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

 

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Displaced Memory,Displaced People, 藍適齊)

                     "無處安放的記憶"這本書主要在書寫一件事,那就是"Recognition",書中在學術語境將"Recognition"翻成"肯認".不過這樣一來就更模糊了,別說對非母語的我們而言,Recognition這個單字不常見.事實上連究竟什麼是"肯認",或許中文比原文更難一眼看穿,它也不是常見的中文用詞.我有限的知識只能以最白話的方式,將"肯認"理解是"認可"的意思,帶有社會科學中"承認"的意涵,如果配合這本書的上下文則可以更進一步將"肯認"解釋為"承認存在","正式認可",或是"給予應有的重視與尊重"的意思.這本"無處安放的記憶"就是希望我國大眾與官方願意以公開的方式"肯認"一段歷史,藉由公開認可,承認這段歷史的存在,進而"肯認"在這段歷史中曾經出現的人,事,物,與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

                     這段歷史從小的地方說,就是"肯認"歷史上曾經存在一群台籍日本兵,軍屬,軍伕,他們曾遠赴它地參與二次大戰的作戰,稍微擴大來說,就是承認台籍日本兵在戰中曾經協助日軍攻擊,殺害虐待盟軍,與中華民國國軍的士兵,與東南亞地區各國人民,然後因為這樣的行為被審判,入獄,甚至處死的歷史事實,往更大的方向來說,就是承認當前的中華民國台灣主要是由兩群在1937到1945年的中日戰爭間,彼此互為敵人,由交戰雙方的人民組合所形成,因此他們彼此之間對於二次大戰的記憶與感受其實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需要"肯認"這段歷史?作者認為長期以來,所謂的二戰歷史在官方的記載,敘述方式都只有一種角度,我的理解以白話揶揄的方式來說就是"從南京看天下".而這個角度觀看歷史,書寫它,或由此而展開的論述發想,其實與二戰時期居住在台灣的人所見到,聽到,被指導,被灌輸的認識是不同的,而實際上當時台灣人民大多數並不是參與國軍的行列,而是敵方.當歷史的攝影機鏡頭只架在南京時,台灣島上的空襲,拉伕,南洋叢林的掙扎,就成了鏡頭外的盲區.往更大的時間來說,就是那51年被殖民統治的時間,不管你要稱為日殖,或日治,就是當時主導在島上居民所見所聞認識天下的方式,與後來存在單一角度"從南京看天下"形成的歷史認識上的不同.作者指出國民黨政權為了統治需求,透過"強制的失憶"抹除臺灣人的二戰經歷,認識,,換取脆弱的政治團結,卻導致臺灣社會長期缺乏同時存在的兩種不同歷史認識基礎的事實,這導致了某種集體認同衝突,與個體認同與認識的失落與混亂.

                      然而若從更廣的角度觀察,我認為當前的政權似乎正進行著某種反向操作,同樣透過"強制失憶"來抹除"從南京看天下"這個群體的認識,及相關的人事物,因此使得本書作者所稱的集體認同衝突持續延伸,國無寧日.作者提出藉由"肯認"這段二戰歷史的另一個曾經存在的認識角度,與人事物,讓不同史觀在"論爭型記憶"的空間中對話,台灣才能真正走出無處安放的歷史傷痕,達成跨越國界與世代的歷史和解.

                      作者指出戰後臺灣的二戰敘事長期由"抗戰史觀"壟斷,將所有軍人塑造成"國家英雄"與"烈士",但符合這種觀點的軍人僅限於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軍隊.相比之下,曾為日本效力的20萬臺灣人,包括軍人與軍屬,則在制度與象徵層面上皆被排除.因為他們雖然同樣當過兵,卻不屬國軍,不能被稱呼為"榮民",不能領受"退輔會"給予榮民的福利與照顧.在"忠烈祠"與"秋祭國殤"等國家儀式中,紀念的是抗日烈士,而臺籍日本兵雖然也犧牲,但因為屬於敵方所以不可能被承認為烈士,官方當然不可能由此幫他們設立紀念物,或追思儀式,活動.於是這群亡靈,與他們的遺族等於無形的默默被從歷史紀錄與紀念儀式裡消失,彷彿他與他們不曾存在似的,或像是獄中的乏人記憶的死囚.而國民黨政府想創造這種"失憶"並非偶然,隨性,而是符合他的統治需求.因為這種失憶首先能夠創造政治赦免(Amnesty),遺忘使政府得以"寬恕"台灣人在戰爭中對抗中國的行為,停止對漢奸或戰犯的起訴,以換取與台灣本地人的合作與團結.其次"強制的失憶"可以產生身分贖回(Redemption),透過遺忘台灣人的戰時經歷,能有效的進行去殖民,去日本化,國民黨得以將台灣人重新納入"中國人"的框架,轉化為當時急需的'反共力量",作者引用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ceur)的觀點,把國民黨的執行方式稱為'強制的失憶"(forced amnesia),這種做法雖然為了社會和諧,卻實際壓抑了真實的記憶.

                       這種強制遺忘導致台籍老兵成為"不被肯認的一代",在長達數十年的噤聲中,老兵們失去了與社會分享記憶的機會,他們的生命被定義是不能公開談論的非醜聞的醜聞,而這種現象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嚴重的歷史不正義,事實上如果沒有媒體與出版的討論,可能根本很少人體會到存在這麼一個群體,與他們的遺族,加上"從南京看天下"的觀點創造的認識論隱含就是"他們是為敵人服務,想討賠償與尊重,請找日本政府",所以基本上也無視他們存在的事實,更難體會他們身上的苦難.但作者認為從地域共同生活空間的觀點來看,難道不該認為社會欠他們一份遲來的尊重?對他們而言,"肯認"不單只是金錢補償這種面向,賠錢當然不需要國民黨政府給予,但"肯認"也包括對他生命價值與歷史地位與存在的正式認可,難道當前政權連這個也不能給?因此,作者提出"肯認",就是在提出一種對單一史觀與強制失憶的質疑.如果同時承認兩種歷史認識呢?從作者的角度,即使官方不願承認,但公開的大眾與民間機構,或許可以思考從"存在"的角度來為這些二戰台籍老兵,海外亡靈,立碑,立館來紀念,或者定期舉辦追思,藉由行動"肯認"歷史,與相關的人事物,其實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們真的曾經存在,而"肯認"就是後續一連串彌補正義的開始.

                        這本書既然在強調了記憶的倫理責任,自然不能只是單一面向的.作者引用阮越清的觀點,認為"少數族群論述"不應只關注自己受到的傷害,也必須面對自己曾造成的傷害.對於台籍老兵的歷史,除了記得他們身上的苦難,同樣也該反思在日軍體制下,這些台籍老兵可能涉及的戰爭罪行,他們有苦難,也給別人帶來,創造苦難.作者發現一個特殊現象,在戰後英國審判的台籍戰犯中,有半數未使用日本姓名,而是使用以福建話或廣東話拼音的中文原始姓名,這在當時推行皇民化改姓名的背景下顯得不尋常,這種姓名識別隱含了另一種戰後審判與罪責認識現象,就是許多東南亞當地受到日軍迫害的人,往往指控"台灣人比日本人還壞",進而使得台籍戰犯得到比日本人還嚴重罪咎與刑期,這是因為大多數的台籍戰犯是通曉多種語言而被日軍派去當通譯,因此每當日軍要抓捕,刑求時,由於通譯是日本長官與被殖民者,戰俘之間的直接溝通橋樑,他們被迫傳達高壓命令,甚至參與刑求.這使得他們在戰後成為受害者最易指認,也最容易遭受報復的"加害者"代表,反而使得這些通譯在戰後更容易被當地的華人被害者指認,成為"比日本人還壞"的象徵,進而落入嚴酷的法律審判中.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一方面確實如作者所言,是角色位階創造的,但另一方面實際上戰場現象,可能並沒有被作者更多考量進去,比如"平庸的邪惡",結合作者的另一存在的史觀角度,即存在"皇軍榮光"自詡者,台籍日本兵基本上仍是殺人的,有戰爭罪行的,他們可能如作者引用潘進添的案例"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說明台籍軍屬在軍隊階級中處於最底層,對於日本軍官的非法命令完全沒有抗拒空間,最終因服從命令而涉及戰爭罪行,但也可存在始終被淡化的自發性屠戮行為,比如戰俘監視員,也就是他們主動或因戰場角色對他人的傷害,而這也是一直被刻意"強制失憶"的部分,而且是日中台三批統治者連續強制失憶的串連.

                          其中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籍戰犯的處理態度極為被動與模糊,初期並未強烈主張台籍戰犯的中國國籍,甚至消極接受澳洲將他們"發還原籍"送往日本執行刑期,導致這群人被歸類為"日本戰犯"而非"本國國民",政府後期的積極態度,雖然稱是受到內部輿論壓力,但實際上恐怕還是為了"反共"與"反臺獨"的意識形態需求,擔心獲釋者被敵對勢力利用,也就是"從南京看天下",這群人是自己人就什麼都好說.與官方的冷漠不同,台灣民間,主要是家屬與民間團體傾向將這些人視為"無辜的戰俘",而非戰犯,家屬在陳情請願中,刻意淡化"犯罪性",強調他們是被日本強徵的受害者,並以"家庭倫理"為訴求,強調其作為兒子或父親的贍養責任,以此形塑出這群生命"值得哀悼"的價值.這種民間建構雖然成功引起關注,但也因過度忽略法律責任與戰爭經驗中的黑暗面,導致戰後台灣對二戰的集體記憶出現片面性,阻礙了對戰爭正義的深層反思.作者呼籲我們除了記得他們的苦難,也應誠實面對他們在體制下造成的傷害,才有可能建立更完整的戰爭記憶.另一個強制失憶則來自日本官方,戰後日本政府對於日本本土的軍民遣返者(引揚者)有完善的救濟與補償政策,但對這群曾為帝國納稅,奉獻的台灣平民卻完全置之不理,將他們視為外國人,當然大多數後來也真的變成外國人,日本人連自己的罪行都承認得很模糊,更別提要認下他們殖民軍屬,軍伕的行為.作者認為,這群台籍日軍是最被忽視的一群,他們在戰時或受到脅迫,或戰死,或被盟軍拘留,被當戰犯審判,戰後卻得不到日本的關注或補償,這種棄民狀態是日本與英國等帝國未盡的殖民與戰爭責任.至於你要當前的統治者自動說出台灣人曾經在二戰中刑虐殺死外國人,恐怕也是有難度的,所以我以為台籍日本兵罪行的歷史強制失憶是日中台三方政權並未協商的共同舉措.

                        其實這書裡的歷史記憶多數時刻就是指得由官方構建的歷史敘述內容.作者在書中開了專章討論了形塑台灣人對戰爭記憶的工具,就是來自兩個政權的教科書.我不打算重複那些論述的內容,但個人以為這種利用教科書形塑國民認識論的現象大概是民族國家必然舉措,所以對於台灣人來說,我以為教科書做為民族建構工具的角色還在繼續,現在的政權所構建教科書歷史認識的方式與日本殖民者,或者國民黨政權在人文重心,多元敘事,符合普通常識邏輯與知識並不會特別不同,基本上仍是隱隱以排除他者概念為主體論述.所以我們只限於本書內容,作者認為關於二戰記憶,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掃除奴化教育,推行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戰爭敘事,核心目標在於將台灣人的歷史記憶把日本帝國建構史觀連根拔起,轉而納入中國的民族主義框架.藉由教科書將定義日本邪惡的侵略者,而中國則是保衛文明的正義陣營,讓人民自感屬於後者,然後關於二戰中真實經歷的歷史記憶就被強制的轉化或遺忘,但實際上,二戰中台灣人經歷的苦難沒寫在教科書中,教科書中中國人民的苦難與他們的經歷根本不一樣,對戰後在台灣成長的世代而言,二戰變成了一場發生在"遙遠他方"的他人故事,台灣人成了歷史中的旁觀者.這種割裂式書寫導致台灣人喪失了自身存在於歷史的主體位置,由於官方敘事抹除了台灣人的真實記憶,使得台灣人與1949年後遷台的大陸民眾之間,缺乏共同的"苦難記憶"與歷史基礎.並且呈現出為他人的苦難紀念哀悼,卻要在公開場所中隱藏自己的苦難與歷史經驗,作者以為這正是當代台灣國族認同衝突與歷史想像分歧的深層源頭.同理,我以為這種分裂式的抹除方式正被當前執政者作反向運作,所以可以想見認同衝突與分歧還會繼續持續,直到意識到這是種錯誤方式而修正,或是被另一個強權歷史意識再度強制遺忘與清洗.殖民時期透過納入台灣人於帝國敘事來建構認同,而中華民國政權則透過抹除與壓抑,使台灣人在自己的戰爭記憶中被逐出,最終導致了戰後半個世紀歷史主體性的真空與斷裂.

                          於是作者主張台灣的二戰記憶應該跨越國族的狹隘界限,放回"國際與平民"的脈絡中討論,他認為"抗戰(勝利)"與"(台灣人)參與戰爭",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觀,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與重視,我們應同時紀念空襲中的平民,也紀念在戰場上犧牲的各方人員,當我們不再以國族分先後,而是以"人"的痛苦出發時,不同陣營的戰爭經驗就能從"衝突型記憶"轉化為"論爭型記憶",進而達成跨越國界的理解與和解.而概念約化成實際的做法,可以包括承認口述歷史的"肯認",透過讓台籍老兵親自發聲,口述歷史計畫不僅是保存見證,更在學術與社會意義上給予這群人一種遲來的被重視感.另一種更實際的做法是由政府帶頭向日本政府爭取責任與補償,老兵們直言批評日本戰後只關注自身的苦難,卻拒絕補償與認可過去效忠帝國的台灣人,這種"欠債不還"的態度,揭露了日本殖民論述中"一視同仁"假象的破滅.一種可能遭遇抵抗抗議的方式則是公開的為這群台籍日軍舉行公開悼念儀式,作者提出一個深刻的觀點,戰後台灣缺乏一個公開悼念二戰戰歿者的空間,導致三萬多個"遺族"家庭長期處於一種"未了的關係"中,由於沒有遺體與正式墳墓,遺族們珍藏著如頭髮和指甲,日本靖國神社發來的"合祀通知書",或者"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等物件來悼念親人,這些物件是證明親人曾經存在,且其死亡"值得哀悼"的唯一證據.作者引用巴特勒的理論,指出過去的官方框架否定了這群生命的價值,重建記憶的過程,就是重新賦予這些被遺忘的生命應有的"可悲傷性"與尊嚴,而公開的儀式是最簡單公示大眾的一種表達,他們曾經的存在與事實,書的最後作者以日本,馬來西亞等地的一些民間機構,教育單位基於地域性,打破民族性的觀點,舉辦了許多有關紀念二戰傷亡者的儀式,或公開活動為日後本地可供仿效表達"可悲傷性"公開儀式的參考.這是因為若一個社會的記憶基礎是割裂的,它後續的政治與社會運作將支付極高的摩擦成本.因此雖然民間先發的儀式示範,離正式的官方表達很遠,但應該也不失為是一個有效的起點.

                           全書最終呼籲當代的台灣社會應承擔起"記憶的責任",我們不應該只記得受過的苦難,更要誠實面對作為"牽連性的主體"曾造成的傷害.唯有放下單一國族的偏見,改以"地域性"與"普世人道"的視角來包容多元的戰爭經驗,讓不同史觀在"論爭型記憶"的空間中對話,台灣才能真正走出無處安放的歷史傷痕,達成某種跨越國界與世代的歷史和解.雖然個人以為作者的論點與出發點都很好,但是單憑舉目所見周遭妄生的國族主義,個人難免也會覺得這種主張是有點naive了,或者可能只會被人拿來做為半套的政治工具而已.所以作者提出的“論爭型記憶"在學術上提供了和解的藍圖,但在現今國族主義煽動與政治工具化的現實下,如何避免這種多元史觀被截取為另一種政治攻擊的籌碼,仍是書中未竟的難題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