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門罕之夏：菁英之惡引領日本走向的戰爭大道

 

諾門罕之夏：菁英之惡引領日本走向的戰爭大道(ノモンハンの夏,半藤一利)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 以上出自孫子兵法"計篇".

               諾門罕之夏"一書的敘事價值,遠超對一場局部戰役的軍事描述.它揭示1939年那個關鍵歷史節點上,日本大戰略思維與軍事執行之間的致命性脫節.這場在滿蒙邊界哈拉哈河畔爆發的邊境衝突,是一面放大鏡,照出了日本帝國在外交,國政和戰場評估上的集體性失智,將"勇氣"凌駕於"計算"之上,以"精神主義"代替"戰略規劃"的荒謬現象.

               這場悲劇的根源,植根於日本自日俄戰爭以來便奉為圭臬的"精神勝利法".在20世紀初的日俄戰爭中,日本軍隊憑藉夜襲,白刃戰以及對"天皇忠誠"的絕對精神,在物質條件相對劣勢的情況下,取得了旅順攻防戰和對馬海峽海戰的勝利.然而,這些局部勝利被軍事精英們錯誤地總結為:精神可以壓倒物質,武士道勝過工業化.這套教條隨後被全面注入到陸軍大學的軍事教育與軍官文化中,成為比西方現代軍事理論更受推崇的指導原則,為帝國後續的所有戰略失誤埋下了伏筆.

               本書的敘事線索清晰地呈現了兩個平行的,卻相互毀滅的進程.一方面,是世界強權蘇聯,德國,英.日權力高層在國際舞台上進行著戰略價值的爭奪,力求穩定單一戰線以取得專注於某一方向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日本關東軍中的兩位核心幕僚,辻政信與服部卓四郎,以一種戰術狂熱和"狗咬尾巴"式的下剋上,不斷將國家戰略拖入與蘇聯對抗的全面泥淖.這是一場由"無算"哲學引導的悲劇.從第一次衝突的失利中,日軍本應汲取教訓,但由於其內在結構的崩壞與精英思維的狂妄,不僅未學到教訓,反而以更激進的方式發動第二次攻擊,最終將諾門罕變成了日本擴大戰場,增加敵對國導致戰敗的致命前車之鑑.

               在1939年5月第一次諾門罕事件爆發,到7月第二次大規模攻擊醞釀期間,日本的國策制定被一種對自身實力過度樂觀,對國際風險嚴重低估的"勇氣式"哲學所主導.當時日本外交的核心爭議,在於是否與德國,義大利締結具有對英美"自動參戰"條款的軍事同盟.以大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為代表的強硬派,將"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視為解決"中國泥淖化"和牽制蘇聯的唯一有效手段.他們的思維是典型的"勇氣戰略",這是它們自日俄戰爭勝利中所習得的最大收穫,因此相信結盟的名義力量可以威懾全球,卻完全忽略了捲入對英美大戰的巨大風險和日本海軍實力的不足.他們對結盟的渴求.是一種將戰略困境寄託於外部力量的"賭徒心態".與這股力量與主張對抗的則是海軍與天皇的清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軍高層如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堅持"對美不戰"的百年國策.他們對物質力量的尊重遠高於對精神力量的信仰,清楚認知到日本的戰艦和工業產能無法同時與英美抗衡.當時的預估顯示,日本海軍的作戰資源和後勤儲備,最多只能支撐對美作戰六個月到一年的高強度消耗.昭和天皇的謹慎態度,成為了阻止陸軍激進外交冒進的最後一道防線.他明確反對在條約中加入自動參戰條款,並曾在御前會議上不斷質疑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對美開戰,勝算究竟有幾成?".然而,在國內高漲的反英情緒與陸軍強硬派的強力推動下,外交決策被情緒和冒險精神所主導,理性與務實的聲音逐漸被壓制.陸軍以一種傲慢的,充滿"勇氣"的姿態,將國家戰略推向與世界為敵的邊緣.

               日軍,特別是陸軍的"下剋上"結構,是它"勇氣式"哲學在組織層面的體現.這種結構使得戰略指揮權力從上級轉移到了下級幕僚的個人意志和"戰鬥精神"上.關東軍作戰課的幕僚們.如辻政信與服部卓四郎,自詡為帝國戰略的設計者.他們懷揣著"東京軟弱,我輩承擔"的犬儒式勇氣,認為自己必須以最激進的行動來"教育"中央.而東京的參謀本部因忙於處理複雜的國際與國內事務,對關東軍的擴大戰事計畫採取了"已經受理"的模糊回應.這種"無言"被關東軍解讀為"默許".當戰火被下級幕僚擅自點燃後,高層指揮官,如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對蘇軍力驚人低估和對前線士氣維護的壓力下,往往只能"無奈追認"既成事實,形成了無形中贊同對蘇用兵的一個陸軍集體思維,這種模式使得上級指揮者無法全權代表軍方思維,軍隊的行動依據不再是中央的理性戰略指令,而是前線幕僚們的單純戰術勝利狂熱與權勢喜好來決定,創造了軍事決策上難得的"狗咬尾巴"現象.這是日軍戰略思維被基層"勇氣"所綁架,導致行政權力癱瘓的典型案例.

                在第一次諾門罕衝突中,日軍未能擊潰蘇軍,暴露了其在物質力量上的不足.然而,在第二次攻擊前夕,日軍的戰場評估依舊流於表面.關東軍普遍將諾門罕的蘇軍視為"地方警備部隊",同時認為蘇軍的補給線遠長於日軍,所以對手必然將先陷入物資與彈藥補充不及的狀態,完全沒有意識到蘇聯擁有在遠東迅速調動機械化部隊,重裝甲與優勢火砲的能力.同時,日軍的部署依舊建立在對"武士道精神"和"白刃戰"的盲目信仰上.忽視了現代戰爭是物質與後勤的較量. 日軍的主力戰車.如九五式輕戰車(Ha-Go),重量輕,裝甲薄,主炮口徑小,設計用於支援步兵.而蘇聯派往戰場的BT-5/BT-7快速戰車,不僅在速度上佔優,且擁有更強大的45mm主炮和更厚的裝甲,性能上已形成代差.蘇軍大量使用的BA-10裝甲車.也具備超越日軍輕戰車的機動性和火力.在火力優勢方面,日軍主力火砲仍停留在75mm口徑級別.而朱可夫在集結階段,祕密運抵了大量的122mm和152mm重型榴彈炮.這種口徑上的巨大差距,使得日軍陣地在蘇軍炮擊下毫無招架之力.日軍飛行員雖然初期勇猛,但很快被蘇聯更先進的戰鬥機型和更優越的數量優勢所壓倒.這讓日軍喪失了戰場上的情報優勢.日本陸軍將自身的優勢錯誤地歸結為"精神",而將物質差距視為可以被"勇氣"彌補的次要因素,卻沒有發現蘇軍自日俄戰敗後生聚教訓,在火炮,戰車,機械化能力的追趕與重思化.而且,關東軍的攻擊計畫缺乏對後勤補給,特別是水,彈藥,與對地形優勢(蘇軍佔據台地高處)以及持久戰的全面觀點討論.所有的部署,都是基於"一擊致勝"的膚淺樂觀,潛藏著戰場崩潰的巨大隱憂.

                在第一次衝突失敗的前提下,關東軍本應謹慎待命,調整戰略.然而,在"狗咬尾巴"結構的主導下,他們非但沒有學到教訓,反而以更激進,更陽奉陰違的方式,發動了第二次諾門罕事件,徹底撕裂了日本的戰略格局.儘管東京中央試圖透過參謀本部發出"不擴大戰線"的指令,但辻政信與服部卓四郎等幕僚,將此指令視若無物,他們繼續利用前線的"緊迫性"和戰鬥的"正當性"來包裝其擴大戰事的圖謀.他們秘密調動兵力,將第23師團的全面攻擊計劃付諸實施,隨後才向中央發出"事後承認"的報告.他們不僅低估了蘇聯當前的火力,更嚴重低估了蘇聯戰略集結的速度與規模.在朱可夫精心策劃下,他嚴格執行無線電靜默,並利用假情報和模擬工程來掩蓋其大規模兵力集結.蘇軍正在祕密集結壓倒性的裝甲,航空與火砲優勢,等待時機發動決定性一擊.日軍幕僚的行動,完全沒有將敵人的戰略意圖納入計算,只將注意力放在如何迅速奪取哈拉哈河對岸.1939年7月2日的第二次諾門罕總攻擊,成為了日軍「勇氣式」哲學的實戰證明.在缺乏足夠火力,裝甲與後勤的情況下,僅憑步兵的衝鋒與"精神"便對蘇軍進行仰攻.結果可想而知,日軍損失慘重,再次證明了精神主義在現代戰爭中的無效性.日軍第23師團在蘇軍的優勢炮火下幾乎被殲滅,單單蘇軍的重炮火力密度就遠超日軍數十倍.日軍的輕型戰車在蘇軍的反坦克炮面前不堪一擊,其引以為傲的步兵白刃戰術,在面對蘇軍堅固的陣地和機槍火力網時,付出了令人髮指的傷亡.

                當關東軍幕僚們在哈拉哈河畔為一場"戰術勝利"而狂熱時,世界的強權正在進行著一場決定數百萬人命運的"大戰略"博弈.諾門罕的戰火,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凸顯了日本的戰略自我犧牲.史達林的核心價值是避免兩面作戰.他清楚蘇聯在遠東與日本陷入長期衝突是巨大的資源消耗.因此,諾門罕的戰役價值對蘇是有限的,必須迅速,徹底地擊敗日軍,,讓日本徹底放棄北進企圖,以便蘇聯能將全部精力轉向西方.史達林正在積極與希特勒協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這一戰略目標下,諾門罕的戰火必須被撲滅,以確保東線的安穩.蘇聯在諾門罕的勝利,不僅保障了邊境安全,更為史達林爭取了足夠的戰略時間和外交籌碼,最終在8月與德國達成協定.希特勒的首要目標是征服波蘭,他最擔憂的是蘇聯與英法結盟.諾門罕戰火的升級,使日本深陷泥淖,無法成為德國對抗蘇聯的可靠盟友.當英法蘇的談判因細節僵持不下時,希特勒果斷選擇與蘇聯和解.而暫時將日本對"反共"同盟的熱切希望視為次要因素.

                 在這種國際權謀中,日本的戰略價值方向完全被陸軍的戰術狂熱所摧毀.當蘇德在8月簽訂條約時,日本陸軍所極力推動的"反共"三國同盟徹底成為廢紙,日本遭受了外交上的巨大羞辱. 這直接導致了平沼騏一郎內閣的總辭,以及日本國策從"北進"到"南進"的轉向.同時,諾門罕戰役的資源和人力耗損,極大地削弱了日本對中國戰事的投入,也沒有為其後續的南進策略儲備任何實力.因此,日本陸軍幕僚們對"戰術勝利"的狂熱.將國家置於大戰略格局的盲點.他們無視世界強權都在尋求"專注一面"的戰略,反而主動選擇了在東線與蘇聯全面衝突.這場戰鬥的實質.是戰術對國家戰略的徹底顛覆與綁架.

                 第二次諾門罕事件以日軍的慘敗和傷亡慘重告終.戰敗後,討論的焦點理應集中在:如何修復"狗咬尾巴"的指揮結構,如何填補與蘇聯之間的物質差距,以及如何重新制定符合國家利益的外交戰略.然而,日本陸軍精英們的回應,卻是以一種更為致命的"無算"哲學,將國家的命運從"北進"推向"南進",從而注定其最終的失敗.戰敗後的檢討,並沒有徹底清算"狗咬尾巴"的結構問題.雖然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等一度被貶斥降職.但這種懲罰是暫時且輕微的.陸軍高層並沒有徹底反思其指揮結構的失靈.反而將失敗的部分原因歸結為"前線勇氣不足"或"中央支援不力",迴避了最核心的戰略與戰術輕重問題.諾門罕戰役的主因,在於幕僚們將局部戰場的戰術勝利凌駕於國家外交與戰略全局之上.然而,軍部的後續處理並未根本解決這種顛倒.反而讓這些富有經驗的"犬儒式冒進者"重回中央.

                 戰敗一年後,這兩位曾被貶斥的幕僚竟重回陸軍中央,並成為主張對英美開戰的"南進論"的核心推手.此時,辻政信所發表的觀點,是日本戰略思維徹底潰敗的標誌:"戰爭這種東西,不是有勝算才幹,沒有勝算就不幹的事情.現在石油是絕對的,為了取得石油,布下不敗的態勢,只能置勝敗於度外,斷然開戰了---更正確說,我們只能相信勝利.做出開戰的決斷.".這段話,是對孫子兵法"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的徹底背棄.它將日本的國家戰略從一場理性的計算,轉化為一場非理性的信仰,是對諾門罕教訓的全面漠視,諾門罕失敗於火炮,戰車,兵力不足.南進卻是挑戰工業實力遠超蘇聯的英美,他們無視了物質力量決定勝敗的根本教訓.諾門罕暴露了日本在對抗單一強權時的資源困境,南進卻是主動選擇在資源不佳下,將敵人從一個蘇聯擴大到英,美.荷.中的全面作戰.為了"取得石油"這一單一目標,他們願意犧牲所有理性和對國家命運的審慎.

                "置勝敗於度外"的思維,是日本戰略思維陷入死循環的證明,它反映了陸軍幕僚精英們拒絕承認計算的失敗.他們不願承認諾門罕的失敗是因為"算得不夠多,算得不夠準",反而將失敗歸咎於"膽識不夠,決心不足".他們將戰爭視為儀式,在他們眼中,戰爭不再是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是一種必須履行的,證明"大和民族精神"的儀式.這是一種極為危險的"失敗的勝利者"情結: 即便我們輸了,我們也證明了精神是高尚的,這比勝利本身更重要.這套理論為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硫磺島等地的玉碎戰術埋下了哲學上的種子.諾門罕戰役因此成為了日本二戰擴大戰場,增加敵對國的"前車之鑑".令人悲哀的是.大日本陸軍這輛戰車的駕駛員在經歷了諾門罕的血腥車禍後,非但沒有學會慢下來,仔細看路.反而以更高的速度.更盲目的信心.駛向了更大的懸崖.

                 1939年盛夏的哈拉哈河畔,日軍被"勇氣式"的思維所引導.被"狗咬尾巴"的結構所綁架,導致了日本在國際權謀中的戰略價值的崩潰與戰術上的慘敗.然而,更深層的悲劇在於,當教訓血淋淋地擺在面前時.他們選擇了漠視.並以更為狂熱的"賭徒"哲學,"無算"與"相信勝利",將國策從西進轉向了南進.諾門罕之戰,是日本在二戰中首次以國運為賭注.以精神為籌碼挑戰工業強權的預演.當兩年後.相同的邏輯在珍珠港的炮火中被啟動時,日本帝國的命運便已註定:.缺乏理性計算的"勇氣",只是魯莽.而"置勝敗於度外"的決心,不過是賭徒自我安慰的讖語.當一個國家將"置勝敗於度外"視為最高戰略時,其最終的結局,只能是被勝利所置於度外.這是"諾門罕之夏"留給後世最深刻的歷史警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