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Pourquoi les intellectuels se trompent,Samuel Fitoussi)

                        看到"知識分子為何犯錯",後面又跟著詭辯,洗白,同溫層,盲從..諸多後綴,本能反應就是該翻開來看看.畢竟這不是假設,知識分子在我國是個已毀壞的名詞,什麼教授,新聞人,媒體人,還是這些角色的綜合體,他們共通的形容,就是一天到晚胡說八道,瞎亂扯的人,還刻意表演"為錯誤詭辯"給你看,管他幾個博士,還院士,院長,所長,系主任..社長,總編輯....xx專家.真的,只是他們中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其實已是這樣.大報的頭版,二版公然編造假新聞,電視編譯故意錯譯,超譯....至於政論節目..講瘋話,假話,笨話.....慘不可言..最好玩的是聰明人刻意講笨話時的形貌.....連書籍出版特別找來的導讀寫作都能帶風向...意識形態為先...毫無智識可言..至於演員型主播,作家,文化人...上行下效..套用個人常用來檢核"犬儒"的簡單程序:"明白人故意說不明白的事"."明白人"為什麼要把已知的事實故意說得含混不清 ,甚至故意說成另一種,相反的事?其實這非但不愚笨,還相當理性,"知識分子為何會犯錯?"的作者Fitoussi說這叫做"社會性理性".

                        搞沒搞錯?故意說錯話也是理性?其實真的搞錯的恐怕是單純的我們,在Fitoussi的說明下,理性可不是我們原先以爲的那個樣子,它實際可分為"認知性理性",與"社會性理性"兩部分.認知性理性(rationalité cognitive)指的是人類大腦用來探查客觀現實,追求真理,尋找事實真相的理性能力,也就是傳統上我們認為理性該有的樣子. 而"社會性理性"( rationalité sociale)指的是人類為了在群體中生存,獲得同儕接納,博取好感,維護自身聲譽與社會地位,進而將"群體共識"或"自身偏見"加以"合理化"的理性能力,也就是本書所稱的"犯錯"的成因.基於個人利益,大腦中的"社會性理性"往往會壓倒"認知性理性",讓人選擇相信"對人際關係與聲譽有利"的觀點,而不是訴諸"客觀真實"的真相."社會性理性"考量這種現象用在我們一般人身上,俗稱"為五斗米折腰".但是用在被歸類於知識分子的人身上,可能就是院長,總編輯,社長等職位,或是電影輔導金,文學獎得主,文化薪傳獎,政府標案得主,或是特首,總統,部長等等職位,再不濟也有議員可當,也可能是國營事業,金控董座,總經理,那些利益,名望,職務當然不可能用"五斗米"形容.但這種為了利益與定位而扭曲事實的傾向,其實有著深遠的演化根源.

                        在演化心理學的視角下,理性是人類演化出的認知工具,傳統觀點認為它是為了"如實看待世界"以解決生存挑戰才形成的.但本書指出,理性的功能不只是用來探求真相,更包含著要在社交,繁衍博弈中勝出,所以"認知性理性"與"社會性理性"各有它存在的理由與目標,."認知性理性" 的目標是為了獲得準確知識,理解現實,發明工具並擬定生存策略.當個體面臨實際的生存壓力,如飢餓,防禦,或是涉及巨大經濟損失的決策時,認知性理性會驅動大腦盡可能的符合事實,以便解決問題."社會性理性"的首要任務是在人際往來中替自己加分,維護聲譽,確保與同伴的合作順暢, 在演化史上,一個人能否被團體接納,獲得保護,往往比他贊同的觀念是否正確更關係到生死.這兩具理性"引擎"在個體腦袋中持續進行理性的博弈.而博弈的考量涉及兩個主要成分,一是"成本",個體會不自覺地根據"犯錯的代價"來決定由哪種理性主導,當決策錯誤會帶來立即且嚴重的後果,例如企業主判斷錯誤會破產時個體會優先動用"認知性理性"來探究真相.而當支持錯誤信念不會對個人利益造成實質損害時,例如知識分子支持某種抽象的社會理論,個體有時就會會傾向於選擇"社會性理性",以獲取社交圈的認同與聲望.另一個影響"社會性理性"博弈勝出的因素則源自"認知偏誤"的干擾,傳統認為從眾心理或確認偏誤是"理性的缺陷",但本書認為它們是社會性理性用來達成目標的有效手段,其中"從眾心理"會引領我們相信"大家認為最合理的"而非"事實上最合理的",而"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則讓我們成為團體中的合群分子,忽略會與團體共識衝突的證據,以維持社交和諧,最終透過"動機理性" (Motivated Reasoning)加強認同,當個體已有特定的社會或政治認同時,會將他個體的高等智力,辯駁力轉化為捍衛手段,此時智力不是被用來修正錯誤,而是被用來編造高超的辯解,以合理化基於"社會性理性"所選擇的立場.高智商賦予了他們強大的"觀念洗白"能力,他們擅長發明炫目,細緻的學術黑話與新名詞,將原本荒謬的偏見超譯,包裝.正如台灣公共論述中常見的各種名詞重組,本質上都是在用智力為錯誤進行防衛.

                        為什麼"社會性理性"常會碾壓"認知性理性"?原因大致分為下面三點,首先是基於"身分認同的綁架",知識分子的聲譽高度仰仗他自身的理念,所以他的觀點原始出發點可能就是源自"社會性理性",因此若要改變觀點回歸"認知性理性"的社會代價太大,失去讀者,職位,朋友,成本極其高昂.第二可能原因是"宜家效應"(IKEA effect ),知識分子可能一開始基於"認知性理性"所求得的"真理"可能就是有問題的,或是後來因為時代因素變化而不合時宜,經過長期的堅守後,他們過度高估自己參與打造的理論,導致修正觀念的心理成本極大.第三個讓"社會性理性"勝出的原因在於"偏袒偏誤" (Myside Bias).即使是理性的推論,也會先入為主的將"信念"投射到對資訊的評估上,讓他們理性的認定反對自己的資訊是充斥漏洞的,也就是俗稱先射箭再畫靶.就Fitoussi來看,理性並不單純為真相服務,"認知性理性"負責確保我們"不被環境淘汰",而"社會性理性"確保我們"不被群體驅逐,在現代社會的觀念領域,由於追求真相的實質成本降低,而違背群體的社交成本升高,"社會性理性"便能頻繁的干擾並壓制了"認知性理性". 

                         不過即使有"社會性理性"壓倒"認知性理性"的現象,若是個體行為,選擇各依天命,性格,考量,"把智力用在自我欺騙"原也不算大事.然而,當這種非理性擴散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時,災難便發生了.問題就在於"知識分子"不是一群簡單無影響力的鬆散原子.今日的知識分子往往被科層體制延攬,高度介入政府治理,與權力運作,媒體構建,新聞傳播.我們樂於相信今天這個由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支配的時代,已經與過去那個獻祭嬰孩,誅殺異族,火刑焚燒女巫的集體蒙昧狀態天差地別,理所當然會認定,現代社會的知識菁英既然受過更高等的教育,掌握了更精密的邏輯工具,就必然比舊時代的統治者或普通大眾更明智,更趨近真理.而個體知識分子與任官知識分子的差異便在於前者的錯誤頂多影響他與他的子弟,師長,親人,後者的錯誤可能就是毀滅一群人.

                         以上絕非危言聳聽,綜觀20世紀的極權災難,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瘋狂意識形態的油門.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者中,大學學歷者的比例竟然比高中學歷者高出數倍,在柬埔寨,將整個國家推入人間煉獄,殘害近兩百萬人命的赤棉政權,領導階層竟然是由8位精通法語,曾在法國索邦大學深造的留學知識分子組成.更別提沙特,布萊希特,蕭伯納等聲名顯赫的思想巨擘,都曾為史達林的暴力統治歌頌.歐威爾試圖揭露西班牙共產黨大清洗真相,出版反極權小說"動物農莊"時,阻撓他最力的不是當權者,而是那些對蘇聯懷有國族盲信的英國知識界菁英 .提出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參與者,一半以上是博士.這些歷史不免讓人追問,這些人類社會中知識最淵博,智商最高的一群人,他們的腦袋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他們的聰明才智無法阻擋錯誤觀念的入侵,反而成為合理化荒謬與殘暴的工具?"社會性理性"是也!從20世紀的極權煉獄,對照回今日我們在政論節目,大報頭版上看見的指鹿為馬,本質上都是同一套心理引擎在運作,只是代價與規模有所不同罷了.

                        這些正是知識分子犯錯引發問題最核心的悲劇所在,他們的錯誤堪比原子彈,即使他們只是個小原子個體.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指出,自由市場中的企業主必須保持高度的理性與實事求是,因為一個錯誤的生產決策會立刻導致破產,犯錯的個人代價極高 ,然而,對於社會科學或人文領域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置身於象牙塔中,終其一生鼓吹某種經濟體制或社會實驗,卻從不需要親身承擔這些理論失敗後的悲慘後果 .一個理論家即使大錯特錯,他的名聲,薪水與社會地位也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動搖.也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研究的價值往往不取決於實證證據的檢驗,而是取決於同儕的評價 .一個解構主義思想家的觀點是否具有價值,端看其他解構主義者是否覺得他的論述"新穎,創新的,細緻入微"或"進步主義的",外部的客觀世界根本無從置喙 .

                        導致盲目的不是理智的缺席,恰恰是理智在社會生存,同儕認同與自我價值綁定等多重博弈下,所做出的最優化,最適應性的選擇.人類的推理能力在漫長的演化歲月中,首要功能從來就不是為了尋求客觀世界的真理,而是為了讓我們在群體中獲得接納與器重.在一個缺乏實證懲罰,被虛榮與聲譽所支配的思想殿堂裡,知識分子那敏銳的腦袋,無可避免地走向了這場對現實的體制化背叛.他們在否認的舒適圈裡構築著精緻的烏托邦,卻將真實的世界擋在門外.

                        所以一個弔詭的現象日益顯現,那些受過最高等教育,群聚在大學殿堂裡的知識菁英,竟然成了最容易陷入非理性漩渦,擁護謬論的一群人 ,學歷的光環在現實的檢驗下,顯得日益黯淡且無用.而這背後的根源,依然是人性中'社會性理性"與"認知性理性"的博弈結果.以社會科學領域為例,理論家"犯錯無成本"的特權,使得他們在面對認知上的非理性時,往往會不自覺地選擇社會性理性 ,一位麵包師傅若配方錯誤,會因顧客流失而立刻修正.但一位經濟學家的成就指標往往是"同儕的評價",而不是"客觀的驗證" ,這使得在大學裡,觀念的"複雜性"或"創新性"往往比"真實性"更能贏得掌聲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學歷與專業往往成了偏見的保護傘,當高學歷者比一般大眾更容易陷入一廂情願的誤判,甚至支持最極端的意識形態,它造成的影響將會是由上而下的,畢竟那些院長,教授,道學生,都是政府科層體制的主要構成者,他們的偏見受害者往往就是全民.當大學不再是真理的守望者,而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加工廠,學歷的光環便開始褪色,加上前面所述的歷史事實提醒我們,高等教育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會明智行事,甚至可能讓他更具備為邪惡辯護的詭辯能力 .如果大學裡的知識分子為了追求群體的"忠誠"而犧牲了"理性",那麼他們所產出的觀念便可能引導社會走向集體的災難 ,大學不再教導學生如何思考,而是要求學生如何站隊,在這個非理性之地,知識最淵博的人,反而可能成為破壞社會最深的一群.

                        要理解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及其危害,首先必須知道他們靈魂深處那種根深蒂固的"浪漫主義偏誤"與對"複雜性"的天然敵意.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象牙塔裡,存在著一種長久以來的審美偏好,一個理論如果顯得太過樸實,太貼近常識,往往會被貶低為缺乏學術深度.相反地,如果一個理論充滿了宏大的歷史敘事,激進的變革承諾,以及對現存體制的全盤否定,便會被冠以"深刻,創新,進步"的美譽.這源於知識分子對"白紙理論"的偏執,他們拒絕承認人性有其生物與歷史的硬性制約,傲慢的以為社會是一張白紙,可以任由精英用理論重新塗抹.這種將複雜有機體視為死物的盲目,正是他們意識形態裡最具破壞力的核心.而這種審美取向讓知識分子對真實世界的運作規律產生了巨大的認知盲區.真實的社會是一具由無數個體在自由交換,試錯與演化中形成的極其複雜的有機體.然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卻往往追求一種"幾何學式的秩序",盲目相信憑藉自己高超的智力與設計能力,完全可以在白紙上繪製出一套完美的社會藍圖,並透過中央集權或激進的政策,將人類強行塞入這個預先設定的模具中.這種浪漫主義的傲慢,讓他們對真實世界的"非預期後果"選擇性失明,加上對於中央控制的迷戀,使得知識分子,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經常都有"戀暴君癖"的情形,對強權或威權的迷戀,或救世主與極權體制的雙向奔赴.在他們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為了追求某種絕對的平等或崇高的道德烏托邦,代價往往是犧牲個體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發活力,或者看到他們擁護暴君施政.這種道德烏托邦追求,直接催生了知識分子意識形態中最核心的特徵,利用"道德資本"進行社會綁架.這種道德資本的運作,對公共論述產生了毀滅性的扭曲.當一種觀點被賦予了絕對的道德正確性時,任何試圖援引客觀數據,指出其中邏輯漏洞或潛在風險的理性反對者,都會在第一時間被知識分子打上"既得利益者"或"反進步","保守派"的標籤.知識分子利用他對媒體與教育體系的壟斷,在社會上製造了一種無形的"觀念清洗"與言論審查.理性的思辨被情感的宣洩與道德的審判所取代.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氛圍中,社會工程實驗的剎車機制被徹底癱瘓,許多充滿漏洞,代價高昂的政策得以在進步的旗幟下暢行無阻.

                         這些意識形態的對外擴散,對整體社會結構帶來了深遠而具體的衝擊.它嚴重侵蝕了社會大眾對專業知識與制度的信任,當大眾一再看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們,利用專業術語為荒謬的政策背書,做出與現實完全脫節的預測,並在犯錯後毫無悔意時,學歷與專業的光環便加速褪色.這種信任的崩解,為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眾開始轉向那些訴諸直覺,反智且極端的民間勢力,社會的共識基礎因此分崩離析.那些由象牙塔孵化,看似高尚的進步主義理念,推行的成本往往具有高度的"階級不對稱性",比如,激進的環保政策或過度的管制措施,對生活優渥,出入高檔社區的知識菁英而言,不過是平添了幾分時尚的談資與道德的滿足感.但對於依賴傳統產業,為溫飽奔波的底層勞工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工廠的倒閉,工作機會的喪失以及生活成本的暴增.知識分子在思維的迷宮中運籌帷幄,享受著"觀念洗白"帶來的社會紅利,卻將真實的痛苦轉嫁給了那些他們宣稱要保護的弱勢群體.這種道德上的虛偽與現實中的剝削,讓社會的裂痕愈發難以彌合.當我們將社會的未來盲目交付給一群享有實證免責權,沉溺於道德表演的知識菁英時,我們便已悄然走上了一條由觀念的傲慢所鋪就的危險之路.

                        當我們審視現代民主社會的運作時,公眾輿論往往被視為推動政策與社會變革的核心力量.在理想的架構中,大眾透過理性的討論,對事實的認知,共同形塑出集體的意志.然而Fitoussi戳破了這個關於集體智慧的面紗,進而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公眾輿論在很大程度上並非自發產生的常識結晶,而是受到知識分子意識形態高度滲透,操控與制約的產物,而這種關係正對社會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對公眾輿論產生決定性的支配力,核心在於他們對"觀念生產"與"傳播渠道"的絕對壟斷.大眾雖然在日常生活中累積了豐富的實務常識,但當面對宏觀的經濟,複雜的社會體制或遙遠的國際局勢時,普通人缺乏足夠的時間與專業工具去建立觀察與檢驗數據.這時,大學教授,研究員,媒體評論員和文化菁英便充當了"資訊翻譯者"的角色,但他們將複雜的現實簡化,包裝並注入自身的意識形態,再透過教育系統與大眾媒體灌輸給公眾.在這種結構下,公眾輿論看似是多數人的聲音,其本質卻是意識形態僵固知識分子觀念的迴聲.大眾在不自覺中,採納了那些看似高尚卻往往脫離現實的進步主義框架,將知識分子的審美偏好誤認為是社會的集體共識.

                       這種關係最令人憂心的影響,在於公眾輿論的"道德化"與"極端化".知識分子為了在同儕圈中爭奪名聲與確立精神導師的地位,往往喜歡將務實的政策討論提升到絕對的道德高度.當這種思維模式被複製到公眾輿論中時,原本需要權衡利弊,尋求妥協的公共議題,瞬間變成了"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愛台灣與愛中國"的二元對立.公眾輿論開始失去容忍不同觀點的空間,理性的思辨被情感的宣洩與道德的審判所取代.在這種被扭曲的輿論氛圍中,社會的自我修正機制陷於癱瘓,任何試圖援引客觀事實,指出進步政策潛在風險的清醒聲音,都會在第一時間被對手或媒體貼上標籤並加以邊緣化.

                      更深層的危害在於這種輿論操控帶來的"階級代價不對稱".知識分子所形塑並極力推展的輿論思潮,其推行成本往往由底層大眾來承擔.不切實際的福利口號或激進的變革措施在公共輿論中贏得壓倒性支持時,生活優渥的知識菁英享受了道德上的自我感動與名聲紅利,但當政策真正落實,引發的通貨膨脹,產業轉型失敗或社會秩序動盪,造成失業,物價飛漲與生活品質倒退等真實痛苦,卻是那些缺乏話語權的基層勞工與普通家庭來承擔,因此,公眾輿論在知識分子的引導下,成了自我傷害的工具,盲目為那些傷害自身利益的宏大觀念鼓掌喝采.知識分子與公眾輿論之間的關係,絕非單純的啟蒙與被啟蒙,而是一場充滿偏見的觀念寄生.知識分子利用其話語特權,將免於實證懲罰的非理性意識形態轉化為主流輿論,綁架了政策的走向,也侵蝕了社會大眾對傳統體制與專業的信任.當大眾一再發現被輿論捧為真理的觀念最終帶來現實的災難時,信任的崩解便不可避免,這進一步為反智與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擺脫這種盲目的循環,公眾必須學會對知識分子的宏大敘事保持警惕,將公共輿論的重心從抽象的道德表演,重新錨定在客觀事實與實務經驗的堅實土地上.

                     全書最有趣的立論核心其實是結論.如果篤信知識分子的危害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做?作者並沒有刻板的教讀者去做識讀,與判斷.他的核心只有一個,就是自由與開放.不要進禁絕任何可疑,有問題,甚至會出錯的問題與主張,要讓他們都能自由無礙的在世界上被發表,被看見.雖然要拯救被意識形態撕裂的公共論述,關鍵在於重新建立理性的"實證錨定".但作者很清楚,其實並沒有人有資格,或說依照本書的觀點,是不可能找出一個絕對理性的錨定點,或是"大師箴言",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各種言論清晰明白有機會傳播給所有人,然後讓理性的真實力量,也就是"認知性理性"有機會擊潰"社會性理性"壓倒性獨佔的局面,加上,我們其實並沒有能力能預判有那些立論,觀點,價值觀,的未來預期必然是正確的,這些社會工程許多狀況下都是在逐步實驗,嘗試錯誤下被採用的,想要一開始就找到一個正確答案,那就是古老的烏托邦幻想,也就是這本書探討問題產生的最初源頭.

                       這本書的觀點與目標都很好,最大的問題是章節安排有點紊亂,不太清楚作者安排五大部分間的邏輯關係,與意圖,內容敘述也稍嫌散漫,加上Fitoussi似乎極端的不喜歡左派,這本書中大多數的舉例都是左派知識分子,或主張馬克思主義以下的學者發生的問題,但實際上,即使是號稱主張自由主義的右派學者也常不基於事實,而胡說八道的講許多意識形態的話,我看國內政論節目裡的學者裡就有,而且還不只一個.而這些偏頗,也只能賴閱聽者自行理解判斷,其實很難就憑這麼一本書就解除眾人的困境.看來不論是左派的烏托邦,還是右派的教條主義,只要失去了"實證懲罰的代價"制約,知識分子大腦中的"社會性理性"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失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