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rm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y and Close Combat in the 21st Century(Jack Watling)

                         今年國內的漢光演習將進行一項過去從未演練過的科目"斷網".別說大多數民間人士對此不解,恐怕就連我國軍方人士都還沒想好施行這項科目的目的與細節.事實上,個人以為光是斷網還不夠,應該施行的是能源進口受阻後我方遭遇"斷電"的科目.從2020年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間的首場無人機戰爭,到2021起並延續至今的俄烏戰爭,胡塞武裝,伊朗反擊以色列,這些近年衝突呈現的樣貌,都與1991年的沙漠風暴,及本世紀開端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進軍的型態大不相同.你看不到坦克群對峙互轟大戰,也沒有集中的傳統火炮與飛機轟炸.有的只是毫無聲響的無人機遠征,與精準巡弋飛彈攻擊.不是大部隊集結出發,或是連排展開步兵衝鋒的傳統戰法.只有雙眼迷離,絕望仰望著頭頂那即將送他最後一程無人機的個別單兵,因為戰爭型態已經從"機械化"走向"資訊化",'集中火力"讓位給"精準打擊","大部隊"組成"碎片化","郊野對抗"轉為"城市攻防".所以我才認為何不同時嘗試斷電,因為"電"就是資訊,就是無人機,就是AI算力,就是感測器,就是通訊,就是網路,沒有足夠電力,資訊戰將面臨考驗,沒有電,所有的資訊武器將淪為無用,電就是資訊戰之母.對現代城市來說,停電意味著會接著停水.數日無水無電,馬桶累積屎尿臭不可聞,民生衛生體系癱瘓的極限困境,才能讓社會真正體會戰爭的殘酷.相比之下,僅演練"斷網30分鐘",對模擬真實戰場衝擊的意義實在極為有限.

                         當然,斷電建議純屬杞人憂天,畢竟我國國防戰爭觀還停留在上世紀,重視坦克裝甲,與大口徑火炮火力的時代,步兵還在練習90年代前形成的野戰教案,以本地丘陵地形為主導的連排班攻擊,防禦,以及某些人依然迷戀的單兵刺槍術.而不是現代城鎮戰要求部隊碎片化結構,單兵人人能操控無人機,肩射飛彈.在未來戰爭的觀念中,已經不再把無人機視作純粹飛機,而是將它當作彈藥看待.

                        正因我國建軍思維與演練科目仍常陷於舊時代的窠臼,英國軍事學者 Jack Watling 在其著作"The Arms of the Future",書名中文直譯為"未來武器：21世紀的技術與近戰"中所提出的警訊與轉型藍圖,便顯得格外具備批判性與參考價值.作者 Jack Watling 是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陸戰高級研究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r Land Warfare),在過去幾年中與英國軍方在部隊現代化方面有密切合作,並廣泛參與了多國軍隊的演習與實戰觀察,包括在烏克蘭觀察對抗俄軍的行動.Watling 透過這本書,試圖為包括英國在內的現代軍隊提供一個"可實現的路徑",讓軍隊能從二戰以來的機械化模式,轉型為能適應2030–2050年戰場環境的資訊化部隊.並建議現在的決策高層應該逐漸拋棄以M1A2,豹2這類坦克防護火砲為主的陸上作戰,建軍思維.

                       Watling開頭便強調21世紀的戰爭已經從"機械化"向"資訊化"轉向,他提出了有關戰爭型態轉變的五種面向與變革來說明.而第一項的轉變是感測器(sensors)的精進,主要是因為隨著感測器與機器學習技術的飛躍,傳統以"重裝甲"和"大規模集結"為基礎的作戰模式,在"透明戰場"中已變得極其脆弱,軍隊必須轉向以特徵管理,分散生存與資訊博弈為核心的新型戰爭形態.這場現代戰爭革新的條鏈條的起點,是感測器技術的突破,各種新型的雷達,紅外線,聲波測量功能的精進已經摧毀了過去戰爭強調的"行動驚喜"的可能性,也就是靠著所謂的無聲突襲已經越發不可行.Watling以自己親歷的一場軍演說明,在一輛2K12"Kub"防空飛彈車的1S91雷達操作台前,作業員鎖定了一架無人機,耗時九秒完成鎖定,但真相是,這其實是兩架無人機間完美錯位飛行,Kub系統三組感測器分別由不同操作員負責,彼此不知情,資訊不能聯通,竟在目標切換的瞬間鎖定到錯的對象,鎖定的是剛剛才降落的另一架機體,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 "人類判讀的限制".這個案例揭示了舊世代系統的根本弱點,並非擁有再多感測器與無人機,而系統彼此無法即時融合資訊,仍仰賴人工判讀,就依然可能在關鍵瞬間鎖錯目標.換言之,真正決定是否邁入資訊化戰爭的關鍵,不是無人機或感測器的數量,而是這些系統能否被整合成一套即時共享的判讀網路.作者緊接著對比的另一個案例,在美式足球NFL賽事安檢中,一套結合聲學陣列,電子戰分光計與電光感測器的實驗系統,它能在現場數萬人嘈雜背景中做到100%準確辨識入侵現場直播偷拍的無人機,甚至能正確分類從未見過的機型,說明了機器學習如何讓"需要多少訊號量才能被鎖定"這個門檻降低了好幾個數量級.感測器的靈敏度提升,使得過去認識的戰場空間已經變得很難隱藏東西,加上AI輔助,辨識所需的"特徵量"本身被壓縮到近乎於零,在這種精準火力"看見即摧毀"的前提下,傳統以隱蔽,機動,突襲為基礎的戰術邏輯,對大規模集結的部隊而言已幾乎失效.

                      第二項戰爭型態轉變的觀察就是"頻譜爭奪"(Contesting the Spectrum).雖然感測器產生的大量數據要能轉化為戰場優勢,前提是這些資訊必須能被有效傳遞與整合,否則便為無用.而傳遞資訊需要網路,頻譜,頻寬.過去的資訊環境是"供不應求",處理資訊的能力大於資訊產出量,但如今幾乎每個平民,每支軍用載具都在被動或主動的產生數據,資訊環境已徹底反轉為"供過於求".正是這種過剩,催生了如美軍"JAD-C2"(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聯合全域指揮管制),解放軍聯合火力體系這類"全域集中指揮"的宏大願景,Watling甚至將這些比擬為科幻小說"戰爭遊戲"(Ender's Game)中由單一戰場意識統籌全軍數據資訊傳遞的想像,正因爲頻譜頻寬有限,最有價值最緊急的資訊流才有資格使用它,必須由中心化的單位調控,但這個願景施行上也難以完全實踐,除了"頻譜爭奪日益激烈"外,純軍用網路訊號特徵太過清晰,容易被電子戰鎖定摧毀,但若借用民用4G/5G基礎設施以求隱蔽,又同時暴露在被滲透與竊聽的風險之下.正是在這個雙輸兩難中,MANET( Mobile Ad Hoc Network,我翻成'行動隨意網路'或 '網狀網路')成為折衷解方,它讓節點無需依賴中心化路由器即可互相轉傳資訊,在電磁頻譜上呈現如霧狀模糊的訊號輪廓,難以被測向定位.但這個解方本身也有代價,每個節點都是收發器,意味著更多無線電,更高耗電量,且故障排除的責任從中央下放到每個持有裝置的單兵個人身上,反而可能干擾其專注近戰的能力.換言之,軍隊在"追求資訊連結傳送"與"洩露特徵"之間的結構性兩難,永遠無法被完全解決,只能不斷權衡.

                      即便資訊流動的兩難能被部分克服,感測與打擊能力的持續躍進,仍可能直接導致了物理防護邏輯的失效,這便是戰場型態改變的第三項原因"防護幻覺"(Protection is an illusion).受限於載具重量與物流基礎設施的載重上限,防護技術的提升軌跡只能呈"對數成長",比如坦克車的裝甲厚度,相對的,精準武器藉由更高功率,更精確制導與更長射程,殺傷力卻正呈"指數成長".現代最新的攻頂武器(top-attack munitions)正是針對這個落差做出最赤裸的展現,它不再瞄準裝甲車輛最厚防護向來集中的正面與側面,攻頂彈藥直接繞過這個設計邏輯,攻擊裝甲最薄弱的頂部,這使得傳統厚重裝甲,在面對這類多階段精準打擊時,淪為一種"安全的幻覺",甲車內士兵仍相信自己被保護著,但物理現實早已不然,烏克蘭戰場已經清楚說明了這一點,新聞喜歡俗稱攻擊戰車車頂為"開罐頭".由於"集結即死亡",部隊被迫分散以求生存,這雖然降低了被鎖定摧毀的機率,卻也連帶削弱了裝甲部隊集中衝擊力的能力,並將壓力直接轉嫁給下一環"後勤系統".

                      部隊分散求生的代價,具體而微的體現在後勤系統的結構性脆弱上,作者認為未來戰場環境的第四項最大變化在於後勤系統需要"長出牙齒"( the tail needs teeth).傳統的後勤模式,不論是"雙金字塔型"或"沙漏狀型",前線與後方支援中心都高度集中,這種集中性在"感測器"與"長程精準火力"的時代,反而成為優質先行打擊目標.作者引用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實證案例,2022年7月,俄軍在頓巴斯的補給與指揮節點,在短短三週內就有超過100處遭烏克蘭以GMLRS(Guided 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導引式多管火箭系統)摧毀,直接癱瘓了俄軍原本要銜接北頓內茨克戰果的攻勢節奏.這個案例證明了一個關鍵轉折,"速度"(tempo)這個機械化戰爭的核心優勢本身被瓦解了.一支部隊一旦與後勤脫節,能維持行動的時間急遽縮短,而行動得越快,脫節後停擺得也越快,因為完全不再能補充彈藥,與其他軍需.因此,後勤再也不能被視為躲在安全後方的雜務工作,而必須具備自衛能力,也就是Watling所稱的"長出牙齒",以小批次分散運作,並與戰鬥行動高度同步. 事實上Watling對此有更具體的著墨,他指出感測器,通訊裝備與單兵系統的耗電需求正急遽攀升,使得部隊即便原地不動,也必須持續補充電力與電池,而電池不僅維修門檻高,損毀後更有自燃風險.這正好印證了我在文章開頭的提議：斷電情境.理應與斷網一樣被納入漢光演習的核心科目.不過這種新方式雖然提高了生存力,卻也以犧牲運輸效率與規模經濟為必然代價.傳統戰爭觀中,後勤軍官長期被排除在高階作戰規劃之外,但在感測與打擊能力交織的未來戰場,後勤整合能力恐怕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想想我國的彈藥儲備與戰場運輸,電力供給設施都屬於廣域的後勤一環,便不難意識到我方在這個環節上的脆弱性有多深.

                       第五項未來戰爭型態的轉變便是"喋血街頭"(Blood in the Streets).當開闊地帶因感測器與火力的高度飽和而變得無法生存,戰爭的重心便無可避免的將向城市轉移,城市建築的物理結構,將接戰距離壓縮到"感測器優勢難以發揮"的極短範圍,成為抵銷敵方遠程精準打擊的最後庇護所.伊拉克與伊斯蘭國之間的摩蘇爾之役是這個論點最有力的實證,伊斯蘭國僅以5,000至8,000名戰士,抵抗超過10萬人的攻城部隊長達252天,兵力懸殊逾十倍卻仍能延續近九個月的抵抗,正說明了都市地形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兵力比與戰鬥節奏的傳統計算方式.同時,現代城市戰場的爭奪已不再僅是物理空間的問題,而是同時涉及由電力,通訊數據構成的"虛擬地形",以及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即時參與,甚至左右戰爭敘事的平民行為者.這使得都市戰的複雜度遠超傳統巷戰的想像.與此同時,城市戰"碎石化"(rubbleization)帶來的代價也不容忽視,馬里烏波爾的毀滅程度遠超俄羅斯在制裁下所能修復的能力,形成戰略上得不償失的局面.相對地,赫爾松因未經過激烈巷戰,俄軍得以完整接收港口與地方政府機能,兩者形成鮮明對比,說明了"攻佔一座城市"與"摧毀一座城市"之間存在著決定性的戰略差異.

                        在所提出的"機械化戰爭支柱崩解"基礎之上,Watling指出當技術進步消滅了"行動驚喜"並使重裝甲車物理防護失效時,軍隊必須透過動態操控"戰場幾何學"(Battlefield Geometry),來重塑勝利的可能,並將部隊職能重新劃分為四大各司其職且邏輯互補的"作戰體系": 機動(Manoeuvre System) ,火力(Fires System),突擊(Assault System)支援(Support System),以應對高度透明且精準致命的未來戰場.當感測器與精準火力的結合使得傳統的"前線"與"後方"概念變得模糊,敵我雙方都能在數十公里外偵測並打擊對方,一條清晰的"戰線"本身就成了一種過時的想像,在英國提德沃斯的一場兵棋推演中,皇家威爾斯戰鬥群的軍官們發現,旅部劃分防區時,竟把敵方最可能的主要進攻軸線,恰好劃在兩個戰鬥群的責任分界線上,導致沒有任何一方能對這條最危險的軸線擁有完整指揮權,這個規劃失誤揭示了傳統"劃線"邏輯的根本問題,戰場幾何學一旦設計不當,會直接癱瘓指揮的統一性,作者緊接著引用了俄軍在基輔戰役潰敗的實例作為更慘烈的印證,多支俄軍部隊同時試圖沿兩條主要補給路線推進,結果彼此堵死,車隊只能在原地怠速等待,最終在烏軍砲火下淪為活靶.

                       "健全的戰場幾何學"(sound battlefield geometry)作為替代方案,將戰場重新定義為由雙方能力動態決定的三個區域,"機遇區"(zone of opportunity),"爭奪區"(contested zone)與"風險區"(zone of risk),並具體給出參考尺度,風險區約在敵方非制導火砲射程內的30公里範圍,其後是約60公里的爭奪帶,取決於偵察與反偵察戰鬥的進展.這種觀點背後的因果關係非常明確,既然無法再依靠物理掩體或厚重裝甲來集結兵力,指揮官就必須透過機動與火力的結合,主動壓制,致盲敵方的感測器與通訊節點,將原本危險的爭奪區逐步轉化為我方的機遇區,從而在短暫的時間窗口內創造集結與進攻的條件.這標誌著"戰爭性質的轉變",即在"作戰層級"上趨於"陣地化"(positional warfare,作者引用俄軍'破碎戰場'與解放軍'體系破擊戰'概念作為印證),但在戰術執行上必須維持高度的"機動性".

                         首先登場的是"機動體系".它不再被視為裝甲衝撞的先鋒,而是軍隊的"眼睛"與"屏障",任務是深入爭奪區進行偵察與反偵察篩選,透過不斷消滅敵方的嵌入式感測器來擴張我方的"機遇區",並為後方火力提供目標導引.2013年芬蘭陸軍的一場實兵演習,由後來成為芬蘭情報首長的Pekka Toveri指揮"假想敵"裝甲部隊,測試芬蘭原本設計用來拖慢俄軍裝甲的"縱深輕型偵察屏障"( light reconnaissance forces)概念.Toveri下令部隊全速密集前進,不做任何隱蔽,結果偵察兵根本來不及呼叫火力支援,裝甲部隊就已直接突破屏障,殺到目標.這場演習表面上像是"速度戰勝偵察"的反證,但作者的真正結論是"偵察部隊若只具備下車滲透能力卻缺乏有機機動力,就永遠追不上高速穿插的敵軍".換言之,機動體系的核心不是"藏得多深",而是必須同時具備滲透偵察與快速機動兩種矛盾能力,這正是您前面所強調"屏障"與"眼睛"職能必須並存的關鍵理由.

                         "火力體系"的革命性轉型不再僅是"支援"角色,而是實施"以火機動"(Manoeuvre by Fire)的核心.書中用一個具體的戰術想定示範了這個概念如何運作,一支偵察小組夜間潛入樹林觀察一處敵軍防禦村落,透過熱成像,聲學感測器與衛星影像逐步標定出敵方指揮節點,防空雷達陣地與砲兵藏身處.隨後無人機被派往查證,遭防空雷達開火擊落,但雷達的開機瞬間反而暴露了自身位置,隨即遭到二次無人機蜂群攻擊與精準彈藥打擊.防空系統被摧毀後觸發敵方反砲兵雷達照射,敵軍火砲開火反制,但此時己方系統早已完成打了就跑的位移,逃過反砲兵火力.這個層層遞進的"偵察-打擊循環",正是"以火機動"的實際樣貌.它的核心機制並非單純"用密集砲火迫使敵軍分散",而是透過持續的偵察與精準打擊循環,逐一致盲,致殘,拔除敵方的防禦節點,為後續突擊掃清障礙,但它與"集結即死亡"所描述的"分散求生"邏輯性質不同,是主動塑造敵方而非被動求生.而支撐這整套循環得以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正是AI在目標融合與火控管理上的角色,AI能協助分析多源感測數據,標記重複偵測,輔助判斷目標是否被誤標,大幅壓縮了傳統火力協調所需的時間.

                        當環境被火力體系與機動體系塑造完成後,"突擊體系"便登場接手血腥的最後一哩路."突擊體系"被定義為一套專業化的力量,核心觀點在於城市戰需要與開闊地帶完全不同的邏輯,是一種低節奏,高強度的近距離戰鬥,必須依賴專業的破障工兵,3D合成環境模擬以及"機器人自主系統"(RAS, Robotic and Autonomous Systems).書中對此有相當具體的裝備配置描述,一組戰術單位會用機動效用車輛拖曳RAS平台進入戰區,每輛車配置四名人員,包括RAS操作員,防空飛彈小組,通信兵與機械維修員,選定制高點部署RAS後,由IS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情報,監視,與偵查)型RAS自動標記可疑目標,交由操作員確認,再由配備重機槍與反戰車飛彈的武裝型RAS執行接戰,形成一套半自主的火力掩護網,而此處最值得留意的,是"突擊"與"控制"職能的脫鉤.作者認為突擊部隊本身就是紀律較差的控制部隊,因為經過訓練,準備衝入防禦目標的部隊,心理上處於高壓,易生暴力反應的狀態,英國陸軍歷史上"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事件,動用突擊型部隊執行群眾管制任務,最終釀成悲劇.因此Watling主張突擊部隊負責奪取目標後,必須立刻交棒給專門的控制部隊接管,控制部隊的任務包括固守地盤,管理平民人口,確保基礎設施安全與蒐集情報,以避免戰果因地下網路,潛伏敵軍或混入平民中的殘餘勢力而流失.

                       為了維繫上面三套高技術,高消耗體系的運作,"支援體系"必須從躲在後方的雜務轉型為具備防衛能力的作戰核心,這概念也直接回應了前面所述關於後勤脆弱性的警告."支援體系"的核心在於建立分散式的"作業小組"(works groups).利用貨櫃化,預測性後推後勤(predictive push logistics)與偽裝誘餌來對抗敵方的長程偵打.誘餌能拖慢敵方規劃打擊的節奏,因為敵人必須耗費資源分辨真偽目標,若敵人選擇投入資源做這道甄別程序,就等於間接消耗了寶貴的ISR資源.若敵人選擇不做甄別而直接開火,則會浪費大量彈藥在假目標上,兩種選擇對防禦方都是淨賺.科索沃戰爭期間,塞爾維亞部隊每晚用塑膠布覆蓋機場跑道,讓它從上方看起來完好無損,成功誘使北約反覆轟炸同一條已毀壞的跑道.烏克蘭部隊則反其道而行,把已修復建築物拍下並列印出"毀損前"的殘破影像,鋪蓋在修復後的屋頂上,使俄軍的戰損評估誤判已修復的目標仍是廢墟,這兩個案例生動地說明了支援體系不再只是被動維持後勤運轉,而是主動參與資訊與認知層面的博弈.一個關鍵的邏輯突破,則是"指揮與管制的脫鉤",支援體系主張將決策指揮部設在具備充分防護與資訊獲取能力的後方,使它遠離瞬息萬變的戰術管制中心.這裡便點出Watling認為指揮官真正的任務是執行資源優先順序,風險門檻的判斷,這些決策需要的是"時機"(timing)而不是"速度"(tempo),而要判斷準確的時機,指揮官必須有充分的資訊與思考空間,這正是把指揮部放進具防護的支援體系,而非置身瞬息萬變的戰術前線的根本理由,因此國防部長不需要知道斷網30分鐘演習的細節,但他要知道關於構建斷網科目相關建置作業的根本思考邏輯與目標.

                         在剖析完戰術層面的四大體系後,Watling 將論述提升至"戰略與制度"的宏觀視野.他指出,資訊化戰爭的技術特質正導致各作戰領域(Domain)在戰術邏輯上發生"發散",他試圖將前兩部分所建構的技術與戰術體系,置入更廣泛的聯合作戰,制度改革與政策制定脈絡中進行探討.這種變化要求軍隊必須重新設定轉型的制度優先順序,並最終重塑國家運用軍事武力作為政治工具的邏輯,Watling推進的是一條由外而內,由技術而政治的鏈條,先確立陸軍與其他領域"戰略上互依,戰術上獨立"的現實.再依此現實推導出制度轉型該優先投資什麼,放棄什麼,最後將這套經過改造的軍事工具放回國家戰略決策的脈絡中,追問它到底能不能被用來達成政治目的.比如Watling 強調,傳統軍隊將無人機(UAS)視為"航空器",導致飛行需要複雜的空域劃設,執照與嚴格官僚審查.但新的實戰中無人機應被視為"消耗性彈藥",這種將新科技強行套入舊有行政法規的官僚思維,正是阻止現代化技術普及至班排層級的最大障礙。」

                       作者指出儘管當前軍事論述強調"多領域作戰"(MDO,Multi-Domain Operations)的融合,但現實中各領域正因技術限制而走向不同的發展路徑."太空領域"因商用衛星的普及而變得更具韌性,書中舉了一個很生動的案例,一支烏克蘭偵察小隊在距俄軍電子戰系統僅15公里處準備施放無人機,他們關閉手機,不用軍規電台,改用一具藏在土堆後,連接可攜式發電機的小型衛星天線取得網路訊號來規劃航線,而這具天線連上的並非軍用衛星,而是民用的星鏈(Starlink).俄軍部署的Krasukha-4電子戰系統原本設計用來壓制數量有限的高價值軍用衛星,但面對馬斯克旗下數千顆規模的商用衛星卻完全無用武之地,這說明了"量"本身如何從弱點轉化為防護.但作者強調,這並不代表太空支援只是單純的通訊鏈路,太空部隊必須深入陸海空各領域的火控指揮部,提供即時態勢感知與選項,這是一種技術層級的深度整合,不再是過去那種"打電話借頻寬"式的支援關係.相反的,"空中領域"因地對空威脅的劇增,正面臨一場戰法上的根本轉向,驅動這場轉向的,並不是單純的"防空壓制"(SEAD, Suppression of Enemy Air Defence)需求增加,而是SACLOS(Semi-Automatic Command to Line Of Sight )導引,多發射管遙控操作等新一代防空系統的普及,讓傳統"短暫壓制,快速通過"的做法不再可靠,迫使空軍必須從"壓制"徹底轉向"摧毀"(DEAD, Destruction of Enemy Air Defence)敵方防空節點,才能安全在戰場上空活動.這意味著在衝突初期,空軍必須先投入代價高昂的"DEAD"作戰清空空域,難以即時為地面部隊提供密接支援,而地面部隊必須在缺乏即時空優的情況下自立自強."海上力量"則因長程反艦飛彈的威脅而被推離近岸,由於海上感測地面遠比地面感測海上困難,這使得反艦飛彈的密度優勢完全站在陸地一方,把兩棲登陸這種抵近作戰逼成幾乎不可行的選項.但這對海權本身影響有限,因為制海與封鎖從不需要抵近海岸,而是取決於對關鍵航運瓶頸的控制,全球逾九成貿易靠海運,烏克蘭在黑海遭到的遠距封鎖正是最鮮活的實證.至於"網路空間"則因爲它具有緩慢且具備高度政治性的特質,使其在戰場邏輯上更接近政治作戰而不是戰術支援,書中指出網路作戰需要以年為單位事先布建存取管道,且效果不可預測,因為對手隨時可能斷線,修補或改動網路使酬載失效,這種"慢且不可預測"的特質與陸軍"戰術上機動,行動迅速"的節奏完全不相容,因此網路部隊的首要目標往往是社會與公眾信任本身,而非直接支援前線作戰.這種多領域間的"發散"現象,產生了戰術上獨立運作但戰略上高度互依的因果關係,地面部隊必須在缺乏即時海空支援的情況下,具備獨立生存與爭奪感測優勢的能力,才能為海空力量創造進入戰場的"窗口".

                      為了應對上面所說領域環境的變化,制度轉型的優先順序必須從單純追求武器系統硬體平台轉向對"系統連結"與"專業能力"的投資.雖然網路現代化是轉型的首要前提,但作者認為必須捨棄建立單一萬能網絡的幻想,改為針對戰術層,感測器對射手以及指揮數據庫建立三種不同標準的分層架構.書中以美國海軍NIFC-CA(海軍整合火控-反空作戰系統)的發展歷程作為佐證.這套系統一開始依附在後來遭國會腰斬的JLENS(Joint 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 Defense Elevated Netted Sensor System,我只能簡單翻成' 巡弋飛彈防禦聯網感測系統' )飛船雷達計畫上,但因為很早就建立了一套資料標準,使得F-35,海馬士等後續系統的整合反而異常快速,證明了"先立標準,再談平台"的效益.這種技術需求的轉變直接導致了對後勤與生產力的重新要求,特別是必須恢復大規模生產精準彈藥的工業能力,並解決北約內部因專有系統導致的彈藥不相容問題.書中舉的例子相當具體,即使北約各國坦克砲口徑統一,但智慧砲彈需要透過砲閂與砲彈進行數據傳輸,而各國卻各自發展了專有的資料傳輸協定,導致同口徑的砲彈無法跨國通用.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自動裝填系統要求專有彈藥,各國引信與裝藥標準不一致等問題上,結果是整個聯盟到處都是有限的國家庫存,卻無法互相調度支援.此外,感測器的普及與防禦層次的建立,要求軍隊在訓練體制上進行去管制化,將無人機視為"彈藥"而非"飛機",作者尖銳地指出,現行西方軍隊訓練無人機的方式,與實戰使用方式幾乎毫無關聯,一架支援偵察小組的戰術無人機起飛,往往需要專責空管聯繫,劃設淨空空域,自主飛行測試甚至得在防護網內進行,結果是無人機的訓練與運用被切割成獨立於聯合兵種之外的獨立環節,能操作的人也被侷限在少數持有飛行證照的專家身上,Watling主張,無人機資格認證應該比照讓士兵有資格使用彈藥,而非比照讓人有資格開飛機,才能讓這項能力真正普及到班排層級.

                        這裡存在的邏輯鏈條是,唯有先建立韌性的數位骨幹與分層防禦,資源投資才能有效轉化為戰力.值得特別留意的是,作者對既有裝備的態度並非"一概保留其殘餘價值",而是依機會成本做出差異化判斷.以主戰坦克為例,作者認為這個"概念"本身已被技術超越,他主張裝甲應減重至54噸,主砲口徑從120mm降至60mm更實用,但現實是現役還存有大量的重裝坦克,雖然不能完全勝任新戰場的角色,效率較低,但從更新汰除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機會成本的論證,與其倉促淘汰現役坦克,不如把資源優先投入網路,彈藥,感測器這些真正的優先項目,等到下一代坦克設計時再修正需求,作者甚至點名英,法,德下一代戰車計畫仍然堅持130-140mm主砲是一個錯誤方向,而這個觀點恰好與我國新送達的M1A2坦克面臨的問題完全一致,我國國防的這種坦克購買思維是建立在上世紀90年代沙漠風暴的風潮中,從當前世界正在發生的戰場技術需求來看,可謂天差地遠,不過既然已經新成軍,就很難有立刻汰除的可能,只能參考Watling的構思,徐徐改進.但Watling對攻擊直升機的看法則截然相反,作者明確指出,在日益密集的防空威脅下,攻擊直升機的存活率正快速下滑,且看不到任何技術解方,因此建議不要對下一代攻擊直升機投入重大資源,長期應由無人機取代.換言之"舊裝備是否還有價值"在書中並非一體適用的答案,而是要看那項裝備的物理極限是否已被技術徹底超越.

                      這些技術與制度上的變革最終必然會匯聚成了對"軍事權力本質"的重新定義,由於資訊化戰爭極度依賴難以快速再生的專業兵種,如精銳偵察兵與突擊隊,以及消耗極快的精準彈藥,這使得軍事力量變成了一種具備高度專業性,高消耗率且難以快速再生的精密工具,書中以伊拉克反恐特勤旅(CTS)耗時十年才建成的例子,說明這類專業部隊一旦在戰鬥中被大量消耗,短期內幾乎不可能重建.這種工具的"脆弱性"與"高門檻"產生了一個決定性的戰略結果,那就是未來的戰爭目的將趨向於爭奪"有限的地理目標"與"局部的力量對比",而不再是全面的國家動員,且多數軍隊將難以同時追求兩個以上的作戰目標.作者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與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作為對照案例,說明這種"有限目標"邏輯如何實際運作,普丁在入侵前相信烏克蘭是心懷不滿的俄羅斯一省,判斷只要迅速奪取少數幾個關鍵目標,造成既成事實,就能讓廣泛抵抗迅速瓦解,西方也不願介入,結果證明是嚴重誤判.俄羅斯的後勤部署未能因應本書所述的新型戰場邏輯,反被烏克蘭迅速掌握透明戰場的作戰思維,使原先預期的速戰速決轉變成長期消耗戰.而中國同樣將台灣視為"目標",透過在南海島礁建立軍事據點,發展長程打擊能力,其戰略意圖清楚指向"孤立台灣以達成快速局部奪取",並準備以"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搭配核武威懾來嚇阻外部介入,書中因此強調,威懾的關鍵不在雙方的總體戰力對比,而在特定作戰目標下的戰區戰力對比.決策者在運用武力時面臨著"快"與"慢"的二元選擇.追求快速突破的一方可以趁敵方尚未完全部署防禦時搶占先機,即使無法立即擊潰敵軍主力,但代價是彈藥消耗極大,一旦敵方抵抗超乎預期,攻勢部隊反而會在鞏固戰果的過程中陷入脆弱.另一種選擇則是打得慢,透過系統性贏得偵察戰逐步磨耗對手,清出突擊路線,雖然風險較低,部隊消耗也較可控,卻給了敵方動員與國際社會介入斡旋的時間.但這種"以攻勢兵力對抗防禦兵力"的選擇之所以攸關重大,在於一支軍隊一旦戰力被過度綁定在某個戰區(作者舉了俄羅斯深陷烏克蘭,削弱其對亞塞拜然的嚇阻力為例),反而給了其他強權可乘之機,在多極世界中,全力壓上一個戰場往往等於把籌碼讓給了旁觀的第三方.

                       這種戰略邏輯的轉變意味著現代軍隊的編制結構本身就能傳達明確的政治信號.由於"突擊部隊"已被獨立分離出來成為一支專業化兵種,一支軍隊若沒有配置突擊部隊,幾乎不可能真正發動攻勢行動.因此部署防禦性的偵察與火力系統可以在不釋出攻擊意圖訊號的情況下維持可信威懾,而集結專業的突擊力量則會是明顯無法掩飾的進攻信號.這種"編制結構即意圖聲明"的特性,作者認為對整體安全環境反而是穩定因素,因為它讓各方能更準確判讀彼此的真實意圖,減少因誤判而升級的風險.

                       綜觀全書,Watling為我們畫出的並非一幅充斥著科幻武器的幻想圖景,而是一份極度務實的軍事轉型警訊.在21世紀的資訊化戰場上,單一高昂的"重裝平台"已失去過往的絕對主導權,取而代之的是由感測器,分散式網路,AI 算力與高消耗精準彈藥所織成的"體系對抗".對比本書的論述,除了我國近年國防建軍與武器採購現況,似乎正好提供了最鮮明的反面教材.諸多自主採購案標案,屢屢陷入廠商無法履約,規格爭議不休,甚至頻頻解約廢標的怪現象.這背後揭示的深層病灶,正是國軍思維仍停留在"機械化時代的硬體採購模式",忽視了現代戰場最核心的"數位軟體骨幹","通訊協定開放性"與"供應鏈快速迭代韌性",僵化規定造成鎖死技術發展的困境,比如Watling主張要讓無人機資格認證下放到班排層級,正是台灣現行"單兵操作無人機仍受限於少數持照人員"這個具體制度困境的解方.因此與其侷限於"斷網30分鐘"這種形式化的演練.不如正視資訊化戰爭"電即命脈"的本質,讓斷電情境真正成為漢光演習的常態科目,才能讓決策者與全民預先體會這場透明戰場戰爭將帶來的真實衝擊,而非等到戰爭來臨才措手不及.

                       "The Arms of the Future"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在於,未來的防衛戰力不在買到了什麼鋼鐵巨獸,而在於能否建立一個具備彈性,能持續吸收新技術並將資訊流轉化為精準打擊的動態體系.若我國建軍思維無法從"買平台"徹底轉向"建系統與標準",無法將無人化與資訊化真正下放到單兵與後勤體系中,那麼無論採購再多先進的傳統重裝備,在未來的透明戰場上,終將難逃淪為精密活靶被"開罐頭"的命運.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