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蔡孝乾+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

 

我是蔡孝乾(藍博洲) +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in Postwar Taiwan(1945-1955), 林傳凱)

                       說到幽魂,除了廖文毅,蔡孝乾也能入列,他是前中共台灣工委會書記,也就是潛伏在台灣地下黨所有匪諜的最高領導者,於1950年被抓獲.但他並沒有坐監太久,因為頗具政治價值,被政府當局宣告反正,出任調查局匪情研究室主任,後還官升至副局長,歿於1982年.他是台共最早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在此之前又早加入中共共青團,參加過長征,與中共早期的許多領導人物有接觸並交好,可以說是台籍人士在中國共產黨蘇區內真正任職過高幹的人,戰後因應國共對抗的需要,於1946年被派返台灣,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展開秘密地下作戰,後失敗被捕.然後他被招爲保密局的匪情研究主任,因此被認為是從共黨的英雄轉為叛徒."我是蔡孝乾"就是一本關於他生平的紀錄敘事,且有翻案為他正名洗刷共黨叛徒的意思.  

                         爲何會說他倆為幽魂?主要還是個人歷史敘事的斷裂,某一部分時間生涯無法為大多數外人所知,且亦無法有效考證.接受招安的廖文毅,與"被宣告"投降反正的蔡孝乾,他們的後半生都是未解之謎,也因此讓他們的前半生更撲朔迷離,人言人殊."我是蔡孝乾",從書名的第一人稱可以大約猜測這樣的企圖,當作者藍博洲有智識能力書寫此人的故事時,傳主早已謝世多年.客觀上不可能採訪傳主,只能以側寫形式表達,但不知基於何種理由讓作者試圖要抽離敘事角色,於是定下了"我是蔡孝乾"這樣的第一人稱,讓蔡孝乾自己表現自己.結構上,這本書採用了大量的蔡孝乾生前公開發表的報刊文章,書籍,演講,會議發言紀錄,包括發表於日殖,上海,延安三時期的作品,與被捕後的刑訊口供,後續關於匪情研究著作摘錄,可以說藍博洲試圖以諸多文本拼貼的方式創造一個"蔡孝乾的我",這是讓我從結構上猜想為"我是蔡孝乾"的目的是這麼來的.而這本書中出現的其他人物角色絕大多數也都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現身,這些文字同樣摘錄自他們個別的刑訊口供,書信,會議,演講發言記錄.從這種構成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試圖消除他個人對傳主的定見與成見帶來的影響.

                          但即使如此,行文敘事的過程中難免藍博洲這個"我"偶爾仍會不經意地突然出現,讓人必須稍微想一下,再對照前後文,才能發現這些小小的插入.我個人對於傳主生平的興趣可能沒作者高,我讀這本書是從另一個目標來看的:就是想看"行動者的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斷裂落差.在此用一個簡單的自問例子比喻來說明這種斷裂,這本書中出現的由蔡孝乾率領的一干地下黨人們,他們究竟應該算是匪諜,武力叛亂犯?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如書中出現的郭琇琮,呂赫若等人,如果是在90年代,後解嚴初期大量出現的白色恐怖故事翻案文章與書籍中,他們都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身份,被描述為存有當時在野黨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民族主張,以追求民主人權為綱要的特性並藉此去挑戰戒嚴時期貪腐國民黨主流敘事與執政.但是實際上,這些台工委座下的地下黨員們,除了普遍是標準左翼主張的共產黨員,喜歡強調進行對階級意識不公差異的鬥爭,與革命外,他們心中所謂的民族自決往往是根據二戰後流行的國際去殖民化下民族自決的中國主體意識,但這顯然與前面所說他們在白色恐怖事件書籍文本中被敘述創造的形象完全不同,於是變形了"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落差.時至今日2025年,原先在1995年出現的斷裂落差就變得尷尬了,原因是95年當時的在野黨如今成了執政黨,原先需要利用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事實來進行反對運動與宣傳敘事書寫,現在現實面卻需要更換為主張與共黨份子完全隔離,於是原先被描述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前地下黨員定位自然不再適當,如今難道不該應該把他們定義為''匪諜"來視之?難道鹿窟事件不就正是軍事叛亂?於是當近日關於吳石生平的戲劇上演後,這種荒唐的'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斷裂的現象只好被人拿出來揶揄一番,共黨潛伏份子居然成了紀念白色恐怖的受害對象.這就顯出一種嚴重的事實: 歷史書寫的工具化.這不僅是政治工具化,更是一種歷史的選擇性遺忘.我們選擇記住他們的"受難",是為了建構"國民黨殘暴"的集體記憶.我們選擇遺忘他們的"紅色革命",是為了維持"當前兩岸對抗"集體記憶的道德高度.

                            於是我們再回到作者身上,前面說到"我是蔡孝乾"是作者試圖擺脫主觀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擺脫是不能的.這觸及了報告文學與史料編纂中一個非常核心的"主體性"問題.首先,藍博洲採用的這種"偽第一人稱"或"拼貼式自白"的寫法,固然讓讀者有種與歷史人物直接對話的錯覺,但也同時隱藏了多重權力的過濾與作者的剪裁.當藍博洲使用"蔡孝乾：……"作為著要敘事結構時,他所引用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訊問筆錄"與"自白書",這種"檔案文字"的性質是透過審訊室這種極端的權力不對等空間所創造的,在那裡的"自白",往往是被捕者與審訊者共同"共謀"出來的產物,被捕者為了活命,為了保護同志或為了換取減刑,必須寫出"特務想聽到的敘事". 因此當書名叫做"我是蔡孝乾"時,這裡的"我"其實處於一種極其矛盾的狀態.其次,它是蔡孝乾的口述沒錯,但它是"在槍口下的口述".這個"我"可能包含了為了求生而進行的虛偽陳述,為了交代任務而交出的名單,甚至是為了符合國民黨"反共樣板"需求而寫下的悔過辭,藍博洲試圖透過這些文字還原蔡孝乾,但這些文字本身可能就是蔡孝乾為了掩蓋真實自我而築起的偽裝,因此雖然每段開頭掛著"蔡孝乾"或"某某某"的名字,但實際上"關於哪一段文字被選入","段落與段落之間如何拼接"完全取決於作者的意識形態與敘事目的.藍博洲是一個左翼思想者,他可能無意間具有意識的挑選那些能展現蔡孝乾"理想主義,受壓迫,被誤解"的一面,這種做法雖然給予蔡孝乾'聲音",但其實是將蔡孝乾的聲音放進了預設好的"還原左翼光榮"的框架裡,這就產生了那個悖論:這本書想去臉譜化,但它實際上是用蔡孝乾自己的零件,重新組裝了另一個藍博洲版本的蔡孝乾. 這種敘事方式無意間繼承了當年偵防機關對主體性的剪裁,亦即藍博洲雖然想幫蔡平反,但他使用的工具(筆錄)本身就是當年用來消滅蔡的主體性的. 

                         地下黨員在被捕後的供詞往往是在特定的"偵防技術"下產出,調查局會利用"親情","金錢"與"階級誘因"來誘發特定內容的供詞,直接引用這些供詞來代表蔡孝乾的"真心話"時,可能忽略了這些文字背後的恐怖壓力技術,因為我們常人可能分不清哪些文字是"因恐懼而寫",哪些是"因信仰而寫". 因為在保密局檔案裡,蔡孝乾是"匪首",在調查局樣板裡,他是"匪情專家",在中共史觀裡,他在疑似"導致組織覆滅的變節者"與"功臣"間跳躍,而在藍博洲筆下,他是"左翼靈魂".用蔡孝乾的文字堆砌出"我是蔡孝乾",加上拼貼者的個人信仰認識,這種做法加深了那種"幽魂感",即便我們讀遍了傳主的演講稿與自白書,依然無法確信那個在審訊室燈光下寫字的人究竟在想什麼.如果把這種多變的可疑狀態與我們從"謝雪紅形象變遷"開始的關於集體記憶的討論結合,可能可以得出另一種可能 . 

                          Halbwachs的論點到了後來強調了記憶的"當下性"(Presentism),主張社會群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會根據"現在"的利益,價值觀與認同,去過濾並修改對"過去"的解釋.這意味著我們記住什麼,忘記什麼,或者如何解釋某個歷史人物,完全取決於"現在的人是誰"以及"現在的人需要什麼".當社會需要建立新的集體認同時,解構與重新建構時便會從過去的資料庫中挑選出符合當下需要的元素,進行重組與轉譯.這種轉譯過程,往往就是將歷史人物從原本的歷史脈絡中抽離,重新賦予其符合當下需求的意義.在這樣的思考查詢下,我無意間發現了這本林傳凱老師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在這本論文中的蔡孝乾等地下黨人就被書寫成句多面向的人物,與"我是蔡孝乾"的臉譜並不完全一樣.

                         林傳凱在他的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中,主要借用了鬥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策略行動場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與敘事解釋(Narrative Explanation)三支社會學理論來建構分析架構 .鬥爭政治理論由 Charles Tilly 等學者提出,研究行動者如何透過集體行動向國家或他人提出訴求,並涉及政府作為第三方或訴求對象的過程 ,林傳凱以此理論打破了"地下黨僅是境外滲透"的單一史觀,他將戰後台灣的動亂視為一系列的"鬥爭政治",包括 1947 年的228事件及隨後的共產革命 .論文指出行動者的選擇,如加入地下黨的行為,其實有很多部分是受到當時政治結構,比如國府國家能力低落,民主化程度相對較高但社會控制不穩來誘發的 ,當體制內的抗爭,如政治菁英的處理委員會失效時,行動者在結構壓力下轉向更激進的"革命鬥爭"路徑 策略行動場域理論 由 Neil Fligstein 與 Doug McAdam 提出,認為社會是由多個相互關聯的"場域"構成,場域內的行動者(現存者與挑戰者)為了資源與位置進行策略性的互動 .因此除了我們被授予認識的社會總體狀態,林傳凱將台灣社會區分為多個次級場域,如中高等教育,產業/工匠,農業及山地行政場域 ,藉著逐個分析次級場域的狀態,來呈現當時台人期盼的各種面向與可能,論文強調不同場域的行動者有其主觀的能動性.例如原住民菁英參與地下黨是為了改善族群處境(場域內的策略選擇),學生則是為了抗議校園控制 .地下黨(台工委)並非單向指揮,而是與這些場域原有的"自主鬥爭軌跡"相結合 .至於歷史社會學中的敘事解釋則強調時間序列,偶然性與因果鏈條,認為歷史結果是由一系列具體事件的先後順序與行動者的抉擇所交織而成的 .論文作者透過"敘事解釋"還原了行動者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如何基於當下的視域做出抉擇,而這些抉擇又如何與變動中的國家結構,如內戰導致的國家能力變化相互鎖定,形成最終的歷史結局 .林傳凱論文的主旨在於證明戰後台灣的地下革命並非單純的被動受難或洗腦,而是行動者在特定場域中,基於對統治者不滿的主觀能動性,在二二八後的歷史路徑下,與地下黨組織交纏而成的集體抗議與變革嘗試 .也就是主張戰後台人變革需求有很大的部份取決自我的能動性,地下黨人的作用固然存在,但也不是過去某些論述所說的全有,或者全無.

                        論文嘗試重新建構戰後初期台灣地下黨及其革命鬥爭的歷史,透過社會學的視角,重新解讀戰後台灣地下共產黨的興衰及其與台灣社會的互動過程 ,作者提出一個核心提問：為何在 1945-1949 年間,儘管當時的國際與社會條件看似有利於國民黨進行國家建構,卻引發了兩波全島性且日益激進的鬥爭,1947 年的228事件及隨後的共黨革命? 作者指出受中國內戰影響,當時在台灣建立的省級政府呈現出國家能力與自主性低落的特性,且無法與廣大的非國家場域建立穩定聯繫,這導致了嚴重的國家與社會矛盾 ,隨後文本詳細檢視了地下黨在不同社會場域的動員軌跡,歸納出了地下黨崩潰的關鍵因素.除了冷戰大環境外,作者特別強調了1948年底地下黨因樂觀判斷而採取的"降低隱蔽性與加速動員"策略,以及政府引入新型"訊問技術",是導致 1950 年初組織"雪崩式瓦解"的主因 ,而這兩者與"我是蔡孝乾"的內容可以說是息息相關.透過長期的田野調查與檔案分析,作者得出當時台灣人參與革命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是多元且複雜的,地下黨在台灣的發展並非單純的境外勢力滲透,而更多是與台灣人當時對新統治者的不滿,抗議與主觀變革動能相結合的產物 .而不同社會場域中的行動者,他的政治認同,訴求與鬥爭形式各有不同.例如原住民菁英更多是基於改善族群處境,而工人則是為了保護其生存基礎,並不是單純的階級革命,更沒有90年代以後佔比大幅提高的民族意識革命主張.官方檔案中呈現的"匪徒"形象,很大程度是被偵防技術,如酷刑,自白修剪與重構出來的,抹去了行動者原本對社會不滿的具體歷史情境.而228事件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它關閉了台灣人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迫使大量行動者轉向地下革命,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的連鎖反應 .而共黨真正較大的力量介入,也是在事件之後.

                      林傳凱在論文中展現了明確的研究與社會目標主要有四點.首先在於還原"行動者"的主體性.作者希望打破過去將地下黨員簡化為"被洗腦者"或純粹"受難者"的二元框架.他主張將這些人視為具備"能動性"的戰鬥員,還原他們在歷史狹縫中主動進行抉擇與鬥爭的真實面貌 .其次他試圖建立"行動者與結構交纏"的歷史解釋.作者希望透過結合"鬥爭政治"與"策略行動場域"理論,提供一個比傳統史學更具層次的分析架構,用以解釋個人行動,社會場域結構與國家政權之間複雜的交錯關係 .其三他試圖創造出介入現實與歷史對話.正如作者在"誌謝"中所言,他希望知識生產不應與研究題材保持客觀的遙遠距離,而是要能介入現實.他試圖透過追尋這群被遺忘,被扭曲的"幽魂",讓台灣社會重新反思歷史認同與壓迫史,並將前輩的抗爭精神與當代的社會實踐相連結 .最後,他也盼望能達到修正既有學界的論點.目標在於回應並修正社會學界對戰後初期國家性質,國家社會關係的既有觀點,為未來的歷史研究提供新的探索方向.

                         論文指出台灣社會對於"地下黨"的記憶長期處於一種"集體盲視"的狀態.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解讀中,這群人被化約為兩種標籤,一是國民黨筆下的"萬惡匪諜",受境外勢力操縱的傀儡.二是當代人權史觀下的"無辜受難者",被塑造成一群追求民主,甚至只是讀讀書就被抓的"純潔受害者".文本認為這兩種敘事都閹割了這群行動者的"革命主體性",簡化了敘事.他們並非無辜,也非傀儡,而是帶著明確政治信仰,準備徹底翻轉社會結構的戰鬥員.但當行動者的聲音被權力機器如調查局,保密局消滅後,後世研究者該如何在"檔案"與"記憶"中找回他們?借用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理論與傅柯的權力分析,指出檔案本身就是一種"偵防空間".那些自白書,訊問筆錄並非真實的自述,而是特務與被捕者在極端恐懼下的"共謀產物".因此,那些被捕獲的地下黨人的消失不僅是物理上的處決,更是社會性的抹除,他試圖透過"跨國對照"與"微觀敘事",將這群人從人權神話中拉回現實.他主張研究者不應只關注"國家如何殺害他們",更應關注"他們如何思考革命".這要求研究者必須去理解當年的"左翼世界觀",包括階級鬥爭的殘酷性,對紅色祖國的憧憬,以及對國民黨腐敗的徹底絕望.而不止是借用他們的故事來為此刻特定政治訴求敘事的鋪墊背景.而這個立論恰好與我對"我是蔡孝乾"的觀感形成補充.論文首先詳述作者是如何"反讀"調查局檔案,林傳凱認為檔案紀錄了一個人從"主體"被異化為"情資"的過程,調查局的筆錄中存在著大量的"敘事空隙",特務會引導被捕者寫出符合"匪諜模板"的內容,而"受難者"為了求生或保護家人,會進行部分真實,部分虛假的陳述.林傳凱觀察到檔案在不同的政治時期會被進行不同的"修剪",在威權時期,檔案是用來證明統治正當性的工具.在現代,檔案則成為撥補賠償金的法律依據.他提醒我們,當現代研究者只拿檔案中的"被迫害部分"來證明其無辜時,其實是忽視了檔案中那些真正具備"革命威脅性"的武裝鬥爭紀錄.

                        事實上從論文的解析,就可以翻出我前面所說的,在現代白色恐怖的敘事裡有著大量的受難者故事,很多作家,影視工作者試圖在這個題材盡情書寫發揮,但是其實這裡頭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體悟到,自己只是看見事情的人權或是民族意識的單面,忽略其中革命人物的真實存在,忽略其中真正採用武裝行動者的可能存在,也因此才會出現領了白色恐怖受難賠償金者其實根本就是加入共產黨,且確實在執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叛亂行動的匪諜這樣的荒謬現象,只是大家選擇忽略,無視,或者覺得它妨礙了當下的政治敘事需求而特地加以切割,遺忘,有意埋葬它,甚至力求消滅這種人的聲音的可能,因為這符合當下集體記憶的需要.可是我們在林傳凱的論文中,看到當下真的出現了承認自己就是共產黨員的人,儘管在當年的刑訊中都未曾承認,他還是於現世的環境中現出真身,這也足以說明歷史敘事的難度與困境.當然林的論文論述可能也潛藏他個人政治傾向,也會影響論文結論的某種走向可能,但至少提供我們一種閱讀的可能.林傳凱主張我們必須建立一套"戰鬥員史觀",他分析了地下黨員在被捕後的幾種表現: 死不承認,局部交代,以及徹底轉向(如蔡孝乾).他認為即便在檔案的斷簡殘篇中,仍能看到這群人在面對強大國家機器時的心理韌性與局限.他對許多前輩作家等先行者的報導文學表示敬意,但同時也批評了那些作品"浪漫化"的傾向,因為論文追求的是一種更冷靜的,社會學式的解剖,去看穿那些被國家機器與後世轉借所層層包裹的歷史實相.

                       論文的前半書寫了關於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心理轉折.1945 年日本投降後,台灣人曾經歷了一段瘋狂的"祖國熱",這群曾受日式教育的中新生代,積極學習漢語,渴望回歸"祖國".然而隨後到來的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省籍歧視以及"差序統治",迅速粉碎了這場美夢,林傳凱隨後採用了90年代在野者常用的敘事口吻,指出因為這種狀態讓原先的"祖國認同"發生"移轉",但林傳凱接著的敘事就是他觀察犀利處. 他指出當台灣人發現"白色祖國"(國民黨)是一個殘破,腐敗的體制時,他們並未直接轉向"台灣獨立",彼時台獨意識尚非主流(棄國民黨轉向台獨都是後來的台獨運動出現後才有的敘事),而是轉向了"紅色祖國"(共產黨).這群人認為只有更徹底的,更具進步性的革命,才能真正實現台灣的"去殖民化".蔡孝乾等人在1946年回台後的初步活動非平地起雷,而是接引了日殖時期左翼運動,如文協,老台共的殘餘人脈,由於二戰後的物價崩潰與失業潮,這群地下黨人提供的"階級翻轉"與"民族解放"論述,對於當時的工農階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不是境外勢力的單純滲透,而是台灣內部社會矛盾與全球左翼浪潮接軌的必然結果 .

                       林傳凱試圖修正過去史觀對地下黨在228事件中角色的兩種極端看法.一是國民黨認為的"預謀策劃",二是部分本土史觀認為的"幾乎無關".他透過史料指出事件爆發初期,台工委成員人數尚少,且對突發的大規模群眾暴動感到意外,並未居於領導地位.這一點與"我是蔡孝乾"的論述完全一致.但在隨後的武裝鬥爭,如台中的二七部隊,嘉義的武裝圍攻中,具有軍事經驗與組織能力的地下黨員開始積極介入,將混亂的群眾抗爭轉化為具備組織性的革命行動.但地下黨在面對國軍整編21師登陸後的戰術潰敗,林傳凱分析這次挫敗讓蔡孝乾等領導層意識到在台灣這種缺乏大陸戰場縱深的島嶼上,傳統的城市暴動與陣地戰難以對抗正規軍.這導致了地下組織思維的根本轉變: 由"城市政治宣傳"轉向"山區武裝根據地".這一轉向深深影響了後來如石碇,三峽,鹿窟等基地的建立,林傳凱透過口述史料捕捉了黨員在228事件後的心理變化,對於許多原本期待"白色祖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三月的大屠殺是徹底的斷裂點.這種幻滅感轉化為對國民黨體制的極度仇恨與對"紅色祖國"的堅定效忠,論文強調這不是被洗腦,而是一種基於現實暴行的"理性抉擇",這群人從此跨越了法律的界線,正式成為意圖顛覆國家的"戰鬥員".當然這種論述也與台獨史觀下的228個體故事內心轉變內容是相當大不同的,一個敘事中個體總是宣稱為了紅色祖國,一個敘事則是宣稱為了台灣人民,但他們之所以在早期不太為人區別的一大理由,正是因為目標都在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

                        228事件後的兩年內,台工委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當時大批在校學生,中小學教員與公務員加入地下黨,背景則是全球冷戰初期的左翼風潮與國共內戰中解放軍的節節勝利.這些知識分子相信"舊社會即將崩潰",而台工委提供的"新社會"藍圖是唯一的救贖.林傳凱的分析與藍博洲的剪貼都一致性的描述了以上的狀態.此時地下黨員開始大量嵌入台灣社會.台工委並非單純建立行政分支,而是利用傳統社會脈絡,如同鄉會,讀書會,互助會進行擴張.林傳凱詳細描述了地下黨在工會,鐵路局,郵電局的佈建,以及"民主同盟"(民盟)在其中的統戰角色.他指出這種擴張是非常"生活化"的,革命者透過解決工人的福利問題或教員的晉升不公來獲取信任,實現了毛澤東式的"群眾路線",他將 1949 年的"四六事件"視為地下黨在學生運動中的重大節點,當年師院與台大學生運動背後就是地下黨的運作,並指出國府對校園的強硬鎮壓,反映了威權體制對地下黨"城市包圍策略"的恐懼,而"我是蔡孝乾"則在運動內部成員的走向連結補充了這一運動內部細節,兩者相合深刻呈現了地下黨在 1949年全台戒嚴前夕是如何在各行各業中形成一個隱形,且極具威脅性的"影子政府".

                       台工委於 1946 年由蔡孝乾等人回台建立,此時組織極小,僅約 70 餘人,主要任務是"隱蔽精幹",利用戰後初期的合法空間進行溫和的政治宣傳,並接引日治時期的左翼遺緒.228事件爆發時,台工委高層對大規模自發性暴動感到意外,並未居於領導地位.然而,地方幹部如張志忠在嘉義,謝雪紅在台中積極介入武裝鬥爭.事件後的鎮壓使地下黨意識到,在台灣缺乏大陸戰場縱深的情況下,必須轉向山區武裝基地與長期地下鬥爭.1947年6月香港會議確立了"武裝鬥爭"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的路徑.隨著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節節勝利,蔡孝乾等人在會議中產生了過度樂觀的判斷.加上 台工委在台灣這個典型的"白區"環境中,卻錯誤地採納了"紅區黨"的加速動員與公開鬥爭策略,如發行"光明報",建立鹿窟武裝基地,這種"在白區行紅區之實"的策略偏差,使得組織在國民黨偵防技術提升後,迅速發生連鎖式反應的崩解.所謂的"白區黨"邏輯強調在敵人統治嚴密的區域,應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利用合法形式進行掩護,反對冒險主義.相反的"紅區黨"邏輯則強調武裝鬥爭,群眾大動員,建立政權,公開與敵人硬碰硬.而蔡孝乾本人具備長征經驗,他的紅區黨色彩濃厚,是以可能由此產生執行策略上的錯誤,這導致後來地下黨為了擴張而降低隱蔽性,為日後的崩潰埋下伏筆.林傳凱認為台工委的失敗不在於外部滲透,而在於組織在"香港會議"後,未能處理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殘酷偵防結構之間的落差,地下黨在各場域中"過度擴張"與"低估敵人技術"的路徑依賴,最終讓這些場域中的變革力量,在 1950 年代淪為無法發聲的歷史幽魂.

                         論文討論了地下黨如何將毛澤東的農村革命邏輯移植到台灣,由於台灣城鎮密度高,地下黨選擇了石碇,三峽等邊陲山區作為"武裝根據地"或"隱蔽基地".這些地方地形複雜,有利於逃避搜索,且能提供向城市發動最後進攻的跳板,同時能為創造革命者與農民的互動提供機會,建立階級認同.林傳凱詳述了地下黨員進入山區後如何與農民接觸,這不只是傳播教條,更多的是"勞動與生活".黨員幫農民插秧,修屋,甚至解決地方糾紛.林傳凱發現這種互動成功地讓許多經濟貧困,政治邊緣的農民產生了階級自覺,相比於國民黨普遍形象中的邪惡資本家嘴臉與剝削慣性,它至少在宣傳上是有利的戰法.論文透過史料還原了那種"革命浪漫主義":城市知識分子與山區佃農在篝火旁討論"土改"與"解放",這解釋了為何後來的"鹿窟案"中,有如此多的當地村民捲入,因為他們確實感到自己是革命的主體.因此鹿窟事件後來被認為有大量白色恐怖冤案,被書籍文字與影視化轉譯成了另一種模樣,但實情恐怕比後來轉譯的要殘酷的多,加諸後來左派史觀被獨派史觀掩蓋,許多匪諜就真的成了受難者.而我也不知道是該為這種偽史敘事高興,還是為那些犧牲於理想主義者掬一把淚.這種"戰鬥員"的姿態與傳記文學中那種"被迫自白"的影像截然不同,作者筆下的地下黨員是充滿主動性,策略性且具備極大破壞力的,這也更能解釋為什麼當時的國家機器,如調查局,保密局會展現出那種如臨大敵.近乎變態的"偵防技術",因為這確實是一場決定生死的政權博弈.

                        1949年底解放軍在沿海省分的勝利,讓台灣地下黨陷入了某種"勝利近在咫尺"的盲目樂觀,為了配合可能的渡海登陸.台工委在這一時期過度擴張,且忽視了保密原則.與此同時,國府遷台後,原本混亂的情報機關在蔣經國的整合下,戰力迅速提升,形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偵防空間".其中"光明報案"不僅是一份地下報紙被破獲,更反映了地下黨在城市知識分子階層佈建的脆弱性.隨著核心幹部,如基隆中學案成員的被抓捕,國府開始掌握地下黨的"社會網絡圖",抓捕成了一場技術性的降維打擊,特務透過一個點的突破,利用連坐法與心理戰,迫使被捕者供出線索,進而引發雪崩式的瓦解."大逮捕"對台灣社會產生的心理震撼,林傳凱描述了那種清晨的敲門聲如何癱瘓了原有的革命激情,"我是蔡孝乾"則傳達出地下黨人的物理警覺,與心理驚弓之鳥的差異,不能熟睡,無法久居,經常搬家,總有許多化名.地下黨的擴張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特務機關精準地鎖定這種"信任"進行打擊,讓黨員之間產生懷疑與恐懼.這種"社會隔離"策略,使得地下黨在解放軍還未登陸前,就已經在社會基礎上先行崩塌.

                          我之所以讀林傳凱這本論文的原因在於它直接回應了我對"我是蔡孝乾"的推敲.論文不採取簡單的"背叛"標籤,而是從"階級與性格"的角度分析蔡孝乾,蔡作為具有長征經驗,位高權重的領導者,回台後過著與其身分不符的奢華生活.有種說法指出特務機關正是看穿了蔡孝乾對"物質享受"與"體面生活"的依戀,對其展開了精準的招安.而這一部分的論述恰好與藍博洲對蔡孝乾敘事認識是完全對立的,藍博洲以為這種"好享受"的形象,正是調查局刻意創造用以污衊蔡孝乾的手段.林傳凱指出蔡孝乾兩次被捕後的徹底合作,導致了台工委高層如陳澤民,張志忠,朱諶之等的全面曝光,論文文本雖然沒有同意這種說法,但也質疑相比張志忠的保留,蔡孝乾被捕之後的配合度顯然是較高的,並提出一個殘酷的觀察：當最高精神領袖轉身成為國家的"匪情專家"時,對底層黨員造成的心理摧毀力,遠大於任何肉體上的酷刑,這是一種信仰的虛無化,讓許多原本視死如歸的青年感到被徹底拋棄.林傳凱對比了蔡孝乾與其他堅貞不屈者如張志忠的檔案.他發現,蔡孝乾的供詞極盡詳細,甚至主動提供分析.而張志忠在獄中依然保持著革命者的主體性,最終走向刑場,這反映了"戰鬥員"身分在極端情境下的分裂: 一種是轉化為國家機器的"情資生產者",另一種則是透過死亡完成對信仰的"最後獻祭",這部分深深刻劃了權力如何精準地在一個人的靈魂中進行剪裁.藍博洲自始至終都對蔡孝乾的投誠,背叛,享樂的形象抱持懷疑,畢竟蔡孝乾全程走過長征,到過陝北生活,也被延安整風批檢討批判過,這些都能與保密局的刑求,威逼相比較.這裡提出了兩種對比,並且無法提出證明何種為真,即是本文一開所說的,歷史上的"行動意圖者"與"後世敘事框架"的落差,以至於人言人殊的狀態,後世所謂的正確,也不過是在符合當時政治語境下的集體記憶需求而已.

                        地下黨員在被宣告反正投誠後,被安排在調查局,國防部匪情研究室等單位工作,看似活得好好的,實則處於永久的監視與"社會性死亡"中.他們被剝奪了政治舌頭,只能在報紙上發表格式化的"自白書"或"反共演講",而且這些文本應該都是他人代筆,非本人意願的,這做法可以讓他們成了國民黨招安政策的"活廣告".但這種透明監獄的生活,比直接處決更為殘酷.林傳凱認為國府不僅消滅了組織的肉體,更透過這套精密的"轉化技術",讓革命者的過往變得"可疑"與"不堪".當後世試圖將這群人紀念為"受難者"時,往往忽略了這群人其實在當年就已經被這套技術剝奪了"定義自己"的權力,林傳凱的分析讓我們看到這種"幽魂化"的過程,早在他們被捕那一刻,被權力剪裁成"樣板"那一刻,就已經開始.林傳凱的論文透過對蔡孝乾變節細節的社會學拆解,實際上在告訴讀者權力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殺死你的身體,而在於讓你帶著被塗改過的靈魂,成為他宣傳架上的樣板. 這正回應了我對藍博洲"我是蔡孝乾"這種書寫方式的警覺:我們所見的第一人稱,很可能是權力機器在 70 年前就已經編排好的劇本.同樣的,後世的集體記憶需要仍能大幅的讓這種權力敘事做出180度完全不一樣的轉彎,就像是我們現在見證的匪諜叛亂者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同為一人的矛盾現象與敘事說法.

                         歷史人物的主體性如何消失?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群身分尷尬的"革命者/叛亂者/受難者"的混合身份? "鹿窟事件"是台灣地下黨歷史上最慘烈,捲入人數最多的單一案件.我們從閱讀中可以發現鹿窟基地並非如官方宣稱的只是"躲藏"地點,而是一個意圖建立"解放區"的社會實驗.這裡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社會結構：來自城市的共產黨幹部,如陳本江,呂赫若等人,與當地的文盲農民,礦工結合.這群農民加入革命並非因為讀過"資本論",而是因為地下黨承諾了"土地再分配"與"階級翻身"的具體願景.在這些農民眼中,共產黨不是境外勢力,而是能幫他們擺脫赤貧的"救星".軍隊進入後,採取的不是精準逮捕,而是"連坐法"與"無差別暴力",特務將村民集中在鹿窟禪寺進行嚴酷拷問,這種暴力旨在摧毀基層社會原有的信任連結.文本透過大量口述史料還原了那種"鄰里相殘"的慘狀.為了活命,農民被迫指認鄰居是"匪諜",這種"偵防技術"不僅瓦解了組織,更在地方社會留下了數十年無法癒合的傷口.但是當基地崩毀時,高層幹部如陳本江等人往往能憑藉人脈與金錢逃脫或獲取輕判,甚至如蔡孝乾般"轉向"成為體制的一部分.那些因為嚮往新生活而捲入的底層農民,卻因為缺乏社會資本,最終成為了刑場上的替死鬼或黑牢裡的長期囚犯,這群被抓的人,他們之間的團體性質是高度複雜且分層的,根本就很難用一種敘述為代表,但是那種性質只要不服從當下的集體記憶需要,必然都會從主流的媒體敘事裡被去化.

                         在鹿窟覆滅後,地下黨進入了"散兵游勇"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地下黨已徹底失去發動群眾的能力,轉而追求"生存"然而國家機器並未停手,蔣經國領導的情報系統利用"自首,自新,檢舉"三合一的策略,將全台灣編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監視網,鎮壓成為日常.1955年後,台灣地下黨已完全消失,但"反共"卻成為了國家的最高指導準則.特務系統發展出一套"社會隔離"技術：所有被釋放的,轉向的,或是其家屬,都必須活在長期的社會標籤下.這正是"透明監獄",這些人被迫在日常生活中表演"效忠",否則隨時會面臨階級墜落或再次入獄.於是這群曾經夢想翻轉世界的鬥士,在 1950 年代中期後,大多成為社會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或是在國家的監視下度過餘生.他們對過去的"革命"閉口不談,這種集體沈默不僅是為了自保,更是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追求的"紅色中國"與國民黨建設的"白色台灣"都已經將他們徹底拋棄,而現在興起的主流台灣意識也要將他們曾經的面貌扭轉變形,他們的理想主義再一次的被曲解拋棄,後面這句是我自己加的,也是前面所說這本論文仍有意識存在的根本導向.

                          在論文的總結中,林傳凱正面回應了當前台灣政治敘事的矛盾.他指出目前的"轉型正義"往往將這群人"受難者",試圖把他們修剪成愛好民主,溫柔無害的靈魂,也完全符合當前台獨史觀的論述要點.但林傳凱強調這群人當年是真的想革命,是真的想奪權.如果我們不承認他們的"戰鬥員"身分,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們當年的勇氣與殘酷.他批評這種"受難者敘事"實際上是後世人為了自己的政治正確,而對逝者進行的第二次"主體性剪裁".林傳凱總結了這場關於"記憶"的博弈,他認為無論是國民黨的"匪諜案卷",還是藍博洲的"左翼報導",甚至現代的"受難者記錄"，其實都是一種"翻譯",也可以說是某種"超譯".這些翻譯者都各取所需,我們讀到的往往不是當事人的真心話,而是權力剪裁後的殘片.林傳凱主張,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供一個"正確的解釋",而是去展示這些解釋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林傳凱認為這群地下黨人之所以成為"幽魂",是因為他們既不屬於"統",也不屬於"獨".既不屬於"民主",也不屬於"極權".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異類",可能自始至終只該屬於"他自己".論文呼籲我們在看待這些歷史人物時,應具備"跨越立場的誠實",不應將他們當作服務當下政治的工具,而應還原他們在歷史狹縫中,那個充滿侷限,錯誤但也極具主動性的真實人格.

                         從論文的描述裡可以感受作者認為受難者與叛亂者(革命者)兩者不是排斥的,他們是"具備革命意圖的受難者".單純將它簡化為"被誤抓的無辜者"是現代政治的偽善.而將其簡化為"罪有應得的匪諜"則是威權體制的殘忍.分析"變節者"在體制內的樣板化過程,可以看出蔡孝乾的悲劇不在於背叛,而在於他被迫在那之後的30年中,持續演出一個"被閹割的靈魂".這回應了我對藍博洲"我是蔡孝乾"的質疑:那個"我"早已消亡.論文對"人權史觀"的批判,精準擊中了當前"一邊反共,一邊紀念當年派來的匪諜"的可笑現象,這種敘事衝突源於現代政治無法處理這群人的"紅色祖國情結".因此,我以為這篇博士論文能夠很好補充了閱讀"我是蔡孝乾"時的疑惑,讓我們看見在所有的英雄史詩與國家敘事背後,那個"被剪裁的靈魂"才是我們最該注視的對象.這與我認為後世敘述對廖文毅,蔡孝乾的解讀為"幽魂"的說法提供一種解釋,他們既是被歷史殺死的,也是被後世的解讀殺死的.

                       我是在一個叫華藝線上圖書館購買下載林傳凱的博士論文,畢竟要去借閱可能很麻煩,但查詢網路,這本論文似乎有改編出版為實體書籍的計畫,從論文內容來說,應該是頗值得出版的.至於"我是蔡孝乾"與它帶來的一連串思考與辯證,提供了藍博洲作品一向的風格與立場,對於喜歡這個主題與書寫方式的人來說,應該也是不容錯過的一本就是了.藍博洲的"我是蔡孝乾"提供了一個"臉譜",雖然作者試圖去臉譜化,但最終還是塑造了一個新的臉譜,而林傳凱的論文則是提供了一套"解剖工具".論文知道自己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真正替那些"幽魂"說話,因此選擇不去"代言",而是去分析那種"無法發聲"的結構,這是種對"主體性消亡"的深沉理解.而藍博洲那種帶有"浪漫英雄主義"色彩的書寫則是另一種聲音,這兩者放在一起讀,剛好可以看到"文學/情感"與"社會學/理性"如何處理同一個歷史幽魂,這種對比本身就是一個趣味,或值得有興趣的人參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