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頭：唐人街黑社會與美國夢的史詩故事+ 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

蛇頭：唐人街黑社會與美國夢的史詩故事( The Snake 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atrick  Radden Keefe) + 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 潤日（ルンリィー）―日本へ大脱出する中国人富裕層を追う,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

                    "蛇頭"與"潤日"是兩本各自獨立的書籍,作者國籍不同,"蛇頭"作者Keefe是美國人,媒體撰稿者.而"潤日"則出自日本新聞人舛友雄大.兩者所述的時代,地點不同,"蛇頭"是1990年代的紐約,而潤日則是2020年疫情發展前後的日本.但兩者觀察或故事焦點卻是一致的,就是當地出現的大量華人"新移民",成了那個時代當地媒體關注的一個議題.

                    "蛇頭"故事以 1993年6月6日凌晨發生在紐約皇后區洛克威半島的海難揭開序幕.一艘名為 "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的老舊貨船,載著近300 名非法移民,在離岸約一百碼的沙洲擱淺.由於原本接應的小船沒有出現,船上的移民被迫跳入冰冷的海水中試圖游向岸邊,最終導致10 人溺斃.這起事件在美國媒體即時播送下,震驚全美,也讓長期潛伏在唐人街陰影下的"蛇頭"貿易曝光. "潤日"則以作者親赴東京八王子市發現好友"Akid"(王懿)孤獨死後的現場開場,引出2019年後某些移居日本華人中帶有強烈目的性的非虛構文學色彩,顯然這不是巧合,兩者皆將這"悲劇"視為調查的"原動力". "蛇頭"透過船難引出背後錯綜複雜的人口偷渡關係網."潤日"作者則直言Akid之死是他對中國興趣"從熄火狀態提升至前所未有程度"的起點.推動他去探究這群"潤者"的集體生活全貌分佈.

                       由於兩者皆是故事推動,這裡試著將兩段移民看成是一種時代的變遷,來看華人移民的背景變化.根據"潤日"與"蛇頭"兩本書籍的直擊調查與歷史紀錄,我們可以將兩代中國移民離國的共同因素,劃定在對自由與更好生活的恆久追求上.無論是30年前還是現在,"追求自由"與"改善生活品質"始終是中國移民的核心驅動力.但是,這裡所謂的"自由"並不是我們這些外人以為的那種政治自由,更多的是對於"個體生命財產保障"的殷切.1990年代的移民包含躲避一胎化政策,強制結育,墮胎的農民,或者偶爾獵見資本主義帶來的物質感受的誘惑.而當代的去國"潤者"則是在對於未來不確定感陡增的恐慌下,在既有的財富保全,後代安穩生活上尋求自由的保障.這主要源於習近平政權下日益收緊的社會監控.言論限制及疫情"清零政策"帶來的窒息感,另外就是富人,中產階級的逃離,他們則是因為經濟成長放緩,中共當局恐貧富差異感可能產生的底層動亂而對"先富一代"的壓制.而兩代移民,不論貧富,都極其重視子女教育,早期移民透過辛勤工作希望子女在美國翻身.現代移民則是為了讓孩子逃離"雞娃"式的病態競爭"內捲"與思想教育,或者採取彎道超車的策略(以國際生名義申請清華北大,可能比以河南考生身份考上清北容易太多,就是一種彎道超車概念),尋求更人性化的教育環境.

                     兩代移民的相異點則從"生存壓力"轉向"安全感缺失".兩代移民在社會階層,離國動機的本質及目標國家的選擇上有顯著差異.第一個差異可以說來自移民目的.30年前的華人移民,我們能將他們簡稱為"生存型移民",主要是來自福建,廣東農村的底層勞工,農民.他們面臨的是絕對貧窮,為了賺取比家鄉高出數十倍的薪資,不惜舉債透過"蛇頭"偷渡,目標是去美國"淘金".而現在的"潤日","潤泰"移民則可以稱為是"避險型移民",避免型移民的主力是富裕階層,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基本上沒有窮人,他們在中國已有可觀資產,離國是為了"資產保全"與"規避政治風險".如馬雲等退休企業家,追求的是財產私有制保障及醫療與食品安全.從教育觀觀察,30年前移民多為低學歷者,希望孩子在美國接受教育以改變家族命運,現在則是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他們不滿中國教育體系的"中考分流"與"填鴨",主動選擇日本的國際學校或名門中學,將日本視為"第二學區".兩代移民身份第三個相異點,則是對政治環境追求與心態的轉變.30年前當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許多人仍對母國經濟成長抱有期望,對政治無知者為多,移民多被視為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因素主要集中在"六四"後的短期震盪或一胎化政策的壓迫,而現在"潤者"移民帶有強烈的"逃離感",新冠封控展現了國家對個人生存權的絕對控制.讓中產階級意識到個人財產與生命隨時可能收歸"國家所有",這催生了"潤學",將移民視為一種"物理救贖".第四項差異則來自移居目的地選擇與移民門檻的變化.30年前美國幾乎是唯一的"金山",要不就是偷渡台灣賣淫,偷渡費用高昂,過程極其危險,金色冒險號的船難就是這樣的產物.現在移居的選擇則將地理鄰近,文化相近,物價與教育相對便宜,等因素列入考量,加上簽證政策較歐美放寬,比如提供"經營管理簽證","高級人才簽證",所以日本,泰國成為熱門目的地.雖然"走線"偷渡型的移居美國的現象依然存在,但"潤日","潤泰","潤歐美"更多的是透過合法的商業投資手段.

                   從這兩本書可以看出30年間中國移民的離國因素已從"為了活得更好"的經濟動力,轉化為"為了活得像人"的自我追求與安全防禦,早期移民是為了在國外扎根生財,而現代的"潤日"群體中,許多人更像是將日本視為避風港,若環境改變,仍可能隨時移往他處.所以我們能在此看到更大的兩代移民的差異,就是90年代的華人移民,就業與群聚的現象偏向他們傳統中的所能,也幾乎形成了一個華人集體,以"唐人街"為主軸分布.反之,當代的移民則根據自身在國內的階級狀態,平行移動到新的移民地複製,中產也不可能與富人交流,甚至富人刻意避開華人移民聚居的地方,遠離"中華街"就是最佳選擇,就業分層更是不同,這反映了中國社會從"物資匱乏"轉向"資產避險"的結構性變化.

                    90年代移民生存驅動的目標在底層翻身,未移民前,他們是農村的底層與絕對貧窮者,身分多為農民或漁民,受教育程度極低,完成高中教育者不到 10%,在中國經濟改革中處於"相對剝奪感"強烈的階層,由於身無分文,離國通常是靠向親友舉債支付高昂的'蛇頭費".所以移民後,面對高額的債務,他們通常只能立即投入高勞力密集的唐人街經濟,因為偷渡者沒有合法身分,只能從事不需英語能力的底層勞動,具體職業就是在中餐館洗碗,在成衣工廠當裁縫,擔任外送員,或在就業中心尋找最低薪資的體力活.由於積欠債務,常被幫派,比如書中的福青幫僱用為打手,或從事勒索,保護費等非法活動."潤日"世代的移民者則大不相同.他們移民的主要動力是基於避險驅動的資產轉移,因為未移民前他們不是都市精英就是資產階級,屬於鄧小平口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族群,主力是來自一線城市上層中產階級,富裕階層與知識分子,包括媒體從業人員,科技業工程師.大學教授或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擁有龐大資產,僅靠賣掉中國一套房產即可獲得數億日圓的啟動資金.所以移民後,他們多數從事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平行經濟工作,由於多透過合法的"經營管理"或"高度專門職"簽證入境,不但能以專業在日本居住,還能."爆買"東京,大阪的豪華大廈,更開設不動產公司服務其他中國買家,或為了孩子升學,在日經營"補習班",開設國際學校諮詢服務,其中最不透光的暗黑工作大概就是只有透過"地下錢莊"進行跨境匯兌,建立管理資產,或併購日本中小企業,投資股市.部分文化人,或者知識份子移民則開設獨立書店,從事 AI 軟體開發或經營 YouTube 自媒體.總之,30年前的移民是為了脫貧,在異鄉從事最底層的體力勞動以求生存.而現在的"潤者"是為了"避險",帶著在中國累積的龐大資本,在日本建立起一個自給自足,從房產到教育都與原本階級對接的"平行社會". 

                     另外我從這本書的閱讀中,衍生出兩個主要觀察與作者觀點略有不同,第一個我以為當屬這兩代相距30年的中國移民在民族認同上呈現出從"同鄉連結"轉向"意識形態兩極化"的演變,即當前雖然仍有強烈的中國認同者,但對於移入國的歸屬感已發生顯著變化這種論述,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30年前的移民的民族認同更多建立在地緣與家族連結,而不是宏大的國家民族主義,受制於個人智識認識,實際上也不可能有超越生存地的認同認識,同鄉認同大於國家認同,他們在紐約唐人街建立的是以"方言"和"同鄉會"為核心的社群,對他們來說.對中國的歸屬感主要體現在"匯款回鄉"和"回鄉建豪宅"的榮宗耀祖觀念上.但通常會努力學習移居地語言,希望能融入日本或美國社會以求生存,儘管他們仍維持著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民族認同是一種被動的文化慣性,而非主動的政治表態.現代移民則在民族認同上呈現極端的兩極化,且對移入國的態度更具"工具性",小粉紅與激進民族主義者就種極端的外顯.即便身在國外,他們仍強烈擁護中國政府,甚至在國外進行主動的民族主義展演,這類人很難真的認同移入國的價值."潤日"作者認為光譜的另一端則致力於"脫中",甚至徹底拋棄中國公民身分,他們追求的是普世價值或環境品質,甚至可以全然放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但我以為其實民族主義認同會因個體理由而有差異.比如原先的政治異議者可能對中華民族認同有所改變,但是大多數現代富裕階層與中產階級傾向在日本建立"平行社會"的企圖更大,不一定關注當地文化,也不打算長期深耕,對他們而言日本是一個"安全性的避風港",但若環境改變,他們隨時準備"潤"往下一站,甚至他們骨子裡就是中國民族認同,只是不會公開對一個移居地的當地人做此種意思表示.不會融入的原因很複雜,究其根本"潤"的思源根本是"避險","保全",這些人不太可能在移居地享受他們母國所擁有的地位與關係網路,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被當成真的當地人看待,許多人是為了'物理救贖"或"資產保全"而離開,他們認同的是移入國提供的"制度利潤",而不是移入國的"文化信仰",即使是那些政治異議者,他們骨子裡其實仍是中國民族信仰者為多,他們移民只是避險或者在等待時機,我以為"潤日"作者本身的觀察與意識影響了他的判斷與論述.一個簡單的指標就是這類極端移民者應該徹底放棄原本的生活圈,經濟圈,融入移居地文化,語言環境才是根本,依靠批判原生國為經濟收入來源,根本不可能顯示這種移民的斷裂,與割離狀態.這種平行社會雖然保全了資產,但也導致了這群人"兩頭不到岸"的孤立.他們既不被日本主流社會接納,也與故鄉斷裂.這種"精緻的流放"與早期唐人街那種"草根的紮根"相比,哪一個更具備抗壓性?其間顯然有兩種移民思維根本差異性的心理條件在運作.對於現代移民來說,國籍或居留權更像是一種"保單"或"多空對沖"的工具.當中國紅利大於風險時.他們利用關係網賺錢.當風險大於紅利時,他們行使"退出權".這解釋了為什麼他們骨子裡仍是民族主義者,因為那與他們的利益獲取邏輯並不衝突 .

                       第二個是我以為這兩本書的寫作年代的差異影響了作者的筆調.這同時也反映了兩代移民在面對中國政府時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心理狀態"."蛇頭"原文出版於2009年,中國正處於北京奧運後的經濟上升期.這本書可以單純看成是"精采的真實犯罪故事",或者'犯罪編年史",展現出值得讚許的公正與客觀,它將重點放在唐人街黑社會,跨國犯罪網與美國移民政策的演變上.書中嚴厲批判了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並指出這些政策讓當時的移民對政府產生深刻的懷疑與輕視.Keefe詳盡分析了美國如何因應"一胎化政策"與"天安門事件"而調整移民庇護政策,這些政策漏洞反而成為人蛇集團的機會.因此,它的政治論述更多是基於"歷史因素"與"法律政策"的分析,而不是針對當時政權的直接情緒.反之,2025年出版原文的"潤日"明顯潛藏負面主觀意識,作者舛友雄大坦承他在北京工作期間曾覺得中國日新月異,但後來覺得中國社會失去生氣,變得"乏味",驅動他寫作的核心動力是好友 Akid的死亡,以及她死後遭受中國網民殘酷的網路霸凌."想深究原因"的動機讓這本書從序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書中後段討論"自由派知識分子大集結"與"抗議人士,小粉紅,支黑"等章節,是因為現在的移民在意識形態上極度對立,更會讓人誤以為"潤者"多數出自這兩個族群,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作者在書中許多處都提到馬雲,但事實上馬雲近日又復出在中國公開活動,你就知道他日本置產簡單的就是為了"避險","投機"的富人意象代表,本質上他連自由派都稱不上,因為中國真正自由派,公知可能還牢牢套在中國經常被基本盤,愛國者,小粉紅在網上噴罵,加上財力應該是沒有出國移民的可能.雖然作者試圖透過細緻分析來降低政治偏見,但書中收錄的"白紙運動"與"逃離威權"等內容,容易讓政治論述成為理解當代中國人"潤"的核心切入點,似乎不談這個方向,就不能理解潤的內核,但這其實是個有問題的理解,過度簡化,與特殊化特定類型成典型,書中所舉的港人例子很清楚說明,他們基本民族認同不存在,不是英國人,不是中國人,也不會是日本人,就是自由個體的意識凌駕其它考量.但這樣政治論述方向調性符合當下的新冷戰政治氛圍,日本反中政治立場者的興起,或許還包括出版市場商品主流的需要,也大概是本地出版本書的主要原因吧.我以為Akid 的悲劇在"潤學"圈中極具代表性,但也可能掩蓋了大多數"潤者"其實是沉默且現實的"精緻利己主義者",所以若從這個觀點看,"蛇頭"寫的是"群體的史詩",而"潤日"應該強調的是"個體的創傷",這種寫作尺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現代社會對個人命運的關注遠超過去.

                        100年前美國還是個歡迎移民的國家,現在都開始築牆拒斥了,除了富人外.更別說100多年前日本人還是主要移民中南美,滿洲,南方國家的主流,現在居然要迎接其他民族的移入,相對於中國的潤學,或是偷渡,我以為這也會是個很好的社會問題與觀察的主題,那時就要開始解構日本人的民族觀,文化觀,甚至是真的自由,民主,與排外否等問題了.至於這兩本書,當然看故事倒是挺有趣的,但顯然,他們各自受制於時代觀點的遷移,而有各自的觀察重心,與缺漏,這是讀者自己必須去找出來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