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視戰爭的女人:記那些在殺戮年代追蹤真相的天使(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 A War and Justice Diary,Victoria Amelina)
烏克蘭已故作家Victoria Amelina的遺作"直視戰爭的女人"記錄了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的真實慘況.她原為小說家.在戰事爆發後轉身投入人權組織,致力於調查與記錄侵略者的"戰爭罪行".這本書以第一人稱的戰爭日記與訪談,去描繪多位烏克蘭女性,與作家,藝文工作者如何放下原有的藝術或專業生活,化身為律師,軍人,圖書館員或調查員,在硝煙中守護正義與自身文化.作者敘事主軸是以尋找遭殺害作家瓦庫連科(Volodymyr Vakulenko)日記的過程,以及她在前線目睹的殘酷真相與人性光輝.這部作品不僅是她個人生命史的紀錄,更是一部關於烏克蘭人民為生存與尊嚴奮鬥的女性群像錄.
在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Amelina正帶著10歲兒子在埃及旅遊.聞訊後她火速返國投入志工行列,支援前線士兵.面對戰爭,她感受到身為小說家的角色已不再適用,因為沒有任何作家的想像力,能與國家被入侵後發生的各種難以置信之事相提並論.親眼目睹戰爭的恐怖後,她決定加入人權組織"真相追蹤"(Truth Hounds),致力於調查及記錄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她將這項工作視為某種"記錄天使"的職責,希望能記下暴行以便讓正義的天秤取得平衡.在"真相追蹤"的執行長Roman Avramenko指導下,她學習國際人道法原則,確保案件的調查符合法律規範,包括確定案件是否構成戰爭罪,以及犯罪者的參與程度.她學習如何與受戰爭創傷者共事,並在不造成二次傷害的情況下,精確寫下關於戰場事件記錄"5W1H"(人,事,時,地,物,如何,何故)等細節證言.她學習辨認飛彈種類,拍攝彈孔與廢墟照片,並在腦海中像寫小說一樣建立案件的每一處細節,以說服國際法官.
在短短一年多的研究生涯中,她有顯著的調查成果,挖掘並揭露了詩人瓦庫連科遭俄軍綁架殺害的消息.她在卡皮托利夫卡的花園中,親手挖出了瓦庫連科埋藏的戰爭日記,並將其交給哈爾基夫文學館保存出版,這是極其重要的戰爭罪行的證據.她還廣泛的實地考察,參與了前往伊久姆,巴拉克列亞,赫松等地的任務,記錄了無差別攻擊,不法拘禁,酷刑與謀殺等罪行報告.Amelina最終將這兩個角色結合.她認為法律最終是關於人的,這使得法律與文學相似,她試圖藉由蒐集而來的證詞撰寫非虛構作品"直視戰爭的女人".描繪那些放下原本生活,投入記錄侵略真相的女性故事,希望透過真實的證詞"給予正義和恆久的和平一個機會".不幸的是2023年6月27日,她在前往赫松記錄戰爭罪行的回程中,因俄軍飛彈襲擊而受傷不治,年僅37歲,她從一名獲獎無數的小說家,最終成為了烏克蘭追求正義歷史中,一位不可或缺的真相守護者.
書中描述的眾多女性被Amelina視為"記錄天使",她們在最黑暗的時刻選擇不回頭,直視戰爭的殘酷,用不同的方式為烏克蘭的正義與生存奮鬥.Amelina對"正義"與"歷史紀錄"的關係有著多層次的見解,她認為歷史紀錄不僅是通往法律正義的基礎,更是一種對抗遺忘,賦予受害者尊嚴的道德行動.作者對兩者關係的認識有幾處核心觀點.首先Amelina認為"紀錄是實現正義的前提與武裝".在戰爭的混亂中,正確的紀錄是伸張正義的第一步.紀錄天使的職責旨在記下入侵者暴行,以讓正義女神手中的天秤取得平衡,她強調研究員必須精確記錄"5W1H",因為只有建立起如小說般細節詳盡的案件紀錄,才有可能說服國際法官,確保犯罪者無法逃避責任.其次, 紀錄能作為一種"介入"與生存方式.她挑戰了傳統"紀錄者不干預"的觀點,引用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話並提出自己的修正:"說出故事本身就是一種介入".對她而言,紀錄真相是為了確保記憶的存續,給予正義和恆久的和平一個機會.第三是紀錄能彌補法律體系的不足.Amelina體認到法律正義往往是緩慢且昂貴的,國際法庭可能無法處理成千上萬的基層犯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紀錄具備了"真相與和解"的功能.此外,記錄的第四種作用是能打破歷史的負面迴圈.她敏銳的觀察到歷史的重複性,當前的對俄羅斯入侵戰爭紀錄工作與烏克蘭發生在1930年代"被處決的文藝復興"以及"1960年代的異議人士"聯繫起來,她認為此紀錄是為了打破俄羅斯數世紀以來對烏克蘭的罪行因"未被命名,未被承認"而形成免責循環,真實的證詞是打破這一循環的關鍵.最後記錄的目的是因為法律與文學的共通點,兩者皆以人為本.她主張法律最終是關於人的,這使得法律與文學相似.正義的最終目標應是"保護個人福祉", 而紀錄歷史正是為了重新尋回那些在戰爭中被非人化的個體姓名與故事.總結來說Amelina認為"歷史紀錄是正義的守護者".在法律審判到來之前,紀錄保全了真相.在法律審判無法觸及之處,紀錄則透過記憶與敘事,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她深信只要作家仍被閱讀,就意味著他們依然活著,紀錄的力量終將戰勝死亡與不義.
在書中Amelina將追求正義的過程描述為一場如"推理故事"般的追尋,這不僅是她個人的目標,她認爲這也是數百萬烏克蘭人的共同願望.她對正義的定義並非單一的法律判決,而是一種確保"記憶存續"的行動,透過揭露真相與記錄證言,給予正義和恆久的和平一個機會. 但她認為伸張正義可以選擇不同的工具,它可以是筆記型電腦,相機,國際法,"說故事的力量",也能是一門 M777 榴彈砲.但以人為本的法律觀讓她強調"法律最終是關於人的",這使得法律與文學在本質上非常相似,而正義的終極目標應是保護"個人的福祉",因此訴說故事即是正義,說出真相本身就是一種"介入"與正義的實現,她認為讓這些被掩蓋的故事流傳下去,讓受害者重新擁有姓名,這才是"真正的正義",她認為正義不應僅限於法庭內的審判,即便國際司法體系有其侷限,但"讓事實公開,讓故事曝光,讓受害者的姓名被記住",這本身就是修復受害者心理健康與社會正義的重要環節.透過詳盡記錄那些未被命名,未被承認的俄羅斯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確保侵略者無法再逍遙法外,對她來說,正義最終是為了讓下一代不再需要面對同樣的殘酷循環.
但是在記錄文本的同時,Amelina也與多位專家討論並實踐了多項國際法概念,藉由記錄,與法律同步協作工作室日後咎責之用,目的在打破俄羅斯數世紀以來因罪行"未被命名,未被承認"而形成的"免責循環".書中提到用以對抗此現象的核心國際法概念包括5種方向.1.侵略罪特別刑事法庭 (Special Tribunal for the Crime of Aggression).這是本書最具針對性的法律倡議,雖然國際刑事法院(ICC)可以處理戰爭罪,但由於技術原因,ICC 對烏克蘭境內的"侵略罪"行使管轄權存在缺口,侵略罪是"領導階層犯下的罪行",建立特別法庭是為了直接起訴普丁等俄羅斯最高決策者,確保大人物無法逍遙法外,若不處理侵略罪,將會是對正義的嘲弄.2.國際綜合法庭 (International Hybrid Tribunal).由於俄軍犯下的戰爭罪行數量龐大(登記在案已超過3萬件),單靠烏克蘭司法系統或 ICC 難以負荷,因此書中討論了建立額外的國際綜合法庭之必要性,以便更廣泛地處理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甚至種族滅絕罪.3羅馬規約 (The Rome Statute).書中多次提及"羅馬規約",將它作為定義與記錄犯罪的法律基準,特別運用"羅馬規約"第六條,追蹤將烏克蘭兒童強行移送到俄羅斯的罪行,是一種種族滅絕,Amelina與沙茲對談中強調雖然法律上證明"種族滅絕"的動機門檻極高,但記錄"危害人類罪"同樣是保護個人福祉的關鍵, 然而,這種基於人權與普世價值的正義觀,在現實國際政治的運作中,卻往往遭遇了選擇性的集體失明.4.日內瓦公約 (The Geneva Conventions).研究員在實地調查時需依據"日內瓦公約"的基本原則來識別違法行為.書中引用"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討論戰鬥員作為合法攻擊目標的身分問題,進而推導出若要為戰死的平民兵尋求正義,唯一途徑是以"侵略罪"起訴入侵者.5.訴說故事作為"修復式正義". Amelina阿梅莉納認同法律正義並非唯一手段,讓事實公開,讓受害者擁有姓名,本身就是打破免責循環的一部分.透過文字紀錄,為了確保記憶存續,並給予正義一個機會,對受害者的心理重建與社會正義至關重要.總結來說書中主張透過"法律追訴高層(侵略罪)","大規模專業紀錄(戰爭罪)"與"公開敘事紀錄(對抗遺忘)"三管齊下,來終結俄羅斯的免責習慣.
對我來說,讀本書最大的延伸觀察可能正是關於正義觀的偏頗.我們不妨先自問一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不是件不正義,且不對的事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問下一題,以色列殺戮驅逐巴勒斯坦人是不正義且不對的事嗎?再下一題是,美國入侵委內瑞拉抓走該國總統,轟炸伊朗斬殺該國元首是不是件不正義且不對的事?如果以上的答案都為"是",那麼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為什麼在書籍面前,我們能選出3個,甚至是4個"是",但是一回到現實人間,有些人或者說周遭大部分人對其中某幾題的答案居然會猶豫,甚至徑直提供"不是"的各種理由?你能在各大政論節目,或者文人論述中看到這樣的人與觀點,同情烏克蘭遭俄羅斯侵害者為斬首伊朗宗教領袖活捉委內瑞拉總統叫好,還力挺以色列殺盡巴勒斯坦人.反之,有些痛陳美國濫殺濫炸,以色列屠殺加薩走廊者卻力挺俄羅斯入侵教訓烏克蘭侵佔領土.這種奇怪的雙面現象絕對不是少數,也非唯一,更不是短期現象.以上的全為不正義的入侵屠殺犯了國際法上的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的行為可以說是非常明確,依據上面Amelina所採用的各種國際法律系統,或是她主張的文人的記錄敘事都能雙重證明,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卻能在現實裡產生與讀書結果,或者法律條文約束限定下不一樣的結論,這是為何?恐怕這才是這類講述戰場過程戰爭罪行書籍背後,人們看不見的怪異之處,至於雙標者是男人或女人,似乎也沒太多分別,人心陰暗不以性別論,恐怕我們也只能自問自許不要陷此困境.
Amelina認為真正的正義不應止步於法庭.即便國際司法體系有其侷限與政治妥協,但讓受害者的姓名被記住,本身就是一種修復.然而,讀完此書後我不禁反思當我們在書中為烏克蘭的悲劇流淚時,回到現實,我們是否也陷入了立場先行的雙重標準?如果我們認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不正義的,那對於其他類似的強權入侵,種族殺戮,我們是否能保持同樣的道德一致性?Amelina用生命守護的,是一套不分性別,國界與立場的普世正義,這或許才是我們在閱讀這類戰場紀錄時,最應自省的人心幽微之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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