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活著的歷史，韓國「慰安婦」受害奶奶的證詞

 

草：活著的歷史，韓國「慰安婦」受害奶奶的證詞(풀,金錦淑 Gendry-Kim Keum Suk)

                    草會記得被踩過的地方嗎?!

                    金錦淑的圖像作品"草",以水墨般濃淡交錯的筆觸,紀錄了韓國"慰安婦"李玉善奶奶大半生的遭遇.一段從貧困少女被誘騙,轉賣,到被迫踏入日軍慰安所,再到戰後長年滯留異鄉,於現實與記憶邊緣掙扎的漫長歷史.水墨渲染出時代的荒涼,也映照出一棵被反覆踐踏卻依然挺立的"草".讀完之後我沒有太多感悟,是因為痛的位置偏了.這類作品不多,但也不少看,痛沒有落在李玉善奶奶身上,而落在畫格邊緣那些一閃而過,甚至沒有被畫出正臉的人身上.

                   常規的歷史敘事,習慣把罪惡簡化成幾個高高在上的象徵性符號: 獨裁者,軍事首長,簽署公文的政客.他們的名字在教科書裡被反覆審判,在紀錄片中被公開釘上恥辱柱.但真正把李玉善奶奶強行拉上車,在街巷間吆喝抓人的,卻是那些穿著制服,甚至只穿便服的"第一線執行者",街角的基層警察,手持槍械的巡邏兵,專責逮捕與訊問的下級官吏,或是靠販賣人口牟取微薄利潤的仲介.他們在歷史的鏡頭前幾乎全是無名者,沒有留下心路歷程的日誌,也沒有在戰後法庭上被叫出全名.在"草"的畫頁裡,他們的臉常常只是一片陰影,幾筆粗獷的墨痕,或一個冷酷的背影.

                   文學與影視處理這類角色時,習慣賦予他們某種狂暴或變態的戲劇性,但現實往往比戲劇更令人窒息:這些人大概率只是當時社會裡最平凡不過的普通人.而正是這種平凡,構成了最具嘲諷意味的悖論.當平庸的惡在龐大體制裡完成運轉之後,這些無名的兇嫌去了哪裡?答案往往令人悚然,他們安全地回到了日常生活的褶皺裡,脫下那身給予他們暴力特權的制服,洗淨雙手的血腥與泥濘,重新變回慈祥的父親,和藹的鄰居,兢兢業業的店主.他們坐在陽光普照的庭院裡喝茶,抱著孫子談論天氣,安然享受和平年代的歲月靜好.他們是否曾有過一絲歉疚,或者早已備妥一套精密的自我防衛話術,把當年的哀號與屈辱統統封存在記憶底層?"奉命行事","特殊年代","大家都一樣",這些語言成了他們靈魂最好的避難所.他們不必為自己的作為承擔法律責罰,也不必在道德上受良心拷問.更微妙的是,這些人往往帶著一種"怕人知道"的機敏:不主動提及,不留下痕跡,以近乎優雅的安靜,把自己徹底洗白於時間的洪流之中.

                    歷史很擅長給苦難一張臉.倖存者有名字,生日,有可以被指認的皺紋與眼神,於是她們的痛得以被記住,被悼念.但執行暴力的那雙手?那雙簽字的手,蓋章的手,拖拽的手,它們幾乎從不留下指紋,彷彿暴力是一種天氣,是時代自己下的雨,沒有人負責降下它,大家只是撐傘,或者被淋濕.歷史寬容了齒輪,只審判偶爾露臉的首謀,彷彿抓住幾張足夠醒目的臉,其餘那些手就可以功成身退,隱入灰燼,連骨灰都不必揚起.

                   無名作惡者的個體安眠,恰好與某種國家級別的集體靜默形成了驚人的同構.日本作為影視與娛樂產業高度發達的文化大國,大眾流行文化在面對二戰殖民與戰爭行為,特別是殖民地區慰安婦與強制勞役時,呈現出近乎完美的"空白".文學,動漫,電視劇與電影世界裡,能看到無數關於戰後傷痕,家園重建的抽象感傷,卻極難看到對第一線施暴者角色的深入自我審視.這種文化上的靜默顯然不是偶發的疏漏,比較像是未曾商議的集體圖謀,賭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賭後人的記憶短暫,賭當事人相繼離世,賭現實的忙碌會磨平歷史的稜角.只要把不堪過往靜默的拖過當代,深埋在灰燼之下,幾十年後當最後一位像李玉善奶奶這樣的證人閉上眼睛,這頁醜惡的過往便能自動被塗銷,彷彿從未發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是很美的句子,但用在這裡,是一種修辭上的聰慧,它把本該沉重的航跡,美化成了風景.

                   對無名作惡者的詰問,不該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從慰安婦拉伕,到後來的白色恐怖裡那些專責跟蹤,逮捕,訊問與刑求的基層人員,還是替威權統治者施行假宣傳的文人側翼,這些"沒有名字的人"始終是暴政得以落地的最後一哩路.若我們只滿足於批判遠端的最高權力者,而放過每一個伸出魔爪的具體手臂,歷史的悲劇便永遠保有隨時復活的土壤.

                   草是最卑微的植物,卻也最難被徹底除盡.它記得被踩過的地方,因為它會在同一個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長出來.李玉善奶奶的記憶被金錦淑留在畫中,在荒涼中站成一棵挺拔的草,而那些隱身於歲月靜好中的無名兇嫌,縱使逃脫了現實法庭的審判,終將被這股由無數個體記憶所匯聚成的清風,一次次吹開他們試圖掩蓋的灰燼,露出那從未洗淨的罪咎.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