散這類文化基因的方式則是透過選擇,選擇比其傳播多了主動性,群體或個體選擇他們認為在社會環境中具有更高適應性,有用性(Utility)或可信度(Credibility)的文化特質.Mokyr強調在16至18世紀的歐洲,那些鼓勵理性探究,對自然提問,系統性實驗的文化特質,在知識精英群體中獲得了極高的選擇優勢.

                但要在一個訊息過載的時代中,找到合宜的自然知識靠的是什麼?什麼知識是真實可靠的?Mokry指出歐洲透過建立一套標準化的知識驗證體系,也就是俗稱的科學方法論和實驗驗證,極大的提高了新知識的可信度.一旦知識被賦予了高可信度,它會被傳播和被應用在技術知識上(techne)的效率就會大大提高.這種文化將知識的追求與社會的福祉,個人的道德責任相結合,最終取代了過度依賴傳統,抗拒實踐的舊有文化,為知識大爆炸創造了肥沃的土壤.

                不過光是需找到推動知識傳播的文化規則與演化型態是不夠的,要讓傳播能動,便需要動能推力,Mokry則爬梳文獻找到了推動這場文化演化的核心能動者,他稱之為"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這些人物的主動性,是文化轉變得以加速的關鍵.他們是新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設計師,傳播者和推銷員.Mokyr的敘事聚焦於兩位奠基者,培根(Francis Bacon)和牛頓(Isaac Newton).

                 Mokyr將培根譽為"增長文化"的首席意識形態家.培根的貢獻並非在於他自己做了多少科學實驗,而在於他系統性地闡述了一種新的,實用主義的知識哲學.他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批判是尖銳的,他認為那種純粹基於邏輯推演和經典文本的知識是"空洞"和"徒勞"的.培根的核心命題是"知識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增進人類的福祉,減輕人類的痛苦,這是上帝賦予人類的使命.".他的哲學奠基於歸納法和系統性實驗,這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有清晰的體現.培根提出了著名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scientia potentia est),並且設計了一套基於經驗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論.更重要的是,培根在他的烏托邦著作"新亞特蘭蒂斯"(New Atlantis)中,描繪了一個名為"所羅門之家"(Solomon's House)的機構.這不僅僅是一個研究機構,更是一種知識制度的藍圖,其中科學家以分工合作的方式,系統地收集數據,進行實驗,將知識應用於技術,並公開傳播成果.培根賦予了科學家和發明家一種新的道德高地: "追求知識和技術應用,不再是個人的愛好或無關緊要的技藝,而是對上帝的榮耀和對社會的責任.".他的願景為後來英國皇家學會等科學機構提供了意識形態和組織的藍圖,證明了文化企業家的思想可以轉化為實體的社會結構.

                 如果培根提供了意識形態的藍圖,那麼牛頓則提供了不可動搖的驗證和信心,將培根的願景從哲學主張變成了科學現實.牛頓的成就,特別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對萬有引力,運動定律等宇宙運行規律的揭示,極大地增強了知識精英對人類理性能力的信心.牛頓證明了透過系統性的觀察,精確的數學分析和實驗驗證,自然界是可被理解,可被預測,且遵循普適規律的.牛頓的成功建立了"牛頓範式",這賦予了科學極高的可信度和社會權威性.他的成就使得整個知識界確信,只要採用理性和系統的方法,人類就能夠揭示宇宙的奧秘,並將這種理性應用於其他領域,包括技術和生產.牛頓的影響力,透過強大的傾斜傳播,迅速在精英圈層中普及了"進步是可達成"和"知識是改變人類境遇的工具"的信念,從而推動了文化演化的關鍵一步.其他如波以耳(Robert Boyle)等文化企業家則透過對科學儀器的堅持和實驗的公開展示,進一步鞏固了科學方法的規範.

                 但是僅有偉大的思想家和他們的意識形態仍不足以解釋西方現象.歷史上許多偉大文明都曾誕生過卓越的思想家,但這些思想往往最終被保守勢力所壓制.Mokyr在"創新,競爭與歐洲多元主義"中提出了西方成功的結構性保障在於"歐洲的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和"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出現.Mokyr認為這是歐洲文化革命得以持續,不可逆轉的"保險機制".

                 歐洲地理上的分裂和政治上的碎片化,導致了國家間的激烈競爭,從而維持了一種權力分散的環境.Mokyr認為這是一種"碎片化國家模式"(Fragmented State Model),與中國的"統一帝國模式"(Unified Empire Model)形成鮮明對比.歐洲沒有一個單一的政治或宗教中心可以作為扼殺異見的"文化隘口"(Single Choke Point).所以Mokyr強調如果一位思想家,一位文化企業家或一位發明家在法國的宮廷中失寵,他可以輕易地"用腳投票",前往更寬容的荷蘭,新教德意志邦國,或者鼓勵創新的英國.這種知識分子自由遷徙的可能性,使得任何單一政權都無法長期有效的壓制新思想或創新活動.統治者一旦試圖壓制進步,就可能面臨人才流失的風險,從而在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競爭中落於下風.這種制衡機制,為"增長的文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生存空間和延續性,保證了文化的選擇偏向於那些鼓勵開放和創新的文化特質.

                 在這種多元競爭的背景下,一個跨越國界,超越政治和宗教藩籬的虛擬社群,就是Mokyr稱之為"文人共和國"的無形國家應運而生.這個社群中的人們在16,17世紀透過信件,期刊,學會和沙龍等非正式和正式渠道進行交流,將知識視為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無償且自由的交流傳播.Mokyr認為"文人共和國"的運作機制是它成功的關鍵,在這個文型國家中強調的是知識的公開性(Openness),透過印刷術和期刊的普及,知識被鼓勵公開交流和分享.同時,在這個共和國中,知識的規範被確立,必須接受同行評議和理性辯論,學會如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等,成為知識驗證和傳播的制度化機構,它們確保了知識的可信度和可靠性.這種知識的公開性和可信度是Mokyr理論的基石.在一個國家層面互相競爭,但在知識層面互相合作和規範的環境中,知識的傳播速度被極大的加快.同時,錯誤和低效的嘗試也能被迅速排除,提高了知識的總體質量.這種結構不僅是技術創新的溫床,更是對抗保守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知識力量,確保了文化演化中的"增長的文化"不會因為一時的政治動盪或專制統治而消亡.

                  如果說文化的信念建構和文化結構的保障出現是對當時的文化變革提供火種與薪柴,那麼啟蒙運動則描繪了這場文化變革如何結出碩果,並為工業革命準備了最終的條件.Mokyr將18世紀的啟蒙運動重新定義為一場應用型革命(Applied Revolution)或工業啟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這標誌著知識的追求從精英的哲學探索,轉變為廣泛,系統性的應用.Mokyr認為工業革命的直接原因並非單純的發明,而是技術進步的加速和持續性,而技術加速的背後,是"增長的文化"的普及化與實用化.在18世紀,培根的實用主義理想與牛頓的理性主義典範開始真正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知識分子,工程師和富有遠見的製造商如瓦特,阿克萊特等不再視科學為純粹的理論研究,更熱衷於將科學知識(episteme)應用於實際的生產過程和技術問題(techne).

                  啟蒙運動的知識精英們相信透過系統化的研究和技術創新,可以解決人類的實際問題,並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可改善的未來.這種"進步的文化"(Culture of Progress)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並透過多種渠道從精英階層流向了工匠和製造業者.這其中知識普及的媒介開始盛行,百科全書等大型出版項目,將最新的科學和技術知識系統地編纂起來,讓知識民主化.這些百科全書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工藝,機械和科學原理,極大地降低了技術知識的獲取成本.同時,歐洲各地出現了大量的科學學會,技術學院,這些學校或學術機構組織將高層次的科學理論與底層的機械技藝連接起來,專門培養同時具備"episteme 的工程師"和"techne 技能的科學家".在以上的出版與機構建立下,18世紀時,普及科學知識的公開講座在歐洲各大城市興盛.這些講座將牛頓的物理學,林奈的分類學等知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授給了商人,工匠和婦女,促進了知識的橫向傳播.

                  這一時期,知識的回饋機制得到了極大強化.理論科學的突破(如化學的進展)開始直接影響工業實踐,出現如紡織品的漂白和染色,冶金技術.同樣,工匠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技術瓶頸,如蒸汽機的熱效率,紡織機的動力問題時,又反過來為科學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課題和挑戰,從而形成了強大的良性循環.正是這種文化上的承諾,相信持續的進步是可能的,並且透過知識的應用可以實現,才是工業革命真正,持續的推動力.此外,清教倫理,雖然不是決定性因素,但具有輔助作用,它強調了勤奮,節儉,理性和對現世的關注,與培根式的實用主義和對物質改善的追求不謀而合,進一步鞏固了這股文化力量,使得物質追求和技術創新在道德上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最後,Mokry將敘事轉向對"大分流"的對照分析,透過與中國的深入比較,最終凸顯了歐洲"增長的文化"的獨特性與必要性.他承認中國在11至14世紀曾在許多技術領域領先於西方,但他探究的重點是:"為何這個在歷史上長期領先的文明,未能產生持續且自催化的(self-sustaining)技術進步?".Mokyr指出中國並非缺乏聰明人或實用主義者,它缺乏的是文化環境的保障,也就是維持進步文化所需的結構性條件.

                   首先,中國缺乏強大的文化企業家推動培根式的應用型哲學成為主流.中國的知識精英,所謂的儒家士大夫,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集中於社會和諧,道德修養與政治秩序,學術追求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非對自然界的系統性"拷問"以增進物質財富.科舉制度作為唯一的社會晉升階梯,極大的強化了知識分子對經典文本,特別是儒家經書的尊重,使得他們的知識精力集中於人與社會的學問.這種文化偏好,導致了高層次的自然知識(episteme)與底層的機械技藝(techne)之間的鴻溝始終難以彌合.工匠的地位低下,缺乏將其實踐經驗與正式教育和科學理論結合的渠道.換言之,中國缺乏歐洲工業啟蒙時期的那種積極,制度化的 episteme 與 techne 的連接機制.

                   而就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哲學中的"理"與西方科學中的"Reason"或"Law"在本質上存在決定性差異.特別是自宋代以來,程朱理學(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學)的興起並被官方確立為正統,進一步固化了知識的取向.理學家關注的"理",雖試圖解釋宇宙萬物,但其核心仍然是道德之理與社會秩序之理.知識分子追求的"格物致知",其對象往往是內在的道德與外在的社會規範,而不是牛頓體系下對物理世界進行系統的,可量化的經驗主義探究.這種官方意識形態的選擇,使得對自然的系統研究在社會精英階層中失去了最高的可信度和選擇優勢,知識的重心被鎖定在社會穩定和道德倫理上.

                   其次,也是最致命的差異,在於中國政治結構的單一性.與歐洲的多元競爭不同,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這種單一的政治權威,構成了對文化的單一隘口(Single Choke Point).Mokyr認為這種"統一帝國模式"使得任何阻止進步的文化特質一旦被皇帝或官僚體系所採納,便能以驚人的效率推廣至全國,並壓制任何異議.這種壓制不僅體現在思想上,更體現在經濟與制度層面.

                   實際上的差異像是在教育上,歐洲的學會,大學,獨立出版商和工匠行會擁有高度自治權,能夠獨立於王權推動知識進步.但在中國,類似的知識機構,如書院,最終都必須屈從於官方的教育和政治審核,國家掌握了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最終解釋權與控制權.在獎勵發明上,帝國政府的主要目標是維護社會穩定和稅收基礎,而非創造爆炸性的技術進步,因此,中國沒有建立如歐洲早期專利制度那樣的機制來有效地獎勵個體發明者.非官方的成功發明或大型商業活動,往往面臨被官府徵用,取締或強行納入國家壟斷的風險.這種制度不確定性,極大地降低了私人部門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創新和應用新知識的意願.在商業自由上,在歐洲,大規模的工業創新往往由獨立的私人企業家推動.而在中國,如鹽業,鐵礦,鑄幣等關鍵產業,長期以來被國家壟斷或嚴格控制.國家壟斷體系因缺乏競爭壓力,其創新動力遠低於歐洲的市場競爭.在文化鼓勵與創新上,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和對外部世界的警惕,是單一隘口影響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體現.這種政策不僅扼殺了對外貿易帶來的技術交流和競爭壓力,更強化了中國文化內向性和自給自足的信念,使得接受來自外部世界的,可能顛覆現有體系的"有用知識"變得更加困難.

                  其三,是中國與西方在知識網路的性質差異.中國雖然也有複雜的知識傳播網路,如科舉考試,印刷術,但它缺乏歐洲"文人共和國"那種跨國界,自我規範,專注於科學驗證和同行評議的性質.中國的知識社群更像一個單一的,圍繞科舉和仕途運作的官僚預備隊.交流內容更多集中於文學,歷史和經典註疏,而非系統性的自然科學實驗報告.在缺乏政治多元主義的避風港下,這種單一知識網路的保守性,最終導致了技術進步在遇到瓶頸時,無法獲得來自異質文化或獨立科學領域的強大推力來實現突破.

                  最後則是"高水準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理論也為Mokyr的觀點提供了側面支持.中國在前現代農業和手工藝techne方面達到了極高的效率和成熟度,使得在缺乏根本性的科學episteme突破之前,進一步的邊際投入很難帶來顯著的回報,與動力.而正是歐洲"增長的文化"所產生的,基於科學的爆炸性,非連續性知識,才從根本上打破了這種均衡陷阱,有機會與條件創造往更高的經濟成長的社會條件與制度發展的動力與精神思想.

                  Mokyr以精妙的敘事為我們揭示了現代經濟的起源是一場深刻的文化戰爭的勝利.西方能夠產生觸發經濟成長的文化,是因為它不僅有勇於創新的思想家,文化企業家提供了意識形態的藍圖,更有一個由政治分裂,跨國交流所共同構築的結構性環境,文人共和國與多元競爭,保護了這種文化不被單一的政治力量所扼殺,最終使其在工業啟蒙中普及並制度化,從而奠定了持續繁榮的基石.中國的停滯則在於其文化偏好和單一集權的政治結構,形成了對"增長的文化"產生與延續的致命"文化隘口".這本書深刻提醒我們,經濟的命運最終是由人類的信念和文化選擇所決定的,而這種文化必須具備自我保護和自我強化的機制.

                 在Mokyr看來,現代經濟的奇蹟並非單一地區的天命,而是文化演化在特定條件下的結果."增長的文化"不是自然產物,而是一種歷史的幸運與集體信念的勝利.這種相信知識能改善人類命運的信念,成為現代世界最深層的動力.它提醒我們,經濟學的根不只在制度與市場,更在於文明如何定義"有用的知識"與"值得追求的未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