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Imperial Gateway: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白根晴治)

                          最近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抓耙子".除了揭露名單中人物年齡的接近性,令我憶起校園生活周遭是否真有這類角色外,個人關注的焦點,就是關於政治立場選擇轉變的"個體能動性"."抓耙子"所以吸睛,是因為他們原都是某政治信仰下,被派去監視敵人的潛伏者,如今,竟然在敵對陣營裡吃香喝辣一路升官,還回過頭倒打老上線.所謂的"個體能動性"就是指排除強制外的個人主觀意願與行為.成為"抓耙子"純粹基於金錢?還是有深度信仰?抑或其他各種理由?或全然被迫?這使我想起了過去曾經在查資料時,發現了一位經歷特殊,引發我好奇的人物.

                        這個人物的維基百科裡是這樣寫的:"1895年,日軍登陸南下,投筆從戎,於埤角火車站,塔寮坑襲擊日軍","23歲時派任桃園廳樹林區區長及台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庄長達33年,樹林信用組合長及畜產組合長25年.台灣畜產協會理事長10年,桃園水利組合評議員8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0年,台灣新民報社顧問11年 ".正當我質疑為什麼一個抗日者能立刻轉到日方旗下成為統治協力時,另一段敘述更有趣了."1945年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1946年4月15日,經臺北縣參議會選舉選任為首屆臺灣省參議員".此人在228事件時,被闖入家中的士兵打了一耳光,並被迫辭去參議員職務.但是"1950年起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接任聯合國文教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禮俗委員會委員,省政府顧問等職".此人於1956年善終,生平歷經三個不同統治集團皆屹立不倒.這樣的政治立場角色轉換,單靠被迫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大量的"個體能動性"驅使.

                       但哪些理由促使人們成為"抓耙子"?又哪些理由創造立場移動的反水?都是有趣的探究.不過,這種政治立場的游移現象,並不僅限於這次"抓耙子"事件,也發生在先前某半導體商人網紅在統獨立場上的瞬間轉變中.可以說,"立場更換與再更換"更像是一種常見的歷史動態,比如我憶起的這位人物,又比如我們這次讀的這本"帝國之門",就是在談這個現象各種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展現,以及立場變換涉及的"個體能動性".對我來說,從個體能動性的觀點來看,這本書寫得相當不錯.

                        白根晴治的"帝國之門",主要在分析台灣在1895至1945年間如何作為日本向南擴張的關鍵門戶,同時解析"海外台灣人"與"台籍軍屬"人員在南向擴張時,所扮演的諸多作用,角色,意圖,與展現推動他們加入的"個體能動性".當時的海外台灣籍民在廈門的峰值約為2萬多人,在東南亞約3000多人,而二戰期間直接由台灣動員參與軍事任務的人數則高達20萬人以上.本書描寫在日殖時期的南進進程中,台灣人在開墾,貿易,醫療與軍事支援上的參與程度不容小覷.然而,當我們看待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種種不人道罪惡時,該如何評價其中身為"協力者"的台灣人?這正是本書的核心:揭示"台灣籍民"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這些具備日本國籍的海外台灣人或是歸化的中國人,在法律保障下如何協助日本滲透"華南"市場,以及他們在二戰期間"軍事動員",通譯及醫療服務中的多元參與,展現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階層中的複雜處境與能動性,強調台灣不僅是帝國的邊陲實驗場,更是主動形塑日本"南進政策"的歷史動力中心.既然台灣人在侵略過程中展現出高度的主動參與,便自然衍生出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

                        日本在簽訂"馬關條約"後兼併台灣,這不僅是它獲取首塊海外殖民地,更標誌著日本擴張主義的一次根本性轉向.在日本中央政府與陸軍部將戰略重心放在朝鮮半島與滿洲的"北進"浪潮中,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官員們卻從這座亞熱帶島嶼的地理位置中,看見了台灣作為贏得南海控制權的"完美據點",以及它通往華南與東南亞的無限可能.這種將台灣定位為"帝國門戶"(Imperial Gateway)的構想,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日本向南擴張的核心邏輯: 台灣是一個開放的管道,透過它,日本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得以輻射至整個東海與南海地域.這場以台灣為中心的擴張,最獨特的特徵在於對"人"的動員,那些身處國境邊緣,身分曖昧的"海外臺灣人",他們既是日本推行"代理殖民主義"的工具,也是在多重主權夾縫中尋求生存與利益的能動者.

                         要理解這種能動性從何而來,得先回到日本領台之初,總督府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新定位.日本對華南的想望,非始於宏大的軍事占領計畫,而是源於對台灣內部安全的焦慮與經濟整合的渴求.在統治初期總督府深為此起彼落的反日游擊戰所苦,這些被稱為"土匪"的武裝力量,往往潛伏在海峽對岸的福建.為了封鎖邊界並監視反日活動,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意識到,單純的防禦是不足夠的,必須主動出擊,將福建轉化為台灣在中國大陸的"帝國邊疆",兒玉源太郎在"關於臺灣統治過去與未來之備忘錄"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策略：既然日本在華南缺乏大規模的移民社群,無法與深耕當地的西方列強競爭,那麼"歸化"當地的中國居民便成為成本最低且效益最高的手段.這種策略利用了日本在1895年後獲得的"治外法權",吸引那些渴望免除中國苛捐雜稅,規避地方官律,或尋求強大領事保護的華南菁英,對當時廈門與福州的商人而言,日本國籍猶如一種特權商品,只要能證明與臺灣有一絲一毫的家庭或商業聯繫,他們便能搖身一變成為"海外臺灣人",不受當地中國政府管束,加上原先那些在島內取得護照能出國的台籍人士,兩股人馬形成日本進入華南的代理人大軍.

                       這種"代理殖民主義"的運作模式,與英美等國嚴格限制漢人歸化的做法截然不同.這種做法背後的因果關係非常明確,日本需要這些具備在地人脈,語言能力與資本的代理人,來調和它在海運,金融與產業,如樟腦,茶葉上的利益,以廈門為例,原本在1897年僅有21名真正的臺灣移民,但在歸化政策的推動下,到1935年已激增至一萬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並未踏足台灣,僅在法律身分上屬於帝國子民的福建人.在華南的條約港,特別是廈門與鼓浪嶼,海外台灣人成為日本延伸警察權與司法管轄權的絕佳藉口,這種權力的擴張並非源於條約的正式規定,而是建立在"保護子民"的邏輯之上.每當海外台灣人與當地中國人發生衝突,或是捲入非法活動時,總督府便藉機指責中國官員無能,進而要求在當地派駐日本警察,這正是海外台灣人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之一 .

                       在這一進程中,海外臺灣人的形象呈現出極端的兩極化.一方面是如板橋林家,霧峰林家等顯赫世家,他們透過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在海峽兩岸的政商網絡中游刃有餘.例如林爾嘉雖然保有清朝國籍以在福建政府任職,但他的家族成員卻策略性的歸化為台灣籍,以享受日本法律對林家私人企業的保護. 總督府積極拉攏這些"好的籍民",授予"紳章"獎勵他們對當地台灣學校,醫院的財政捐獻,這種"互利共生"的關係,讓日本在缺乏實質領土主權的情況下,依然能透過文化與經濟網絡對華南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然而,另一面則是惡名昭彰的"臺灣流氓",被總督府認為專做壞事的不良籍民.這些人中許多是為逃避台灣法律制裁而潛逃至華南的罪犯,或者是利用日本護照在廈門從事鴉片,賭博與賣淫等非法事業的流浪漢.這些流氓群體,比如著名的"十八大哥幫",雖然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形象,但對總督府而言,他們的存在卻是必要的惡.因為當華南地區發生反日運動時,這些武裝流氓被編組成"防衛自治團",成為鎮壓中國示威者的有力工具.這種"有用"與"有害"籍民之間的模糊界線,反映了門戶帝國主義的權宜本質,只要海外台灣人的行為有助於維持日本在當地的優越地位,總督府往往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暗中協助它的發展.最能體現這種灰色地帶權力運作的莫過於鴉片貿易,雖然國際上禁絕鴉片的呼聲日高,且外務省名義上支持反鴉片運動,但總督府卻默許甚至是保護海外台灣人在華南的毒品生意,這並非因為總督府能直接從中獲利,而是因為這套毒品經濟網絡與當地的中國軍閥,商人及官員緊密交織.透過掌控鴉片貿易,海外臺灣人實際上滲透進了福建的地方權力結構,成為日本在當地不可或缺的情報與經濟中介.

                       在此同時,隨著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海外台灣人的身分背後變得更為多元,數以百計的臺灣年輕人前往中國大陸求學,他們在接觸到孫文的泛亞主義與國民黨的革命思想後,往往陷入身分的掙扎,一部分人如謝東閔,張秀哲等,選擇擁抱"祖國",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另一部分人則周旋於"日本子民"與"漢族同胞"的夾縫之中,試圖矯正中國人視台灣人為"帝國走狗"的偏見 .或者利用這種雙重身分從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邊界活動,兩頭討好,在中國政府與台灣總督府治下同時進行牟利與套利.但這種複雜的身分政治,預示了戰時乃至戰後臺灣人認同問題的根源.

                      當總督府在華南鞏固影響力的同時,另一場更具野心的"南進"也在悄然展開,總督府殖民官員開始將視野擴展至"南洋",也就是東南亞,並將台灣定義為通往熱帶世界的科學與經濟門戶.這一轉向背後的邏輯是,台灣作為日本唯一的熱帶領土,擁有日本母國所欠缺的"治熱帶經驗",這種思維固然是基於帝國擴張的需要,但根本的原因在於總督府對自身權力擴張的想像.內田嘉吉與下村宏等民政長官,大力推動將臺灣轉化為日本南進的研究中心.透過設立南洋協會,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以及後來的台北帝國大學,總督府培養了一批專精於熱帶農業,醫學與東南亞歷史的官員與學者.他們不僅在學術上建構了"日本人起源於南方"的種族理論,試圖在文化上合理化擴張,更在實務上派遣大量人員前往菲律賓,荷屬東印度與馬來亞進行實地調查.

                       在東南亞的經濟戰線上,總督府同樣寄希望於海外臺灣人.他們認為,台灣漢人與支配當地經濟的三百萬華僑具有"同文同種"的血脈聯繫,是擔任日本與南洋商業中間人的最佳人選.然而,與在華南的順遂相比,"同種"這一戰略在東南亞面臨了巨大的法律與社會障礙,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東南亞,台灣人的身分並不總是能帶來特權.在菲律賓,受美國"排華法案"的影響,台灣人不論國籍為何都被歸類為"中國種族",入境受到嚴格限制,只有極少數像松岡富雄,李金山這樣擁有雄厚資本的"商人階級",才能透過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獲得簽證."同種"策略唯一取得顯著成功的是在荷屬東印度,由於日本國民在1909年獲得了"榮譽歐洲人"的平等法律地位,台灣人也隨之享有了與歐洲人同等的低稅賦與法律保護,這吸引了南洋當地的華籍商人,如茶業與糖業巨頭郭春秧等華商歸化為台灣籍.郭春秧利用多重國籍的身分,在台灣,廈門與爪哇之間建立了龐大的商業帝國,成為日本在當地對抗反日抵制運動的重要盟友.總督府甚至為此成立了"華南銀行",試圖引進華僑資本,共同開發南方市場.但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這種基於種族親近性的中間人戰略逐漸走向崩解.東南亞華僑發起的激進反日抵制運動,讓海外台灣人的處境變得極其危險.在新加坡與曼谷,台灣商店被迫關閉,台灣人身分不再是權力的標誌,反而成了遭受華僑排擠與暴力攻擊的標籤.19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當局開始意識到,單純依靠"未同化"的台灣人進行經濟滲透已不足夠,必須透過更激進的"皇民化"教育,將台灣人轉化為真正忠誠的帝國子民,好讓他們在即將到來的軍事南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台灣在南方擴張中具有雙重角色.它既是帝國意志的延伸,也是各種邊緣群體尋求流動與獲利的博弈場.透過對"海外台灣人"這一範疇的創造與運用,總督府成功的在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情況下,將日本的影響力滲透進華南與東南亞的非正式帝國.在這道門戶下登場的子民們,命運始終被鎖定在一種"二等地位"的曖昧中.他們在法律地位上高於當地的中國人或東南亞居民,享有日本國籍帶來的種種特權,但同時又受到日本母國官員與軍人的系統性歧視與不信任.這種處於"半征服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閾限狀態,讓台灣人在面對中國與東南亞社會時,既分享了殖民者的權力紅利,也內化了日本的東方主義觀點.

                        這段歷史演變的內核在於它同時也揭露了帝國內部權力運作的混亂與矛盾.總督府,外務省與軍方在南方政策上的競爭與妥協,決定了台灣擴張的軌跡.而海外臺灣人對國籍與治外法權的操縱,則顯示了殖民地子民在帝國擴張過程中並非僅是消極的受害者,而是具有高度能動性的參與者.然而,這種能動性是建立在脆弱的法理基礎與多變的地緣政治之上.隨著1930年代末戰爭動員的開始,這群在門戶登場的海外子民,將被捲入一場更加殘酷的洪流,從中介者轉變為戰火中的軍屬,士兵與犧牲者.最終在戰後的認同裂變中,留下了一段被多方遺忘與誤讀的歷史遺產.

                        隨著二戰戰火的升起,日本軍方與台灣總督府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他們一方面迫切需要更多台灣漢人作為進入中國戰線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卻對這些具有中國血統子民的政治忠誠深表懷疑.1937年9月,畑俊六在情報報告中指出,儘管部分台灣人為戰爭捐款,但大多數人仍對中國抱持同情,甚至期盼中國勝利以便臺灣回歸.這種焦慮直接驅動了"皇民化運動"更積極的必要,試圖透過強制性的日語普及與神道崇拜,在精神上切斷台灣人與"中國"的聯繫.然而,戰爭的現實需要卻與這種"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戲劇性的衝突,為了在中國戰場上遂行統治,日軍極度仰賴台灣人的中國語言技能,這導致總督府在推行日語禁令的同時,不得不建立中文廣播頻道來進行戰爭宣傳,並徵募數以萬計具備雙語能力的台灣人擔任"軍屬"或"通譯",這種"工具化的中國特質"構成了戰時門戶的核心邏輯,日本並非真的要消滅台灣人的語言能力,而是要將它轉化為有利於占領區管理的戰略資產.在這一背景下,台灣漢人志願從軍的動機呈現出極其多樣的面貌,也就是我們文章開頭所說的"個體能動性"的躍升.對於如張子涇這類受過完整日式教育的青年而言,軍役是證明自己作為"愛國子民"並超越"二等國民"標籤的途徑,但對於如李太平這般的務實主義者,參軍則意味著獲取比島內更高薪資與社會流動的機會,與愛日本完全無關.日本媒體大力塑造如"榮譽軍夫"陳揚或"殉道者"莎韻等愛國楷模,目的都在掩蓋動員過程中的強制與社會壓力,試圖向外界展示日本同化政策的"成功".

                        當戰爭從華北延伸至華南海岸,台灣這道門戶的行政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體現.由於日本母國在華南缺乏大規模的移民社群與行政儲備,帝國海軍與陸軍不得不轉向台灣總督府,尋求具備地區專才的人員與機構來協助統治占領區.在廈門與海南島這兩個關鍵據點,台灣人扮演了日本帝國統治不可或缺的"殖民地中介者"角色.廈門的戰時統治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日台聯合"模式,與日本投入大量母國資源的華北城市不同,廈門的政權架構中包含了驚人比例的台籍官員,1941年,廈門特別市政府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員是臺灣人,他們占據了警察,法院與教育部門的高位,直接監管當地中國居民.這種安排的因果關係在於,日軍認為臺灣人既有受過訓練的官僚素養,又與當地人"同文同種",是傳遞帝國意志的理想媒介,例如許植亭從海軍通譯一路晉升至教育局科長,便是這種殖民地菁英在戰爭體系下實現階級躍遷的典型例子.而在海南島,這場實驗更具野心,日本試圖將它轉化為"第二個台灣".海軍委託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引進台灣的蓬萊稻種與現代耕作技術,試圖複製臺灣農業的成功模式.同時,台北帝國大學的醫療與農業教授被派往海南,在對付瘧疾與熱帶病方面提供關鍵支持,這些技術儲備是日本內地所不具備的.對於如衛生軍屬黃天宗或建設工人黃順鏗而言,海南不僅是戰場,更是一個讓他們能以"半征服者"之姿,透過台灣的殖民現代性視角去鄙視與改造"落後"他者的場域.然而,這種中介地位始終伴隨著結構性的壓迫與暴力,台灣人雖然在占領區享有優於當地中國人的糧食配給與社會特權,但在日本人眼中依然是"二等公民",必須穿著有所區別的制服並隨時忍受日本上司的不信任與羞辱,最黑暗的部分莫過於慰安婦制度,台籍女性往往在受騙或受強迫的情況下被送往華南前線,她們在慰安所的種族階層中同樣被鎖定在特定的位階,淪為帝國戰爭機器下的性奴.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將台灣這道門戶的戰略功能推向了頂峰.在此過程中,總督府一度展現出更大的領土野心,他們提議建立一個統合台灣,密克羅尼西亞與南海諸島的"南方總督府",試圖將台灣定位為南方共榮圈的核心行政樞紐,雖然這個構想因海軍的戰略考量與機構間的權力競爭而受挫,但臺灣在1939年成功併吞南沙群島,仍標誌著它在帝國南方擴張中前所未有的自主地位.隨著日軍在東南亞的推進,"海外台灣人"的角色進一步多元化且具備更強烈的"二等帝國主義"特徵.在占領下的新加坡,通譯黃堆金協助日軍以武力威脅華僑領袖徵集奉納金,使他在當地華人圈中惡名昭彰.而在更遙遠的新幾內亞與菲律賓戰線,臺灣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因卓越的叢林作戰能力與南島語系的語言親近性,被日本人視為"自然的戰士"而投入極其危險的前線任務.儘管日本媒體歌頌他們的"大和魂",但在戰鬥之外,這些原住民士兵仍被視為"蕃人",且在戰時的極端環境下被迫參與暴力甚至更血腥殘酷的戰爭行為.戰爭末期,台灣人獄卒在東南亞戰俘營的行為,最能體現"戰時門戶子民"在認同與權力夾縫中的悲劇性.柯景星,莊銀財等臺灣青年在極短的訓練後被派往婆羅洲監管盟軍戰俘.在日軍嚴酷的階級體系下,這些獄卒一方面受到日本上司的毒打與施壓,要求他們對戰俘施加暴力.另一方面則受到西方戰俘的種族歧視,被視為低於日本人的一群.在"山打根死亡行軍"中,臺灣人被迫在長官槍口下處決體力不支的戰俘,這使他們在戰後成為首要的審判對象,成為了日本上司的替死鬼.

                           當戰爭結束,這些曾經遊走於帝國門戶中的能動者,面對的不再是機會的博弈,而是責任的清算 .從日本在戰時所建構的"戰時門戶"機制來看,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絕非單純的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是在一道充滿領航力量的閾限門檻上,被帝國體系不斷推拉走向最前線的中介者.邏輯嚴謹的看,這場軍事擴張之所以能成行,取決於台灣作為基地的"物質效能",如海南的開發,熱帶醫學的轉化.以及"人力效能",如通譯的雙語能力,原住民的叢林技能.然而,日本軍方利用台灣人的"中國性"來統治中國,利用原住民的"南島性"來征服南洋,卻試圖在精神上要求他們徹底"日本化",這種身分的分裂,導致台灣人在面對被占領者時,既分享了殖民者的傲慢與特權,也繼承了被殖民者的自卑與憤恨.這種"二等帝國主義者"的曖昧地位,解釋了為何台灣人在戰後華南與東南亞會遭到激烈的反日反撲,在當地居民眼中,台灣人是日本統治最直接,也最容易接觸到的暴力媒介.但在日本主子眼中,他們始終是被懷疑,被區隔,甚至是被犧牲的次等臣民.透過考察這段歷史,我們得以超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二元論,看見殖民地子民在帝國門戶下,那種在機會與壓迫,忠誠與疏離之間掙扎的複雜真實,進而重新理解台灣在20世紀前半葉東亞動盪局勢中的核心地位.

                         雖然戰後英,澳,荷的軍事審判,都判決部分台灣人犯有對印度,中國戰俘以及地方華人的戰爭罪行,但在戰後由前台灣人獄卒以及通譯所做的口述歷史中,卻鮮少討論到他們與亞洲戰俘,平民的接觸問題.大多數的台籍軍屬聚焦在自己與日本上司的關係,西方戰俘的處置,以及後來遭到西方盟軍的報復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被指為戰犯的台灣人,感覺自己是因為某些"超越身為殖民地子民所能掌控範圍的行動",而被不公平的處罰之故,所以透過把自己描繪成日本壓迫與西方"勝者正義"下的雙重受害者,這些台灣人省略了自己在亞太戰線中身為帝國主義者共謀的故事 , 而這也是本書作者在全書結尾所提出的重要觀察與核心論點.

                       戰後至今,台灣社會在建構歷史認同的過程中,逐漸形塑出一套以"受害者"為核心的敘事基調.這套敘事強調臺灣人在近現代史中,不斷遭受外來政權的壓迫,奴役與背叛,從日治時期的殖民壓榨,到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創傷,痛苦與掙扎成了定義"台灣人"身分的主要成分.然而,白根晴治在本書尾聲中所深刻揭示的是,這種單一的受害者視角,往往伴隨著一種刻意的,選擇性的歷史遺忘,有意無意忽略了在那段動盪的南方擴張史中,曾作為日本帝國的"半征服者"與"中介者", 在華南與東南亞的占領區中,如何憑藉個體自利與生存考量,展現出高度的自主能動性,進而參與了帝國對當地"他者"的掠奪,強佔與暴力.

                       日軍占領廈門與海南島後,數以萬計的台灣人追隨帝國海軍的腳步,以一種"二等帝國主義者"的姿態重返大陸,這些在戰後被冠以"光復"美名的台灣人,在戰時卻是占領區實質的經濟獲利者.以廈門為例,台灣商人利用日軍提供的社會與經濟特權,大規模強佔與沒收當地中國人的財產,當時的台灣人精英如陳學海,林濟川等,不僅支配了當地的商業與工業領域,甚至在日軍撐腰下接管了電力,供水等公共事務,所以在當地中國人眼中,這些台灣人絕非被殖民的受害者,而是憑藉敵偽勢力,搜刮強佔同胞財產的"經濟漢奸".這種基於自利而進行的財產併吞,在戰後的受害者敘事中,被徹底簡化為"受日本脅迫"或被完全抹除.更為嚴峻且被深埋的,是台灣人在暴力體系中的角色,在東南亞與華南的戰俘營與占領區,台灣人往往擔任著與當地居民或盟軍戰俘直接接觸的第一線職務. 如前述通譯黃堆金一例所示,海外台灣人在暴力體系中往往並非被動的執行者.在婆羅洲與菲律賓的臺籍戰俘監視員在戰後辯稱自己是處於軍隊底層,是被迫執行日本上司處決戰俘的命令,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個極端的權力環境中,他們確實行使了凌駕於戰俘與當地平民之上的權力.這種"二等帝國主義者"的地位,讓"海外台灣人"在面對比自己更弱勢的他者時,往往內化了日本的東方主義觀點,將東南亞"土著"視為落後,未開化的劣等人,並以此合理化自身的支配與暴力.這種主動參與帝國暴行的能動性,在今日強調"臺灣人也是受害者"的歷史修正主義浪潮中,成了最難以言說的陰影.當日本戰敗,台灣領土主權轉讓給中華民國政府時,這群曾經的"半征服者"陷入了認同與生存的雙重危機.國民黨政府最初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群受過50年"奴化教育"的人,視為政治上不可靠的對象.在華南,數以千計的台灣平民與軍屬被拘留在集中營,面臨"漢奸"與"戰犯"的起訴.國民黨軍隊與當地中國居民對"半征服者"的報復與清算,反映了戰時積累的深重仇恨.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這種針對戰時惡行的究責,最終卻因為政治與戰略的現實需要而不了了之.之所以選擇忽視這類過往的惡行,主要是基於"內部和平"與統治需要的考量.當時國共內戰已然爆發,迫切需要台灣本地菁英的支持來維持統治,並將有限的行政資源導向與共產黨的對抗.於是,除了少數情節極其嚴重的乙,丙級戰犯遭到國際法庭審判外,大多數在華南與東南亞參與掠奪,刑求甚至謀殺的臺灣人,都在1947年後獲得假釋或釋放.

                        這種對過往惡行的"大赦",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戰後的政局,卻也為後來諸多深刻的問題種下了禍根.首先,它阻斷了社會對自身在帝國擴張中責任的集體反思.當惡行被權宜的寬恕,後來的人便更容易轉向擁抱一種純粹的"受害者"身分,將所有的歷史罪惡推給日本殖民者或後來的國民黨外來政權,而不必面對自己在南方帝國中作為"中介者"與"掠奪者"的黑暗面.我認為這種歷史觀的扭曲,導致了社會至今仍存在的某種"受害者競爭"心態,即所謂的"亞細亞的孤兒".但也這使得我們在面對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或是對抗亞洲鄰國對台灣戰時角色的批判時,顯得缺乏道德勇氣與歷史厚度.更深遠的影響在於認同政治的極端化,一如作者所說,日本戰時帝國遺產的重要性往往遭到了當今台灣的認同政治與親日情感所掩蓋.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不管多麼問題重重,都已經內化成台灣人如何將自己的歷史與認同和中國大陸的中共進行分別的一種基礎成分.可是當台灣國族主義與台獨運動在面對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歷史以及日益逼近的中國霸權統一威脅時,並不那麼著墨日本的殖民過往.由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和日本攜手組成的抗中政治同盟,也出力讓親獨立的台灣人與日本新保守主義者結合起來,從而促進一種修正主義式的敘述,這種敘述把日本的殖民統治描述成"慈善",並且是促成臺灣"現代化"的重要成分.因此許多觀點傾向於對日本統治進行鄉愁式的,修正主義式的描繪,強調日本帶來的現代化與文明.然而,這種敘事刻意忽略了日本"門戶帝國主義"下對台灣子民身分的極度剝削與工具化利用.歌頌"大和魂"在原住民士兵身上的展現,卻不願正視這些士兵在菲律賓或新幾內亞可能參與的慘烈殺戮.懷念在法屬印度支那領取的優渥薪水,卻遺忘了那是建立在對當地越南農民資源的剝削之上.更別說剝削壓迫自己人的慰安婦強徵,這種對殖民時期的慈善化處理,不僅損害了歷史的嚴謹性,也讓台灣在處理與受過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關係時,常處於一種尷尬的道德邊緣.

                         總的來說,從"帝國之門"的視角回看,台灣人的戰後認同,其實是一場關於"記憶與遺忘"的漫長拉鋸.我們習慣把受害者的苦痛與掙扎,當作建立自身主體性的唯一資糧,卻極少願意正視,這份主體性有一部分,是以抹除自己在南方擴張浪潮中的主動性與加害者身分為代價換來的.回到文章開頭那位歷經三個政權而屹立不搖的"抓耙子",他的故事之所以讓人不安,不是因為他被迫如此,而是因為他選擇如此.而"帝國之門"真正逼問我們的,或許正是同一個問題:當個體能動性穿梭在忠誠與背叛,加害與受害之間時,我們是否還有勇氣,誠實地為自己的選擇留下位置,而不是等到"歷史"已成定局,才選擇性地記得自己想記得的那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