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從啟蒙的興起到網路公審，失控的言論自由如何成為當代民主與政治上的困境？

 

取消文化：從啟蒙的興起到網路公審，失控的言論自由如何成為當代民主與政治上的困境？(Cancel Culture:  Ende der Aufklärung?: Ein Plädoyer für eigenständiges Denken, Julian Nida-Rümelin)

              這裡的"取消文化"用白話來說,就是"讓你消失"的意思."你"則包括了你的聲音,與你的身體,更明白的解釋這書名,就是在政治上試圖消滅不同異議者的聲音,讓異議者的聲音無法傳達給外界,就是消音,或者讓異議者消失.而要避免取消文化,作者以副標那串德文為解:"啟蒙運動的終結? 呼籲獨立思考",就是強調想要避免取消文化的產生,最好能夠讓群眾與選民能夠回歸啟蒙運動的核心,也就是創造自身理性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正經的說法,這類談民主發展的書籍在本地發行往往呈現出一種內外的矛盾,所謂的內外矛盾,就是明明書中所說一回事,但是總是被參與書籍製作者引導到另一種單一的思維上,致使這種書籍對照當下社會政治環境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自我諷刺狀態."取消文化"就是讓政治異議者的聲音與人體消亡的舉動,這種現象在本地近年可以說是經常上演,比如剛剛出現的賣鹹酥雞東北老闆被出征,就是一例.而像那些談貪污,司法弊案,民主障礙,言論自由的書籍,對照當下本地的社會,總是有一種內裡很熱鬧,書中不敢砲的現象.如果讀者曾仔細的看一些相關翻譯書籍中那些被找來寫導讀,或者介紹文的本地學者,專家通常都不會寫,不敢寫這種書中內容與當下社會現況的連結,而是以連結幾十年前威權舊事,或是拿獨裁對岸為例子.若從本書文本內容來看,本質上這些人都明顯的在執行著本地的'取消文化",且這種"取消文化"大量出現在社科,社會,歷史的書籍是這些年越發明顯的一種社會現象,頗值得做一種文化研究與觀察.這種推論是根據本書所說"取消文化"透過三種方式達成讓異議者保持沉默的文化實踐: 一,制止,阻礙,或至少讓這些意見的表達變得困難.二,讓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噤若寒蟬,將他們排除在討論之外,或至少將他們邊緣化.三,持有這些觀點的人會遭殺害,迫害或處於劣勢,進而傷害他個人生活的自由,不是肉體死亡,逃亡,就是社會性死亡.而會有這種"取消文化"的原因,在於它是眾多失卻正義的政治判斷力的匯集,Nida-Rümelin認為常見的人們的政治判斷力依據有兩種來源,一是源於個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考量,二是個人受制單一價值的意識形態,同樣的,正是這些因素讓啟蒙價值,獨立思考從那些相關書籍導讀文章或者學者主張中消失.

               Nida-Rümelin開篇是透過歷史上重要政治思想家的觀點,探討"取消文化"的歷史根源與其對啟蒙理性和民主政治的挑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談起,指出他主張將詩人,畫家逐出城邦,以維護社會和諧與秩序,就是一種最早期"取消文化"的表現.接著,作者分析亞里斯多德,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的思想,探討他們如何在追求理性與秩序的同時,也壓抑著多元觀點與異議聲音.但在康德與羅爾斯的思想中,Nida-Rümelin看到了對啟蒙理性的深化與轉化.康德強調個體的理性自主與道德判斷,而羅爾斯則提出"無知之幕"與"正義原則",主張在多元社會中尋求公平與包容.Nida-Rümelin透過對這些思想家的分析,指出"取消文化"並非現代社會的新現象,而是歷史上對異議壓制的延續.他強調真正的啟蒙理性應該包容多元觀點,鼓勵公開辯論與理性討論,而非透過壓制異議來維護表面的和諧,同時也提醒我們,當代社會在面對"取消文化"時,應該回歸啟蒙運動的核心價值:理性,自由與多元.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反思,也是對當代民主社會的警示,提醒我們在追求正義與秩序的同時,不能忽視對異議的包容與尊重.

               接著作者探討人類對知識的追求如何從對確定性的渴望,轉變為接受不確定性與多元觀點的過程,並強調理性與經驗在認識世界中的互補角色.Nida-Rümelin從伽利略與教廷的衝突談起,指出伽利略主張自然界是一本用數學語言書寫的書,這樣的觀點挑戰了當時以神學為主導的世界觀.接著他分析笛卡兒的懷疑主義方法,指出笛卡兒試圖透過"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推理,建立一個不容懷疑的知識基礎.然而,這種追求絕對確定性的嘗試,最終暴露出理性自身的限制,因為即使是最基本的知識,也可能受到懷疑,甚至可以被推翻,只要試過所謂的科學方式,所以作者強調認識(Erkenntnis)與知識(Wissen)之間並非完全獨立或無關,而是存在著動態的互動關係.認識是個體透過感官經驗與理性思考對世界的理解過程,而知識則是這些認識經過驗證與共識形成的結果.Nida-Rümelin指出過度依賴理性推理而忽視經驗,或過度依賴經驗而忽視理性,都可能導致對世界的片面理解.透過對伽利略與笛卡兒的分析,Nida-Rümelin提出在當代社會中我們應該接受知識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並鼓勵開放的對話與批判性思考.這種態度有助於抵抗"取消文化"中對異議的壓制,維護民主社會的多元與包容.Nida-Rümelin強調理性與經驗在認識世界中應該互補,而非對立,這種認識有助於我們在面對當代社會的挑戰時,維持理性,自由與多元的核心價值.

               隨後Nida-Rümelin將"取消文化"視為一種非國家主導的文化實踐,開始強調它對民主制度的潛在威脅.他指出民主不僅依賴於憲法與制度的保障,更仰賴於公民之間的互相尊重與理性對話."取消文化"透過壓制異議,去平台化等方式,削弱了公共理性的運作,進而侵蝕了民主的基礎.在當代,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民粹主義,都可能利用"取消文化"作為政治工具,以壓制反對聲音,鞏固自身權力.這種做法不僅限制了言論自由,也破壞了民主社會中多元觀點的共存.作者認為面對"取消文化"的挑戰,民主社會應該回歸啟蒙運動的核心價值,提倡寬容與理性對話.他主張透過開放的討論與批判性思考,可以減少對異議的壓制,維護民主的多元與包容.重視公共理性與寬容的價值,透過開放的對話來抵抗"取消文化"的負面影響,從而維護民主制度的健康運作.這裡之所以說非國家主導實踐的文化實踐是國家固然可以派人進駐,將手直接伸入平台去執行"取消文化",但是近年更常見的做法是找尋民粹群眾代替執政者自身去執行"取消文化",讀者可以從一些社群網路平台的審核機制所導向的政策發展,與它刪文的內容趨勢做個長期比對,或者國家透過商業力量來掌控平台的收益生命,或者乾脆成為平台節目外包者來執行"取消文化",便能看出這方面現況的嚴重程度.

               而要改善"取消文化"越演越烈的現象,作者最後將討論問題的解方放在政治判斷力上,並將其視為對抗"取消文化"的關鍵.Nida-Rümelin指出當代民主社會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公民在政治判斷上的能力不足.這種不足主要由兩種因素產生.一種是基於經濟利益的狹隘考量.許多公民的政治選擇僅基於個人或群體的短期經濟利益,而忽視了更廣泛的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另一種則是意識形態的束縛.部分公民被特定的多元主義價值觀所綁定,導致他們難以接受與自身立場不同的觀點,進而限制了理性對話的可能性.這些因素使得透過民主協商達成共識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為了應對上述挑戰,Nida-Rümelin呼籲提升公民的政治判斷力.他認為政治判斷力不僅僅是辨別是非的能力,更是理解和評估不同觀點在多元意見中做出理性選擇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升有助於抵制"取消文化",避免因情緒或偏見而對異議者進行壓制或排斥.同時可以促進理性對話,鼓勵在多元觀點中尋求共識,維護民主社會的健康運作.並能強化民主制度,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的公民,是民主制度持續發展的基石.總之,提升公民的政治判斷力是對抗"取消文化",維護民主制度的關鍵.這需要教育,公共討論和文化實踐的共同努力,培養公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對多元觀點的包容態度.

               "取消文化"之所以成為問題,不只是因為它壓制了異議聲音,更根本的是它削弱了公民理性思考與判斷的文化能力,而這導致政治判斷力的喪失.多數人並非根據多元觀點的綜合考量來做出政治判斷,而是根據狹隘的經濟利益,或內建於某種意識形態中的道德信念,包括"政治正確"或"文化正義"等形式的道德單向思維."取消文化"使人遠離思考,當特定意見被貼上"不可接受"的標籤,並遭去平台化,會使其他人恐懼,致多數人民從此將傾向順從,沉默,而非參與理性辯論,這正違背了啟蒙運動的精神.因此回歸啟蒙就是本書真正論點的核心,強調康德所說的啟蒙精神"Habe Mut, dich deines eigenen Verstandes zu bedienen!"(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性)建立對話,寬容與獨立判斷的文化.除非我們重新培養公民的政治判斷力與理性思維,否則我們就正在見證啟蒙的終結.因此他主張這不是單純的制度問題,而是一場文化危機.而它的解方,就是重拾啟蒙運動的精神核心,理性,自主與多元討論的能力,更白話的說,就是獨立思考.

                 這本書的內容不多,但其實並不好讀,一方面個人以為翻譯有些不順暢,不順暢可能也與它原文的寫法有關,許多文句的意思其實有隱藏的意義,這會讓本書最終可能只屬於某一種特定屬性讀者,它假設讀者早已嫻熟其中所提的許多思想與觀念,因此不熟悉那些的讀者若無旁人說明,許多地方的連結上會形成理解斷裂,只能大致上猜個意思.不過這也不是太大的事情,閱讀這書籍最困難的,還是開頭就交代過那些現象,理論與讀者自身所看見實踐的現實完全是兩回事.口中說的是啟蒙,行為做的卻是"取消文化".因此當出版,學術與文化評論都失去了批判性與獨立判斷,那麼他們不僅未能對抗"取消文化",也應該被視為是"取消文化"有力的合作者與推手,這是我認為的問題所在.若讀者不知道什麼是實際的"取消文化"案例,作者在最後幾頁列出歷史上大大小小數十個"取消案例"的實績,可以拿來比照,就知道現實中本地當前"取消文化"現況的嚴重性,以上.

買進名校：特權與財富的遊戲，美國史上最大入學詐欺案

 

買進名校：特權與財富的遊戲，美國史上最大入學詐欺案(UNACCEPTABLE: Privilege, Deceit & the Making of the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Melissa Korn & Jennifer Levitz)

                "買進名校"中買進的是名校的入學資格.這是一個被美國檢調單位命名為"operation varsity blues"專案查賄行動的故事.檢方原來清查一件關於股市的弊案,卻在監聽中意外發現一名案主竟然賄賂耶魯大學女子足球隊教練,讓他的女兒以優秀高中足球員的名義申請入學耶魯大學,事實他的女兒從不曾加入足球隊,甚至根本不會踢足球.在後續的追蹤過程中,專案小組發現一名叫Rick Singer的人涉嫌在其中仲介,同時,Singer還嘗試在全美各大名校的運動球隊間尋找類似的機會,為許多有錢人家的子女偽造運動員身份,並與貪婪的大學球隊教練搭上線,成功地讓許多人順利以優秀運動員的身份取得名校入學資格,其中涉嫌的賄賂金額共達2500萬美元,是2019年轟動一時的案件.

                 這件事會轟動全美主要是那些案主都是全美各地的富豪,名人或有錢人.他們的子女申請名校已經比一般人有優勢,畢竟靠捐款給學校就能增加錄取機會,這是一個公開的入學資格後門.而Singer提供的服務,他稱之為通過入學的"側門",一個金錢付出不需要後門如此巨大,卻一樣能夠比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更容易被批准獲得名校的入學資格的方式,因此,在口耳相傳之下,Singer與其服務成了許多富豪名人間為子女取得名校大學入學資格的另種保障.但這是違法的,最終也成了當年轟動的醜聞.

                  關於故事全貌與發展這裡就不寫了,整本書的內容不少,慢慢讀約需花一天.但同樣的案子在Netflix有紀錄片,時長不到2小時,想偷懶的人可以運用.這種案例談什麼心得?單就文本中透露的美國名校對於該國富豪,有錢名人間的意義來說,作者試圖展現一種特別的觀點,"名校"對美國富豪或上流階層的意義本質上牽涉到階級再製,象徵資本,社會排他性這幾個層面.但簡單地說,名校對許多美國富人而言,其實比較像Gucci包或法拉利,是一種身份符號與階級象徵,但它的作用比奢侈品還要深層與持久.畢竟,他們已經是富豪了,子女繼承財富,依舊階級不變,名校學歷改變不了什麼,也不會有東方所謂"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與想法牽絆,所以富豪的名校情結,更有其他廣泛的社會性意義.

               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名校就是象徵資本,名校文憑在社會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它象徵聰明,努力,有品味,精英,甚至"值得信任".對富人家庭來說,讓孩子進入哈佛,耶魯,史丹佛,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對外宣示"我們家是這個國家的精英中精英".這個文憑可以在商業,政治,法律,媒體等領域打開門戶,也因此非常有吸引力.其次,名校能產生一種階級再製的社會意義.美國雖然表面強調"機會平等","白手起家",但上流階級透過名校進行極其有效的階級再製.因為名校提供的不是單純的學術知識,而是人脈網絡,文化品味,社會資源.孩子與未來的財經菁英,政界人士,科技創業家成為校友,建立"社會資本",所以即使學業表現不是最重要的,進入名校的"入場資格"就是財富與地位的證明.名校展現出一種排他性與稀有性,和Gucci包一樣,名校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稀有","排他","難進".比如史丹佛大學錄取率不到4%,這種極端選擇性本身就成為一種地位象徵,如限量跑車彰顯買家的"非凡地位",名校也是社會地位的通行證.名校也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再包裝.對一些富裕家庭來說,教育是他們向外界表達自身"優雅品味"的方式.例如在孩子的申請文件中鋪陳長年參與鋼琴比賽,賽艇運動,志工服務,戲劇演出等內容時,展現出的不只是孩子的興趣,更是家長"包裝資產"的方式.富人透過這些美化過的文化資本進一步製造階級區隔.最後,名校代表的是一種市場價值的加乘,甚至有時候這不只是象徵性,還有實質上的經濟回報.比如名校畢業生起薪較高,對進入投資銀行,大型科技公司的機會更多.對某些家庭來說,這是穩固下一代財富的"保值投資".透過這些額外的意義的展現,可以更近一步的說,名校不只是奢侈品,更是"未來資本的鍊金術".因為名校不只是身份的展示品,更是未來能轉換為金錢,人脈,地位的"資本轉換器".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裡的主角們不惜違法,砸下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為子女去買進這張名校入場券.因為那不只是讓孩子進一所學校,更是在向社會宣告:"我們屬於這個國家的上層".

               對於名校對於本地人的意義,早期大概都是前面談過的現實面的"改變命運"為主體,畢竟當時需要聯考,富家子弟在當時未必能佔有優勢,儘管這種入學資格方式被許多人詬病,但實際上,它也是唯一能直接阻斷富人財富對於子女升學有絕對影響力的一種方式,雖然當前的研究顯示富人仍能透過較早期高壓式的家教或補習教育,來提升子女的聯考成績,但那終究只是一種間接影響力,比起依靠申請審核來決定入學資格的那些方式中絕對高比例的人為操控作用來說,還是相對公平的,畢竟不論是買通一個人,還是買通一群人,富豪的財富就是有能力操控審核制的最終結果.最明顯的狀態在近年呈現的特別清楚,案例應該是前幾年因為一座棒球場興建弊案中,涉案者被挖出疑似抄襲論文,間接地讓人懷疑他的智識能力可能根本不足以考上該所大學,進而引發人們對於某些特殊大學系所成立及其招生中可能存在的弊端,情中最受注目的就是當前相當流行的所謂在職專班設立,與錄取問題,就是複製"買入名校"的弊端.那種在職專班基本上似乎完全與智識研究無關,只是一種人際關係的交匯所,實際錄取標準是看社會位置與名氣,個人資本,幾不涉及智識的考核,比較.學校設立這些在職專班的理由其實於美國富豪作弊也要協助子女進入名校的理由相當接近,更多是為了利用學生的社會地位與財富,替學校招攬到財政寬裕的方便,或是私人捐款上的大戶,畢竟它的學生通常就是國家民意代表,或者富豪,企業主本人,藝人,這些人未必人人精通智識研究,卻可能讓學校獲得更多政府預算與民間捐款,所以,等於是名校用零元購的方式,以販賣名校校友身份的方式,就能買進對學校未來發展有助益的學生,這何樂而不為?這種入學弊案發展的模式恰好與這本書中案例關係是類似的,只是學校的主動犯意可能更大,比不得美國那些名校尚有堅持風骨的人物在抵抗黑暗權錢交易的發展.而且可能許多人沒有留意到,這種以審核,口試替代文筆考核的方式已經逐漸成為我國大學研究生招生方式的主要來源,許多原先採用筆試考試的系所都已經完全改用這種審核制,未來涉及權錢的入學資格黑暗交易恐怕只會更多.

                近來川普試圖限縮哈佛的外籍生錄取比例,也可能擴大適用全美主要大學.瞄準的還是那些名校錄取名額,美國人自己都不夠分了,還要拿近三分一給外籍生,不合川普的價值觀,在此不談那些家族個人錄取恩怨八卦,但限縮政策明顯是有利川普的富豪朋友,也能惠及普通美國年輕人,又能在名校中排除那些壓制保守主義力量的聲音,與排除反猶力量,怎麼看都非常符合川普決策風格會考量的利益點,有助川普的名聲威望,且因爲拿回名額給美國人自己,相信他們國內對此舉發出的聲音,應該與我們在本地看到的新聞主調是不同的吧.以上.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Overreach: The Inside Story of Putin’s War Against Ukraine, Owen Matthews)

              千萬被這本書中文書名誤導,"超限較量"會讓人誤認是某種特別戰爭型態,以為有什麼新型的科技戰法出現,引發閱讀好奇心.但實際,"Overreach"原意是指"過度擴張",如果把副標的Putin's War搭進去一起看,大略能體會,這是對普丁發動對烏克蘭戰爭的某種評價,大約能猜測作者的風向立場.

              事實上,這是一本講俄烏戰爭前因後果的書籍,說它屬於歷史類,是因為相關的文本有討論到俄烏之間千年來的歷史,民族,宗教關係變化,也有屬於近代雙方社會,政治自個發展與互動上的輿情報導,更有關於雙方當前領導者政治統御與民族觀點心態的比較.其實是一本綜合性俄烏戰爭的漫談.事實上這本原文2022年出版的書籍中,作者認爲普丁發動戰爭初期在佔領優勢情況下沒有立即與澤倫斯基謀和議談,是他最大的錯誤,作者Matthew認為這個錯誤將把俄羅斯拖入一個長期的泥淖,對俄羅斯未來的社會,經濟,人力資本,與聲譽都是自殺性的,有可能使俄羅斯發展就此倒退20年.

              那些關於歷史,輿情,及對戰爭場面的敘事,在一些過往的書籍,媒體上都有相應的報導,這本書的關於戰事的早期敘事其實沒有太特別的.畢竟當前已經是俄烏戰爭在2022年開戰後的第三年,有很多現況,與原文出版的當時已經不同.作者的立場也不難理解,首先,發動戰爭者必需被譴責,這個觀點怎麼看都是正確無誤的,其次,作者也不同情歷史俄羅斯,俄羅斯人民族觀點的立場與角度,所以我試著融合作者的立場用白話簡化如下:就是"普丁你不人道發動戰爭也就罷了,不譴責你實在不對.但你老兄也太笨了,一開戰取得初期勝利,就應該順應澤倫斯基主動開出和談的意願,與他談判,這樣你不但贏得戰爭,且沒有太多損耗,也能達到原先設定取下盧頓共和國的願望,但你太貪心,結果弄到現在陷入戰事膠著,沒在戰場上討到太多好處,又讓國內遭到經濟制裁,士兵大量戰死,國內一片混亂,西方的武器裝備又源源不絕的被送進烏克蘭來對抗你,這場戰事注定要拖延,且最後一定會拖垮俄羅斯,甚至會讓俄羅斯社會倒退許多年,你發動的這場戰爭最終並未讓俄羅斯就此得利,更遑論偉大的俄羅斯復興".

              其實這場戰爭之所以延續如此之久,但又沒能在俄羅斯引發大批民眾的反對,有點遠超作者的想像,真正的關鍵依舊要從俄羅斯觀點來看這件事,才有可能理解.對於作者認為速戰速決,替面過度消耗,損及國力等等的說法,其中當然有合乎戰略,與戰事發展合理性的道理.但所現實所以出現異於作者想像的發展,正是在於雙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而要理解這種現象,必需從歷史,民族認同,國際戰略,安全觀,資訊控制與個人心理等多個層面提出合理的解釋,因為它們形塑了俄羅斯人的民族心理,尤其,對於前蘇聯國安會出身的普丁更是如此,畢竟他是那位從蘇聯末期就看見國家從絕對一統的強大狀態,到分裂轉衰退,甚至後來被人忽略的一種狀態,他擁有自己獨特對於恥辱與復興的感受.加上這裡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西方民主國家,有自己悠長的政治文化特色與屬性,是寫作者必須要去考量的地方.

             首先,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看,俄羅斯有它屬於自身帝國榮光的傳統,也有相伴的苦難記憶.俄羅斯歷經羅曼諾夫王朝,蘇聯時代,歷史上都是歐亞最大陸權國家.大國的心態早已深植於國民心中,普遍有"俄羅斯應該是世界強權"的觀念.但蘇聯解體後,許多俄人感到羞辱與失落,普丁上台後強調恢復國家尊嚴,使民眾對他有高度認同.同時,俄國人民有長期"苦難文化"的經歷,從拿破崙入侵,沙皇暴政,兩次世界大戰,蘇聯飢荒,大清洗到阿富汗戰爭,俄國歷史是一部苦難史,這樣的歷史形成一種強調"忍耐與順從"的民族性格,只要國家強大,即使受苦也值得的價值觀.而這是西方媒體人在那種社會下所不能體會的.其次,俄羅斯民族認同與敵我觀念與作者Matthews的認識不同,俄羅斯人對烏克蘭存在模糊認同,在俄國許多人眼中,烏克蘭是"小俄羅斯"(Malorossiya),而非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普丁公開否認烏克蘭有民族主體性,很多俄人也有這種"兄弟民族不該分離"的想法.加上長期西方敵視的歷史累積,以後蘇聯時期,北約東擴,自冷戰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壓制的發展狀態,使俄羅斯民眾對西方始終抱持不信任.而普丁也藉此成功塑造了一種'俄羅斯是被西方打壓的受害者"的敘事,讓戰爭被視為一種自衛與保衛文明的行為.其三是俄羅斯獨特的國家戰略與政權統治技術,我們都知道普丁是的獨裁者,採取專制政權的統治手段.普丁政府強化內部監控,鎮壓言論自由,關閉獨立媒體,抓捕異議人士.因此即使民眾普遍對戰爭有異議,也不敢表態.資訊封閉,形成一種"真空式支持".加上前面所說的民族敘事,讓俄羅斯能進行有效的民族主義動員.透過教育,媒體,宣傳機器強化人民對祖國的忠誠,將戰爭塑造成捍衛祖國的神聖任務.普丁的宣傳非常善於利用歷史情感,如藉由宣稱衛國戰爭勝利,反納粹等口號來打造'俄羅斯再次與邪惡帝國作戰"的敘事.

                至於關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堅持上,雖然被制裁,但俄羅斯並未陷入全面經濟崩盤，國內基本生活尚可維持,這是戰前俄羅斯經由長年的能源出口獲得的外匯累積高達5600億,它有一個堅持的支撐基礎,加上開戰後石油出口轉向中國.印度,非洲等非西方國家,緩解部分壓力.至於社會階層隔離上,因為戰爭死亡多由農村,少數民族.邊緣地區承擔,城市中產較少直接受害,因此真正反感戰爭的人比想像中少,加上它有一個特別的由支持普丁的經濟寡頭,與過往普丁的西羅維基(siloviki)的同事所組成的上層結構能協助管理社會穩定,多數城市中產,老年人.從國營電視獲取資訊,反而更加相信官方說法.這形成了資訊壟斷與認知戰爭,大多數俄國人接觸的新聞是國營電視,資訊受政府高度操控.西方媒體被描繪成"假新聞","敵對宣傳".民眾難以接觸到烏克蘭境內的真實狀況.最後的一種狀態則是產生認知失調與政治冷漠.普通民眾若面對自己國家成為侵略者,將產生"認知失調"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因此不如選擇相信戰爭是正當的,加上部分人則選擇冷漠或逃避政治,轉向只關注日常生存與家庭生活,不願挑戰國家機器.以上這些原因,都讓普丁能夠控制戰爭的時間,即使它可能動到俄羅斯經濟的核心功能與發展,卻從外部不能看出任何太大的傷害.因此,俄羅斯民眾對戰爭的沉默,甚至部分支持,並非全然不可理喻.它是一種歷史心理的延續,加上民族主義的動員,結合國家權力的壓制,與個體心理的逃避,資訊的壟斷控制.這是"體制性幻覺"與"文化性順從"共同作用的結果.

             習慣於西方敘事的人閱讀本書毫無困難,但難免你會發現作者明顯的立論方向,這不奇怪,但這樣你恐怕無法判斷俄羅斯某些怪異的決策.比如當下,在美國川普的喊話中,有雙方即將議和的傳聞,但俄羅斯卻立即給你意外,普丁藉著這個時間點,又再次展開對烏克蘭的閃電狂轟,想不通何以如此?!.或許這就是資訊來源失衡帶給我們的問題,我們其實比自己以為更不了解這個遠方的國家,與民族.當然你也可以從戰略上猜測這是普丁想在談判桌上佔據更有話語權的一種預備行為,但是,更應該思考的是,何不試著更多了解一下俄羅斯.以本書為例,雖然它有著許多西方敘事對於俄羅斯的刻板印象,但是,它也試圖去解構普丁周遭的權力組成主要份子與來源,簡單的將知名的寡頭,與屬於西羅維基的重要成員都逐一的介紹背景,與在俄羅斯政壇的升遷過程,大概是個人以為算是這本書中能提供過去較少見的資訊的部分,但相對的,除了澤倫斯基外,本書對於烏克蘭政權內當下的主要成員與有影響力的成員介紹卻幾乎沒有,尤其是開戰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大略知道澤倫斯基後面也是有一批強硬份子在半要脅狀態的支持戰事的持續進行,表明絕不投降,或者和談的態度,而這股力量與這些成員可能是本書所未曾說明的部分,比如2024年被解職的烏克蘭武裝司令Valerii Zaluzhnyi,他就是高層其他人在戰略與用兵見解上有衝突的人物,這本書顯然有一種烏克蘭無反對派,一致擁護澤倫斯基的態度,且戰事行進到今日,烏克蘭的傷亡人數也日漸增加,這也與剛開戰時不同,而我們較不能得到當前當地民眾對於真實戰爭繼續進行下去的想法,與烏克蘭社會在此下的流變,這是本書比較缺少的部分,尤其當今日戰事早已陷入膠著,卻還要佯裝烏克蘭內部團結一致,毫無異音的狀態,也著實是不太令人信服.

              而且還有一點其實非常重要,就是本書對於西方的描述上,往往著重於那些主和派,特別是德國,有意無意的想以綏靖的罪名給他安座,讓它背上姑息養奸的形象,但是對於北約東擴這種從根本上影響俄羅斯心裡的狀態的發展卻基本不太提,也不太提美國人在軍事背後的支援角色,因此當然不可能去探索普丁及其周遭的統治集團成員對於西方逐漸對俄羅斯形成一種收縮包圍圈狀態的憂慮與憤怒,雖然說烏克蘭,波蘭絕對有其決定往東還是往西靠攏的自治權力,但是國際間情勢的發展也不可能簡單到一種明明可見的敵對包圍正在形成,俄羅斯還要被包裝成裝作都沒有看見這件事,或者表現出完全不在意被包圍的想法,因此即使烏克蘭絕對有其往西方靠攏的選擇自由,但這種選擇也是包含著對於俄羅斯一種隱含的挑釁,而或許德國就是知道這背後隱藏的另一種可能,擔憂歷史的重演,所以它才選擇以弱示人,雖然這正好給了俄羅斯分化西方的機會,卻也是謀求和平的另一種可能思路,畢竟玩誰是膽小鬼遊戲也不是次次都有效,不知道哪一天萬一就真的會觸發全面的大戰,這是我們在看俄烏戰爭發展中比較會沒有留意到的部分,那就是俄羅斯的角度.以上.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THE MAO ZEDONG ERA AND POST MAO ERA (1949-2009) An Alternative Writing of History   Volume I II ,錢理群)

                1960年在河南信陽地區因為糧產銳減以至餓死100萬人,當地接著頻傳人民公社幹部因為社員瞞產私糧問題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知道後說"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並指出真正的共產黨人是不會做這些壞事的,能這麼做的"壞人"一定是國民黨人,他認定信陽地區一定有封建老帽貪污,地主復辟的問題,還認為這些幹部敢如此猖狂,背後一定是國民黨殘渣餘孽撐腰,於是下令清查當地共產黨幹部,最後查出信陽地委的家庭是地主出身,附近18個縣20個前後任縣委書記中,共有8人的老婆是地主之後,這些出身有疑的共黨幹部後來都被以國民黨腐蝕份子之名遭到嚴厲懲處.

               上面的故事看來眼熟,與前不久本地一網紅釘死另一個網紅的死亡邏輯說法完全一樣,毫不誇張,歷史的重複.信陽地區餓死100萬人,公社幹部因人私藏糧而打人,都是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耀進,人民公社後造成的後果.利用國民黨化污名化那些共黨幹部只是為了杜悠悠之口,呼弄底層人民用的,死100萬人總得找個人出來負責.誰叫國民黨歷來名聲太差太臭,一直到今天都還被人當臭狗屎看待.但是,比起污名化敵對政黨,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何以底層的人民如此好擺弄,隨便說什麼都會信呢?.因為這裡面有一個人物,他叫毛澤東,有一個政黨,是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一本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書籍.研究一詞聽上去可能會顯得無聊,聽到思想云云更令人昏昏欲睡,但要說這是本無聊的書還真不是,它充滿著邏輯,理性,與合理思辨的分析,也包含了作者的情感與思維變化的書寫,最終也產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意義.以為叫這個書名就是在寫毛澤東個人傳記或歷史,似乎也大錯特錯,毛澤東在書中固然是主角,而另一個主角則是時空,因為,它真正書寫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的形成與嬗變".所謂的嬗變依照字面的意思是一種元素透過核反應轉變為另一種元素,就生物體來說,就是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在這書裡就是一種被稱為"五七體制"轉換成"六四體制"的過程,與其中隱藏的各種意義.因為本書兩冊遠遠超過70萬字,加上並非單純書寫歷史故事,而是包藏了太多的觀點與論述,光是閱讀就顯然非常花時間又吃力,思想性的書籍又經常包含了枯燥觀點條列的羅列,所以它並不易於記誦,也似乎沒有必要強記那些,作者想透過這本書寫表達的就是他個人對於中國當代問題的困境,與解方的思慮與隱憂.

                這兩本書很早便蒐羅起來,但一直沒太多動力翻開它.直到我看到一則短影片,是關於作者錢理群先生談"說謊"這件事.影片中錢理群先生表示人當然必須說真話,可是萬一遇到環境不允許說真話時該怎麼辦?"那可以選擇閉口不言".但萬一環境連一個人不開口說話也不被允許時,該怎麼辦?"那就恐怕只能說謊話了".可是錢理群先生認為即使是說謊話也有三個最低底線.首先是必須認識到自己在說謊話,不可能到時候變成謊話講千遍就成真的.其次,是必須處於被迫的環境下,才允許如此,最後則是,即使說謊也不該傷害到他人的利益.因為是受此影片影響開啟了這本書的閱讀,我便以說真話與假話的角度來切入這篇心得的開頭.

                錢理群是個毛澤東的信仰者.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他文本一開始即交代的.一位信仰者要寫一本以批判毛與共產黨為主體的書籍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信仰這件事可沒有這麼單純,錢理群的說法一開始即讓我產生一個從未有過的思考路徑,那就是"毛澤東是個什麼樣的人?","何以錢理群要信仰他?".如果是在1970,80年代的本地人,當然直接回答:"萬惡的共匪",而這個答案,相信到了今日依舊是大多數人心中的反射式的印象,但是錢理群跳過這種印象,他直接敘述表達那些在清末會參加革命,表示對當時政府不滿的人都是怎樣的人?作為平行思考,難道毛澤東不該是個有理想,有志願為多數人謀福,或者推倒腐敗當權者的思維者嗎?如果國民黨,蔣介石是貪腐的,落後的,那反對並想讓他下台的人,是不是不該是什麼"匪"之類的?人都有一個最初的理想性,這是本書開頭所帶來的毛澤東.

                但這樣的毛澤東如何得證?於是乎,透過早期毛曾發表的文章,詩文,公開場合的發言紀錄,錢理群為我們揭露出一個未得權勢之前的人物.因為有如此的理想性,所以能贏得一些人的信仰,追隨,這並不是太特殊的事情.問題在於,人會一直維持理想性嗎?那麼其餘人就該一直信仰下去嗎?.對毛澤東的信仰,部分是來自於錢理群出身,部分來自環境.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地區,錢理群的出身不是個正確的答案,他有個國民黨官員的父親,後來時代因緣際會之下,父子相隔兩岸,1939年出生的錢理群在10歲時迎來共產黨執政,所以他的環境,教育,與生活深受後者統治的影響,所以這個信仰者的產生固然有它時代,與環境的因素影響,可是確實也存在著作者自身對於人物的思考,就是我前面所書的,一個出來革命的人,總不可能就是唯權勢貪婪論,必存某種理想性,這種理想性,無非就是受生活壓迫,間他人之苦的一些社會主義觀點的思辨,有來自日常生活的觀察,也有來自閱讀西方思想作品的啟發.但俗謂:"思則疑,信則動",作為一位信仰者,一位會思考的信仰者,當他看到某些情況與原先信仰的狀態不同時,他會開始思考為何不同而有所疑惑,這便是"思則疑".就錢理群自身的說法則如下:"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也就是說作者一開始及交代的真話,他曾經是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信仰者,甚至直到今天這種信仰思想依舊跟隨影響著他,但他毅然在思考之下要做一個反叛者.

                 理想性,浪漫性,烏托邦主義正是作者與毛澤東思想交會之處.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思想有什麼不好？過往數百年來出現的那些宣稱來解決掃除人類苦難的英雄智者,又有哪一個不是以此為價值觀點出發.尤其影響人類社會頗深的左派思維,社會主義主張盡數發軔於此.但這種思維的最大困難在於實踐層面,以馬克思主張發想的概念,一落入執行層面,可疑的兩種實境困難便出現了.一種是理論與實質的脫軌,造成實踐上無法達成,另一種則是純粹的"想錯了".這裡不討論那些關於兩者間落差可疑性的問題,畢竟書裡已經有所執著說明,這裡只強調理論,理性,浪漫這些與現實的差距,這差距可通稱為空想,因此無法實踐的理性,浪漫,可以俗稱空想主義,若換上一個左派的主要思維要角,便成了空想社會主義,偏偏毛澤東在作者分析之下就是一位懷有嚴重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者,而這就是大忌了.從"思則疑"的角度看,一昧的相信是思想,思考上最不能容忍之事,偏這位偏執的思想者是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的不疑必是很多人災難的源頭,將書中的批評簡單的化為是一種錯想的縮減,毛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天堂看得跨步過大,想一腳跳過資本主義這道門檻,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的世界,於是那些不符合科學,理性,正常生活思維的農產大耀進,工業大煉鋼,便是空想社會主義下實質產出的結果,當一個最大的信仰實踐者偏又自以為是最厲害的思考者時,這創造的災難恐怕是難以估量的.

                 這本書用了一個具象的形容方式,就是思想理想的天堂在彼岸,而我們此刻在現實的此岸,若要立刻將此岸當成彼岸,就是在創造災難.除了最大的思想者,最主要的行動者外,偏偏因為他是國家領導人,他還有旁人無以可比的話語權,旁人皆無法與其相較.試想兩個毫不相關的個人彼此爭論見解有差異時,最壞不過吵架打架,但事後雙方依舊可以堅持己見,毫不因為吵輸,打輸而在見解上就有所放鬆.依舊可以堅持己見而不傷及他人.但是,與擁有最大話語權的人見解不同時,這可慘了,不但一開始就站在絕對不利的位置,且因爲對方自視是最大最具眼界的思想者,無法容忍其他人抱持著低端思維,或者與自己想法不同,因此不論爭論輸贏,他都會試著影響,改變其他人的想法,讓人從頭到腳,從內到外,都必須服膺自己的想法,與方向,久而久之,專制獨裁的心態與環境便被創造出來.因此,中國共產黨建國的初期,仍有其他的政黨參與其政治,維持一個表面上的多黨共治,允許他黨他人鳴放,但是這種鳴放對於專政者而言是有限度的,只是那些鳴放者不知道而已,還以為能夠毫無顧忌的是什麼便說什麼,一條一條的反對意見看來也沒什麼.但對最高思想者,最大執行者的國家領導人來說,累積了幾十萬條與自己相左的意見,鳴放,就是對於自己這些最高身份的挑戰,於是在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將與其看法不同的人,或認為可疑者都打成"右派".

                 於是乎,在本書被稱爲"五七體制"的東西便被創造出來.就是確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其他政黨,黨外民主人士靠邊站,人人都必須服從共產黨,服從共產黨的組織命令,反對組織,反對黨命令,就是右派,就是敵人.黨內除了最高領導人,依據無產階級專政指導原則,由黨與黨組織的第一書記命令為要務.所以國家的第一書記,也就是毛澤東本人,與無產階級的代表,底層群眾共同來管理這個國家,這個五七體制確認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起源,也確立了未來20年內共產黨最高領導層透過群眾運動來進行管理國家的方式.也就是最高層與最底層聯手管理管制中層的人士的專制體制.這就帶來了真正的"毛澤東時代",與毛澤東信仰,還有對民粹主義的利用.而毛澤東認為黨內最大的兩種敵人,便是這段期間內主要被清除的對象,一種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一種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所謂的黨內資產階級換成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那些在職務執行面可能成為毛澤東對手或接班人的人,這些人在權位上威脅著他,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則是那些在思想,與思考上不同於他的知識份子,他們是最可能打破毛澤東全能全知假象的一批人,這兩種人都在某種形式著威脅著第一書記的.當然,後面的歷史敘事,包括反右傾,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種種的奪權鬥爭也好,群眾運動也罷,都是在"五七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所以不論運動的狀態如何,有多少中高階共產黨幹部,知識份子被清洗,關牛棚,甚至被殺害,可以確認的一點就是毛澤東的地位不變,他的尊榮不變,甚至他成為時代的"神蹟",形成一種現象,更根本的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狀態便被持續下來,直到文革結束,毛澤東過世,這種狀態依舊沒有改變.

                我在前面提出了一個書名,說這本書其實寫的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形成與嬗變",我所謂的嬗變,就是發生在毛澤東過世之後.別看鄧小平今日受到的評價不低,但他在1977年時還不是如此被評價,他沒有老毛神一般的地位與神通,別人也會挑戰他的權威,所以他要繼位為最高領導者,"毛規鄧隨"雖然未必然,但他必須向別人展示他是一個毛派則是必需的.錢理群從各種歷史紀錄與當時狀態向我們證明此點,起碼"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信念被維繫了下來,即使鄧小平實際上是個貓派,是個務實的人,他需要第一書記,唯一專政執政黨的權威與必要,雖然他也知道馬克思那套社會主義的問題,在實踐的過程中出了大問題,所以,他要退,從跨一大步的絕對社會主義天堂,退回到資本主義階段,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這就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區別,加上鄧小平自知不是思想的權威,不會懂得所有的事情,他需要一批懂得接下來要做事情專家的協助,所以他雖然依舊握著最高行動者權威,卻從最大思想家的位置退卻下來.他知道因為要用資本主義,所以需要有企業家,經營者.因為要進入世界經濟,貿易領域,所以他需要工業人,發明創造者,需要知識份子,正是毛澤東時代被稱為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那批人,還有,他需要一批能夠執行他意志的中高階黨政幹部領導人,這些領導人也必須了解資產階級企業主,與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他未來主掌國政時的重要性,與必須性.

                這種新狀態偷偷的在傳統勢力對抗夾殺與第一書記堅持下走出了一個初步成果,經濟上的開放,鬆綁的個人自由,果然帶來一些進步好處,但也引發了一些可能的問題,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發展下必然要面對的下一步,那就是政治上能否與經濟發展一樣,同步給予個人某些寬容的自主,自由?另一個引發的疑惑是,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於是乎那些對此有疑惑的新晉官僚對此展開了自我的論證與實踐,而這種發展,走向與那些毛主政下的老革命家思維產生了明顯的悖逆與抵觸.於是,老辦法,群眾運動出現了,只是這次的群眾運動並不與第一書記站在同一邊,而走向了另一邊,於是,老革命家就用了文革時期的老方式,當群眾運動制止不住時,最好的夥伴就是請出軍方,於是一場以學生為主的群眾運動被消滅於鎮壓之中.

                雖然發生了這樣的鎮壓,但是鄧小平清楚的知道五七體制明顯的民粹主義,階級鬥爭不可能再適用於今後的中國,他仍力主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一個中心點,兩個基本點,即四項現代化運動,與改革開放的持續發展,但是五七體制中的一黨總攬政權,唯第一書記命令是從的專政體制依舊是中國今後發展的不變政治核心.但聰明的人看到此處已經看見了與最高領導同為統治權力核心的無黨階級專政中的群眾被消失了,黨不再以群眾路線,群眾運動作為統治的工具,於是便需要一批新的替代工具,新階層,這個新階層一共分三種來源,分別是毛澤東時期的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衍生而來的,分別是"私營企業主","知識精英份子",與黨統治階層因為與這兩種新興階層接觸而產生"權貴資本階級",就是一批利用權勢將國有資產與特權賦予前兩者借機牟利的官僚與其親屬.而原先在五七體制中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農民工,全部都要在政治上被邊緣化,靠邊站.這形成了黨國與私企高層一體的新的統治體制,作者稱它爲"六四體制".

                這本書最終定稿於2011年,當前的第一書記習近平則是2012年才正式上任.所以作者錢理群是在並未看到後來的政治發展的前提下,分析了"五七體制","六四體制"間的異同.相同之處就是一黨專政不變,第一書記地位不變.不同的是統治結構的變異,農民工退場,權貴則占據優勢地位,於是作者接下來就要問一個問題,這兩個體制個有什麼優點,與缺點.對於懷抱理想性的毛澤東信仰者而言,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浪漫性,大同烏托邦世界的指引始終是難忘的關懷,因此"五七體制"之下,國民經濟受制於專制限制,有限的眼界,受制的私人慾望而難以得到開展,它創造的是一個普遍貧窮的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哪怕有些特權,貪污,人民間平均的財富狀態差距不多,均等主義的毛病固然有,但是均等主義的特色是惠及所有人的,或說受難於所有人,大家一樣壞,一樣好.而"六四體制"創造了在經濟上的民進國退,創造了普遍的國民生產的大幅躍進,使得中國邁入中產階級狀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農民,工人,農民工這些在原先號稱社會主義國家最該被尊敬的人,此刻大量地淪為失去土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被大資本企業以低薪壓榨勞力的農民工等種種不符合社會主義先進的悲慘狀態,而這是錢理群檢視六四體制後,所得到的最大憂慮.因為這群人與其他人的經濟財富差距被拉大,形成明眼可見的不公平狀態,但是,他們原先還可以利用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民粹主義的功能早已被統治者棄用,當局甚至嚴防群眾運動,民粹主義興起,所有任何有風吹草動的民間運動都會被立即扼殺,阻止,美其名號稱爲"維穩".此時,高層統治者最好的藉口就是利用"民族主義","愛國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口號,宣傳,或是主張來壓制這些遭遇不公的舊群眾統治工具,這必然會埋下底層民眾憤恨壓抑的力量,屆時不知何時會爆發,且這種根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創造的環境,也是錢理群這樣信仰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無法容忍的一種現況.於是乎,他再次分析說明了了幾種中國社會中曾經出現的對於國家發展在經濟,政治上主張不同於"五七體制","六四體制"這種一黨專政模式下的其他方式,意見,思想的創建者及主張,如顧準,張中曉,楊偉名,李一哲,陳爾晉,王申酉等,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曾經反抗毛澤東與其他第一書記的黨內或黨外人士故事包括林昭,林希翎,張志新,張春元,陸文秀等人的事蹟,藉此提出提供讀者在這種一黨專政下,曾經出現的反抗,與理想性的其他意見,或者憂慮中國出路的主張,這些主張固然有諸多關於經濟上的,但更重要的他們唯一共同批判的就是一黨專政下的不可長久性問題與對其的隱憂.

                因此,本書之名所謂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所代表的唯一主要共同點就是一黨專政,第一書記主導一切命令的不變.也就是我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形成與嬗變"為主題,從錢理群"講真話"的角度切入試圖將整本書的龐大體系與觀點濃縮成"五七體制"到"六四體制"的變異,從今日的角度觀之,當今中國的底層流行兩個個名詞,一個叫"躺平",放棄之意,另一個叫做"潤學",就是Run的意思,脫離中國到國外生活成爲一股風氣,那些出不了國,逃脫不了的,對現況不滿的,最多就只能在小紅書,抖音發發牢騷:發出一點點對於威海的銀行高層行員貪污,明星公務員父親所購的高價耳環,或是開路虎的女人在制服警員的助力下公然打人離開等涉及統治階層特權,貪污等各式重罪輕放的不滿聲音,但似乎最多也只能這樣,毫無實際作用,最終就是無人回應,或者被刪文,而街邊偶爾發生的無差別攻擊事件變多了似乎也是這種底層不滿現象的一種出口呈現,因此這種預期政治權力被限縮的狀態所產生的現象亂象確實與錢理群寫書時所觀察的,與憂慮的方向,是一致的.尤其當第一書記的默契輪換體制被打破後,未來會不會一直出現一個又一個做到死的終身第一書記,恐怕也是應該憂慮,或值得觀察的現象,因為這代表維穩壓制始終有效,而底層無發洩出口的怨氣會一路累積,這就又回到了我們文章的發軔點,若一個人不能說真話時,該如何處置的問題,總不能要全部的人一路說謊,自欺欺人下去吧!.以上.

漫長的八月: 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

 

漫長的八月: 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The Longest August: The Unflinching Rivalry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Dilip Hiro)

                印度在1974年首度進行核爆,成功進入核武國家行列.此後一路保持"核模糊",1998年5月中,印度突然又連續進行2次共5枚核彈試爆,半個月之後的5月27日,巴基斯坦不甘示弱宣告首度試爆核彈,且初次試爆就宣稱成功的完成5枚核彈試爆,成為第一個擁核武的穆斯林國家.南亞兩個明顯彼此有仇恨的鄰國同時進行核試,這對地緣政治的發展自然是引向緊張的,較勁意味濃厚,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如果說從1974年就成功發展出核彈,那在1998年試爆新型核彈,人們自然不會懷疑印度的軍武實力.但是,看見長期仇敵試爆新型核彈成功,巴基斯坦竟能在短短半月之後也成為擁核之國,難道它的核武發展有瞬間"無縫接軌"的能力?

                根據這本"漫長的八月"所述,其實早在1984年,巴基斯坦就在中國的協助下於新疆羅布泊引爆過一顆原子彈,也就是巴基斯坦的核武發展也是經過長期研究後,水到渠成下在適當的時間來展現而已,不是真的用半個月就能突變產生.只不過關於1984年中巴原子彈試爆這段歷史敘事,除了本書,我在其他的地方查不到,最後問過大模型,則回稱這種單一歷史敘事可能有疑,這種說法存疑.但是由此至少顯出巴基斯坦的核彈研發過程,不論在設計,濃縮鈾,還是組裝,中國都曾給予意見與協助,應該是不必爭論的事實.對岸喜歡稱巴基斯坦是"巴鐵",以顯示兩國間的緊密關係,雙方的軍事合作自然應該不會只有近期因為巴基斯坦在空戰中狂勝印度而引起矚目的殲10C交易而已.

                在以上的敘事下,人們接著可能會心生疑問,何以中國要如此盡力協助巴基斯坦?竟連引爆場所都能提供,畢竟這是污染自身的事情.答案其實很簡單,或說單純,那就是"敵人的敵人,即為朋友". 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存在難以化解的仇很紛爭,這種仇恨讓彼此隨時虎視眈眈,只要巴基斯坦有能力讓印度大部分的部隊與軍力部署於西面與巴接攘的位置上,自然也就無力在東面防線上部署太多兵力.加上印度軍力不可能同時引發對中國,巴基斯坦兩線戰爭,若巴基斯坦時時威脅印度,印度自然無暇它顧,這緩解了中國邊界面可能的壓力,與麻煩,培養敵人的敵人軍力的算計,基本著眼於大戰略角度.

                我以長串的武力對抗,與相鄰三國間的軍事,外交,戰略關係起頭,看來與"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這個副標疏遠.但其實這是這本分量不輕,又有點過度囉唆的書真實重點之一,大部分印巴對抗的歷史都在呈現與上述類似的內容,理由.我自己將"印巴對抗"這個主題分成幾個重點層面,其中之一,就是"印巴"作為他國勢力對抗的踏板,這個角色相當突出且明顯,甚至構成了印度,巴基斯坦獨立以來當地歷史的主軸.

                首先,那就是我們要問,為何印巴分治獨立之後,還要如此的仇視彼此?既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個屋簷底下,但雙方已經明顯分家,各有各的房屋,不就把原先紛爭給解決了?何以還會發展出如此長久的仇恨,以止於軍事對抗不休.這就要先回到歷史.也就是重點之一,把它稱之為,英國的算計,貪便,與愚昧.印度次大陸是一個民族交錯,語言複雜的地區,在英國殖民之前,它雖被統治在一個高層信仰伊斯蘭的蒙兀兒帝國,雖號稱帝國,但彼時的統治,宗教信仰,使用語言與今日民族國家大不相同,屬於某種型態的自然寬容,與並存,進入英國殖民之後,這種普遍的情況並無大變.問題就出在今日民族國家與傳統鬆散部落形態,或是所謂的帝國結構構成其實大不相同,這種時候,要將一個鬆散多民族散治的情況結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從能偷看歷史的角度,或者我們今日的認識裡,勢必要有一番能夠兼容並蓄的制度與方式,否則便是長期的災難.英國雖然在二戰中取得勝利,然而其國力在戰爭中嚴重受損,加之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戰後英屬印度的解體已經不可避免.在當時的印度,多數派印度派教徒和少數派伊斯蘭教徒間的對立日益嚴峻.特別是以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為領導者的穆斯林聯盟在1940年的拉合爾決議上鼓吹"二民族論",強烈主張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分離.在本書的敘述裡,真納有一種以穆斯林獨立為要挾,希望換取在未來印度獨立後穆斯林人的政治權力,因為彼時穆斯林佔印度人口的25%,但真納提出給與穆斯林保障33%的權力席次,特別是在那些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地區,他還提出獨立選舉.但這類主張並不獲印度聖雄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贊同,因為他主張一個能包容一切的"統一的印度",強烈反對這種分離思想,提倡實現統一印度.國大黨也出於政教分離和世俗主義的立場而對因宗教的特殊權力表示謹慎,因此這埋下了日後分裂的必然因子,鑑於這些主張的興起爭議,末代印度總督蒙巴頓放棄了將印度統一的計劃,聲明將在1947年的8月15日透過將英屬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的方式來實現印度的獨立.然而,事實上,分割成兩國,這件事情遠比想像中困難,因為人口的流散,分佈,它自然形成的狀態不可能是某邊佔70%,另一邊25%,它就是形成雜居混著的情況,加上除了印度教,伊斯蘭教信仰人口外,這塊大陸還存在著大小不一的許多土邦王國.除了信仰,語言不同於兩大主體外,這些土邦王國中的某些往往有明顯的少數統治多數的狀態,即統治者是印度教高種姓,但是下層卻是由穆斯林群眾組成,或者反過來,所以在地圖上能以劃線切割成兩國的簡便方式,實際執行上卻千難萬難,表面上形成了一個大的印度國,與分割成東西兩塊的巴基斯坦國,並就此展開人民各找各家的政治流動,要移動人口本已不易,財產,牲口又該如何處置,這其中就發生了無數強奪,強佔的事件,這是印巴分治開始就創造出的彼此仇恨的最初來源,加爾各答殺戮不過只是其中的一次較著名的悲劇而已.

               何況,分割的方式是信仰,但實際是,這裡遍佈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信仰相合的卻未必表示ㄧ定能居於同國,因為還有民族的分別,語言的隔膜,同信仰間一樣有衝突.那些土邦王國就可難處置了,上層人士與群眾想歸屬的"祖國"並不相同,此時該聽誰的?加入印度?還是巴基斯坦?何況,許多土邦王公心裡想的是,既不加入印度也不加入巴基斯坦,自己成為獨立國豈不更自由,更有權力?喀什米爾的問題,基本上就是這個思路衍生出的政治災難,印度,巴基斯坦分別控制3/4,1/4的喀什米爾區塊,卻都想將其全境納入自己的範疇,儘管喀什米爾的多數民眾的是穆斯林信仰,它卻是由個由印度教信仰者統治的土邦.所以巴基斯坦想的是透過普通選舉,而印度則堅決它的傳統政體形態,都想要將其納入己境,於是關於雙方在此爭奪的軍事衝突就層不出窮了,這是印巴長期衝突仇恨的持續延燒,後來加上東巴基斯坦想脫離獨立的願望,印度藉著與巴基斯坦的開戰中,協助孟加拉的成立,這更加深了印巴之間的仇恨值.

               從簡述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在後殖民,現代民族國家獨立出現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一個方形的置物箱是放不進一個比它容量大且形狀不規則的物體.唯一的方式就是切割不規則物體,除多餘的部分,而這就意味著暴力,屠殺的發生.英國讓印度獨立,不論是因為倉促無心顧及,還是出於對當地另有未來地緣政治心計的打算,它都種下了這顆後殖民獨立國家的問題遺毒.明明就是鬆散原始的多邊體,卻要突然變成一個緊密方正的當代民族國家,這如何形成並堅持下去,其實就是一個無解難題.英國當年的印度分割法就是創造這兩國彼此仇視的元兇,或是最初出現苦難鬥爭仇恨的淵藪.而第二個造成長期對抗的因素也由此生,就是真納與甘地,及那些與他們相同概念的人.別看這裡有人的主張是所謂的包容民族,語言,文化,但實際的執行過程中,一個當代嚴密的中央集權政體之下,不論它主張是民主,還是專制,基本上與傳統部落散居模式的印度大陸狀態是相距甚遠的,而真納,甘地這些人骨子裡都是從英國高等教育出身的人物,即使是所謂的聖雄,概念上能包從許多人事物,但是堅持大一統的概念政體,就是放手讓多數人有了更大的權力,只要是少數,且是那些無法移居它地的少數,如果不願服從這種分配時,會如何處理他們的狀態,比如印度境內信仰錫克教的人,他們不願接受印度教信仰者多數暴力時會如何?只能吞忍?此時,若有一些區域中錫克教信仰者佔絕對多數時,他們會不會覺得自己也可以仿效印度的獨立運動,卡利斯坦主義就是這樣的衍生,活躍於旁遮普區域.而當巴基斯坦知道印度內部有錫克族這樣的分離主張,它自然不會放過機會,定會暗中給予協助,於是乎類似於無法清一色,又不可能絕對鬆散下,光是有美好的理論烏托邦民族自決主張,從現實論來看,就是一場上層的笑話,與底層的悲哀而已,印巴各自在對方內部支持不合於當地一統的分裂主義,加強了印巴對抗的力道,與又一次加深了彼此間的仇恨.而究其根源,無非就是那種一統的思想,在這種傳統上就是多元共存混雜的區域文化完全難以相容,因此,人們似乎從未朝思考往製作一只多邊形的箱子來適應物品的方向走去,也就是如何在傳統與現實下真正能容納包容多數的體制,而只是創造一種固定的集中體制,然後要多數人去配合它.真納與甘地骨子裡頭都是大一統集權主義的信仰者,鬆散的邦聯制不是他們的考量,這就給予少數族群,古邦王國等主張分離的可能,畢竟在一個自己不屬於多數的封閉環境內,長期得不到所謂"民主"數量的支持,即使有所謂民主制度,對他們而言跟沒有,其實是差不多的,因此不如冒險走上主張分離,自決,自治之路,或者尚有取得自身權力的一日.

               而印巴對抗長期加劇的另一個背後主因,就是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的三方問題,印巴對抗成了想在當地從事地緣政治活動的其他國家的一種利用工具,這造成了印巴仇恨的更加深化.有人或許發現了,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武器系統是個美蘇系統的混合體.既能擁有蘇聯的米格系列,也可以同步持有法國,美國的新型戰機,因為軍武不同於其他商品,買到它不是有錢就行了,還得政治屬性上貼近於同一團體.軍武的美蘇混合體,就意味著這兩國能同步遊走於美蘇兩大強權之間,所以兩邊的戰機都能買,但何以能如此?就是國際情勢的變化與需要造成.冷戰初期,為了防止南亞的赤化,儘管印度宣告不結盟,但基於防範蘇聯擴張,與防範中共,美國積極的拉攏印度,但尼赫魯不主張與美國過度靠近,這使得美國改去拉攏巴基斯坦,真納也傾向與美國往來為主,拒絕蘇聯,巴基斯坦直到真納過世後才與蘇聯建交.因此,冷戰期間蘇聯與印度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雙方為軍事同盟,而美國甚至透過巴基斯坦向鄰國阿富汗游擊隊提供裝備,藉此讓蘇聯統治阿富汗陷入泥淖,這種關係本來涇渭分明.但是,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後,巴基斯坦的地緣價值下降,又因為發展核武被美國制裁,雙方關係陷入僵局.為對抗塔利班,美國改向印度親近,相信此時因為中美對抗的原因,美國勢必會加強利用印度的能力,同步的,在美國的經濟封鎖下,巴基斯坦也要尋找其他國家的支援,對蘇聯關係的開放自然是水到渠成,此時蘇聯的能源,軍武的提供緩解了巴基斯坦的壓力,而蘇聯也明白此時是改善雙邊關係的良機,主動解禁武器銷售封鎖,這就讓巴基斯坦能與印度持續的對抗提供了另一個契機.正是這種地緣政治,需要的變化,讓印度,巴基斯坦既是想主導地緣的棋手,又是大國博弈的棋子的雙重身份,讓印巴被人利用,同時利用他國的狀態而加劇了雙方間的仇恨,阿富汗的塔利班與北方聯盟背後其實都有印巴在背後支撐的力量更可說明一般.

                這本書講述了自1947年以來印巴分治間所有曾經發生過的衝突,戰亂,詳細說明了加爾各答殺戮,東巴基斯坦屠殺,與歷年來相關的恐怖攻擊事件,巴基斯坦經常的軍事政變,印度經常的總理被暗殺,地方民族的分離自治運動所引起的火力衝突,包括喀什米爾地方的兩種不同主張派系間的對抗,可以說是十分詳盡到接近有點多餘的地步.加上翻譯問題,與簡體慣用的音譯與台灣不同,在閱讀上會有許多困難,其實並不適合大多數人閱讀,但是,因為找只不到其他類似能把這歷年來說方的恩怨條裡說清的其他書籍,就只好免搶地讀完它,以上.

誰讓恐龍有了羽毛？ ：從顏色、行為到奔跑速度，科學如何改寫恐龍的歷史與形象

誰讓恐龍有了羽毛？ ：從顏色、行為到奔跑速度，科學如何改寫恐龍的歷史與形象(The Dinosaurs Rediscovered: How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is Rewriting History,Michael J. Benton)

              我們當前對恐龍的所有認知,本質上都是"暫時正確"的.它們是科學方法論下尚未被推翻的"最佳解釋".正如Benton在書中反覆強調的,古生物學的進步並非單純累積"真相",而是透過不斷修正假設,推翻舊典範來逼近真實.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恐龍所知道的知識可能都是錯的,是暫時還沒能找到證據,把現存知識存在的誤點予以推翻而已,所以在此之前,我們就只能用當前已知科學論證下尚未被推翻的假設推論來理解關於恐龍的一切.比如一個具有具象的代表,就是我們能如電影侏羅紀世界那樣從琥珀中取得恐龍的DNA並加以複製嗎?從本書提供的答案,以當代技術而言生物複製或許是可行的,但要從琥珀中取得純粹完整的恐龍DNA,就作者Benton的認知來說,基本上是不能可的,因為生物分子與蛋白質根本不可能保留太久而不受污染或損害,何況那至少是6000萬年前到2億3千萬年前的遺留物.從琥珀中提取恐龍DNA複製的幻想,在當前科學框架下已被證偽,但這恰恰體現了科學的自我修正特質,知識的邊界由工具與證據共同定義.

              所以這本書,書名雖然是"The Dionsaurs Rediscovered",文本主要在呈現關於恐龍的樣貌,行動,顏色,尺寸,可能的外型的討論與探索,但實際上."How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is Rrewriting Hisory"才是本書的核心觀點.即"科學革命如何改寫歷史",這本書要呈現的是人類對於科學方法的使用,在恐龍觀察這個個案上是如何進行的.

              科學方法在古生物學中的應用,與物理學或數學的"確定性"截然不同.當研究對象是已滅絕的生物時,科學家無法進行實驗重複驗證,只能依賴間接證據鏈如化石,地層,化學殘留等,與跨學科工具如CT掃描,系統發育學.這種研究範式更接近卡爾波普(Karl Popper)提出的"否證論": 科學進步的關鍵不在於證明假設為真,而在於嚴格的證偽測試.因而所謂的科學方法的使用不是只有在數學,物理那類明白確定的狀態.對於一些未知狀態且無法直接訴諸某種簡單的公式,架構,或者目測的學科時,比如經濟體系的動態模型變化,金融價格的走勢,社會體系中某些現象出現背後的影響因子,生物學上的類別分門,以及像這本書所探索的主題已經消失的物種上,我們仍能用科學方式來對這些領域進行分析,只是這類的分析方式不像物理,數學有種通用的基礎知識為架構去衍生,推論,或者演繹.只能透過某種觀測,建立假設,再找出相關的證據證明它是錯的,或否證,後經由的消去法逼近產生在這些假設中的一種合理的推埨結果,只要在這種推論沒有被新的證據推翻前,我們就假設這是這些領域中的一種可能結果.

              因此這邊探索的恐龍,是一種消失的歷史狀態,表面上看這是一本介紹恐龍的書籍,但實際上,它可不是那些常見的恐龍圖鑑,在精美的美術圖案上,附上各類恐龍的名稱,身體尺寸等基本資料,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棲息地這些所謂的"諸元"的書籍.它是一本真實探索"恐龍"相關的一切問題,從這個物種概念如何"飛入"(fade-in)人們的意識,到人如何去驗證,揣摩,試圖找出恐龍可能的長相,外型,體態,顏色,行動方式,步態.我直接找出文本中的一大段描寫恐龍形象創造的過程:

            "第一次重建恐龍時,古生物學家認為這應當是一隻超大的蜥蜴或鱷魚.大約是在1830年,Gideon Mantell甚至將他的禽龍標本重建為一隻巨大的蜥蜴,體長超過61公尺,以四肢行走,身體貼近地面.當時也將其他恐龍想成是巨大的鱷魚,而且是身形低矮的四足動物,不過追捕的獵物可能也行動遲緩.之前在書中提到Richard Owen文在1840和1850年代徹底修改了恐龍形象,將牠們描繪成類似犀牛的溫血動物,身材魁梧,行動可能相當緩慢.Owen的犀牛恐龍版本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在北美洲發現的完整骨骼顯示他弄錯了.Joseph Leidy在1858年描述的第一具鴨嘴龍骨架顯然是隻雙足動物,其腿長是手臂的3,4倍.Leidy選擇的是一種相當筆直的姿勢,讓這頭動物坐在腳後跟上l任憑尾巴接觸地面.軀幹直直站著,就像一隻警覺的袋鼠,這種站姿頓時蔚為風尚,一直流行到1970年.在1860年以後,其他的雙足恐龍圖像在呈現奔跑姿勢時顯得模棱兩可,有些人發覺應該要將這種動物的位向翻轉成水平,將脊椎和尾巴拉長延伸,讓身體在臀部前面以平衡後方的尾巴.比較像是蹺蹺板而不是袋鼠,其他人則堅持展示恐龍在奔跑時身體依舊垂直,將尾巴拖在地上──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結構,需要折斷尾巴和脖子的好幾個部分才有辦法維持.至於速度方面,這樣的恐龍更像是笨拙的巨蟒,而不是可移動的生物. 1970年,革命降臨,當時兩位年輕的古生物學家,一位英國人,一位美國人,有了同樣的頓悟,Bob Bakker將小型的獸腳類恐爪龍(Deinonychus)描繪成一個身體呈水平姿勢的跑者,而Peter Galton也如出一轍地描繪鴨嘴龍科中的鴨龍(Anatosaurus),畫出延水平方向伸展的樣子.恐龍骨架的發現也支持Bakker和Galton的看法.首先,發現保存較完整的骨架,就可以確定關節的特性.事實上,恐龍的四肢關節就像今日的鳥類和包括人類在內的哺乳類一樣,四肢關節都是相對簡單的.以腿部來說,膝蓋和足踝是簡單的鉸鏈構造,在四足恐龍身上,前肢的手腕和肘部也是如此.而雙足恐龍的手臂則像鳥類和人類一樣,能夠進行更複雜的運動,手腕和肘部都可旋轉鳥類可以拍打翅膀,人類可以打網球,猿類可以在樹林中換手擺盪.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髖關節和肩關節的構造使然,允許旋轉和前後運動.恐龍全都演化出直立的姿勢,這是牠們和身軀龐大的祖先的分野.在2億5千200萬年前發生二疊紀－三疊紀大滅絕時,所有龐大的爬行動物都滅絕了,在三疊紀取代牠們的新群體採取的是直立的步態.今日尚存的爬行動物有小型的蠑螈和蜥蜴,牠們的手臂和腿向兩邊伸出l隨著動物的移動而做出大幅度擺動.爬行時l身體會緊貼地面,也不能長時間的快跑,因為要把肚子挺起來得花很大的力氣,而且步幅有限.而這批新的直立動物可以昂首闊步地快速前進,輕鬆不費力地保持體態的直立事實上,恐龍一開始基本上就是雙足活動的,牠們不可能是四足爬行.並不是演化出直立姿勢而讓牠們有雙足行走的可能性.這帶來的直接優勢是速度和逃避掠食者,而是因為有了直立姿勢才得以讓獸腳類用雙足行走,發育出巨大身軀以及最終演化出能夠飛行的動物和鳥類.蜥蜴爬行時所作出的伸展姿勢,意味著牠們的腳踝,手腕,膝蓋和肘部都比直立姿勢的恐龍和哺乳類的鉸鏈式關節要複雜得多,因為在每一次的伸展步伐中,四肢都得經歷無數次的曲折扭轉“.

              這段歷史生動展示了科學知識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借用庫恩的術語.從1830年Mantell的"巨型蜥蜴"到1970年Bakker的"水平奔跑者",恐龍形象的每一次改變,背後都是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技術革新,跨學科整合,科學共同體的共識重構.這種轉變絕非線性進步,而是充滿爭議與反覆.例如.即使Bakker提出"恐龍溫血說"的證據充足,許多學者仍堅持"冷血爬行動物"模型,這正是庫恩所指出的舊典範的擁護者往往與其理論共存亡.1840年代的假設與推論,與今日2025年的假設與推論出的樣貌可以說是大不相同,即使可能最早的恐龍化石專業研究從19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但是我們關於生物學的學問,生物動力學,類門學,關於動物的骨骼,羽毛,細胞的知識卻早已大不相同,使用的探測工具全然不同,醫學的進步,這些都會使得我們對於恐龍該長什麼樣子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變,光是掃描技術的進步,與骨骼位置,支撐力量的計算,就能讓人類對於動物捕捉獵物時,咬合吞嚥,牙齒結構,位置的所在的運用看法可能有所不同,而造成同一種化石描繪出的恐龍樣貌有所差異.當然這種改變不是突然的,而是在歷史的長河裡,隨著我們的認識增加,改變,而逐步改變的.

                 就像前述文本生動地展現了恐龍形象如何從"巨型蜥蜴"演變為"直立奔跑的鳥類祖先",但這不僅僅是新發現帶來的改變,更是科學方法論的進化,從假設的形成,技術的革新,到整個學科典範的轉移.19世紀的古生物學家Gideon Mantell和Richard Owen等將恐龍視為"巨型蜥蜴"或"犀牛般的溫血動物".這種假設的根源,是類比推理(analogical reasoning),用現存生物蜥蜴,鱷魚,犀牛等的特徵去推測滅絕生物.然而,這種方法存在根本缺陷.一是現徂生存的樣本偏差.當時科學家熟悉的爬行動物如蜥蜴,鱷魚都是冷血,四肢橫向伸展的,因此假設恐龍也是如此.二是化石記錄的不完整.早期發現的恐龍化石多為零散骨頭,缺乏完整骨架,導致重建時依賴想像,例如禽龍被錯誤復原為61公尺長的怪物.直到20世紀,兩個關鍵突破改變了恐龍的形象.首先是雙足恐龍的發現證明恐龍並非低矮爬行的生物,而是能直立奔跑的動物,其次是恐龍羽毛化石的出土如"中華龍鳥"直接挑戰恐龍無羽的早期假設.而一旦發現恐龍可能有羽毛,古生物學家會繼續接著問,那恐龍會飛嗎?如果會飛,它是如何發展出飛行的?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演化出飛行技能?然後飛行這種既等的出現對於他日後的演化又產生何種影響?這種種的在一個假設獲得證實後,隨即發出各種關於恐龍運動,肢體的問題,就是這本書呈現的方式,所以開頭便說這不是一本恐龍圖鑑的書籍,而是關於科學方法論的呈現.Benton在書中強調,現代古生物學的突破,關鍵在於觀測技術的進步,包括CT掃描與3D建模讓科學家能"透視"化石內部,分析骨骼生長環,判斷代謝率,並從腦腔結構來推測智力.同步輻射成像可以揭示羽毛的微觀結構,甚至復原恐龍的顏色,這呼應了科學哲學中的"觀察滲透理論"(Theory-laden observation): 我們能"看見"什麼,取決於使用的工具.19世紀的科學家只能用肉眼和尺規測量化石,因此恐龍被復原成巨型蜥蜴.而今天的科學家能用分子分析,力學模擬.因此恐龍變成敏捷的鳥類祖先.數據科學的介入使得恐龍研究從"猜測"到"量化模型".書中提到現代古生物學已不再依賴直覺式重建,而是透過系統發育學(Phylogenetics)和生物力學模擬來驗證假設,包括演化樹分析將恐龍特徵如羽毛,骨骼結構做為編碼為數據,用統計模型推測演化關係.並透過電腦計算恐龍的奔跑速度,關節活動範圍來窺探推定如暴龍能否快速奔跑等疑惑.以上這些代表科學方法論的關鍵轉變,從"敘述性科學"到"計算科學".這裡也體現了卡爾波普的"否證論"的一個案例,科學進步不是靠累積支持證據,而是靠找到反例推翻舊假設.當羽毛化石出現,原先恐龍被認為類似於鱗片爬行動物的模型就被迫修正.

                 這本書正是在這樣的科學方法框架中,循著問題,假設,驗證的步驟,從骨骼學,足跡學,羽毛保存,顏色重建,族群行為乃至滅絕原因,逐一展開一場科學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幾個最令人驚訝恐龍形象認知的轉變,首先是恐龍的"顏色"如何被重建?過去我們認為古生物學無法重建顏色,因為色素難以保存於化石中,但近年科學家在保存良好的羽毛化石中發現了黑色素體(melanosomes),這些微小的色素囊排列方式與現生鳥類有驚人相似之處,從而推斷出恐龍可能的羽毛色彩,例如中華龍鳥可能擁有黑白條紋與紅棕色冠羽.這是過去難以想像的事,因為我們通常只想像骨骼構造能留下物理痕跡,卻忽略了在極端條件下微觀構造也可能保存.這一突破不僅改變了我們對恐龍形象的認知,牠們不再是灰褐色或墨綠色的巨大爬蟲,而是可能有豐富羽毛與色彩的動物,更引發關於恐龍社交行為的新猜想,那就是色彩是否有助於求偶?是否代表族群間的辨識系統?這些問題隨著色彩的重建而浮現,擴大了我們對古生物行為學的想像空間. 顏色重建的突破,體現了科學方法論中黑箱問題的解決策略,當無法直接觀察滅絕生物的行為時.科學家透過類比現存物種與微觀證據推論出恐龍的社交行為.這種推論並非臆測,而是基於功能形態學的嚴謹分析,若一種特徵在現生物種中普遍具有特定功能,其在滅絕物種中的相似結構可能也承擔類似角色 

               其次是恐龍如何移動與群體行動?足跡化石(ichnology)提供了第二條重要線索.書中提到的美國德州,加拿大,甚至中國四川的足跡化石,不僅展示了恐龍的行走步態,更透露出牠們常常成群結隊移動.有些足跡彼此間隔一致,呈現平行線,顯示這可能是成群恐龍一同移動的證據.這讓過去認為恐龍是獨行掠食或孤獨漫遊的假設被質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接近鳥類或哺乳動物的社會性行為圖像.尤其草食性恐龍如劍龍,鴨嘴龍的族群行動可能與掠食防禦有關,而食肉恐龍的集體狩獵也成為新的假設.這種行為的重建,同樣來自對現存證據的科學推論,不是憑空想像,而是步步為營的科學演繹.第三個重要問題是恐龍為什麼滅絕?是突然還是漸變?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科學方法論的爭議問題.恐龍滅絕理論的演變,完美詮釋了科學爭議的證據權重原則.1980年阿爾瓦雷斯團隊提出"小行星撞擊假說"時,關鍵證據是白堊紀-古近紀地層中的銥異常(iridium anomaly),這一元素在地殼中罕見,卻常見於隕石.當時學界的質疑並非出於保守,而是基於證據的不足.直到1991年墨西哥希克蘇魯伯隕石坑的年代測定與滅絕事件吻合,假說才成為主流,然而Benton提醒我們單一原因論常過度簡化複雜系統,近年研究顯示,德干高原火山噴發釋放巨量二氧化碳與生態系脆弱化,如食物鏈斷裂,可能共同促成滅絕.這種從"單一歸因"到"多因交互"的轉變,正是科學方法論成熟的標誌.它要求我們在奧卡姆剃刀與系統複雜性之間保持平衡.所以如果有人在1970年代提出這個小行星撞地球,造成恐龍滅絕的論述,必然被當成瘋子,胡說八道.它在1981年被提出時,一樣被指為譁眾取寵,直到1990年代在地質學上的探索找到了幾個疑問點,透過現代科學的研究,從岩層土壤中勘定出的微量元素的不同沉積來推論出這種可能時,在過去幾十年從單一小行星撞擊理論,擴展到對火山活動,氣候變遷與食物鏈崩解的多重因素考察,Benton強調這不再是一個單一劇變造成的事件,而是一連串複合因素的長期影響,新的地層與放射性年代測定方法讓我們可以精確界定滅絕時間的前後,並釐清是哪些物種先消失,哪些幸存.滅絕讓我們思考環境變遷的各種可能性,更讓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物種的脆弱性,氣候變遷與生態系崩壞不再只是過去史前地球的事件,而是我們今日人類自身可能重演的災難前兆.

                 "The Dinosaurs Rediscovered"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揭露了科學知識的建構性本質.恐龍從"愚蠢的蜥蜴"到"敏捷的鳥類祖先"的形象轉變,並非更接近真理的單向旅程,而是人類在有限證據與無限想像力之間的辯證過程.這種過程充滿不確定性.正如Benton所言"我們今天繪製的恐龍復原圖,終將被未來的孩子嘲笑.".但正是這種可謬(fallibility)賦予科學抵禦教條主義的力量.當我們理解恐龍的歷史如何被改寫,我們也在學習如何以謙卑與批判性思維,面對氣候變遷,物種滅絕等當代議題,因為今天的科學革命,永遠可能只是明天的常識,科學最大的美德或許在它允許被推翻,並能因此取得進步.

 

月背征途: 中國探月國家隊記錄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全過程+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研究前沿與進展

 

月背征途: 中國探月國家隊記錄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全過程(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研究前沿與進展(賀懷宇)

             這兩本書都是延續年幼時閱讀主題喜好而來,沒什麼特別想寫的,兩本書算是流水式綜合了中國探月工程的行進過程,與成果,從嫦娥一號到嫦娥四號,玉兔號,二號的探月勘查過程,到嫦娥五號的月壤採樣,返回地球,及後續的研究初探.文本固然有著相對機械的敘事,活動步驟,但也介紹了許多相關的科學觀點,甚至是系統化的行動思維步驟,說明了許多常人不太能夠知道與理解的操作面問題,雖未必是什麼大學問,但一來這類書籍本來就不多,這已經算是不錯的書籍,二來就算有所謂的譯本,恐怕也多是上世紀的技術觀點,近期探月成功的只有中國,所以算是目前較新的東西與觀念介紹吧.

             不管那些複雜的科學儀器,設備,"月背征途"提供的是一種觀念顛覆,至少對我來說是這麼回事.可能是受到影視,電影的影響,光是探月過程這件事應該被許多人給誤解,甚至誤導了,我們被引導想像成是一輛類似沙灘車的東西馳騁在月表,但其實真正的探月車,玉兔號可比想像中要笨多了.這裡的笨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要讓探月車前進,後退個一公尺,甚至轉彎,都沒想像中容易.一來是因為它的動力問題,使得它終究不可能如汽車,電動車,越野車那樣的在地球上的各類地形上疾行,只能緩行,玉兔二號在21個月的時間中,只前行了500多公尺而已,比想像中要少多了.二是因為月球表面的狀態與地球大不相同,地形的限制,坑窪隨處,探月車的輪胎模式,與動力狀態,使得它不可能像在地球上開汽車一樣,毫不猶豫的就直行越過,輾過這些地形.必須考慮會不會陷落造成後續無法動彈的窘境,大多是時候,操控的工作人員是考慮,再考慮當前行進的狀態,與透過儀器探勘傳回的目視能及的近處地形狀態不斷地討論,爭辯下一步的方向,步驟,前行方式,問題坑窪的應對方式,也就是說讓玉兔笨行的狀態,其實是一批極度聰明的人即時對現實的應對結果.三是月球的環境溫度,光照情況,直接影響了探月車的動力,設備的耐用情況,每一次步驟之後,都要考慮會不會被探月車設備的陰影阻擋了動力來源而影響了下一次動作的可能,要考慮月晝問題,所以必須有休眠時間,休眠點的選擇,再啟動時會有的問題,諸多細節,必須考慮再三.也就是說探月從外表看是一國科學實力總匯力量的表現,但實際上,也包括著該國對於複雜系統工程上從科學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考慮的是科學人對複雜系統的管理決策能力.

             "月背征途"裡那些看似枯燥的技術細節,反而最真實地呈現了探月工程的本質.書中披露的導航控制室工作場景令人印象深刻.數十塊螢幕同時顯示不同參數,工程師們得在月晝短暫的14個地球日內完成預定探測任務,每次指令下達都像在進行星際手術.特別是月夜來臨前必須精確計算探測器休眠角度,確保太陽能板能在下次月晝準時重啟,這種與日月賽跑的壓迫感,應該徹底顛覆了許多人對太空探索的浪漫想像.比如月球背面地形遠比正面崎嶇,嫦娥四號著陸區馮.卡門撞擊坑內佈滿了各種尺寸的撞擊坑和散落的巨石.面對這一挑戰,科研團隊開發了基於視覺的自主避障系統,使著陸器能夠在下降過程中實時識別危險地形並調整著陸點.嫦娥四號在預定著陸點南側一個直徑僅20米的小平原上著陸,距最近的撞擊坑邊緣僅8.4米,這一精度創造了月球軟著陸的新紀錄.

             書中提到的"鵲橋"中繼星部署過程就是典型案例,這個解決月背通信難題的方案,實際上是將一顆衛星精確送到地月系統的L2點,並保持其在不穩定軌道上的長期駐留.地面團隊必須每週進行軌道修正,其精確度相當於從北京射箭命中上海一個持續移動的硬幣.這種動態平衡的工程哲學,與我們日常理解的一勞永逸技術方案截然不同,光是科學路徑的討論,決策,到使用相關儀器設備的選擇,都有其背後諸多因素的考量.

             "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研究前沿與進展"這本看似專業的論文集,卻藏著不少打破常識的發現,最讓人意外的是科學家對月壤"保鮮度"的描述.由於沒有大氣層保護,月球表面物質其實長期遭受太陽風轟擊,但嫦娥五號採集的年輕玄武岩,約20億年歷史,卻意外保存了月球內部的水分子證據.這就像在常年曝曬的沙漠中,突然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冰塊,徹底改寫了對月球"乾燥"荒岩的傳統認知.書中透露的研究方法也頗具巧思,面對僅有1.731公斤的珍貴樣品,科學家們開發出"微損分析"技術,先用3D顯微鏡建立數字樣本,再用雷射剝蝕儀在微米尺度上取樣.研究團隊甚至發明了"樣品接力"模式,前一個實驗殘留的粉末會被小心收集,提供給下個團隊繼續使用.這種斤斤計較的科研態度,與我們以為實驗室常見的大量試錯誤模式形成強烈對比.

             兩本書不約而同揭示了探月工程的真實困境.最難的往往不是單項技術突破,而是讓數萬個零件,數百個子系統在極端環境下協同工作.玉兔二號每移動一米都需要地面團隊進行三維地形重建,其決策流程包括立體相機拍攝周邊地形,模擬輪胎與月壤的相互作用參數,預測不同路徑的能耗與風險係數,選擇位移不超過30厘米的"最優下一步".這種"走一步看十步"的操作模式,解釋了為何兩年才走完半公里.書中某個細節特別生動,當有次玉兔號的輪胎陷入鬆軟月壤時,工程師們緊急調出阿波羅計劃的舊資料,發現當年美國探測車也遇過類似情況,最終是靠交替正反轉輪胎才脫困,這种跨半世紀的經驗運用,突顯航天工程解答的獨特積累方式.

             對比閱讀兩本書會發現有趣的相互關係."月背征途"記載的每個工程決策,在"嫦娥五號研究"中都能找到科學回應.例如嫦娥四號選擇馮.卡門撞擊坑著陸,就是因為該區域可能暴露月球深部物質.而後續研究證實,這裡的月壤確實含有不同於其他區域的礦物組合.這種工程為科學探路,科學為工程導航的閉環,構成了探月模式的獨特性.拋開那些宏大敘事,這兩本書帶來的震撼是真正的尖端科技往往以最樸素的方式呈現.玉兔二號的移動速度約每分鐘5.6厘米,甚至慢過烏龜爬行,嫦娥五號採樣鑽頭的工作原理本質上與市電鑽相似,而決定月夜休眠的關鍵參數,竟是用Excel表格計算出來的,這種高科技低姿態的反差,或許才是工程科學的本真狀態,在無數平凡細節的疊加中,誕生不平凡的成就.

             作為一名普通讀者,同時閱讀這兩本書是一次難得的精神之旅,結合勇攀科技高峰的豪情壯志與探索宇宙奧秘的理性光芒,既要有敢為人先的工程力,又要有嚴謹求真的科學精神.從這些面向看,這兩本書倒不失為值得閱讀的書籍.以上.

西伯利亞俳句

 

西伯利亞俳句( Siberian Haiku, Jurga Vilé & Lina Itagaki)

             簡單說,這本圖文書就是以小孩的視角來寫一個家庭遭到政治流放的過程.

             在閱讀"西伯利亞俳句"的過程中,彷彿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交界地帶.一方面是孩童純真的目光,將流放西伯利亞的過程描繪成一場漫長的旅途與陌生風景的探索.另一方面,作為讀者的我卻始終無法遺忘那歷史的沉重背景,立陶宛在德俄兩國夾擊下的民族命運與被流放家庭的無助與哀傷.圖文書既柔軟又尖銳,它用孩子的語言包裹歷史的苦難,使人在閱讀時感到既溫柔又痛楚,從以上這樣的雙重視角出發,嘗試理解這本作品如何在童言與歷史之間,傳遞出不容遺忘的記憶.

              小男孩阿吉斯用近似詩意與遊戲般的語調,訴說他與母親及姊姊被強行從立陶宛帶往遙遠西伯利亞的經歷.整個流放的過程在他的筆下,並非直接描述為創傷與暴力l而是被包裹在一種孩子式的誤解,幻想與想像中.這種幻想起始於日常的打破,故事一開始,生活是平凡安穩的,直到"某一天夜半,有人敲門".這樣輕描淡寫的描述,掩蓋了其實那是蘇聯秘密警察帶走家庭的開端.成人知道那是歷史悲劇的引爆點,孩子卻只能用"來敲門的叔叔"這樣的語言來理解.而後途經火車與旅程的意象的洗禮,被載上牲畜列車前往西伯利亞,小男孩寫出像是去一趟遠程旅行,像過去到維爾紐斯一樣,出發去一個很遠的地方,那裡有很多雪,還有會唱歌的火爐.當然小孩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流放,自然也沒有與其相關的知識,念頭,想法,只是單純的以旅程與自然景色的角度來描述期間的困頓,飢寒.圖像中,火車既像毛毛蟲,又像一條帶著人遠行的動物,兼具童趣與不安.而後遭遇父親的缺席,這無論如何也能對孩子有影響.父親在故事開頭即被分開被帶走,孩子以爲爸爸只是暫時出差去了.這種自我安慰式的錯誤理解,既令人動容,也突顯出家庭被拆解的慘痛.從孩子角度來看,這是等待與想念.從成人角度來看,卻是政治清洗下的家庭破碎.而後開啟在流放地的生活細節.即便在極寒中生活,小男孩仍能注意到"會唱歌的爐子","有狼出沒的雪地",甚至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打鬧,組合唱團.他的語言雖不脫苦難,但時常出現想像與童詩般的跳躍句子,這種語言風格讓整體氛圍雖沈重卻不致壓抑,使讀者得以進入那段歷史而不被排拒.

                這部作品的深度與力量,來自於它巧妙地同時運作在兩個敘事層次上,因此讀者也應採用雙重視角來閱讀,即從孩童的純真眼光與成年人的歷史理解交錯進入文本.以孩子視角為敘事者,使讀者能以非防衛性的方式接觸嚴酷歷史.孩童看似不懂的語言反而能直擊人心,如以詩意文字形容車廂的擁擠與悶熱,讓人更強烈感受到真實情境的扭曲與不合理.這種視角創造出閱讀上的延遲衝擊,在閱讀當下你可能微笑於童言童語,但在冷靜思考後,卻猛然理解那是對政治暴力的稚嫩包裝.而成人視角的歷史補充可還原背景揭示意義.成年人能看懂孩子說不出的事,如父親的出差實則是遭政治清算,家庭的搬家其實是被強行流放,火車並不是旅程而是囚禁工具.成人讀者更能理解這段歷史背後的國族悲劇,立陶宛如何成為德俄之間的棋子,並在蘇聯佔領下經歷大規模菁英流放與文化打壓.而被監禁的日本人也不全然無辜,畢竟他們是因為入侵他國被捕獲的戰俘.書中看似個人家庭故事,其實背後是集體記憶的轉化與保存.雙重視角的必要性既轉化痛苦,也傳承記憶.若僅從孩童角度閱讀,容易忽略歷史的結構性與政治性,若僅從成人角度閱讀,可能失去文本那種詩性與情感張力.唯有兩者交錯,才能完整理解悄悄控訴與詩意抵抗之間的張力與力量.

                因此這本圖文書並非單純為兒童而寫,也不只是為大人留下歷史反思,它是部多層次,多語境的作品.孩童視角讓我們靠近創傷,成人視角幫助我們理解創傷.這種雙重閱讀方式,是進入這部作品的關鍵路徑,也是我們在面對它應持有的敏感與敬意.以上.

暴民法：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

 

暴民法：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When All Else Fails: The Ethics of Resistance to State Injustice, Jason Brennan)

               當你走在路上,突然竄出一個人攔住你,逼你或騙你吃下疑似有害的不明物質,如果有人主張此時你可以拒絕,且拒絕之外,你還有權反抗對方施加在你身上的強迫行為,若對方施以暴力,你也必有權利反擊,包括動武,你應該不會反對吧!?畢竟這是基本的防御性反擊.但如果當街逼你騙你吃下不明物質的人是官員,政府代理人時,你認為自己還有權反抗他的主張嗎?如果官員強逼硬騙妳,要你吞下,不吞要罰你,甚至要關你,甚至對你動武,你可以基於不願吃,反強制而起身對抗,甚至殺死強迫你的官員,政府代理人嗎?

             2020年9月,我國正式公告"乙型受體素"(瘦肉精)為禁止國內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藥品.也就是說國內的養殖業,畜牧業,並不被允許使用乙型受體素在飼養的動物上,違者將被處罰,罰金從6萬到250萬不等.這條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控制國內養殖肉品食安,不讓瘦肉精影響國人身體健康,因此此法既規範了養殖者的道德行為標準,也表現了正義的原則,在這法裡透露出的肉品道德標準就是"零檢出".

             但問題是,規定完全禁用瘦肉精於國內養殖肉品上的法令,卻不適用於進口肉品,進口肉品被允許可檢出瘦肉精只要不超過某標準,不但准予進口,且無需公諸其通路於眾,於是這裡就產生了一條"正義悖論".憑什麼養殖民眾被要求的道德標準竟比政府代理人還要高?因為養殖戶餵養出瘦肉精肉品要被罰款,法定代理人看到瘦肉精肉品進口不但沒事,還要設法協助隱藏它的銷售路徑.用這本"暴民法"上的觀點,我們應該問,憑什麼政府官員,代理人擁有道德的"特殊豁免權",因為法律對養殖戶的道德標準就是"零檢出",但是法律對農委會,衛生署官員的道德標準要求卻不是"零檢出"?本書作者Brenman提出的"道德平等論",主張政府代理人不具特殊豁免權,應該在道德上和一般人受同樣對待.因此如果養殖者有道德義務於一般民眾,憑什麼政府代理人可以不用遵從同等道德義務?甚至還對他們採用一個較低的標準?

             有人會說這有什麼問題嗎?因為既然規定"零檢出",就表示這物質在科學上確實於人體有疑慮,否則官方不會如此設定.法定代理人若知有某批肉品含有瘦肉精,且通曉它的銷售路徑,甚至是最終使用商家,法定代理人自己就可以按圖索驥避免去那個通路,商鋪買肉品.但其他廣大民眾卻因為不知道內情,可能會誤吃這批肉品.從這個角度看,這條規定就是惡法,它傷害了民眾,不公不義.憑什麼法定代理人自己不必吃的東西卻要讓民眾吃?因此,若要避免最基礎的不公平,法定代理人起碼需要公布那些有檢出肉品的通路,使用的店家,而若按真正的實踐"道德平等論",則根本不應該與允許瘦肉精肉品進口,因為法定代理人規定一般民眾的道德標準就是"零檢出",所以自己也必須遵守.

              如果一位陌生人強迫你吞下一顆你認為有害的藥物,你有權反抗,逃離,甚至施加防衛性暴力.那麼當政府代理人做出類似行為時,你也應有一樣的反應權利,這是Bernnan主張的政府並無"特殊豁免權"理論: 政府代理人不是道德上更高一等的人."暴民法"這本書談的就是如果國家強迫人民接受不願接受的風險(如含瘦肉精肉品),那人民是否可以用實際手段抵抗? 這些手段是否包括抵制,抗爭,揭露資訊,甚至破壞販售管道? Brennan不只承認人民有這些權利,還認為這些行為在道德上是無罪的.因為此時對人施展不公不義行為的人正是國家,所以一般人民根本沒有其他自我救濟的手段,唯一的方式,就是與政府對抗,我想這也是中文版會用"暴民法"的理由,畢竟在多數被教育的認識論裡,膽敢與政府對抗的潛意識會被視為暴民,在Brennan看來,真正的"暴民"往往不是那些抵抗者,而是政府代理人將正義踐踏於腳下時仍要強迫人民服從的那一方.這與公民不服從不同,Bergman認為公民不服從展現的一種公共行動.這麼做的公民在公開違反法律或規範時,都希望吸引人們的注意,期望大眾會因為其不服從行為而支持他之所以這麼做的理由.這樣的公民通常都會承受隨之而來的懲罰,但這不一定是因為他們認為處罰合理,而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懲罰能夠證明自己的真誠無私,或者能讓一般大眾因羞愧而改變立場.但是主張法定代理人無特殊豁免權的理論則是基於將人們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而撒謊,欺騙,偷竊,顛覆,摧毀物品,攻擊,或是殺害他人的各種不同的防禦性行動或"防禦性反抗"(defensive resistance),包括"防禦性武力"(defensive force)或"防禦性暴力"(defensive violence),主要論點是:政府代理人遭遇防禦性行動時不具備"特殊豁免權".

              但其實在Brennan於本書傳達的觀念裡,施展這些行為的人民可不是什麼暴民,只是主張自己天然權利的個人而已.不過,主張與政府對抗是個特殊的議題,很難說服大眾,因為,絕大多數的民眾都早已被教導成國家信仰的奴隸,不自覺,甚至不思考的認為,國家有絕對權力,擁有絕對天然最高超的道德性,是無可置疑,不可挑戰的絕對權威,它的代理人自然承繼了這份權威,所以不容且不可挑戰,遑論對抗,這本書敘事的困難點,其實並不在說明哪些政府的行為應當被反抗,而是把焦點放在何以政府沒有比較高的道德權威,就是不具備"特殊權威性",而這一點也恰是最難傳達給普通民眾的,特別是我們這種東亞國家,不論是傳統或是現代化國家,通常會刻意地灌輸單向式的愛國主義,強調自身國家,民族國家的不可侵犯性,不容置疑性.也就是本書開頭所解釋的政府的正當性與權威性,幾乎整本書都在談權威性,提出"道德平等論",認為政府,與政府代理人不應該具備超過常人的"權威性",還有這裡的德平等論與所謂的公民不服從沒有關係,政府濫權根本不用訴諸到國家認同,或是地位層面,一個簡單的瘦肉精檢出標準就能看出暴政的所在,它非國民黨,民進黨,或共產黨的專利,因為只要是執政者就幾乎存在著濫權的可能,甚至是必然,只是觀察者自己願不願意,有沒有心,看見那種濫權暴政的部分,還是只願相信自己的相信的東西,或少年認識後已僵化無法改變的意識形態,以致後來的任何教育與閱讀也無法改變其年少認識原旨的觀察者其實更為恐怖,可以說幾乎是政府濫權的另類幫兇.以我舉出的瘦肉精案為例,政府規定為禁制國內製造,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藥品,本來就具備正當性,可是偏要多一條外國進口肉品不在此限,而這就讓法律失掉了權威性,也使得原先法律立法的正當性瞬間蕩然無存,一個既無正當性,又無權威性的法令,本來就是惡法,民眾沒有尊崇的義務,此時就已取消了支撐政府代理人與庶民之間差異的基礎,政府的代理人便等同其他作惡的庶民,因此也必須以對待庶民的方式對待,如此一來才正義.更精確地說,是惡法迫使政府與人民彼此回歸單純的道德義務領域,鑲嵌於政治制度與法律的權利義務,此時失去了規範行為的權威性,剩下的僅是平等的人與人之間該如何對待彼此的考量.

              Brennan指出許多民眾都相信或誤以為有所謂的"特殊豁免論"(special immunity thesis)的存在.該理論認為我們在干預,試圖阻止,反擊政府職權代理人的不正義之舉時,需要額外負擔更多的責任才能說明自己是對的.但Brenman反對這種特殊豁免論,並主張"道德平等論"(moral parity thesis): 允許人們為了護衛自己或他人,而欺騙,顛覆,攻擊,殺害政府的(當然)代理人,或摧毀政府財產的條件,與允許人們欺騙,顛覆,攻擊,殺害平民,或摧毀私人財產的條件相同.道德平等論認為,正當護衛自我或他人免受政府代理人傷害的條件,與正當護衛自我或他人免受平民傷害的條件相同.特別是當政府的構成是由民主制度建立的,更讓許多人誤以為政府,及其代理人有某種道德優越性.Bernman基於以下五點理由來否定政府道德權威性.包括:1.政府官員並非比他人更有智慧或道德感; 2.民主選舉並未自動產生更正當的命令權, 3.被授權執法不代表可免於反抗, 4.制度的穩定性不能成為不公義的遮羞布, 5.歷史上多數政府正是壓迫的源頭.

             他主張政府的道德性需符合以下五點.首先是基於"道德平等主義",Brennan認為政府官員與普通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政府代理人不因其身份而具有道德豁免權,如果你不會允許一個陌生人強迫你吃某種食物,毆打你或拘禁你,那你也不應該允許政府對你做這些事,除非有非常強的道德理由.換句話說,政府行使權力時,必須接受與個人行為相同的道德審查.其次,Bernman主張"正當權威必須取決於正義".因為政府的命令只有在實質正義的基礎上才有道德正當性,一個法律或政策若是不公不義,人民就沒有義務服從.相反的,如果一個普通人要求你做不義之事,你可以拒絕,甚至反抗,那政府要求你做不義之事時,你也應該能拒絕與反抗.第三Bernman反對"政府特權主義".傳統觀念認為政府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特權,但Brennan認為若沒有良好的理由證明這個特權的正當性,這種"暴力壟斷"就是一種神話,如果一個警察違法逮捕你,你就有像對抗普通攻擊者一樣正當地自我防衛的權利.這與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服從社會契約"觀點不同,Brennan 認為社會契約不能合理地為不正義背書.第四基於"無義務服從理論"(No Duty to Obey the Law),Brennan在本書中延續他在"反民主"中的觀點,人民沒有無條件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尤其當法律本身不合理或傷害人時,他挑戰了傳統政治義務理論,認為僅僅因為某條法律是"國家制定的",並不能讓它自動具備道德效力.最後的第五個理由則是基於"抵抗的道德正當性",Brennan 主張若一個個人有權反抗侵害者,那他也有權反抗不義政府.抵抗可以是非暴力的,也可以在極端情況下基於比例原則,必要性,與無其他替代途徑等主張有限度的暴力行動.綜合而論Brennan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政府不是"特別的道德實體",不能自動要求人民服從.正義先於法律,正義先於國家.人民不只可以,而且有時應該在面對不義時反抗.

              相對的,Bernnan也提出反對傳統觀點基於實質同意論,假設條件同意論,公平論等主張人民需服從政府權威.實質同意論主張政府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實際同意其統治,這種同意可以是明示的或默示的.Brennan 的反駁認為絕大多數人從未明示同意政府統治,也沒有選擇退出的實際可能,因為搬家到別國成本極高,且選項非常有限".甚至認為"出生在這個國家就算同意"這種推論是荒謬的,它就像你被困在一艘船上不能跳海,不能因此就代表你同意船長對你的一切命令.默示同意需要有可行的替代選擇.否則就不是道德上的同意,而是被迫接受.假設條件同意論主張即使人民沒有明示同意,他們如果是理性人,也會同意這樣的政府制度,因此推定為同意.Brennan則提出假設一個理性人會同意某事,不能取代實際同意.否則我們可以說一個陌生人應該交出你錢包,因為一個理性人"應該"會支持某種再分配政策,顯然這種推論太過寬鬆,會導致荒謬的結論,比如有人提出你應該讓我佔你房子,因為如果你理性,你應該支持住房共享政策.".Brennan 認為,只有在當事人真誠,自由選擇下做出的承諾才構成道德義務,而不是基於他人想像你的理性推論.公平論主張你在國家體系中受益,因此出於"公平",有義務遵守政府法律.Brennan的反駁引用"不請自來的幫助不會產生義務"這一點來駁斥.就像有人替你洗車後索費用,你可以說:"我沒請你幫忙",你也可以說"我不想要你的幫助".受益與義務之間並非總有對等關係,強加的制度性好處,不等於自願接受義務.Brennan 強調,真正的義務需要來自於自願的參與和交換,而不是被動受益.

              Brennan 對這三種傳統理論的總體反駁可以濃縮為: "服從政府"不能只靠推論,推定或制度受益來正當化,必須基於真正的,自由的道德承諾.因此,當這些傳統理論都失效時,他主張人民面對不義時不僅可以拒絕服從,甚至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去抵抗政府.何況,政府基於前述等理由,未必然具備絕對的權威性,而Bernnan又證明了人民沒有天然服從政府權威的必然性,必要性,因此反抗,可以成為人民對抗政府不公不義時的一種選擇,政府及其代理人沒有特殊豁免權.權威不是非一即百,代理人更有適任性的問題,因此道德平等論才是合適的,而書的後續就根據這些觀點來進行各種理論測試,比如為何特殊豁免論是不可行的?人民為何可以對政府說不?該如何進行對政府不公不義時的反抗!法官面對法律上的不公不義該如何處置!以及人民的反抗是一種完全義務?還是不完全義務?有沒有強迫性?等問題進行細節性的討論.但我以為本書的最重點就在於去政府及其代理人的絕對權威性,找出人民反抗的必然性,與絕對性,必要性,其它都是圍繞於此主題的補充.

              這本書提出許多政府代理人不公不義的狀態個案為討論敘事主軸,因此不算是一本邏輯嚴格,論述關係緊密的理論性作品,它是根據作者稍嫌散漫的一些論點主張切割,再分項討論的,可能不具備某種嚴格學術性範疇的正確性,大體上是概念式的否定"特殊豁免權",然後再以諸多不同個案狀態分述.但這也似乎是不得已的做法,因為這樣觀點的通俗讀物若要普及化,大眾化,若選擇走理論論述,光是國家存在是否具必要性的問題都可以寫一整本書了,何況其他觀念的道德觀,律法觀,項目多到根本不可能讓這種"道德平等論"觀念普及化,因此只好以讀者能接受的個案方式來說明最簡略,但我猜,這類主張實在背逆傳統國家教育薰陶的認識論,應該獲得大多數人認同的機會不太高,倒是被極端主張者拿去餵養意識形態與行動信徒時才有某些發揮作用的時刻,起碼拿來當藉口.但那應該不是Bernman寫書,與主張的根本目的,他認為人們真正的障礙是對"政府權威迷思",以上.

叛離、抗議與忠誠

 

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Albert O. Hirschman)

              這本書的原文書名表達得很清楚,對企業,組織,國家衰退時的"回應"(Responses),那就是,叛離,抗議,與忠誠.這前面的解釋缺少了一個"回應"動作的主詞,這個主詞對政治領域的國家,政黨來說,可以是選民,是黨員,對一般組織來說可以是會員,參與者,義工,對企業來說,可以是股東,員工,與消費者.結合以上的意思就是當這些人感受自身所處環境組織中的企業能力,國家施政,組織效能有所衰退,或是提供的產品,服務大不如前時,他們可以採取的行動,這包括了exit,voice,與loyalty,也就離開,發聲抗議,與展現忠誠等方式.比如高鐵準點率變差,某種麥片的實質裝罐量變少,餐廳的小菜量縮水,或是公務人員的服務執行是速度變慢等等,消費者,員工,或是民眾會如何行動來對待這些所謂的"衰退"行為.exit就是換另一種品牌來消費,voice就是發聲向原廠商的衰退現象表示抗議,忠誠便是向廠商提供自己過去對於該產品的喜愛,藉由以上的行為來向廠商表示自己看見對方的衰退行為,希望廠商能有所改善.所以明顯的這其實員是一本關於管理問題的書籍,組織經營無效率或效率衰退時,底層的成員或消費者該如何應對,而組織高層面對底層這些應對行動回應時,又該如何應對.只不過,因為作者將它提出組織與解方的適用範圍擴及到到政黨,政治中,比如國家或政黨提供的服務或政見實踐上較過去衰退時,選民與國民的應對方式,與後續政黨的應對活動這些範圍上,使得Hirschman的觀點看起來就像一本被切入社會科學的書籍,突然有了深層的意義.但我以為基本上就是管理學上的行為與組織,這是必須先去魅之處.

              我所以說要去魅,是因為這類管理類的文章過去讀過不少,而且多半很枯燥,是在研究所時期專門開的論文研討課中,被所方選讀彙編的國外管理期刊論文集,而且不僅要閱讀,當時每週還設定有固定的人選針對所選的文章發表評論意見,看法,解析等活動構成一門課程,所以對我來說,這本書的內容型態並不陌生.作者Hirschman利用個體經濟學上的概念,包括無異曲線,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以及效用理論的概念到管理學中,來分析在這些Response之間,基於不同的組織,企業,產業狀態來找出組織成員面對組織衰退時的最適選擇,同時也分析組織在應對這些成員回應時該有的處置之道,沒錯,這本書談的就是這麼單純的東西,沒有那些被政治學者提升成高大尚的人類苦難解方的密鑰,甚至可以說跟大多數的管理學內容討論結果差不多,必須要視當下的狀態,才能找到適合的上述上層與底層各自的選擇應對方式,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而且此處所使用的經濟學觀念雖然很基本,但是把價格軸等同於品質軸的假設方式來定義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這樣的自創究竟有沒有問題,其實是另個頗值玩味的問題,但是,個人在這裏不想在這個議題上爭論,就當它是正確的引用轉換,因為不這樣定義,這本書也就沒有看下去的必要了.

              本書開宗明義的指出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中,從總體上看都假設,個人,企業和組織都具有從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或是合意的行為模式滑向衰落的傾向.在Hrischman看來即便基礎性制度設計的十分完善,但基於這樣或那樣的偶然因素,還是會導致人們不會總按照預期行事,恰恰是社會,組織管理中對這類隨機的隨意或潛藏的不良行為普遍存在的寬容的態度,導致當類似的不良行為大幅蔓延開來時,會進而導致整個系統的腐朽.也就是說無效率,或者沈淪是不可避免的,所謂的富不過三代,良善有效率的經營模式即是能夠持續,但社會狀態與結構的變遷,可能也會使得原有的方式顯得老舊,不合時宜,甚至造成落後.衰退雖不可免,但是人類卻未必能察覺,特別是在追逐"生產者剩餘"最大化的保障下,許多高層可能看不到相應衰退的出現,也因這個因素,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具有承接大量社會績效衰減的能力,至少在績效下降初期,它不會引起足夠的重視.Hrischman在這裡引入的一個名詞slack economy,鬆弛經濟的概念,就是指某些時候企業的衰退不是因爲總體經濟的因素造成,更多時候是因為某些個體管理,設計,銷售,勞工行為的不佳,會使得實質產出與理論產出出現差異,也就是說從經濟的理性角度,追求最大利潤是必然的,但是從管理學上看,"鬆弛"卻是無處不在的概念,在作者看來,組織不一定總是追求最大化的目標,因為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個體失誤,而這與跟人類社會的某種特徵有一定關係.

               基於完全競爭的假設,經濟學家首先沒有太關注鬆弛經濟,自然也不會過多關注機制失效,失能的問題,也就不會去探索"恢復機制"的問題.在完全競爭中,一個組織被淘汰,自然會被與之競爭的另一個組織取代.比如市面上有多家提供blog服務的網路公司,我就是因為兩家提供此類服務的公司停止這類服務,才會將部落格搬遷到此處,並不會去考慮那些停供服務的企業後續決策行為,也因此不清楚他們是否有進行所謂的恢復機制運作來增進效率,避免鬆弛,因為我選擇就是exit這個行動,而非voice.但是如果國內剩餘僅存的這兩家提供blog服務的企業未來要停止這類服務時,我該怎麼辦?因為很可能沒有下一家企業,下一個免費blog服務網可以讓我採取exit這樣的行動,所以必然只有採用voice或是Royality的行為路徑了,只有這樣才能一線留住他們離開市場的可能.因為exit可能在獨占,或是壟斷市場下是不可行的,無效的,或欠缺行動能量的.

               在鬆弛經濟偶然性和可修復性的基礎上,"叛離"和"抗議"做為衰退的兩種修復機制.表面上看起來,這兩種方式是互斥,抵觸,無法融合,且無法合作的,但根據Hrischman的觀察,這兩種方式之間彼此可以相關,甚至能相互利用,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叛離的採用可以提高抗議的能量,同理,抗議的作用有時能夠提升叛離的地位與使用強度,而只這是傳統管理學中所忽略的,這是因為企業與組織不總是完全競爭與壟斷這兩種絕對模式,大多處與之間的某種形態,即使是看似完全壟斷的國營事業,其中也有某些私營企業所沒有的制衡力量,能把抗議的力道提升起來.過去的經濟學家常認為"抗議"是一種天真且低效的舉動,而政治上則把"叛離"視為一種不忠,不負的背叛.Hrischman則將兩者共同作為組織衰退的恢復機制的手段,研究二者的優勢,缺陷和適用範圍,並在探討不同情境中兩者的最佳組合模式.

              "叛離"指的是消費者不再購買某企業的商品,會員不再隸屬於某組織的行為.企業衰退的具體表現為產品在成本不變情況下品質的下降,產品品質下降導致銷量減少.這種情況便是在經濟模型中體現為供給曲線不變的情況下,需求曲線左移,在價格不變時需求數量的減少,相當於消費者剩餘減少了.(從本書的附錄中,作者直接將品質下降,需求曲線左移狀態視作與漲價模型一致,雖然個人對此有異議,但此處就假設作者為正確).組織管理者可能會對銷量作出反應,但也可能不會立即反應,因為在品質衰減和管理者反應中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當然消費者對品質下降的反映不會是完全一致,會有一部分人選擇退出,叛離,用這種方式提醒企業.也有一部分人會留下繼續消費,從而保證企業不會立即土崩瓦解,而這種叛離的速度往往是取決消費者對品質敏感程度以及對產品的需求彈性而定,需求彈性越大,叛離的可能與幅度越高.但是叛離,同時也會取決於產業環境,使得判皮選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並不像經濟學家所期望的那麼高效,尤其在脫離完全競爭的模型時,叛離可能的效用就會快速減退.比如在前面的blog例子,產業在提供服務企業數量有限且都存在衰減的情況下,消費者退出只不過是從一個衰減的企業滑向另一個衰減的企業,而銷售動態上的平衡也會導致管理者無法獲得產品品質下降的訊號,這都將加速企業產品和服務品質的惡化.

              "抗議"則是指當企業的產品或組織的服務難以令人滿意時,採取直接向提供服務的企業或組織請願,投訴,或告狀等行為.既可以是溫和的表達意見,也可以是激烈的抗議活動.但是,抗議行動卻也是門藝術,有時溫和的低語可能無法將自己的憤怒與不滿傳達給管理階層,但過度疾言厲色又可能使管理者厭煩,或畏懼,反而讓管理層畏首畏尾無法行動,或者遇到僵固型又完全壟斷的管理狀態,根本就忽略抗議,無視其存在.因此就所複雜程度而言,"抗議"的形式和技巧是遠高於"叛離".但作者認為這恰好是我們需要留意的,因為叛離在過去往往被視為是較不佳的選擇,只有在需求彈性極小,退出成本較高,或者完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抗議"才會被放在選項的最前面.人們才會認真考慮"抗議"的作用.而Hrischman認爲人們其實可以在"抗議"不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優先選擇執行它,特別當"抗議"的方法簡單,效果拔群,成本低廉的話,就可以避免叛離舊組織的退出成本和尋找合適替代品的交易成本.因此,他主張對於一個企業或組織來說,建立一個有效的"抗議"通路,管道,暢通"抗議"的路徑其實格外重要,因為它能夠用最低,又高效的方式保留著成員,消費者.

                Hirschman在引入品質需求模型並與價格需求模型比較後發現,其實對消費者來說,品質下降並不能完全等同價格上升相,因為人們對品質和價格具有不同的需求彈性.有人在意價格,有人首重品質,因此面對品質下降和價格上升兩種情況下,採取退出行動的人未必是同一批人.價格上升時,邊際消費者可能率先退出,他們往往是對質量不那麼重視的人,而質量下降時,內邊際消費者可能率先退出,因為他們是對質量最在意的一群,於是這產生了一種"逆轉現象".內邊際消費者因為具有較高的消費者剩餘,所以會樂於對產品的品質提供看法與建議,但是一旦產品質量下降,他們往往又會因為敏感性而成為率先退出的那批人,簡單說那些最可能採取"抗議"的人也是最先"叛離"的人,這樣對一個衰退中的企業而言,如果在最重視品質之人"叛離"之後,沒有後續的"抗議"者能跟進,這無疑對該組織,或企業而言於是雪上加霜.此外,消費者的品質敏感度不是絕對的,品質下降不表示品質敏感者會立即"叛離",他們可能會先在某個品質程度內提出"抗議",一旦品質跌破心理底線才會選擇"叛離".但這樣的行為就使得"抗議"往往只能在遏止優質產品衰減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但在低質產品中被棄守.在書中,作者以公私立學校為例,來看教育品質的影響,"抗議"是遏止公立學校教育衰退的主要手段,但是一但公立學校教育服務衰退到常態品質之下,那麼跳槽到私立學校就家長民眾的首選.

               作者提及是否要引入競爭來緩解壟斷,這個意思其實是指採用"叛離"是否能改善壟斷組織的衰退?作者認為高度壟斷在某些情形下要優於鬆散式的競爭,這是因為退出有時對恢復於事無補,甚至會幫倒忙.在經濟學領域,壟斷往往意味著能以更高的價格生產更少的產品,但因為是壟斷,不愁沒客戶,卻會因此產生無謂的損失.但即使如此,壟斷企業也不出意外地存在著"鬆弛"經濟問題的可能,比如懶散,脆弱,低效等,壟斷性的國營企業甚至還有弊端的問題,但是基於是壟斷,所以此地可能並沒有採取"抗議"的空間,因為這種行為的動能要裹在此無法發揮作用,所以可能因此造成衰退問題無從下手,所以才會在此自問那麼"叛離"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Hrischman給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他之所以給出這樣的答案有兩個原因,首先有些壟斷組織對成員"叛離"並不敏感,比如一些表面上由國家買單,實際上是由納稅人支出的準公營機構,比如國家設立的媒體如中央社,央廣等,它們不用在乎自身的銷售額和利潤,更不介意收視率,因此即使面對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多元媒體,依舊能憑藉其官媒的身份巋然不動,顯出極為老大意識形態僵化的服務內容特性.其次,一些專橫又懶散的壟斷者可能更樂於看到某些人的"叛離".因為他們最在乎品質,總被壟斷者視為麻煩製造者,他們的"叛離",對壟斷者而言,是求知而不得之事.所以,為了避免壟斷者的固步自封,Hrischman認為此時更該強化"抗議"在促使績效恢復的角色作用,認為應該透過關閉"叛離"的大門來鎖定壟斷組織內的消費者,成員,迫使他們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發出"抗議"的聲音.而當消費者被鎖定在組織內部時,"抗議"機制就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作者甚至提出更激烈的推論,那就是若出於阻止壟斷企業的衰減而把競爭滲透其中時,所造成的弊害可能更大,這是因爲當引入競爭時,消費者就有了其他選擇,這樣壟斷企業與組織就更無動力進行改善.作者提出了政治上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南美的一些獨裁者巴不得潛在政敵離開本國,或退出政治舞台,於是藉由獎勵機制,提供那些移民外國的政客更多的金錢獎勵,鼓勵他們移居,這樣他就能夠一直在無競爭者的情況下,持續持有統治權力,唯這種因為競爭產生的"叛離",無疑具有對政治正途的破壞性作用.

                除了利潤最大化目標外,為了提高聲譽,減少敵對,企業或組織還會盡可能地降低消費者的不滿,找尋客戶,消費者"怨氣最小化"的目標.假設在一個壟斷企業種有A和B兩類客戶,分別擁有不同的品質偏好,當產品品質由A點向B點移動時,A類客戶的怨氣將會增加,但當產品品質由B點向A點移動時,B類客戶的怨氣會越來越大,為了讓總怨氣降到最小.企業往往會採取將自身產品品質制定於AB中點的方法,同樣地競爭條件下的企業也可以用這個模型來自洽.Hrischman將這樣模型進一步引入到政治領域,藉此分析了並介紹兩黨制選票與選民競爭的觀點,原先,兩個競爭的政黨會各自佔領選民特性分佈左方四分之一,與右方四分之一的位置來自我定位,但為了拉攏更多的選票,雙方都會試圖向中點靠近,因為就算是討好中間選民的觀點可能觸怒原本的極端支持選民,但是極端支持者因為無處投奔,不會選擇"叛離",而只能投票給原先的政黨.但是現實證明這種折衷式的考量可能並不能奏效,因為那些中間觀點往往顯得平庸,而極端的言可能更能吸引相同政見的人士為其搖旗吶喊,因此當政黨越來越向靠攏時,那些極端選民必然會採用極端的"抗議"手段,讓政黨蒙受一些傷害,藉此告訴組織,自身的不滿,也因此這種怨氣最小化的中間策略在競爭性的政黨中間的效用可能沒有想像中來得好.

                最後作者進一步提出"忠誠"的概念.那些能夠"叛離"卻不選執行"叛離"的行為都可以被歸於基於"忠誠"這個理由.因為"忠誠"既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遏制"叛離"的傾向,成為阻擋組織衰減的緩衝器,也能部分成員執行"抗議"的行為,成為組織復原的加速器.忠誠對"叛離"的阻礙是普世,非正式的.在某些情況下更能發揮效果,例如婚姻法雖然可以增加離婚的難度,但是守住婚姻在本質上還是需要忠誠的情感來維持.因此"忠誠"可能被視為是非理性的,但與同為非理性的信仰相比,"忠誠"其實內含算計,其實理性多了,它之所以讓人在可選擇''叛離"時依舊留守,一方面是出於退出成本和退出可能獲得收益的對比性,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對當前組織在未來恢復的估測.忠誠能提高退出的成本,從而矯正"抗議"與"叛離"之間的失衡.更重要的是,忠誠者的"叛離"其實潛藏著更大的威脅作用,它的存在反而會強化"抗議"機制的效果,我們把這種可能性稱為"叛離"威脅,忠誠並非一昧死忠,在堅持停留的時間裡,忠誠者發出的"抗議"實際上包含著"將要叛離"的威脅,而與"叛離威脅"相反,聯合抵制則是在"叛離"中包含"抗議"的成分,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忠誠.關於忠誠衍生出的概念有以下這幾種.首先,較高的退出成本將會導致"叛離威脅"和"聯合抵制"的無效.進入費用較高或入會審查較嚴格的組織中,成員們將難以及時察覺到消極衰減而導致的"叛離"和"抗議"行動相應滯後的現象,這種觀點和心理現象稱之為"無意識的忠誠".其次,組織的進入成本為零而退出成本較高時,成員的忠誠度往往較高,這是因為"叛離"成本較高往往會造成"叛離威脅"的失效,這使得類似獨裁政黨,幫派等組織既能打壓成員"叛離",又能消滅對組織的"抗議",不聽話的通通抓起來,特別在家庭,民族國家等組織架構下,因為進入成本為零,較高的"叛離"成本,或根本無法叛離時,反而可能會起到鼓勵"抗議"的效果,在家庭,民族等先賦性群體中,與生俱來的進入權為"抗議"的產生提供溫床,成員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往往顯得更強烈,這便是忠誠.最後,則是產品的公共性會影響成員的忠誠度.當組織或企業提供的產品具高度公共性時,一旦品質惡化,鬆弛經濟發生,成員即便是從組織中"叛離"也會繼續受其影響,同時因為成員的"叛離"將導致組織產品的進一步惡化,這種窘境使得成員不得不保持忠誠,並且採取"叛離"之外的措施來改善現狀.

              由Hirschman的敘述可以看出叛離,抗議與忠誠的執行作用都要基於各種具體的情境而別,往往許多的個案選擇上都不是非此即彼,反而常常必須是在特定條件下才有作用,而更換了前提條件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最終作者針對理想組合概念的提出三點建議.一是想要讓組織保有持續抵禦衰減的能力,就需要在設計依賴其中一種機制之下,同時兼容另一種機制的可行性.二是有的企業或組織也許應設計形成一個有序的循環週期,讓"叛離"和"抗議"輪流發揮作用.第三則是理想的調整組織行為的組合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因此,改善有利於"叛離"和"抗議"兩種方式都能順暢運作的設計,也許是很有好處的.從這些文字敘述中,可以看出這三點建議在實際執行上也是相當寬鬆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對抗衰退的頂層組織設計概念上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符合現實的設計可能一路是變動不羈的.

              正如一開始所說,這是一本從管理學組織行為角度來看相對有點枯燥的書籍,如果不是作者引入個體經濟分析的手法來解釋說明,同時又引入政治上的兩黨競爭,獨裁組織狀態來說明組織失效時的處理手段與各自的效果與可能,恐怕有興趣讀的人應該會更少,.它實際上沒這麼的難,就是一些組織行為概念上的組合,就我看來,是有點被人高估了可能性與可行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