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

 

漫畫耶路撒冷：從聖城到頭條新聞，世界最有故事的城市，看懂中東衝突源頭(HISTORY OF JERUSALEM, Vincent Lemire & Christophe Gaultier)

                      這是一本漫畫,講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市史.它以城市東邊橄欖山上的一株四千歲橄欖樹為第一人稱視角主述.雖是漫畫,但個人以為基本的歷史概念還是要有,才不容易覺得讀來無趣缺乏共鳴.事實上這本雖是漫畫,也不比純文字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容易讀.

                      橄欖山頂,那棵佇立了四千年的古老橄欖樹"小奧莉",見證的不是一條由征服者接力書寫的直線歷史,而是一座城市不斷被重新覆蓋,不斷被重新閱讀的空間文本."漫畫耶路撒冷"給人最深的感受,是意識到我們對這座城市提出的問題本身可能就錯了.我們習慣探討"耶路撒冷誰屬?",彷彿主權是一塊可以被單一方完整持有的產權證書.但作者Lemire透過橄欖樹之眼要指出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耶路撒冷究竟是"如何"被層層書寫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這個提問方式的轉換,決定了整本書,乃至於我讀完之後所形成的世界觀,不再以"誰在當下統治"作為評價歷史的座標,而是以"每一層統治者留下了什麼,又如何與前人的遺產彼此纏繞"作為理解這座城市的方法.

                      這種纏繞從建城之初就已經展開,而且弔詭的是,它從開始就否定了"純粹起源"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大衛王在西元前一千年選擇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看中的正是它"像白紙一樣沒有過去",可以用來聯結以色列各支派而不偏袒任何一個既有的部族中心.但考古證據卻無情的拆穿了這張白紙的假象.所羅門王興建第一聖殿時,建築的地基工法與裝飾風格,深受迦南,埃及與腓尼基文化影響.希西家王時期的陶土印章上,埃及的太陽神符號與代表生命的"安卡"赫然並存.換句話說,耶路撒冷從來沒有一個"未被污染"的純粹起點,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文化混血的產物.這一點對後世所有訴諸"歷史優先權","我們才是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的政治動員,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反諷,如果連最初的聖殿都已經是多元文明碰撞下的混合物.那麼任何宣稱自己代表某種未經稀釋的"純正歷史"的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所謂"起源"的神聖性,往往是後來的政治敘事回頭建構出來的,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所支持的.

                       進入帝國治理的漫長世紀,這種混合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技術.波斯王居魯士二世允許猶太人返鄉重建聖殿,甚至由國庫支付費用,這不是單純的仁慈,而是一種深諳統治成本的政治計算.與其消滅地方信仰引發持續反抗,不如將其收編進帝國秩序之中,換取長治久安.亞歷山大大帝在聖殿祭司面前俯伏,同樣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投資.到了希律王時期,這種"堆疊治理"達到頂峰.他一方面是羅馬人的盟友,一方面又把聖殿擴建成連羅馬史家都讚嘆的東方奇觀,用建築語言同時向兩種權威效忠.即使西元70年與西元135年羅馬軍隊兩度摧毀城市,把它更名為埃利亞.卡比托利納,在聖殿廢墟上蓋起羅馬神廟,這種"在廢墟上覆蓋新層"的暴力行為,卻也意外地把城市的空間座標永久保存下來,等待著日後被重新挖掘,重新賦予意義.這裡浮現出一個貫穿全書的因果邏輯,耶路撒冷的每一次毀滅,都不是終結,而是為下一層文明疊加提供了物理與象徵上的地基.創傷本身.弔詭地成為了延續的條件.

                        基督教化的過程進一步印證了這個邏輯,同時也讓我看見"發明傳統"這件事的雙面性.海倫娜太后尋找聖墓十字架的過程,本質上是在發明一套"基督教考古學",拆除羅馬神廟,挖掘泥土下的十字架,這與其說是客觀的歷史還原.不如說是一種為新宗教政權賦予神聖地理座標的政治工程.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在基督教化程度最深的時期,猶太傳統的餘音依然頑強地回響在聖墓教堂之中,祭壇前甚至流傳著"先知撒迦利亞乾涸血跡"這樣融合猶太記憶的傳說.而歐多琪亞皇后在五世紀短暫允許猶太人回城祈禱,更說明即使在宗教熱誠最高漲的時刻,寬容的縫隙依然存在.我認為這裡值得延伸討論的是古代帝國"發明傳統"的方式.與近代民族主義"發明傳統"的方式,其實共享同一種操作邏輯,都是回頭建構一套服務於當下政權正當性的歷史敘事.差別在於,前者的發明傾向於"疊加",容許舊有記憶以殘留,變形的方式繼續存在.後者的發明則往往傾向於"排他性清除",要求歷史敘事必須是單一而完整的容不下並存的異質記憶,必須排除"雜質".這個差異,或許正是理解耶路撒冷從古代模式滑向現代衝突的關鍵線索.

                         伊斯蘭治下"古都斯"的黃金時代,把這種疊加與共生推向了另一個高峰,而且提供了具體的制度範例.烏瑪爾和平接收耶路撒冷後,拒絕在聖墓教堂內祈禱,以免後世穆斯林藉此改建為清真寺,這個細節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顯示出一種主動節制權力,為異教徒權利設下防火牆的政治智慧.他邀請猶太家庭回城,並與拉比一同在垃圾堆中尋找聖殿山的岩石基石,這個畫面本身就是一則關於"共同挖掘記憶"的寓言.西元691年落成的圓頂清真寺,建築語彙不折不扣地借用了拜占庭風格,銘文內容更是直接與基督教神學對話,呼籲回歸純粹的一神信仰,這座建築本身,就是一場跨宗教的建築辯論.十世紀地理學家馬格迪西筆下"醫生與學者比比皆是"的繁榮景象,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在市集,浴場與噴泉旁共生.構成了一幅令人嚮往的畫面.但我認為我們不能止步於對這幅畫面的浪漫化想像,而必須追問這種共生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在伊斯蘭法律架構下,基督徒與猶太人作為"有經者"享有受保護的"迪米"身份,需要繳納人頭稅,在若干公共場合遵守服飾與行為限制.這意味著馬格迪西所描繪的共生,本質上是一種階序化的寬容,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平等公民權.它確實比同時代許多地方的宗教迫害更為溫和,更具制度性保障,但若不加辨別的將它視為等同於"平等",反而會削弱這本書真正想要傳達的歷史複雜性.真正值得學習的,或許不是"古代曾經完美平等"這個過於理想化的結論,而是"制度化的寬容即使不平等.也遠比排他性清除更能維繫城市的長期繁榮"這個更務實.也更有說服力的教訓.

                        十字軍時代的暴力,則把這種複雜性推到了極致的張力點.西元1099年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所造成的大規模屠殺,是這座城市歷史上最血腥的篇章.徹底打破了長久累積的族群平衡,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被淡化或美化.然而隨著法蘭克人王國逐漸在地化,這些歐洲移民卻在不知不覺間被環境"東方化".娶敘利亞或亞美尼亞女性為妻,穿著東方絲綢,模仿當地飲食習慣.外交使節烏薩馬記述的那個插曲尤其耐人尋味,當他前往清真寺祈禱時,剛從歐洲抵達的"新十字軍"試圖糾正他的祈禱方向.而長居當地,,早已熟悉東方生活方式的聖殿騎士團成員,卻出面制止同胞的無禮,並稱他為"我的朋友".這個對比揭示出一個深刻的社會學現象,新來者往往攜帶著最純粹,最不妥協的意識形態.而長期共處的在地者,則會在日常生活的摩擦與默契中,逐漸發展出超越教條的實用主義情誼.但這種微觀層次的個人情誼,並不能抵銷宏觀層次的結構性暴力.

                         西元1187年薩拉丁收復聖城後展現的克制,與88年前十字軍的暴行形成強烈對照,也讓"寬容"這個概念第一次被賦予明確的制度形式,而不只是統治者個人品格的展現.他禁止報復,允許基督徒支付贖金後和平離開,用玫瑰水洗滌被視為污染的聖所,並在城南建立馬格里布區安置北非朝聖者.這種"人口多元化"政策之所以能夠持久.關鍵在於馬木路克時期進一步發展出的"瓦合甫",一種伊斯蘭宗教基金制度.這套制度透過興建神學院,醫院與公共浴室,把宗教慈善轉化為穩定的社會救助網路.即使城牆在西元1219年被拆毀,城市失去軍事防禦能力,耶路撒冷依然能維持一種"不設防的繁榮".這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發,真正持久的和平與寬容,從來不是單靠統治者一時的善意或個人魅力就能維繫的,而必須被轉化為具體的法律安排,經濟制度與社會救助網路.善意是脆弱的,制度才是耐久的,這個道理,對於我們思考當代任何族群衝突的解方.都極具參考價值.

                         鄂圖曼帝國三百年的太平治世,把這套"城市共同體"模式實踐到了最成熟的階段.蘇萊曼大帝重建今日我們所見的城牆,整治供水系統.甚至在銘文中自比為"第二位所羅門王",這種對猶太先王的認同姿態.體現出鄂圖曼統治哲學中一種極具包容性的"普世主權"觀,統治的正當性不是建立在消滅前朝記憶之上,而是建立在承接,轉化前朝記憶之上.在這個時代,耶路撒冷並未被劃分為封閉的宗派隔離區,猶太教徒與穆斯林婦女可能並肩坐在噴泉旁閒話家常,不同信仰的商人在同一個行會中共同運作,猶太屠夫甚至能把符合"潔食"標準的肉品賣給穆斯林顧客,因為兩套宗教飲食戒律在實務上高度重疊.這是"城市共同體"的巔峰狀態,人們保留各自的信仰認同,卻在市政生活與法律地位上.共享著身為"聖城居民"的共同尊嚴.這種安排當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平權,但它證明了一件事,多元共存不需要以消滅差異為前提,只需要在差異之上找到足夠多的共同生活空間.

                        真正讓這套運作了將近三千年的模式徹底斷裂的,是十九世紀西方現代性的入侵,而這正是整本書,也是我認為最值得深入反思的因果轉折點.拿破崙的遠征雖然軍事上失敗,卻在認識論層次上開啟了歐洲對耶路撒冷的"再發現"熱潮.西方旅行家與考古學家帶著測繪儀器與"地圖意識"而來,試圖把這座原本以"疊加"與"互文"為核心特質的精神性符號,轉化為一塊可以被科學測量,被瓜分,被標價,被排他性掌控的實體領土.西元1863年成立的耶路撒冷市政府,本來是由哈利迪,侯賽尼等當地大家族共同推動的現代化嘗試.市長尤素夫.哈利迪在帝國議會上慷慨陳詞,強調市政應該代表所有居民,不分宗教,這其實延續了鄂圖曼式"普世主權"的精神遺產.然而.隨著西元1897年赫茨爾召開猶太復國主義大會,西方民族主義那套"主權必須是絕對且唯一"的邏輯全面入侵.這座城市原本賴以維繫三千年的"疊加共存"認識論,開始被"切割排他"的認識論取代.1897年盧米埃兄弟在耶城火車站拍攝的紀錄影片,捕捉到市民戴著紅氈帽,遊走於"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的面孔,那些即將被捲入民族國家戰爭機器的普通人.其實正站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罕見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延續了三千年的疊加共存傳統一邊是即將席捲全球的排他性主權邏輯.而我們都知道,後者最終勝出了.

                        西元1947年之後的局勢,被作者精準地定義為"不可能的首都",這個命名本身就極具批判力道.當耶路撒冷被強行納入單一國家對"絕對且唯一"主權的爭奪時,戰爭幾乎是結構性的必然.1948年的戰爭與1949年綠線的劃定,1976年後以色列對全城的實質控制,包括夷平具有八百年歷史的馬格里布區,都是試圖以勝利者的姿態單方面改寫歷史層積的表現.這裡我想補充一個延伸的觀察,夷平馬格里布區這個舉動,之所以特別具有象徵暴力性,正是因為它違反了耶路撒冷歷史運作的基本邏輯,即使是最激烈的政權更迭,過去的統治者也很少選擇徹底抹除前人的物理遺跡,而是傾向於覆蓋,轉化.挪用.從所羅門聖殿到羅馬神廟,從羅馬神廟到聖墓教堂,從聖墓教堂旁的遺址到圓頂清真寺,每一次政權轉移都留下了實體的層積,供後人閱讀,辯論,甚至爭奪.但徹底夷平,則是一種試圖讓歷史層積本身消失的行為,它不是在城市的敘事之書上再添一頁,而是試圖把前面所有的頁碼都撕掉.這正是現代民族國家邏輯與前現代帝國邏輯最根本的差異.前者需要一部乾淨,單一,沒有雜訊的歷史敘事,才能支撐排他性主權的正當性.後者則可以容忍甚至需要一部充滿雜訊,層層覆蓋的歷史敘事,因為那正是帝國治理正當性的來源.

                        站在今天回望,我認為這本書最珍貴的,不是一個懷舊式的"古代曾經比較美好"的鄉愁敘事,而是一套可以用來診斷當代困境,並且指向未來的理解框架.當代耶路撒冷乃至整個以巴衝突之所以如此難解,根源恰恰在於雙方都被鎖進了"主權必須絕對且唯一"這套源自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思維框架之中,而這套框架其實與耶路撒冷自身三千多年的歷史經驗是格格不入的.但要真正召喚"世界聖地"願景,不能只靠情懷帶過,至少有幾大障礙難以排除.首先,是主權概念本身在現代國際法與大眾政治想像中的"不可分割性"預設過於根深柢固,任何形式的共管方案,都必須先說服雙方社會,分享主權不等於失去主權,但這在現實面,情感動員層次上極為困難.其次,是宗教基本教義派在雙方陣營中的政治影響力持續擴大,他們往往傾向於排他性的救贖敘事,對"共存"抱持高度懷疑甚至敵意,這使得溫和的疊加式論述在選舉政治中往往缺乏市場.第三個困難是地緣政治大國的介入,讓耶路撒冷的地位從來不只是以巴雙方的內部事務,而牽動整個中東乃至全球的權力平衡,任何局部方案都容易被外部力量的戰略計算所扭曲.第四則是社群媒體時代特有的新挑戰,歷史敘事本身正在被高度極化的資訊環境重新武器化,考古發現,文物歸屬,地名命名,都可能在數小時內成為網路輿論戰的彈藥,這與馬格迪西筆下那種容許歷史雜訊並存的耐心閱讀方式,恰恰背道而馳.

                      值得一提的是,疊加式歷史觀,其實也對今日方興未艾的"文化資產保護"與"考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提醒.近幾十年來,聖殿山週邊的每一次考古挖掘,幾乎都會立刻被雙方陣營解讀為"證明我方歷史優先權"的證據戰爭.挖出猶太時期的器物,就被詮釋為猶太主權的鐵證.挖出伊斯蘭時期的建築構件,則被詮釋為穆斯林治理的正當性來源.但"漫畫耶路撒冷"所呈現的層積式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挖出什麼就證明誰擁有"的邏輯,本身就是一種時代錯置,它把一座本質上由無數層文明疊加而成的城市,硬生生塞進"單一起源決定唯一歸屬"這個現代法律產權概念的框架裡去理解.真正忠於這座城市歷史經驗的考古倫理,或許應該是把每一層挖掘出來的遺跡,都視為城市共同記憶的一部分而共同保存,共同詮釋,而不是把考古學降格為替現實政治主權爭奪背書的工具.史學與考古學一旦被徵召為主權戰爭的證人,往往就會犧牲掉歷史本身的複雜性與誠實性.

                       儘管如此,歷史本身或許正是走出這個僵局最實際的資源.軍事主權,行政治理,文化資產管理,宗教聖地監護權,未必需要綁定在同一個政治實體手中.若能參考"瓦合甫"制度的精神,建立一套由多方共同信託,專責管理聖地與文化資產的獨立機制,或許能在不觸碰"誰的國家"這個高度敏感問題的前提下,先行處理"誰來維護"與"誰能自由造訪"這兩個更具操作性的問題.教育層面的敘事多元化同樣關鍵,如果雙方的下一代所接受的歷史教育,能夠像這本書一樣,呈現出耶路撒冷作為層層疊加,彼此借用的城市共同體形象,而不是各自陣營單一起源的排他敘事,或許才能在世代交替之間,逐漸鬆動那套"主權絕對唯一"的思維定勢.這當然是一條極其漫長,甚至從當前看,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終點的道路,但橄欖樹的視角提醒我們,耶路撒冷從來不是用一代人的時間尺度在書寫自己的歷史.

                       橄欖樹的視角得以在同一個跨頁畫面中,並置不同時代的城市天際線.聖殿的尖頂與清真寺的圓頂,羅馬柱廊的殘跡與鄂圖曼城牆的輪廓,往往在分鏡的安排下彼此交疊,彼此透視.這種視覺語言恰恰是在用圖像本身模擬歷史學家想要論證的核心觀點,耶路撒冷從來不是一連串互相取代的獨立畫面,而是一張不斷被重新描繪,卻從未真正被擦乾淨的羊皮紙.讀者的眼睛同時看見多個時代共存於同一個空間座標之中,這種經驗本身,就是對"歷史是單向替代"這個直覺假設的一次視覺反駁.回到那棵四千年的橄欖樹下,全書真正想說的,或許是這樣一個樸素觀點,耶路撒冷之所以能夠存活四千年而不曾真正消亡,恰恰是因為它學會了"混合"而不是"分隔",學會了"疊加與借用"而不是"清除與抹殺".聖殿山的基石上覆蓋著清真寺,清真寺的牆壁中鑲嵌著猶太的記憶,城市地下的供水管線交織著羅馬與薩拉丁的遺緒,這些物理層積本身,就是對"單一絕對主權"這個現代神話最沉默卻最有力的反駁.當我們願意以寬容,疊加與共生的眼光,重新閱讀這座城市四千年的演進軌跡時,我們從中帶走的,不應該只是對中東衝突的悲觀嘆息,而更應該是一種對人類文明韌性的深刻信念.也是那棵始終沉默旁觀的橄欖樹,真正想要留給我們的啟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