鍍金的鳥籠：中國的科技、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雷雅雯)
七月底的時候,梁文道的節目"八分半"遭到podcast平台喜馬拉雅,小宇宙下架,他在對岸專屬社媒帳號也同步消失.顯然,那期產品內容是不見容於當下制度環境.不過,一來梁文道節目不算是大眾產品,頂多是小眾偏好,再來他也非什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擁躉者,哪一邊都很少人會幫他說話,倒是揶揄他軟抵抗,沒必要的聲音不少,讓許多人認為一個數位商品的下架似乎也沒什麼,起碼你在YouTube上還能找到.我這個讀書部落最早放在yahoo,因為yahoo部落規模經濟無法達到,所以免費部落服務的生意顯然在本地是難經營的,於是經過yahoo,中華電信取消服務後的幾次移動,部落現在還在痞客邦與google上苟延,10多年間終於突破1000篇讀書心得.但其實,早期,我有將內容同步放在對岸的豆瓣網,只是連半年都沒撐過去.因為常連續被禁止發文,或審查後不予公示,最終當然是停止發文.這也算是另種數位商品下架的一個個案,只是,我是無名小卒就是了,連小人物的讀書心得文都無法在那種規範環境下生存,更何況是有點影響力的人關於社會性的發言.
"鍍金的鳥籠"的緣起是1980年代陳雲所提倡的"鳥籠經濟".因為要開放市場經濟,這些保守派的共黨高層憂心自身的社會狀態無法承受,與控制,便宣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隻鳥,如果不能預先掌控好,鳥會亂飛,最好的方式,是準備好一支鳥籠,以便管理,控制著鳥的行為."鍍金的鳥籠"就是從上面的意象出發,談一下21世紀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演化,繁榮,與陰暗的所在,而他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看法,就是在中國施行市場經濟,直到加入WTO後,靠著強勢的勞動人力,創造出了大幅突破以前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狀態,使得中國管控市場,產業,企業可以說有了相當的成績.但是呢,勞動力支援雖然可以源源不絕,但其他的資源,如土地,原物料,與資金,卻不一定能如人力那般毫無顧忌地使用,因此必要時,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換一下發展重心.作者雷雅雯是這樣看,把那些發展經濟的個體企業,人力資源,技術等當成是"鳥",而指導這些人力,物力,技術組合的管理政策,與法規就是"鳥籠".因此,為了讓有限的資源到最大的利用,中國經濟結構絕對要由根本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為其他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因此既需要更換"鳥",也同步需要更換"鳥籠",這便是"騰籠換鳥".由勞動密集產業,轉向"資本驅動發展",或再轉向"科技驅動發展"經濟模式.
進入本世紀之初,加入WTO後,中國便朝著前述的發展方向,開始進行逐步的產業結構變更,只是這個速度始終不快,畢竟受制於個體經濟結構原始狀態,受教育水準,資源,交通基礎設施的限制.直到2008年的金融風暴後,這樣的轉變便加速起來.那時一系列的網路通訊企業在政府的刻意扶植,與順應國際金融資本結構的調整下,迅速地成長茁壯,遠赴他國上市,使得中國開始成了美國之外,另一個數位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以數位產品包括支付寶,電子支付,高鐵,共享單車為起點的發展的新經濟產業成了國家經濟上的香餑餑.於是包括機械化,電子化,數位化的硬體商品,機器人,外送產業等都在這種國家支持的新經濟結構大行其道,於是那些原本側重勞力密集產業的社會制度與法制,便需要調整讓位給順應這些新產業的數位紀錄資訊建構的新制度,與新法規,新的統治管理政策,這便是"騰舊籠","換新籠,當然,原先以製造業生產線上的工人為重心的社會,與這些所謂的流水線工人"舊鳥",就要讓位給工程師,程式員,外送員這些"新鳥".於是中國的經濟又有了強效的突飛猛進,所謂的"鍍金的鳥籠"指的便是新的經濟現況.因為數位發展的前進,有了許多新的從全球規模看來極大的集團,企業這些新鳥,比起工人更光鮮亮麗,優雅好看,既是更好的鳥,將來也可能變成是孔雀,鳳凰,當然,管理這些新鳥的籠子,自然也就像是鍍金的,頗具價值.
但是這支鳥籠在2020年10月出事了.先是P2P借貸業出現了問題,後來阿里巴巴的馬雲趁螞蟻金服的上市案,對於高層,法制,對中國金融業的管控多所批評,這很明顯觸怒了當局的容忍度,螞蟻金服上市因此暫停,馬雲被禁言消失直到近幾個月才又重新出現在大眾目光中.而中國也趁此機會大幅的修改制度原則,對於原本給予極大容忍度的新興數位資本企業,特別是幾家規模巨大的龍頭,進行整改,調降他們入股其它企業的持股比率,限制他們橫向與縱向規模的擴張,降低他們在社會經濟,與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力,也就是說中國又一次的將原先發展的步調打破,把舊鳥籠再次清理,換上一個新鳥籠,但是這一次的騰籠換鳥的理由不同前次是因產業升級的需要,而這些調整都被本書作者雷雅雯看在眼裡,因此,她想從這一連串歷年經濟發展,產業整改,企業調整中,看出一些當前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隱憂,以及這些如何影響當前中國社會,與這些發展可能對未來是會的影響,以及是否曾有能整改的建議存在,因為2020年的騰籠換鳥是因為那些由國家大力扶植的科學技術發展創新公司,在過度的寬容政策下,竟然出現反噬統治者的行為與言論,馬雲正是代表,而這些數位企業過度的金融化的產品P2P又超過了傳統的銀行業的破壞力,以致產生一連串信債問題,民間百姓因此受災,造成社會的不安定,這是統治者眼中的大忌,所以騰籠的目的是為了收緊過度對這些企業的寬容,重新強調的是統治者的法制,真正的統治者是國家而非企業,並在此次騰籠整改過程中,讓新型的數位資本與國家完全結合,形成國家數位資本主義的新風貌,因此創出了這個新的鳥籠,於是接著便需要調整更換新的鳥,那就是結合實體經濟與數位設計的新型企業的出現,所謂的物聯網開始擴張,以及相關的新型態技術勞動者.新的鳥籠中個別大型企業的影響力被暫時約制,這雖有利統治,但作者認為將不利創新的持續進行,也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隱憂所在,而這支新鳥籠的最大問題便是統治者治理技術完全數位控制化,科學化,形成了''國家化監控資本主義社會",幹部升遷,戶籍調控,社福分配,企業補助.市場發展全然都被完全隨時制約,毫無喘息與鬆脫的可能,不合新籠的鳥,一律都會被發配邊疆,或者被市場邊緣化,梁文道就是案例,馬雲的重現,回歸大眾目光,就證明他被整改調整得到統治者認可.
中國政府基於"鳥籠邏輯"創造了一套技術與法律工具,來推動科技驅動型發展.在這套邏輯下,中國政府根據產業和企業,也就是"鳥"對國家科技發展的貢獻來進行考核.那些政府眼中有價值的企業會獲得資源與激勵,包括法律上的寬容與豁免.國家給這些被歸類為優秀的鳥一定程度的自由,放寬他們的籠子,鼓勵它們成長.當然,國家也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技術和法律工具,把那些被視為無助於科技驅動型發展的"鳥"進行限制和懲罰,透過獎懲,中國國家創造了一個二元化(bifurcated)的監管環境.在這個環境下,所有的官員任用,企業獎勵,教育與社會資源分配,地方政府發展,乃至於個人住房分配,戶籍遷移等決策都依賴一套設計好的技術分數表,只要按表紀錄得分,便能清楚一個單位,或者一個人是否能進入"好鳥"之列,得到讚賞的便能躍升,不具能力的則向下沈淪,隱沒.
在2020年中國政府開始打擊科技行業之前,科技巨頭在友善的政經環境中享受著特權,它們不僅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沒有獨立工會或強大的公民社會對其監督.事實上,科技公司的驚人增長與中國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遭到無情打壓及衰落的時間一致.2020年政府縮緊對科技行業的管制之前,對於科技公司的監管主要集中在言論和資訊審查,也就是說只要科技公司落實審查的工作,就能享受前所未有的商業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科技巨頭獲得全球資本以及受到保護的14億人國內市場,同時能透過一帶一路與中國政府合作一起在全球攻城掠地,影響法律和政策的訂定.對包括平台工人,軟體工程師,供應商,中小型網際網路和IT公司以及平台用戶在內的其他行為者行使巨大的市場,法律和技術力量.相較之下,其他國家的強大私人企業並沒有獲得這麼多的政府支持,也不能完全免於公民社會或工會組織的監督.
科技驅動型發展和"鳥籠邏輯"的應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中國的科技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家與科技資本的關係並非靜態,而是不斷地進行調整.陳雲在倡導"鳥籠經濟"時就強調需要動態調整籠子的大小.科技巨頭跨越界線的"工具性權力"和"基礎設施性權力"前所未有,這挑起了中國政府應如何管制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愈發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對科技驅動型發展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即"包容和審慎"原則中審慎的一面.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會容忍會危及國家安全與共產黨領導的風險,而必須避免各種風險重疊或升溫的情況,如國際風險,社會經濟風險和特定風險,分別升級為國內風險,政治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因此網際網路行業在中國領導歷來的談話,與政策公布上點出三條相關的紅線或難以接受的風險.首先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平台經濟或互聯網+ 倡議的指導方針和政策,往往突出金融科技和金融風險的問題.第二條紅線是各地的社會不穩定,社會穩定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關注的問題,也是胡錦濤主政期間調整發展議程的原因之一.第三條紅線是國家安全.習近平上台之後,他針對胡.溫領導時期中國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的增長,提升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為了應對這一發展,習近平政府加強了對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的控制,同時頒布"國家安全法","外國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等新法令,以保護中國的國家安全.這一連串動作的目的都在防止籠中鳥衝撞鳥籠,敢有違紀者,立斬不赦,馬雲被示眾就是有用的說明.
打擊行動開始後,科技公司經歷了一場粗暴的覺醒,突然間面臨嚴厲又不可測的政府監管,從中國政府打擊科技行業可以看到,國家引導的政治運動是高度可行且有效的工具,中國政府可以藉著這些工具防止威脅並解決各種危機.制度化具體來說就是鋪天蓋地的制定規則,也可說是國家引導的政治運動中關鍵的一環.然而制定規則並不能保證可預測性或避免政治化.首先,規則往往模糊且不夠具體,這給了行政部門恣意解釋規則的足夠空間,其次,中央領導階層的政策很容易影響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再來則是在政治運動中,企業事實上沒有權利透過任何管道質疑行政部門,最後,鋪天蓋地的制定規則造成法律和監管環境迅速變化.因此當中央政府決定發起政治運動,制度化對企業來說並不能增加可預測性.
同時,中國政府介入科技業的勞資關係,確保平台行業能夠繼續吸納過剩的勞動力,不引發大範圍的社會不穩定.一方面如果平台公司作不到這點.就可能受到嚴厲懲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工人賣命工作,避免製造社會不穩定.不論是大或小的行動者,都必須促進技術國家的繁榮.其中最耐人尋味的,就是當國家引導的政治運動和嚴厲的懲罰,使得中國政府得以控制科技公司.而中國政府對科技巨頭的所作所為,與科技巨頭經常被批評對待工人.商家及平台用戶的方式有某種相似性,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擁有政治壟斷權,科技巨頭則對平台使用者掌握經濟壟斷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因為阿里巴巴和美團禁止其他店家在競爭對手的平台上營運,所以懲罰了兩家公司.同樣當中國政府干預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的IPO時,它也要求這些企業二選一.因此,儘管中國的科技巨頭工具性權力和基礎設施性權力蓋過其他行動者,但實際上他們還是像過時的舊企業一樣,仍然是中國政府所設"鳥籠"中的鳥,受制於國家不受約束的工具性權力.隨著中國科技驅動型發展的進一步演變,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新鳥"的培育,但同時也可能看到牠們被修剪羽翼,確保不會飛來碰撞鳥籠.
除了對於發展成"國家數位資本主義"的批判外,這本書的另一個重點在於闡述對工具理性擅場的反思,主要是對經濟發展對社會底層人物與社會平等諸多現象的箝制,這是中國政府視角忽視的部分,當然從讀者的立場,知道這是一種社會學者對於現代主義,理性主義主導的批判,也就是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在書中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的論點進行切割分層討論.這本書提出"科技發展體制"這個概念,它是由國家和非國家行動者,制度,觀念,文化規範,物質形式等實踐結合而成的經濟整體,這一整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可以隨時間和地點以多種方式連結與配置,從而形成不同類型的科技發展體制."鍍金的鳥籠"揭示中國壓縮式科技發展過程中呈現的秩序與矛盾,其中有三大特徵,首先是國家與大型科技公司透過技術和法律工具的擴張來規範所有人的工作與生活.其次,被視為低端的勞動力與資本在法律,文化和經濟層面上從屬於被認為高端的對象.第三則是低端與高端的勞動力和資本都同樣受到日益加劇的工具性專制統治."鍍金的鳥籠"這一隱喻既展現了中國在構建科技型國家資本主義方面的成功,也揭示了技術與法律基礎上"工具性權力"的廣泛擴張.這些特徵共同塑造了當前中國社會,使它成為一個以技術與法律為基礎,展現高度工具性權力的典型代表.因此,儘管中國的科技發展體制異常成功,但也在表象與現實,國家與資本,國家與公民,資本與勞工之間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的特徵可以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包括中國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發展型國家,威權政治體制,以及融合高現代主義,技術民族主義.技術崇拜與功績主義的意識形態.
作者認為當理性被推向極致時,往往會產生其自身的非理性形式.因為追求最大化可計算性,可視性與效率的努力,經常會發生"可能"與"實際"結果之間的脫節.地方政府和企業急切計算並增加工業機器人數量,被機器人取代的勞工,專利,高新技術企業等數據,儘管存在旨在確保該過程客觀性的規範,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經常動員個人網絡,甚至串通合作以製造理想的指標數值和分類結果.然而這些結果往往與現實脫節,許多人認為這些為實現目標而投入的公共資金是浪費.因為在此過程中普遍存在造假行為以謀取利益並逃避懲罰.與此同時,針對這種現實脫節的解決努力寥寥無幾.試圖克服工具理性極限的真誠努力往往以失敗告終.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第二種矛盾是不可預測性.隨著指標,分類體系及行政和監管規則的激增.中國政府試圖為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創造一個可預測的經濟與法律環境,同時保持對資本的持續控制.但因為經常放任一些資本形式,或是以看似武斷和不可預測的方式嚴打資本,因而助長了一些極端的結果.第三個矛盾源於政府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平等價值觀,與不同公民群體在現實中實現這種平等的可能性之間的差距.這種不平等引發了社會抗爭.許多農民工父母對其子女在知識型經濟中缺乏平等積累人力資本的機會感到憤怒.類似的不滿也出現在由軟體工程師發起的在線抗議活動中.他們對超時加班的常態和社會再生產的困難感到幻滅.並抱怨當今的中國只有富人才能負擔得起養育孩子的成本.這種基於經濟計算的形式理性與基於平等價值的實質理性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基於社會不平等提出了"共同富裕"議程.
科技資本與勞工之間出現的緊張關係,反映了優化生產力和效率的形式理性.與追求免於剝削的實質理性之間的矛盾.國家實現科技巨頭的壟斷權.給了不受制約的監管條件,讓他們能夠把精心計算的技術和法律控制施加在平台工人之上.但控制的加強又引發抗議和罷工,因為平台勞動者逐漸意識到,算法,技術以及法律普遍而言,是平台公司控制勞動者的工具.科技公司與軟體工程師之間的資本與勞動緊張關係同樣顯現,這些工程師被國家和科技公司視為科技國家的人才,但這些工程師的人力資本並不一定能保護他們免受科技資本的剝削,因為他們仍然很容易"被優化",即俗稱的資遣.工程師容易受到剝削有部分原因是他們在社會再生產方面的困難,而這很大程度上與國家的房地產政策有關.但房地產事實上已成為中國科技發展體制的一隻新鳥,由於覺得遭到剝削且別無選擇,有些軟體工程師轉而投入勞工運動.
即使政府,資本和勞工之間有上述摩擦,但分析顯示中國政府能夠利用科技發展主義的某些要素,緩解它所引發的緊張和不滿,儘管他們批評政府和科技資本,也批評工作和生活,但大多數受訪者仍然感謝中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打造了一個富強的國家.關鍵之處在於受訪者和他們的父母在生活中都感受到物質條件的改善,並見證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大國.許多受訪者談到中國政府挺身扛起民族發展的歷史責任.此外.部分工人階級受訪者不僅接受,甚至認同並採用了將國家.行業,公司和個人分類為高端或先進與低端或落後的框架,儘管正是這一框架使他們被貶低,並被定義為過時.參與賽局或利用工具性規則來改善自己在"鍍金的鳥籠"中的位置,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同意,即接受並遵循遊戲規則以參與其中.明顯的,愛國敘事,在民族主義創建,與愛國主義瀰漫的鳥籠中,是個比法制更有效的管理工具,讓所有的鳥都接受某種敘事,要比強迫性的指令更加有效,但是前提是,讓鳥知道自己居住的鍍金的鳥籠,而在這在現實裡,中國確實成功地創造了接近敘事的真實狀態,那些基礎設施,或是新企業,或是海外展示都一再呈現了國富民強敘事的可行性,所以它能消除過往累積的因為政治運動耽誤的國家發展與福祉創建所形成的落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是緩解緊張與不滿的利器.
在一種以工具性權力為特徵的社會,技術驅動的工具性權力對人的控制進一步增強.過去對數位資本主義的關注通常在它工具功能上,往往忽視技術與法律之間的關係,而中國政府和科技巨頭都依靠法律和技術工具把工具性的規則強加在人民身上,並讓這兩種工具相輔相成.具體來說,中國政府運用技術工具對勞工,技術,企業和產業做出考核和分類,同時根據分類結果和數值,使用法律工具來規定獎懲的分配,例如在法制的背景下淘汰落後產能的整改運動,可以說,法律工具為技術工具提供了執行力.中國的科技巨頭之所以能夠使用嚴格的法律和技術工具,基本上是因為中國政府包容的監管環境,給予合格的鳥特殊的權力,可以自由地統治自己的數位王國,打造了法律和技術工具來控制和管理工人及供應商.法律與技術存在差異,其中一個主要區別是指在特定政治條件下,法律可以不僅僅是迫使臣民服從的工具,以美國來說,政治上與法律上破碎的制度環境,允許科技巨頭在幾乎不受限制下使用法律與技術工具.而在中國,威權體制加上以法治國,允許中國政府和科技公司協同利用法律和技術進行控制和支配.所以監控主義時代下,兩個主要數位資本國家中,科技公司和政府的目標就是使用影響行為的工具來創造行為的確定性.美國的科技公司在無法無天的政治亂象下掌握了淩駕國家之上的權力,相較之下,在中國,則由國家主導並掌控一切,一種藉由機器化手段塑造新社會的解決方案,利用自動化行為來確保政治和社會結果,無需創造恐怖即可實現"確定性"的運作,打造出金燦燦的鳥籠,但是,多數人應該只能看見金燦燦,卻沒發現它依舊是支鳥籠.技術驅動型發展既是中國政府的經濟工程,也是政治工程.政府掌握對科技資本的龐大權力,依靠中國的科技公司來推進數位治理和數位經濟,即使中國的民營科技巨頭法律上屬於私人,且與全球金融資本關係緊密.但科技巨頭是中國的"國家隊",跨越了私人與公共之間的界限.
而一個以技術驅動的工具性權力為特徵的社會中的階級關係,並沒有因此降低社會不平等,貧困階層依然會存在.同時因為部分地區和人群被排除在資訊網絡之外,成為"資訊資本主義的黑洞",而成為被放棄的一群,而編碼精英,企業家和科技專業人士透過掌控數位生產手段並剝削邊緣化勞工,獲得了經濟權力.中國政府將低技術勞工視為不值得的生產要素,但這些人卻受到科技資本最為密集和廣泛的工具性統治.外賣騎手,流水線員工因為工作的監督可以輕易作到自動化.他們就往往要面對技術所帶來最嚴格的工具性控制.不僅如此.科技公司與弱勢群體的關係不僅是勞動力的剝削.科技公司還試圖影響弱勢群體在求職.消費和金融方面的行為.從觀影,線上購物,信貸,出行幾乎全受制於科技公司的導引,資訊餵養.雖然科技專業人士的地位比工人階級要高得多.但他們的生活未必美好.一方面,他們要面對科技資本的規訓.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以提升GDP和地方政府收入為目標的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如被房貸車貸,教育需求束縛.難以抵抗剝削,因此即使是高端資本和勞工,也要面對工具不穩定與專制的約制.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面對的情況就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例子.顯示中國科技公司的執行長也面臨著遭到迫害的風險,他們的資產也有可能因政府推動共同富裕而遭到沒收充公.即便擁有財富和權力.他們終究還是中國科技發展體制下的籠中鳥.
對於工具信念的支持與創造,在中國就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狀.我們看到許多技術迷戀的群體與個人,相信機器人,網際網路,平台,計畫.演算法和科學方法能夠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和國家治理問題,尤其是政府部門最高層.對技術的迷戀或信仰,懷抱創造"科技發展體制"中被製造和再生產永不停歇的夢境.因此通常賦予技術超出其實際能力的力量,但在新技術廣泛實施後,多數企業逐漸意識到這些技術的局限性和問題.並相應調整了商業決策,它們卻很少與其他行動者分享自身的經驗和教訓.而儘管地方官員在基層察覺到技術問題,他們通常不會將這些問題反饋給更高層級的國家行動者,或建議後者調整產業政策.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的評價標準取決於是否達成政策目標.而商業行動者則藉由符合國家政策並宣傳技術進步的成功故事,獲得物質和象徵性的回報,這種激勵結構維持了自上而下的國家社會技術想像,除了進一步強化了對技術的迷信,還創造了許多虛偽造假的面子工程,貪腐等問題.但是政府對於技術的迷戀,崇拜使它不願承認技術涉及的問題或風險,過度投資在技術潮流,導致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地方官員卻不用為投資和補助的失敗負責.更重要的是.對技術的迷戀與崇拜不僅貶低了人性與人類的價值,還讓人們自認為單純的人力資本毫無價值,這也就創造出技術發展領域外的大批失望的失敗者,就是那些農民工,但他們基本上並無宣洩,抗議,或是參與討論,審議的可能機會與平台.因為治理上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下架,關閉帳戶,而在一切數位技術控制化下建構的世界,沒了ID,可能什麼事也做不了.他們也十分清楚在主流的官方敘事和社會技術想像之中,他們不會得到任何道德或論述的支持.指標和分類系統使得官員只討論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其他什麼也不想談,而由政府設計的單一願景下,關於國家的觀點只能也只會是團結,不容許有分歧的意見表達.因此,只能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不同意,然後全體鼓掌通過,因為不同意的先前就被請出"會場".
中國的科技驅動型發展是一個工具理性極度擴張的案例,科學發展觀的科學性或工具性的一面,逐漸掩蓋甚至侵蝕胡錦濤構想中的人本內涵,在中國科技驅動型發型故事中,國家掌握著最終的話語權,決定誰可以使用哪些工具,以及這些工具應該為哪些群體服務,所有這些都以國家發展的名義進行.在這一體系中.那些被認為擁有低經濟和人力資本的人群幾乎沒有話語權.儘管他們是最容易被這些工具控制或取代的群體.工具至上的擅場,代價是忽視人的存在,價值和問題,中國人對國家的進步感到自豪,但他們往往缺乏對科技發展主義所帶來問題的反思,並在日益縮小的公共領域中鮮少表達不滿,在此同時.部分人的痛苦和困難仍在繼續,"鍍金的鳥籠"對這些人來說,既加入不了繁榮,也往往無法直接逃脫鐵籠,但這並不是最慘的故事,最慘的是你還不能說出"受困"這個事實,最多就只能消極回應的"躺平",或者"潤"出去,"潤"本質上是一種外逃,跟貪官們,或者楊蘭蘭們那種吃飽了移民享福的狀況還是大不相同的.
總而言之,中國正進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大多數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和向上的社會流動雖不會有立即跨越性的提升,但是相較過去,那確實騰籠換鳥,金亮燦燦的美好,不過,那也屬於你有能力加入這個技術驅動發展型世界並往上游動,或者你願意信奉這一套敘事的人所擁有.而那些無能力加入技術驅動發展的上層世界,或者並不信奉這一套敘事的人呢?很少有媒體會去關注這批大量的底層人士,除非你有什麼奮鬥創造的精彩故事,但那還是回到只有經濟成功躍升的主調敘事裡,如果不屬於這樣,而是講究人文生命為先的人,基本上在種環境裡,就只能消極的回應著生活.中國經濟選擇已經從"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暫時轉向"只有科技發展貓才是好貓"的敘事道路,只是不清楚這層鍍金未來是繼續閃耀甚至貼上鑽石,還是隨著時間侵蝕而逐漸消磨露出鐵籠的根本?!當然,永遠也不乏當下知道"不管鍍金,鍍銀,能關住鳥的就是鳥籠"的人,而這樣的人是不被容許被看見的,或者不允許開口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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