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的猜忌: 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

 

貿易的猜忌: 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stvan Hont)

            "中國偷走我們的工作,他們在貿易上掠奪美國,而我們必須反擊". 這是美國總統川普在2016年初次競選時所發表的口號.到了2024年他再次喊出"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關稅",誓言保護美國產業,而近日,他終於開始行動了.不管是真實或虛假,這種"經濟愛國主義"戲碼,看似是21世紀全球化的特殊產物,但其實早在18世紀,政治經濟思想家們就已經看透這種"貿易的猜忌"(jealousy of trade)的本質,就是國家永遠在"需要貿易"和"恐懼貿易"之間精神分裂,而"Jealousy of Trade"這個概念,最早便是由也研究經濟政治學的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所提出的,這本書便以此概念為書名.

             匈牙利學者Lstván Hont在"貿易的猜忌"這本書中即明確指出現代國際關係的核心矛盾,就是商業貿易世界的'互惠邏輯",與國家之間"猜忌邏輯"兩者邏輯的永恆對抗.當川普高喊"關稅讓美國再次偉大"時,他根本在重演18世紀英國對荷蘭,法國對英國的經濟圍堵,國家永遠無法真正信任自由貿易,這是因為經濟優勢骨子裡所隱含的意思就等於政治與軍事的話語權.今天的中美科技戰,稀土爭奪,半導體封鎖,不過是貿易猜忌的21世紀升級版.Hont的理論指出,只要國家存在,全球化就注定伴隨衝突,而川普,正是這個古老遊戲的最新玩家.

             Hont獨見之處在於他戳破了當代政治理論的一個巨大盲點,我們總是把"政治"和"經濟"當成兩個分開的領域,但他發現18世紀的思想家比如休謨和斯密早就告訴我們,這根本是錯的.Hont發現18世紀的思想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特別與現實結合,因為他們把經濟問題也拉進了政治討論.現在的主流觀點總是喜歡把現代政治理論的起源歸功於文藝復興和自然法傳統,尤其推崇霍布斯(Thomas Hobbes),覺得他打破了傳統共同體觀念,開創了個人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新思路.但Hont認為霍布斯其實是個"老派人物",因為他的理論太"純政治"了,壓根沒把經濟當一回事.而真正把經濟問題擺上檯面的,是休謨和斯密(Adam Smith)這群18世紀的思想家.他們並不像馬克思那麼天真,覺得國家最終會消失,全世界會變成一個大市場,Hont欣賞他們的地方在於,他們早就看透了現代社會的本質,那就是政治和經濟根本分不開,就像一對整天吵架但又離不開彼此的夫妻.所以現代政治理論必須是一門"政治經濟學",光談權利的自由主義或光談分配的社會主義都是片面的,缺乏歷史眼光.

             Hont認為18世紀思想家們想通了兩件關鍵事.第一件是他們發現經濟往來是一種新的"社交方式".休謨和斯密發現人類社會的維係不光靠感情或法律,買賣關係也能把人綁在一起,這就是Hont所說的"商業社會性",第二是他們發現國家離不開錢,錢來自貿易,現代國家打仗要燒錢,錢從哪裡來?得靠商業繁榮來課稅,因此他們推論貿易是個"兩面派".它能讓國家變強,也能讓對手或敵國變富.所以各國一邊依賴貿易,一邊又疑神疑鬼,怕別人佔便宜,而這就是"貿易的猜忌".

            而這樣形成的結果什麼呢?!貿易讓全球市場看起來像個"生意場",但實際上還是"競技場".Hont認為休謨和斯密比現在的國際關係學者高明多了,他們既不幻想貿易能帶來世界和平,也不認為強權就是一切,而是冷靜分析了這兩種邏輯怎麼互相拉扯.Hont知道研究思想史不能直接解決今天的政策難題,但他認為,如果不想陷在自由派和現實派的陳腔濫調裡打轉,就得回到18世紀,看看休謨和斯密當初是怎麼思考的.所以他花了長時間的功夫,用"商業社會性"和"貿易的猜忌"這兩把鑰匙,重新解讀了18世紀思想家對現代政治經濟的深刻洞察,人性怎麼驅動社會?國家怎麼跟市場博弈?這些老問題,而到現在還是新難題.

            "商業社會性"是Hont在闡述十八世紀政治思想時使用的核心概念,雖然這一用語是Hont自創的,但其實早在蘇格蘭啟蒙時代,"商業社會"的概念就已經為人知曉,我們都知道斯密提出過著名的"四階段論",人類社會發展從漁獵,游牧,農耕,最後到商業社會.在商業社會階段,技術進步和分工細化讓所有人都要靠交換過日子,用斯密的話來說,那就是"所有人都成了商人".但Hont發現,斯密在其它地方說得更深刻:"即使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甚至互相討厭,社會照樣能運作.只要大家覺得交易有用就好.就像商人之間雖然不一定喜歡對方,但為了做生意還是得維持基本秩序.".

            Hont發現斯密似乎並不認為這種"一切人都是商人"的狀況僅僅是第四文明階段的特徵,而是賦予了更重要的意義.在討論維持社會的人性基礎時,斯密列舉了三種可能性.它們分別是"仁慈與友愛將形成一個幸福和諧的社會","彼此加害的意志將造成社會的解體",除了以上這兩個極端外,還要加上第三種"即使在個別的社會成員間完全沒有愛與情感,雖然社會將比較不幸福宜人,卻不一定就會因此而分崩離析.社會仍可存在於不同的眾人間,只緣於對效用的感覺,就像存在於不同的商人間.". 斯密藉由這三種可能性暗示社會成員是以商人般的關係相處這一事實,這樣的人性含義反映出人類以特定方式建立起社會秩序的能力.而在這一意義上"商業社會並不是一個關於互相貿易的共同體的理論,起初也壓根不是一個經濟概念,商業社會是想像人類形成社會的另一種模式".Hont由此得出了"商業社會性"概念,他將這第四文明階段擴張成為支撐社會秩序的人性原理,從從中提煉出"商業社會性"的核心觀點,那就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不是友愛或強制,而是功利性的互惠關係",而這完全顛覆了傳統的社會想像,社會不是因為人們"相愛"或"被迫服從"才存在的,而是因為大家發現"合作更划算".

            那麼究竟"商業社會性"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在Hont看來,斯密早就提出了答案,斯密給了我們三種可能社會模型的選擇題,用現代的白話來說分別是"幸福社會","崩壞社會",與"商業社會".而這個概念其實是來自於十七世紀以降自然法理學派圍繞"自愛"與"社會性"的爭論而來.斯密筆下與"商業社會"同為選項的"幸福社會"和"崩壞社會"是以往理解人類社會關係的兩種典型模式而來.亞里斯多德傳統認為人類天生就具備社會欲,而友愛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大家相親相愛,形成"幸福社會".但霍布斯對卻這種看法不以為然,他認爲人類形成社會的唯一動力不是友愛,而是自愛.是對安全和榮譽的追求.但榮譽就意味著需要不斷地進行比較,因此對榮譽的追求最終可能需要仰賴大規模的叢林法則,也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傷害,對榮譽的追求勢必造成激烈的社會衝突,這就是"崩壞社會".因而唯有透過契約形成國家,人為的樹立起威懾力的絕對主權者,社會統一體的秩序才能維持.雖然霍布斯用社會統一體(unity)取代自然協同(concord)的思路為現代秩序想像指明了基本的方向,但顯然這個方案顯得太過殘酷,可能因此仍有必要探索一條新的出路,也就是"商業社會".

             Hont藉由閱讀,他發現普芬多夫(Samuel Freiherr von Pufendorf)這個人很聰明.他既沒全盤接受亞里斯多德那套"人天生愛社交"的老調,也沒完全跟著霍布斯喊"人人都是自私鬼".他走了條中間路線,他承認人性自私,也天生沒有的"社交欲",因此,人最在乎的不是虛無的"榮譽",而是實實在在的活命和過好日子,但普芬多夫發現獨自一個人根本活不下去,於是大家會自發性組隊勞動分工,約定俗成的建立財產規則,但這不是為了"愛",全然是因為"合作比較划算". Hont稱這個叫"商人相處模式",就像市場上兩個老闆不一定喜歡對方,但都知道遵守規則對生意有利,根本不需要政府拿槍指著雙方做交易.只是後來休謨和斯密把這套觀點玩得更溜,休謨以為連原始人也能想通,搶來搶去不如定規矩.而斯密在四階段論述裡論證"經濟互惠比政府出現得更早",最妙的是這套邏輯解釋了:為什麼沒有國家時也能有市場!為什麼商業習慣比法律更早出現!,和眾人之力讓人思考到文明進步的真實動力,不是道德說教,而是利益計算.

             其實普芬多夫的原典中刻畫的就是一種"像商人般相處的關係",也就是Hont所說的“商業社會性”.它基於對物質上的自我保存的需要,以功利主義的互惠作為慣例,無需政治權力干預便能形成穩定的秩序,因而普芬多夫所定義的世界關係基本屬於和平的.這一思路後來休謨那裡被發展,用在解釋正義的起源,那就是初始狀態下個體會認識到只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才是實現長遠自利的唯一途徑,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正義的習俗,形成了自然社會.斯密更近一步將社會關係的起源追溯到個體的經濟互惠,早在政府建立之前,對自我保護和自利的追求引導人們從事經濟交往,建立財產秩序,並持續地推動生產方式的更迭和文明的進步.

             Hont提出的"商業社會性"概念直接顛覆了我們過去對社會運作的理解,用大白話來說它首先表現了政府存在無用論,政府不是社會的必需品.霍布斯認為要是沒有國家,政府機構,社會早就亂了,但是在Hont那裡卻認為其實人們早就能透過"商人式合作"自發形成秩序,而政府功能就像社區圍牆,有它比較安全,但沒有圍牆前社區也能安然存在.同時Hont發現商業社會學學說預示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概念,在黑格爾那裡"市民社會"是個自發形成的社會關係,是一個"需要的體系",它本身就構成了一個自然自由的體系,社會先於並且獨立於政治權力,而政府只不過是一個後來才添附上去的,而政治力量對經濟交往的任何其他干預都是徒勞有害的,且商業社會不僅不需要政府插手,反而能倒過來改造政治.

              休謨和斯密都意識到,現代自由的基礎並不是洛克或盧梭所強調的政治革命,而是商業社會對封建制的瓦解.奢侈品需求消耗了封建領主的錢財,領主沈迷買賣,沒錢養軍隊,自然就解除了對附庸者的支配權力,因此貿易的發展擴大了中間階層的力量,讓王權,貴族力量受到限制,因此商業社會不僅沒有像盧梭擔心的那樣,用不可避免的經濟不平等摧毀政治的自由,反而是政治自由的原因.用更現代的話來說,商業社會性觀念甚至支配了國家,國家要想存活於世,就只能立足於以功利為基礎的社會的對抗性文明化機制."商業社會性"不僅為經濟關係找到了自然人性基礎,將經濟交往確立為生成社會秩序的自主力量,也使經濟具備了塑造政治的巨大動能.不過這就帶來終極問題,如果商業社會這麼厲害,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沒實現世界大同?這個懸念,就要說到Hont另一個重磅概念"貿易的猜忌"了.

              Hont發現除了那些鼓吹"商業社會性"的理論家,其實還有一群人也在瘋狂研究經濟問題,就是那些共和主義者們.不過這群共和主義者人主要是從"國家理性學派"的路子來思考的,他們問一個簡單問題,國家為什麼要操心貿易?最初是為了保命,小國寡民要防外敵,後來是為了裝逼,大國要爭面子,搶地盤,現在是為了賺錢,打仗要燒錢,錢要靠貿易.說穿了就是沒錢打什麼仗?!.所以各國都拼命搶貿易主導權,結果貿易衝突成了國際鬥爭的新戰場.Hont說這就叫"貿易的猜忌",國家既離不開商業社會,又要天天提防著它.在Hont看來"國家理性學派"對貿易的關心與"商業社會性"理論大為不同.他們看出商業社會可能極大的影響政治,偏偏政治又不能被徹底消滅,那麼當經濟影響力嵌入政治後,只可能會導致更麻煩的局面.

              Hont從政治觀點來看,無論是從馬基維利主義對國家榮耀的渴求,或是霍布斯式自然狀態中國家對安全的猜忌,都顯示衝突是人類族群經常面臨的基本處境,所以預備戰爭是國家的必要之惡,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政治將是永存的,除非消滅掉國家這個概念與實體.當政治必須存在時,現代貿易的興起就意味著維持國家力量的命脈,如戰時財政需求,必須仰賴商業社會提供,所以不管是基於追求榮耀或求取安全,國家首先都必須奪取貿易的優勢和主導權,因此貿易衝突就會是國際衝突的新形式.歷史上英格蘭對愛爾蘭的警惕,蘇格蘭人掛懷的"富國-窮國"之爭和經濟轉型,都是出於爭奪貿易優勢的政治關切,"如果不能通過軍事手段,那麼就透過放棄或操縱市場來達到目的.".所以Hont認為休謨始發首提"貿易的猜忌"正是對此局面的精確刻畫.

              這種政治,經濟間雙向的矛盾有多嚴重?商業社會是以"世界公民"為基礎,換句話說,"誰跟我做生意都行!".但國家主張的是"本地土豪",它只認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就滾出去或打出去.結果就是,國家想控制貿易,反而被貿易牽著鼻子走.Hont打了個比方,這就像在走鋼索,要嘛變成戰爭狂魔,形成軍國主義,要嘛經濟崩潰,形成保護主義.於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問題,有人提出了方案,其中代表性的兩個極端答案,一個被叫做費奈隆派(Francois Fenelon ),這裡簡化他們的主張,把他們稱為主張回歸田園生活,退出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他們主張徹底放棄商業社會,拋棄奢侈和工業,退回到以農業為主的有德性的和平共和國.另外一種聖皮耶派( Charles-Irénée Castel de Saint-Pierre )則相反,想搞歐洲大聯盟,實踐超全球化.他們主張為了適應商業社會而改造國家,亦即建立一個歐洲國家的聯盟,其邊界與商業社會重合,將國際貿易社會重化.,以消除內部貿易.但大家都覺得這兩個方式太理想化了,不現實.

              那麼休謨和斯密如何破局?在Hont眼中休謨和斯密從來沒有期待普遍和平或全球商業社會,反而緊緊盯住了政治與經濟纏鬥的領域.他指出"國富論"並不是一部關於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關於競爭性經濟戰略的著作.".休謨和斯密固然支持貿易發展,但並沒有試圖徹底去除貿易造成國家間衝突的可能性,只是試圖將貿易競爭中的腐化要素剝離.一方面休謨和斯密認為"惡性的貿易猜忌'並不是商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國家競爭不可避免,但要防止被利益團體帶偏,如發戰爭財的銀行家,或搞壟斷的商人.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如果國家必須對安全和防衛保持適度的關心,那麼商業社會的正常進展不僅不會削弱國家的財政基礎,反而能夠更有效地支持國家力量.休謨和斯密借助經濟分析指出,一個國家無需嫉妒鄰國的富裕,因為那不是對本國的威脅,而是本國維持出口繁榮的必要條件.在長期的市場競爭中,富國也有機會依靠人力資本和勞動分工保持優勢,而不必擔心衰敗的命運.對此斯密表示過"健康的市場運作遠比國家理性更理性,更能為國家維持安全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亦即健康的市場競爭對國家最有利,即國家爭勝理論.

              但是這裡有個大問題.休謨和斯密表面上說"商業社會性"是世界性的,可論證時又站在國家立場,這豈不是矛盾嗎?Hont認為他們既不是天真的和平主義者,也不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只是在尋找政治與經濟的"動態平衡"而已.如果說商業社會在根本上同時具有個人主義與世界主義性質,那麼用"貿易支持國家力量"來為它辯護,恐怕就只是在政策層面上求得暫時和解,而從這個面向樣看來,休謨和斯密的主張實際上恐怕無法實現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在理論上的調和,因此,Hont藉由18世紀政治經濟思想概念,所得的結論,恐怕依舊是面臨著最終分化兩方的問題,要不就是無奈地接受國際衝突持續存在的現實,要不就是找尋一個能夠成功的聖皮耶派式的全球化烏托邦模型.

              Hont顯然沒有選擇在這一問題上試圖將經濟邏輯貫徹到底,雖然他的"商業社會性"本質上充滿著自由主義,世界主義傾向,但他應該也不相信休謨和斯密是烏托邦主義者.因此Hont理論的深層矛盾在於"商業社會真的能脫離政治嗎?".他雖然批評自由派和現實派都太死板,但明顯的,他自己提出的"商業社會性"理論其實還是帶著點自由主義的影子.但"貿易的猜忌"這個概念,直接打臉了"商業社會性"強調的經濟自主性,畢竟這個矛盾可不是18世紀才有,它一直到今天還在影響國際局勢,自然也會影響Hont的"商業社會性".不過Hont很聰明,他不想當裁判或給予答案,而是留給我們一個思考題,那就是更具體的說"貿易的猜忌"對"商業社會性"的持久挑戰,究竟是挑戰了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商業社會理論,還是挑戰了洪特自己對"商業社會性"的解釋?在Hont的故事裡,休謨和斯密就像是"商業社會性"的代言人,但仔細看休謨等人的原著就會發現,其實斯密他們從來沒用過"商業社會性"這個詞,斯密說"像商人那樣相處"只是個比喻.休謨更直接"小部落可以靠利益結合,但大文明社會需要更複雜的根基".說穿了,當Hont選擇把"自私"包裝成"商業社會性",再把它說成商業社會的基礎時,這其實根本上簡化了斯密與休謨的思想,也就是說,Hont的想法,與休謨他們還是有許多差異的.

              首先,Hont的"商業社會性"中潛在的世界主義本性,打破國界,多少帶有大同世界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但對休謨和斯密而言,"商業社會"的實質就並不是均質和無限化的,人性自然傾向於貪婪,只有當組成社會能帶來更長遠的利益時,人們才會放棄衝突而建立秩序.在休謨看來"政府的最初萌芽不是由同一個社會中的人們的爭端而發生,而是由幾個不同的社會中的人們的爭端而發生".正是為了應對外部戰爭的緊迫要求,而非為了在社會內部經濟自然成長的基礎上維持財產秩序,才是建立政府的直接原因.換言之即使不考慮社會習俗,自然環境對國民性格的差異化塑造,建立在自利上的社會關係本身也帶有潛在的政治向度.亦即個人之間所以做生意是因為需要,而國家之間進行交易更多是基於互相猜疑.

              其次,Hont將"商業社會性"定位於自利,並將自利理解為求溫飽,活下去.但休謨說文明社會是靠"真實和虛構的需求"驅動.斯密發現人努力工作不單是為了吃飽,更多時候是為了表現虛榮心,虛榮心比溫飽更能刺激經濟.休謨明確認為大型文明社會離不開大量真實和想像的需要,儘管現代經濟活動往往表現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但其背後並不僅僅是溫飽,更多的是是經過驕傲,虛榮放大過的慾望,這又進一步要求相應的社會習俗和政治秩序,為了避免劇烈衝突,或政策干擾,最好能有一個居於超然地位的主權者充當社會利益的捍衛者,因此"商業社會"遠不如"商業社會性"所暗示的那麼自然.

             第三種的差異是,Hont認為經濟能自然發展出社會,但歷史告訴我們,歐洲商業社會是各國爭霸的副產品,連重商主義的錯誤政策都意外促進了商業,沒有政治力量的推動,根本不會有現代市場經濟.休謨的政治史敘事和斯密的'非自然和倒退次序"都表明,現代商業社會並不是經濟自然成長的產物,而是極為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條件催生的,它不僅需要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秩序來保障其運作,包括穩定的財產制度,公正的司法,公平的稅收.同時也是現代國家為了汲取力量而大力推動的結果,因此儘管貿易在某種程度上有它自主的運作規則,但現代歐洲商業社會的進展,乃至圍繞商業社會的理論探討本身,都始終內嵌在更複雜的政治動力學中.

              最後我們回到現實,問問為什麼18世紀的智慧至今依然有用?休謨和斯密從沒幻想純粹經濟的烏托邦,他們清楚商業社會永遠離不開政治,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會一直博弈,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經濟民族主義".看看今天,歐盟一體化遭遇瓶頸,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各國都在重新思考全球化,一度可能被認為有希望的聖皮耶派的答案已經暫時被擱置了.休謨,斯密等18世紀思想家的洞見相比現代那些二元論的非黑即白,顯然還是能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間,或者能破解我們面對的兩難.

               這是非常不容易順讀的一本書,不論選擇看英文版,或是中譯本都不容易讀,文字晦澀,句中充滿著許多讀者自身必需自備的關於政治,經濟領域的觀點與常識,若不懂時,只能借助google查詢,當然這不是個好做法,附註雖能提供一些幫助,但有限,而且目前國內並沒引進,所以中文版只有簡體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