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蘇聯的心靈

蘇聯的心靈  


蘇聯的心靈(The Soviet Mind,Isaiah Berlin)


   這個世界有沒有才華洋溢又善良的惡魔?我想可能很多,且大部分聲名顯赫,且擅長論述,宣傳,或遊說,以致尋常人既不容易反對,也無力與之相抗,甚至成為它們的信徒.那些極權統治的魔頭們固有暴力控制恐怖之舉,能將許多人鎖進他們編織的羅網裡,包攏著身體與思想,但這些暴力脅迫還不如一個人歡喜自願的走進那個羅網更恐怖,沒有暴力威脅,缺少了血的教訓,人們很難意識到被圈進網中,還以為自己正在通向幸福,而那種善良的惡麼就擁有讓人自投羅網的能耐.靠的不是脅迫,可能只是一些文字,一種論述,一個創造出來的天堂,是以一個暴力魔頭懂得結合這種文字魔頭,恐怖的統治能夠更長久.


    Isaiah Berlin是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記者,作家,這是一本他對於蘇聯社會觀察的心得總匯,說是總匯其實它是數篇文章集結合成,不是一個特別有組織邏輯的作品,選的幾篇還能算自說自話,意外地頗有點呼應彼此的味道,雖然沒有緊密的文意連結,但Berlin的想法作一致性貫穿,或說部分觀點不斷重複,倒也顯出一個整體性,因為它不單純是旅遊訪問的感想見聞,實際上有可能在監控中對蘇聯文學家,作家,與藝術工作者訪談所得"蘇聯的心靈",包括知名的詩人阿赫馬托娃,或是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杰爾納克,還有其他知名或無名的詩人,舞者,藝術家,Berlin在1945與1956年兩次訪問蘇聯,分割兩段時間的差異主要在極權統治鬆緊的差異,1945年剛結束大戰,在戰時略見方放寬的強制統治,隨著史達林統治目的上的需要而縮緊,而Berlin再次於1956年訪問蘇聯時,史達林早已過世,從獨裁者控制強度的縮放之間,他感受到那些與他相見之人所透露出的情感與精神狀態的差別.


    Berlin對共產主義時期的蘇聯的觀察就是從觀念的產生,傳播這一角度展開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哲學,Berlin的態度是一貫的,它不過是眾多社會哲學中的一種,他嘗言"單一的真理催生豐富的邪惡",這是Berlin長期不變的態度,多元主義遠勝單一主義.他以為唯一的真理將會催生豐富的邪惡,那種信仰某種唯一真理論的人們,通常認定只有跟他一樣信仰唯一真理的人才會對這種信仰獻身,且認為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實現它,只有唯一的被認可的專家有資格來運用和解釋它,這種古老的教條式想法表現出許多不同的形式,但Berlin指出不論這種真理表現得多理想或者超凡脫俗,本質上它仍然是極權式的,他明確告訴人們,共產主義的對錯還需要時間來證明,但蘇聯的錯誤是當政者把它當做唯一的真理.一種學說如果被掌權者賦予一種絕對的真理權力,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的各層面,做為判斷是非對錯的唯一準則,邪惡便會產生,而共產主義恰恰就在蘇聯獲得了這樣的絕對權力,在作者看來,這是一個荒誕的社會,在謊言編織的幻覺中,整個社會,特別是人民付出巨大代價,喪失自由,喪失生命;但他們卻被強迫告知或洗腦這代價是必須的,光明就在彼岸,只有越過湍急的河流,就能找到真善的光明,為了這個,所有的代價都是合理的,即使流屍塞滿河道,也都是必經之路.


    對個人來說,我以為作者選擇藝術人士的論點做觀察,想用的就是他們的多元性,一個真實的蘇聯心靈,如帕斯傑爾納克他拒絕領取諾貝爾獎,並不是害怕被迫害,而是擔心再也回不了國,他寧可留在蘇聯面對可能的批判,也不要放棄他的出生地.這種真實的心靈可與常見的矯情文人不同.但我以為作者在此用的就是不同文人的多元性,因為這些人彼此之間不一定相互同意或欣賞對方的創作與觀點,甚至從訪談間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文學觀點的大不同,但他們對於受禁錮的空氣所產生的共鳴卻是接近的.甚至,我也不以為這書只能看成對於蘇聯的觀察,或對共產主義的預言,Berlin關於蘇聯觀察的作品不少,只要還是基於他的自由主張,多元化的,相對自由主義,只因它是20世紀出現的一個特別烏托邦思想建立的集體,是作者發揮自己主張非常好的觀察點.


    開篇已經提過,在個人的觀察裡,不管是史達林,毛澤東還是金正恩式的極權控制,或歷史上那些建立在暴力本質上的恐怖統治,再恐怖再血腥也不如那些讓人自動走進恐怖羅網控制的方式,而這種讓人自投羅網的形式,可能是宗教,可能是烏托邦主義,可能是美好,善良,又充滿人道精神的主張.因為前者的破壞形式是雙眼可見的,是可以在封閉的環境感覺出惡的本質,比如遍地餓殍,任意刑求,血腥屠戮,不需要向外參造,任何人都能看出統治極權的本質,除非這個人天性認為血流遍地是善良的,是好的,否則即便是無知封閉的幼兒都能輕易看出惡的景象.但是人們最不容易看出存邪惡的本質被隱藏在一些美好的環境中,邪惡或恐怖在那種封閉的環境裡無法自覺出的,甚至沒有明顯的惡行,環境中充滿的可能是神聖的信仰,普世的價值,或是心靈修行的追求,這些善意中所隱藏的邪惡在於創造一個單一主義的環境,讓處在這個環境中所有的人都信仰這種一元主義,主義不一定政治,可能是佛屠,天堂,至善,輪迴,幸福,方法當然不是刀槍,而是三跪九叩,徒步萬里,朗誦經典,或是暮鼓晨鐘,那種恐怖血腥的極權壓制下,可能維持個幾年或幾十年就會面對被打破的壓力或反抗,獨裁者要不是被推翻就是必須開放,所以這種極端的統治通常很難長期持續,與這種極端控制相反,那些透過環境創造的單一主義的認同,卻可以持續很久,幾十年,幾百年不變,那些社會與世界至今仍然大面積的存在,並且經常性的抗拒物質入侵,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種環境刀槍攻不滅,卻害怕觀光客與商人?當人們被花樣的外在世界所吸引,不再信仰當地長期普遍的單一主義,到底傷害了誰?誰是單一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我常以為這種善行表現的單一主義可比那些暴力恐怖更難以打破,但本質上沒有太多不同,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人真的會想過自己早就被羅致在一個無法逃離的思想大網中,而既得利益者比起極權者毫無二致,顯然思想控制可比武力控制還更有單一主義時間不滅的僵固性.以上


2015年6月3日 星期三

經濟解釋(卷一)~(卷四): 科學說需求+收入與成本+受價與覓價+制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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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解釋(卷一)~(卷四): 科學說需求+收入與成本+受價與覓價+制度的選擇


   原來是讀輝格寫的自私的皮球,很快便看完了,雖然稱以經濟學觀點貫穿,但個人覺得有幾篇文章的分析有些疑點,想著不如另找一書,於是趁著書商出版合訂本,一口氣再次讀這四本經濟解釋,算做個頭腦體操,1300頁,73萬字若是小說是輕鬆的,但改成嚴肅議題,難度不小,書名是經濟解釋,但它基本上不是經濟學教科書,甚至可以說大部分內容是來挑戰或推翻學校裡教的那套東西,在挑戰或修正這個基礎上,顯露的就是一個對基本經濟學沒有太多了解的人不適合讀這四本,絕對似天書不知所云,何況內容涉及科學性的挑戰,對於以意識形態或固定價值來看經濟領域者也是不合適的,在作者張五常的觀念裡,對世事看法的不同透過可驗證的方式來進行解釋,給予侷限看能否取得有意義性的解釋,但這種解釋不是為辯而辯或為了讓另一方住嘴的辯論,他希望提供的是一種科學性解釋經濟世事的是可能性,在這個的角度,讓讀者習得這種習慣與態度,從而能採用這種態度來看經濟社會中各種變化來得到有助人類的解釋.


    解釋世事不是教室裡的工作,張五常特別重視從實際經濟活動中,觀察自大街小巷的叫賣到工廠公司的作業裡得到的實情,將複雜的行為濃縮簡化有解釋能力的觀點,他自稱不玩黑板經濟,課堂上的東西若不能在真實世界有所得驗只不過紙上作業,因此這套書或這本書與那些習慣關在學校中的蛋頭大家可是大不相同,舉個例子,在第二卷收入與成本中,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拆解出版業的成本結構,這一章與整本書相較看來頗為突兀與過於細瑣,看素無用,但這個細瑣的內容恰好可以給提供ㄧ般讀者了解出版產業的粗略成本結構,與各部門相關的上下關係.作者在這章中將出版業分成編輯,印刷,發行,通路四塊成本結構與內容來分析,一個特點是出版的成本不是依單書,而是依書號,釐清了出版業的某些成本內容,恰好可以對一些問題提供粗略的解答,比如在當前幾個主要網路書店與實體書店都用了大量的折扣戰法下,壓縮了沒有價格折扣空間個體書店的生存空間,因此有人建議所有的書籍銷售端應該採用統一定價制,透過限制財力強的大型書店以折扣銷售,保護獨立書店或小書店能生存,而價格限制,可能會有許多書會的需求會減退,明顯的小於它們的供給,於是基於利益,出版的書籍數可能會減少,而部分高級文化人最希望那些他們認為沒有嚴謹知識或人文價值的娛樂性書籍能被消滅,然而事實上,從直觀的結構來說,這根本是白費力氣,殊不知,出版的成本不是以單書,而是以書號,也就是這裡面從印刷,發行,通路等成本的議價能力上都與出版總量有關,那些被某些人認為不值得看的爛暢銷書正是出版社能降低成本,能與人家議價的主角,如果這些書被消滅了,並不一定好書就能出來,也許被消滅的恰是他們心中好書,而印書少了,書號量出少了,印刷,發行,通路要賺什麼?怎麼生活?可能最先倒的就是這一批人,看起來似乎與出版內容沒有關係,卻關係緊密的構成整個出版產業,沒有一個強大的上下游配套與能力,不能壓低成本,出的書數更少,不賣錢的書更是別想被出版,誰會先捨賣錢的書籍而先出賠錢貨?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成本結構上得來的可能;此外實體書店對於不同消費者的交易成本都不同,比如去實體書店的交通成本可能比網路高,但用網路書店也有訊息成本高於實體書店的困擾,所以即使價格相同,實際的購買成本仍不相同,這方面實體書店或獨立書店未必會有優勢.


   以上只是用這本書籍中看似最無關的內容得來的,如果從作者的經濟觀點來分析,書籍統一定價制,其實就是一種價格管制.價格管制會造成什麼影響也許一經濟教科書已經有一些說法,但它所涉及的問題卻能開展出另一個新天地,就是這四本書所論述的主題之一.一看到經濟解釋四字會以為這是解釋名詞的類字典,事實上非但不是,書基本是作者一生對於經濟這個領域體悟出的所有精華,且個人做為一個路人讀者認為書還有一個很大的隱形題目:為什麼是市場!.是的,雖然作者沒有言明,也不一定同意這種延伸,但做為一個經濟學者的峰頂作品,我以為他是有這樣的一個企圖,期待能夠與同儕比肩,拿把經濟學的科學解釋性擴展的更遠,這邊說的同儕可不是隨便的路人,或是一般的黑板教書匠,而是那些經濟學研究在世界屬於頂尖位置上的人,當然也可以當作一個老者畢生功力所在,四本書都是一個概念之下的衍生與拆解,張五常是以科學的方式來解釋經濟學,即是科學方法論,文中一再重複的便是"理論要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這與Carl Popper採用的證否論有些近似,他採用改變侷限的方式來看相關的變化,得出可能變驗證的科學事實,套句他書中的話"知道局限及其轉變,經濟學推斷人類行為的準確性與牛頓推斷蘋果會往下掉的準確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先不論實質內容,書的寫作基礎就是源於這種思考,這四卷書讀來雖不容易,沒有功底的大概卷二就放棄了,租值,上頭成本,盈利這些名詞應該弄瞎不少人,邏輯上不清楚的完全跳不過去,但如果能夠堅持,並多用思考理解,應該對人有相當的提升,作者不用數學方程式,1300多頁也幾乎完全沒有圖表,因此只能看作者的解釋力,甚至到卷四談土地與勞力的邊際產值以文字解釋佃農分時,讀者必須有圖形的想像,卻沒有對應的圖形,所以個人的理解力也占了能否閱讀順利的重要地位,雖然內容正不正確是閱讀關心的要點之一,特別是經濟學已經被不少人為是在教室空談理論的學問,但在這四卷書上,個人認為最要緊的是張五常是展現他的觀察力如何及於想像與思考,從觀察裡對現有理論的質疑,從現實中找尋大眾誤解的真相,學習的是一個作為社科學者真正的態度與方法,不是那種打著討好群眾的假學說,而是要找到真正的求理的方式.


   四卷書中,張五常提出了許多獨創的見解,如監督理論,權利理論,四二理論,佃農理論,從內容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推論出這些,或打破新古典馬歇爾,科斯,弗里德曼,乃至古典亞當斯密,李嘉圖的看法而來,或是自我挑戰,毀棄過往自己提出的觀點,如卸責,等博弈理論,這些內容固然不輕,但一如個人前面說的,我認為這本書試圖解釋為什麼市場制度是今日經濟世界運作的主要力量,甚至是大部分力量的來源,請留心作者不是一個唯市場論者,也不是一個以倫理學來賦予經濟學定義的人,他解釋經濟只問為什麼,不論好不好,張五常書中曾述他盡量避免經濟對政治上的選擇建議,好不好不是一個經濟學家該做的事,但先不用考慮這些科學性的分析方式,單從這四卷,可以知道作者認為最重要可用的經濟理論領域只有三部分:1.需求定律. 2.成本概念. 3.競爭的侷限,這三部分的主題構成了這四卷書,卷一科學說需求就是談需求定律,卷二的收入與成本,卷三的覓價與受價則是設收入概念,至於卷四制度的選擇則是鎖住競爭的侷限.需求定律指那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這定律包括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的所有含意,其中有一個大麻煩,需求量與供應量不是真有其物,該定律的本身因而無從驗證.要以邏輯推出真有其物的變數的驗證含意才可以發揮該定律的解釋威力,同樣,所謂均衡也非真有其物,不要跟物理學的均衡混為一談,其二是成本的概念.但因為變化多學之者要觀察,思考多年才可以有稱意的掌握,尤其是也算是成本的租值,因為角度往往轉來轉去,不容易拿得準,成本是代價,在好些情況下引進需求定律成本與價相同,競爭的局限源於有社會,競爭使產權等問題出現,經濟分析變得複雜無數倍,全四卷經濟解釋皆涉及競爭這個重要話題,而主要的處理是在卷三受價與覓價及卷四制度的選擇.


    純就內容而言,進入卷二談租值,上頭成本,盈利等名詞分野之後,整套書才開始了一個與它者不同之處,也是可以理解為什麼我要說作者表達市場之力的所在,雖然張五常開書即言明他不認為經濟學有微觀與宏觀之分(本地稱為個體與總體),在這本書中確實也是用這種方式呈現,一個租值的觀點被創造出來後,在微觀處,作者延伸到受價與覓價的行為,產生相關生產者透過價格分歧來吞食消費者盈餘的各種策略,如綑綁銷售,黃牛票價,全線逼銷,傳統評論壟斷與托拉斯觀點的謬誤,乃至於擠迫效應下產生的邊際成本變化,引進訊息費用,交易費用,並從微觀轉進宏觀,領悟到沒有交易費用就不會出現市場,市場的出現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的代價是要付出某些交易成本,但從常理來說是場沒有理是為了單純要付那些交易費用而出現,顯然是為了節省的另一種交易費用更多更重要,而這著被放在前端的交易費用就是租值消散,市場是唯一不會造成租值消散的制度,即是個人所說作者想言說的主題.在這個市場制度中,租值消散不易理解,但作者以公海捕魚為例,指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公海無限制的捕魚,最後所有人捕魚者所付出的成本會高於所有捕到魚的價值,這就是租值消散,這是源於無限制競爭下的結果,亦即若開放人類無限制競爭,最後人類只有自我毀滅,甚麼也不能生存.這公海捕魚的觀點解決的方式就是發放有限的捕魚執照,而執照需要透過某種方式取得,如競價或排資論輩,而這也就是制度選擇的緣起,制度的選擇就是一種合約和另一種合約的比較,此地進入了作者專長的產權理論,並延伸到佃農理論,與中國近年的經濟改革制度,最後作者才不得已的必須處理收入分配與國家理論涉及政治方面的議題,並對經濟調控與貨幣制度提出自己的觀察理解,作者對這兩個一般宏觀理論的重要課題的看法不如一般時下主流的觀點,但從權利理論的論述,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底蘊的原點是什麼,且能觀察作者對於它領域的知識也有自己獨立的看法,而此點不同於常見之理,卻也能搭進他的經濟觀點中.


   他引用了美國的憲法第五條,從中衍生出人類的兩個權利,人權與產權,他表示當人們要求均等的人權時,那麼產權的平等性就會部份被犧牲擺不平,反之,如果人類要產權平等時,那麼就會有人的人權會遭到侵害不平,這是因為人類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以上的觀點頗近於效率與公平間的爭議,只是作者不是從那個角度出發,以至於我認為這本書雖然著重在科學性的論述與指導上,但作者不在經濟學上加進倫理學為變數,事實上已經不符合當前社會主流的要求,而將會被以這種方面批判被否定,不過前面說過,作者非唯市場主義,他重視的是所論述的是否合於世事真的現象,不是那種在冷氣房裡想像出來的假人文社科騙術,所以在卷四中作者舉的許多例子是不容易被一般民眾接受的,但這無關宏旨,他處理的是經濟學而非倫理學,縱然他認為倫理學也是重要的社會部份,卷四中還放了從產權與生產單位的觀點分析了中國傳統的家長制,與風俗,文化的影響,但摻進了經濟世事中不是經濟學能夠解釋的問題,所以他沒有那樣處理經濟,因此讀者如果看到房價高不能買房,不是因為價高,是因為收入少的觀點,恐怕都要跳起來,但對於解釋者而言,他不是言之無物,是經過一層又一層的分析才來,只是民眾應該沒有理性接受這些,正因為如此,即使得出結果的是一種科學性的思考方式也會一併被丟棄,所以整套書中對於壟斷,拖拉斯,對於利益團體的批評,對於最低工資的看法,對貨幣數量的錨定理都不是當前主流.


   當然這本書仍然有一些不是那麼絕對任人信服的,比如對於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的效應,他指出凱因斯乘數效應效果小,但不認為政府投資的效率一定較差,主要是因為貪污等非經濟性因素,作者舉出幾個例子說明政府的投資不見得都比較差,但很一致的這些例子都發生在中國,都與中國的土地使用有關,雖然如此得以證明他所表示的論點,只要產權的權利劃分清楚,政府的投資效能不見得較差,問題是中國的土地全部都是國有,一句話就能讓一整片土地讓出來提供某些投資優先使用,因為這個特性,才能恰好符合產權理論下的推論結果,但除此外,其他國家地區都不可能發生相同的效應,也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效率,所以對於這點的批評顯然還待考驗;此外,因為作者避免了對於政治問題的過度涉入,著重重心在經濟世事的觀察與解釋,所以很多時候會放在經濟,而沒有對一些社會現象有同理心,l自然也不易受到某些讀者的認可,除此外,四卷書中還不斷的看到作者自誇,動不動就是某大師或諾貝爾得主對己的高度評價,不太符合東方社會的自謙價值,難免讓人覺得不習慣,但除了這些,拋開價值觀暫時性的羈絆,整套書是非常值得閱讀,且值得多看幾次.以上


2015年5月31日 星期日

娛樂至死

娛樂至死  


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il Postman)


   娛樂至死,書談的是電視文化的影響,一如書名,電視文化的最終效果就是讓大多數人娛樂至死,死的不是身體,而是思考能力再也不能回到印刷品主導文化的時代,相信大多數看過書的讀者都會同意這一層的現象正在發生,Neil Postman提醒人們要警覺電視這個二十世紀的寵物的可能影響,Karl Popper曾警告電視中暴力,色情等內容對兒童的腐蝕,他建議政府可以犧牲言論自由立法對電視制片商進行管制,而Postman關注的則是電視造就了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他指出令人恐慌的不只是娛樂本身成了嚴肅議題的一部分,更悲哀的事是所有嚴肅議題都改以娛樂的方式呈現在公共話語討論的中心.不過,個人認為,這書除了表述的電視文化帶來娛樂至死的現象外,另外一面也顯示出的是大師的悲鳴,人文知識份子對自身地位與影響力沒落的憤怒與哀嘆,對於用娛樂包裝的資本主義反擊的無力感.


    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Postman旨在敘述文字印刷時代的文化演進特點,如何在新技術出現下,這種話語型態被替換;在第二部份敘述電視這種話語如何入侵新聞,宗教,政治,對人類的生活發生全面性娛樂化的影響,最後作者提出改如何解決這種現象的一點建議. 印刷術統治世界的時代,書籍,報紙是人們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人們通過閱讀獲得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訊息,行動與信息之間可說密不可分,但這些關係隨著電報的發明而改變,電報提高了訊息的即時性,迫使人類必須中修正訊息的定義,它不再是有著巨大影響的要素,成了只是看上去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實際卻毫無意義的文字符碼,而隨著攝影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圖像照片開始統治人們的眼睛,從這個時候起,技術不再是中性的,於是在1850年後,文字印刷的統治時代終於告終,照片重塑了語法體系,與字詞句子不同,照片展現的世界是一個物體,它失去了被記錄內容在真實世界中的語境,一段文字與一張照片都能衍生出一段新的訊息姻緣,從這個意義上講,圖像革命之後,訊息已經毫無誠信可言,它可以被任意歪曲,接受者不再需要對閱讀文字一樣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獲取知識,價值和觀念,在自由世界的商業社會里,訊息產生者為了取悅大眾,為了菲利潤,一場盛大的娛樂盛宴開幕,電視的出現終於引爆了訊息炸彈,電報和照片完美結合成動態影像,娛樂不再遮遮掩掩,人類樂於臣服在電視機前,思考能力心則慢慢退化.於是,透過電視,傳教者以觀眾想要的夢想來做為傳教的宣傳話語,政治人物則在電視機前扮演者人們需要的政治人物,而新聞的呈現不在於人們思考,而在於創造一種娛樂性的跳躍與延續,那些懂得利用電視特性的人,都能藉此吸引到更多的人來關關注他,來造成話題,提高知名度,並藉此謀取大量的金錢利益,而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樂於接受那些訊息的催眠,而這些與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沒有絕對的關連性.


   Postman的理論前提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的觀點,是有點道理的,媒介的特性會影響我們認識問題與傳播思想的方式,這種本書大多數內容就是在這兩點,不論是說理,還是他在新聞,政治,宗教,教育上採用的例子都是以此為準,不過基於這方面研究而導出我們的文化即將全面導向娛樂文化的論調,個人認為現象是對的,電視文化的影響已不可逆轉,特別是網路成為新的傳播技術後,這種效果更見明顯,更可以驗證這本1985年出現書籍的前瞻性,但他也存在個人的偏見,這種偏見即是知識份子瞧不上娛樂的正統價值,論述中透露著知識為大,認為知識分子必為上位的偏見,甚至他在文中採用印刷文字統治世界的結束,對闡釋年代被娛樂業時代取代有著相當的憤怒,透露著知識份子的地位被娛樂行業者替代的不服氣,個人認為這種想法是有爭議的,而這種偏見或失落卻也不只見於本書.


   前不久,本市文化局為了推廣經典閱讀,有意找網路紅人谷阿莫製作"五分鐘看完一本經典小說"系列影片,並想找楊照推薦經典小說,這個提議被楊照拒絕了,並在其臉書發文表示五分鐘看完一本經典小說的做法,是摧殘經典,不重視文化的表現,依他的觀點花越多時間讀經典小說,就能得到更多改變人生的收穫,也是其價值所在,是無法被簡化的. 隔了幾天,李敖在微博轟演藝人員是下三爛行業,帶來虛浮壞影響,讓年輕人不務實學,"中國人罵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就是定論,這行太現實,太虛榮,太炫耀,太不擇手段競爭,的確情義蕩然;這行業竄起來了,名利雙收,演藝人員居然表率群倫,帶來虛浮壞影響",對這嚴厲的批評,他的朋友陳文茜比較認命緩頰,用的就是Postman的觀點"他有他的方向,藝人有藝人的雲彩,並認為人類走向娛樂至死是人性","打從1930年代電影出現,明星這名稱被發明後,演藝人員影響力便超越當代政治人物,藝術家,文化人,學術界,正如美食永遠超越維他命C.這,大概是人性吧.瑪麗蓮夢露影響力勝過海明威,Adele會比英國首相地位更穩固.五月天,能連任很久,這是現象.".


    以上這些近期發生在周圍的新聞,與Neil Postman這本書裡所透露的心境其實很像,我的最初感覺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影響,面對資本家,人文知識份子可以透過階級論,剝削論來爭取不同文化,知識,習俗,政治的人來取得一致性的認同,但若資本,物化的影響是透過於娛樂形式,透過藝人來影響一般人,人文知識份子的那套竟然完全沒用用處,娛樂之城彷彿一座攻不破的城池,沒人想知道知識份子想些什麼偉大的人文觀點,管他甚麼哲學思想,大師與知識份子的影響力式微,他們不再被社會多數人看重,尊重,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也越來越低,終至於成為平民,而地位與它們黃金交叉的正是幾百年前他們口中的戲子,現代的藝人不但作品有被人欣賞的次數幾百萬倍於一般作家,或知識分子,各種收入直線上升,一個隨便一個二,三線的明星收入都不比那些知識份子差,甚至言行對年輕人的影響力也大大超越以前自命不凡,超爾不群的文知識份子,人們關心的是吃什麼,在哪吃喝玩樂,而不再是想什麼怎麼想,於是以上這些知識份子回饋出來的舉動也自然不令人意外了.


    為什麼先說是對資本主義對抗的乏力呢?因為媒介與技術一個作者所言不是中立的,但它也不是免費的,更不是知識份子自己出錢購買的,但他們從來不理解這一點,他們從沒想過哪個人有義務為大師的表述買單?,而這種電視文化的娛樂現象不單發生電視上,更藉此影響了出版品,更遑論今日的網路媒體.上個世紀末,本地解除戒嚴已經一段時間了,各種新興媒介媒體勃興,某一個大型的出版集團想要做這麼一個嘗試,想要提高旗下雜誌的發行量,想法是這樣的,如果每增加1萬本的發行量大約需要60~70萬的變動成本(紙張+印刷+裝訂),但是如果增加1萬本的發行量,能夠增加1台(16頁)的廣告,則相當能增加100~180萬的廣告收入,但提高發行量可不是多印就行了,印多了沒人買還付出一筆倉儲費,為了增加銷售量,於是它們大幅降低了雜誌的價格,只比單本的變動成本略高,他們改變了雜誌的型態,除了雜誌本體之外加贈一堆贈品用膠膜包起來讓商品厚度看起來是原雜誌的幾倍,這一看cp值拉得很高,但光這樣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它們改變了雜誌的內容,這些雜誌再也不專門鎖定菁英分子,它們開始做一些號稱入門刊物,白癡級雜誌,step by step這些內容,它們放棄了大量的文字,改以圖,表,照片作為文本的主體,它們不再靠賣雜誌的毛利作為收入主要手段,他們的收入多數來自於廣告,這樣的嘗試從收入面來說是成功的,但內容已經失去了印刷物擅場時代的本質了,數量破壞,價格破壞,型體破壞,最後還是必須要內容破壞,爾後在今天,每天免費給大家拿的捷運報正是這個概念的極致,至於內容嘛,就是看完就可以已拿去墊便當的.而當初排不上Rundown,或上了也會因為播出時間不夠被現場砍掉的消費性新聞,百貨公司周年慶,吃喝玩樂資訊今天都已經成為電視新聞的重要部份.如果大多數人生活裡不要大師哲學,不要高端思想,不需要印刷物拉拉雜雜還是條理分明厚重的道理,要的就是上面這些,大師與知識份子們自然就陷入寂寞了,連出版內容都被破壞了,這些靠文字印刷出版品論述的文人知識份子,自然就失去舞台與它們原有的社會地位.


     雖然這是一本對於電視文化影響論述的好書,它在1985所說的這些現象在目前的即時網路訊息時代更加明顯,人們失去對於文字的思考力已不可逆,但是,個人認為作者還是過慮了,一則Postman顯出了對於技術的擔憂與恐懼,二則顯出了他對於對抗娛樂包裝下的資本主義的無力感.人類的技術發展是文明中的一部分,印刷術就是替代重複書寫的技術,如果對這種變動沒有太多憂慮,印刷術被後來的技術取代又有什麼罪大之處,因為其實我們並不會知道人類未來會如何?其次,很亞於作者對於歐威爾式預言的輕視,或是他認為政府體制對於言論的控制影響比不上電視文化這種新型態的方式,他憂慮電視文化影響卻不太在乎政府管制言論,其中透露著對於娛樂式資本主義的恐懼更勝於極權主義是我個人不解的.以上.


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看書名應該是傳記,但看不看有掙扎過,一則是沈從文的傳記不少,以前沒有特別留意過,現在似乎也沒有必要追一本新書風潮,另一是只在小時候看過洪範的沈從文小說選,當時知道的出版品選擇且有能力讀的沒現在多,洪範,九歌,爾雅幾個出版的書買的多一點,其實不太算忠實讀者.但約略聽人說這本有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意思,想想1948到1988可能真的有點意思,就找來看看看.說來真是頗有典型的可能,說是沈從文的後半生是事實也是諷刺,普遍認為沈從文最好的作品都在他的前半生,不管他是否如傳聞所說的若未在1988年初過世就應能在當年拿到諾貝爾,至少他被高評價的作品都在1948年以前就寫出來了,這本書無異在試問那麼他後半生都做什麼去了?為什麼再沒出現值得一讀的小說作品?而這本傳記潛藏隱伏的目的應該就是在此,透過後半生的敘事,來對應前半生,顯現環境巨變下一個作家所面臨的壓力與選擇,對比出個體的差異外,也顯出不同的人對於社會與作家關係劇變的處理方式與可能結果.


   書的開頭就訴求年輕,這種年輕自然不是指生理年紀,1902出生的沈從文當時已邁入中年,文中的年輕自然指的是創作的心齡,當國家處在戰亂越來越接近天下翻轉時刻,身為一個作家,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應該是隱約感到什麼不同的事情要發生,雖然他沒有選擇坐上南京政府的飛機,但這種山雨欲來的壓力還是讓他的身心都遭到損傷,於是他崩潰了,書中精神失常的他進了精神病院,一個由憂轉懼再轉為靜謐,最終進入了大悲,這種大悲讓這個年輕的心境徹底轉變了,突然變得符合了他年齡一樣的成熟,可能意識到未來創作之路在外力未明,內心膠著的情況下難有可為,也可能是為了暫時避禍,沈從文宣告要轉以研究古代傳統工藝美術器物作為今後工作的重心,由年輕的短篇小說創作者一舉轉變為古代器物工藝品的研究者.


     作者張新穎對於沈從文的理解全部來自於沈從文全集與來往的家人,友朋信件,政治檢查與新近發現的未發表作品,作者沒用太多個人主觀的論斷,大量引用沈文沈語,試圖以主角自己現身說法,讓書顯得相對真實,也不會干涉讀者個人的看法與判斷,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略讓人感到枯燥,因為這並不是一本注重主角生活經歷的傳記,而是瞄準著精神歷程來剖析,這樣的寫法並不在強調沈從文的文學地位或作品價值,而是顯示在那個時代做為一個沒有配合政治演出的文人,沒有因為政治磨難而屈從的作家的某種心理狀態.這會更接近沈從文的真實面目,但是全用這種角度寫人,也能產生相應的誤解,太誇大了個人難免容易陷入造神的嫌疑,雖然在沈從文這個人上不見得是很重要的事,卻是很值得探討的,會不會某種程度上對個人的誇大,放大了時代風暴下其他價值裂解的效應?或是誤解了不得已接受威權壓迫統治而改變立場的人而毀壞另一個人?但是這些猜測終究還是在沈從文的一個概念下讓我釋疑,"寫作需要的是思考,政治需要的則是信仰",思考與信仰兩者有著差異,甚至充滿衝突與悖離,因此,一個醉心寫作的人本來就不該在一種政治信仰的基調下做為創作的源泉,更何況是以這種信仰的宣傳做為寫作的標的,在沈從文的心理,他1948年起的掙扎應該無不自於此,於是他選擇了一個自以為不應該也不會受阻於政治的古代器物研究,以為只要進入不涉足批評時事或不暗諷社會的寫作或小說創作就能從此無恙,怎奈何他不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專門誅心的政治環境,那怕他寧願在歷史博物館當一個解說員,也不願意接受黨政大員希望他繼續創作小說的邀請,哪怕當局已經虛位以待,他寧可專心在他的中國紡織品研究,扇子工藝,還是其他器物的專著上,他還是避不開,張新穎沒有如巴金隨想錄裡面大量的文革文鬥批鬥場景那樣交代沈從文面對的環境,反而像是交代一件簡單的文書過程,也許是因為讀者可能早已熟悉,或者是這原來就不是主人公自身的東西,只是讓主角所想表達的思考更加清晰,也讓整本書除了畫家范曾外,不曾有過對其他人的黑畫面,而因為沒有採用太多的范曾回應,以至於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描述是否公允,但即使如此,在能夠緊控不過度挑戰政治的界線上,還是露出了一點點端倪就是,但無損於初衷,讀者也應該能夠猜得到.


    在新政權建立的喧囂中,沈從文陷入了危機,他不清楚自己面對的是哪種社會價值的驟變,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無助,即使在這種貼近崩潰或實際已入精神病院下,他開始做一些外界完全無法理解的工作,起碼知道沈從文文名者都認為這不是他該做的追求,他協助北京大學博物館搬遷,參與籌備陶瓷,漆器,織造專題展覽,完成了中國陶瓷史教學參考書稿,經過數月的恢復,在給妻子的信上寫道“我溫習到十六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想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做掉頭努力,扭過來了,你可不用擔心,我已通過了一種大困難,變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這種平淡卻堅定的信念,真執不浮誇的情感,他就這樣進入後半生工作的重心.沈從文的恢復不僅是變得正常了,而是從中重新凝聚起了一個自我,這個重新凝聚的自我讓他在複雜現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重新確立新的事業,更可貴的是沈從文的恢復不是向現實妥協或隨波逐流,而是一種超越現實起落的新生.懷著這樣的心態,雖然解決了個人應對環境變遷的抵抗力,卻還是要受到環境變化下的各種折磨,費了半生心血的文物研究並不順利,身為反動權威,做的又是不被看重的各種雜工藝文物研究,沒有話語權,一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從起念準備到最後出版,耗時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中,各種運動衝擊,雖然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前後被八次抄家,下放湖北幹校勞動,沒有逃過任何一次整風,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心想著未完成的工作,在各種艱難的處境中,苦心孤詣的忙碌,這種心境下而寫出了這段話"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或一時公民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保.但是,一通過時間,什麽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者有那麽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傑,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後還如相晤對".


   個人的歷史何曾脫離過國家史?個人的悲劇又何嘗不是國家悲劇下的產物? 政治席捲一切的年代裡,個人的命運恰好反映了國家動蕩與社會變動,從微觀看見宏觀,自個體轉到群體,顯出了國家與個人價值之間的衝突矛盾,看見服從與叛逆的對抗,,張新穎在後記中寫道"發生什麽樣的關係不僅對個體生命更有價值,而且對社會,時代更有意義,卻也不只是社會,時代單方面能決定的,雖然在二十世紀中國,這個方面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的力量過於弱小.不過,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因此,個人縱使淹沒在大潮中,但是再小的個人還是人,再大的潮水也還只是水,堅持自己完成自己便有上岸的一天,這本後半生傳記的價值也許就在這裡,保持自我的獨立,尊嚴,價值.以上.


20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桃花井

桃花井  


桃花井


   這是一個不太有人關心的故事,起碼從當前的角度是這樣的.於是我不驚訝它出於一個台僑還是華僑?,而非本地的某人某作家.國家機制總是不斷攫獲定義每個時期,不在時令概念上的價值任誰也難輕冒大不諱,而那些年輕後繼者在沒有脫出被教養的腦袋前,原是不知道這些有什麼不同.於是暫時最好的做法是自說自話,像電影童年往事裡,第一人稱的阿孝,他鳳山的朋友卻叫他阿哈,在他們認知中阿笑就是阿哈,語言的不同本來就沒有其他不是語言外的意義,其他的意義都是不在這件事這個人上心的.


   這故事的主角並不為人注目,它從來不屬於主流,在威權時代如此,到了今日也未曾改變,從主人公被認為疑似匪諜的身份,火燒島的印記,到它一個外來者的角色,實際上它與他們幾乎從未在時代中為多數人談論,未曾是畫面中的主角,不是配角,最多只能算是場上匆匆走過的路人甲.作者蔣曉雲,一個去美30年的女作家,把這些路人甲的故事寫上檯面,應該也寫入不少不敢說不願說這些人的心裡.故事是一個老人李謹洲在開放探親後回鄉的故事.李謹洲任家鄉一縣之長,共產黨戰事逐步取得勝利後,他帶著妻子小兒逃離家鄉湖南,留下老母與長子,到台灣之後被懷疑滯留匪區過久有匪諜的嫌疑而被抓入獄關入火燒島,10年後雖被釋放,但因為背著匪諜的身份處處碰壁生活困頓,好不容易終於等到開放探親,李謹洲在還鄉之後,先是找到自己的長子,隨後又在老家續弦,蔣曉雲描寫了老人還鄉後的尷尬處境,筆墨凸顯了時代隔閡,經濟演進,社會變動,乃至文化價值改觀,李謹洲八十的高齡,任過縣長,這趟回鄉以為可以安享晚年,找個合適的對象共度餘生,結果老太董婆與兒子兒媳精明算計,李謹洲從臺灣帶去的金錢金飾都被這一家子偷偷取光,等到發現銀行保險箱空無一物時,老人急得腦溢血發作半身癱瘓了.這個在他人眼中風光的臺灣老頭其實是個時運不濟的人,年輕時因匪諜之名被押牢房,其後勉強靠妻兒供養,晚年卻又為落葉歸根而惹上桃花劫,半癱如死人般地拖了5年終於告亡.


    這故事聽起來似乎是老套的,但作者的手法很不一般,讀到中段後突然發現這雖是一篇長篇小說,實際上它是由六篇短篇小說組成的,每一篇獨立去看其實都可以當作一個故事,完全不去看前後篇竟然也是個完全的故事,人事物毫不扭捏也沒有不順或不清楚的地方,這個結構雖非獨創,但讓我很訝異於作者的功力,連單篇都寫得入情感人,到書末跋中寫到第一篇去鄉寫於三十年前,才開始想像這個結構究竟是一開始就做如此布局,還是後來邊寫邊改的結果,若是按照時光流水線去鋪陳恐怕效果還不能如此,於是讀者就要在交錯的時間空間中去感受到一個疑似匪諜的大半生故事,卻不會有任何突兀感.


    記得有一次不知道在哪讀到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作者寫到他拒絕當兵後,被人用黑布蒙眼載到一個似山洞的地方刑求,看到這段我當時一醒,那個山洞我似乎去過?.當兵在澎湖,雖然駐在澎南,但因為協助營後勤官的業務,經常需要去馬公澎防部洽公,但我從來沒想過山東流亡學生事件發生的大操場就是我常走過的地方,而澎湖地勢平緩,能有點起伏的高地不多,那個山洞的描述與我參加漢光演習時部隊防守的地點太相似了,想到曾經在那地上躺上一周的坑道可能就是個黑歷史的所在,也不免有點吃驚.但如果不是曾經歷,有多少人會記得那些不為人知的小人物故事.而這些小人物大抵就這樣隨時光的推進消失了,如果洽又逢價值的轉換,身份的尷尬,就更不為人所知.像這本小說中的小人物,其實已經被設定了至少曾任縣長,或曾是縣裡的富庶家翁,落難了能夠由前後的身份差距製造出戲劇起伏與衝突性,但比起李謹洲.楊敬遠還要低下,完全比不得的小人物,既無錢財更無權力,不識字做不了公教,連住眷村的資格都沒有,這些人不是那些高級的人生活圈子中能憶起的,低賤小人物寫不出巨流河,沒有眷村的兄弟們,甚至連一個代言人也沒有,只能雜居在語言與它們完全不同的街市裡,各自過著餵養自己的生活,其中能見度高點的就像作者這樣,到了一定的時間,能力又能企及的就出國了,而差的人就只能繼續的在苦難中打轉.而我恰好就知道一些這樣的人事物,因為我也是個低級的人,只是這種東西現在又有誰會在意呢?除了拿去做政治工具還有賣點,才有人願意去講述這種歷史外,在外人眼中根本無價值,而偏這些人就做了一生的政治工具,他們要不是早就成了政治教養的產物,要不就是寧可遠離政治過自己的生活而已.改編自小說的電視劇戰長沙裡有一個胡大爺的配角,他是湘潭鄉下某胡姓的族長,他不許他族內的子孫外出打仗,也不喜歡他們出外做生意,因為這些外出的子孫不是敗亡就是戰死,讓他們胡姓一族人丁凋零,作為一個族長,他信奉的是一個小家主義,只要他胡姓一族能生存綿延下去,他才不管上面的政府是誰當家,叫什麼國號,直到被戰火毀了全族的家業,他才帶領剩下的族人反抗,雖到頭來多數還是不免遭屠戮,總算天見猶憐給他胡姓留下一點血脈,但究竟這種小家主義是不是全是錯的呢?頗值玩味!


    也許是設定好的,也許作者自己都沒有發現,這個第三人稱的故事,敘述者本身就是一個詭異的產物,這樣說不是對作者不敬,而是它就是一種歷史仍在繼續的過程,因為小說中的人物涉及湖南,所以作者用足了功課把每一個人物都用它們最慣常的語言表達,這自然是不會錯的,但作者可能沒有發現,在對話之外的敘述上,當第三人想解釋李謹洲或李謹洲家人的想法行為時,他的文字是台灣式的,而當他描寫湖南人物的時候,不經意地就露出了當地中文口頭或書寫上的習慣語,而這種表現不是做為小說人物,而是歷史過程就發生在作者個人的身上,當他隨著歷史的變動,閱讀了或聽聞了,那些陌生的東西變成自身的一部分,也就不知不覺中有了這樣的呈現,這種歷史變化會發生在作者身上,當然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只是我們自己有沒有發覺而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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