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9日 星期日

排名詭計: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

 

排名詭計: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Ranking: The Unwritten Rules of the Social Game We all Play,PÉTER ÉRDI)

                這幾天有一則新聞雖然未必沸沸揚揚,但必然引人注目,就是國內醫學系的名額開放問題.因為突然有三個學校要增額錄取學士後醫,以至於有許多在線醫生及相關組織提出抗議,抗議的原因是這個增額超過醫學系名額的總量管制.本來這也就例行新聞一條,但卻是我首次看見在新聞下的留言板,普通人的留言中出現許多對"既得利益"質疑.以前關於總量管制,總是會有一種主流聲音,主張"你希望被那些成績不好,資質不行的人當醫生診治嗎?",這大約是我首次看到許多普通人終於看見"既得利益"大於"能力"對總量管制議題的影響,餅就那麼大,人多了,平均個人能分到的就少了.

                但在這裡,我們還該問一個問題,如果要收1300人,那分數排序在1335的人,能算是成績不好資質不佳嗎?因此就沒能力讀醫學系,擔任醫生?或許有人會答,是的,沒錯,依據排名,他尚無能力.但是若考生是一個第一次參加考試就名列排序1335,另一位是第三次考試排序1200,這還能說排序在後的人資質能力不行嗎?還有,我們怎麼知道1300是個恰當區分擔任醫生能力的數字,也許真的能力擔任醫生就只是排序前500名,其他的並不合適怎麼辦?也有可能排名前2000的都有能力.顯然,排序及其名額只是一種基於醫療現況缺額需要衍生的數字,與能否擔任醫生其實未必有相關.只不過,人們歷來都以為只有智力相對靠前者才有能力在短期內專精需要大量記誦的學醫要求,所以依考驗智力相對排序這種做法,不過就是符合現實又較有效率的選材模式,也就是排名排序不過是人類社會自然形成的為了解決需要而設的制度而已,方便,快速,有效率但未必是最有效能,選出者未必是最佳,最合適. 

                這樣的情境正好是"排名詭計"一書裡要探討的問題.人類為何執著於排名?為何願意用數字將彼此區分,然後據以決定誰能進入醫學系,誰能當醫生,誰該坐前排,誰只能排在門外?作者 Péter Érdi並不單純把這種排序視為制度安排,而是從根本出發,揭示"排名"其實是人類演化本能,文化習俗與現代社會制度交織下的結果.我們之所以如此在意自己"第幾名",並非因為這個社會鼓吹競爭,而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早在幾十萬年前就已在小型群體中,為了資源與安全而不斷比較彼此的位置.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類作為群居動物,一直仰賴在群體中的相對位置來做決策.如果知道自己在群體中是強者,因此就可以主導狩獵,分配食物,甚至優先選擇配偶,任何個體都會敢用性命拼搏.這是因為若是在群體中落居後段,將成為群體中的邊緣者,便可能得學會服從,等待,甚至撤離,的境地.這種地位感知能力,是演化過程中為了生存與繁殖所發展出的本能.正如書中引述神經心理學研究,人腦會對"高排名"產生愉悅反應如多巴胺釋放,而對"被排擠"反映出壓力與痛苦的情緒.排名這種事,從來不只是制度設計,更是神經迴路中深植的偏好.

               但排名不會停留在生物本能.人類進入文明後,把這種本能進一步文化化,制度化.在傳統部落中可能是依年齡或戰功排名,在現代社會中則換成了分數,收入,學歷,粉絲數.這些排名背後的判準雖然看似理性,客觀,但本質上仍只是各種社會選定的"代幣",目的都是在劃分誰比較"好",誰比較"應得".醫學系的錄取名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用考試來排序,然後設定一個看似客觀的界線,但這個界線與其說是反映能力,不如說是折衷政治壓力,社會預期與財政規模後的人為產物.更複雜的是,這些排序遊戲會逐漸被個體內化.人們不再只是被排隊,而是開始相信自己的價值就是"排第幾".書中特別指出,現代人所感受到的焦慮,不安,甚至憂鬱,往往來自於這種內化的排名體系.我們不再只是參與排名,而是把它變成了評價自我,決定人生價值的座標系統.排名愈具體,愈可見例如社群媒體的追蹤人數,按讚數,人們就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甚至喪失對非量化價值的信任.比如暢銷書排行就深深影響了出版社的選書出書的順序與比例,某些書長期霸榜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想急著推出個人行為,心理,,愉悅與成就導向的書籍,於是某類書籍將會逐漸的往後排名,最終"被消失",而人們可能就會因此失掉了出版此類書籍的文化習慣,最終影響到多數人的閱讀範圍的可能,而形塑出與之前不一樣的社會,不一樣的社會組成心理,與文化.

               更進一步,整個社會制度也開始強化這種偏好.教育制度以"前幾志願","頂尖科系"不斷分層.企業招募看學歷排名與績效指標.政府與媒體則用排名來衡量城市,學校,國家甚至幸福感,我自己參與過的千大企業,百大富豪計算排名與報導,都在使用與強化排名這事在社會影響的作用與角色.這本書的絕大多數內容都在表達一件事,就是大多數時候人們自以為以客觀理性的方式.來進行排名,進行區分,期盼因此找出一個好的群分與排名方式,能夠因此更客觀,公平作為某種分配,分發資源,職務,的方式.作者一方面列舉出在真實世界裡被實踐的排名計算模式,或數學規則,表現出排名方式呈現的理性面,但另一面作者也援引逐漸發展出來的行為經濟學,與解析數學模式的內容,來告訴我們這些使用於排名的規則,與算法可能隱藏的主觀,不客觀,或者謬誤的可能所在,也就是,任何的排名方式,多數都是主觀與客觀的融合體,很難有單純客觀的方式.換言之,排名從來不是絕對客觀的工程,而是主觀偏好與制度邏輯的一場聯合建構.考試法也好,面試法也罷,即使多元方式混種,不論哪種方式錄取進入頂尖大學科系的排名方式,都不會是絕對客觀無疑的,只是那裡面的主觀有沒有以人們一眼可見的方式呈現,被快速發現找到,若沒有,它可能就此隱身,讓我們誤以為客觀的絕對存在.然後讓人們以為自己找到了一些讓世界美好,公平的認識模式,並就此某些人為的排名為圭臬,爲必須,甚至成為某種追求幸福的標準,誤以為自己能夠進入排名,或者消費某種排名,就代表著某種社會地位與意義,而這正是原始人類純生物體在做的一模一樣行為的複製而已,只是沒有直接的打鬥流血場面,便以為裡頭沒有血腥,沒有不公.其中當下流行的演算法尤其將這一切推向極致.排名已不再只是描述,而是製造現實.被演算法推上前排的資訊與人,不只是"看起來比較好",而是"變得真的被看到".這種"可見性"也在強化既有的不平等.Netflix,YouTube,Spotify都在拼命地執行這樣的功能.你看到什麼,不是由你選擇,而是你在這個排序遊戲中被判定該看的東西.這正是本書的核心警語,我們以為自己在用排名理解世界,其實是被排名制度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觀與人生目標.

              但這樣的社會真的健康嗎?人類的確天生就有比較,排序的傾向,就有限資源的分配來說,或許是人類不得不使用的一種模式,但是難道集體社會化,科技化的我們不是擁有體過去的人們更多的資源?難道還要每一個面向,每天接觸之物都要如此的進行一再排名,分配方式的治絲益棼?正如Érdi所指出的,這種本能若未經反思,最終將被制度與科技放大成一種無所不在的"數值化暴政".排名本該是理解現象的工具,如今卻成了評價人的唯一語言.於是我們漸漸忘了,有些能力是難以用一場考試評量的,有些價值是無法被量化衡量的,有些人即便不在前段班,也擁有不可取代的位置與貢獻.當我們把醫學系的入學名額,學校的聲望,工作的好壞,甚至人生是否成功,都綁在一條條看似中立卻極具殺傷力的排序機制上時,我們是否也在削弱多元社會的可能?這並不是反對一切競爭,而是提醒我們,排序本身也該被置入排序之中,不是每一場社會活動都該變成賽跑,不是每一項職業都該只有"前幾名"能被肯定.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看見多樣價值,不被單一尺度壓倒的社會想像.

            "排名詭計"這本書或許不能提供真正公平排名,選擇分配的方式,但能讓我們看清,人類的焦慮,判斷,制度設計,其實都深陷在一場歷時千萬年的排名遊戲之中,以"被看見為榮,被喜歡為尊"的心理結構,排名成了一種自我認可的依據,而這恰恰讓人失去了對自身價值的主動定義能力.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點,也許,才真正有可能不再只是遊戲的玩家,而是能偶爾停下腳步,思索遊戲規則本身的人.以上.


2025年6月23日 星期一

伊朗的靈魂:革命、反美、神權政府,1979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奮鬥

 

伊朗的靈魂:革命、反美、神權政府,1979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奮鬥(Children of Paradis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Laura Secor)

               2009年年6月14日,在剛剛結束伊朗總統大選勝出,連任總統的艾哈納迪內賈德在勝利之夜上表示那些支持落選對手穆薩維的選民都是"污泥與塵垢"(dirt and dust).

               後來這句話變成一連串批評者利用的標語,口號,專門用來諷刺伊朗統治當局.因為這場選舉被認為有大規模作票,舞弊行動,致使落選陣營民眾群起街頭抗議,當然,以維護秩序之名,伊朗政府也出動了民兵,革命衛隊,秘密警察,"法基赫"開始抓捕他們認為是執行,串連意圖顛覆政府製造暴亂的暴民,學生,主婦,工人.而被認為有教唆嫌疑的穆薩維陣營裡的前政府高官,知識份子,媒體記者,導演,作家則更列爲是被美國收編在伊朗潛伏的CIA,特務,懷有推翻先知政權的陰謀意圖,因此絕對該列為首惡對象.於是大規模搜查,監禁,監視,刑求,與非法審判開始了.但這次全面抓捕異議份子不算特殊,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政府以顛覆,或以擔任美國特務為由抓人,可以說是當地的日常生活.

              穆薩維本身並不算是伊朗當局的反對者,他曾是何梅尼時代的伊朗總理,與當權者根本同一出身,但連他都因為提出異音,質疑最高領袖,難逃在這場示威後被監視,囚禁的命運,更遑論對過往30年的後革命生活有疑義的其它平民.在伊朗,只能有一種聲音,一種政治正確,任何扞格這標準的人事物,都會被取締,是伊朗革命後社會改造的唯一成就,清除雜質,唯一聲音.這場因為選舉舞弊引發連續的抗議,暴亂運動雖然帶動了3,400萬民眾的街頭支持,不明就裡的外國還以綠色革命稱之,看似驚人,但其成果與力量,與整個伊朗在過去30年所施行的神權運動相比,只能算小兒科,獨尊真主與伊斯蘭教法的一切可以說是伊朗最大的社會運動,它由國家發動,最高領袖是伊朗一切異議的最終裁判者,其他事物遇到它,只能繞道,或被消失.套句"權利的異端"褚威格(Stefan Zweig)所說的"任何龐大運動的順從者,追隨者,靈魂奴隸,應聲蟲,都無法滿足獨裁者,除非自由人與極少數的獨立人士也開始諂媚他與他的農奴,獨裁者才會感到滿意.為了讓自己的信條成為普世真理,獨裁者會讓國家將不一致列為犯罪.",於是,與教法,真主,最高領袖不一致的看法都被視爲是異端,是污泥,是塵垢,是雜質,就是犯了褚威格所說"不一致"的罪,都該被清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是一個不能忍受真主箴言領袖號令以外的世界,任何異議與雜質都將被清除,吞噬,且始終有一批信仰這種觀念的訊問者,革命衛隊,民兵,法官,檢察官以虔信的心態在執行這個最高原則.比這還可怕的是,大多數那些開票後上街抗議,被捕,入獄,被刑求,甚至坐罪的人,實際上也並不反對這個神權體制的唯一標準,因為反對的人不是已經被國家吞噬,就是被隔離,逃到國外了.

               但"伊朗的靈魂"要寫的,正是這些逃離者,反抗者,思想者的故事.他們不是單純對政權說"不"的人,他們多半來自這個體系內部,曾經深信革命,也曾是神權體制的受益者與推動者,但卻在某個時刻,對信仰產生疑問,對一元真理的封閉開始質疑."伊朗的靈魂"不是一本新聞紀實書,它真正關注的,是伊朗1979年革命以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內心掙扎,他們對信仰的忠誠,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奇特獨裁政體的無力感與抵抗.書中的人物像沙里亞蒂(Ali Shariati),索魯什(Abdolkarim Soroush),甘吉(Akbar Ganji)等人,就是這場思想鬥爭的主角.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起點出發,卻在思考的路上,都走向了一個共通的問題,伊斯蘭的神學體系,一旦與國家政權合體,是否就永遠無法容忍差異?

               索魯什原本是革命的信徒,曾參與伊斯蘭文化革命,但在接觸西方哲學後,特別是波普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與開放社會思想後,他對"絕對真理"與"宗教壟斷解釋權"產生了警覺.索魯什將波普爾的科學精神引入伊斯蘭思想,主張宗教知識是人類歷史產物,應該如科學般接受檢驗,修正.他說,經典是神聖的,但對經典的解釋則是人的工作,而人總會犯錯.因此,解釋權不能被壟斷於教士階層.沙里亞蒂則從馬克思主義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出發,主張回歸伊斯蘭原初的精神性,革命性,反對現代化過程中的虛偽西化.他批判伊斯蘭的僵化教法主義(fiqhism),希望喚醒青年將伊斯蘭作為解放神學.但諷刺的是,他所激發的革命熱情,最終為建構一個更封閉的神權體制所利用.這些思想者共同指出,伊朗之所以形成這種制度上的畸形政體,部分原因就是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容納多元思想的文化條件與制度基礎.波普爾之所以讚賞西方的自由傳統,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接受"不同意見的合法存在",不同哲學,意識形態之間可以辯論,鬥爭,互相制衡.而伊朗的宗教與政治結合卻走向另一極端,"唯一的真理"與"唯一的詮釋者".這種政治體制的怪誕性在於,它結合了現代國家制度的外型,有選舉,總統,國會,卻植入了一個無可挑戰的終身制宗教領袖(最高領袖).他不需選舉,卻可凌駕一切政治機關,是"法理學家監護"(Vilayat-e Faqih)制度下的神權化國家核心.這是前現代神授主權與現代國家建制的拼貼式混種體制,其邏輯不是來自人民主權,而是來自神意的詮釋權.

              伊朗的知識分子們曾努力使伊斯蘭能與現代性接軌,嘗試讓信仰與自由不再對立,但最終這些努力或被收編,或被鎮壓,或被流放.Laura Secor所描繪的正是一個反覆進入與退出體制的思想輪迴.一代又一代相信改革可能的人,不斷撞牆,不斷離開,不斷質疑,卻仍不肯完全放棄.這樣的掙扎,並不只是對抗政權,更是一場靈魂的奮鬥.對自己信仰的重構,對國家身份的追問,對何謂正義的追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那些在街頭上被捕,被刑求的群眾,他們其實多半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民主鬥士,而是仍相信這個政體有"改變的可能"的人.他們與知識分子一樣,走在從信仰中醒來的路上,但這條路,通往哪裡,沒有人知道.

               若要理解伊朗政體為何會發展出這種宗教領袖與世俗選舉共存,卻又高度壓抑異議的怪異統治形式,可以透過韋伯(Max Weber):理性合法性權威理論來看.韋伯將社會中的統治合法性劃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及理性法律型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這三種權威類型,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區分,而是整個社會文化與制度安排的產物.現代國家之所以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並非只是因為人民有投票權,,還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能逐步走向理性法律化,也就是法律與程序的至上,公權力的可預測性,可替代性,以及官僚制度的去個人化.但伊朗並未走上這條路.即便在1979年革命之前,巴勒維王朝從事的現代化國家制度,也僅止於表層的行政機構模仿,並未真正產生一套與法律理性精神相容的政治文化.何梅尼推翻君主政體後,也並未建立一個由法律主導的制度化政權,反而將整個統治邏輯轉到韋伯所說的魅力型與傳統型的混合上.最高領袖的合法性源於對伊瑪目與真主意志的詮釋能力,權力根植於什葉派神學的神授性權威,同時也繼承了什葉派中由教士壟斷解經權的階層性傳統.這種結構的關鍵在於它不從"制度可以約束權力"出發,反而深信神的代理人不受質疑,不可挑戰.這正是理性法律型統治在伊朗無法發展的深層文化根基.民選總統,議會,法院雖然存在,但這些都只是國家結構中的世俗附屬物,一旦與神權體制發生衝突,後者永遠優先.制度表面的民主,是為了吸納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外觀,而非為了落實真正的制度競爭或分權.

               索魯什便曾反覆指出伊斯蘭教法體系本質上無法內建對"權力正當性"的反思與制度監督,他明白表示古蘭經雖是神聖的,但對古蘭經的詮釋是歷史性的,是教士人為..而伊朗政體最大的問題是,它將少數人對經典詮釋的神聖化,法源化,並形成壟斷化.以至於實務上形成一種宗教律法,政治權力,社會規訓三者密切結合的閉鎖結構,無法接受外部挑戰與制度性改革.這與韋伯所描述的理性法律型官僚體制形成強烈對比.後者的特徵是法規清晰,權限分明,責任可追溯,並且容許合法的意見差異與政權替代.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黨輪替,領導者更換,制度仍是依最高領袖的指令運作.最高領袖不但凌駕於一切憲政制度之上,更具備終審一切政治,軍事,宗教議題的權威.他不只是統治者,更是神學詮釋的壟斷者,是"真理"的最終口譯,加上宗教最高領袖並非表面所見的沒有世俗權力,實際上"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 Vilayat-e Faqih,也可譯作法基赫監護制度)是被寫進了憲法裡,他們實際上掌控著對司法的解釋,執行,審判法律事務的一切,有特殊的警察,特務機構能執行偵察,逮捕,問訊等處理嫌疑罪犯的庶務,還有自建的伊朗革命衛隊武裝力量,最後,是擁有一大批虔信者,能自動自發,毫無懷疑的追隨最高領袖的指令,話語,與暗示的普通人民,以法不責眾的態度執行大量不合規,不懼現代性的私刑活動.

              於是我們看見一個制度上的荒謬現象.一個國家既有總統選舉,國會辯論,媒體報導,憲法法院等看似現代化,民主化機制的運作.也有由教士組成的監護委員會,能隨意篩選候選人,推翻立法,甚至廢除總統,執行暗殺.但這並不是某種共和與神權的平衡,而是韋伯意義上未完成的現代性,神授型權威在現代制度外觀中幽靈般地延續,書中哈賈里安藉韋伯之口所指的"家產制國家"(Patrimonialism ),所有的人民都被當成臣民,失去了現代公民的大部分權利,最高領導掌控著軍隊,甚至經濟的一切去遂行個人意志.而這樣的體制之所以能持續運作,不單是因為暴力壓制與審查控制,更因為在社會深處,伊朗始終未曾發展出足夠支持"理性法律型"統治的文化條件與公民社會結構.索魯什等人雖試圖以西方哲學工具對抗這套權威結構,但他們所依靠的,是一小撮在大學,刊物,流亡社群中微弱發聲的菁英團體,而非廣泛動員的社會力量.當知識論反思無法轉化為制度運動,當改革只能依賴個人魅力或教士內部的進步派人物時,真正的制度現代化就永遠無法誕生.2009年上街的抗議者們,許多人並不是要推翻整個神權體制,而只是希望它變得"不那麼封閉","可以被溝通".但當制度的基礎並非建構在理性與法律,而是建構在"唯一正確的詮釋"與"不容挑戰的神授權力"上,那麼任何要求對話的姿態,都會被視為異端,雜質與塵垢.

              若說伊朗知識分子只是單純要引進西方現代性那一套,建立一個西方式的理性官僚國家,那便過於簡化了這場思想鬥爭的複雜性."伊朗的靈魂"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微妙的現象,伊朗思想者從未完全臣服於西方現代性的範式,而是試圖批判性地吸收,轉化,乃至對抗這套體系,希望為伊斯蘭社會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之路.這種態度最明顯的代表便是沙里亞蒂(Ali Shariati).沙里亞蒂深受法國左翼思想與解殖運動影響,從馬克思主義吸收了"異化","壓迫解放"與"階級覺醒"的框架,但他也沒有照單全收,並不認為西方理性主義與經濟決定論可以解釋穆斯林世界的命運.相反的,他呼籲回歸早期伊斯蘭的革命精神,主張一種"什葉派的解放神學".在沙里亞蒂筆下,伊瑪目侯賽因(Imam Hussein)不是宗教的象徵,而是反抗壓迫者的革命典範.所以他相信所謂的伊斯蘭並不是反現代,而是可以成為對抗殖民與資本主義帝國秩序的一種另類現代性力量.這種另類現代性的探索,也延續到了後沙里亞蒂世代的思想者,比如書中所述的索魯什等人.他們認識到自己面對的已是另一個問題,既然革命成功,政教合一體制建立,那麼如何防止革命成果本身變成壓迫者?於是這些人轉向了另一條思想譜系,從海德格,波普爾,乃至韋伯那裡找尋意義工具,開始質疑真理壟斷,教法僵化與神學霸權.不過,索魯什對西方現代性也採取了一種極度警惕但非全然否定的態度.他讚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與"開放社會"精神,因為這種科學方法與政治哲學不建立在"真理壟斷"的基礎上,而是永遠保持修正,爭辯與批判的空間.但他同時也清楚,西方現代性的理性主義若不被反思,也會變成另一種霸權形式,這是許多伊朗知識分子在閱讀海德格時的共鳴所在.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對技術理性與工具化思維的批判,對伊斯蘭世界的反現代派產生強烈吸引力."存在與時間"的探問提供了一種比科學理性更深層的生命解釋框架.而對於許多伊朗思想者來說,伊斯蘭並不只是一套宗教律法,更是一種生活世界的整體秩序,是民族與靈魂的居所.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現代化,而是現代化以誰為中心,如何被詮釋,是否尊重地方文化的內在節奏.於是,伊朗的思想掙扎並不是現代與反現代的對抗,而是兩種現代性模式之間的競逐.一種來自啟蒙以降的歐洲理性傳統,一種試圖自伊斯蘭文本與歷史中發掘出的另類現代精神.問題在於這場競逐尚未完成,甚至從未真正公平地展開,因為國家政權壟斷了宗教詮釋權,也壓制了多元現代性可能出現的文化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既不完全否定西方,也不願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工具的思想者,往往陷入"雙重異端"的處境.在西方眼中,他們仍過於伊斯蘭,在國內,他們卻被視為西方代理人.他們無法安身於任何一種體系,成為無家可歸的靈魂.這也是為何"伊朗的靈魂"如此貼切,Secor所書寫的是一群人的思想困境,也是整個國家在兩種文明夾縫間,尋找自我靈魂歸宿的長久掙扎.

               閱讀"伊朗的靈魂"最令人感到沉重的,或許不只是對神權壓迫體制的控訴,也不只是知識分子們在兩種思想夾縫中的悲劇命運,而是它讓我們看到一場革命,不只是政權的更替,而是整整一代靈魂被重塑,撕裂,質疑與放逐的過程.Secor並不試圖為伊朗革命與其後果下簡單判斷,她筆下的知識分子,並非簡單的自由主義英雄,而是一群陷於內在矛盾,無法歸類,經歷思想裂變的"介於之人".他們既無法全然接受西方現代性對宗教的消解,也無法忍受神學壟斷對思想與言說的絞殺.他們是這場革命的產兒,卻無法在這個革命國度裡找到立足之地."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 的指定了伊朗之爭從來不只是政權之爭,更是一場對"伊朗究竟是什麼"的靈魂之戰.這場戰爭不會只發生在選舉,街頭,法院,清真寺,更發生在書桌,課堂,內心,筆鋒,那些異議者與思想者所試圖保留下來的,不只是一個更寬容的體制,也是一種能讓人說出懷疑,承認錯誤,接受多元,共存不同價值的生活方式.本書也同時提醒我們像伊朗這樣的政體之所以能夠持續運作,並非只靠暴力與審查,而是因為它在某種文化土壤中,成功將"唯一正確解釋"視為公共生活的自然前提.這不僅是一種制度問題,更是一種長久形塑的知識生產模式與文化規訓邏輯.而對抗這個體制的,也不能只是外來的現代性輸入,而必須是一場來自本土,能與其文化對話的思想內革命.我們因此更能理解,為何伊朗的改革運動屢屢失敗,卻仍不斷重啟,1999學生抗議,2009的綠色革命,2022的頭巾運動等都是這樣的結果,為何流亡者即便遭流放,仍持續書寫,發聲,為何2009年的綠色運動雖被壓制,卻在今日的伊朗社會仍潛伏著動能.因為靈魂的掙扎從來不只屬於一時一地,它是整個文明在遭遇歷史轉捩點時,所必然要面對的深層困境與選擇.

             對我來說閱讀這類的書越來越有點自尋麻煩的意思.我們這種污泥,塵垢的,本來就是等待被排除的雜質,所幸底層人的好處,自然是最後才會被列為要被清除的對象.只是會看不太懂讀同樣書的許多人,不知什麼時候,怎樣狀態,怎麼他們就能上位成了清除污泥,塵垢,雜質的掌舵人?能夠一邊堂而皇之搬出信仰的真主真理來清除污垢,又同時把贊同閱讀書籍的污垢觀點表達如意,這是怎麼辦到的?他們何時又在怎樣的狀態下,竟能夠擁有唯一的解釋權力?.雖然"伊朗的靈魂"提供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制度表層民主是不足夠的,尤其當廣泛意義的宗教信仰,教條成為現代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時,常識理性所在位置可能被挪移,甚至退位讓賢.當國家壟斷真理,壓制異議,消滅中間地帶時,我是否還有能力堅持信任存在那個可以爭辯,對話,承認不一致的世界?.因為本書中所呈現清除污垢的伊朗社會顯然是黑暗,殘酷,暴力,冷峻,不講理,沒有理性,法律讓位,讓人只有真主教條與殺戮棍棒兩種選擇,而我自然是畏懼棍棒,我雜質,我恐懼,那畢竟不能算是什麼驕傲,也會影響到完全不懂這些的近親.所以從現況看,這些問題,現象看來不只是伊朗問題,也是當代所有追求自由社會之人共同的難題.以上.

    


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

 

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 The Coup: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Ervand Abrahamian)

              接下來的兩本書選擇近期時事主角,伊朗.一本是"1953",另一本是"伊朗的靈魂".

              1953"說的是1953年的在伊朗發生的一場政變,"The Coup".在70多年後部分已被揭秘的檔案中,歷史學家們找到了這場政變背後真正主謀,美國中情局,與英國的軍情六處,這兩個情報機構,也就是發動伊朗1953政變,導致當時的總理穆沙迪克(本文採用本書,與"伊朗的靈魂"翻譯的穆沙迪克,Mossadeq al-Saltaneh,但國內一些媒體,書籍會使用 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這個譯名)下台入獄,背後真正的元兇就是美國,英國政府.這場政變在當時來看沒什麼,但從今日來看,或許它是形成今日伊朗政治狀態的一個關鍵轉鋭點.

              歷史本身很有趣,也挺諷刺的,但往往我們當下所知的非但不是真相的全部,還經常是人為刻意誤導的出像,更別提其中可能的變化顛躓,反轉.今日以色列能一舉誅殺多位伊朗核彈研發專家,靠的是精準設計打擊.但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伊朗的特務情報機構SAVAK本就是以色列Mossad協助下成立,並幫助其訓秘密警察,所以伊朗有多少斤兩,以色列不止心知肚明,甚至可能鉅細彌遺早一覽無遺.以伊兩國曾經關係緊密,互通有無,因此以在情報,秘密行動上能宰制伊朗是其來有自.長久以來,外界是從野心家政客以下犯上角度來理解1953年發生在德黑蘭的那場政變.穆沙迪克雖然是民選總理.卻被描繪為一位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因為剛愎自用,讓國家陷入混亂,加上與共產黨勢力走得太近,企圖架空君主權力,進而可能使伊朗淪為蘇聯的附庸,所以才遭到國王反噬.在這個說法裡,年輕的巴勒維國王不得不採取行動,與忠誠的軍官們,廣大的群眾攜手.發動了一場拯救國家的"自救政變".因此政變中的暴動與街頭騷亂,是民眾對穆沙迪克不滿的自然反應,而穆沙迪克的垮台,則象徵著秩序的回歸.

              這樣的敘事曾經被教科書收錄,被西方媒體報導,被外交官私下傳頌.它像是一部冷戰正義的宣傳短片,伊朗幾乎滑入紅色深淵,幸好被及時拉回.但是,這只是一種劇本,一本寫給除了少數知情者外,世界其他人看的劇本.直到幾十年後,真實的劇本才逐漸浮出水面.美國的檔案在1990年代起逐步解密,2013年,一批由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公佈的原始CIA文件,讓我們第一次清楚看見那幕舞台背後的布景與操縱那場劇情的手.穆沙迪克並非親共危險分子,而是一位立憲派政治主張者,一位現代民主觀念的引入支持者,堅持伊朗的經濟自主權.正是因為他推動伊朗石油國有化,讓英國長期榨取伊朗資源的英伊石油公司失去特權,觸怒了倫敦,也驚動了華盛頓.於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軍情六處開始密謀.這場名為"阿賈克斯"(Operation Ajax)的祕密行動,目的就是要讓穆沙迪克從總理之位落馬,換上一個親西方石油公司的伊朗總理,如此便能讓西方繼續的擁有在伊朗的石油特權.於是一場涵蓋了金錢收買報社,操控媒體輿論,買通德黑蘭的流氓,安排偽造示威,說服軍方高層叛變等一切精密而有序,如同一場外科手術般的政變工程,便在情理中發生,意外裡結束.連伊朗國王本人最初都並未敢大膽介入,在政變第一階段失敗後,他一度驚恐出逃,但CIA指令堅持推進,直到政變成功,穆沙迪克被捕,王權重掌伊朗.

              因為能偷看歷史,從今天的角度來看1953年"阿賈克斯",可以說它是殖民主義者貪婪恐懼的最後一搏.這本書是從"達西利權"(D’Arcy Concession)展開的.話說1901年,有一位澳洲投機客William D'Arcy向伊朗國王購買了60年對全伊朗地區有關石油探勘,開採,提煉,出口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達西利權.後來這樣的權利成了一項商品被他出售,最終落入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二戰後改名英伊石油公司)之手."達西利權"看似是單一的財產權交易個案,但實際上,它的意義卻是普遍的.幾百年來,那些西方的殖民者向著他們眼中無主之地進行各種的暴力征服,掠奪.當強搶不行時,便用欺騙,或者用上達西利權這樣的模式來達成奪取資源的目的.外來者告訴當地的土著王國統治者,願意用一筆錢來協助開採,開辦某種資源,礦藏,建設,如果後來他從該項資源的開發銷售活動中賺錢了,雙方可以依事前約定比例分紅,讓土著國王拿到一筆收入.所以遠自東南亞到西非,南美的許多金,銀,錫礦,石油,到港口,甚至運河建設上都用上了這種模式作為西方擷取資源的手段.那些土著國王,統治者的貪婪加上根本無力拒絕,只能順著西方殖民者意思而為.

              二戰之後,所謂的日不落已經無力再支撐多個殖民地,許多殖民地獨立成新國家,這些新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有在殖民主或西方國家接受當地教育,與生活的經驗,他們慢慢知道世界是怎樣的,知道西方的個人,國家的權利義務是怎樣施行與分配的,於是乎受過西方文化洗禮主張民主,民族主義的當地人士,一旦在當地政治上位,必然會想在現實裡實踐他在西方所見事物."達西利權"中,伊朗國王每年能拿到16%的因為開採伊朗石油所獲得的淨利,這比例數額從1901年的角度,我們不知道是多是少,但是在1950年代的人,特別是曾赴西方受過教育的穆沙迪克看來,顯然是太少了.因為正在伊朗附近的其他新興國家如伊拉克,阿拉伯當地政府,在與西方國家所新簽訂的開採探勘合約中,分紅狀態幾乎普遍是50/50,也就是西方開發商與當地政府各一半的淨利狀態,至少從鄰近國家的例子中,穆沙迪克看出早年簽約的伊朗明顯是吃虧的.所以他曾向英伊石油公司提出,希望能夠以50/50的比例,重新簽定一份協議,但被拒絕,這使得他心頭頗爲不快.

                伊朗人的反感不僅僅是因為權利金問題.英伊石油公司由倫敦的大不列顛之家(Britannic House)管理,但它將在伊朗當地地質探勘及年度帳目等資料視為國家機密,尤其對伊朗政府保密,所以伊朗政府只能根據英伊公司每年宣稱的淨利分紅,對方在伊朗實際銷售開採數額並不能確知.英伊公司以國際價格將汽油賣給伊朗本地消費者,卻以不公開的折扣價賣給英國海軍和空軍,迴避任何人的詢問,聲稱若非如此,這些重要客戶將會找別的賣家.為了鋪路和設置油管而砍樹,對生態造成極大破壞.有傳言它的油田越過伊拉克邊境,從席林堡抽取石油,因此與當地部族酋長談條件,和西南方巴赫蒂亞里部族(Bakhtiyari)的可汗們分別簽訂利權,將政治保護擴及卡巴部族的哈札爾酋長,以上這些新取資源都避開了伊朗政府的份額與監督,同時也等於在暗中否定了伊朗對當地的治權,這顯然會令執政者不滿.不僅如此,該公司極力遊說將對其友善的官員安插在重要的地點如德黑蘭,以及地方行政部門內.它的油田高階管理者還在英國領事協助下盡其所能影響,收買伊朗的省總督,警察首長,地方市長到部族首領等的選用.更嚴重的是,它採取了差別任用政策,寧可晉用印度人,讓其升職,也不願讓伊朗人加入技術,銷售的管理高層.以上的諸多現象,看在民選政府眼中,自然就像是看到殖民者傲慢,與輕視的眼光.當年西方獲得這種特權,本來就是來自不正義的手段,或特殊時期,而今伊朗民智漸開,想要再隨便給塊糖就能安撫原住居民的時代早已過去,加上英伊公司提供的勞工工作環境,條件極其惡劣,過低的工資已經開始造成勞工的不滿憤怒,加上人們開始有了勞權意識,不滿英伊公司的罷工活動也就一再而起.內部交迫之間,伊朗民主化的出現也加速了英伊公司將面臨更糟的困境.

               1951年英伊公司不願意重新談判石油權利,拒絕提高支付給伊朗的分潤利潤,加上罷工運動,這諸多原因讓隱隱生出的伊朗民族主義有了成長空間,開始有人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那些石油資源明明是在伊朗的土地下,卻要讓一個外國企業獨佔獲得最大利潤,而伊朗政府只能在外人分完後,才在這些外國人施捨下取得些微分潤,難道那些石油不原該就全是伊朗資源,應該由伊朗人全部控制才對嗎?於是有人開始主張伊朗必須讓國境內"石油國有化",這樣開發利益就能全民共有.前面提過穆沙迪克曾嘗試與英伊石油公司展開談判,但英伊石油公司不接他提出的折衷方案,他的方案其實只是參照了1948年委內瑞拉政府與Creole石油達成的共識,提議英國與伊朗平分利潤.英國不顧美國的勸告斷然拒絕穆沙迪克的提案,並萌生密謀破壞及推翻伊朗民選政府的可能.為了緩和時局,同時也為了自己的利益,此時美國出面調停,它呼籲伊朗人要理性看待國有化,英美認為國有化對伊朗時來說是一種危機,不能帶來利益還可能為禍伊朗,他們主張因為伊朗開採石油的技術不成熟,對於世界市場與局勢的不解,很可能會因為直接國有化而面臨開發虧損,或是開採停滯,因此,還不如採用一種折衷方案,就是伊朗表面上將石油收歸國有,但是將經營開採權委由一家西方公司代理執行,這樣方能轉化"國有化危機".

              不過這種說法在那些接受西方文化洗禮人的眼裡,無非就是一種延長權利的托詞,於是穆沙迪克被英伊公司拒絕後,採取了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策略.既然50/50不被接受,那就乾脆將伊朗的石油開採,探勘的權利全由伊朗政府收回,這就是真正的"石油國有化"的實踐,以伊朗石油公司替代英伊石油公司當穆沙迪克宣布施行石油國有化後,這下輪到英國慌張了,開始採取抵制行動.它不讓原英伊公司的技術人員轉赴伊朗石油公司任職,從油田中撤回專門技術人員,甚至包括從印度招募的開採工人,這些作為的目的就是想讓伊朗石油公司無力作為,讓其產量減少,或增加開採上的困難.同時英國海軍又封鎖了伊朗石油外銷的海運途徑,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禁止糖,鋼商品出口到伊朗,凍結伊朗在海外的石油貨幣帳戶,想藉此讓伊朗動彈不得.但伊朗居然能在這種被封鎖情況下,找到活路.技術上在伊朗人自家的支持下生產開採,雖然失去英國人協助,作業一樣運作順暢,海外銷售更在其他國家的協助下沒有完全停頓,也就是產銷並未如英國預期般遭全面封鎖,這讓英國人更生氣了.於是英國改向海牙國際法院申訴,結果英方居然被敗訴,理由很簡單,結果完全如有西方生活經驗的穆沙迪克德猜想的一樣,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間的爭議,是一樁普遍的民事司法事件,根本無關政府運作問題,自然不屬海牙國際法庭審理,這些受西方教育的人終於以西制西贏取勝利.眼看求外無效,英國人就將目光轉向伊朗內部,發現要想取得舊日的利益,首先就要打掉穆沙迪克,讓其無力阻饒英國的行動,穆沙迪克是伊朗民選總理,要想打掉他,一是從國王路徑著手,另一路徑則是從民眾下手.

                英國擔心代理人在伊朗的利益受損,於是利用了冷戰的思維,宣稱由穆沙迪克主張的伊朗民族主義必然有蘇聯在背後支持,於是以此為由向美國求助,稱伊朗石油的國有化只是一種紅色統治的開頭,未來伊朗將會受到蘇聯的控制,此舉有效利用了美國的冷戰思維,雖然美國並不同意立即推翻穆沙迪克,畢竟美國自身產油對於石油的殷切不如英國.但是前所述,達西利權的被取消,將會形成一種普遍現象的模仿效應,而這種模仿對於西方國家當時在世界上的利益是有害的.因為其它代表曾經被殖民國家因此付出的權利,都將可能要學習伊朗的"石油國有化",宣稱原先提供給殖民國家的鑽石,黃金,原油,煤炭,運河,港口等資源開採權,建設權利與利益都是原屬於該國自古以來的資源,因此都該被回收國有,而若引發出這種串連狀態對西方來說,就有了殖民利益集體毀滅的燎原效果,而這在1950年代的西方是絕對無法接受的事.在原始利益與新冷戰對抗雙重考量下,美國因此也不得不重新考量換掉穆沙迪克的可能,站到支持英國的立場上.於是.阿賈克斯秘密行動便出現了.這裡不復述該行動過程與相關人物的互動,本書對此描寫的相對詳盡.

               CIA在得到伊朗國王的默認後,便著手實施政變,利用民間群眾力量,外部將校的武力支援,發動政變,逮捕了穆沙迪克,後來他在審訊後先被判處死刑,最終減刑為三年軍事監獄有期徒刑,隨即一直被軟禁家中直至逝世.而一度因為政變失敗出逃的巴勒維國王,又返回伊朗執政,經過一段的間隔期,在1954年中伊朗國王終於解決了石油爭議,他與一個由英,美,法,荷蘭組成的國際財團簽署一份50/50複合利潤分配協議.在這新財團中,英伊石油公司持股40%,5家主要美國石油公司持股35%,剩下5%的股份則由被稱為獨立石油公司的幾個美國小規模石油公司共同持有,該財團向美國國務院與英國外交部表明,它需要在產油與煉油的作業上被賦予某種程度的權利與權力,包括擁有探勘,鑽油,製造與精鍊的獨占權利,以及運輸與出口石油和天然氣,連同以上作業的有效控制與管理權,它希望能持續擁有上述權利整整二十年,而這樣的新協定就算達西在他的利權裡也要不到更多.不過,這算是一筆讓伊朗國王有了從此安心的交易.因為他從此有了美國保護,與美國協助建構的軍隊,以色列協助組織的特務組織,這些都穩固了他執政獨裁的能力與安全.而英美等國也繼續享有殖民利權的利益,直到OPEC出現.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1953年的政變並沒有什麼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它就是伊朗一連串走向悲劇的開始,甚至可以這麼說,1953年政變對伊朗近代史深遠後果的核心問題,在於若那場政變若未發生,伊朗會否走上一條更民主,更現代,更民族自主的道路?雖然我們無法完全確定alternate history會如何發展,但可以根據既有歷史條件,政治走勢與穆沙迪克本人的政治取向,推演出一種合理,可想像的歷史分支.如果1953年那場由CIA與MI6策劃的政變並未成功,若穆沙迪克依然掌權,並順利推進石油國有化政策,歷史會如何改寫?首先穆沙迪克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是一種立憲主義,反殖民的民族自由派,將會取得一次歷史性的勝利,他將成為第一位成功抵抗西方帝國石油壟斷的非西方領袖,對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產生巨大示範效應.在伊朗國內,穆沙迪克的繼續執政很可能會鞏固議會制度,削弱皇權,他一貫主張軍隊應服從民選政府,限制君主權力,並傾向於讓國會主導預算與政策制定.若他能撐過英美的壓力與內部保守派反撲,那麼巴勒維國王將被逐步制度化為虛位元首,而非之後的絕對君主,伊朗也就不可能陷入獨裁,顢頇統治的狀態,也就沒有理由讓太多的底層人民不滿.而石油國有化則會帶來關鍵的經濟自主,雖短期內西方制裁與技術撤出會造成經濟動盪,但伊朗可透過與中立國,非殖民世界如印度,埃及建立替代性經貿聯繫,逐步穩定收入.這將讓伊朗擁有國內資源來推進基礎建設與教育改革,形塑一種非依附的現代化發展.最重要的是,穆沙迪克執政若能維持穩定,或許能阻止伊朗人民後來對世俗精英政治完全幻滅的情緒累積.1979年革命之所以爆發,正是因為巴勒維王朝在西方撐腰下走向極端壓制,腐敗,與文化殖民.而穆沙迪克代表的,正是一條與此相反的民族獨立與溫和改革之路.如果這條路得以繼續,那麼伊朗的民主憲政傳統將不會被1953年那場政變斷裂,窒息,也許也就不會出現1979年那場將自由與神權混為一談的激進革命.也或許,今日的伊朗會是一個如印度或印尼般的憲政民主國家,民族主義,伊斯蘭文化,與民主並存,而不是在革命與壓制之間擺盪,成為神權體制與地緣孤立的受害者.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理想化.穆沙迪克本身並非沒有侷限,他執政時的決策有時激烈,對反對派缺乏妥善整合機制,其民粹主義也可能加劇政治極化,不過這種可能的劣勢與其被外力暴力終止,若是在正常民主過程中下台,伊朗的民主政體將能建立和平輪替的制度性前例,而非以後每次政權更替都訴諸革命與極端手段,這樣的結果可能也比因為政變下台更好,會不會以後就沒何梅尼什麼事了?!.

                這本書的題目很聚焦,有趣,但是因為寫法要參酌真實歷史,與新發現的揭秘檔案,所以略為正式的以去故事化的方式完成,使得文本略嫌枯燥了一點,這種結構對於不是歷史書籍的愛好讀者來說並不太算友善,需要很多補充資料相輔才能領會,這是小小的缺憾之一.以上.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科技與大國崛起:通用技術如何改變權力布局?

 

科技與大國崛起:通用技術如何改變權力布局?(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ow Diffusion Shapes Economic Competition,Jeffery Ding)

               "科技與大國崛起"就討論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領頭羊產業理論"(Leading Sector Theroy)與"通用技術擴散理論"(General-Technology Diffusion Theory)哪一個經濟大國間競爭的關鍵所在?第二件事,就是中國與美國間關於AI產業競爭,哪一個最終會勝出?

               "領頭羊產業理論"比的是哪一國的產業最先進,擁有最先進的產業技術,或產品,哪一個國家就將在經濟競爭中勝出."通用技術擴散"比的是哪一個國家把那些關於生產的萬用技術用得最全面,最有效,能掌握通用技術並廣泛擴散的國家,往往就能在經濟與國際競爭上成為新強權.本書的結論是,"通用技術擴散理論"是決定大國經濟競爭勝敗的最大關鍵因素,根據這個結論,作者推論中美之間的AI競爭,因為美國在通用技術擴散上佔有優勢,美國最終會勝出.(到這裡,就看結論而言,本書已讀完).

               所謂"領頭羊產業理論",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時代的國家經濟和國際競爭力,往往是由某幾個最先進,最賺錢,最有影響力的產業帶頭拉動.這些領頭羊產業就像是火車頭,帶著整個經濟火車往前跑.誰擁有並掌握了這些火車頭例如18世紀是紡織業,19世紀是鋼鐵與鐵路,20世紀是汽車,石化,電腦,21世紀可能是人工智慧,生物科技,誰就能在國際上成為強國,因為它能創造最多的生產力,最強的軍事技術,最多的就業,甚至影響世界規則.

               "通用技術擴散理論"在講的是有些關鍵技術不像單一產品,而是像萬能工具,可以被不同產業廣泛應用,改變整個社會與經濟的運作方式.這種技術叫做"通用技術"(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GPT).通用技術包括像是工廠安排,流水線,製程設計,最多目的通用的模具,工具機,製造設備,最好的工程技師養成教育,最佳的產製理論與實務的對接模式等等.這種"通用技術"厲害的地方在於它不是一個行業專用,而是所有行業都能用.誰先學會,先普及,誰就能全面提升生產力,進一步在全球競爭中佔上風.擴散速度越快,應用範圍越廣的國家,越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而"通用技術擴散理論"在說的是一個國家的國力取決於它多快,多深,多廣地把這些通用技術用起來,用得越普遍,越有效,國家經濟就越強,競爭力越高.

                這本書的結構很簡單,作者先述及"領頭羊產業理論","通用技術擴散理論"的理論內涵與相關的細節.而後Ding以歷史為為鏡.對目前已經發生的三次工業革命,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動力革命,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電力革命,20世紀中以後的資訊革命.進行拆解分析,分別比較三次革命中的勝出的國家,究竟是因為"領頭羊產業"的因素,還是因為"通用技術擴散"執行有利才能在該次工業革命中躍居全球經濟領先國.

                傳統上認為英國能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勝出的原因在於英國有三大領頭羊產業,包括棉紡業,全球最先完成機械化,集中工廠生產.製鐵業,改進高爐技術.提升鋼鐵產量.蒸汽動力,瓦特改良蒸汽機.廣泛應用於採礦,紡織,交通.這三大產業推升了生產力,國民所得,帶動出口與資本積累,使英國工業與經濟一枝獨秀.但本書認為這樣的因素不足以解釋為何英國能壓倒荷蘭,法國,而後超越當時經濟總量最大的中國.作者指出英國在"通用技術擴散"的成功是關鍵.他認為通用技術不是只改變單一產業,而是全社會普及並帶來跨部門效率革命.比如蒸汽機的使用,並非只用於礦場,而擴散到紡織,鋼鐵,鐵路,輪船.英國的工廠制度(Factory System)由紡織業發展出來,但後來廣泛應用於食品加工,金屬製品,陶瓷等多種製造部門.煉鐵新技術最初改變製鐵業,但隨後也影響機械製造,軍火生產,基礎建設.而鐵路,蒸汽船的出現,引發了交通工具的變革,降低了國內外運輸成本,擴展了商品,勞工,資本市場,增強國內外貿易.加上英國的制度與社會條件允許這些通用技術迅速且廣泛擴散.比如這造成了英國勞工流動性提升,相較於法國"行會制度"或德國"封建殘餘",英國工人可以自由流動到新興工廠工作.配上新興的金融體系,倫敦資本市場能為新興技術,工廠,鐵路提供融資.而專利與技術分享機制開始活躍,包括專利法,學會與出版物活絡,技術資訊流通快速.英國龐大的殖民地成為新技術產品的外銷市場與原料來源.相比之下當時其他大國如荷蘭,法國,中國都未能完成這種技術擴散,荷蘭受制於缺乏重工業與土地資源,蒸汽機應用有限,工廠制未普及.法國則仍由小手工作坊主導,行會與稅制阻礙大規模工廠化,蒸汽機與工廠制度推廣緩慢.中國雖為當時全球GDP總量最大國,但靠的是廣泛農業與手工業,沒有動力系統,工廠制,現代冶鐵,機械工具等基礎,未產生通用技術的效應.由這些種種推論,作者以為英國就是勝在通用技術擴散的廣度與速度.工廠制與蒸汽動力非單一產業獨享,它創造廣泛應用,使得各行業生產力同步提升,出口競爭力大增,讓英國佔領全球市場,棉布出口量壓倒印度,中國手工棉布.交通普及讓運輸成本降低,使得國內外市場整合快速方便,擴大內需與投資需求面,如此創造出整體經濟加速擴張遠超其他大國,而荷蘭經濟滯漲,法國工業化不完全,中國則未工業化.最後這些因素也影響了軍事能力,與國際影響力,打贏對拿破崙戰爭,鴉片戰爭等,成為19世紀霸主.

                第二次工業革命(約1870–1914)時期,德國,美國的"領頭羊產業"崛起,化學,電氣,鋼鐵,汽車領域超越了英國.德國在化學染料,精密機械,重工業技術世界領先.美國則有電氣設備,內燃機,鋼鐵,汽車等產業快速壯大.到1900年前後,英國在新興產業已被德美取代,表面看來,這印證了"領頭羊產業理論",新興強國德,美取代舊霸主英國,靠的是新產業領導力.但Ding認為實際上真的勝出者是美國,雖然德國在化學領域產業領先勝多,但深層原因就是美國通用技術擴散做得比德國更好.主要是基於以下五個領域.首先,美國在可互換製造(Interchangeable Parts System)與製造工具機擴散上更先進,更普及.美國發明並普及了"可互換零件"製造模式,這種模式最早源於美國兵工廠,後普及至汽車,機械,工具等領域,使得大規模生產成本大降,維修方便.關鍵機械如車床,銑床在美國大量生產,標準化,使工廠生產效率領先德國.德國雖重視重工與精密技術如化學染料,光學器材,但未普及這類大規模工具機製造系統,多維持"工匠-師徒"式生產模式.第二個領域是美國工程教育制度的全面擴張.美國發展出世界最廣泛的工程教育體系如MIT,Carnegie Tech.Purdue,大量培養機械,電氣,土木工程師,支持新技術普及.1910年前後,美國工程專業畢業生數量年增破萬人,德國則偏重精英少數,以研究為導向如化學博士,工程師總量與普及性不足.第三項領域是內燃機與電氣化的全面滲透.雖然德國有戴姆勒,賓士,但汽車真正普及是在美國,福特T型車透過大規模流水線與可互換製造,大幅降低汽車售價,普及全國.同時美國電氣化普及度擴張度都是世界之最,美國城鄉電氣網擴張快於德國,發電與電器消費成長驚人,如電冰箱,家電工業在1920年代已成氣候,德國雖電氣設備精良如西門子,但國內普及緩慢.第四個領域則是關於生產制度與工業結構的全面改革.美國確立了"大工廠大市場"模式如卡內基鋼鐵,福特,通用電氣,帶來規模經濟,通用技術滲透至製造,運輸,消費全領域.而德國仍以中小型專精廠房為主,適合化學與光學產業,但難以形成全國性.跨部門大生產體系.最後一個領域則是金融與市場制度支援通用技術擴散.華爾街資本市場極力投資新技術.機械製造,交通與內燃機產業,配合國內廣闊市場與標準化政策.德國資本集中於重工與軍工,民用技術如汽車,家電投資與擴散不足.因為美國在通用技術的發展,普及,讓全產業都有了結構性的改變,工程師,技師大量培育讓技術知識擴散,企業間技術外溢效應強大.大規模流水線與標準化工具的使用,使得最終商品能大幅降價,創造需要的消費革命,國內外市場一體化,輸出產品壓倒歐洲如汽車,機械,電氣設備出口全球.最後則因為這些技術也同步實踐於軍工上,造船,造飛機因通用技術普及而躍進,戰略能力提升,使得美國於一戰後成為全球經濟霸主.關於通用技術擴散這些方面美國做得遠比德國徹底,這才解釋了為何最終美國在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登上世界經濟之巔,而非德國.

                接下來要談第三次工業革命.在這個時期,新起的領頭羊產業是,電腦,消費電子,半導體,簡稱ICT資訊通信產業,在Ding的指稱下這個領頭羊產業的領先者是日本.按照Ding與當時許多學者觀察,1980年代日本確實在領頭羊ICT產業領先.半導體尤其DRAM記憶體穩居世界第一,1985年占全球市占率超過50%.消費電子則有Sony,Panasonic,Sharp橫掃全球市場.錄音機,Walkman,電視,家用電器.工業機器人,精密製造自動化生產則是世界領先.1980年代末期日本將主導資訊時代一度成為美歐輿論主流預測.但本書指出,美國之所以最終勝出,不是因為領頭羊產品的市占率,而是通用技術擴散的範圍,速度,深度壓倒日本.差異首先包括美國在生產流程的全面"電腦化網路化"遠超日本.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國企業廣泛導入電腦網路,CAD/CAM,ERP,供應鏈管理(SCM),提升整體企業效率.日本企業仍偏重內部自動化,對外部資訊系統整合.跨企業網路普及不足.企業間資訊分享,流程串聯落後,美國電腦化生產流程帶來生產力提升.其二,美國在ICT通用技術下的教育與人才擴散上遙遙領先.美國自1970年代末即大規模擴充大學電腦,資訊工程教育MITStanford,UC Berkeley,矽谷吸收全球頂尖電腦人才,日本雖有優秀工程師,但整體高等教育系統重硬體,輕軟體,缺乏大量新創企業的工程人才供給,師徒制工匠精神主導製程,1990年代美國資訊相關畢業生CS,EE年均10萬人以上,日本不到3萬人.第三項差異的原因在於Wintelism產業結構的水平與垂直整合,使得美國能制霸全球ICT生態.所謂Wintelism,就是指Windows+Intel主導的產業體系,它形成當時產業的一個主要標準規則,在此核心下,下游的Dell,Compaq,HP等PC組裝,還是上游的TI,AMD,Motorola等半導體廠,或是其他軟體,應用,服務都必須受其宰制,這種"水平開放垂直整合"架構主導了整個通用技術擴散,包括硬體,軟體,網路,服務,金融,娛樂產業全被捲入.這是以封閉式系統為主體,缺乏垂直整合內部,對外聯結差,缺乏平台型企業的日本ICT產業能企及的高度.差異第四則是網際網路與軟體革命的主導權是由美國勝出.1990年代後期網際網路爆炸式發展,核心技術(TCP/IP, HTML,WWW)皆由美國主導.日本因政策封閉,包括推行獨自PHS,i-mode,與固有的國際語言障礙,未能大規模參與全球網路標準建設,失去網路經濟起飛機會.最後則是資本市場與新創生態差異.美國矽谷,NASDAQ培育數千家ICT新創公司,形成技術更新.人才流動的通用擴散環境,日本金融系統與產業政策偏好成熟企業.新創活力不足.美國ICT基礎技術包括網路,半導體,作業系統為主導,加上大學與新創企業吸納人才,致使企業內外流程資訊化普及,開始全社會數位化.Wintelism架構下創造一個通用技術全球標準形成,致美國ICT公司壟斷關鍵平台,他國難望其項背,最終由矽谷創新能力的發揚使得網際網路經濟興起,美國成全球數位核心,而日本只能停留於製造硬體層面.因此美國全面性"通用技術擴散"帶來生產力提升,產業升級,全球規則制定權,日本則在技術面優勢無法轉化為全面性國家競爭力.

                 透過以上三次工業革命的分析推論,作者Ding得出"通用技術擴散"被執行的最廣泛,全面,普及的國家,最可能贏得該次革命後的經濟大國領導權.所以他推論中國與美國之間,關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主要是AI領域的對抗,美國最終將會勝出.這是基於AI不僅是單一產業,而是可以影響,滲透幾乎所有經濟領域,包括製造,醫療,軍事,金融,交通,能源,娛等.所以真正決定霸主的是誰能將AI廣泛擴散進所有產業與生活層面.AI通用技術主要包括以下幾項,這些全由美國領先,第一是雲端運算基礎設施(Cloud Infrastructure).全球最大雲端服務商Amazon AW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皆為美國公司,全球市場占70%以上.AI訓練,部署,API服務,開發環境皆依賴這些雲平台.而中國僅有阿里雲,騰訊雲,國際擴散力弱,規模與技術層次落後.第二是AI框架與軟體工具(AI Frameworks & Libraries).TensorFlow,PyTorch,JAX等核心AI開發框架全由美國主導.中國使用美國框架為主,自研框架如PaddlePaddle難以國際化,生態圈小.導致全球AI人才,美國或他國企業仍依賴美國軟體工具,形成技術上的路徑相依.第三項則是.高端AI晶片.Nvidia,AMD完全壟斷全球高端AI訓練晶片市場.美國政府管制先進GPU如A100/H100等出口中國,中國AI模型規模至少短期會受阻.中國雖自研如華為Ascend,但製程落後,效能低,美國有台積電/三星支持5nm/3nm先進製程.第四項技術差異在基礎模型與應用平台.GPT-4,Gemini,Claude等基礎模型能力領先,加上這些模型廣泛授權至全球企業,API,應用.中國雖有文心,商湯等模型,但規模.參數量,能力均與美系差距顯著,且英文能力極弱,限制全球擴散.第五項AI通用技術上的差異則是在AI新創生態系統上.美國有OpenAI,Anthropic,Cohere,Runway,Character.AI.Stability等百家AI新創,矽谷與波士頓新創吸引全球資金,而中國受國企,國安政策控制,新創受限,創業風險大,國際投資減少.最後則是應用場景多元化與消費者市場擴散上.美國的AI應用進入了辦公軟體,搜尋,影像,語音助理,醫療.而中國進入的領域則主要在政府監控,數位城市,企業內部應用,消費性AI如個人助理,內容生成等,發展受限.美國AI商業模式與消費場景擴散更快,更自由,形成民用,商用,軍用的全面擴散.

               中美雙方在AI的發展上,除了以上的技術差異外,還有許多關於非技術上的差異,這些都會造成"通用技術擴散"上的不同.首先,兩方雖然都是採用資本主義,但是美國的AI發展要是由創投資本主導,鼓勵高風險AI新創,市場驅動技術擴散.但在中國,國家主導資本為主體,投入多,但集中國企,大型平台,限制新創多元化,擴散速度慢.其次,依作者的說法雙方政治體制的差異也會影響普遍技術擴散的能力.在美國,市場自由,標準制定權強,吸引全球合作.而中國的審查制度,數據安全法限制AI應用場景,使得AI服務出海受阻.因此美國AI技術與標準可全球化擴散,中國AI限於本土市場,難以全球形成技術體系.而關於教育與人才上,美國擁有世界AI博士培養第一,吸引全球精英.中國的博士數量追趕中,但大量AI人才流向美國,且教育仍重理論輕應用.美國大學,企業,矽谷生態吸收並擴散全球AI人才,中國受限於國際人才交流與出入境限制.

               因次,作者最終推論即使中國在AI部分領域努力追趕,但若不能在通用技術擴散,國際標準,全球人才吸引,基礎設施包括晶片,框架,雲平台等領域達到美國水平,則未來全球AI霸主仍將是美國.這也是本書的一個主旨,強調經濟霸權易手,必須同時發生於通用技術發明與擴散兩個層次,而作者Ding認為目前中國僅在部分應用創新,未能在通用擴散上全面追趕美國.

               以上就是本書所有的重點與推論.但我個人必須說,其實我從書在談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內容時,就已經不太同意作者的論點.首先,個人不認為日本曾經居於電腦產業領頭羊的位置.沒錯,日本似乎曾在記憶體生產高居世界第一,但記憶體佔ICT產業的比重若何?日本是技術領頭羊,還僅僅是美國生產商低成本策略的替代者?而從書中所附的數據圖表,從GDP到勞動生產力,總要素生產力,日本在1990年代前後逼近美國90%,隨後即被美國扳回差異,這其實比較像是日本,美國總體經濟的逆轉的結果,也就是廣場效應的結果,讓所謂的日本第一變成失落的十年.我以為日本電腦產業,從來不曾挑戰過美國領頭羊的位置,這原因很簡單,Wintel架構讓美國掌握整個PC的垂直,水平產業規格的制定,外人能當小弟,更別說大型電腦領域,美國更是遙遙領先.所以,美國才是ICT產業始終的領頭羊.從領頭羊產業,到通用技術擴散兩領域,美國始終都是力壓日本,毫無疑問,我是不太能同意作者認為日本是ICT產業的領頭羊這種推論.而若事實是在我所說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必然就不能推論美國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勝出僅是基於通用技術擴散這一條件而已,顯然居於領頭羊產業地位也是美國勝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加上,我在這裡提出廣場協議,這就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我以為它代表的的是前一次工業革命的領先者對於新興挑戰者的壓制宰制能力,舊霸權是不可能坐視新的經濟挑戰者任意叫囂而無作為的,除非它不知或者無能.在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時,原領先者都無法宰制新起的經濟霸權,如18世紀的中國遠遠不可能壓制英國,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不懂現代經濟,貿易的競爭,所以自然也沒有不讓其出頭的理由.同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也不可能壓制新起的美國力量,因為當時的英國已經日暮西山無力抗阻,但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卻不一樣,舊霸權美國死死的把新興經濟霸權挑戰者日本玩弄在手中,它就是當時全球國力最盛地國家,怎麼可能讓敵人靠近一步,一招廣場協議,一個日幣升值,日本經濟即自行泡沫破滅,更不要談前面所說從領頭羊到通用技術擴散的兩面的落後.也就是,霸權者對於可能挑戰者的壓制並沒有進入作者的寫作思維中,而我以為這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讓剛剛點起的火苗消滅,比起已經野火燎原要容易得多.

               所以,基於同理,中國發展AI在現有的國際情勢架構上,雖然國力狀況對比日本當時好一點,但要全面挑戰美國全面的壓制,包括經濟上,軍事上的,基本上依舊不可能.所以,我也推論中美在AI領域的競爭,美國應該還是會勝出,但可不是基於什麼領頭羊產業理論,或是通用技術擴張理論,而是基於舊有經濟霸權宰制新興霸權的能力上,中國可能像日本一樣,被美國玩弄於掌控中.因此,中國想要避開日本曾經的遭遇,應該先解決的是這一層面的問題,至於領頭羊產業,通用技術擴散,很明顯的,中國還尚遠遠追不上美國.當然,中國走自行開發5G設備,光刻機,自研作業系統鴻蒙,自創北斗遠離GPS這些諸多發展,顯然都是既要向領頭羊產業邁進,又要脫離前經濟霸權宰制的手段,這些超越思維與行動若能更普及到其他產業與相關領域,或許那時才有討論AI競爭,誰勝出問題的可能吧.以上.


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

 


液態之愛: 論人際紐帶的脆弱(Liquid Love: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Zygmunt Bauman)

              "液態現代性"後,持續往同一主題"液態之愛"前進.

               個人以為這一本主旨較前作寬廣宏大,愛.作者引進了康德"人類統一"的觀點,讓這個主題有了即刻深思的絕對性.所謂的人類統一其實是一種虛構意識上的統一,這種統一不是強制的概念一致,或是某種監控下的齊一,更不是實體土地或全數認知上的一體.而是類似我在前篇"成為歐洲人"裡寫的,人人皆主張成為一個強調個人自由的地球人的身份自居.在康德的概念裡,個人的生存空間已近飽和,因此需要一些共同認識來解決這個擁擠問題.在200多年前,他即主張因為地球人口成長太快,已達飽和,個人的生存,生活空間越發狹窄,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生活空間受到限制,加上因此讓彼此間的距離縮小,可能會因受限的個體自由空間造成活動不暢,發生更多相互衝突,且引發個人自由因此被剝奪.

               自由可能由於為了限制衝突發生被剝奪,也可能是因為衝突的加劇被剝奪,總之在康德的觀念裡,人口飽和性是個人自由限制的源頭.為了解除這個飽和帶來的困境,康德提出人類必須發展出一套化解面對擁擠之境的相處方式,對他來說,這個方式就是寄望於提升個體間的寬容,體諒,進行不斷多元性多面向言語溝通,藉此加深相互理解.當溝通能夠有效透過文字,語言表述,加強相互理解,與認識不同,同時溝通與接觸能夠促進雙方間的各種交流,包括訊息,經濟,情感方面的互通,並消除對彼此身上早被綑綁上的對於言論,行為限制的各類自我歸類標籤的誤解.透過溝通化解種種人為關係限制障礙,因此,全球所有的人可能最後只會存在一個自由地球人的自我認識狀態,在此基礎上來增進相互理解,便讓相互間有更高的共性,基於這共性而去合作,就能解決群體或個人困境,這便是"人類統一",一種人類種族大融合的概念,而這種大融合既無涉武力,也不關強權,更沒有與之相關的領土,民族,國家等等各類的標籤化的競爭,與伴隨著這些競爭而來的各種暴力現象.

               而"人類統一"與液態現代性有什麼關係呢?一個清楚的對比就是,康德觀察到的是人與人之間被拉近距離所引發可能衝突加劇的預言,想像,在飽和人口成長前提下發生.但Bauman所觀察到的現象卻非完全如此,比起康德時期,現代人口數額更多於當時,因此人口越發飽和不假,但是個體彼此間的關係,卻是走向疏離.明明人類生活空間被更多的人口占據,現在卻為什麼不會發生康德所憂慮的那狀態?原因就是現代世界的科學技術,讓速度改變了空間發展意義,改變了實體距離的原意,新型通訊設備讓溝通超距化,虛擬溝通又改變了實體空間,距離溝通的意義,這造成明明兩個體間原來相鄰在此,卻更似遙遠在彼岸兩端,反之,相隔萬里者卻又如在近鄰,這最終造成實體溝通方式消亡,被取締,實體間近鄰關係因此走向遠距化,陌生化,無關化,這讓一切近鄰關係都有了疏離化發展,也就是書名副標所標記的人際紐帶的脆弱,而這與康德預言的物理關係緊密後的可能現象可以說是完全不同,對Bauman來說一場失敗的關係,就等於一場失敗的溝通,液態現代性的人際疏離,缺乏愛的問題,就要靠調整溝通方式來改善,.

               Bauman描繪了液態現代性下人際親密關係的獨特樣貌.人們渴望愛,渴望被接納與親密,但又害怕被羈絆,被困住,失去自由.這種矛盾的情感結構貫穿了當代所有愛情與人際關係的基本面貌.首先,Bauman指出液態現代的愛已經失去了傳統"穩固","不可分割"的特質.古典愛情那種終身承諾,深度交纏,建立在耐心,長期投入與相互依賴的關係模式已然消融.相比之下,當代愛情成了一種項目式任務.就像現代人對待工作,教育,自我成長一般,是"可選擇","可修正","可替代"的生活領域,而且以上的種種"可",是建立在立即,馬上,隨時的時間概念裡.人們既渴望被愛,但又害怕過度投入,渴望卻不得的不安感,與得之受到制約的失去自由感,都是追愛者所恐懼,需考慮,因此而躊躇兩端不前的原因.因為投入意味著失控,意味著可能受傷,也意味著未來難以退出.難以重新選擇.液態現代人際關係中的核心張力就是人類一方面渴望"安全感",但同時又渴望"自由".這兩種需求在親密關係中往往互相排斥.當一段關係開始給予安全,穩定,依賴與確定性時,它也同時削弱了個體的自由,自主與重新選擇的可能.反之,為了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現代人往往避免進入深層次,難以脫身的承諾關係,只建立"輕盈鬆散的連結",隨時準備退出或轉換,於是關係變得短暫,脆弱,隨時可棄.人類同時渴望並害怕親密,怕孤獨,也怕失去獨立.Bauman指出親密的矛盾也並非簡單的自由與安全之爭,而是更深層的"接近與遠離"之間的爭奪.在液態現代裡,"接近"會被視為可能的風險源,因為一旦讓人太靠近,對方便有可能傷害自己,奪去我的自由,或成為難以擺脫的負擔.社會上出現大量的社群交友網站,軟體,就能符合這種接近又不能完全靠近的需要,快速發展關係,渴望戀愛.但一旦關係真正需要投入與承諾,內心的恐懼便被喚醒,人便開始設防,退卻或主動疏離,於是當代關係變成了"即裝即卸"的模式,突然不想要的連結關係,立即斷線,清除,卸載即可.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看似便捷,實則空洞與短暫.正因為現代科技讓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人們便更難願意承擔"持續"與"維持"的負擔.深度承諾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所以Bauman揭示了當代愛情另一個特色,就是出口比入口更加重要.液態現代的關係本質上被視為"可拋棄物",其價值在於當下,而非未來,退出必須乾淨,迅速,無負擔,因為任何拖延退出的行為都可能造成個人在時間,情感,經濟,自由上的損失,於是,人們在進入關係時,往往已為可能的退出做準備,這也讓每段關係天生不穩.總的來說,液態現代性最核心的人際困境在於愛的需求仍然存在,甚至更為強烈.但愛的能力,愛的耐心,愛的承諾卻愈加衰微,人們害怕孤獨,但更害怕被愛所綁架,於是愛變得輕盈,連結鬆散,人際紐帶變得具有之前社會中所未有的脆弱易碎性.

                在液態現代中,"社群"這個傳統意義上穩固,可依靠,持久的生活形態已幾乎消失,只剩下一種失落的理想,遙不可及的夢或安全幻象.現代人渴望社群,卻又害怕社群帶來的壓力與束縛,這與追逐愛情中呈現的矛盾如出一轍.傳統的社群如村落,教會,工會,宗族等都包含了強烈的共同體感,賦予個人歸屬,認同,支持,依靠與規範.但這種社群也意味著"義務"與"限制",成員必須遵守社群規則,承擔責任,犧牲部分個人自由來維護集體利益."雙面性"是社群的本質.它既是溫暖與庇護,也是壓力與束縛之源.然而液態現代社會中,人們既希望得到社群的好處,包括安全感,認同,歸屬.卻又排斥社群包括義務,責任,約束等的負擔,於是"追尋社群"變成了一場註定矛盾,無法完成的行動.Bauman指出現代社群多為"選擇性社群",不再如過去那般以血緣,地緣或宗教為基礎,而是基於興趣,愛好,生活方式而自由組合,這類社群的特點是"易進易出",不必承擔傳統社群帶來的重負,然而正是因為容易進出,這些社群缺乏真正的凝聚力.它們像液態愛情一樣,輕盈,快速,暫時,無法真正填補人心的孤獨與不安.人們輕鬆就能加入"虛擬社群".只需點擊滑鼠,即可成為論壇,聊天室,社交網站的一員.只需註冊賬號,便可參與各類線上群體,粉絲團體或遊戲公會.這些"社群"看似包羅萬象,能迅速為人帶來認同與陪伴,減輕現實孤獨感.但虛擬社群的本質並非真正的"共生",而是"並行"(parallel existence).每個人在自己的界面,螢幕,空間內與他人互動,看似接近,實則距離遙遠.這樣的社群缺乏現實互賴,缺乏實際責任與承諾,不能為人帶來真正的支持或危機時的援助.這種社群能提供短暫的慰藉,但無法解決人類對穩定,長久,深層歸屬的需求.同時,這些現代人建立的興趣社群與價值社群.往往強調志同道合,價值一致,那些需求價值不同的人很容易就被排除在社群外,這種排他性高的社群使得人們彼此間的實際距離變得更大.隔閡更多,反而加劇了社會分裂與誤解.Bauman指出正是因為現代社群無法提供真正的歸屬,人們反而渴望"個人自治"與"私人領域",甚至努力避免被捲入任何需要承擔義務的社群中.這種逃避社群的趨勢使"消費生活"成為人們排遣孤獨的主要方式,購物.旅遊.觀看影視.沉迷網路等都是單獨行事不需要真正的人際互動的活動,只需面對商品與符號,便能填補社群消失帶來的空虛.當真正的社群變得不可能,於是人只能在消費與娛樂中尋找代替品,真實社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靈化符號化的意象.Bauman警告在這種情境下,人們雖然看似自由,可選擇是否加入或退出任何社群,但這種自由的代價是孤獨,缺乏真正歸屬感,以及無法承擔"共同命運"的責任,最終導致社群變成僅存於想像中的幽靈,而非可依靠的生活現實.

                隨後Bauman將焦點由私人愛戀與社群轉向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共處"關係上.這一部分既是對前兩部分的延伸,也是對"人際紐帶脆弱化"現象在更廣層面上的展開.Bauman首先指出液態現代的城市生活呈現出一種典型狀態的"陌生人社會".在人口稠密,交通發達,資訊密布的大城市裡,人與人彼此靠近,卻又彼此隔絕.物理距離縮短,但心理距離擴大.人們每日在電梯,街道,地鐵,辦公室中與大量陌生人擦身而過,但彼此不認識,不交談,不互動,甚至害怕與對方有任何真正的接觸.這種"近而遠"的情境就是液態現代生活中"相遇恐懼".他認為液態現代人害怕與他人發生真正的接觸與關聯,因為每一次與陌生人的接觸,對個人而言都可能帶來無法預測的後果,包括時間被佔用,私人空間被侵犯.甚至捲入他人的問題與痛苦.為避免這種關係牽連風險,現代人學會了有技巧的冷漠,在城市生活中表現出一種"看似接近,實則疏離"的態度.一方面人們在城市裡享有"匿名自由",沒人知道我是誰,沒人干涉我的生活,我可以自由行動,自主選擇.另一方面,這種匿名也意味著孤獨,隔離,失去歸屬.城市人雖然享有超過村落居民的個人自主權,但也承受了"無根性",帶來的焦慮感,周遭人很多,但彼此孤立.而當來自不同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新鄰居"進入原有社群,舊有社區感,原始歸屬感便面臨挑戰.Bauman指出這種"差異化共處"在理論上可以被包容,但在現實中卻常引發緊張與排斥.因此液態現代人習慣於避免長期,深度的人際投入,更難在日常生活中處理"他者"的存在.於是移民,外來者,異文化成員往往被視為威脅而非機會,這導致了"城市排他性"的現象,移民被集中安置,邊緣化,標籤化,而非真正融入.液態現代人的一大矛盾在於他們要求絕對的個人自由與選擇權,但同時又期望生活在一個秩序穩定,可預測,不被異質性打擾的環境中.液態現代生活的這種"他者恐懼"(xenophobia)與"牽連恐懼"本質相通.人們害怕的並非特定群體,而是與任何"非我者"發生不可預知,難以控制的聯繫.Bauman指出另一個液態現代人的困境在於對於遠方他人的苦難的"遠距同情".資訊科技讓人們隨時知道世界各地的悲劇.但這種過量他者影像反而讓人變得麻木,冷感,無法對任何一個具體個體生出真正的憐憫或行動意願.這種"媒體關懷"的假象取代了真實行動,比如以為看新聞,按讚,轉發貼文,簽署網上請願就是在改變世界,但卻不真正改變現實或介入他人生活,關懷成了一種"液態行為".表達過,感受過,隨即丟棄.這種"共處的邊緣狀態"成為液態現代的普遍情境,無論是在戀愛,家庭,社群,城市還是全球政治中皆如此.每一種關係都短暫,可逆.缺乏根基,每一種人際接觸都保持著可隨時終止的距離.Bauman認為液態現代並非消滅了人際關係,而是改變了它們的結構,所有關係都變得臨時性,非承諾,低依賴度,失去了傳統社會那種共生,共命,共責的特質.

                 最後Bauman引入了康德的思想概念,對液態現代的社會狀態與人際紐帶問題提出哲學反思,他發現儘管自己觀察到的液態社會與康德時代的現代性預期迥異,但康德有關"人類統一"與"溝通倫理"的主張,或許可為當前紛亂,疏離,脆弱的人際世界提供一條出路,或至少是一種值得思索的可能方案.康德生活在一個逐漸現代化,工業化.國家主權化的世界,人口增長加快,地球在他眼中開始變小,無法再讓人們彼此間有寬廣區隔空間,因此也不可能不相往來.所以他主張人類急需發展出一種"共同生活"的倫理基礎,否則在擁擠的地球上,人與人,人與國將因空間有限而發生無止境衝突.康德從理性,公民身份與普世法則中看出,人類必須視彼此為"世界公民",只有在超越民族,國界,種族,宗教等標籤之上,理性對話與普遍性溝通才有可能成為一種選項.而在Bauman看來,現代世界表面看來已經"全球化",地球確實擁擠,距離縮短,移動頻繁.但結果卻不是康德所期望的"世界公民社會"或"普世和解",而是人際疏離,社群脆弱,愛情易碎,社會碎片化,排他主義升高,甚至民族主義與族群仇視的重新興起.科技促進了溝通的便捷,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理解,耐心卻並未隨之增長.反而在流動性,可拋,易逝性中被稀釋.Bauman坦承自己觀察的這個現狀與康德的預言大相逕庭.人與人之間並未因彼此"靠得更近"而更加理解,反而因為流動性,臨時性.自由性而更加拒絕真正的接觸.液態現代的關係充滿了"非承諾性接觸"與"隨時可中止的聯繫",缺乏康德式"應然"狀態中的倫理深度與責任感.

               然而Bauman並未因此否定康德,反而指出康德對"人類統一"與"溝通倫理"的設想,或許正是當代液態社會重建人際紐帶的一帖良方.他認為液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人們對"他者"的恐懼未曾消解.由於液態現代中科技與市場邏輯強調"競爭","排除"與"效率"等因素,因而人際世界也被滲透了類似思維,認為人與人之間不是合作的同伴,而是資源的競爭者,風險的來源,麻煩的可能,而這正好與康德所提倡的"普世理性主體",因此康德要求人們以"他者"作為"目的"本身來對待的這種道德共同體理念,正可以醫治現代社會中"把他人視為手段"的普遍心態,因此,增加彼此互動對話,實體溝通正是一種能夠解構虛化交往的一種解方

              此外Bauman還提出溝通的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溝通本身即是真理.他反對當前社會對論辯勝負的迷信.這種迷信下,勝者的語言,價值,觀念被當作"真理"加以確立,而敗者則被剝奪表達權,排除於公共話語之外.而這種權力式的溝通模式並非康德式對等的理性對話,溝通.而是強勢者壓制弱勢者的手段,它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與人際疏離,而非化解.Bauman強調溝通的目的並非勝負,而是理解.真理不在於誰能"說服對方.壓倒對方",而在於溝通的行動本身.唯有溝通得以展開.人與人之間的"異質性","不可化約性"才會被真正承認,進而開啟相互體諒,寬容與合作的可能性.正如康德所說,人類必須在"不可避免的共處"條件下學會理解彼此,而非互相排斥或消滅.但Bauman也意識到液態現代人很難實踐這種理想溝通,因為人們害怕投入,害怕責任,害怕無法退出,因此對深層次,持久性的對話懷有畏懼與抗拒.每當真正的溝通即將發生.人便本能地想"斷線"或"退出聊天室".然而正是這種斷線慾望使人類關係更加脆弱,更加無法抵禦衝突與排斥,液態現代人更難以成為康德式的世界公民.但即使不能立刻實現普世溝通的理想,Bauman也主張不該忘記這個理想的重要性,康德式的"對話倫理"在全球化,科技化,流動化的現代,依然可能成為化解民族主義,宗教仇恨,族群對立,全球衝突的希望.只要人們不放棄真誠對話,理解他者的努力,液態社會的疏離.排斥,脆弱仍有可能被改變.

               因此Bauman最終表示康德式的"世界倫理"或"人類統一"理想雖與液態現代的現狀落差很遠,卻正因能如此提倡展開實體溝通,而更具備在液態現代社會改善因為冷漠帶來的種種社會割離,與身份標籤對抗.他提醒我們溝通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彼此成全.真理不在權力者口中,而在溝通過程本身,世界不該為國界,民族,宗教,種族等標籤所撕裂,而應朝向普遍理解,平等對話,倫理共同體前進.即使困難,這仍是液態社會中人類可望的方向,那即是真愛.以上.




2025年6月12日 星期四

成為歐洲人:親身經歷的戰後歐洲史

 

成為歐洲人:親身經歷的戰後歐洲史(Homelands: A Personal History of Europe, Timothy Gaton Ash )

                "愛國主義是熱愛自己的國家,民族主義是憎恨別人的國家".(Patriotism is when love of your own people comes first; nationalism, when hate for people other than your own comes first ).這句話被本書作者在書末引用,並指出它是戴高樂對於未來看法的一段名言.(最初只想弄清原文,竟然找不到這段話的法文原文,心想戴高樂應該不會說英文吧.後問大模型,它也稱歷來世人都稱這段話出自戴高樂,但迄今為止,留下的關於戴高樂的演講,著作,訪談紀錄都沒有這段話,他的傳記,回憶錄,相關文件也不曾見過,因此大模型指出它可能屬於後世創造的"偽引語",或是過度簡化的二手轉述,但因為我要用這段話做爲開場,所以就假設它是真的戴高樂名言,與本書作者如出一轍).

                 戴高樂表示以上觀點,可能只是簡單把心中見解說出.並未想民族,國家兩者間的諸般糾葛.一個民族可以組出多個國家,一個民族也可以沒有國家,一個國家可能只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可以存有多個民族.別看它倆關係像繞口令,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出現後,至今為止的多數戰爭,都是為了這些不同組合的觀點開戰的.當同一國人,或同一民族中,不同個人對這個議題的答案不同時,通常就是吵架然後訴諸武力對決的時刻,強制合併,與強制離散.

                 這本"成為歐洲人"是一本個人經歷史.但是,這不是真的在講一個人吃飯睡覺旅遊求學的故事,而是作者Garton Ash藉著自身的生命,生活經歷,與觀點,來看二戰後歐洲的歷史發展進程.而我們之所以要引用戴高樂了話,正是因為這段後二戰歷史進程的表現就是國家,民族扞格不入的時期,究竟該用誰的標準為區分合組成的國家與民族,就是難點.從以上的觀點看,"成為歐洲人"就是本主觀的個人史,Homelands在這裡的家園指的就是歐洲,更嚴謹的說是一體化的歐洲,"歐洲合眾國",或者"歐洲國".作者Gaton Ash是個英國人,卻是個主張加入歐盟的英國人,媒體人,自由主義者,所以他寫的歐洲史,是以自身的國家,民族,與政治觀點出發.他主張歐洲一體化,與歐洲的自由化,所以本書雖然被切分爲五章,實際上從追求自由而一體的歐洲這個理想,夢想來看,書只包括兩部分,二戰後歐州自由化發展的歷史,與一個歐洲國的演進過程,畢竟作者的理想就是一個以自由價值為基礎的歐洲國的出現.

                 不得不說Gaton Ash是個天真的人,或者有夢之人.我們知道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強調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於個人權力的運用,透明政治體制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所以強調個體,個人權利保障是多數自由主義主張的核心,因此才有小政府,限制政府權力的諸多附屬概念的產生,很少有人會同步主張強大的國家體制.而今,一個自由主義者卻宣告要去建立一個超級傅科式的歐洲中央瞭望監視塔,儘管它的組成可能是鬆散的,但去建立一個巨型超級自由國,這在理論上不僅是衝突的,在構成上也絕對是困難的,困難在於歐洲本來就不止一個國家,更有多元民族,連南斯拉夫那樣的中型國家都會因為民族,宗教的不同而分裂成諸多小國,歐洲國主張者卻想在這種狀態下反向而為,豈不困難?豈不愚哉?加上作者的原母國英國自身都公投通過脫歐近10年,他或它又要如何在當前狀態下重返歐洲國?何況除了國家,民族外,還有一個政治體制分野的問題,作者怎麼會單純的以為歐洲人都喜歡以自由立論爲建國基礎,可能有人就是不喜歡自由,愛上被崇拜者制約的體制.

                 因為是根據歷史線性進程書寫,書的前半,多是關於自由議題.二戰之後,歐洲明顯的被分做兩邊,從西方的觀點鐵幕之內是不自由,威權,甚至獨裁區塊.作者在其年輕冒險階段,曾赴柏林生活,甚至申請入東柏林短居,因此他的生活史,個人史充滿著與大量的東,中歐普通人民,政治異議者的交流,談話經驗,呈現的是東.中歐民間追求自由的行動,與為了脫離共黨統治,部分的底層異議人士的日常表現,包括Gaton Ash稱常需要面臨的"老大哥",東德史塔西,國家安全部的監視.在這裡他創造了一個名詞"1968世代",那群在布拉格之春下曾經存有希望,但很快成為專制體制下暴力瓦解的自由群眾運動,而這群在他年輕時認識的人物,很多人到了1989年柏林圍牆拆破之後,都成了該國的主要新起民主政治的黨派人物或統治者,所以本書有許多關於這些人物的經歷,言論,看法,觀點.但相對之下,這個世界有意思的地方總是會有互補,各不滿足的情況出現.當東,中歐部分人民在對西方世界主張自由吸引下,開始尋求他們自身的自由時,在西歐這塊則反是.1950年代起西歐左派主張大行其道,那些主張多元,進步主張者,往往也同步追求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尤其是一些學界代表,知識份子,沙特,傅科等新馬克思主義者,毛派影響開始發酵.新馬克思主義是法國土生土長的那些原來相信史達林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後蘇共在1956年批判了史達林,這些知識分子改而發展一些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延伸包裝的所謂新馬克思主義,自稱"後現代"理論,但骨子裡是鼓吹反對資本主義,追求社會主義的.而後一批深受中國文革的影響的大學生模仿"文革",於1968年5月在巴黎發展"群眾運動",俗稱"五月風暴",一場大規模罷課,罷工運動的總和.他們認為傳統的請願,議會模式已經過時,對社會改革不起任何作用,因此需要採取革命行動,向統治者挑釁,讓統治者不得不訴諸鎮壓.從而展開長期的循環.群眾覺醒然後再挑釁,政府鎮壓,再挑釁,再鎮壓,一浪接一浪,群眾運動將五月風暴推向高潮.雖然最終社會運動還是因為後繼乏力瓦解了,但左派的新馬克思主義卻興盛起來,支配了整個法國乃至歐洲的教育界和文化圈.

                   鐵幕兩邊於1968年發生的事情最有趣的點,在於鐵幕內普通人民的主張是期待由統而分,期盼脫離單一集體分配公有的體制,強調恢復個人自由,民主執行意願的群眾運動.而西邊的自由人卻在主張一個一體化社會主義世界,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強調朝均等社會建構,為此而發展出街頭暴力.因此,可以說,鐵幕內外的群眾各自朝對方的體制試圖暴力邁進,但都沒有實質成果.由於兩次大戰的龐大殺戮死傷經驗,加上蘇聯興起帶來的軍事壓力,對高層統治菁英來說來說,為了讓戰後歐洲不走回戰爭,殖民,侵略的老路,最好的方式就是"統合",也就是歐洲一體化,協調一致,避免德國再因為經濟困頓或其他問題有所異議行動,所以"歐洲煤鋼共同體"成了最早成立的歐洲統合機構,其後由能源統合,經濟統合,到貨幣統合,而未來看看有沒有機會進入政治統合,就是這些歐洲統合主張者的夢想,與期待過程.

                  在Gaton Ash的書寫中,他認為這個歐洲煤鋼統合一開始就淪為法德操控的機構,故意排除了英國的加入,是戴高樂與艾德諾排除了英美勢力介入下的畸形統合,他認為德法兩國的目標就是想主導未來的歐洲,讓英國成為歐洲的英國,而非創造出英國的歐洲這種狀態,作者認為這是後來造成英國在歐盟統合上一直搖擺不定的主因.但是,對於歐洲統合這主張的反應,英國的早期左派工黨可是與作者的主張大不相同,因為他們希望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統合,而不是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式,甚至不是一體政治的統合,因此歐洲統合的大敵,疑歐主義(Euroscepticism)其實一開始就在英國生根,只是因為有保守黨柴契爾阻擋才不能發揮力量,但到了近代影響越來越大,即使工黨,保守黨後來居然互變親歐,疑歐立場,但它就此埋下了一個英國脫歐隱患.隨戰後嬰兒潮世代經濟的成長,冷戰對抗的最終,由西方勝出,柏林圍牆被拆除.這一場自由之爭似乎暫時劃下句點,鐵幕內的國家開始逐一的走向民主制,自由經濟.但同時,原先在某種強制性愛國主義壓制下的民族主義死忽復燃,導致了原先部分東,中歐國家的再分裂,開啟了民族戰爭,也開啟了許多新的民族移民之路,20世紀最終的10年就在一面民族屠殺的環境中,一面讓許多原鐵幕國家經濟起飛,甚至為了自身的未來,尋求往西結盟的可能,這就是歐盟東擴.這也使得作者期盼的歐洲國有了一種真正擴大範圍的可能.

                   "失去民主,失去自由,害怕均等,失去國家",這是我總結這本書關於歐州統合,歐洲國在作者眼中或許將逐漸破碎的一個理由,也就是本書的第二部分歐洲國的演進,.對於歐洲民主失去來說,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國家層面,一個是個體層面.國家層面民主的失卻,在歐債危機中即已顯現,北方財政自律的國家必須遷就南方財政高度赤字,被自律性差國家的宰制,然後為了控制可能的災難損害,透過無民主過程的手段強制南方國家依特定作為行事.因為歐洲實際尚沒有統合性的政治體制,這些行政上所謂的的政策,其實都非透過民選體制而為,是一些非民選的歐盟執委會技術官僚在掌控,主張樽節,收縮,未顧及當地實質人民的現況,也就是從宏觀面,從整體性來看可能無疑慮的事情,其實隱藏大量傷害個體的可能,這就是失卻民主的國家層面.就個體層面來說,那些新加入歐盟的新會員國,透過該國的選舉掌控歐洲議會,新的會員國如匈牙利,波蘭能夠影響老牌會員國個體原先的權利,而那些國家的個體並沒有反對的權利,這又在形式上創造了個體失卻自身民主權力的現象.而新到的移民,是上層資產階級歡迎的勞動力,卻是平民階層相互競爭工作機會選擇的敵手,它一方面減少了原先公民選擇上的多樣性,一方面造成了願先公民福利的銳減,使得原先的公民既失卻自由,又擔心要被均等主義傷害,而均等的社會主張原先是他自身的偏愛,這就造成了種怪奇的矛盾現象.而原先不在作者考慮範圍的宗教竟然也成了統合上困難的大敵,歐洲是基督信仰的歐洲,但是現在卻來了一堆伊斯蘭信仰者進入歐洲,這是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韋伯沒想過到的狀態吧.一個處處有穆斯林出入的地方,這還能是歐洲嗎?有這種疑慮的人,自然也會隨著與以上若干現象的結合感覺出一個新的統合的歐洲,歐洲國可能帶來的生活不確定性,或者在他人宣傳中,還可能變得極危險的狀態給制約,而逐步的走向反對統合之路.

                   其實個人的底層思維與作者是類似的,作為人類終極的社會結構,最好的理想狀態便是一群全以自由主義自我主張的地球人身份組成,除了地球人外,再無民族,國族,國家的任意人為定義去區分彼此.可惜,我也知道這只能在烏托邦思想的極端邊緣夢想,連思想傳播的可能性都很低,人以群分,自古如此,至今無解,當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大量烏克蘭人離散進入西歐,讓Gaton Ash看到了一種逆向奇景,就是歐洲人竟然比較歡迎這樣的移民,也讓他真正體會,歐洲社會長存的種族歧視始終未曾消減,當大量新移民是白種人時,他們無所謂,不排斥,但是若新移民來自中東,西亞,那些膚色與他們不同,或是從名字看來就是來自伊斯蘭,是東亞世界時,他們就只能表現受現代世界多元價值觀統治制約,以一種壓抑自身歧視與不滿的態度出現,表現一種假意的禮敬與冷淡,而並非真正的對於因為族群群分差異,對身份不平等而導致的一切有什麼醒悟.再來就是一開始說的在國家,民族之外的體制分野.俄烏戰爭中展現出某些俄羅斯人感受到的威脅,除了狹隘的民族觀外,也表現出他們未必真的對於自由民主體制有什麼深刻的喜好認同,自由主義想成為普世價值的思維可能需要再花很久的時間,也未必能實現,畢竟現實政治權力的不等與資源的不等本來就是某些地方長期以來的相現況,所以與俄羅斯高層與寡頭抱有相類似政治觀點的人其實不少,整個中東,甚至是非洲,再加上那些自加入歐盟後的東歐國家在經濟效益逐年遞減後,一些底層人士又淪落到新貧狀態,使得當地的民粹主張上揚,更加容易拋棄他們已經走了30多年的西歐道路的可能,這就在幾天前,波蘭的極右翼又重新贏回政權,這可能因此削弱了之前波蘭對於烏克蘭的援助,甚至助長反移民,邊界封禁,軍事化的疑慮,這些都是歐洲一體化,自由化可能衰弱的一些進行式事件.而這些作者應該是已經完全看在眼裡,且已經有所體悟了,就是不知道他有沒有因此改變他對歐洲未來前景的夢想.

                  基本上這是一本建立在作者個人私人觀點與立場為基礎的後二戰歷史書寫,比起那些宏大事件場景的描寫,更多的重心是在許多時代經歷者親身體驗描寫,與後續的感想體悟,雖然可能會讓行文變得有些瑣碎,但都是實在的"個人歷史",與對真實歷史的小現場報導,不是那種流水帳的歷史事件簿,而是個人感受的集合,所以可以有著不同的聲音與方向,包括作者贊成與反對的聲音,或是反對與贊成作者的聲音,雖然作者一體化與自由化同步的認識可能存在著矛盾,但未始不是人類減除群分分層差異價值觀的小步的起點.以上.


我所看見的未來

 

我所看見的未來(私が見た未來 , 龍樹諒)

                   幾天前,在某個書版看到有人在批評出版社,指責他們利用販賣恐懼來行銷書籍.好奇裡頭是什麼內容.找來一看,原來是大地震預言.又這麼湊巧,前晚地震國家警報突發,不過是警報嚇到我,而非幾秒後的地震.

                   對我來說,這書沒太多感想,也沒打算寫什麼心得,預言就是中,與不中,就算命中,我們也不可能跑掉,所以對我沒有實質意義,只是剛好看完一節新聞,發現裡頭大多數新聞影片內容不是監視器,就是行車記錄器.然後也沒看到太多我以為會有的那種新聞.其實我懂這種rundown邏輯,強調畫面為主體,現代觀眾只愛看這個,乾澀的東西已經沒有太多人要看,就這樣.未來也應該會繼續如此.

                    Netflix上有一部國產電影"女鬼橋".我一向不太看鬼片,不是因為害怕,而是這種片對我來說幾乎都沒有毫無意外,沒有驚嚇感,所以根本不看,我所以看這部,是因為有一年的時間,我基本上每天要行經那座女鬼橋兩次,甚至更多,半夜也走過,但也未曾發生什麼,發現它有什麼特殊之處,所以就看看搞創造的人要怎麼生出這個女鬼,只是這點好奇心而已,以上.


2025年6月8日 星期日

液態現代性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 Zygmunt Bauman)

              "液態現代性"是個可疑的名詞,用液態來形容組成現代社會的本質特性,就是社會形式無法保持其形狀的狀態.在作者Bauman的觀察裡,當前社會的樣貌,從他看來組成後狀態是液態的,這個社會特性不同於之前的社會,不管它之前社會屬於現代的或古代的,那時的社會特性在Bauman看來則是固態的,那是固定,穩定,官僚化的狀態.作者並未明確說明液態與固態現代性的精準定義,只是拿這兩個名詞對比,說明現代性有了由固態轉向液態的形變.他也沒有告訴我們現代性的由固態轉為液態,是如何漸變.是從哪個件事,哪個時間段,哪些社會現象出現作為切分的.他只告訴我們,液態與固態顯示的社會樣貌是不同的,討論兩者間不同的差異就是本書實質的內容,

              所以要以如上的方式打開,是因為這樣的書,經常使用類比,比擬,歸納,自我演繹的推導行文,以至常致文字晦澀,或像是蓋上謎霧橋段,掩蓋它本身其實是約略,大致,貌似,接近,那樣的特色,這種特色既是類比式輸出,也並非絕對精準,只能在讀者個體中約當想像裡形成自以為結論.我若把內容轉譯成絕對白話,可能就缺乏了那令人敬畏的姿勢,想像,語態透露出高級感.但是,基於理解,還是得把它給直白,我以為這本書所討論探索的,指是當前資本工業社會特色已經不同於它剛出現的時的狀態,樣貌,這主要起因於科技,技術的進步,使得自工業革命以來出現的製程商品,生產模式,生產技術,需求,併其所產生的消費樣貌,狀態,需要,消費心理,致社會的結構,組成份子,社會情感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這變化就是作者所謂的由固態轉為液態.實質來說,這些變化包括了生產的電氣化,數位化,自動化,交通,通訊工具的加速化,擴點化,致生產的加速,行動極速,且讓社會組成份子更分裂的原子化.從這些實質面向作用的改變,作者看出了社會型態實質日容也隨之轉變,形成一種液態社會,所以他從包括解放,個體性,時間與空間,工作,共同體這五個面向去討論這個新的液態現代性.

              作者初始的論點便是認為當前世界已經形成一種與"先前的現代性"毫不相同的"液態的現代性".試圖以此概念說明,並取代被人通稱為後現代性的那個名詞.如先前所述,這裡的液態,固態現代性都沒有精確定義,它只是透過觀察,與從傳統社會得出的那種"沉重","穩固","宏大偏好"的印象,氣味相比,看出當前的社會是相對"輕靈","易變","不確定"的.因此才有了"固態","液態"之分.而伴隨著從固態現代向液態現代轉變過程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個體化,個人主義主張的出現與抬頭.在過往的世界中,受制於生產工具的羈絆,個人通常被設定必須被隸屬,或者被鉗入某種集體生產構造中,比如莊園,工廠,生產者.但是隨著當代工業電氣數位自動化生產的出現,這種因為批量生產所需的大組織,福特主義工廠,已然逐步解構,化成諸多原子,這解放了許多人受制生產工具的束縛,就是個體化的出現,與自由,但同時也創造了相應的新問題.個體化背後反映的是個人與社會結構關係的改變,在傳統社會中,個人是依附於某一集體中,社會行動和認同的單位是集體而非個人,相應的各種責任的承擔和風險的抵禦也是由集體承接,官僚與官僚主義當然是承擔的主體.但隨著傳統關係的消解,原有共同體不斷縮減,個人享有在政治和人身自由上越來越多的同時也承擔著愈多的自我責任,因此這種現代性的轉變為人類的各個面向都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工業化社會出現的當下,產生了許多令人覺得不自由的狀態,今天會出現這些討論,無非都是伴隨著對工業革命及後續的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批判而來,主要來自於馬克思的異化主張,也就是馬克思的"異化論"而來,只是Bauman在這書都沒用這些名詞,及其相關的語態,或說法.相比異化論,另一個在本書出現的觀點也是由馬克思主張的人類淪為商品拜物教的狀態而由盧卡奇延伸提出的"再物化論"而來.用我自己的語言來說,液態現代性產生了新世界中"異化的再異化,物化的再物化"的新狀態.這種新狀態在Bauman的眼中,是一種人類無法靠自身脫離,不是深陷缺乏,貧窮無法自拔的痛苦狀態的社會,而是一種吸毒一樣沉溺歡樂自娛的新型態痛苦的社會.當然,這裏的"新型態痛苦"是我揣測Bauman的意圖與批判而寫出的,因為身居其中的某些人,可能真的是歡樂自娛,往復循環的樂在其中,並沒有Bauman以為的痛苦.也就是說固態現代曾被批判的社會性,已經轉型成另一種社會性,而Bauman批評論述的就是這個新型態痛苦

              馬克思的異化論基於他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過程的觀察.工人不可避免的失去對自己工作的控制,從而失去對生活及自我的控制.他以為工人從來都不是自主,自我實現的人類存在,只能以資產階級所希望與其命令下的模式而存在.更白話說,工人成了資本家的生產工具,他也將自身工具化,失去了對工作,生命的掌控,這便是固態現代性下的異化.但是這種異化到了液態現代,有了新的外衣,大規模的工廠分裂,許多人從共同組織體中溢出,成了個體化的原子工作者,從此,單一的工人自己就是自身的命令所在,比起固態現代,看來是個體自由了.但是固態現代由大機構,組織所設定的計畫目的性也伴隨組織的裂解而消失了,原先的"工具人",只要達到機構目標即可獲得自由的狀態被改變了,因為原子化的個體不知道自己的目的該是什麼.新的液態社會選擇太多,不再是沒有選擇的世界,相比選擇太多的世界,原子工作者被多樣選擇的萬分精彩,吸引,弄得不知所措,每一項都想試試,因此人生的不確定性增加,他失去固態社會唯一目的性的指引,變得無所適從,每一種新的機會看來都吸引人,因此,原先目的性工具異化狀態,從此轉成了無目的性,工作成了短暫,無目的性的遊戲形式,而玩遊戲唯一的目標就是一直生存在遊戲中,這就是液態現代性中新的"異化",原想脫離工具性痛苦束縛,卻陷入以居於工具性為樂的狀態,即我所謂"異化的再異化".也就是異化從資本主剝削,走向了消費主義的自我規訓.

              物化原指的是商品的形式烙印在人類的整個意識之上.他自身的內涵與能力不再是他人格之中的有機部分,而變成可以"擁有"與"放棄"的物品,就如外在世界的各種物件.這種批判本來是基於"物化"所引發的痛苦,但是液態現代中,消費成了一種新的驅魔儀式,成了一種身份認同,這使得"物化"定義中本來是基於對"商品利益"的追求而有的諸多苦痛,變成了對於"商品自身"的追求,這導致原先物化的困局是物化對於人類多樣性的束縛,新的物化困局則是人類因為源源不絕的多樣性,而成了選擇上的瘋魔,無盡選擇疲累的狀態,但卻自身因為多樣性選擇而身陷樂在其中的狀態,這在Bauman看來是一種痛苦,而我稱之為"物化的再物化"...

              由"異化的再異化,物化的再物化"我們就能看到,一種由缺乏到充斥的變革,也就是固態到液態的轉變根本,當然,我創造的語言必然不合於社會學家嚴謹的語言與看法,這裡就重新回到文本的論述.作者所以寫這個主題,當然就是為了讓人了解當前社會中人類的困境,他要協助我們"解放",也就是從這種他認爲的痛苦環境中脫離出來,於是作者先論述了他認為的解放概念,那指的是一個人的想像力與慾望都不會超越他這個人實際行動的領域,也就是當我們的希望,欲求都低於我們能創造,實踐的範圍時,我們就是能感受到解放,自由的.所以解放在Bauman那邊是有定義與意識的,簡單說要是壓低一個人的想像,欲求,或這創造出加大個人的實踐,行動的範圍,人便會感覺自身是解放的,而這產生了兩種可能,如果是走壓低自身慾望之路,就能減少異化,物化的可能,我就能是解放的,另一種就是走擴張自身行動範圍的方式,這樣,即使我陷入了疑似的異化,物化,我也可能感受不到這種羈絆,前者是固態現代性的特色,人能體會到自身受限,後者就是液態現代性的表現,人不能知道自己是受困的,不自由的,但卻以為自身是絕對自由快樂的.因此有著許多過往的作品描寫固態現代性,是傅科筆下全景式監獄的狀態,人被鎖進了一個圍牆中,受到上層管理者的監視,控制,少數人間看多數人,被監看者人感受這一切.但是液態現代性的監視不在是全景式監獄,而是Bauman稱為一種單景式的監獄,多數人在螢幕面前監看著少數人,透過監看學習他人,螢幕上的人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一種自我商品化循環.

               透過以上的敘述,我們知道液態現代性有了對固態現代性的三大制度建物去除,一是去官僚體制,二是去福特主義工廠,三是去全景監獄.個體化,消費主義,娛樂成了新寵.這表明"液態"這樣的特徵流動輕靈,易於移動.隨著各路思潮傳播,解放,人們彷彿重獲自由身的原始人,於是傳統價值分崩離析,社會結構重構,人們似乎被解放,但又再被新的約束束縛了.追求個體權利,追求自由,社會個體化趨勢加深,人們與家庭,國家的連結連結破裂,漸漸對責任,道德漠視,公民身分也逐漸被忽視沒落,公共空間消亡並私人化,娛樂致死的時代趨勢明顯,因此對於Bauman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個體自由喪失,在全球化與多極化的趨勢加強的大背景下,國家主權被削弱,世界出現無序的狀態.交通工具急速化,讓空間掌控個人行動限制力被削弱,加速力破解了時空限制,加上福特主義工廠的解體,讓資本與勞動分離,使得個體的生活重心由生產者利益競爭轉變為對快樂消費者的追逐.

               個體化時代的來臨,人人惶恐,畏懼又期待,內心充滿不確定,因為它失卻了意義上的監管,同時也失去監管中伴隨的規訓與管理協助.一個不確定的未知的時代,機會與挑戰也隨之而來,人們可以依靠自己努力,奮鬥去追尋一個想要的生活和未來,個體作用放大,對自身權利的把控意願更強烈,更主動.但每個人只關注個人的事務也是有害處的.那就是公共議題的消亡,虛無化,私人化.公共空間消亡私人化,隱私公開化.同時,權利具有相對性,個體追求權利,按理必須要履行相應的責任,但伴隨個體化深化,公共責任也成了之私人化型態.引此公民身分作用逐漸衰亡,個體取代公民,這會造成個人並對社會,對他人,對普遍的社會良善等議題追逐變得冷漠.Bauman以為身為公民,參政政治是一件有必要的事,但是今天的政治,已經讓位於個體人生政治,由於公共空間被私人入侵,公共議題討論的私人化,導致各種脫口秀和綜藝節目開始販賣起"名人","私人"無關緊要的八卦生活訊息,顧問式意見,奪去了往昔公共議題關於全體幸福,全民福祉討論的焦點.私人議題奪走觀眾眼球,對政治漠不關心,只聚焦於個人生活政治.各類雞毛蒜皮關於名人,明星小事充斥媒體,或者是一種無責的生活顧問式主張,讓所謂的指導者充斥,而議題的缺失正是當代思想缺失的主因,在這樣的情況下,個體責任感減少,義務與權利之間的矛盾便凸顯出來.

              雖然說液態現代性藏有無窮選擇自由,但消費,選擇能力依舊受制於個人能力,與擁有資源.想要無窮的購買力是願望,願景,卻未必對人人來說是實況.缺乏經濟保障,喪失尊嚴,精神受辱的大批被福特主義工廠解放丟失的原子個體成了"低薪族","新貧族".想要隨心所欲購買,但沒有金錢能力,新貧族在這種狀況下,卻依然日日透過單景監視,知道上流社會物質生活姿態,想不知道也不行,令人窒息的網路短片隨時推送給你,這自然會令他們受挫,成為時代的問題,差距令人生氣,令人沮喪,令人憤怒,甚至可能因此有違規違法之舉.購物,消費成了一種享受循環,但與成了一種癮症,消費對感官刺激帶來的快樂在商品送到手的那一刻便到達頂點,此時,需要另一筆新的消費欲望,行動,才能再生產這樣的快樂.表面上居於固態現代性中生產工具的職能消失應該帶來自由,解放快樂,但此刻卻成了藉由無限重複循環消費,才能刺激快樂的囚徒.如此消費主義專擅下,必然的結果是: "我能夠買得起,我就是幸福的".個體透過消費,財富表現自己,透過消費刺激獲得快樂,獲得個體自由.新貧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風氣的影響下,往往產生被遺棄的自我感受,而這些大抵不會出現在單景式監獄的螢幕裡.

             在購物商場裡,人們的身分變成了消費者,消費者在這裡可以找到他們萬分急切地盼望,令人舒心的歸屬感,因為大家都在購物.大家都是一樣的人,這樣一種歸屬感,給予了人們強大的精神慰藉,某種共同體的感受產生.但其實,除了消費,這些人彼此依舊在本質上是互為陌生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沒有過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沒有將來的事情",文本中的這段話精準形容了液態現代性中,個體之間的真實關係,陌生人相遇在城市裡,城市必須是一個利於和適宜個人禮儀客套行為的地方,提供一個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空間.人們被迫的展現出一種戴著"公共面具"的樣貌,表面上和藹可親有裡,實際上這裡面丟失了彼此間的公共責任,公共空間不是消彌了人與人接觸的可能,留下一種空曠的無人感,便是只剩下讓大家滿足消費行為,展現表現禮貌客氣,互不衝突的行路空.而這樣的一種公共空間創造,改變了個體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個體的互動模式,讓人把自我封閉.從沉重到輕靈,新型極速的交通破壞了兩點之間的時間距離,對空間的佔領不再是掌權的必要手段.在固態現代中,沈重的領土征服是必須的,因為財富和權力牢牢地植根,或深藏在土地中,加上生產工具,如勞動力必須與土地結合,這就使得資本與勞力的關係成了相互捆綁,無法單獨脫離的結合物.此時的空間佔領就是一個強大的控權方式.但在液態的現代中,因為時空關係突然斷裂,空間失去了舊時的作用,能夠在行動上接近"瞬時",或能瞬間移動到達目的的人,就有能力統治別人,因此資本被遠遠的拋離了土地,資本能夠椅電子移動的方式,瞬間在全球流轉,所以也能因此與勞動脫離必然捆綁的狀態,勞力也因為新的交通工具,脫離了土地的限制,因此就有了新的輕靈,所以資本的權力達到了最高的統治級別.由於空間的力量被縮小,國家的力量也式微.國家主權因此削弱,資本家和企業家透過"瞬移"掌控了更大的權力.因此無法與資本連結的個體,會因此喪失了那些能與資本同步移動個體一較長短的能力,這種失落個體面對困境,必感到屈服和絕望,社會將變得易變,動盪不安,道德缺失和社會關係冷漠問題將越發顯得嚴重.瞬時性急劇的改變了人類共處的形式,改變了人們參與集體事務方式,同時改變了人們將某些事務變成集體事務的方式.

                所以有這樣液態現代性的討論,最終還是要回到"共同體'議題上,畢竟Bauman是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看的就是整個集體狀態,也就是主求為共同體的共善為主旨,與我這個主張自由主義看重個體發展自由的目標是大不相同的.書中他考共察了社群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建構共同體的方式,主張,發現這些共同體的建構都無法在保證自由的情況下提供安全.人們藉由透過將那須主張相似目標,方式,觀念,行為準則的人連結在一起,形成了某種共同體,共同體鍛造出了團結一致的概念,抹除潛在的差異,人們因此可以避免互相敵視,和睦相處,它為不確定性上升的當代社會創造了安全的避風港.Bauman引入了"衣帽間共同體"(cloakroom community)的概念.來解釋今日的共同體特徵.那些去觀賞表演的觀眾,在進入表演廳之前,會將他們白天穿的衣服借放在衣帽廳中,然後穿著適合聆聽場合的衣服入場,顯出了某種一致性.Bauman指出儘管這些人在白天時可能志趣相異,工作不同,在演出結束後,這些人又回到了他們平常的角色,消失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但在聆聽觀賞的那一刻,大家顯出了某種同質性,這就是衣帽間共同體的來源.透過某一方面的相似興趣吸引在其他方面毫不相干的個體,藉此發展出共同體成員間該有的認識,與相近價值觀,最終至少能在某些領域建立共同的目標,與努力的方向,這樣就不會為液態現代性中強烈的個體主義狀態給完全撕扯,控制,銷毀而無法成為一個共同體,也就無法達成一個人人能為某種集體共善努力的可能,雖然這不一定是烏托邦主張,但顯然依舊是源自馬克思那些革命者一貫的人文關懷主張的延續.

                 基本上這不是一本很好閱讀的書籍,充滿著社會學領域中許多巨人名言,或主張的摘錄與引用,但是仍有一些不變的觀點,與目標,就是對於當代資本社會中出現的異化,物化現象做一番檢視.用白話來說,就是固態現代性下的某些人會忙碌致死,或忙碌至死,但液態社會中的某些人,則更多可能的是忙著娛樂至死,消費至死,或者依舊為了更多滿足娛樂,消費而過度努力,以至娛樂致死,消費致死,至與致之間雖然不同,但這就是液態現代性下的社會樣貌狀態,也是Bauman以為的人類新困境,就像一開始形容的,所謂的解放是當期待,與欲望跟不上現實的腳步時的狀態,因此,加速行進發展的生產模式,消費型態,看似讓人慾望趕不上現實行進的腳步,所以有了自由的感覺,但這種自由感覺在Bauman眼中是一種認知錯覺,人被另一種隱形的單景監牢困住了,卻還不自知,這也就是他認為的液態現代性的困境.以上.


富士坑:美國製造的真實故事

  富士坑:美國製造的真實故事(Foxconned: Imaginary Jobs, Bulldozed Homes, and the Sacking of Local Government,Lawrence Tabak)                "富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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