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皆為贖罪：漫畫普利摩．李維 + 後加薩

 

餘生皆為贖罪：漫畫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Matteo Mastragostino & Alessandro Ranghiasci )+ 後加薩( The World After Gaza: A History, Pankaj Mishra)

                       2024年7月,Nature刊出一篇題目為"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 "的文章.題目的簡單解釋就是當我們一再反覆餵給AI大模型由模型自己以前生成的資料進行訓練,這個模型最終會崩潰.

                       牛津的研究團隊經由實驗證明,如果我們持續用 "AI 生成的內容"來訓練下一代 AI,模型會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因為經過幾次遞迴生成反覆的訓練,模型會逐漸忘記數據分布中的"尾部事件"(就是低機率事件),最終丟棄它曾經存在的事實.比如你讓 AI 生成 100 張狗的照片,可能有1,2張是稀有的品種,像格里芬犬,薩路基獵犬,其他98張都是黃金獵犬,拉布拉多.如果你將這樣的生成資料做為新的輸入去訓練模型,經過數次的反覆生成然後投入資料訓練後,AI最終可能只會記住最常見的品種,黃金獵犬,拉布拉多,稀有品種的照片將會從後來的生中徹底消失.最後隨着時間推移,模型會開始混淆不同的分布,演變成一種統計上的胡言亂語,生成的內容與原始現實數據完全脫節,變成無意義的噪點.

                        所以今天的人們幾乎每天都在生成各種AI文章貼上網路,不知道有幾萬幾十萬篇,如果開發大模型的公司在網路上爬蟲全部抓回,把這些AI生成文當成新的訓練資料,是不是不用太久,模型就自然崩潰無用了?以上這種現象,我們不妨將此現象稱為是"大模型自噬理論".

                        "大模型自噬效應"的影響當然會被AI公司列入來日修正模型的考量,只是我聽聞這種概念,首先想到的卻是人類社會裡會不會本來就存在這種自噬現象? 這種由生成數據反饋導致的智能坍縮,竟與人類社會對特定歷史記憶的重塑過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此次又是兩本書的合併心得,但這並非是設計來的,我原來是看"餘生皆為贖罪"這本漫畫,很快,一下便看完了,內容是呈現Primo Levi自述在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生活給教室裡一群孩子們聽的段落.雖然它跟過去一樣,引發大眾對猶太民族滅絕事件的省思.但是,主角可是Primo Levi,他雖然也應該認為這個猶太人歷史主題很重要,但是他主張的東西原比猶太人被滅絕要複雜,困難,與隱晦的多.在繁體書譯本中Levi的書有"如果這是一個人","滅頂與生還","週期表",寫的就是他從集中營生活裡得來的教訓與感悟,其中最大最主要的一條應該是:迫害者與受害者難以分別清楚,集中營中有自己的規則.

                        Levi在"如果這是一個人","滅頂與生還"中對受害者最深刻的反思中談到了"灰色地帶",他指出集中營內部的人際關係網並不單純,不能化約成"受害者"跟"迫害者"這兩個陣營.他甚至明言"外部有敵人,內部也有敵人,無法清楚畫出"我們"的範圍".李維在描述一位猶太通敵者時大膽斷定: 在他身上我們看見自己的倒影.他的模稜兩可我們也有,那是用泥土與精神所捏出來的混和物與生俱來的模稜兩可.他有的狂熱我們也有,那是隨著號角與戰鼓聲墮入地獄的西方文明的狂熱.他的這樣表示有一層暗喻,那就是從集中營活下來的猶太人並不一定是好人,也未必有較高道德地位.而這個現象,與這本"餘生皆為贖罪"表現的意象,顯然是有差別的,你看了漫畫,可能還是停留在納粹種族滅絕的殘忍,無人性,與對猶太人遭逢大難的憐憫.但Levi卻暗暗表示活著的人可能也是加害人,至少存在加害人的某種特質.Levi把奧斯威辛描述成"極權社會的放大版",在這樣的社會裡,權力的授予跟能力,品格無關.而是看誰願意服從階級權威,藉此贏得本來得不到的社會晉升.就給他大把的權力.他質疑邪惡的統治者與純粹的受害者之間大片的灰色良心地帶,會不會並非極權政體所獨有.他不禁暗暗思量那些與納粹勾結的人,會不會其實比我們所以為的更像我們,畢竟"權力與金錢也會讓我們神魂顛倒,讓我們忘記自己的存在有多麼脆弱". 他所說的"灰色地帶"裡,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距離縮小,邪惡與無辜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不幸的人必須承擔道德責任,涉罪的愧疚感令人難以承受.

                         既然Levi重複的意思表示是如此,何以Mastragostino與 Ranghiasci畫出的"餘生皆為贖罪"中似乎並未以此為重點,教師學生們體驗到是集中營的殘忍血腥.我自忖這種重點上的差異,一則是源於讀者的知識限制,一則出自這本漫畫作者解讀Levi生平與編輯協助上的失誤,可能他們也不清楚Levi主張的核心,但更有可能是讀者,作者,編者都被"大模型自噬理論"給帶偏了.而此時,我恰好看到了Mishra的"後加薩",這本"後加薩"裏頭多處引用Levi看法的地方,展現出許多不同於"餘生皆為贖罪"的內容,甚至可以說他的"灰色地帶"主張就是促使Mishra重述猶太復國意識形成,及其核心觀點演化變動的歷史的原因.Mishra認為可以說是自從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之後,整個納粹猶太大屠殺的意象與猶太復國主義必須連結的認知,被人為的導入世界,這才有了後人開始同情猶太人遭遇,普遍贊同他們在巴勒斯坦復國的認識基礎,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是受盡欺負,包括中東阿拉伯人的欺負,因此它們的復國是合乎正義之舉.但歷史事實上告訴我們,在此之前,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人巴勒斯坦的定居的現象,並不被世間多數人認為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甚至多數人並不太知道二戰中的納粹猶太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什麼,更遑論由猶太大屠殺所引發人們生理與心理的同情感之類的生興起,在1967年前的大多數時間裡,對猶太人歧視,反感,並不是德國一家之長,其實連美國人也鄙視猶太人,毫無當前美以兩國親密結合的概念.

                        Mishra所寫的文本中並未直接提及"大模型自噬理論"(Model Autophagy Disorder, MAD),但書中深入分析了猶太大屠殺記憶如何被"制度化"與"工具化"的過程,其中的運作機制與 AI 的自噬理論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當 AI 模型長期使用自身生成的數據進行訓練,而不使用來自真實世界的多樣化數據時,模型會開始失去對現實細節的掌握,導致輸出結果趨向平庸化與單一化,最終產生"樣本坍縮".Mishra指出"猶太大屠殺"這個記憶在美國與西方經歷了"美國化"(Americanisation)的過程.透過如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電視劇"納粹大屠殺"以及華盛頓特區的大屠殺紀念館設立,還有諸多相關的書籍,與影視出版,這段歷史被轉化為一種"通俗文化與標準化敘事".同時西方出版品與影視品就像是一個不斷自我複製的訓練集,當大眾對猶太民族的認知僅透過這些"已經過濾過,標準化"的影像與文字來獲取時,人們就不再接觸真實且多樣的猶太歷史,如崩得運動,世俗猶太文化或非西方猶太人的經驗.這種"記憶的自噬"導致世人對猶太民族的印象坍縮成單一的"受害者"或"大屠殺生還者",抹除了猶太民族同為複雜人類群體具有的多面性.這種機制讓所有不符合"神聖受害者"框架的猶太人經驗,比如對錫安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猶太知識分子的言行,或是在阿拉伯地區流亡生活的猶太人歷史,從公眾的記憶中被"剔除",最終自噬性的記憶體系只產出最標準化的,能服務於當前政治目的的印象.而猶太大屠殺印象反覆疊加自噬創造出對猶太民族的唯一認知框架,這種"記憶模型"會產生政治幻覺,因為模型中唯一的數據是"滅絕的威脅",所以日後當猶太民族面對任何政治衝突時,都會被人自動解讀為"生存危機",進而合理化極端暴力,因為必須基於自保這樣的理由,而這就像 AI 在封閉迴路中不斷強自身資料所產生的偏見,最終可能導致與現實完全脫節的決策.

                       Mishra雖然並不知道大模型自噬理論,但他還是用上了一個較為古老且類似的名詞:"集體記憶",而且引用的還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於"集體記憶"的詮釋.根據書中文本表示,Sontag對於集體記憶的認知是"根本沒有"集體記憶"這點事,所有記憶都是個人的記憶,無法複製的記憶,人死了,記憶也隨之而去.所謂的"集體記憶"不是記憶,而是"規約"(stipulation).規定這個很重要,事情發生的過程是這樣,連同整個畫面把故事鎖進我們腦裡".Sontag的意思用白話來說就是真正的記憶隨個人逝去而不可複製,所謂集體記憶其實是後人"規定"出來的一個標準化故事.這正如同 AI 模型在訓練初期使用的是來自人類真實經驗的"原始數據",真實記憶.但隨著時間推移,當社會(模型)不再吸收新的,多樣的個人經驗.而是反覆使用"已經被規定好"的官方敘事(合成生成數據)來教育下一代時,就會進入自噬循環.因此社會對歷史的認知不再是豐富的真相,而是被鎖進腦裡的"標準化畫面".集體記憶會忘記歷史敘述分佈裡的"長尾",那些獨特,非典型的個人經驗,特別是與官方期盼的集體記憶衝突的內容,官方的集體記憶敘事裡只能剩下最平庸,最符合規約的中心特徵的部分.這種被規約的記憶是一種"強行鎖進腦裡的畫面",它會讓人失去分辨真假的能力,德國與美國政府透過不斷重複這套規約,甚至產生了"看見並不存在的暴行影片"或將當前衝突強行套入二戰框架的"歷史幻覺", 當德國與美國不斷重複這套規約時,他們不只是在"記住過去",而是在"重新定義現實",導致他們現在看見加薩的廢墟時,腦中生成的標籤卻是 1940 年代的防衛邏輯 ."猶太大屠殺"就是當下人們對於猶太人,以色列建國被構建成當前認識,至少在加薩大屠殺之前的一種"集體記憶".如果模型在沒有外部真實數據,比如巴勒斯坦人的真實處境或歷史複雜性的修正的情況下,反覆以自身的"規約"進行訓練,它會將原本的偏見當作絕對事實,並在下一次輸出中表現得更加極端.這也就是形塑至今仍有許多人不認為以色列的加薩行動是暴行的主要前因."組織性的規約"反而成了野蠻霸權的幫凶,替當前的暴力與不公義搽脂抹粉.這就像一個過度訓練且發生自噬的模型,它雖然能流利的背誦"永不再犯"等道德術語,卻完全無法處理與當前現實(加薩災難)相關的新數據,因為它的邏輯已經在舊有的規約迴路中死鎖,失去了對"真實世界"的判斷力.而想脫離這種記憶桎梏勢必得留意被官方立場固化的歷史敘事,包括歷史教科書,文化政策與其衍生的文化商品,以及官方媒體的聲音.

                    總結來說,Sontag所說的"集體記憶是規約"正是社會層面的"生成數據".當一個社會過度依賴這些標準化的,具政治功能的"規約"來維持運作,而忽略了普世人性與他者的真實苦難時,社會的道德與政治意識就會發生"自噬性坍縮",它能完美的紀念過去的災難,卻對眼前的種族滅絕完全無感.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警告這種圍繞受害者身分打造的單一認同,會將猶太人從世界史中抽離,形成一種"無世界狀態"(worldlessness).當"猶太大屠殺"被視為"無與倫比"且"專屬於猶太人"的經驗時,它就無法與其他群體的苦難,比如殖民主義,奴隸制產生連結或共鳴.這種單一印象的建構,實際上是讓大屠殺記憶在西方的"文化實驗室"中不斷自噬,最終使得原本具備普世價值的"永不再犯"演變成僅適用於單一群體的口號,西方人們即使眼見加薩大屠殺,卻也不能產生相似的共鳴,反而扭捏畏縮的看着屠殺事件一再擴大,而這也是Levi的不解與防範之處.Levi作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還者,對以色列的態度經歷了從"情感親密"到"深刻質疑與憤怒"的轉變,他的質疑主要源於以色列領導層對"大屠殺記憶的工具化",以及"軍事擴張導致的道德墮落".Levi對當年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利用政府將大屠殺記憶轉化為一種"生存導向的民族主義",並以此作為對巴勒斯坦人動用不成比例暴力的"道德盾牌"表示質疑,他拒絕接受"為了讓一個猶太人活下來，就可以殺害二十個阿拉伯人"這種邏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進行難民營大屠殺時,Levi正走訪奧斯威辛,他沉痛寫道"兩次的經驗以一種令人痛苦萬分的方式疊加在一起",於是他開始質疑猶太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形象正迅速從"人人可憐的受害者"轉變為"凶殘的殺手",這種轉變不僅汙染了猶太人在全世界的形象,更會引發新一波的反猶偏見.他公開呼籲世人必須忍住在情感上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衝動,轉而*冷靜思索以色列當前統治階級的錯誤,並主張務必要擺脫這樣的統治階級.他甚至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從歷史來看,以色列是個錯誤".所以"灰色地帶"概念強調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有時是模糊且模稜兩可的是這麼產生的,他以此警告以色列若屈服於"不殺人就等著被殺"的野蠻求生邏輯,將會陷入"道德的瓦解與復仇的渴望"中,他對佔領區中的以色列士兵感到不恥.到了生命晚年,Levi的主張出現了重大轉向,他認為必須逆轉態勢,"把猶太世界的重心移出以色列,重新回歸到離散的猶太人身上".他擔心以色列的族群民族主義已成為一種"治不好的侵犯",像感染一樣蔓延,成為用之不竭的邪惡泉源.可以說Levi對以色列的質疑是基於一種"普世的人文關懷",他認為猶太大屠殺的教訓應該是防止所有形式的野蠻,而非賦予受害者實施暴力的特權. Levi在"滅頂與生還"中提出的"灰色地帶",最核心的恐懼是"特權階級的誘惑" .他擔心當受害者一旦獲得權力.會最快習得加害者的語言.而若你理解Levi相對應猶太大屠殺議題的主要與衍生主張後,便能夠立刻發現這本漫畫"餘生皆為贖罪"內容似乎有所偏狹,甚至只能算是"集體記憶"的某種延伸論述版本.漫畫中Levi在教室面對孩子們,這種敘事場景本身就是一種"規約式的教學",它為了"傳播教訓"而不可避免地將複雜的集中營人性簡化為"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對比,這正好印證了 Mishra 所說的"大屠殺的標準化敘事".

                      美國與西方的文化產業透過不斷重複的大屠殺敘事,正經歷一場"歷史記憶的自噬",這套機制成功地將猶太民族簡化為一種易於消費,具備政治功能,且能掩蓋西方自身殖民罪疚感的"模型數據"然而,就像 AI 模型的坍縮會導致智能喪失一樣,這種單一記憶的自噬也導致了當前西方社會在面對加薩悲劇時的道德失靈與認知偏見.但是這種自噬作用成為人們認知模型是怎麼興起與緣起的?何以西方要做這件事?這些問題的解答就是Mishra這本"後加薩"的所有內容.

                       既然"集體記憶"是片面的,那Mishra便敘述"猶太大屠殺"這樣的"集體記憶"建構歷史過程,同時順便引入相當多的個體記憶論述來破解它,構成了這本"後加薩". 理解"猶太大屠殺"很重要,但理解"加薩大屠殺"一樣重要,可比起這兩件單一事件,"後加薩"主張理解人類族群滅絕事件的動念,起因;解構集體記憶的創生源頭,與陰謀,才是後世能夠免除惡意循環這一切的關鍵.Mishra是以1967年爲關鍵的"猶太大屠殺集體記憶"關鍵轉折年.根據來源所述,猶太大屠殺在世人集體記憶中的地位並非一成不變,在1967年之前,這段歷史在公共領域中相對被忽視或壓抑,直到1960年代後,特別是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才逐漸轉變為當前這種具備"普世道德標準"與"民族認同基石"的敘事結構.

                       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20年,猶太大屠殺並未被視為一段獨特的歷史,當時"大屠殺"(Holocaust)一詞尚未通用,這段歷史被包裹在二戰整體的法西斯暴行中,世人並未將它與斯拉夫人,吉普賽人,亞美尼人或身障者的受難分別對待.這有它形成的社會因素,首先是戰後的戰略性遺忘,西方大國為了冷戰利益,迅速給予西德"廉價的赦免",以便將它納入對抗蘇聯的陣營,因此並未深究當年納粹罪行.其次是早期以色列的蔑視否定離散,強調猶太人的錫安主義信條,因此以色列建國初期的領導層,如本古里昂( David Ben-Gurion)追求陽剛強大的"新猶太人"形象,將大屠殺倖存者視為不願抵抗,被動走向死亡的"弱者"或"人渣",讓他們在公共領域中幾乎沒有發言空間,最後是美國猶太社群的低調,當時的美國猶太人努力融入美國社會,極力避免被指控"兩頭效忠",因此不鼓勵強調猶太受害者的特殊身分,但這種刻意靜默,在1967年發生了變化.

                       首先在1960年代初期,敘事發生了劇烈轉向,大屠殺記憶被賦予了極高的政治與道德重量, 這種敘事轉變先是由1961年的艾希曼大審判催化,審判透過直播將大屠殺的慘狀帶入以色列年輕人與全世界的意識中,旨在向世界宣傳"只有猶太國家能保護猶太血脈",本古里昂精心策劃這次審判,部分目的是為了將"阿拉伯人"與"納粹"掛鉤,為以色列追求核武等自保手段提供正當性.其後,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與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期間,儘管以色列軍力佔優,但領導層成功營造出面臨"第二次大屠殺"威脅的恐懼感,使得大屠殺記憶從個人的創傷轉化為"生存導向的民族主義",讓離散猶太人與以色列形成了強大的情感連結.而後,1970年代美國社會陷入極化,猶太裔美國人開始利用大屠殺記憶來形塑族群自豪感與政治影響力,對於許多美國猶太人來說,對以色列的忠誠與對大屠殺的紀念取代了宗教信仰,成為新的認同核心.其中還包括二戰之後德國透過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與大規模軍援來換取道德赦罪,將反猶問題"外包"給穆斯林移民,而美國則將以色列視為中東的戰略代理人,利用大屠殺敘事來壓制對其政策的異議.這些種種狀況條件匯總終於使得"猶太大屠殺"成為民族認同的基石,是"以色列特質"不可或缺的元素,比金等領導人將六百萬猶太人的橫死轉化為國家認同的新基礎.加諸"大屠殺的美國化",使它大成為美國公共記憶的一部分,並被轉化為衡量文明高度與道德健康的"普世標準".成為"道德屏蔽",這段記憶被"私有化"為以色列的道德資產,以色列領導人開始將阿拉伯對手描繪成"新納粹",並以此合理化對巴勒斯坦人的擴張與暴力.這種轉變是將一段"慘痛的過去"轉化為"政治工具"的過程.大屠殺記憶被從歷史脈絡中抽離,發展成為一種"強者生存"的邏輯,不僅改變了以色列的國家性格,也深刻扭曲了西方國家的中東政策.

                          Mishra的"後加薩"當然不是只是用來揭發今日加薩悲劇幕後虛假正義來由.其實根本上,作者身為一個印度人,他真正的寫作目標是揭露建構民族主義中想像共同體內含的卑劣與血污,虛假與偽善,並藉此批評印度由莫迪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屠殺伊斯蘭族群的過往."後加薩一方面固然是要揭開以色列不代表猶太人所有相關論述的唯一發聲角色,讓世人知道全球各地普遍存在著不認同以色列,及以色列錫安主義生存方式的其他離散猶太人,有著其他形式的猶太人生活,破解想像共同體的單一不包容性外.同時也揭發了西方世界族群的虛偽.Mishra幾乎用了一整部分內容去論述工業革命以降,西方社會面臨的各類國際政治,階級對抗,經濟發展困境等問題,是如何的被政治人物轉化爲"仇視猶太人"這樣的罪咎,都是猶太人的存在讓世界更壞,掀起大面積的仇猶思想.而德國不過是眾多仇視猶太人的一個顯例而已,起先並不特別顯眼,只不過一戰後陷入凡爾賽和約的約束,崩潰的經濟,需要一個替罪羊的出口,被納粹狠狠的利用.Mishra很清楚的說明英,法,比,荷在非亞地區殖民地所進行的種族統治,歧視,其實並不比德國對猶太人更仁慈,寬容,何以卻不用被追究過錯,糾正錯誤的種族主義,甚至時至今日,白人心中內核的種族歧視其實從未曾消減,所以那些東亞國家,包括中國的崛起,普遍被冠上搶工作,惡魔,壞念頭,邪惡的東方壞種,政客並以此作為議題,吸引那些受這類民族議題認同的選票.而更讓作者感嘆的,便是東方人自己中的許多人還藉著"東方主義"的視角,從西方人建立的觀點來看待自己,因此始終甘於侷限在這類西方糟粕思想的限制中.而在"後加薩"中一個關鍵點是,西方之所以如此執著於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是因為這成了他們在冷戰後維持"道德優越感"的最後基石.當加薩的影像打破了這套模型時,西方精英的崩潰不僅是道德的,更是"認知系統"的崩潰. Mishra 認為如果我們東亞或南亞人繼續沿用西方的"大屠殺唯一論"模型來思考正義,我們就永遠無法看見自己土地上的苦難,這是一種"認知的文化自噬".

                           在這本"後加薩"中,作者諷刺最多的就是那些聽命官方"集體記憶"來創作,聲援,協力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作家,記者,媒體人,他們都是威權信仰的真正執行者,哪怕他們滿口民主,自由,人權,和平,但實際上,他們不過是當代扭曲民族主義,族群屠戮運動的隱藏幫手而已.然而,作爲一個普通人,要跳脫這種四面八方都是官方媒體敘事下的閱聽環境其實不容易,或許新的AI時代,能帶來一些突破的機會,儘管它也受大模型自噬理論的威脅,但只要科技公司與技術不被統治者獨佔,就還是能有機會突破人為的"集體記憶"自噬理論的牽制.正如Levi一生所追求的,不是一套標準化的受難故事,而是對人性脆弱與權力惡意的永恆警覺.唯有不斷吸納現實中"他者"的真實苦難,我們的認知模型才不至於坍縮,我們眼中的"永不再犯",才可能真正落實在加薩,在印度,在世界任何一個正在流血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