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傳記書寫 : 謝雪紅形象的變遷

 

政治與傳記書寫 : 謝雪紅形象的變遷(Politics and Biography: Hsieh Hsueh-hong,許淑真)

                          這是一本碩士論文,不是書籍.選擇快速閱讀,做為後面兩本書閱讀的開端.”政治與傳記書寫”出版於2000年,是一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作者許淑真.我是因為要讀”成為幽魂的總統”與”我是蔡孝乾”這兩本新書,搜尋時發現這本題目有意思的論文,便找來看看做為閱讀開端,以它為開端是的理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角,就是它指出傳記書寫未必是傳主真實生命的再現,更多是作者自身價值觀與生命經驗的投射.

                          這本論文寫什麼呢?簡單說,就是傳記這種文字,它反應的未必是傳主對真實生命的看法與價值觀表現,而是傳記作者對自身價值觀與生命經驗藉由描述傳主生涯來投射抒發自我.同樣的,自傳文字反應的也經常不全是傳主過往生命的事實經驗,而是傳主在自傳寫作當下對於回顧過往生命經歷的一種事後註解.也就是說傳記與自傳更多的時候不是呈現傳主生命中的事實,而是在虛構傳主的某些經驗來反應作者自身對於當下現實的需要,與滿足.

                          如果上面的文字有點繞,我們就以這本論文所舉的範例說明.論文作者主要分析兩本書籍,一本是陳芳明老師寫的”謝雪紅評傳”,另一本是由謝雪紅自述,楊克煌紀錄代筆的自傳”我的半生記”.論文論述另外及於李昂的”自傳の小說”.

                          話說論文作者經過分析,指出謝雪紅的外部形象,至少有三個不同階段的樣貌.第一階段是1946-1956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屬於兩岸的”武力對峙時期”,此時國民黨急於謀求在台政權的鞏固,以反共復國為號召,將228的鎮壓推卸為以謝雪紅為首的共黨陰謀,所以她是匪首,相對的,中共卻以謝雪紅的出生號召台灣人作為工具,稱她為英雄.第二階段1957-1979年,當兩岸分立的局勢逐漸底定之後,稱之為”和平對峙時期”,謝雪紅因為在中共官方已經失去號召力,加上被打為右派,所以以她當年逃離台灣為理由,稱她是228逃兵,國民黨此時則以謝雪紅的遭遇稱她為人利用,但反悔為時已晚.第三階段則是1980-1987年,此時國民黨的統治合法性遭受挑戰,台獨運動又興起,當海外獨派開始書寫謝雪紅過往功業之時,國民黨官方趁便就將台獨與共匪串聯成同路人來做宣傳,此時剛好又逢謝在中國獲得文革平反,於是她又有了一次形象的轉變.這三次在兩岸間不同的形象轉變,正是這本論文要說的主體.

                         許淑真透過對於”謝雪紅評傳”的文本分析,指出在作者陳芳明的論述下,謝雪紅成了支持台灣獨立的前輩,有著高度的台灣主體意識,與民族自決思想.但論文認為陳芳明的推論是錯的,雖然從台灣共產黨成立當初的文件來看,確實有台灣民族獨立之類的文字,但是許淑真認為這是基於當時”第三國際”反殖民觀點下的一種平常論述,與後來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根本無關,她認爲謝雪紅基本上仍是大中國民族認同.而之所以陳芳明會有這樣的肯定推論,她指出一方面是對於當年民族自決語境的誤解,另一方面是對於當年現實的誤解,即台共是在日共輔導支持下成立的,所以參與人理應有所在地民族意識,但許淑真以相當詳盡的謝雪紅人生經歷解析,與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所述的傳主感悟,推翻了陳芳明的推論.而這本論文更進一步的指出,陳芳明的這種推論非但不是來自謝雪紅的親身經歷,而事實上是來自於陳芳明對於自身經歷的感悟,認識的投射.因為他需要謝雪紅是支持台灣獨立,且具高度台灣民族自決意識這樣的形象.但是,透過謝雪紅後來被出版的自傳完全推翻了陳芳明的過度推論.因為陳芳明同時也是這本論文的口試委員,所以我以為這個推論在他那邊應該也是某種程度的接受的.這本書後面又論及並批判了李昂寫的關於謝雪紅的情慾表現,認為那種描述是無視謝雪紅對自身悲慘命運擺脫,並努力超越時代的女權思維的一種污辱.當然,個人對後半部並無太多興趣,只是當它也是做為作者利用傳主表達自身思想與語言表現的又一範例.

                       問題在這裡就該進一步討論,為什麼陳芳明需要謝雪紅的形象是那樣的,也就是主張台灣獨立,台灣民族自決,陳芳明否認謝雪紅是統派,否定她主張台灣應該納入中國範圍.認為她是獨派.許淑真在這本論文開頭便提出了答案,那是來自於法國社會學者 Maurice Halbwachs 所寫的”論集體記憶”( La mémoire collective 或 On Collective Memory).

                       在二十世紀初的法國社會學界,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點,挑戰了當時由心理學主導的記憶研究.在Halbwachs之前,記憶被視為一種純粹大腦生理的或是個人內在心理的現象.然而他在”論集體記憶”中指出人類的記憶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個人的回憶行為絕非孤島,而是深深嵌入在社會的結構與網絡之中.

                       Halbwachs理論的核心起點是”社會框架”.他認為個人之所以能夠”想起”某些事情,是因為這些經驗被安置在特定的社會類別中,例如家庭,宗教,階級或國家.當一個人試圖回憶時,他實際上是在調動這些群體所提供的語言,邏輯與空間參考點.若脫離了這些社會框架,個人的記憶將變得模糊,混亂,甚至徹底瓦解.這解釋了為什麼當一個群體消亡或社會秩序劇烈變動時,個體的記憶往往會隨之產生斷裂或異變.這意味著,記憶並非對過去經驗的”忠實回放”,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我們並不是在”找回”過去,而是在”重構”過去.這種重構並非隨意為之,而是受到當下社會環境與權力關係的制約.由此,我們大略可以推估出傳記與自傳所含有的”建構性”,與”虛構性”可能.

                      Halbwachs最受後世矚目的貢獻在於他嚴格區分了”集體記憶”與”歷史”.在他看來,這兩者雖然都涉及過去,但其運作邏輯截然不同.歷史追求的是一種”普遍性”與”客觀性”.歷史學家試圖站在群體之外,透過檔案與物證,建立一個連貫,統一且具有時間跨度的敘事.歷史往往是在集體記憶逐漸消逝後才開始介入的,它是對”已死去的過去”的整理.相比之下集體記憶是”活著的”.它是群體內部的成員對於過去的一種共同情感與認同的連結.集體記憶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與”特定性”.每一個不同的社會群體,都有它獨特的記憶方式.更重要的是集體記憶是”持續的”與”流動的”,它會隨著群體成員的現實需求與認同變化而調整.因此集體記憶往往不追求歷史學意義上的準確,而追求情感上的”共鳴”與政治上的”合理性”.

                      Halbwachs進一步指出記憶必須”附著”於物質環境.群體會將自己的形象與過去的榮光投射在特定的空間如紀念碑,街道,建築中.當我們看到某座雕像或進入某個歷史空間時,社會框架便被激活,記憶隨之浮現.這就是為什麼當政權更迭時,統治者往往第一時間更換街道名稱,拆除舊有雕像,因為透過改變空間的物質載體,可以最有效的瓦解舊有的集體記憶,並植入新的社會框架.

                      Halbwachs晚年的論點更加強調了記憶的”當下性”(Presentism).他主張社會群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會根據”現在”的利益,價值觀與認同,去過濾並修改對”過去”的解釋.這意味著我們記住什麼,忘記什麼,或者如何解釋某個歷史人物,完全取決於”現在的人是誰”以及”現在的人需要什麼”.當社會面臨危機或需要建立新的集體認同時,群體會從過去的資料庫中挑選出符合當下需要的元素,進行重組與轉譯.這種轉譯過程,往往就是將歷史人物從原本的歷史脈絡中抽離,重新賦予其符合當代政治需求的意義.

                       這種關於”記憶重構”與”當下需求”的理論在台灣政治發展史與歷史人物的形象型塑中,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以謝雪紅這位極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為例,她的形象在不同的時代與政權框架下,經歷了戲劇性的翻轉.這種翻轉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謝雪紅評傳”.陳芳明在書中將謝雪紅描繪為一位堅定的台灣獨立支持者,並強調她確實曾有”台灣民族自決”的主張.然而如果我們透過許淑真深入分析這部傳記書寫的時空背景,便會發現這種敘事方式與Halbwachs所說的集體記憶的需要完全吻合.

                      除了陳芳明列名黑名單的經驗,當然還需要加上他當時身處的政黨工作位置,反對國民黨者在那個階段的核心政治訴求正是包括台灣獨立與民族自決.為了支撐這種政治主張的正當性,迫切需要在歷史中尋找先驅者與精神偶像.只是許淑真可能也沒料到25年後的今天,謝雪紅恐怕又會是另一種政治評價了.但至少在1990年代,謝雪紅作為1947 年228事件中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武裝領導人,”反抗者”的身份與地位是當時反對運動最完美的政治資源.然而根據謝雪紅口述的”我的半生記”,歷史實相中的謝雪紅思想體系深深植根於國際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脈絡,她的反抗在當時更多是基於階級鬥爭與共產革命的視角,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台獨.所以從2025年現在來看,謝雪紅顯然又成了政治不正確.對她的評價可能又經歷了新一輪的變動,在過去的集體記憶中,反對威權是最高指標,因此她被奉為標竿.但在當前社會記憶中”反共”成為新的濾鏡,謝雪紅的共產黨背景便讓她的榮耀逐漸消褪.

                     但在Halbwachs的集體記憶邏輯下,歷史細節必須為當下的政治需要讓路,對90年代的民進黨與陳芳明而言,謝雪紅絕對不可以是主張台灣歸屬於大一統中國的人物,因為這可以讓他們反對國民黨的主張具有歷史的合理繼承性,書寫者必須透過轉借與重構的手法,將謝雪紅的形象從共產革命家轉化為台獨主張思想的先行者.

                     而這正是集體記憶的一種轉借現象,透過傳記書寫,原本複雜且可能與當下政治目標衝突的歷史真相被過濾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符合當代政黨認同需求的,具備單一特質的英雄形象,這種對於謝雪紅形象的”創造性詮釋”完美詮釋了Halbwachs的理論,集體記憶不是為了記錄過去,而是為了服務現在,並為群體的未來打造一套合適的敘事.

                     因此一種被很多人搞不清的狀態:一個人長期被當成英雄,標竿,奉為值得紀念人物,突然之間他卻被視為壞人,叛賊,以往的榮耀全部作廢.這只是因為他當年反對過國民黨威權獨裁,當時的社會集體記憶需要這個標籤,但現在新的罪魁社會集體記憶增加了一個共產黨,而那個人當年確實是經過共產黨洗禮加持後才來反國民黨的,所以他榮耀當然也就沒了,集體記憶已經清洗轉變了.

                     這幾年關於這類早期民國歷史人物與228人物的生平,論述,著作的出版極多,本來也沒什麼,可是若你是一個稍有意識的讀者,經常的觀察伴隨著新出版的比如白色恐怖受難者文集文選之類新增的前言,導讀,介紹,你就能發現其實那些受難者本身原本沒有的主張,想法,都在那些新增添的這些後人補充中被腦補,建構,創造,形成了另一種可以新的想像建構,變成了另一種意思的作品,因此我們讀的往往不是歷史,而是當代人的政治意圖,對於那些可能缺乏”建構”,”虛構”的人來說,這卻未必是什麼好事,當然,若他已然自願被既定的社會意識集體記憶擺佈,那旁觀者也不能說什麼就是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