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胡慕情)

              "自傳只有掀開了不雅之事才是可信的,一個人說自己的好話大概是在說謊,因為任何人從內心檢視自己的一生,不過是一連串的失敗.不過,即使是最明顯誇大不實的書……即便不是刻意為之,也能真實描寫出其作者."  摘錄自 "神職人員的特權" by 喬治.歐威爾  

                 非虛構報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必然會有褒貶兩極的反應.對支持者而言,這是一篇極具倫理反思與人性觀照的深度報導.對反對者而言,它是一種"情感美化"的修辭,甚至可能是替兇手開脫的"文化辯護".在我看來,這篇報導真正值得深究的,不只是它所描寫的"女性殺人犯",更是她與作者間,所共創: 在"報導,書寫"與"介入","觀察"與"共謀"間,不可避免地滑入一種意識形態的功能場域.

                 我之所以對這本書寫稍嫌敏感,部分源自個人經驗.多年前,我曾目睹一位攝影同事隨檢警進行深夜掃黃行動.那是一場典型的"新聞合作".媒體獲得獨家畫面,檢警獲得形象曝光.那一夜,鏡頭如何在光影與聲音之間選擇性的編排現實,女從業者的喊叫閃躲,檢察官的凜然,閃光燈下的"正義時刻",但只有知道鏡頭背後政治運作的人才會意識到,新聞報導並非全然事實的透明通道,有時是一場有利益,有功能,有角色分配的"儀式". 這種"互利共生"的結構,在胡慕情的"素描"中似乎以更細緻,更倫理化的方式再現了.只不過這次的"互利",不是媒體與公權力的交換,而是記者與死刑犯之間的敘事共生.這是另一種層次的"Quid Pro Quo",記者獲得人性深描的文本價值,受刑人則獲得了再度被理解,被人格化的機會.

                 在閱讀時逐漸形成一個核心假設,即使採訪者主觀上沒有意圖,但她的報導客觀上仍形成了"敘事共謀"的結果.這篇文章最終成為一種具有政治功能的文本,為台灣死刑存廢論述提供了"人性化"的敘事樣本.以上所說並非指控,而是一種現象學的觀察.當媒體以理解與共感為名,深入一名死刑犯的生命時,它不再只是"記錄",它也在"生成". 生成一個符號,一種同理的政治,甚至是一場對讀者情感的再編程.我想從新聞倫理的"他者入侵",社會學的"互為主體性"與敘事學中的"隱藏功能"三個層面,嘗試剖析這場報導中的交換結構,同時探討潛藏其中的意識形態作用.

                深度報導書寫的倫理困境,往往始於"介入".書中呈現作者花了兩年時間與林于如通信,訪談,反覆對話.這種長期的互動,使得報導者與被報導者的界線逐漸模糊,且若還涉及非關報導的生活往來,這都使得報導變成了並非單純的"記錄"林于如,而是在訪談書寫中重塑了她的"形象".從作者的筆觸看,這位記者顯然具有高度的自覺,她不斷提醒自己"要保持距離",同時也坦承"距離是一種奢侈".這一點在本書"下篇：生命的田野 自我詰問"中特別明顯.作者自我認識到必須警覺,對抗標籤的同時,也可能重複標籤.這種表示揭示了深度報導的悖論：記者試圖讓受刑人"被看見"，但這個"被看見"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再分配.

                對於身處死囚牢的林于如而言,一個願意書寫她的記者的出現,意味著一種外界的"再生機會".她終於能以自己的語言,講述那個被法院,媒體,輿論壓抑的版本.這樣的互動,使她的敘事不再是單向,而成為一場雙向的共構.記者的提問本身,便成了催化劑,使她重新整理自我,修飾經驗,選擇敘述.在這種狀態下,報導不可能是"純粹的紀錄",而是"互為主體性"的生成文本.每一次提問,每一次沉默,都是雙方在建構意義的過程.

                 林于如自傳的敘事策略除了可見的編造,誇大外,還帶有生存動機.她的反覆強調中,顯示出一種經常被自己丈夫,婆家,家庭暴力壓迫,是父權體制,家長制的受害者.這些說法在司法語境中未必構成免責,但在媒體語境中卻具有高度的同情效果.而胡慕情的提問,則多集中於"她為何會變成這樣的人".於是,一種關於個人悲劇形成的條件,因素,這麼一路,隨著教師問題,亂倫問題,賭博問題,原生家庭貧窮,一切的一切都找源頭,就是病態社會制度下對個體壓迫,於是人就此有病,所以林于如的"罪"隨著文本的前進,逐步的被轉換為一種"病灶",所有的錯誤都來自於變態社會結構壓迫下所創生的個體病.而這些答問與轉換問法,已經將犯罪從"意圖與行為"的問題,轉化為"成因與病理"的問題.當犯罪被置於"精神病理學"與"社會結構"的框架下時,"惡便不再是絕對的。這正是現代人文敘事的一種典型路徑,將"惡"轉化為"受傷",將"責任"轉化為"創傷的結果".

                於是,一場敘事交換開始運作.林于如提供了童年陰影,被家暴,被性侵,被控制的素材,胡慕情則提供了她被理解,被重新命名的舞台.兩者都從中獲得了"所需".前者有了"人性化"的形象,且相比電視台社會新聞,或者YouTuber製作的同案報導上,林于如在本書中獲得了另一面的呈現.作者獲得了"具社會意義的報導",且她在文本中將自身的家庭經驗投射在案件的"同理心"上,是極度明確的.這種互動不是陰謀,而是無意識的共謀,在同理的名義下.形成一種敘事上的互利共生.

               但這種共謀存在風險,它以"理解"為包裝,卻可能掩蓋"權力".報導者對於受刑人的理解,並非真正的平等對話,而是透過剪裁,語言,結構完成的再製.當記者將焦點放在"林于如為何變成殺人犯"時,她也同時選擇性的忽略了"被害者失去了什麼".這種取捨,使報導在倫理上更接近"救贖敘事",而非"正義敘事".

               台灣是一個民意高度支持死刑的社會.各種民調顯示,超過八成民眾贊成保留死刑.這意味著任何關於"理解死刑犯"的文本,都必然被放置於一個政治戰場上.個人以為作者應該是明顯知道這一點的,畢竟她過去的報導與書寫長期與人權,環境議題互動,顯然熟悉這個戰場.她在書中雖未明言"反對死刑",但這本書中的多數的受訪者或協助者背景,與文本的核心關鍵,將殺人犯置於精神疾病與社會壓迫的框架之中,其實在客觀效果上已形成"廢死式敘事",我們可以從報導的結構看出這點.全書分為"上篇：她,驚世媳婦","中篇：我是林于如","下篇：生命的田野".若以篇幅比重而言,關於殺人的內容其實最短,而"理解"的部分最長.作者顯然並不想讓這本書成為"案情重述",而是"動機解釋".換句話說,書名雖是"素描",但它不是司法意義上或案件上的描摹,而是一種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再構成.這種文本操作的結果,會形成"淡化行兇行為",當行為被強調成為合理化為一連串"社會因果"的結果,死刑就失去了其象徵力量,書籍或許沒有為廢死發聲,但她的報導確實完成了一項更深層的效果:讓閱聽者不再能輕易地說出"她該死".

               在這場敘事交換中,報導者提供了她展示新聞人道主義的舞台,在文學與新聞之間取得某種平和狀態,在冷靜與詩意的筆觸下將犯罪的暴烈轉化為呈現心理陰影的柔光,這種語言策略讓報導更具人文閱讀性,也更能引起讀者的"寬容".對林于如而言,這種書寫則等於一種生的延續,她從"社會新聞中的驚世媳婦"變成"家庭倫理劇中被家暴的女人".當社會重新談論她的故事,她的生命便以某種象徵方式"被延遲執行".這樣的關係,帶有一種古典式的交換:報導者給予被報導者"象徵生命",被報導者給予報導者"文本意義",而每一篇關於弱者的報導,都是一場以理解為名的佔有.

               "素描"的最大特徵之一,是作者的"反身性".胡慕情不僅報導林于如,也呈現了她自己在寫作過程中的焦慮.她曾數度懷疑自己是否被利用,是否過度投射,是否將同情誤認為理解.這種反身性確實令人敬佩,因為它展現了記者對倫理邊界的自覺.然而,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反身性同時也具有功能性修辭的作用.當作者在文中自揭矛盾,承認掙扎時,她其實建立了一個"誠實的作者形象",讓讀者產生信任感.這種信任感.使讀者更願意接受她對林于如的描寫.於是,反身性不僅是道德上的自省,也是一種敘事上的"免疫機制":先行承認偏頗,以消除批評的效力,"反身性遮蔽"透過展示自我懷疑,獲取道德可信度.

                儘管這種反身性自承,但全書敘事上明顯"加害者視角",可能會令許多人不舒服.即使作者聲稱自己並非替林于如辯護,篇章結構與情感分配卻暗示了另一種偏移.被害者(母親,丈夫,婆婆)在書中多被以概述帶過,他們的聲音,情感,恐懼,甚至死亡的具體狀態,幾乎被壓縮成背景,尤其是丈夫完全成了媽寶,渣男,靠爸族.相反的,林于如的精神狀態,童年創傷,婚姻挫折,身體疼痛,則被細緻描寫.這種焦點的再分配造成情感導向的洗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從"評判"走向"理解",從"指責"轉為"疼惜","同情".這並非偶然,而是敘事設計的結果.文本中常見運用"延宕"與"節制"的修辭.例如,在描述犯罪動機時,她讓讀者先經歷一連串的家庭崩解,貧窮,精神耗損,然後才揭示"殺母"的行為.這種結構使得暴行在心理層面被"預先合理構建",到此為止,報導已不再是"罪的再現",而是"罪的解釋".而解釋,正是削弱懲罰的第一步.當你以為自己在理解一個罪犯時,實際上你已被帶入一場倫理再教育,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林于如的內心節奏,這是一種心理節奏的移轉.使讀者的情緒與罪犯的語調同步.這種"同理"的技巧本身並無錯誤,但它的效果卻可能導致讀者心裡逐步向"赦免",當同理過度時,道德判斷會被感情麻痺.

                 要理解這篇的倫理複雜性,必須放回台灣社會的更大背景.近年來,廢死論述在社會輿論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相比於它在政治領域中不對稱的高地位,10%人的主張壓倒80%人民的支持成為國策,這本身就創造了一種潛藏社會不安定的因子.許多主張者深知正面倡議的困難,因此轉向文化策略,透過藝術,文學,報導,讓死刑議題以"人"的形式重新進入公共視野.但這其實讓有在觀察這個議題的人更憤怒,憑什麼受害家屬的主題得不到相關影視文化工作者的注目,主張廢死的影視劇卻堂而皇之的支領著輔導金拍攝成劇,這些劇並不直接呼籲廢死,但它使"死刑"變得難以執行,因為它讓人難以冷血認同.同理心本是人道主義的核心,但在這裡,它成為一種權力.記者以"理解"為名,重新分配了"值得被理解的人".她選擇了林于如,而非林于如的母親.這種選擇本身,構成了新的不平等,這是有在觀察這個議題的人很明確知道的一種文化現象.於是,報導成為一種象徵的赦免儀式,不是赦免罪,而是赦免罪犯,它以柔軟取代暴力,卻同樣在重塑權力秩序.

                 若說採訪者與死刑犯之間的"共謀"是一種敘事上的互利,那麼.讀者的角色其實是這場互利鏈條的最後一環."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必然會引發兩極爭議,不只是因為它描寫了一個殺人犯,而是因為它讓讀者在閱讀中會被迫滑移,選邊.一方面,報導的語言誘導我們"理解"林于如.她的苦難,孤絕,精神崩潰,都被細緻的呈現.讀者若不感同身受,反而會覺得自己冷酷.另一方面,書中對被害者的描寫卻刻意保持距離,甚至透露出這案件中許多男性的天渣性的一面故事,這使得"憤怒"難以找到出口,主嫌因此贏得同情,被害者卻要披上一層家暴媽寶男的新外衣,這使閱讀成為一場心理拉扯:我們想維持理性,卻被同理心牽引.想站在受害者一方,卻發現自己不自覺的被說服,然後越來越分不清誰是受害者,加上當報導以第一人稱出現時,讀者往往會認同敘事者的情感位置,這種"認同"使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也成為了敘事的一部分.於是,整個文本不僅是採訪者與受刑人的共構,也包含了讀者的心理參與.讀者被動的成為了共謀者,在同理的快感中,完成了對暴力的"柔性赦免".這正是現代報導文學最微妙的力量所在,它不靠論證,而靠情感滲透.讀者或許不願承認自己被說服,但透過敘事情感而非理性辯證,值得警惕.

                 而要理解這裡可能的爭議,必須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理解是否必然削弱責任?報導文學的誕生,本就立基於"理解",理解邊緣人,被壓迫者,弱勢者.這一點在人道主義史上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當"理解"被推向極端,它也可能變成一種對責任的掩飾.這本書的文本策略,是以社會結構性暴力取代個人惡意.她描繪林于如的成長環境,家庭暴力,精神疾病,這些都在說明:她的殺人是"被逼的".這種敘事邏輯在社會學上可以成立,但在倫理上卻產生張力.如果一切惡行都能被結構解釋.那麼惡還存在嗎?當犯罪者被完全視為"受害者"時.被害者又被放在哪裡?整本書籍敘述的倫理重心傾斜,報導者努力"讓真實的她被看見"的同時,也無可避免的讓被害者的死亡更加模糊.在這裡,我們看到一種現代新聞報導的弔詭.報導以倫理為名介入,卻在倫理上造成異變,這樣的現象,顯示了深度報導在介入現實時的雙重性.它既可能是人性啟蒙的媒介,也可能是對惡的重新包裝.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文本中許多地方表達出強烈的自省,她多次質疑自己"是不是也在利用?","書寫是否真實有用?".這表示誠懇且真切,為報導增添了人性的複雜度.然而,反身性雖然是一種倫理誠實,卻並不自動等於倫理正當."自覺"本身可以是一種修辭,當作者在文本中展現自我懷疑,她同時也在塑造一個"誠實的自己".這樣的"誠實"往往更容易讓讀者產生信任感.於是,反身性成為一種敘事策略,它不再只是質疑的行為.而是建立信任的機制.這種修辭的力量尤其強大,因為它讓文本在批評與辯護之間取得平衡.敘事者透過自我懷疑的語言,成功中和了外界可能的指控,這種策略在敘事學上被稱為"否認的強化",否認越明確.暗示越深.因此.我們必須在閱讀時保持一種雙重意識,既承認作者的誠意,也看見她誠意背後的功能.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在敘事上產生的效應,不僅是文學或新聞事件,它使社會在面對死刑時,出現了一種新的猶豫,它不是改變法律,而是改變情感的流向,以個案的方式完成了這項轉移.文本讓"死刑犯"這個符號不再與"罪惡"直接相連,而是與"受傷"連結.當這種"情感政治"被引導去理解加害者時,受害者的地位就被進一步邊緣化.這是一種新的倫理不平衡.更嚴重的是,這樣的敘事也可能形成一種"情感疲乏",當每一個罪都能被理解,每一個惡都能被社會學化,人們最終會對"責任"失去信心.那麼,"正義"將被誰承擔?"懲罰"還有何意義?當現代社會選擇用理解取代懲罰時,我們是否也在製造另一種暴力,對被害者的遺忘?

                至於這本書中,關於單置的林于如的親筆自傳,個人其實並沒有非常相信其中內容敘事,除了那些基於經濟弱勢,家庭暴力,社會制度缺失所導致傳主日常生活通俗面失意的各類場景,符合這位女子在本書所呈現的環境背景與殺人人設連結的想像外,明顯的重點就是她在自傳中明白指出"婆婆"與"媽媽"都是她老公劉宇航殺的,她只是自認心理上對此有責才承認是她殺的,其他什麼賭博,保險的,我都當成是她一般生活的描述,並沒有如她自認的被強迫性,所以我把焦點都放在作者的探查論述與心境變化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無疑是一篇在報導與文學間取得某種平衡的作品,它以新聞紀實的筆法,進入心理學與倫理學的深水區.以理解為名,探問惡的根源.但是,這其中也藏著某些可能不為人知的象徵行動,讓人對於這名兇嫌可能有不一樣的看法.因此,我們在閱讀此書時.除了要問"這個故事講了什麼",更應問:"這個故事被講出來,是為了讓我們相信什麼?".

                最終,我們能否在"理解"與"責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將決定未來報導文學的倫理方向.理解不該取代懲罰.但理解能讓我們看清懲罰的界線.這本自傳提醒我們:當記者伸出理解的手時,她同時也握住了權力的筆.而我們,作為讀者,也必須在閱讀的同時,警覺自己是否也被牽進了那場"敘事共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