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米拉德的末班車：一場耶路撒冷的悲劇

 

五歲米拉德的末班車：一場耶路撒冷的悲劇(A Day In The Life Of Abed Salama—Anatomy of a Jerusalem Tragedy,Nathan Thrall)

                    2012年2月的一個陰雨清晨,在耶路撒冷近郊的賈巴(Jaba)檢查哨附近,一輛載著巴勒斯坦幼兒園學童的校車與一輛重型卡車相撞並起火燃燒.這場造成多名幼童喪生的悲劇,在新聞報導中或許只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數字,但在Thrall的筆下卻成了一把手術刀,精準切開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那層層堆疊由圍牆,身分證顏色,官僚體制與歷史仇恨所構成的臃腫身軀.這本書的重心不在於宏大的說理,而在於對事實的呈現.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令人不安卻是以巴人民之間的真相,種族滅絕的悲劇並非偶然,而是由一種追求硬式割裂的政治體制所精心鋪設而成的必然.

                    我們習慣於將以巴衝突簡化為受害者與壓迫者的二元對立,或是將巴勒斯坦人視為一個面目模糊,意志統一的群體.然而Thrall透過書中主角阿比德(Abed Salama),也就是車禍中喪生者之一米拉德的父親,以及圍繞在他身邊的眾多親戚,族人與其他巴基斯坦人的言行,習慣,思想,態度,行為等表現,打破了那種基於單一族群觀點的簡單推論.

                    從這文本的敘事顯示出巴勒斯坦人的社會並非鐵板一塊,內部的多元性其實超乎外界想像,而這種多元性並非源於血統,是基於出身家庭,受教程度,就業狀態以及婚姻婚配所產生的個體差異.書中詳細描繪了阿比德複雜的情感生活與家族背景,他曾在以色列電信公司工作,他的生活經驗中既有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也有對私人生活包括初戀,婚姻,與工作的掙扎.

                    書中展示了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個人價值觀如何導向不同的政治信仰從屬.有人終身對抗猶太復國主義,有人則在現實考量下樂於與猶太人共存相處,甚至令人心驚的是存在許多隱藏身份來做為以色列秘密暗樁,私下與猶太軍警合作的巴勒斯坦人,這些被視為叛徒的角色,往往是為了在窒息的體制中換取一點點生存空間,兔管他是出於天性的陰暗與純粹投機,但它竟是一種不可言說的存在.這種內部的撕裂與複雜,反映了在種族隔離對待下巴勒斯坦人的真實心境.他們不是政治符號,而是活生生的人,當我們試圖用一個單一的民族標籤去定義他們時,其實就在參與另一種形式的荒謬建構.

                    另一個大視角是對以色列隔離政策的批判.這種批判並非透過情緒化的控訴,而是透過對空間地理的細膩描寫.在耶路撒冷的邊緣,物理上的圍牆與封閉型道路將土地切割成無數個孤島.以色列政府試圖透過這種方式,讓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各自在劃定的區域內生活,"最好不相往來".然而,這種硬式割裂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也是極度荒謬的.書中描述的阿納塔(Anata)社區,被高大的水泥牆重重包圍,原本廣闊的土地被沒收興建屯墾區,留下的居民則擠在日益狹小的空間內.更荒謬的是"分治道路"的設計,一條公路被水泥牆一分為二,一邊是供猶太屯墾者行駛的高級車道,另一邊則是供巴勒斯坦人行駛的.缺乏維護的便道.這種空間規劃的目的是為了讓猶太人看不見巴勒斯坦人的存在,營造出一種虛假的和平感.但正如那場車禍所揭示的,當車禍災難發生時,這些人為的阻隔成了人道救援的最大障礙.以色列的救援車輛因為官僚體制與檢查哨的延誤而姍姍來遲,而巴勒斯坦的救援力量則被物理牆阻斷.這種"劃界殖民"正是以巴衝突無法止息的根本原因.

                      在Thrall的敘事中最能體現"想像共同體"荒誕性的莫過於那套複雜的身分證制度.在以色列的統治邏輯下,身分證的顏色藍色代表東耶路撒冷居民,綠色代表西岸居民直接決定了一個人的移動權利,甚至是他在災難發生時尋找親人的權利.主角阿比德持有的是綠色身分證.當他在得知校車出事,急切地想在各個醫院尋找五歲兒子米拉德時.他面臨的不是醫療問題,而是"通行證"問題,因為他是西岸居民,他無法自由進入耶路撒冷的醫院,他必須在不同的檢查哨之間奔波,求助於各種關係.在讀的過程就能直接體會到這是一種極致的現實體制荒謬,一個父親在孩子生死未卜之際,首先要面對的是冰冷的官僚審查,身分證的顏色將巴勒斯坦人區分為不同的等級,這種行政手段人為地創造了階級,也徹底異化了人的基本權利.在那裡,生命被貼上了標籤,而標籤的顏色決定了你是否能得到及時的救治,或者是否能在死後被完整地找到.

                      我以為這本書隱藏的另一個深層思考是關於民族認同的建構.從書中各個角色的出生移居就學就業狀態的變動,發展,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推論要是沒有猶太復國主義催促猶太人回到這片土地,恐怕世界上也很難立即出現"巴勒斯坦人"這種強烈且具體的民族認同,進而產生建國的意圖.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片土地上的居民長期散居,他們彼此之間的認同更多是基於宗教,家族,城鎮或土地,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然而當猶太復國主義帶著現代國家的排他性,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對土地的佔領欲望到來時,它產生的巨大推力,將原本多元且鬆散的群體"威逼"成了一個統一的抵抗體.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認同與相關運動,包括那些悲劇性的暴力行動,很大程度上是對另一個民族強勢擴張的反應.這是一種反應性民族主義.當你的土地被牆隔開,你的移動被身分證限制,你的孩子在因救援延誤而喪生時."巴勒斯坦人"這個身分就從抽象的模糊變成了血肉的現實.猶太復國主義試圖建構一個猶太人的想像共同體,卻在無意中也催生了另一個與之對抗的,日益堅固的巴勒斯坦想像共同體,而這正是歷史最諷刺,也最荒謬的所在.

                        "五歲米拉德的末班車"並不常見作者的說理與邏輯辯證,Thrall用的是畫面,場景,讓普通人看見在如此龐大的體制惡意面前,任何辭藻的抗議都顯得蒼白.選擇用事實說話,記錄了以色列媒體在災難發生後的冷漠,有報導甚至以嘲諷的口吻對待巴勒斯坦幼童的死亡,記錄了那些在車禍現場徘徊,卻因法律限制無法跨越檢查哨的救援人員,記錄了阿比德在深夜的雨中,為了兒子的屍體在不同政權的辦公室之間求告無門的過程.這種敘事方式展現了人間普遍的荒謬.當建構國家的意志凌駕於對生命的尊重時,所有的行政規則都變成了殺人的工具,Thrall透過這場解剖讓我們看見了那個被精密計劃出來的"意外"是如何一步步吞噬掉五歲米拉德的生命.

                        我們無法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這不是一個關於好人與壞人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體制如何將所有人捲入荒謬的故事.Thtall想表達的是單一族群觀點的推論往往會導致對現實的誤判.巴勒斯坦人中有英雄也有叛徒,猶太人中也有致力於和平的理想主義者與執行冷酷政策的官僚.然而,當硬式割裂成為唯一的政治選擇時,這些個體的多元性就被高牆所掩蓋,取而代之的是無止盡的對抗與悲劇.這是一本讓人心碎也是一本讓人清醒的書,它提醒我們,和平與人道無法建立在人為的隔閡與不平等的身分劃分之上.當我們試圖用牆去解決衝突時,我們其實是在為下一場必然的意外埋下伏筆.

                        這場發生在賈巴檢查哨的車禍,不僅僅是阿比德一家的悲劇,更是人類文明在追求"想像共同體"過程中所付出的一筆慘痛代價.唯有拆除心中的牆.正視族群內部的多元與人性的複雜,我們才有可能在那個荒謬的循環中,找到一絲通往真實和平的曙光.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