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

 

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譚蕙芸)

                        "家鎖"是一本結合了家庭探索,社會學,心理學觀察的紀實作品,記錄了作者譚蕙芸一家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如何被親人的精神疾病,父權權威及社會污名所困,最終透過移民回流與揭露現況尋求救贖的過程.在華人社會中,"家"常被讚頌為避風港,然而在某些時刻,它卻是比監獄更難以逃脫的無形牢籠.譚蕙芸以30年的家族血淚,撕碎了這個神話,逼使我們直面血緣關係如何轉化為禁錮個人的體制,以及個體如何在集體的沉默中被徹底消音. 

                          故事核心圍繞著作者兄長展開,他在1990年代曾是一名在著名男校取得佳績的中學生,承載著父母期待,然而,在入讀大學後,因為學業壓力與性格韌性,20歲時爆發精神疾病,為了掩蓋這項"家醜",加上97大限的壓力,舉家在1994年移民加拿大,試圖在異鄉重啟生活.在加拿大的20餘年間,作者兄長被父母'禁閉"在大屋中,與社會完全脫節.這段期間,兄長陷入幻覺,不理世事,僅在房間內留下了大量不為人知也難以理解的藝術作品.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加上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引發新一波移民潮之際,作者在父親中風,母親失智惡化,兄長已停藥兩年狀態極差的情況下,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被迫擔任代理人,決定帶家人逆流離開加拿大,在重重阻礙下將三位殘弱患病的家人帶回香港.回港後,作者打破了家庭長期的默認家父機制,強行將兄長送往公立醫院接受強制治療,最終協助讓他入住中途宿舍,重拾自理能力與藝術創作的尊嚴.

                          這個個案的主題並不僅是個人精神病患的悲劇敘事,同時也包含著對華人家庭體制深藏壓抑人性邏輯的無情解剖."家鎖"隱喻了血緣關係如何轉化為禁錮個人的牢籠,音同'"枷鎖",作者寫出了自己父母因對精神病感到羞恥而選擇'隱藏"兄長患病事實,這種為了維持正常家庭"體面"神話的努力,反而剝奪了病患及早接受正規治療的機會,這種沉默不僅異化了病患,也讓作者在記者與女兒的身分間承受巨大的撕裂感.

                          這裡不重複文本敘事,但是必須指出文本深刻描繪了傳統家父制如何透過經濟主導權與家長權威掌控全家,這種家父制形成的傳統結構家庭被稱為"糾纏型家庭"(Enmeshment),缺乏健康的個人界線,表面上父母對成年的子女進行過度照顧,看起來是關愛的延續,實則是剝奪了子女獨立成長的能力,當這種病態的權力平衡在父親重病倒下後迅速崩潰,原先習慣接受指令行事的子女,此時不論年歲,全部都顯示了系統缺乏在權力臨時真空時抗壓的韌性,退化成無所適從的巨嬰,不管是子女,抑或妻子,都面臨要重新成為一個能"決定"事情的個體重塑的考驗,不能適應者,一旦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因素,便出現了更脫離常態性人類或是獨立個體被預期的行為舉措,以至於必須仰賴他者的力量來支撐或依託,才有機會挽救可能落下懸崖的諸多受難者.

                          兄長的崩潰被解讀為被釘在'成功模式"的十字架上,在強調競爭的香港社會,當一個人唯一的價值來源受挫,加上家庭缺乏多元價值與情感疏導時,精神崩潰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災難走向.作者在經歷反覆探求,嘗試錯路來回的過程中,體會到孝不能愚,真正的照顧者應適時從棋局中跳出來,成為會下棋的人.透過引進公立醫療系統,社工支援與心理輔導,打破了"家長才是最佳照料者"的偏執執念,而後她將兄長在病中創作的畫作帶到藝術展上,讓這份被掩蓋30年的"非理性"選擇轉化為受人尊重的藝術,完成了對兄長作為"人"的尊嚴的修復.可以說"家鎖"是一本詰問社會,家庭的探索作品,它鼓勵受精神病患的家屬將問題攤在陽光下,透過認知與接受現實,織出一張承載創傷與救贖的韌性之網.

                          其實精神病患議題不是太新鮮的探索,但記憶中總是隨著傷害個案事件出現才會引人關注.譚蕙芸以極大的勇氣將這場家庭悲劇攤在陽光下,試圖透過醫療與藝術為兄長尋回主體性.然而,若我們將視角從這個微觀的華人家庭抽離,放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座標上,會發現這種"以愛為名"的禁閉與消音,竟與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中所批判的宏觀權力結構如出一轍.傅柯透過對精神病患處置方式的歷史整理,批判了知識者傲慢的權力觀點,他早就指出所謂"正常"與"瘋狂"的界線,並不是人類歷史中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由特定的社會,道德與權力結構所"建構"出來的.傅柯勾勒出知識界定與權力運作之間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那就是權力需要知識來提供合法性的話語,而知識則藉由權力的建制將自身塑造成唯一的真理.

                          因此,監禁或是隱匿精神病患的身影不是中國傳統社會觀點的獨創,在西方原來就是如此.曾經遍佈歐洲,收容數以萬計病患的痲瘋院在15到17世紀間逐漸空置,那些位在城市邊陲地帶,原先用來劃分"神聖與不潔"的空間結構與排拒儀式卻頑固地留存了下來.荒涼的社會邊緣,新的邪惡化身來重拾痲瘋患者遺棄的角色 ,就是精神病患,就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文藝復興時代,在想像空間裡,瘋子們被委託給水手,放逐在萊茵河與佛蘭德爾的運河之上 .在傅柯的筆下,水流具備晦暗的雙重價值,它帶人遠離,卻也能淨化靈魂,航行將瘋子交付給命運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成為"路途的囚犯",瘋子此時處於一種"外部的內部"的門檻狀態,他們雖被排拒於城牆之外,卻又以宇宙非理性,空無與未知真理的掌握者身分,在文學與藝術中佔據著批判理性的中心位置 .此時的瘋狂,被視為一種與理性並存,甚至能反諷理性的神秘體驗,兩者尚未徹底斷絕對話 ,這與中國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可是大不相同,它存在一種讓人可質疑的點:"什麼是理性?誰能界定?".

                          歷史前行的腳步在17世紀中葉發生了斷裂,1656年巴黎收容總署(L'Hôpital général)的建立,標示著"大禁閉"時代的降臨 ,以及隨後席卷全歐洲的禁閉浪潮,用鋼鐵與高牆徹底終結了瘋人船的流浪詩意,監禁深深嵌合於當時社會秩序的需求中.17世紀歐洲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潮與糧食短缺,城市裡充滿了流浪漢,乞丐與暴民,這對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國家政權構成了極大的治安威脅,"勞動"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高度,在統治者的邏輯中,能夠工作卻不工作是道德的墮落,無法正常工作的人,比如嚴重的瘋子,則是對社會生產秩序的破壞.因此,1656年建立巴黎收容總署等"大禁閉"機構,核心任務就是"消滅無所事事".彼時君主專制體制達到頂峰,國家追求的是一種絕對整齊,清明,可控的"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瘋子的言語,行為,不可預測性,都在挑戰了這個新的理性社會結構,傅柯指出國家需要透過"監禁"這個直接的暴力手段,把所有無法歸類,無法規訓,可能引發騷亂的異類"隱藏"起來,以維持城市表面的和諧與絕對控制.除了國家層面,當時的監禁往往也是"家庭秩序"的要求.,因為一個家族如果出現了瘋子,浪蕩子,或者是反抗父母的子女,會被視為整個家族的恥辱與道德污點.這種監禁滿足了社會對"核心家庭道德秩序"的維護,透過將醜聞鎖在精神病院或禁閉所的高牆內,來維持中產階級或貴族家庭在社會上的體面與清白.到了18世紀末,雖然大禁閉的形式改變了,瘋子被單獨移入"現代精神病院",但這與社會秩序的關係變得更加隱蔽而深刻有關.精神病院引進了醫生,表面上轉化為一個"醫療空間",但傅柯認為醫生在病院裡扮演的不是純粹的科學家,而是"社會秩序與道德的法官代理人",透過"精神疾病"的科學診斷,把反抗社會秩序,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行為,全部貼上"生病"的標籤,這樣一來,基於社會秩序的維護來禁錮精神病患就變得極其合法.簡而言之,精神病院的監禁史,本質上就是一部社會秩序如何運用"知識"與"體制"來馴服,排除異端的歷史,瘋子之所以必須被監禁,隱藏,是因為他們的"非理性"擾亂了社會苦心經營的"理性秩序" .

                      在療養院誕生的過程中,醫生的權威並非來自科學知識,而是來自他的社會與道德地位,被神化為"父親"與"法官",瘋人在醫生面前被化約為一個"客體",喪失了自我發言權,沒有主體性,表面上將病人關進去是為了醫治他,實際上是將瘋人關進了更嚴密的"內疚感"與"道德審判"中,知識者利用"科學"名義,行使比肉體束縛更深層的精神異化.這種"知識者的傲慢權力"在譚蕙芸的"家鎖"中得到了微觀的印證.書中父親作為"父親也是法官",以他對"正常家庭"的執念,將患病的長子長期禁閉在大屋中,這正是所謂"權力劃定正常與否界線"的家庭版.家庭內部對精神病的回避與隱瞞,與古典時代對非理性的強制沉默如出一轍,都是為了維持一種社會建構的"面子"與"正常性"."家鎖"作者與父母在處理哥哥時所面臨的困境,實際上就是傳統華人家庭結構與古典時期"大禁閉"邏輯的重疊.將瘋狂與貧窮,放蕩等非理性形像一同禁閉在收容所,目的是消除醜聞並使非理性化為沈默,而在"家鎖"中,這種禁閉從社會機構轉移到了私領域的大屋,除了家人外,幾乎沒人知道他的存在,這間大屋起到了"排拒空間"的作用,將瘋狂隱藏在社會視線之外.華人社會的"家庭"往往扮演了西方"國家體制"的微型規訓角色.在西方,是國家蓋瘋人院來維持秩序.在傳統華人社會,則是"家長"自己把家變成了瘋人院,用血緣築起高牆.作者父親明確禁止女兒公開哥哥病情的指令,並教導她對親戚撒謊稱哥哥"在讀書",這種對"家醜"的避諱,導致哥哥在公共空間完全失蹤,成為家庭祕密的囚徒.古典時代對瘋狂的感知並非基於醫學,而是基於"道德秩序的擾亂,瘋狂被視為一種"惡的意志:或"倫理錯誤",而"家鎖"作者父母長期不使用"精神病"一詞,僅以"不聽話","不肯吃藥"等詞彙描述哥哥的狀態,這反映出父母將哥哥的行為視為性格缺陷而非疾病這種"道德化的感知"導致他們長期迴避正規的公立醫療系統,僅指望透過私人門診或家庭內部的控制來"矯正"他.而父親作為"獨裁者"掌控一切,他深信自己是照顧兒子的最佳人選,"父權權威"使得家庭成員形成"糾纏型關係",剝奪了哥哥學習自立的機會.

                       之所以長期處於錯誤處置,源於以下傳統認識與社會結構的束縛.監禁體制就是為了要避免家醜(精神病患)外揚,家長要保護家族名聲,唯有採取掩蓋手段,認為待在家裡才是幸福.這種觀念導致他們抗拒將哥哥送往專業院舍,即使那裡有更適合的復健環境,加上父母可能因為生下患病兒而感到內疚,進而以過度照顧來償還這種罪惡感.這種溺愛與控制的混合實則是對精神病患最深層的異化,本來只是淺病,反而因此轉重症.而作者在記者揭露真相的職能,與小女兒守住祕密的身分間掙扎,當她嘗試引入外部專業力量時,被父親視為不忠與背叛,這正是傳統"孝道"枷鎖對理性處置的阻礙."家鎖"中哥哥的困境,在於他被困在一個以愛為名,實則為監禁的封閉系統中,受限於傳統對精神病的"恥辱感"與"家長式權威",將病理真相壓抑在道德規範之下,直到作者透過"客觀化目光",將哥哥從私領域的"祕密"轉化為公共的"客體",接受醫院專業治理,瘋狂才得以從長期的沈默中釋放,並透過藝術重新獲得自己的語言.

                        其實藝術是個有趣的介面與觀點,在抽象作品與現代藝術作品還沒看成屬於這塊之前,"正常"的美學屬於那些基本寫實的作品.同樣的什麼是"正常"的人,也確實有一套所謂約定成俗的大致觀點.可是說穿了,這些界定都是某種權力專擅下的觀點與結果.這場從"塗鴉"到"藝術品"的轉變,確實是主流世界藝術定義權力界線位移的結果.在古典時代,瘋狂被視為一種"非存有"(non-être),它在理性的世界中是闇啞無聲的.哥哥在加拿大大屋裡的創作最初被家人視為"雜物","不衛生"的垃圾,對應了瘋狂在社會意義之外的邏輯.當作者,這位主流世界的代表,帶領藝術家以"醫學"與"美學"的目光重新審視這些作品時,瘋狂才被"沒收"進了知識的領域,此時,瘋子成為了被觀看的"客體",他的創作之所以被承認,是因為主流理性為他提供了一套可以溝通的"語言"與"框架".這種轉變反映了主流世界對"異類"的某種接納,但這種接納帶有"異化"的性質, 當主流藝術界將這些作品標記為"異彩藝術"時,其實是在理性的邊際上劃出一個受保護的空間,現代人藉此"透過瘋狂"來尋找自身的"真相",瘋狂變成了人被"客體化"的第一個形象.此時本書作者與藝術家白雙全扮演了"翻譯員"的角色,將哥哥難以理解的視覺符號轉譯為大眾能理解的"美學故事".哥哥在大屋時期就曾反駁父母的蔑視,強調自己是在做"藝術創作".在與藝術家對話時,哥哥表現出強烈的"能動性"(agency),他對作品的呈現方式有極高的執著,甚至直言"也想給別人知道".在藝術展最後,哥哥要求修改證書,不使用簡約代號,而是要以"藝術家"的身分示人,這顯示他並非對主流的定義完全無感,而是長期處於被剝奪發言權的狀態.所以,這場轉變是主流社會改變了觀點,將原本視為無意義的現象納入"藝術"的權力結構中,也就是正常人原先眼中的''不正常'',此時因為自己正常邊界的移動,納入了原先部分"不正常",所以它一方面證實"權力"定義知識的力量能耐,只要權力想,它就能改變定義,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囚禁在"沈默"中的病患,藉由這個口子重新獲得了自己的語言與尊嚴.因此,雖然這種客體化是一種新的異化,但它也讓"瘋狂"在作品中開啟了真理的時間.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大膽一點的說:正常人是一種特殊異化後的人類.現代心理學所認知的"正常人",以及與它對應的精神病患,並非存在於自然空間中的真理,而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產物".所謂"正常",是將具有生產力與遵守規範的社會人,與"權利主體",也就是法律上需負責任的人,強行等同的結果.這種正常狀態是建立在"大禁閉"的基礎上,將放蕩,無理性者排除在社會視線之外,才定義出"正常公民".因此當"理性正常人"宣稱自己有權力去辨認,定義與擁有瘋狂時,理性本身就已經"異化"了.表面上是理性人自認為是絕對的主體,將瘋子當作客體來觀看.然而由於理性必須依賴於對"非理性"的定義擁有與壓制,才能確認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人必須透過"發瘋的可能性"才能在他自己眼中成為"具體且客觀的真相",這意味著現代人必須透過"異化","精神錯亂"的形式,才能理解自己的存有.因此自大禁閉之後,"正常人"透過一項倫理選擇,強行將非理性驅逐,使自己進入一種"心理學的睡眠",正常人只活在表層的秩序與邏輯中,拒絕了非理性中關於慾望,死亡與悲劇的深層聯繫.傲慢的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卻無視這種狀態是建立在對另一半人性,亦即"非理性"的強制沉默之上.也就是所謂的"正常人",是透過遺忘,排斥與物化他人,從而將自己縮限在"理性"這一狹窄框架中的存在.這種狀態之所以是"異化",是因為它切斷了人類與生命中更深邃,更具悲劇性真相的連結.

                       作者所述的故事比起許多常見新聞片段中精神病人所伴生的社會事件要幸運,加上個案的成功,可能無意間隱晦了大眾普遍懼怕精神病患者的真實態度,比起精神病患家屬的隱藏,這種隱晦更普遍,對照傅柯的警示,當代社會對精神病的恐懼與排斥,正是"正常人"集體異化的最高體現 : 我們必須透過躲開精神病痊癒者,透過持續污名化"不正常",來確認自己活在安全且理性的幻覺裡,大家害怕遊蕩的精神病患更勝於酒駕,毒駕,或者老人開車,但實際上,這三者的肇事頻率應該還比前者還高.顯然精神病患者是一個長期被污名化,且令人感到恐懼的身份,許多人看見精神病患者真正不曾言說的潛語言便是"關起來","哪個家庭放出來的?",而這才是本書沒說出來的普遍現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