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圓王子：從日本失落到國際金融危機，你不知道的真相

日圓王子：從日本失落到國際金融危機，你不知道的真相(Princes of the Yen: Japan’s Central Ban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Richard A. Werner)

              近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針對台灣經濟體質提出了一份尖銳的報導,被坊間稱為"台灣病".報告指出了台灣雖然擁有世界級的半導體產業與亮眼的 GDP 數字,但內部卻深受實質薪資停滯,房價所得比高不可攀,以及過剩資金流向資產市場等結構性病灶的折磨.這結論在台灣社會激起了兩極化的激烈辯論：一方認為這是對台灣經濟結構失衡的暮鼓晨鐘,另一方則視其為外國勢力意圖削弱台灣競爭力的惡意指控.

              這場爭論的焦點,最終都指向了一個長期處於技術官僚帷幕下的機構:中央銀行.傳統的貨幣主義或凱因斯主義觀點認為,央行應是純粹的"貨幣管理機構",功能僅限於調整利率,控制貨幣數量,以達成物價穩定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簡單的目標.然而,在台灣的案例中,央行事實上長期參與了匯率的干預,影響了產業結構的特殊傾向,甚至間接決定了薪資的提升和房地產與股市的泡沫程度.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央行是一個中立的,技術性的機構,其職責僅限於調控利率以維持物價穩定.然而,世界的現實是包括匯率的長期干預,產業政策的隱性補貼,資產泡沫的形成,種種現象暗示了央行遠非單純的貨幣管理者.它實際上掌握著調節全社會資源分配,決定產業興衰與財富重分配的"總閥門".如果央行擁有的權力如此巨大,那麼我們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央行獨立性"是否恰當?部份人認爲它該為社會的不正義現象負責有沒有道理?

              Richard Werner 的著作"日圓王子"透過對日本戰後經濟奇蹟與失落數十年的解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一個缺乏問責,高度獨立的央行.如何可能為了特定的意識形態目標,而將整個國家經濟作為社會工程術的實驗場.這本書深入剖析了戰後日本央行長達數十年的運作軌跡,得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理論大相徑庭的結論:央行政策的效能與目的,不在於其宣稱的"獨立性"和"專業性",而在於它核心精英的意識形態和隱蔽的信貸控制機制.日本的歷史證明,央行獨立性與政策有效性之間不存在必然相關,而不受問責的獨立性,可能演變成執行個人意識形態的危險工具.

              要理解當代東亞,包含日本與台灣央行的強大功能性,必須追溯它DNA的起源.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並非自由市場的自然產物,而是"戰時全面經濟動員體制"(War Economy System for Total Mobilization,)的延續.1940 年代,為了支撐總體戰的需求,日本徹底改造了其金融體系.這套體系的核心並非貨幣價格機制(利率).而是貨幣數量控制(信貸配給).當時的日本銀行精英,如新木榮吉與後來的一萬田尚登,深受德國納粹時期央行總裁 Hjalmar Schacht 的啟發.Schacht 證明了央行可以透過創造信貸,繞過傳統財政限制,直接為國家戰略注資服務.戰敗後,這套體制並未隨著軍國主義的解散而消失.相反的,被稱為"教父"的一萬田尚登等日銀精英,巧妙地將這套體制保留下來,並轉化為戰後經濟復甦的引擎.在這個體制下,央行與財政部(大藏省)緊密合作,透過"護送船隊"模式,將國民儲蓄轉化為低成本的工業信貸,精準導向鋼鐵,造船,汽車等出口產業.這是一個"以銀行為中心,以生產為優先,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資本主義機器,它成功地將日本從廢墟推向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同時,日銀內部也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精英繼承體系.為了與強勢的大藏省爭奪金融主導權,日銀培養了一批被稱為"日圓王子"(Princes of the Yen)的內部精英.從一萬田尚登開始,到後來的佐佐木直,再到改革派的前川春雄,三重野康與福井俊彥,這群人透過"星期一俱樂部","十二圓桌會"等私密組織,代代傳承著對貨幣體系實質運作的深刻理解,以及與大藏省爭奪最終指導權的野心,不斷地傳遞延續,終於創造出了20世紀末日本經濟的特殊劇情.

              結合了80年代的瘋狂泡沫,與90年代的蕭條失落,這種上串下跳的經濟發展情勢,Werner在本書中還透露了日銀體系中許多陰暗黑幕,比如20世紀日銀的行長是由大藏省卸任官員與日銀內部優秀擢升人物來輪流出任,這是雙方勢力擺不平鬥爭妥協的結果,這本來已經有點像是日劇的劇情,但是Werner更指出因為大藏省的官員通常不熟悉金融,銀行與貨幣操作業務,所以往往此系統的官員出任行長時,日銀內部的副行長,與行長幕僚往往瞞著行長私下聯合起來執行一些貨幣政策特殊指令業務,這使得日銀戰後長期主要掌權者實際上就是日銀內部的精英人士,也就是本書稱為日圓王子的那些人士,央行行長有時竟然只是擺設,因此更為這本書增添了許多陰謀論的味道.

              這套戰時體制的核心操作工具,操作細節被瞞著大藏省系統行長私下執行的指令業務,被稱為"窗口指引"(Window Guidance).這是一種極具日本特色的貨幣政策工具,它不依賴利率調整,而是由央行直接規定每家商業銀行每季度的信貸增長額度.由日銀,也就是日本央行的高層負責人親自指定各家銀行需要負責分配達成創造的信貸數額任務,與指定的關鍵戰略出口產業,達到將資金輸送到當前出口的核心產業與核心企業手中,以達成國家當前的經濟戰略的最大需要.窗口指引的存在,揭示了主流經濟學對日本貨幣政策的巨大誤解.在戰後數十年中,觀察家們往往困惑於為何日本的利率變動與經濟表現不一致.Werner 指出,這是因為"價格(利率)"在窗口指引面前只是從屬變數.只要日銀透過窗口指引限制了信貸的"數量",即便利率再低,不列在名單上的產業與優先勳的企業就是無法貸到資金,利率再低而窗口不開,經濟也會因此冷卻.反之,只要放開信貸配額,即便利率上升,也能取得資金,經濟也會轉趨加溫.這證明了央行具備超越傳統定義的強大功能性：它不僅能控制通膨,還能決定資金流向哪個產業(如製造業 vs. 房地產),決定經濟成長的速度與方向.然而,這種強大的工具是一把雙面刃.在戰後初期,它被用來重建國家.但到了1980年代,隨著"日圓王子"意識形態的轉向,它變成了一種毀滅性的武器.

              1980年代,以前川春雄為精神導師,三重野康與福井俊彥為執行代表的新一代"日圓王子"崛起.這群精英與他們的先輩不同,他們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認為舊有的戰時動員體制已過時,阻礙了日本成為真正的現代化金融強國.他們決心推動"結構性改革",一方面目標是拆解交叉持股,削減大藏省權力,並實現徹底的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經過戰後30年的高速成長,許多的日銀內部人士開始產生一種觀點,就是以戰略出口的形式支撐的經濟模式可能無法再持續,因此,他們想藉此時機,將以大量出口為標的經濟體制轉換成以內需,消費,服務型態等產業為搭配甚至未來成為日本主要經濟結構的體制,其實也就是今日被稱為台灣病類似的議題.這些結構變動的想法並非僅是少數人的狂想,早在1986年發布的"前川報告"(Maekawa Report)中就已露端倪.這份由前川春雄主導的報告,公開呼籲日本應放棄戰後的"生產優先"導向,轉為歐美式的消費導向與市場開放.這份報告實質上成為了日圓王子們的行動綱領,為後續的人造泡沫提供了"擴大內需"的完美藉口.然而,要在一個既得利益盤根錯節的社會中推動如此劇烈的改革,在政治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日圓王子們選擇了一條黑暗的路徑: 製造危機.

              首先是198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泡沫.為了應對廣場協議後的日圓升值壓力,日銀表面上維持低利率,但實質上卻透過窗口指引,強迫銀行大幅擴張信貸,並將資金導向房地產與股市.這場人造的繁榮讓全日本沈浸在資產增值的甜頭中,也讓企業與銀行在貪婪中逐漸脫離了實體生產的本業. 書中將這種現象稱為"Zai-tech"(理財科技).當時的日本企業發現,透過低利率貸款投資房地產和股票所賺取的帳面利潤,遠高於辛苦製造產品.這種結構性的腐蝕,使得日本引以為傲的製造業靈魂在泡沫中被掏空,為日後的衰敗埋下了伏筆.緊接著是1990年代的崩潰與停滯.當資產泡沫達到頂峰,三重野康以"平民英雄"的姿態刺破泡沫,緊縮信貸.而在泡沫破裂後,儘管利率已降至零,日銀卻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持續透過隱蔽的手段維持窗口指引的緊縮狀態.拒絕讓銀行創造足夠的信貸來修復資產負債表.

              這就是著名的"貨幣政策悖論"：表面上極度寬鬆(幾近零利率),但實質上極度緊縮,因為信貸信號封鎖,窗口大半被關閉.作者指出這並非是日銀無能,而是有意為之.日圓王子們一方面深信,只有維持長期的經濟停滯與痛苦,才能迫使企業破產,迫使政府修法,迫使社會接受痛苦的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日圓王子們認為只有創造一個貨幣政策無效的假象,人們才可能重新思考結構改變的可能.因為我們一般在解釋日本失落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貨幣技術主因,在於所謂的貨幣需求曲線陷入"流動性陷阱"中,以至於無論如何提升貨幣供給,也不能創造有效的提振作用,殊不知日本"失落的十年",實質上是一場由央行精英主導,以國民財富為代價的體制轉型實驗,它有意的限制窗口指引的數量,限制了信貸的創造所產生的結果.為了掩飾這一點,日銀在90 年代巧妙地玩弄了定義.他們對外宣稱"基礎貨幣"(Base Money,即銀行準備金)已經大幅增加,以此證明自己盡力了.但Werner 指出,在銀行不願或不能放貸的情況下,這些增加的準備金只是被囤積在銀行體系內部,並沒有轉化為流向社會的"信貸"(Credit).日銀利用這種技術性誤導,成功讓學界相信這是"流動性陷阱",從而掩蓋了其"信貸限制"的真實作為.因此即使利率為零,央行根本上不放出資金,也就沒人可取得新的貨幣來發揮作用.而目的就是為了認人感到痛苦,而接受結構調整.

              這場實驗的代價是驚人的.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倒閉,自殺率在 90 年代末飆升,一整代年輕人成為"失落的一代".更諷刺的是,日銀追求的"美式自由市場"並未完全實現,反而造成了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產業競爭力的流失.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的佐證.當時,泰國與韓國接受了IMF(背後是與日圓王子相似的自由化意識形態)的指導,實施緊縮與結構改革,結果經濟遭到重創,國家資產被外資廉價收購.相反的,馬來西亞在馬哈迪的領導下,拒絕了自由化的誘惑,實施資本管制並自主管理國內信貸,結果反而更快的穩住了經濟.這證明了,在危機時刻,國家保留對信貸數量的控制權(類似窗口指引的功能),遠比盲目追求自由化和央行獨立性更為有效.

              因此這裡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成本效益分析.日銀本可以在 90 年代初期,原先可以透過擴大信貸並將其導向基礎建設或社會福利,或是直接注資來解救中小型企業,來實現"技術性調整",解決短期的經濟困境.但他們選擇了拒絕,堅持追求長期的"結構性調整",這種為了長遠的且具爭議的體制理想,而犧牲當下人民生存權益的決策,其道德正當性何在?未來的正義對當下人民的痛苦是否真具有實質的意義,這恐怕不是底層人士很難體會.其次,日銀的堅持看起來似乎滿足了自由主義市場開放的主張,但這真是美國人一樣會選擇的做法嗎?還是只是他們欺騙別人有利自身的一種觀點?我們只要再往後看個20年,2008年次貸風暴,美國人第一時間並沒有選擇制度性的改革,而是幾乎全盤的注資接收了大多數的問題資產企業,這與他們過去講的自由開放,市場決定優勝劣敗的處理狀態完全不一樣.從此即可見,日銀高層自由市場的意識形堅持從存在大問題的,而當時從美國學習到此點的日本人,或者傳授他們這樣經濟知識的美國人並不知道真正面對這種現實的殘酷性,從教科書裡是體認不出來的,同時,知道現實殘酷性的美國人也沒有明白傳達現實是血腥的.

               於是,當我們將視角拉回今日,可能會驚訝的發現,歷史的韻腳正在押韻.圍繞"經濟學人""台灣病"的爭論,正深刻地映射了當年日本的困境.這場爭論撕裂出了兩個平行世界.一方面,同意"經濟學人"診斷的,多是台灣的平民階層與追求分配正義的人士.在他們眼中,台灣的經濟奇蹟是"痛苦的繁榮':高房價,低薪,貧富懸殊,這些都是央行長期以來"重出口,輕內需","重資產,輕勞動"引導政策的苦果.他們渴望改變,渴望央行能像"全社會調節閥"一樣,介入解決分配不公的社會結構,並藉機改善它.另一方面,強烈反對該文章的,則多為既得利益的菁英階層,比如金控公司裡的經濟學家.他們站在"護國神山"的光環下,以台積電的世界地位,股市榮景來證明現狀的合理性,央行壓低匯率的正當性.他們如同當年的日本保守派,認為外媒的批評是不安好心的陰謀,意圖削弱台灣的出口競爭力.

              而這種兩種截然不同主張的爭論,正是央行未來轉型的絕對難點.台灣央行若要落實問責,勢必得正視底層人民的吶喊.然而"日圓王子"的歷史教訓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改革本身也可能是一場災難.如果未來的政策調整,是基於一種僵化的"社會公平"意識形態,卻缺乏對產業現實的細膩操作,我們是否會重蹈日本90年代的覆轍?當年的日圓王子們,正是打著"打破舊體制弊病"的正義旗幟,打著當前經濟成長結構不能持續,需要更新的名號,摧毀了舊有的繁榮機制,卻未能在廢墟上建立起新秩序.因此我們面臨的風險在於:我們可能在民粹的壓力下打破了現有的"保護主義"(如低匯率對出口的保護),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來支撐內需產業,或者因為種種限制讓想像的美好不能化為現實的窘境,最終導致出口優勢流失,而內需生活品質也未提升,陷入舊的好東西失去,新的好生活沒來的雙輸局面,那就是一種得不償失,可能會是某種版本的"失落歷史".

              從日本的歷史到台灣的現狀,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 中央銀行絕非單純的貨幣管理機構,它是掌握經濟命脈的政治機器,它具備調節匯率,產業結構.資產價格乃至薪資水準的強大功能性.正是因為這種功能性如此強大,我們可能必須對所謂的"央行獨立性"神話抱有一定的質疑.獨立性若缺乏邊界,就會演變成像日本那樣,少數未經民選的技術官僚,如日圓王子,可以憑藉個人的意識形態,在不受問責的情況下,決定全體國民的命運,甚至發動造成巨大社會痛苦的社會工程術.因此,本書作者Werner提出的解決之道不在於讓央行更加封閉獨立,而提出要建立成熟的"民主問責制".

              Werner認為央行的決策必須被納入現代民主的監督體系之中.這並不意味著讓國會議員微觀管理每一筆利率決策,而是指央行的"政策目標"與"優先順序"必須是一番討埨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少數人自以為是的主張.是優先保出口還是保購買力?是優先救資產價格還是救失業率?是追求結構改革還是短期穩定?這些選擇之間的決定必須經過民主程序的辯論與確認.在菁英的專業知識與大眾的生存需求之間,必須存在一個公約數. Werner在書中特別引入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作為參照.與日圓王子追求的冷酷美式自由主義不同,德國模式保留了央行對信貸的一定引導能力,以支持中小企業和社會穩定,同時又具備民主監督機制.這提示了我們,在完全的統制與完全的放任之間,或許存在第三條路,一個既能維持央行功能性以調節社會分配,又能透過問責制防止菁英獨裁的平衡點.只有透過某種透明的問責機制,迫使央行走出神祕的技術帷幕,說明其政策的代價與獲益,我們才能避免陷入"菁英傲慢"與"民粹盲動"的雙重陷阱.一國經濟的未來,不應由少數"王子"在密室中決定,而應在陽光下,由社會共同承擔與選擇,這是這本"日圓王子"的主張.或許這本書對身處十字路口的台灣經濟能顯示最沈重也最珍貴的啟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