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調查局研究

 

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 Where Every Ghost Has a Name: A Memoir of TaiwaneseIndependence, 廖美文 Kim Liao) + 調查局研究(李世傑)

                          剛讀完"成為幽魂的總統"時有點失望,似乎沒寫什麼,文本中對於廖文毅個人的政治運動過程敘事內容比重不高,多數是以小說形式虛構化處置,再不就是受制於國內有限的出版,與台獨人士的轉述.但後來又讀書中介紹的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調查局研究",再回頭看,忽然發現自己錯了,被中文書名誤導.這豈止"成為幽魂的總統",其實也是"成為幽魂的祖父","成為幽魂的水庫副主委" ,他的面貌模糊,甚至我以為不太算是這本書的主角,1947年之前,1965年之後,他像是消失於文本世界,不過這在此是合理的,畢竟這是孫女在追尋祖父的足跡,一個消失於家族三代生活記憶中的人物,一個她從未見過的人.

                          在台灣近現代史的幽暗長廊中,廖文毅算是一個帶著多重面具的符號,他被認為是屬於哪種符號,端看敘事者的需要.他曾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是第一個試圖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為台灣尋求主權定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同時也是一個在1965年選擇放棄主張,接受國民黨招安回台,隨後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安靜"度過餘生的人物,他是被迫回台,還是主動投降,我們並不知道真相,他沒留下隻言片語,有的只是旁人基於自身的意圖,想像,想當然爾的定義演繹.但上述那些不管真假都屬於公眾形象,那裡的面貌基於他是政治人物,往往是被其他政治人物,與權力統御下的諸多媒體,出版社,作家去定義的.而"成為幽魂的總統"裡的廖文毅是由未曾與他謀面的孫女廖美文來定義,基於廖文毅妻子李惠容的不言,很明顯書中存在一種未曾形諸文字描述的一種怨懟,李惠容對於廖文毅拋妻棄子顯然是有看法的,然後從此不再談論此人,於是他在子女,孫子女中成為是一個真正的幽魂,根本不曾出現他們在紐約的家庭裡,連談資話題裡都沒有他.這才是"成為幽魂的總統"裡實際的廖文毅形象.

                          因此對於本書我的看法是當廖文毅的孫女廖美文興起尋根之念,寫下"成為幽魂的總統"時,她不僅是在追尋一個消失的祖父,更是在無意間揭示了集體記憶如何透過"選擇性的遺忘"與"創造性的重構"來抹除一個人的主體性.我們將這本書與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的"論集體記憶",以及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冷峻之作"調查局研究"對照閱讀時,我們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真相:廖文毅不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幽魂總統",更是一個曾經在家庭親情中被徹底放逐,除名的"幽魂祖父". 而透過社會框架的制約,空間記憶的崩塌,情報技術的解構,以及家庭沈默的抗爭,深挖這兩本書背後的歷史敘事實相,我們可以探索當代政治如何"轉借"歷史符號,來服務於當下的合理性.

                        Halbwachs理論的核心起點是"社會框架"(Social Frameworks).他認為人類的記憶並非對過去經驗的忠實回放.而是在當下的社會結構,語言與價值觀中"重構"出來的.在"成為幽魂的總統"中,這種框架的制約表現得極其鮮明.廖美文作為一個受美國教育成長,中文能力有限的第三代,她回台尋找祖父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場"受引導的記憶接收".首先如文中所述她學錯了中文,她無法直接閱讀那些可能與獨派敘事衝突的史料,如當時的報紙或國民黨側的紀錄.這種語言的隔閡,使得她必須依賴"翻譯者".而這些翻譯者,如陳婉真.謝聰敏及長老教會人士,在轉譯歷史的同時,也將廖文毅強行嵌入了絕對的"反抗威權,追求獨立"的英雄框架中. 這種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政治的篩選.當廖美文依賴謝聰敏等人作為導師時,她實際上是在接受一種再製後的真相.這些翻譯者本身就是歷史的當事人或受難者,他們的敘事帶著強烈的補償心理與政治使命感.因此廖文毅在書中表現出的軟弱被翻譯成了"無奈",他的投誠被翻譯成了犧牲.這讓我們思考當後代失去與先祖直接對話的語言能力時,歷史是否就成了一場任由中間人詮釋的皮影戲?.Halbwachs強調記憶必須"附著"於物質環境.廖文毅一生中兩個關鍵空間節點的消失,象徵了主體性的終結.首先是西螺的祖厝,這座象徵廖家大地主身分的豪宅最終被親戚變賣,象徵著廖家作為"地方豪紳"社會框架的瓦解.其次是他在日本的住處,連同他1965年前的日記皆毀於一場火災.這場火災不僅燒毀了紙張,更燒毀了廖文毅作為"人"的真實聲音.當物證消失,後人便可以隨意在廖文毅這張空白的畫布上填補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色彩.

                        與政治集體記憶的喧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家庭內部死寂的沈默.奶奶李惠容採取了一種主動的遺忘.在廖美文的敘述中,1950 年代李惠容帶著兒女出逃台灣與被通緝的丈夫在香港短暫重聚,這本應是英雄敘事的會師.然而現實卻是廖文毅一心投身在日本的政治賭局,甚至在日本另有同居女性.這種發展對於李惠容而言,廖文毅的政治理想所呈現的不僅虛幻,更是對家庭責任的殘酷背棄.此後她在紐約獨立撫養四個小孩,從不在家庭中提及"廖文毅"這個名字,這種沈默不是因為恐懼,而是一種情感上的"放逐".

                        廖美文敏銳地觀察到廖家人血液裡的"賭性".廖家作為西螺的大地主,日治時代的資本階級,家族成員多數擁有留洋背景,甚至能在美國大使館工作,所以賭性暗示著廖文毅的政治生命存在的投機性,且質疑那些政治號召可能不過僅是另一種高風險,高報酬的權力博弈?這種疑義將廖文毅形象從神聖的獨派英雄聖壇下拉到了現實的賭桌旁,當賭局失利,他便轉向與國民黨談判,不管是基於換取家產的保全,還是為了營救入獄及被判死刑的家族成員,或是基於高官厚祿,這種"資本家的革命"的特性在時光的消磨下,在李惠容眼中已然不具神聖性,只能從中看見私心與不負責.所以,當廖美文暗示廖家人的賭性時,她其實在無意間解構了宏大敘事,讓我們看見了一個真實且充滿侷限性的個人.

                        相對於廖美文感性敘述與虛構場景,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在"調查局研究"中展示了權力機器如何精準的粉碎一個人的政治信仰.這是一場關於"社會框架"的技術性拆解.李世傑詳述了調查局如何操作"廖史豪案".調查局並非單純鎮壓而是透過刻意流出的"死刑判決預告",對廖文毅進行遠程心理施壓,精確計算了廖文毅作為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在傳統孝道與現代政治間的掙扎.當"母親與親人"這個最核心的家庭社會框架與政治運動框架發生衝突時.調查局提供的唯一出口就是"歸順",廖美文將祖父回台歸結為救親人與保家產,卻完全忽略了李世傑提到的"第三個條件":一個被獨派忽略淡化的高官厚祿制度性誘因的招安.國家許諾的政治職位如水庫委員會副主委,是給予廖文毅下台階的黃金橋,但是這類敘事,對於主張建立新國家的人眼中,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獨派的集體記憶中若承認英雄是為了"做官"而回台,會徹底摧毀他們主張的純潔性,所以轉述歷史中對這種對事實的過濾,正是為了維持一種雖敗猶榮的英雄敘事.當然這出於李世傑說法的推論可能過於超前,但是由於李世傑自身坐過白色恐怖20年的黑牢恰又與李敖鄰舍,所以這位前調查局官員所透露的秘辛,我們也能當口述歷史來看,,"調查局研究"內述及一處與三處在爭奪廖文毅回台上所進行的內鬥還是相當有意思的,在某些時空下是頗值得一看的暗黑歷史內容.這種情報單位的內鬥,進一步消解了廖文毅作為"政治主體"的尊嚴.他在歷史的聚光燈下是個大統領,但在情報官員的眼中.他不過是爭奪功勳,預算與職位的戰利品.這種工具化的過程.正是威權技術中最冷酷的一環,一個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份考績清單上的數據..

                      而事實中李世傑提到的"半數以上是變節者",揭露了廖文毅在日本所組的黨,政,議會組織早就被滲透成篩子的實相.原來調查局不只是在外部施壓,宣稱要逮捕,或者發展秘密情報路線.更派人滲入台灣獨立民主國內部,或者收買成員製造孤立感.當廖文毅身邊的人,甚至是日籍女性友人都可能與調查局有聯繫時,他的政治社會框架早已變成了一個特務編織的籠子,回台成了他逃離這種透明監獄的唯一方式.李世傑揭露的調查局策略,核心在於看穿了廖文毅的"豪紳性格",一個出身西螺大地主習慣於上流社會體面的知識分子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階級的墜落","家族的衰敗".調查局歸還一億多元家產,本質上是將廖文毅從"革命者的貧瘠"中拉回"資本家的溫潤".當他重新擁有土地與資產時.他就重新擁有了與國民黨體制共生的理由.這種階級屬性的回歸,往往比酷刑更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

                       1965年到1986 年這20年間廖文毅生活的"空白",是全書最令人值得留意的斷裂,我們其實完全不知道這些日子廖文毅模樣,卻也應該清楚這才是他無力掩飾,必然時刻都有人監視完全不可能隱藏的年代.廖文毅回台後,國民黨將他塑造成迷途知返的樣板.他在政府安排下參觀建設,出席慶典.這是一種極致的政治諷刺.一個曾經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現在成了證明國民黨"寬大處理"與"統一感召"的工具.這段時間,廖文毅活在一個精緻的政治溫室裡,他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力,僅剩下"被觀看"的功能.而這20年的敘事空白,是因為"生活正常無礙"的廖文毅對任何政治勢力都失去了宣傳價值.對於獨派,一個在體制內安享晚年的廖文毅形象是尷尬的.對於國民黨,他已完成任務.這種"社會性死亡"比直接的處決更為殘酷,他被剝奪了成為"烈士"的機會.卻也無法回歸真正的"平民".他在1986年寂靜地死去,死前沒留下任何有意義的文件,這標誌著他作為主體的徹底終結.廖文毅的投降與後來蔡孝乾的變節,雖然路徑不同.但都反映了國民黨"生活優待"與"社會隔離"並行的策反技術.廖文毅被安置在水庫副主委的虛職上,蔡孝乾被安置在調查局副處長的位子,他們同樣擁有了物質的安定.卻同樣失去了政治的舌頭.這種樣板式的人生是威權體制對反抗者最精緻的嘲弄.因此這20年的空白不僅是敘事的斷裂,更是一種監獄的延伸.雖然他不在綠島,但他生活的台北城就是一個巨大的.不見柵欄的牢籠.每一次參觀建設,每一次在報紙上露面,都是在履行一場名為投誠成功的長期表演.他必須活著,因為他是國民黨招安政策的活廣告.但他必須沈默,因為他的任何真實想法都會戳破這個精心維護的泡沫.

                       將廖文毅的個案與謝雪紅對比,我們會發現集體記憶運作的驚人一致性.謝雪紅作為具備強烈階級意識的共產革命者,在陳芳明的筆下被修剪成了台灣主體意識的先行者.廖文毅作為具備豪紳背景的改良主義者,雖然他選擇投降,但在現代獨派筆下必須被記錄為只有台灣獨立民主國那段歷史的生命經驗.但這兩人其實原本擁有其他截然不同的思想脈絡,生命歷程,但都在當代政治需要下被簡化成了單一的"反抗國民黨"標籤,而去化了其它同時存在於身的其他可能形象過程與經歷.於是歷史書寫中出現了大量的"腦補"與"創造",試圖為這些歷史人物增添他們原本沒有的主張,以符合現代的想像.當社會主體更在乎"反共"時,謝雪紅的共產黨身分變得尷尬.當我們更在乎"硬漢精神"時.廖文毅的投誠便顯得不堪,後人透過新增的前言與導讀,將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在逝者身上,形成了一種現實虛構同步的作品.這種記憶的"當下性",讓我們看到歷史如何被當作橡皮泥.當權力者需要民族主義時,廖文毅就是民族英雄.當權力者需要法統時,他就是歸正的浪子.我們所見的歷史,往往是權力在不同時代所映照出的不同側影.

                      所以在"成為幽魂的總統"中,我看到的不是一個政治天才的謀略,而是一個被既定勢力"轉借"的符號.廖美文試圖尋找祖父,卻在文字中再次遺失了祖父.這正好印證了Halbwachs的警示"集體記憶追求的從來不是準確,而是當下的合理性." 一個人長期被當成英雄,突然之間卻被視為叛賊,這只是因為社會集體記憶的標籤更換了.這幾年關於受難者著作的出版極多,若是一個觀察敏銳的讀者,能發現那些受難者原本沒有的主張,都在後人手中被重新建構.

                       廖文毅這個成為幽魂的總統,最終也將繼續以幽魂的形式,遊走在家庭的沈默與政治的喧囂之間.他既不屬於那個被他拋棄的家庭,也不屬於那個他最終投靠的政權,更不屬於那個試圖重塑他的現代框架.我們讀的往往不是歷史,而是當代人的政治意圖,廖文毅真實的人格早已在權力與記憶的夾縫中消亡,留下一個空洞的符號供後世塗抹.這提醒了我們在宏大的英雄史詩背後,往往掩蓋了破碎的家庭與被犧牲的私情.廖文毅真實的人格早已在調查局的卷宗與家人的沈默中被雙重謀殺.最終我們在這些書中看見的.並非一個活生生的祖父,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每個時代的人,如何為了自己的正當性.而去剪裁別人的靈魂.這才是歷史最沈重也最真實的"人"的維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