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

 

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How Fascism Works: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 Jason Stanley)

                       今年AI Agent的興起,對個人來說是正面挹注的工具,但對社會來說卻可能有利有弊.壞處上能首先想到就是用Agent去主控幾千,甚至幾萬個帳號在各類社群媒體留言,分享,再利用生成AI的文字,圖片,影片搭配.雖說自動化網軍並非現在才出現,但 AI Agent 創造的高效率,偽裝性與情緒煽動,無疑讓社群媒體更容易陷入極端對立.這些技術的演進,恰好為極端政治人物提供了最完美的政治操弄土壤, 透過激化對立來鞏固,召回自身的基本盤支持者.這種現代科技對"我們"與"他們"的撕裂,正好印證了Jason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所提出的核心警示.

                        Stanley在"法西斯如何運作"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觀察:"民族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領袖會藉由動員群體的受害者意識,去塑造一種本質上與自由民主的世界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群體認同.這種群體認同可以建立在不同基礎之上,無論是膚色,宗教,傳統,族裔來源,但它始終是藉由塑造一個被視為"他者"的對象來界定自身.法西斯民族主義創造出一個危險的"他們",而這象徵著"他們"需要被警惕,對抗甚至控制,以恢復群體的尊嚴".這段話不僅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運作引擎,更點出了它為何在當代社會依然具備如此強大的誘惑力.Stanley本人的專長是語言哲學與知識論,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寫作這本書的目標,是期望抽取出一套可以跨國界,跨時代辨識法西斯政治語言操作模式的分析工具.作者刻意讓每一章讀起來像是在描述一種"症候群",而把診斷特定病人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完成.這種寫作策略有其聰明之處,利用十個關鍵字,包括神話過去,宣傳,反智,非現實,階層,受害者意識,法律與秩序,性焦慮,鄉村與城市,勞動,搭建起一套分析架構.法西斯主義並非歷史的陳跡,而是一套持續演化的政治技術,它擅長在民主的土壤中植入恐懼的種子,最終以民主之名摧毀民主.

                        法西斯主義的誘惑首先源於對"根源"與"秩序"的渴望.在一個劇烈變動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化時代,法西斯政治領袖會率先拋棄真實且複雜的歷史,轉而建構一個"神話過去".這個過去被描繪成一個純淨無瑕,充滿國族光輝的時代,通常以極端的父權家庭觀念為核心,強調男性的英勇戰鬥力與女性的生育天職.墨索里尼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神話不需要是真實的,只要它能轉化為激發群眾激情的現實,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這個神話的目的".這種敘事的作用在於提供一種強烈的歸屬感,並將當前的困境,比如經濟衰退或文化變遷歸咎於外來者,自由主義菁英或全球化的侵蝕.

                         這種對過去的迷戀,本質上是為了正當化一套"階層秩序".法西斯主義主張大自然本身就存在一套由權力與支配構成的法則,這與自由民主所強調的人性尊嚴與平等原則背道而馳.法西斯認為某些群體天生具備統治他者的權利,而任何試圖抹平這些"自然差異"的努力,如平權政策或社會正義運動,都被視為是對自然法則的褻瀆.當代的法西斯政治領袖透過"種族科學"的偽裝,將這種不平等重新包裝成基因或智力的差異,藉此賦予支持者一種"身為優選民族"的虛假尊嚴感.這種階層政治之所以誘人,是因為它精準地捕捉了主流群體在權力重新分配過程中所產生的"失落感"與"焦慮".當原本享有特權的族群發現必須與他者共享資源與尊嚴時,他們會產生一種被壓迫的錯覺.法西斯主義政治將這種失去優越地位的痛苦轉化為"受害者意識".讓支持者相信他們正在經歷一場"文化滅絕",唯有重建權威與階層,才能恢復民族的尊嚴.在這種邏輯下,對他者的壓迫被美化為一種防衛性的自保,這正是法西斯主義最陰險的心理防禦機制.

                         Stanley把這套"神話過去"的分析框架挪來檢視川普的政治語言,發現高度的結構相似性."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本身就是一句時態上指向過去,卻沒有具體歷史坐標的口號.究竟是哪一個"偉大"的年代?沒有人真正被要求回答,因為口號的功能從來不是描述歷史,而是喚起一種"我們曾經擁有,如今被奪走"的集體情緒.雖然這樣的類比在學界與公共輿論中仍高度有爭議,不少評論者認為將民粹右翼的懷舊修辭直接等同於歷史上的法西斯運動,忽略了兩者在國家暴力手段,政黨組織形態,對選舉制度本身合法性的態度等面向上的巨大差異,過度使用"法西斯"一詞反而會稀釋這個詞彙原本沉重的歷史警示意義,但這提醒我們,Stanley提供的是一套"辨識可疑徵候"的工具.不是一份可以直接蓋章定罪的判決書.進一步說,"神話過去"之所以有效.關鍵不在於它是否經得起史學考證,而在於它能否被轉化為一種"失落 vs.奪回"的情緒結構.書中引述墨索里尼的觀點時特別強調,神話不需要被證明為真,它只需要被感受為真,這解釋了為什麼事實查核(fact-check)這種以資訊糾錯為手段的公民行動,往往難以有效瓦解神話過去的政治效力.因為受眾接受這套敘事,從一開始就不是基於命題式的事實信念,而是基於一種情感歸屬的需求.這也是本書中反覆強調的重點,對抗法西斯宣傳,單靠"戳破謊言"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提供一套能夠承接同樣情感需求,卻不以排他仇恨為代價的替代敘事,這是自由民主陣營經常忽略,卻可能是最關鍵的一道功課.

                         要讓這種不需要事實支撐的"神話過去"與"階層秩序"深植人心,法西斯主義必須掌握語言的定義權.這正是"政治宣傳"發揮作用之處,它並非單純撒謊,而是借用高尚的民主理想,如自由.正義,廉潔等來掩蓋不人道的真實目的.尼克森發起的"對抗犯罪的戰爭"便是典型案例,他在公開場合強調"法律與秩序",私下卻是為了設計出一套制度來處理黑人問題,而又不顯得是在針對黑人.這種"種族編碼"的語言,讓歧視政策在民主社會中獲得了道德上的護航.法西斯主義政治更擅長"反向指控".他們會率先指控對手"貪腐",然而這種貪腐的定義並非法律上的貪污,而是指"對傳統秩序的僭越".當少數族群,女性或邊緣群體在民主社會獲得權力時,法西斯主義者會將他們描繪成是對民族純潔性的"腐蝕",進而將這些群體參與政治本身定義為腐敗的表徵.這種操作的終極目標是"以民主摧毀民主",正如戈培爾所言"民主制度最諷刺之處在於它給了敵人摧毀自身的工具".當法律正當程序與權力制衡被指控為"偏見"或"腐敗"時,獨立司法體系便會隨之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對單一領袖的絕對忠誠.

                        在毀滅制度的同時,法西斯主義也致力於摧毀社會對事實的共識.透過"反對客觀事實"的策略,陰謀論取代了理性的公共討論.陰謀論的功能並非傳遞資訊,而是引發普遍的懷疑與仇恨,將媒體與教育機構塑造成陰謀的一部分.從"出生地陰謀論"到"披薩門",這些荒謬的言論都企圖創造一個"非現實"的環境,使大眾不再相信自身的經驗,轉而依賴強人領袖來提供唯一的現實感.當社會不再有共享的事實基礎時,理性的政策辯論便失去可能,政治淪為一場以強人為主角的娛樂表演.而領袖的"公開說謊"反而被視為敢於挑戰體制的"真誠".這種對真相的蔑視,必然伴隨著"反智"主義的興起,而大學與專業機構因為容納多元觀點,會成為法西斯主義反智的首要攻擊目標.他們指控大學是"xx主義"的洗腦基地,xx可以是"女性","世界","市場","社會",法西斯統治試圖將教育體系國有化,並將它轉化為灌輸國族驕傲與勞動紀律的宣傳工具.在這種環境下,語言被系統性簡化成貧瘠的口號與"咒語",旨在激發情緒而非傳遞理據,最終使大眾癱瘓成沒有思考能力,僅能受權威召喚的群體.

                       這一部分是我認為全書與當代社會連結最緊密,卻也最單薄之處.Stanley成書於社群媒體演算法尚未如今日這般深度介入公共輿論的年代,因此書中對"非現實"與"反智"的討論,更多聚焦在傳統宣傳機器,如廣播,演講,政黨報刊上,對於X,臉書,Thread這類演算法驅動,以情緒為燃料,由匿名帳號與境外協同操作大量參與的資訊戰生態,幾乎沒有著墨.而"假新聞"(Fake news)一詞在近十年被反覆用來指控主流媒體本身,恰恰示範了Stanley所說"反向指控"的當代升級版,不只是攻擊個別報導不實,而是系統性地打擊"新聞業"這個機構的信任基礎本身.這種手法無分陣營,在許多民主國家的公共討論中都能看到類似的變體.

                        當理性的防火牆被拆除後,法西斯主義便能順利地創造出危險的"他者".這種塑造是透過"法律與秩序"的修辭來實現的.法西斯主義將公民劃分為"天生守法"的優選種族.與"天生犯罪"的他者族群.透過語言上的"群際偏見",他們將外人的行為抽象化為不可磨滅的人格特質,比如將所有移民標籤為罪犯,而將自己人的錯誤視為偶然.這種語義陷阱為大規模監禁提供了心理基礎.作者以美國的"超級掠食者理論"為例,偽科學預言被用來引發道德恐慌,直接促成了針對非裔青少年的嚴苛法律,即便數據顯示犯罪率正在下降.這種政治手段的目的並非消除犯罪,而是透過法律暴力來固定社會的階層分野.這套分析架構,拿來檢視今年在西班牙北非飛地Ceuta爆發的移民危機,格外令人心驚.這本身是一起真實,複雜,涉及邊境法律程序漏洞,社群媒體假訊息,貧富落差推力,人口販運集團牟利等多重因素交織的公共治理危機,值得嚴肅,以事實為本的政策討論,如關於邊境安全,庇護程序效率,未成年無人陪伴移民的照護,這些都是任何負責任政府都必須面對的真問題.然而,Stanley的架構所警示的,正是這類真實危機如何被政治語言迅速轉譯為法西斯式的"他者"敘事.事件發生後,社群媒體上迅速出現將整起事件定性為"入侵"(invasión)的語言,把成千上萬懷抱經濟或人身安全考量而冒險渡海的個人,抽象化壓縮成一支對民族領土發動攻擊的"軍隊".也有評論刻意強調越境者以"役齡男性"為主.暗示這是一場精心策劃,針對西班牙國族存續的人口置換陰謀.而非個別家庭出於絕望的求生選擇.這正示範了史丹利所描述的"法律與秩序"修辭如何被即時政治動員,一起發生在他國飛地的邊境事件,如何被迅速轉化為證成歐洲其他國家(例如義大利)強化邊境管制,甚至暫停申根自由流動承諾的正當性資源.這正是"群際偏見"語言陷阱運作的實況演練.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留意,將所有邊境管控措施一概貼上法西斯標籤,同樣是一種化約,例如西班牙政府事後強調"幾乎所有越境人員都已遣返摩洛哥",顯示同一事件中其實同時存在著恐慌動員與理性治理兩種方向相反的政治語言,讀者需要學會分辨,而非將整起事件簡化為單一標籤 .

                        最能引發原始恐懼的武器莫過於"性焦慮",上述西班牙的例子中,相關的歐洲新聞就有類似的暗示語言.法西斯主義將民族想像成一個脆弱的父權家庭,而國家領袖則是負責保護家園的父親.他們將族群歧視與"被強暴的恐懼"緊密綁定,將少數族群或移民描繪成威脅國族女性與兒童的"性掠奪者".從納粹的"萊茵河黑色恐怖"到現代針對跨性別者的"廁所法案",性焦慮被轉化為政治槓桿,用以侵蝕個體的自由權利.Ceuta事件中可以看見類似的性別化敘事變體,強調入境者"幾乎全是年輕男性"本身,往往不是為了討論庇護程序中家庭團聚政策的缺失,而是暗示這群人構成對本地女性,對"純潔家園"的潛在性威脅,這種政治技術將男子氣概置於核心,並以此正當化對任何偏離傳統性別秩序行為的鎮壓,宣稱這是為了恢復民族的自然秩序與尊嚴.這種對秩序的迷戀同時表現在地理空間的對立上.法西斯主義神話化了"鄉村"的純樸與勤奮,並妖魔化了"城市"的混亂與墮落.城市被描繪成世界主義,種族混合與性偏差的"膿瘡",而鄉村則是民族血統與傳統價值永保青春的泉源.這種空間政治利用了鄉村選民對全球化經濟的失落感,製造出"勤奮鄉村供養懶惰城市"的幻覺,破壞了社會的團結與同理心.對法西斯主義而言,消滅"城市的墮落"不僅是為了環境,更是為了消除所有反對威權統一性的自由空間.

                       在法西斯主義的末端,"勞動"被轉化為一套去人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勞動帶來自由"這一標語反映了它的核心觀念,人的價值完全取決於他的經濟產出.法西斯主義政治將少數族群抹黑為依賴國家救濟的"寄生蟲",宣稱他們正在蠶食勤奮公民的成果.這種敘事成功地將社會保障的討論轉化為一場關於"配不配得到"的道德審判.更陰險的是.他們會透過沒收財產,限制就業等政策,人為的創造出這些族群貧困與失業的現實,再反過來指控他們"天性懶惰",從而為驅逐或大規模監禁提供合理化藉口.正因如此,"工會"成了法西斯主義的眼中釘.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反覆攻擊工會,因為工會能建立起跨越族群與宗教的階級團結感.這會破壞法西斯主義賴以生存的種族對立.作者同時指出美國的工作權立法歷史,也顯示這類法律起初就是為了阻止白人與黑人勞工稱兄道弟而設計的.法西斯主義透過將勞工原子化,剝奪他們集體議價能力,並引導他們將經濟挫折轉向對更弱勢族群的怨恨,從而鞏固領袖的威權地位.這一套"誰配得到福利"的道德審判語言,其實也是最容易跨越國界,被不同社會反覆借用的一套修辭,它不需要真正的種族主義前提,只需要一個可以被指認為"不夠努力"的他者群體即可運作,這也是為什麼這套技術即使在種族議題不那麼尖銳的社會裡.依然能找到市場.

                         Stanley的十個關鍵字可以是一副看穿法西斯趨向的眼鏡,他雖然再三提醒讀者要避免落入化約式標籤化,但這副眼鏡確實照出了幾個值得警覺的局部徵候.第一個徵候是歷史記憶的工具化.轉型正義的工程本應是"拒絕神話過去,正視真實複雜歷史"的實踐典範.然而,當歷史記憶被簡化為單一陣營專屬的道德資本,用來一次性地將整個對立陣營釘死在"加害者"或"被害者"的標籤上,而不再容許複雜的個人選擇與時代情境被理解時,歷史論述本身就有被政治宣傳工具化的風險,這正是本書所警告的,神話化的過去,無論是被美化還是被單一化的過去,都會遮蔽真實.第二個徵候是網路空間中的"群際偏見"語言與人肉出征文化.無論在黨派,世代,性別或其他議題上,將對立方的個別失言或個案行為,迅速抽象化為"這整個群體就是這樣"的集體人格指控,同時將自身陣營內部相似的失誤輕描淡寫為個別特例,這正是書中描述的"群際偏見"在網路匿名文化中的加速版本.而"亡國感"這類訴諸集體存續焦慮,動員受害者意識的政治語言,在不同陣營,不同選舉週期中都曾被不同程度地使用,說明這套修辭工具本身是中性可攜的技術,不專屬於特定政治立場,任何陣營都可能在特定時刻取用它.第三個徵候,是資訊戰的外部性.來自境外,有組織的認知作戰與假訊息操作,資訊生態的脆弱性,本身就是可以被利用的攻擊面,無論攻擊者的意識形態立場為何,但除了列出以上徵候之外,我想強調的是: 這套診斷語言最容易被誤用的方式,就是被簡化,降格成一句罵人的髒話.真正有意義的用法,是把這套語言當成一份自我檢查清單,檢查自己所支持的陣營,自己習慣閱讀的媒體,自己轉發的貼文,是否也在不自覺中使用著神話過去,受害者意識,群際偏見這些技術,警惕法西斯主義,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己內部而非只是對手.第四個值得一提的徵候,是"勞動與福利配得感"這套修辭在台灣社會的變體.Stanley指出,法西斯政治擅長把社會保障討論轉化為"誰配得到"的道德審判,這套邏輯不需要嚴格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前提就能運作.在本地的公共討論中,類似的語言結構也曾出現在對特定移工群體,特定世代,甚至對特定職業別的福利資格爭論裡.當討論的重點從"制度設計是否公平有效"滑向"這群人本質上是不是懶惰的,不知感恩的,不配得到照顧的",就已經悄悄從政策辯論滑進了本書所警告的去人化邏輯,這提醒我們,這套修辭技術之所以危險,正是因為它的可攜性極高,不需要依附在種族主義之上,任何社會裡只要存在資源分配的焦慮,都可能被挪用.以上四個徵候,合起來構成的並不是本地正走向法西斯的診斷,而是一份提醒:民主社會的免疫力不是一次性建立就永久有效的,它需要每個世代,面對每一次新的社會焦慮,無論是移民,世代正義,還是資訊戰,重新有意識的去辨識並抵抗這些語言技術的誘惑.

                        法西斯主義的誘惑在於它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解方".一個可以被責難的敵人,一個光榮的過去認同,以及一個承諾恢復秩序的強人領袖.然而,這套解方是以犧牲他人尊嚴與民主自由為代價的.我們正處於一個"正常化"的陷阱之中.當極端的言行,歧視性的修辭與對真相的公然蔑視逐漸成為日常,人們會開始低估其有害程度,甚至認為不再值得動怒.這種正常化將在道德上極端的事物轉化為日常,讓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崩解.本書選擇用十個關鍵字而非完整的歷史敘事來組織全書,固然讓論證清晰銳利,便於套用到任何國家的當代處境,但代價是深度的犧牲.每個關鍵字底下,原本足以獨立成書的歷史案例,在書中都被壓縮成三五頁的引證式論述,讀者若缺乏額外的歷史背景,很容易把這套框架當成一份"懶人包",不假思索的套用在任何自己不喜歡的政治對手身上,而這恰恰是作者在書中反覆警告的"反智"陷阱的翻版,用簡化的口號取代費力的思辨.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或許不在於它給出的答案,而在於它逼著讀者去做一件更困難的事,在指認他人之前,先誠實地檢查自己.面對法西斯主義的再興,我們的警戒必須建立在對其運作機制的深刻理解上,我們必須拒絕那種將社會複雜問題簡化為"我們"與"他們"之爭的誘惑,無論這種簡化來自政治光譜的哪一端.我們必須堅守教育的多元與事實的客觀,確保歷史不再是政治宣傳的工具,而是反思與對話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重建同理心與階級團結,看穿法西斯主義如何利用受害者情結來撕裂社會.如果要為這本書提出一個具體的補充建議,我認為它最欠缺的一章,是"如何抵抗",作者花了絕大部分篇幅精準的拆解法西斯政治的運作零件,卻幾乎沒有給出對應的,可操作的公民行動方案,幾乎把解方留白給讀者自己去想像.真正有效的抵抗,恐怕不只是在網路上指認誰是法西斯,而是包括重建地方社群的實體連結,支持獨立且有公信力的新聞機構,在教育體系中保留容納歧見的空間,以及最根本的,願意花時間去理解讓一個人被神話過去與受害者意識吸引的真實生活處境,而不是急著把對方標籤化,他者化. 畢竟,法西斯主義最擅長的,就是把複雜的人簡化成一個符號.而抵抗的起點,或許就是拒絕對任何人做同樣的事,包括我們的政治對手.民主的韌性,最終不取決於我們能多快指認出敵人,而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在恐懼與焦慮之中,依然選擇守住對客觀事實的尊重,以及對異己者的同理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