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 the Nuclear Shadow: China’s Information-Age Weap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Nuclear Shadow: China's Information-Age Weap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Fiona S. Cunningham)

                            2007年1月11日的清晨,中國從西昌衛星中心發射了一枚彈道飛彈,精準摧毀了軌道上的一顆報廢氣象衛星.這場測試引發了部分國際社會對太空碎片垃圾的譴責,以及對中國發展反衛星武器動機的猜想,然而,外界普遍不清楚的是這次測試其實與中國軍方高層的戰略決策思考有深層聯繫.反衛星武器測試並非孤立的技術展示個案,而是中國在資訊時代應對一個極其棘手的國防難題,所產生新戰略思想下的一環,這個新起的戰略思想被"Under the Nuclear Shadow"的作者Cunningham稱為"策略替代理論"(Strategic Substitution),反衛星武器正是基於這個理論生成的新式武器中的一種.

                          "策略替代理論"的出現,是為了讓像中國這樣擁有核武的國家,不用直接訴諸核威脅的前提下,就能獲取足以脅迫對手政治籌碼的戰爭手段.請留心前面這個敘述"擁有核武卻不直接訴諸核武威脅".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理論上擁有核武的國家,在軍事上哪有可能不壓倒無核武國家令它屈服,甚至面對其他核武國家,也能毫不退讓,沒有後退的可能.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俄烏戰爭打了幾年,勞民傷財,難道俄羅斯沒想過用一枚核彈就能終結戰事嗎?印度與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卻只能進行最傳統的空戰.相傳擁有核武的以色列,也沒對伊朗施以核擊,更不用說同樣擁核卻始終無法真正動用的北韓,連美國都對金正恩無可奈何 .原來核武沒有想像中好用, 因為使用核武涉及到核子時代最難解的問題"有限戰爭困境"(Limited-War Dilemma),當年核武的出現是為了避免戰爭的延續,基於立即性的阻絕需要,而後的冷戰,則是基於互相滅絕的恐懼,但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是基於完全毀滅一個民族國家為目的思考發動戰爭,更別說相互毀滅,當前的戰爭往往更追求的只是某種政治或區域利益而已,因此核武國家更經常思考的是如何在不引發毀滅性核大戰的前提下,利用現有軍事武力達成有限的政治目標?而人們對此想出的最有效利器便是"核陰影",利用"核陰影"取代"核爆炸", 利用人們"Under the Nuclear Shadow"的恐懼,來遂行己意.

                        "核陰影"能創造毀滅恐懼.當兩個敵對國家都擁有足以摧毀對方的核軍庫時,雙方進入了"相互脆弱"的核僵局,本來這種狀態下,雙方畏懼"核爆炸"帶來的毀滅,但是經過冷戰歷史發展,數度狼來了的結果,過度喊話使得不少人對"核叫囂"冷感,以至於到後來,除非涉及國家生存,任何動用核武的口頭威脅在對手眼中都顯得不切實際,因為大家都認定為了局部利益而冒著全國毀滅的風險,更像是一場空洞的虛張聲勢,於是這就造成了一種怪異"狼來了"現象,宣稱使用核武威脅的叫囂成了"信度缺失"的無用語言,人們並非不害怕核武,而是不相信一個核武國家會為了有限利益真的按下核按鈕.

                       "策略替代"的核心邏輯在於,直接宣稱使用核武器,並不是讓人們產生可能面臨"核陰影"下"升級風險"的唯一手段.隨著軍事工業技術成熟,技術創新,新科技的出現,資訊時代(information-age)有了能夠首先使用產生威嚇功能的新型武器,它既不會立即造成全國範圍大面積經濟設施的毀滅,或數量龐大人口傷亡,卻在武力侵害對方的同時,發出更強的威懾力道,特別是的這些武器使用有機會表達,或是產生一種訊號,就是使用新型武器的這方軍隊在暗示,或根本明示,若不屈服,接下來你可能面臨的就是"核陰影"的出現,如果不能滿足發動新型武器攻擊者當下的要求,就是逼他有接下來發動核武,所以這些新型態能夠真正立即使用產生嚇阻力的武器,就成了"核先發"完美的替代品,它也能創造"核陰影".這些武器具備三個關鍵特性,能產生足以脅迫對手的戰略效果.首先,它們能造成大規模且難以防禦的破壞,如癱瘓電網或通訊.其次,它們的動用會跨越顯著的衝突門檻,傳達出強烈的政治意志.最後,也是最神祕的一點,是這些武器具備"核糾纏"(Nuclear Entanglement)效果,由於這些攻擊武器往往能觸及對手的核武指揮網路系統,極易觸發他們對"核武受損"的恐懼,而被迫考慮採用核武反擊.因此這些新時代武器,雖然未必與核武絕對掛勾,卻有著創造令人恐懼"核陰影"的能力.

                        這種新型武器實踐了擅長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說的"留有餘地的威脅"(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 資訊時代新型武器創造了一個通往核戰的"滑坡"或"階梯",讓對手在感受到壓迫痛楚的同時,清楚看到背後那道長長的"核陰影".透過這種方式,擁有核武但面臨常規軍力劣勢的國家,便能在不觸動核按鈕的情況下,利用失控的風險來獲取政治籌碼,迫使強大的對手在邁向核深淵的最後一刻選擇退讓.

                         今天40歲以上的國人應該都還能記得1995年後的一段時間裡,關於飛彈,軍事演習的陰影.李登輝一句"啞巴彈"讓我方情報員被關了20多年,策反的共軍少將被處死,但實際上這句"啞巴彈"也真的打在共軍的痛處上,共軍有飛彈,也有核彈頭,但是裝了核彈頭的飛彈他們暫時還不敢用在兩岸戰爭上,至少在當時不敢用,一方面威力太強,另一方面精度太差,這些因素都使中國醒悟核彈不宜拿來作統一戰爭這類有限戰爭的主要武器,美國航空母艦穿越台海,更是令他們顏面掃地,因為毫無反擊的能力,難不成要因為一艘航母就動用核武,引發全面戰爭?簡單的檢討,就是共軍自身的傳統武力能力落後世界先進國家太多,現實面就是拿航母沒辦法,即使他們已經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看出美軍的科技武器優勢,與自身該改進的面向,但一方面缺錢,另一方面缺乏促成實踐現代化武器的臨門一角.但台海危機航母穿越,就是喚醒中國這項差距必須彌平的絕對因素,它向北京傳達了一個明確信號,在任何關於統一或獨立的爭端中,中國必須面對擁有全球最先進常規武力且具備核武庫的美國干預,自己只有緊急時不能使用的核武,除了戰略威嚇外,核武面對解決真實的區域爭端達成政治目的上,似乎根本沒有作用.

                          這次危機讓中國領導人首次正面遭遇了核子時代最難解的矛盾"有限戰爭困境",如何在不引發毀滅性核大戰的情況下,利用軍事手段達成有限的政治目標?在當時,中國既不具備能決定性贏得常規戰爭的武力,也不願意像其他核國家那樣過度依賴"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至少在宣揚是同胞的台灣問題上就不能用,這種在關鍵利益上缺乏有效壓制手段的狀態,這本書稱它為"槓桿缺失"(Leverage Deficit).當中國意識到自己面臨槓桿缺失,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未來只能在外交上做出巨大讓步,或是在一場必輸的常規戰爭中失敗,畢竟,核武國家應對困境有兩條傳統路徑,不論是依靠核武率先使用政策,通過核升級的威脅來抵銷常規武力的弱點,或是建立足以獲勝的常規優勢裝備部隊,在當時的中國面對區域戰爭時都不可行,中國過去的戰場勝利其實都是有賴大規模的人力與空間置換時間取得的,但在現代化科技武器進入戰場後,這些優勢顯得相當雞肋,甚至可以完全沒用.

                        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面臨了獨特的限制,首先是常規武力的落後性(Conventional Inferiority),深知建立一支能跨海入侵台灣並擊敗美軍的現代化部隊需要數十年的時間,這對於當時急需解決台海問題的北京來說太過緩慢.其次便是對核武信度的質疑(Nuclear Credibility),中國領導層懷疑在"有限戰爭"中,比如台海爭端中威脅動用核武的可信度,因為為了不涉及國家生存的局部利益而冒著全國毀滅的風險,對對手而言更像是一場空洞的虛張聲勢.由於這些限制,中國的搜尋新方法的過程演變成了一種對"替代品"的尋求,也就是尋找一種能產生戰略效果,能快速部署,且比核威脅更可信,比全面軍事勝利更經濟的手段.從歷史的經驗裡,1996年的台海危機,1999年的貝爾格勒使館被炸事件,與2001年的南海危機.最終,中國將賭注押在了資訊時代的三大武器上:傳統常規飛彈(Conventional Missile Force),網路空間武器(Cyber Force),太空防禦武器(Counterspace Force).

                       中國開發這三種武器的首要目標並不是單純的物理破壞,而是從戰略性的脅迫上考量的.這三種武器的設計最初是為了提供"脅迫槓桿"(Coercive Leverage),也就是透過威脅施加成本來影響敵人的決策過程.這些武器主要的目標在改變敵方對衝突未來走向的預期,使他們感到繼續行動的風險過高.透過攻擊敵人的"軟肋",比如指揮網或衛星,中國希望強迫敵人在"冒著衝突升級為核戰的風險繼續干預"與"接受中國的政治要求而撤退"之間做出選擇.所以明顯的是這些武器產生的傷害程度,往往被認為不足以直接贏得戰爭,但他們的戰略價值就在於有可能發生"升級潛力".比如網路攻擊或精確飛彈的破壞力基本上遠遠低於核武器,甚至比大規模常規戰役的破壞力還低,但它們能產生快速,大規模且難以防禦的效果,起到與核武類似的戰略作用,雖然學界有人懷疑網路攻擊或精準飛彈是否足以產生足夠的傷害來威脅對手,但這種觀點忽視了它們發出的"訊號",這些攻擊展現了中國擴大衝突並承擔核升級風險的意願.由於其效果和敵人的反應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心理壓力,迫使敵方領導人在決策時面臨極大的不安全感.比如網路作戰的戰略目的在癱瘓敵人的民用關鍵基礎設施或軍事網路,造成社會混亂或軍事失能,從而動搖敵人的抵抗意志.而太空防禦武器破壞敵方的偵察或通信衛星,不僅削弱敵人常規作戰能力,更重要的是利用"核糾纏",即衛星同時支持常規與核武行動,讓對手擔心自身核反擊能力受損,進而產生極大的戰略壓力.而常規飛彈利用其精確性打擊敵人高價值目標,比如基地,航母或領導層,這種精確打擊本身就是一種越過衝突門檻的強烈政治信號.固然這三種武器同時具有戰略用途與作戰用途,但這兩種用途有時彼此獨立,有時又互為輔助, 作戰用途的目的在削弱敵人的戰場能力,幫助贏得具體戰鬥.而戰略用途最大目標是在脅迫敵方最高決策者,能在政治上讓步.所以從戰略上來說,這三種武器被視為核武與常規戰爭之間的"橋樑"或"階梯".它們的目標不在於將敵人徹底消滅,而在於透過操縱"衝突可能失控並走向核災難"的風險,來迫使敵人在決策時產生退縮或轉向.

                       單純擁有資訊時代新型武器並不足以產生脅迫力,理論上的使用還強調國家必須透過特定的"武力姿態"(Force Posture)來配置這些能力,才能發揮有效作用,這概念用白話說就是同樣使用導彈,或網路攻擊,也有不同的使用,設計程度與方式,才能達成各自不同的目標.中國在實踐資訊時代武器中面臨了風險與成本的權衡,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武器使用樣貌.第一種稱之為"邊緣政策姿態"(Brinkmanship Posture),這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方式,它故意透過不透明的指揮鏈,模糊的紅線以及對附帶損傷的漠視,來"刺激"失控的風險,讓對手感到當前面臨的可能是通往核戰的滑坡,藉由快速逼近"核陰影",讓對手屈服.第二種使用資訊武器策略的方式稱為"校準升級姿態"(Calibrated Escalation Posture),隨著一項武器發展技術進步,中國開始發展出使用武器的'階梯"方式打擊來管理風險,採取逐步的壓迫策略,以確保每一次新武器的施壓都是受控且可預測的,這種方式在讓對手在遭受到新武器襲擊痛苦的同時,也清晰的看到退讓的機會,也就是選擇政治協商,而不會往更進一步的向"核陰影"走去,而中國也就沒有必要使用更嚴酷殘忍的武器打擊,或是使用核武.而隨著中國在這三種資訊時代武器發展的尖端性與領先程度,"校準升級"的策略已經幾乎完全取代了"邊緣政策",也就是說中國越來越有本錢在與美國在區域戰場的競爭中,不再懵懂莽撞的隨意發射"啞巴彈",而走向既讓美國恐懼,又留有政治談判空間的手段與武器使用規範.當然這種姿態的使用選擇受到多重因素影響,"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關鍵,當中國自身也變得依賴網路與太空時,採取高風險的"邊緣政策"將面臨慘重的報復代價,這促使了中國向校準升級轉向.此外,共產黨對軍隊的控制要求也傾向於集權化的校準升級模式.

                         如果說"核陰影"是威嚇的終極舞台,精準飛彈就是推開那道幕簾的第一隻手.中國發展精確常規飛彈的歷史,本質上是一段尋求"強制性槓桿"(Coercive Leverage)的過程.中國在面臨常規軍力遠遜於美國,又不願過度依賴核威脅的雙重約束下,選擇了"策略替代"這條道路.中國常規飛彈部隊的誕生,起初並非源於一個宏大的國家戰略藍圖,而是由"組織生存利益"與"外部地緣政治的偶然"交織而成.在1980年代,鄧小平實施"軍事要忍耐"的政策,國防經費被大幅削減以支援經濟建設.當時負責核打擊任務的"二砲部隊"(現為火箭軍)面臨邊緣化的風險.隨著冷戰結束,大規範核戰的可能性降低,二砲部隊意識到,如果只有核武器,它在未來的局部戰爭中將毫無用武之地.當時中國國防工業為了籌措經費,開發了 "M-9 飛彈"("東風-15"的外銷版)準備賣給敘利亞,然而,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這筆交易最終取消,這批已經研發完成,具備常規彈頭潛力的固體燃料飛彈,成了二砲部隊轉型的"現成工具".二砲部隊的基層指揮官,特別是駐紮在對台前線的 "52基地"司令員葛東升,意識到這是一個擴大部隊規模與影響力的絕佳機會.他向軍委上書,強調如果中國要在不訴諸核武的前提下"收復台灣",精確常規飛彈將是不可或缺的籌碼.中央軍委在1988年批准了建立常規飛彈部隊的建議,並於1993年正式成立了第一個"東風-15"飛彈營,此時的飛彈,尚未具備後來那種成熟的"策略替代"功能,但種子已經播下.1995年李登輝訪美,引發了台海危機,中國隨後進行了多次飛彈試射以示威懾.然而,當1996年3月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台海附近時,北京的領導層痛苦的意識到,他們在物理上完全無法阻止美國的干預.

                           面對這種"槓桿缺失",中國領導層必須尋找能迅速糾正弱點的手段,當時他們面臨三個選擇.他們首先能考慮的就是依賴傳統常規軍力,但要建立能跨海入侵並擊敗美軍的航艦,戰機部隊需要數十年,緩不濟急.其次,他們也能訴諸率先使用核武,但選擇這種方式無異在表達一種超越區域戰爭的風險,對美國來說,由於台海爭端不涉及中國的國家生存,威脅動用核武的可信度極低.於是第三項選擇策略替代便因應時代而生,發展精確常規飛彈,利用資訊時代的導航與感測技術,針對美國的弱點,如區域基地與航空母艦進行戰略性威脅.1995年12月,中央軍委批准了"95期間軍隊建設規劃綱要",正式將精確常規飛彈列為"殺手鐧"*(Assassin's Mace)武器,這標誌著中國常規飛彈部隊從單純的戰場支援角色,正式升格為用於戰略脅迫的"策略替代品".

                            在決定大規模投入飛彈建設後,中國面臨的第一個戰略選擇是採取何種"武力姿態"(Force Posture).由於早期的技術限制,中國最初採取了"邊緣政策姿態".早期的 "東風-15" 飛彈彈著"圓概率誤差"(CEP,Circular Error Probability)高達300 公尺,這種"不夠精準"的飛彈如果用於攻擊目標,極易造成平民傷亡或附帶損傷.而邊緣政策的核心邏輯利用的並不是"精準控火",而是營造一個"滑坡"(Slippery Slope),透過部署大量不夠精準的飛彈,北京向對手傳達了一個信號,一旦衝突開始,情況可能會迅速失控滑向核戰,這是一種有立即產生"核陰影"的策略.

                             如果說台海危機是緣起,那1999 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讓江澤民等領導人認定美國具有強烈的敵意,且中國當時現有的飛彈規模仍不足以阻嚇美軍.在炸館事件後的緊急會議中,中國決定投入巨額資金,加速發展能打擊移動目標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技術.這項技術的核心是賦予飛彈"眼睛",利用衛星與雷達實現"超視距"精準打擊.隨著技術成熟,特別是北斗導航系統,ELINT 衛星群以及 "東風-26","東風-17" 等新型號的飛彈服役,中國的飛彈姿態在 2014 年左右發生了質變,壓迫策略也轉向"校準升級".不同於邊緣政策的故意失控,校準升級追求的是"精確施壓".此時中國新型飛彈的CEP縮小到僅剩40~20 公尺內,這讓中國更有能精準打擊敵方的軍事節點,如跑道,雷達,機庫,同時盡可能減少平民損傷."東風-26"部隊是關鍵轉折點,精確度極高的特性能讓領導層在不同的衝突階梯上靈活選擇威脅強度,加上超過470 顆 ISR 衛星提供了戰略性的"感知力",讓中國能即時評估打擊效果,並向對手證明中方具備"管理衝突升級過程"的能力,而為了防止"非自願升級",校準升級姿態要求嚴格的集中領導,所有的戰略性打擊都必須由中央軍委甚至政治局最高層授權,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戰略性武器"的絕對控制.

                             可以說中國精確常規飛彈部隊的發展,完美體現了"策略替代理論"的核心觀點,利用資訊時代的高科技武器,創造出一種介於常規戰爭與核戰爭之間的"戰略過度區",在平時,這些飛彈強迫美國修改作戰計畫,並讓美國未來在介入台海時,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與成本風險.不過,這種策略雖然提供了籌碼,但也帶來了隱憂,由於中國許多飛彈是"核常兼備"且共用指揮體系,對手在面臨常規飛彈打擊時,可能會誤判為核攻擊前奏,進而引發"不經意核升級"的風險.可以說,中國精確常規飛彈的發展歷史,是從一個被遺棄的外銷產品,演變為國家安全核心支柱的傳奇.它是中國在面對強大對手時,利用資訊技術實現的一種"不對稱的戰略跨越".這支力量的存在,讓中國在"核陰影"下擁有了比直接核武更"好用",比傳統海空軍更"經濟"的強制性工具,深刻改變了大國博弈的遊戲規則.

                             飛彈能摧毀基地,但網路武器做到的是讓對手不確定自己的地基是否還穩固.2025年6月,廣州公安局發佈一份有20多人的通緝名單,他們被指控網攻廣州某科技公司,而這個名單上的人全部是我國資通電軍人員.按照"Under the Nuclear Shadow"所述的"策略替代"裡的"校準升級"要求,公布名單這招是非常標準的手法,比起抓獲的戰爭對抗行為,更像是一種有程度戰略的思維.資通電軍通常不會攻擊無影響力的小型民間企業網路,最多不過是試圖入侵,探索,或搜尋資料.解放軍藉由公安局發佈名單的行為,不過是昭告天下,台灣資通電軍試圖刺探的極可能是中國網路部隊下放散居各地化身民間企業的網路,只不過被解放軍"一鍋端"抓到行跡,且逆向追蹤到試圖入侵的人員與所屬機構的其他人,公布名單既不是真的要抓誰,或者本地官員說的尋找協力者,相反的,公布名單就是想告訴世界,"台灣網軍能力遠在解放軍之下,這事小到只能以公安局的層級發佈",但台軍網軍架構組織及所屬人員資料有可能已經全部被解放軍完全掌控,至於會不會早就藉此逆向聯通到核心機器,置放邏輯炸彈,木馬,還是取得某些機器的Root,也許並不重要,公布名單就是告訴你,只要他們想入侵,隱藏,甚至取得控制權,都能辦到,至於你想做同樣的事,公布名單就是結局,解放軍以地方公安局層級就能公布名單,摧毀的不只是我國網軍的形象,更可能是整個組織架構的安全感.而且基於網路攻擊防禦的隱秘性,普通民眾對於這種駭客行為勝負很難感同身受.也因此無從形成社會壓力.然而對我國軍方內部人士而言,這份心理打擊是真實而沉重的,對手知道你的人,知道你的架構,甚至可能已知道你的機器.這正是"校準升級"策略的高明之處,傷害是精準的,受傷的人偏偏無法對外言說.目前中國至少有14個以上的解放軍組織配有相應的網路部隊人員,且許多是以民間機構的形式存在.

                          中國對網路武器的關注,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代初,解放軍(PLA)的研究人員已察覺到現代軍事體系對資訊網路的依賴.解放軍資訊戰專家王寶存等人開始撰文指出,"網路攻擊可用於對指揮,控制,通訊與情報系統,資訊化武器,以及對民用基礎設施,造成嚴重破壞",這反映出中國早期已將網路攻擊定位於"破壞敵方戰爭根基"的思維.1997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何德全提出一個極具前瞻性的觀點:"貧窮的對手可以利用低成本的戰略資訊戰手段攻擊美國,而美國龐大的國土基礎設施將完全暴露在這些攻擊之下",這種"不對稱作戰"的思考,正為"網路攻擊"後來進入"策略替代理論"中成為關鍵武器萌芽.繼1995-96年台海危機後,使館被炸事件讓北京領導層再次意識到,即便手中握有初步的精準飛彈能力,仍不足以阻止美國在涉及中國對台的核心利益,傳統部隊的現代化更新又緩不濟急,中國迫切需要更強大,更多樣化的手段來增加美國干預的代價.在這樣的背景下,網路攻擊因為具備"開發週期短,成本相對低廉,且具備戰略效果"的特性,成為了完美的"替代品".2000 年12 月,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正式定調: "資訊戰正在戰爭舞台上興起,而電子戰與電腦網路戰是其主要手段".這一講話標誌著中國正式將網路武力納入其戰略威懾體系.

                         在2001年至 2014 年,中國採取了"邊緣政策姿態"(Brinkmanship Posture)來配置初生的網路部隊,當時中國的網路普及率極低,而美國社會已高度依賴網路.這讓中國領導層認為,即使發生網路報復,中國付出的代價也遠低於美國,因此中國對網攻採取了一種"風險接受"的姿態.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網路力量分散在總參三部,四部等不同部門,並且缺乏嚴格的中央監管,某些技術偵察局(TRB)甚至經常參與未獲授權的商業間諜活動.但正是這種不透明性與指揮權的相對分散,反而增加了"邊緣政策"的效果,因為它讓對手感受到一種可能因誤判或意外而失控的威懼.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飛速發展,中國自身的網路脆弱性也隨之激增,2022 年普及率已超過75%,這意味著個別駭客隨性入侵的"邊緣政策"帶來的風險已變得不可接受.2014 年起,在習近平的主導下,中國網路武力轉向"校準升級姿態",核心邏輯不再盲目追求大規模混亂,而是透過受控的打擊來管理升級風險,追求"能夠隨時啟動與停止"的攻擊能力,以減少附帶損傷,同時建立偵測與預警系統,將"識別攻擊者"視為一種威懾手段,於是我國網軍就是這個標準作業下被祭旗的一個鮮明案例.

                         2015 年底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PLASSF),將原本分散的網路,太空與電子戰力量整合,實現了網路武力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具備"戰略影響力"武器的絕對控制,以防止非自願升級.建立全球範圍的電子戰壓制能力需要強大的海空平台支持,這在1999年對中國而言是不可能的.而網路攻擊則能"跨越時空限制",讓弱者在不發一彈的情況下威脅強者的軟肋.時至今日,中國的網路武力已發展為一套成熟的戰略系統,2023 年揭露的中國網路行動顯示,中國正試圖在美方關鍵基礎設施,包括水利,電力,管線系統中"預置"存取權,這並非為了日常間諜活動,而是為了在危機發生時,擁有可以隨時發動的"留有餘地的威脅",強迫美國決策者在考慮干預台海時面臨國土崩潰的風險,對美國尚且如此,已被攻破網軍的我國基礎設施系統裡會不會早就被開了後門,預置存取權,任何人都能想像到.

                         網路攻擊最危險的特徵在於它極易觸碰對方的"核紅線".由於美軍的常規指揮網路與核武指揮網路(NC3)往往重疊,針對前者的網路刺探或攻擊,可能被誤判為對核軍庫的先發制人打擊,進而引發非自願的核升級,這是"網路空間武器"產製"核陰影"的基本能耐與危險.中國網路武力姿態解放軍戰略的一次大膽試驗,它展示了一個傳統軍力落後的國家,如何利用資訊時代的新興技術,縫合其防禦體系中的裂痕.透過網路空間的策略替代,中國在核對峙的僵局下,成功創造了一個"受控且精準的壓力階梯".網路武力作為中國獲取"脅迫籌碼"核心支柱的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依然堅如磐石,對於全球安全而言,理解這一邏輯,是防止未來大國危機在"核陰影"與"網路戰"的雙重交織下走向失控的關鍵一步. 

                        而當飛彈與網路都在地面上演的同時,中國將第三隻手伸向了太空.當中國利用彈道飛彈精準擊碎一顆報廢氣象衛星時,國際社會震驚於展示出的硬殺傷能力,但這項技術突破並非孤立存在,是中國在資訊時代應對"有限戰爭困境"時,第三個經過深思熟慮後採取的"策略替代"手段.中國對太空防禦技術的興趣並非始於今日,技術根源可追溯至冷戰時期.早在1964年,毛澤東就曾詢問錢學森是否能"擊落飛彈",這促使中國在1966年正式啟動了旨在研發飛彈攔截技術(也可用於擊落衛星)的"640工程"(Project 640),雖然這項計畫在1978年因財政壓力與戰略重心轉移而被鄧小平擱置,但它為中國留下了寶貴的"動能撞擊"(Hit-to-kill)技術遺產.到了1986年,面對美國雷根提出的"戰略防禦倡議"(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俗稱''星戰計畫'(Star War),中國領導層感到巨大的戰略壓力,核科學家朱廣亞隨即組織專家進行研究,認為美國試圖藉由太空優勢將中蘇等國拖入無法獲勝的技術競賽,為了回應這一挑戰,中國啟動了"863計畫"(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將雷射,微波等非動能反空間技術列為研究重點,此時的發展仍處於技術研究階段,尚未上升到具備明確脅迫目的之軍事姿態.

                         中國太空武力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這場危機讓北京領導人深刻體會到,光有精準飛彈是不夠的,在隨後的"搜尋強制性籌碼"過程中,解放軍高層,包括總參謀長傅全有,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等都明確指出:"美國軍事霸權的基石,同時也是'阿基里斯腱',就是當前正高度依賴的太空資訊系統",解放軍若想建立能擊敗美軍的航艦或隱形戰機部隊需要數十年,但是發展反衛星(ASAT, Anti-Satellite )武器則是相對快速且能產生"戰略效果"的捷徑.2002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正式定調"太空正成為國際軍事競爭的新戰略制高點",指示解放軍發展能"干擾,破壞或摧毀"敵方空間系統的能力,這標誌著中國正式將反太空武器納入戰略威懾體系.

                          最初中國的反太空武器主要依賴基於飛彈技術的動能攔截器,這種武器雖然有效,但會產生大量軌道碎片,造成持久的環境損害.2007年的測試反映了當時制度上的不成熟,即便產生的碎片引發了全球譴責,中國仍執意展示"肌肉"以展現它"邊緣政策姿態"的作用,利用失控的恐懼來換取美國的重視.隨著中國自身經濟與軍事的飛速現代化,中國也變得極度依賴太空系統,比如北斗導航,ISR衛星.如果繼續採取高風險的邊緣政策,恐怕會導致美國實施對等報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變得不可承受,因此,自 2012 年起,習近平指示軍方更新太空戰略推動向"校準升級"轉型.目前的中國太空防禦姿態強調"受控"與"精準",期盼在透過階梯式的壓力強迫對手屈服.解放軍在2013年出版的"戰略學"中已經明確了太空武器的多層次的威懾行動方式,日常的武器測試或演習屬於低階威懾,主要目標是展示能力.而中階的威懾行為則是採用"非動能武器",利用雷射"瞎化"衛星傳感器或進行網路攻擊,這些行動是可逆的,且不會產生長期碎片,只有在上述手段失效,或無法達到威懾作用時,才動用飛彈進行物理摧毀,並將目標鎖定在最能影響敵方意志的節點上,這是太空武器的高階策略目標.不同於追求毀滅敵人的傳統戰爭,中國的太空武器姿態強調"懲戒",透過攻擊敵人的通訊或導航衛星,解放軍意在向對方傳達一個明確信號:"如果你繼續升級衝突,下一階段的痛苦將是你無法承受的".這是一種操縱升級風險的政治技術.

                         約從2014年起,中國分析員與著作開始更關注反太空攻擊在未來衝突中可能產生的戰略效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著作表明,中國的反太空武力姿態仍然旨在為聯合傳統作戰做出貢獻,認為反太空武器比核武器更具威逼力,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校長寫道"太空威懾與核威懾和網絡威懾相比,具有獨特的優勢"148 他觀察到太空威懾基於太空能力,儘其敏感性很高,但仍在傳統威懾的範圍內,太空武器的威懾能力具體存在,高度可用,強力可控,且有效.它可以明確警告敵人"如果你敢挑戰我,你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的太空防禦武器確實成功引起了美國的焦慮,美國隨後重組了太空司令部,並開始研發更具韌性的衛星星座(如星鏈模式的低軌星座)來抵銷中國的攻擊效能.且中國這種"策略替代"也帶來了新的風險:"核糾纏"(Nuclear Entanglement).由於美國的常規作戰衛星與負責核武預警,通訊的衛星往往共用相同的頻段或基礎設施,解放軍若施以對美軍"常規"太空資產的打擊,極易被華盛頓誤判為對核反擊能力的先發制人攻擊.這種誤判可能在不經意間將衝突推向"核陰影",這也是為何中國當前的姿態極度強調"透明紅線"與"精確管理"的原因.雖然太空武器能否在實際危機中有效獲取籌碼仍未經過實戰檢驗,但它已經改變了大國競爭的格局,對中國而言,反太空武力不僅僅是擊落幾顆衛星的"殺手鐧",更是其在"核陰影"下,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而精心修築的一道"精準壓力階梯",在未來的台海或其他地緣危機中,這場在無聲太空中展開的博弈,或許比海面上的砲火更能決定戰爭的終局.

                        在台海衝突或中美地緣競爭中,這三類武器將發揮著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交織的作用.精準飛彈部隊(火箭軍)是"策略替代"中最成熟的一環.在平時,它們迫使美國必須修改作戰計畫,如 AirSea Battle,並使美軍在介入台海時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飛彈威脅著美國在關島,日韓的基地以及海上的航艦,迫使美軍必須在接受高風險,修改行動模式或遠離中國海岸之間做出抉擇.與飛彈不同,網路武器的作用更具隱蔽性.本書提到如"伏特颱風"(Volt Typhoon)這類行動,反映了中國在美方關鍵基礎設施中"預置"存取權的企圖,網軍戰略邏輯不在於日常間諜活動,而是在危機發生時,擁有隨時能造成對手國土混亂的籌碼,藉此嚇阻美國決策者干預區域事務.解放軍深知美軍高度依賴太空資訊系統從事偵察,通訊,定位,這既是美軍的強項,但也是"軟肋".透過展示"反衛星"能力,中國試圖向美國傳達,如果衝突升級,美軍將失去其資訊優勢.這是一種高度校準的懲戒手段,旨在迫使對手在"盲目作戰"與"核升級"之間猶豫不決.

                         本書結論提出了中國未來解決"有限戰爭困境"的三條可能路徑.第一條路徑是"策略替代的延續與深化"(Continuity),這種思維路徑是基於推測"中國可能認為目前的策略是成功的",並繼續投資資訊時代武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 2019 年起加速的"核現代化",比如在西北地區與北方建設大量飛彈發射井,並不是為了改變"不率先使用核武"政策,而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核盾牌",讓中國更有底氣利用非核手段(網路,太空)在低階梯進行脅迫,創造"核陰影",並抵銷對手的"核訛詐".第二條路徑是"轉向核率先使用"(Change to Nuclear First Use).這路徑是假設"如果中國領導層失去對資訊時代武器'籌碼作用'的信心",例如發現美國已能有效反制網路攻擊或保護衛星,且常規軍力仍無法保證勝戰,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可能會放棄"策略替代",轉而採取與俄羅斯相似的,更具攻勢的核武政策,發展戰術核武並授權權力下放,以最極端的方式解決槓桿缺失.第三條路徑則是"追求常規軍力勝戰"(Conventional Victory).而且這是作者Cunningham認為可能的"最終解決方案",如果中國的常規軍力現代化(如 2027 年的目標)能達到足以在不依賴任何脅迫籌碼的情況下,即能透過"純粹暴力"贏得台海戰爭並阻止美軍干預,那麼"策略替代"將成為暫時性的過渡,不過,作者同時指出,美軍持續的創新和區域盟友的整合,會使得這一目標依然充滿挑戰且代價極其高昂.

                       最後作者警告,"策略替代"雖然解決了中國過去的"槓桿缺失",但實際上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核糾纏"風險.因為美軍的常規指揮網路與核武指揮網路往往重疊,中國針對"常規"資產的精準打擊或網路侵入,很容易被誤判為對核反擊能力的先發制人攻擊,進而引發非自願的核升級,這可能是中國決策者思維未曾觸及之處.對於決策者而言,未來的挑戰在於如何建立一個"核子加"(Nuclear Plus)的戰略穩定框架.這意味著中美之間的風險管理不能再僅限於核武庫的數量,更必須納入對太空,網路和精準常規力量的行為準則討論.理解中國這套"在核陰影下利用資訊技術獲取籌碼"的獨特思維,是防止未來地緣政治危機失控至毀滅性後果的關鍵一步.對台灣而言,理解這套邏輯尤其重要.我們既是中國'策略替代'最初的假想對象,也是這套體系在現實中最直接的壓力承受者.認識它,不是為了恐懼,而是為了能更清醒的看清楚,眼前發生的每一個'小事件',背後可能都有一套精密運作的戰略邏輯在支撐 .

                        這本'"Under the Nuclear Shadow"是我詢問Gemini,Claude,ChatGPT三個不同的AI,請它依據我部落格過去選讀的書籍風格,幫我在近期外文書籍中各推薦幾本非虛構書籍,這是三個答案中唯一交集的一本,我原先並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它的論述內容,風格,都是值得一看的,只是涉及武器裝備內容,戰略理論,難免枯燥,數據,又無聊,加上它的寫作對象不是我們,沒必要貶中揚美捧台.簡單誠實敘述所見所解,所以可能並不是我國當前政治氛圍下喜歡的那種出版品,短期內顯然只有原文可讀,難免是有點缺憾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