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41-1966）

 

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41-1966）(Peng Zhen :Mao's "Close Comrade-in-arms" (1941-1946), 鍾延麟)

               1955年肅反運動時期,北京東單的一位教師被人檢舉,因為他曾殺了一條豬,大家就分析"你既殺過豬,一定殺過人",於是逼他交代殺人問題.能將殺豬經驗轉為推論殺人討論的環境,一定需要相當的時空背景與人為造就才能構建,本書的傳主彭真就是擅於開創此種環境的高手.

              這本書在現在市場上挺尷尬.年輕人不知道彭真是誰,對老毛又沒興趣.以透露的內容來說,對岸必然禁賣.加上50萬字以上又嚇退很多人.很怕沒人買,以後出版社就不出這類書,我就少了一類可看的書.

               雖然說以"彭真"傳記名義出現,但我以為時間,1941-1966,才是本書的重心.彭真在中共建國初期統治高層上當然排的上號,不過,比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的名字雖然於媒體常出現,但排名都在這些人之後,有時甚至更後,不是會惹人注目的那種,就是個陪榜貨,連國民黨早年匪情研究共黨高層訊息中都弄錯了他的名字,可見他並沒有被看重.我甚至是直到看過本書才知道,彭真基本上是個化名,後來才拿來當真名用,是當年他在白區工作時的化名.

               因為傳記之名,按照常態閱讀即可,傳主的生命生涯與中共從地下發展期到武裝對抗期,到建國統治期可謂同步.所以若是熟悉這些歷史的部分,雖有點重讀,但能知道更多詳情.基於傳主從事的專業有點特別,所以閱讀本書,我以為著重是看一個人治的社會如何在長期壓制法治發展狀態下,造成諸多可能的社會悲劇結果,與統治亂象.與中共其他高層出身略顯不同,彭真加入共產黨後,早年是被指派在白區工作,簡單說他不是從事武裝軍事對抗的領域,他不是軍事將才,戰場英雄,而是共黨派到國府城市地區進行宣傳,潛伏,擴大影響力建立地下組織,甚至發展社會運動這一路的.但是,他有共黨高層中少見的曾經因為被國府捕獲,而坐了6年牢(1929-1935)的經歷,這個經歷對他的政治生涯發展不見得是件絕對好事,依後來的政治狀態而定,但對他的政治發展選擇上來說,卻是個有影響力的經歷.坐牢期間,他一方面繼續進行獄中抗爭,另一方面為了聲援維權支持一些被逮補的人,或替他們抗辯,他開始研究當時國府的法律,這個經驗讓他成為共黨高層中稍微有法制經驗與概念的人,也影響到他後來的職務出路.

               不知是否是獄中見聞的影響,我們普通人可能以為既然他坐過國民黨的牢,又沒有屈服投敵,必然被同黨人視爲英雄,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歷史的紀錄明明白白顯示,當黨與高層需要你時,這種坐牢經歷會被視為是忠貞的具體表現,反之,當高層認為你有問題時,這種坐牢經歷就會被拿出來質疑你是否曾於期間叛黨,變節,出賣同志,甚至實際上被收買成了敵人的反間成員,所以你才能安然的度過刑期,而沒有被刑求致殘,或死亡.而以上這種觀點在共黨歷史上最特殊的地方,還不單出自所謂的高層,事實上連彭真自己也是這麼運用這樣的概念去檢驗同黨的其他人士,我以為,這個概念讓他在黨內樹敵不少,但也讓他從此平步青雲,在官運上超越許多人.

               前面提過,彭真不是軍事將領,不曾搶佔過領地,也沒有殺敵經歷,沒有戰功,在中共建國的歷史上的功績自然談不上與那些十大元帥比拼的可能,可是他的黨內排名長期以來卻明眼可見的高過那些人,這是個奇怪的現象.在經歷過那些坐牢,與國統區搞社會運動,地下組織的經歷後,他來到延安.1940年代的整風運動是彭真邁向共黨排名高位的關鍵點.整風運動讓中共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並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共後來與國民政府逐鹿中原進而取得勝利,正與它經過整風達致內部團結密切相關.而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過程中,彭真是其倚重的一名要角.

                整風,就表面意義上來說,是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但實際上,它是毛澤東用來打擊第三國際勢力影響,擺脫蘇聯及其代理者控制,確認自身領導為主體的一個手段.名義上,在整風中各黨員和幹部要開始檢討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單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為甚至內心深處想法誠實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後讓彼此相互批評,相互糾正,透過把同志的缺點指出,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軌.但實際上,它造成一種鼓勵黨員互相批判,迫害,告密的風氣,這也形成日後中共黨內鬥爭的標準模式.彭真在整風中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審幹,早期的獄中經歷,讓他在這場運動中可以說是毫不放鬆,在中共中央黨校整風上,彭真對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和各地代表致力推銷以毛澤東為具體化身的路線,唾棄與之對立的錯誤路線和人士,從而鍛鍊,監製一批對毛氏忠誠不貳的高階馴服工具,作為其後續對內領導和對外統治的中堅骨幹.因此彭真的整風作為和表現,襄助並促成毛氏在黨內據有至高無上地位,而大大贏其歡心並獲之重用.但是彭真在整風期間的審幹運動,因為偏聽輕信,加上採取訴諸群眾運動,私刑逼供的審幹方式,造成了許多錯整冤枉,傷害無辜的惡性局面.

               整風運動在大的方面,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標確立,強化了共產黨內部黨員的服從度與執行力,形成了相互批評與自我認錯為黨內鬥爭的方式,用更直白的話來說,就是共黨內部確認將毛定為一尊的人治統治開始.在整風期間,許多人被刑求,下獄,甚至被殺,美其名為"搶救",實際上做的就是毫無根據的私刑,要被整的目標人物,身心內外,從上到下,完全貼服於人治者所想要的行為,思想,與意識.就彭真的部分來說,確立了他將毛澤東定位政治上自己必需緊緊跟隨的唯一目標,絕對再無他人.因此也是本書書名的副標,1941~1966,的由來,是彭真黨內排名平步青雲的關鍵時機.

               想想看,如果老毛想做什麼,想研究什麼議題,批鬥什麼書籍或是藝文,戲劇,調整哪些方針,想整肅什麼人物,你都預先看到,想到且做到他前頭,或幫他鋪好路,開好門,你會是個什麼結局!?但是,若因此覺得彭真是個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的人物,可又大錯特錯了.依據本書其他的人物描述,彭真性格跋扈,得理不饒人,睚眥必報,基本上就是個小毛,性格是老毛的翻版,但他還是有眼色的,畢竟不是第一人,知道哪些人暫時不能得罪,需適時隱忍,客氣,示好,所以常年與他有恩怨的幾位人物如陳雲,高崗,林彪對他都沒有太好的評語,甚至話說得難聽,當然,這些人的阻攔也是他始終無法更上一層樓的攔路虎,儘管他能穩住對毛澤東這唯一的信仰.

               於是,本書的敘述從19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開始,但凡毛澤東想要整肅的高官,潛在的政敵,批判的文藝品,這位傳主都能緊緊跟隨主席心意,且下手批判鬥爭毫不留情,鎮反,反右,反革命,大躍進等各種運動,彭真可以說無役不與,也可以說他必須參與,因為他主管的事務就是"法律",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協助法制事務,名義上,與實際上,他是主管中國一切法律事務的第二號人物.名義上來說,在彭真上頭主管中共法律事務的最高主管人物是董必武,表面上董似乎長年身體不佳,常藉此託言將平日庶務都放手給彭真負責,但實際上,我以為董必武是聰明的,他知道自己"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的主張,是不被最高領導人接受與同意的,他曾表示"政治運動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而這主張恰好與擅於利用群眾運動來打倒黨內與黨外敵人的毛澤東的思維南轅北轍,因此他寧可從此默不發聲,求得善終.所以名義上彭真是法律庶務主管的第二號人物,實際上就是真正發聲人物.而從實際上來看,共產黨政權遲至1954年才制定憲法,稱為"五四憲法",但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於會上公開表示"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既然毛澤東都公開表示法制無用,主管法律的彭真當然聽在耳裡,認真執行,所以一切事務靠運動才是根本,而法律的制定,法制的建立在他那裡就變成了一種有定見的東西,就是法律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才有意識與意義.法制事務的最高主管若是如此思維,自然也就開始展開運動來排除那些不同意這種觀念的人,那些不同意這種觀念的人,通常有兩種具體主張,一是法官審判的獨立性,而這是彭真不同意的,他只同意法院的獨立性,強調法院上級與領導的政治統治,甚至是法院外同級政府與機構的領導,同時認為案件必須先批後審,意思是由主管法律的政委,書記先批閱,再交由審判,也就是黨意在法律審判之上,另種開明主張則是檢察院的垂直領導,但彭真主張雙重領導,就是除了檢察體系之外,也要重視地方黨委領導的意見,僅靠著黨去生根,發展,成為政黨的一隻手.也就是說,彭真雖然是中共法務事務的領導人,但他實際上主張法制讓位給人治,這使得五四憲法才公布四年就成了眾所周知的無用之物,畢竟"何必要什麼法律?"的發言實在太過深入人心.於是乎,除了法條淪為空洞之物,一大批在此意見上不同意彭真的法制系統下的人物,從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院長,副院長,各級處局幹部遭到批鬥,整肅,下放,甚至處死,而這些整人鬥人的手法本來就是彭真強項,又有上面發言的鼎力支持,他絕對會執行到令人滿意.把法制讓位給人治,法治的設計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後來發生劉少奇身為國家主席,卻不是真正領導人的二元體制,以及劉少奇下台後長期沒有名義上的國家領導人等怪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拉抬彭真一路向上的既非戰功,也不是執政績效,是配合度,是最高領導人的看重與歡喜,就是人治,而最後讓彭真失勢也是同一個理由.畢竟關愛的眼神可能不會永遠只盯在一個人身上,因為最高領導人的關愛對象換人了,而剛好這位新關愛的人又是的死敵時,他就有被捨棄的可能,以免給新關愛者擋路,或者新關愛者也要鬥爭他.而偏偏一向緊盯毛澤東的彭真在1966年對"二月提綱"的評註給看輕了,或者說沒看穿這次又是毛想要發動一次群眾運動的前哨,他只將上海方面批判海瑞罷官的觀點視為是一種單純的學術見解,而沒有領會到主席想藉此打擊文藝活動提升為政治運動的心意,因此就被批判了,因為配合不上了,不能提升,只好下放了,這一失勢,就是12年.親密戰友,沒了親密,就是戰,不是友,何況從來只是上下級關係而已,也是本書1941-1966的終點.

               有一個要點必須在此說明,就是鍾延麟所寫的這本傳記對於彭真的評價,與敘事略不同於以前有曾經出現過的彭真傳.在本書中,我們雖不知傳主是不是忠實的馬列信徒,畢竟中共創黨人士可能沒幾個人真的讀過馬克思,但讀過這本傳記的絕對印象是他一定是位忠實的毛澤東信徒,即使他因誤判毛發動文革運動的意圖錯誤表態而失勢下放,期間卻始終不曾對此有惡言,只是靜靜的等待,所以我們看完本書真的會以為他與老毛是絕對的路線一致,親密無間的戰友.但這些印象與其他作者的彭真傳中的敘述內容,或是其他當前遍傳的官方歷史敘述有相當的評價差異,所以在此列出這些差異的幾個點,首先,我們能看到本書沒特別交代1978年彭真復出政壇以後重新參與法制制定,任中央政法委書記,負責修訂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的歷史敘述,這些設定法制的行為,及背後的主張與他在老毛時期所主張法制必須受黨控制的思維主張可以說相當不同,甚至背道而馳.同時其他人所寫的彭真傳將彭真1966年處理上海方面發文評海瑞罷官的意見,視為應將學術與政治分開的看法,是彭真長期一貫的作為,因為這些作品呈現的他,是一個重視知識份子,文人的形象,因此在此思維價值下,他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開的決定是一種維護文人,文化人的習慣動作,這種評價也與本書不同.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改革開放時期,他也曾發言評價過當年全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是一種歷史造成的現象,今後必須要透過法治,法律的約束,來改變這種人治主義的弊端,而這與本書所述他與毛親密戰友關係也是大大的不同.也就是說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他也說這些不該信仰個人崇拜,反對人治至上的話,但是我們無法從中推知這是他實在的真心實話,還是因為時代的發展所說的政治投機語言,畢竟當時毛澤東早已亡故,讓他重新回到統治者行列的人是鄧小平,因此他是究竟是幡然悔悟當年之誤,還是只是一種場面話,吹捧當政成習慣的假意,就不得而知,因為無法判斷.也就是說,在其他的彭真傳,我們可能得到是一個強調法治,維護文藝,知識份子言論自由的傳主印象,而那些書籍傳播出的彭真人設,評價與本書所示呈現的傳主面向恰好相反.因為評價偏負面,又帶著老毛,所以開頭我便說過,這書在對岸會被禁賣.

             當然,這本書不是只有以上的內容,彭真所負責之事,雖以法制為先,為主,但是當紅時的他,權力所及範圍之廣,不但參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經濟事務,還涉入出訪其他共黨國家,參與外交聯繫或外事對抗,透過本書,只能說,除了外事處理符合他本性外,其他非專業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慘狀收場,當然這可能是他本人的問題,卻也可能是那個時代,一人統治所形成問題的延伸而已,是以這本書給他樹立的人設形象自是不太正面,有別於其他,這是閱讀時,讀者須自行判斷釐清,或是保持質疑心態的所在,畢竟歷史不是一家之言,多看不同的觀點,才是根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