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

 

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 From China to America, a True Story of Abduction, Adoption, and Separated Twins,Barbara Demick) + 上海迷宮：一段以人性丈量中國的旅程(楊猛)

                 這裡有兩本書,"竹林姐妹"與"上海迷宮",讓彼此連結看來有些突兀,但並非無意識的組合.兩本都與尋親,棄嬰有關,與記者有關,與國家暴力有關,也是前面我們閱讀"讚美洪水"中,斯科特稱之為國家宏大政策"醫源效應"禍害的個案歷史證明.

                 6月底的時候,關於"上海迷宮",已經讀完,但,想不到該用哪個角度來寫,覺得它分成三部分:尋親,饑荒,與邊境.內容鬆散,彼此間的連結性稍弱,因此已經開出欄目,卻始終空白.突然之間,來了本新書"竹林姐妹",一讀之下,突讓我興起可能性連結.

                 大約是在2006年底,初代的串流影音軟體已經出現.彼時智慧型手機很罕見,iPhone也尚未出現,串流影音自然是在電腦上看,什麼pptv,ppstream之類的,但上面的節目沒有版權,畫質,影音什麼的自然不會太好.儘管如此,當時透過它,看了不少對岸口味與本地不太合,不會引進的電視劇.也看到一些奇怪的綜藝,社會議題節目.其中最特殊的莫過於尋親節目,與各色社會刑案報導節目.這類節目,連結上的社會議題,就是從上世紀開始出現的販賣人口的問題.拐賣兒童,婦女,在當時的中國竟是一個廣泛發生到能做成電視節目尋親的問題.被拐賣的兒童成年之後要尋找親生父母,話題自然是引人的.

                 儘管尋親節目,顯示中國社會未必會避諱曾經發生拐賣兒童,婦女的事情.但是,"竹林姐妹","上海迷宮"中關於棄嬰,尋親的事件,本質上又與那些能上尋親電視節目的案例大不相同,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兩本書中的尋親案例,會涉及政府施政錯誤.因此,不太可能被普遍認為是該討論的議題,它也許能賺人熱淚,但同樣的會揭露政府,以及官員的某些恐怖作為,造成維穩上的困難,是以不宜檯面化.

                 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棄嬰潮或著說被棄嬰潮,有兩個永不重疊卻又彼此呼應的影像.一個是1960年代初上海街頭成堆的棄嬰.另一個,是21世紀美國中西部某個小鎮裡,一位被美國人收養的中國女孩,將自己臉上的DNA樣本寄回中國.只為尋找一個她從未見過的雙胞胎姊妹.這兩個影像之間,相隔半個世紀,卻共享同一個命題: 當國家失靈.歷史失聲.家庭被剝奪,個體如何找回自己?

                楊猛在"上海迷宮"裡以記者的腳步重返歷史現場.Demick在"竹林姊妹"中,追蹤一對被迫分離的雙胞胎姊妹穿越國界的命運.兩位作者都出身於新聞專業,他們記錄的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國家與個體之間那條無形的裂縫.這條裂縫有時因饑荒而開,有時因政策而裂,有時因沉默而深不可測,記者追蹤的角色作用與"上海迷宮"文本中的白修德如出一徹.這兩本書讓人同時感受到兩種對照,一種是歷史的失語,另一種是尋親的發聲.在一個長期以國家為中心書寫歷史的國度裡,這些尋找親人的故事.其實是在對抗被抹去的記憶.那不僅是血緣的追溯,更是一場記憶的審判.

                楊猛的"上海迷宮"分為兩條線索.一條是現代尋親故事,一條是他作為記者對歷史的回望.他從一個看似簡單的任務出發: 追蹤"上海孤兒"的尋親行動.那些在1960年代初被運往北方的孩子,如今多已年過花甲,他們在內蒙古,黑龍江或遼寧長大,說著北方方言,卻在心底保留著模糊的鄉愁.當DNA技術讓尋親成為可能,他們開始踏上回上海尋根的旅程.這些尋親者並非孤例.他們都是那場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的餘震,1959年至1961年間,中國大地上有數千萬人死於饑荒.上海作為工業與宣傳的核心城市,被迫接收來自安徽,河南等地的逃荒者.許多家庭在無力撫養的絕望中,只能將嬰兒遺棄在上海街角.那些嬰兒被送入福利院,隨後又被統一調配送到北方給那些支援邊疆建設的人們認養.

                在這裡,國家的角色極為矛盾.它既是棄嬰救援者,也是棄嬰製造者.1960年代的大饑荒的起因來自"大躍進"的生產虛報與政策失誤,因為毛澤東詭譎的大夢幻覺創造出的大饑荒,讓許多家庭無以為繼,餓死了許多家人之下,不得已,看著剛出生的嬰兒,為了他的活命,事主們抬頭看看天,低頭思索下,想想或許大城市裡有求得一線生機的機會,於是抱著剛出的嬰兒到了上海街頭,看到福利院在眼前,或者某個繁榮街頭,就將嬰兒棄置,想著這裡應該有人會發現他,並善待他,給他一口吃食,爭取活下去的機會.這就是當年棄嬰潮的原因.布料,這些棄嬰卻又由同一個體制出面收編.政府以支援邊疆的名義,將數千名棄嬰轉運北方,看似慈善,實則是一場行政處理.那些孩子成為了國家治理的一部分,被動成為國家工程的附屬品.這類棄嬰是歷史悲劇性的,它並非單純的天災,而是國家政策失誤大躍進.公社化導致的人為饑荒.上海作為當時的城市中心,湧入了大量來自饑荒地區的流民和棄兒,當地家庭無力撫養,被迫將新生兒或幼童拋棄.他們的命運.是國家發動的"社會試驗"中,最無辜的時代祭品.

                楊猛在書中記錄了這些被送往北方的孤兒成長經驗.有人在牧區長大,不知自己原本來自上海.有人在養父母臨終前,才聽到"你其實是被送來的"這樣一句話.當他們回到上海尋根,發現當年的檔案早已被銷毀,當時的工作人員早已退休或去世.尋親不只是尋人,更是尋找證明他們曾經存在於那段歷史的證據.在楊猛筆下,這種尋找具有一種強烈的倫理力量.它迫使人重新思考:誰有資格記錄歷史?誰又能被寫進歷史?他特別對比了兩個時代的新聞自由,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張高峰,李蕤突破封鎖,將饑荒真相傳到全世界.而1959年的大饑荒,卻在新中國的宣傳體系下完全噤聲.媒體刊登的不是餓死的人民,而是鋼鐵產量創新高.一樣的災難,卻有著截然相反的敘事.白修德的報導使世界看見災難,而三年困難時期的媒體讓災難變得不可見.這段對比是"上海迷宮"中最具批判性的部分.楊猛透過新聞史的角度指出:當媒體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歷史便被剪輯成國家想要的版本.而尋親者的努力,正是對這段被剪掉的歷史的修復.他們不只在尋找親人,更在尋找被遮蔽的真相.

                如果說"上海孤兒"代表國家政策失誤的副產品,那麼1980年代以後的"被拐兒童"則是社會失序的症候.改革開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上億農民離開土地,湧向沿海城市成為打工者,留下的則是留守兒童,單親家庭與被忽略的監護空間.隨著改革開放和打工潮的興起,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湧向南方沿海城市.家庭結構的改變,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疏忽,以及司法體系的漏洞,共同催生了猖獗的人販子網絡.父母在外打工,留守兒童或隨遷兒童因家庭的個人疏忽,被犯罪分子偷走,騙走,拐賣到其他省份.這個時期的尋親故事不再源於饑餓,而是來自人口流動中的孤獨與監管的缺席.楊猛在尋親的第二部分裡,訪問了多位被拐家庭.他發現這些故事中,有一種冷漠的重複:一個孩子在集市被騙走,被帶到外省,被賣給沒有兒子的家庭,然後消失在另一個村落.公安局的檔案冷冰冰地寫著"失蹤原因不明".這些案件常常被歸為"社會犯罪",但它們其實揭示了國家治理結構的漏洞.進入21世紀後,國家重新介入,建立DNA資料庫,開設"尋親欄目".尋親電視節目成為年度收視率保證,"等著我","回家"等節目讓"團圓"成為國家形象工程的一部分.警察在節目上流淚,家庭重逢的鏡頭被無限放大,這些故事的真實性無庸置疑,但它們被包裝成了國家救贖敘事: 人民受難,但國家最終伸出援手.然而,這種"選擇性救援"也讓兩個問題浮現: 第一個問題比較早被看見,那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被拐賣? 第二個問題則是要讀過這兩本書後才會興起疑問,為什麼國家能積極介入拐賣兒童尋親,卻對饑荒棄兒與計生孤兒保持沉默?原因在於政治風險.

                拐賣案可歸罪於"壞人"與"犯罪組織",國家因此能扮演"正義執行者",因此,透過媒體,公開展示,可以顯出國家的專注民眾福祉,有助統治的穩定.但饑荒與計生事件,則指向"政策錯誤"與"體制暴力".一旦觸及,就會撕開體制的遮羞布,讓許多臭不可聞的黑暗手段,貪腐交易現形.因此,國家在這三類尋親事件中,態度各異.對犯罪者強硬,對歷史錯誤逃避,對政策暴行隱蔽.楊猛在訪問中提到,有尋親者在提交DNA樣本後等了10年沒有消息.也有人被告知"資料庫不開放".尋親平台在體制中運作,但體制卻同時設定了邊界.這樣的制度化尋親,其實是一種"受控的記憶修復":允許人民懷舊.卻不允許人民追責.

                如果說"上海迷宮"揭示的是失語的歷史,那麼"竹林姊妹"表現的就是"被說謊的現實".Demick在"竹林姊妹"中,將鏡頭轉向中國計劃生育時期,一個以國家名義干預家庭的現場.故事的起點在湖南邵陽的一個小鎮,一對雙胞胎女孩在出生後被強迫分開: "雙潔"被留在父母身邊倖免於難,"芳芳"則被計劃生育單位搜尋抓獲,先送孤兒院,然後被秘密送往給美國人收養,成了Esther.原因是在一胎化政策下,雙胞胎的父母已經超生,計生辦人員以罰款,威脅,社會壓力迫使他們交出孩子.但這不是個案,而是上千個"超生兒"的命運.計生政策不僅改變了家庭結構,更創造了一整條"被合法化的販嬰鏈條",地方計生辦將"超生兒"視為違法產物,福利院以"棄嬰"名義收養,再由國際收養中介將嬰兒送往美國,歐洲.所有程序都有印章.文件.官方背書.孩子在紙面上成了"無人撫養的孤兒",但實際上,她們是被奪走的.

                Demick以記者身分追蹤這條鏈條.她發現不少被海外收養的中國兒童在成長後開始尋親.她們原以為自己是被遺棄的,卻在DNA比對中發現親生父母當年曾被迫交出孩子,被計生單位官員搶奪,或威逼.而這類新起的尋親,與重逢往往帶著兩層痛苦.一層是血緣重聚的震撼,另一層是對國家暴力的憤怒.Demick曾嘗試向中國地方政府查詢檔案,卻被告知資料屬於國家機密.她的採訪行動受到限制,甚至被要求不要誤導國際輿論.這種情況讓人想起"上海迷宮"中那段歷史對比,當年的中國記者無法揭露饑荒,如今的外國記者無法揭露計生單位與官員私下販嬰.兩場沉默隔著半個世紀,卻源自同一種恐懼: 對國家形象受損的恐懼.在這個政府單位的販嬰案件裡,國家機器的角色更為直接,它不只是迴避歷史,而是積極製造謊言.當國際媒體質疑計生單位涉嫌販嬰,中方反應是"外國勢力抹黑中國".而Demick筆下的受訪者,那些被奪走孩子的母親則陷入兩難: 她們既希望說出真相,又害怕再次被懲罰.在這樣的語境中,尋親不只是家庭事件,而是政治行為.每一次尋親成功,都是對國家暴力合法性的挑戰.

               三種離散: 饑荒棄兒,被拐兒童,計生孤兒構成了中國近現代社會記憶中最幽暗的三個角落.它們表面上是家庭悲劇,但深層上是國家治理邏輯的副產品.從"管饑荒"到"管生育",從"管理社會治安"到"管理人口結構",國家不斷擴張的控制,讓兒童與家庭成為最脆弱的受體.這些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揭示了國家與個體倫理的界線.當政府能以"政策"名義介入人倫,以"救助"名義處理棄嬰,以"形象"名義包裝尋親,家庭的自主與歷史的真實都被掏空.而協助尋親者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只是他們幫人找回了血緣,且他們讓被掩埋的歷史再次浮現.

               楊猛與Demick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相信新聞書寫的倫理力量.在"上海迷宮"中,楊猛記錄的不只是故事,而是一種自我反省:記者如何在被審查與被期待之間.仍堅持讓人聲被聽見.他回顧白修德的饑荒報導,感嘆那種"用筆對抗權力"的勇氣早已稀少.Demick則在"竹林姊妹"中,以外來者的角度呈現中國內部難以面對的道德困境.她以冷靜的筆調.記錄那些被迫沉默的母親.她沒有誇張,而是讓沉默本身成為控訴,加上她居中處置芳芳與雙潔兩家人碰面認親的過程,更讓這件個案揭露歷史真相的一面顯得尤其荒謬,國家計生人員對此事被揭露的驚恐恐怕才是令人玩味之處.這是因為一胎化的悲劇遠不止販嬰到海外這麼單純的謀利事件.其中還包括強迫引產,墮胎,殺嬰,甚至母子俱亡的慘劇,只是這些在2015年一胎化被公告廢除後,似乎成了一個沒人在乎的歷史遺跡,而不是活生生的又一個,繼"大耀進"之後,國家宏大精密計算計劃下的集體悲劇故事.

               "上海迷宮"與"竹林姊妹"都讓我們看到新聞記者的行動空間.白修德在1942年的河南報導能夠刊出,是因為當時雖有戰時審查,但仍存在報導自主.而1959年後的中國媒體卻徹底成為宣傳工具.同樣地,Demick在21世紀的中國調查計生販嬰案,仍受到"限制採訪"與"外交干預".從戰時中國到全球化時代,權力對敘事的控制並未削弱,只是換了形式.而記者的困境,正是尋親者的困境.他們都在尋找真相,一個是透過筆,一個是透過血.但他們面對的障礙都是國家設下的: 封鎖,審查,行政阻撓.他們的敵人不是遺忘.而是被強迫的遺忘.在這樣的語境裡,尋親行動本身成為一種記者精神的延伸.每一次家庭重聚,都是一次真相的新聞發布.每一段尋親的艱辛.都是對體制失能的報導隱喻.

                回望這兩本書,發現一個共同的核心命題,在兩位作者筆下,歷史不是由國家書寫的,而是由被國家遺棄的人重新書寫的.饑荒棄兒的尋親.是對國家歷史失誤的控訴.被拐兒童的尋親,是對社會秩序失靈的回應.計生孤兒的尋親,則是對國家暴力合法性的挑戰.三種尋親故事,構成了一部中國當代的"失根史".它讓我們看到,國家如何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介入家庭,並最終試圖壟斷記憶.而每一位尋親者,都是這壟斷的破口.

               "上海迷宮"讓人理解記錄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楊猛用記者的方式丈量歷史,用新聞的方法抵達人性.他說"我們能做的,就是不讓這些故事再被遺忘".而"竹林姊妹"讓人明白尋親不是一場感性的家庭劇,而是一場對真相的追索.Demick以冷靜的筆記錄制度的荒謬,讓我們看到當人倫被權力侵犯時.最終仍有母親願意挺身而出.這兩本書交織出的.不只是中國的社會問題,更是一場全球化時代的歷史問題.這些孩子和家庭的悲劇,是國家欠下的人性債務,而真正的治癒,只有在國家願意承擔起全部責任,並徹底公開那段被塵封的歷史時,才有可能開始.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