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這本"鉅變"算是延伸閱讀.之前在"The Price is Wrong"中看到作者Christophers一方面利用計算,與對現實產業環境的觀察,得出新能源發電力產業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必然會因為利潤過低,沒有商業誘因讓資本家投入,新能源電力生產市場化的結果將無法帶動電力除碳化,所以最好能由政府介入操作,擔任防範氣候變遷的主體.另一方面他又援引太陽,風力乃自然之物,認為與土地,勞動,貨幣一樣不該市場化,需要的就是公共化,而Christophers這觀點便是源自Polanyi的主張.但寫完那篇心得後,自己生出兩個疑問,一個是利潤低沒有誘因,或是利潤被搭便車(Free Riders)分食,這不就是"燈塔"案例,上過經濟學原理的,最後關於公共財的論述通常都會用上這個案例說明,電力生產的"高碳"與"去碳"應該屬於公共財,私人於其中無利潤因此不會去做,但Christophers在那本書中卻幾乎沒有朝這個思考路徑說明,難道"電力生產"與"燈塔生產"之間存在某種差異,因此需要用不同的分析方式來解釋?另一個疑問是Christophers說自然之物,如勞動,貨幣不該商品化,在當時我其實有點不明白,自然之物不該商品化的道理究竟是什麼?!但事後一想,勞動,資本(貨幣),土地,不就是個體經濟學中佔有相當篇幅的生產函數構成要素,難道Polanyi真正的主張其實是"生產要素不該完全市場化?"如果真是這樣,那Polanyi豈不就是反對資本主義?或者至少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那些概念?在這些疑問之下,自己覺得應該是有必要讀一下Polanyi主張的原文,也就是這本"鉅變".

                         Polanyi在開篇就指出,19世紀的西方文明奠基於四大制度之上,包括"國際權力平衡制","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場"以及"自由主義國家".其中,"自律性市場"是整個體系的母體與泉源,而金本位制則是將自律性市場擴展至全球的樞紐機制.而1815年至1914年這百年間,歐洲列強之間未曾爆發長期且毀滅性的全面戰爭.這場長期的和平並非源於無私的道德,而是源於一股強烈的"和平利益"與精妙的社會工具"國際金融"(haute finance).透過國際金本位制將全球貿易與信用緊密交織,成功在整整一世紀中遏制了列強間的總體衝突.但這條維持和平的黃金紐帶隨後卻告斷裂,國際體系也驟然瓦解,觸發了20世紀初的總體經濟與社會危機.Polanyi認為危機的根本起因並不在於外在的戰爭或短視的政治決策,而是在於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企圖建立"自律性市場"這一烏托邦夢想,因為自律性市場要求將人類生命與大自然商品化,這必然逼出社會的反抗與保護性干預,進而損害了市場的自我調節與金本位制,最終導致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總體坍塌.各國領導者抱持著深層的保守信念,不惜代價地企圖重建戰前以金本位制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然而,這種強行復辟的努力忽略了各國國內早已累積的制度失調.因此當1931年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制,整個國際體系瞬間陷入連鎖崩潰.並迅速引爆了法西斯主義,蘇聯五年計畫與美國新政等全球性的"鉅變".

                          Polanyi在"鉅變"透過解析18至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事件史,試圖要從制度學與社會學的制高點,找到能夠揭示現代文明如何在短短一個世紀內陷入毀滅性危機的深層病理.Polanyi在此提出的核心命題是,19世紀西方經濟文明的崩潰,根源在於一場將人類社會強行轉變為"自律性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烏托邦實驗,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自由市場".他認為為了讓這個昂貴,精巧的機器驅動的體系得以自我調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右派政治家不惜將勞動(人類生命),土地(大自然)與貨幣(購買力)三種本不具備商品屬性的社會實體,虛構成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商品.Polanyi認為這種"虛構商購"(Commodity Fiction)強行將原本嵌含(embedded)於社會,文化與宗教關係中的經濟活動從複雜的社會構成裡"脫嵌"(disembedded)出來,同時進一步的經濟人轉將整個人類社會降格為市場機器的附屬品,使得整個社會只剩下經濟功能,經濟議題,經濟人這種單一乏味的型態.

                         為了論證這個命題,Polanyi從最頂層的"自律性市場與虛構商品"總體批判出發,向上至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經驗實證.打破"經濟人"與"自由市場自古天然存在"於19世紀迷思.向下則延伸分析工業革命的技術強迫,解剖昂貴機器如何強迫企業工作環境與資本構成進行革命,產生了新的工作觀,與經濟觀.接著透過分析英國"史賓翰連法案"(Speenhamland Law)這場長達40年的制度實驗,展示社會在面臨勞動商品化時的盲目自保與沉淪,最終深挖至思想史與認識論的轉折.揭示古典政治經濟學如何誤將人為的制度病態當作宇宙的"自然鐵律",並在對抗貧窮的困境中驚覺了"社會"這個客觀實體的存在.用簡單的白話說,就是Polanyi想證明,經濟是屬於社會構成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經濟活動是內嵌社會的,不是獨立於社會,更不是像後來許多誤解自由主義的人所主張的那樣,認為社會存在的目的只剩下經濟發展,宣稱人的經濟行為純粹基於個人自利而存在,Polanyi認為其實經濟行為還有其他包括有互惠,重分配,家計等集體功能需要而存在.

                         Polanyi指出自律性市場並非單純只有買賣行為或價格存在的場所,而是一個能夠完全由市場價格自主控制,調節與導向,且不容許任何外來干預的總體經濟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物品的生產與分配秩序完全交由價格機制去自動清算,它運作的前提是所有生產要素都必須有市場存在,並由價格形成收入.這就導出了一個嚴苛的制度強迫,"經濟與政治必須在制度上實現絕對的分離",這樣才使得經濟領域能夠脫離社會權威的規管,依據自身的內在法則獨立運作.但Polanyi指出商品在經驗上的嚴格定義,應該是指"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生產出來的物品",這些是實體商品.但構成工業生產核心的三大要素,勞動,土地與貨幣,完全不符合這項定義,它們都屬於"商品虛構".勞動只是人類伴隨生命本身的活動,其生成並不是為了銷售,且無法與活生生的人體撕裂.土地只是細分化的大自然.並非人類所製造.貨幣則僅是國家信用與銀行體系創造的購買力憑證,根本不該是被生產出來供銷售的實體.因此Polanly認為自律性市場卻"假裝"這三者是普通商品,並依據這個虛構原則去組織實際的要素市場.

                       他認為這種假戲真做的制度魔法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如果完全聽任這三要素的價格:工資,地租,利息去自我調節,就意味著將人類的命運與自然環境完全交由無情的供需力量去裁決.被剝去文化制度防護罩的人類,將會在赤裸的"社會暴露"(Social Exposure)中死於落魄,犯罪與饑荒.大自然將會被化約為最原始的荒野,河流被汙染,環境被破壞.而貨幣市場的劇烈波動則會定期消滅大量的商業企業.所以Polanyi才得出完全自律的市場是一個徹底的"空想烏托邦"(Stark Utopia)的推論,並指出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這種粗暴虛構所帶來的破壞,社會為了活下去,必定會本能對虛構價格的變化產生防禦性的反制運動.比如工資過低,必然會有人抗議,絕對不會所有的人都接受為了不失業而領低薪這種觀點.

                       為了說明自律性市場是一個毀滅性的空想,Polanyi將視角轉向人類學與歷史學,展開了一場的思想翻案.他解構斯密(Adam Smith)以來的古典經濟學.這些人認為社會分工取決於人類"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換"的自然稟性,由此推導出"經濟人"(Economic Man)與自由市場的必然性.Polanyi卻說,這種將19世紀特定資本主義心理學逆向投射到全人類歷史的作法,是近代思想史上一場預言式的巨大誤讀.Polanyi證明在19世紀以前.人類歷史上從未存在過任何由市場主導或控制的經濟體系.在原始與古代社會中,人類的經濟體系是深嵌(embedded)於社會,文化,宗教與政治關係之中的.人的經濟行動並不是為了獲得物質財貨的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為了維護其社會地位,社會權利與社會資產.物質財貨只有在能夠服務於這些非經濟目的時才具有價值.Polanyi由此總結了古代與原始社會保障生產與分配秩序的三大行為原則;互惠(Reciprocity),重分配(Redistribution)與家計(Householding).

                       互惠原則主要發揮於兩性,家庭與親族組織中,仰賴於社會結構的"對稱性"(Symmetry)模式,透過非金錢的贈禮與回贈來維持生產與社會連繫.重分配原則則發揮於擁有一位共同首領或專制君主的地域團體中,仰賴於社會結構的"集中性"(Centricity)模式,將大部分產品收集至中央倉庫,再依據禮儀.官階或公共需要進行重新分配.家計原則則是為了自己或封閉團體,如家族,村落或封建領地的使用而進行生產,它的核心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堅持的"為使用而生產"而非"為獲利而生產".在所有這些古代與原始制度中.獲利與工資報酬的動機是被禁止或邊緣化的,經濟運作完全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機能,個人利益或獲利動機不是主要因素.

                         接著,Polanyi進一步從歷史脈絡加以拆解,他指出自由主義經濟學以為地區性市場會自動演變為全國性市場,進而自動演變為自律性市場.但透過經濟史分析,事實恰恰相反,市場最初起源於外在的遠距離貿易"Long-distance Trade",這是地理資源分布不均導致遠距貿易,基本上的採集與狩獵延伸,本質上是非競爭性的,往往伴隨著冒險,掠奪與非競爭性的特定物品互換,並受政治與軍事力量的約束,而非自發的全國性市場演變.而地區性市場(Local Markets)的貿易交換則是鄰近社區之間的微小補給,受到嚴格的宗教,儀式與地方規章所圍堵,防止蔓延到鄉間,破壞鄉間原先的社群結構關係.而中古時代的城鎮非但不是全國市場的萌生起源,反而是一個精巧的保護機制,用來將地區性零售貿易與遠距離批發貿易徹底隔離,防止商業資本摧毀城鎮的行會與農村的經濟組織.真正打破地方排他主義,建立起"市場"的力量,根本不是市場本身的自然擴張.而是15至16世紀"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中央集權國家動用強大行政政權進行劇烈干預的產物.然而,即便在重商主義下,國家雖然打通了國內市場,卻同時實施了更嚴格的規管與限制,勞動與土地依然被排除於商業化之外,經濟活動依然深嵌於一般社會關係中.自律性市場的出現,絕對不是歷史的自然連續,而是一場對過往歷史趨勢的徹底反轉與劇烈斷裂,是人強制形成的.

                          既然重商主義嚴格限制了勞動與土地的商品化,那麼自律性市場的怪物究竟是如何被釋放出來的?在工業革命以前,商人只是提供原料給家庭手工業者,生產只是商業的附屬品.商人買賣的是成品,即使供給中斷,商人承擔的資本風險也極小,社會實體不會遭到破壞.然而,當精巧且昂貴的工廠與機器被引進後,整個生產與商業的關係發生了倒轉.昂貴的長期資本投資要求工廠必須大規模,不間斷地持續生產.否則企業將面臨毀滅性的財務風險.要保證機器不間斷運作,就必須確保所有生產要素,原料,土地.勞動在市場上隨時可以被買到.在一個商業社會裡,除了將這些要素轉化為"可購買的商品"之外,就沒有其他組織生產的方式能讓供給呈現平穩.這種發展下,就強迫社會必須將人類的生命(勞動)與大自然(土地)強行編入買賣的過程.商業社會的機器生產,實質上意味著將社會的人類與自然實體轉化為商品.

                      而為了讓讀者深刻體會這種自由主義主張下"經濟進步"對"社會居住環境"(Habitation)之間的根本張力,Polanyi引用了16世紀英國都鐸王朝與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圈地運動"(Enclosures)作為歷史對照.從純粹的經濟觀點來看,圈地將耕地轉改為牧羊場,大幅提高了土地價值與羊毛產量,促進了紡織業的繁榮,表面上,顯然是巨大的"進步".但是這種無規管的進步卻帶來了極其殘酷的社會流離失所,包括農舍被拆毀,村民失業流離,農村人口銳減,這就是圈地的負面影響,羊毛紡織業的興盛,與農業衰退並進的"變遷",所以新興的羊毛紡織業勝利的歡欣,與農業失業者的痛苦會同時出現,失敗者可能會自認被剝奪了存在的能力與意義.如果'變遷"的速度太快,超過了被剝奪者的心理與社會調適能力,被剝奪者就會在物理.道德與文化上走向毀滅.都鐸王朝的樞密院與特別法庭之不斷頒布反圈地法令,並非因為他們愚蠢地反對經濟進步,而是因為中央政府試圖發揮了重要的保護功能,透過立法來減緩"變遷"的速度,將經濟轉型的衝擊控制在社會所能承受的範圍內,使被剝奪者能在間接創造的就業機會中完成調適.

                       然而到了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對自發性進步與自由放任的盲目信仰,取代了斯圖亞特傳統治國術的智慧,新掌權的資本家與議員再也沒有任何使用國家權力出來減緩變遷的速度,於是一場遠比圈地運動劇烈的社會雪崩無情地降臨在英國農民與工人身上.鄉村勞工被強行拔根,擠進棲身的工業貧民窟,家庭關係破裂,文化環境解體,大片土地被撒旦磨坊的廢渣所吞噬.Polanyi強調,古典經濟學家將這種悲劇歸咎於"剝削"或"工資律",完全看偏了重點.他認為工業革命最深層的悲劇,不是經濟上的利益分配問題,而是"文化環境的瓦解與人類社會實體的赤裸暴露.

                       因此當工業革命初期試圖建立一個自由勞動市場時,英國社會出於集體的生存本能,與若干傳統的延續,發動了一場長達40年的防禦戰,這就是1795年的"史賓翰連法案"(Speenhamland Law).1795年.為了適應工業對全國性勞動力的需求,限制勞工移動的1662年"住居法"(Act of Settlement)被部分廢除,勞工在法律上獲得了物理流動的自由.自由勞動市場眼看就要誕生.然而,就在同年,為了因應糧食歉收與法國大革命的暴動威脅,緊急拋出了"史賓翰連"制度.這套制度宣告了"生存權利"(Right to Live)至上的原則,不論勞工賺取多少工資,只要其收入低於依麵包價格與家庭人口設定的法定標準,差額一律由地方稅撥款補貼.

                         Polanyi指出,"史賓翰連法案"是一個典型的制度怪胎,它試圖"在沒有勞動市場的情況下運行資本主義".這場原本出於家長式慈愛(Paternalism)與鄉紳地主維穩考量的措施,在與剛起步的資本主義工資體系碰撞後,產生了惡魔般的化學反應.在雇主端,它造成了巨大的道德風險.雇主發現不論自己支付多麼微薄的工資,教區公款都會幫忙補足到補貼標準,這就讓雇主有一種僥倖心理,失去支付合理工資的動機,無情地將工資砍到生存線以下,因為不足的部分,教區公款可以補貼工人,雇主便能將他自己的經營成本轉嫁給全社會的納稅人.甚至,因此雇主傾向於不僱用有少許財產,不符救濟資格的獨立勞工,因為僱用"在領救濟補助的人"要便宜得多.在工人端,它徹底切斷了"努力"與"報酬"之間的連結.工人的最終收入被法定補貼標準釘死,多工作不會多拿錢,少工作也不會餓死.在理性選擇下,工人的生產力迅速退化,普遍採取"裝忙,混日子"(Boondoggling)的策略.在社會端.它造成了廣大農村人口的"赤貧化"(Pauperization)與道德沉淪.原本自尊自重的英國農民,在救濟下失去了靠自己勞動去贏得獨立階級地位的可能,在心理與道德上徹底"被降格為依賴救濟的貧民",俗諺所謂「一日靠救濟,終身靠救濟"(once on the rates, always on the rates),成了當時最真實的寫照.

                         "史賓翰連法案"實質上成了一座"人口水壩",用"不餓死"的地方補貼將農民鎖定在鄉村土地上,並將維持這批"備用勞動軍"的稅收重擔,轉嫁給農村中產階級與小農.甚至將小農也一同拖入破產的泥淵.到了1830年代,這場"曖昧的人道主義"實驗已經把英國勞工壓迫到精神與肉體幾近異化的邊緣,生產力嚴重癱瘓,全國性危機爆發,社會終於產生了一種反對共識,那就是任何事情改善都比"史賓翰連法案"的延續要好.於是在1832年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國會改革法案"奪得政權後,他們在1834年通過了"濟貧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撤銷了院外救濟,並建立了貧民習藝所(Workhouse)來測試人性.政府規定,只有自願放棄一切尊嚴與公民權利,進入被刻意設計得像地獄般恐怖的習藝所的人,才能得到救濟,這場改革逼迫人們做出選擇,要麼進入習藝所當貧民,要麼進入工廠當一個名義上"光榮"的獨立勞工,也就是把英國工人從"史賓翰連"停滯與退化泥淖中,專拋進競爭性勞動市場的"赤裸暴露與生存風暴"中,這些做法迫使工人階級自發凝聚出歐文運動與工會組織,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社會自保運動".

                        "史賓翰連法案"與1834年"濟貧法"改革所帶來的巨大震撼,不僅重塑了英國的社會結構,更是現代社會意識與政治經濟學誕生的知性熔爐.因為18世紀末,英國知識界面臨著一個困惑的歷史謎團,"為什麼國家財富急劇增加,而底層人民的貧困卻反而同時急劇擴大?".麥法連(John M'Farlane),歐蒂斯(Giammaria Ortes)乃至斯密都注意到了這個"進步與貧窮並存"的怪誕現象.Polanyi列舉了貝勒斯(John Bellers)1696年提出工業團體,邊沁(Jeremy Bentham)1797年提出圓形監獄式的產業房屋,與歐文(Robert Owen)1817年提出聯合合作新村的方案.這三人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貝勒斯是人道主義者,邊沁是效益主義自由派,歐文是社會主義者,但他們卻得到了同一個知性盲點："他們都堅信只要把失業貧民的勞力組織起來,就必然能夠產生商業利潤".Polanyi指出早在1704年,狄福(Daniel Defoe)就透過著名小冊子"施捨不是仁慈,僱用貧民是國家的苦惱"一槍擊中了這個空想的要害,這就是所謂的"狄福悖論"(Defoe's Paradox),那就是如果國家給予貧民救濟,就會抽離饑餓的威脅,導致私營企業缺乏廉價勞工,因此施捨不是仁慈.如果國家組織貧民生產商品,公營商品流入市場只會造成過剩,打垮私營商賈,反而創造出更大規模的失業,所以僱用貧民是國家的苦惱.狄福證明了,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整個體系根本不容許這種"非商品化勞動防護罩"的存在.

                       那麼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如何從斯密的人文主義,轉變為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生物自然主義(Naturalism)?在斯密眼中,財富是國家生活道德與政治的一項機能,經濟活動受制於理性,人性與公民秩序,自然物理因素被有意識地排除在經濟領域之外.到了1786年,Joseph Townsend在他提出的"濟貧法研究"中拋出了著名的"山羊與狗"的神話範式,這是指孤島上,沒有法律,沒有政府,但山羊與狗之間卻透過"饑餓的痛苦"與"食物的稀少"維持著完美的生態平衡,Townsend由此得出結論："饑餓是比治安官更為和平,默然且有效的紀律工具,社會不需要政府干預,只要靠饑餓就可以逼迫窮人去工作",這句話很直白,基本就是"自律性市場"觀念的內核.Townsend的自然主義將人類社會降格為動物界,用生物學的"自然法則"取代了政治與道德的法律.其後,當馬爾薩斯與李嘉圖面臨史賓翰連時代"富裕與貧窮並存"的困境時,也全盤接納自然主義,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律作為古典經濟學的基石,提煉出了冷酷的"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

                      Polanyi認為古典經濟學家將市場經濟的法則放在了"自然母親"的權威之下,宣稱人類的工資注定被壓在最低生存線,多餘的人口將被自然的殘酷力量,包括饑荒,戰爭.疾病所清算.競爭性社會的法則被放到了"叢林法則"的制裁之下.李嘉圖甚至宣稱,濟貧法傾向於將財富轉化為悲慘,確切程度不亞於"萬有引力定律".這種將人為制度"自然化","生物學化"的知性誤區.賦予了經濟自由主義一種近乎宗教狂熱的鋼鐵決心,去對社會實體執行無情的活體解剖.自由主義信徒馬蒂諾等人,更是透過塑造"寧可失業挨餓也絕不接受救濟"的"獨立勞工"英雄.將"社會防護罩的被閹割"成功催眠並轉化為個人在道德上的"光榮與自尊".

                     在這片"自然主義"夢魘的黑夜中,Polanyi指出有一人獨具慧眼,穿透了市場經濟的面紗,完成了"社會的發現"(Discovery of Society),他就是歐文(Roberts Owen).歐文憑藉著對工業實務的深刻理解,拒絕了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動物性自然主義,他指出機器文明所帶來的根本問題,不是經濟上的利潤分配或工資高低,而是"社會性的文化毀滅".自律性市場將人的生計完全壓在工廠之上,摧毀了人的社區,鄰里.工藝與尊嚴,將人類塑造為無根的游牧民.歐文批評基督教將責任過度"個體化",忽略了社會實體對人類性格的決定性塑造.歐文深刻地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經濟活動必須服從於社會的需要,如果聽任市場依其自然傾向發展,將產生永久且毀滅性的罪惡,因此必須透過立法進行有意識的社會干預與導向".也就是說在自律性市場這座磨坊在運轉的同時,也孕育出了現代文明最核心的歷史動力:"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一方面是經濟自由主義推動市場組織向真正的商品無限擴充,另一方面則是社會自保運動為了防止人類,自然與生產組織被商品化徹底摧毀,而發動的無意識,自發性反抗,1795年的"史賓翰連法案"是鄉紳地主發動的第一次家長式自保,而1834年"史賓翰連法案"的廢除與完全勞動市場的建立,則在劇烈的痛苦中逼出了現代工業無產階級,開啟了工會運動,工廠法與社會立法的第二波保護運動,這些運動的發起者皆認為社會絕不可能長時間作為市場機器的附屬品而存在,當經濟被硬生生從社會關係中"脫嵌"出來時,造成的不是繁榮的烏托邦,而是人類尊嚴的沉淪與社會織理的斷裂.歐文對"社會"的發現告訴我們.現代人的真正成熟,不在於順從自由市場的唯物教條,而在於認識到社會實體的客觀存在,並運用民主與立法的力量,重新將市場"重新嵌含"(re-embed)於人類文明的整體利益之下.

                      當1832年新興中產階級奪取國會權力,並以暴力廢除"史賓翰連法".重開貧民習藝所時,人類社會似乎已經毫無保留地切斷了最後的安全網,盲目走向自律性市場的道路.這便自然引發了一個最為根本的歷史與理論質疑: 如果任何針對市場價格的社會干預真的如自由主義者所指責的那樣,只是一場由"集體主義陰謀"所構成的短視罪惡,那麼人類社會與大自然為什麼沒有在19世紀的工業化浪潮中被徹底摧毀？這個充滿內在矛盾與社會暴露風險的文明,究竟是如何在市場機器的無情磨碎下苟延殘喘並運作了整整一個世紀? 對此Polanyi指出,19世紀現代社會的真正總體動力,並不是只有單向的市場擴張,而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雙向運動".一方面是經濟自由主義推動市場組織向真正的商品無限擴張.另一方面則是一股深層的,自發的"社會保護反制運動",全力遏制勞動,土地與貨幣這三項虛構商品的商品化程度,以保護人類,自然與生產組織免於滅絕.

                       "雙向運動"具體化為社會中兩股相互對立,各有自己的制度目標,支持階級與運作方法的"組織原則".第一股原則是"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目標是建立自律性市場,方法是依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貿易與金本位制,社會基礎主要是商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第二股原則是"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目標是維護人類,自然環境與生產組織,方法是採用保護性立法,限制性公會,關稅與貨幣管理,社會基礎則是受市場傷害最深的勞動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國家總體利益的各個跨階層力量.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史賓塞,密西斯,李普曼等在面對19世紀末遍地開花的保護主義立法時,提出了一套影響深遠的"集體主義陰謀神話"(Myth of the Collectivist Conspiracy).他們宣稱"自律性市場"原本可以帶來完美的物質繁榮,之所以會出現經濟蕭條與失業,全是因為短視的工會,貪婪的製造商,反動的地主以及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結成邪惡同盟,運用國家干預破壞了市場的自由競爭.對此,Polanyi提出了制度悖論來質疑,他說"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計畫本身卻不是"(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然後他更近一步的說:"事實證明,通往自由市場的大道是由大量,中央集權且持續不斷的國家干預所打通並維持的",從複雜的圈地法案,新濟貧法集中官僚管理,到龐大的警察與行政法規,他指出自由放任的建立無一不需要國家動用強制力量.相反地,他認為19世紀下半葉出現的"保護主義反制運動"卻完全是自發,無預謀,分散且極具實用主義精神的.

                         Polanyi從四個維度證明了保護主義運動的自發性與普遍性.第一"干預面對的事項展現出繁複的多樣性,市場機制難以應付".從食品檢驗,礦坑安全,掃煙囪限制,強制防疫.到公共圖書館與排水設施,這些相關事務的立法處理的是工業文明下單靠市場機制無法應付的切身公共安全問題.第二"從自由主義原則轉變為集體主義解答.往往在一夕之間發生,且立法者本身毫無意識".如英國1897年"工人賠償法"突然將雇主責任轉變為強制保險,純粹是解決工業傷害客觀演變的結果.第三"相似的保護性立法在極其不同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國家中幾乎同步出現".不論是在自由主義的英國,俾斯麥的普魯士,反教權的第三共和法國.還是天主教的奧地利,皆採用了極其相似的工廠法與社會保險.第四"連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自己在面對工會壟斷或資本托拉斯時,也毫不猶豫地呼籲國家動用法律與刑罰進行干預(如反托拉斯法與工會限制法),這證明了在先進工業條件下,純粹的自由放任根本無法運作.自由主義者自身也必須依靠干預來維系市場競爭的先決條件.

                         而後,Polanyi進一步解構了"經濟主義階級理論".他指出自由主義者與俗套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同樣落入將階級利益簡化為"純粹金錢與貨幣收入"的誤區,並將保護主義歸咎於單一階級的經濟貪婪,他認為階級利益最直接指涉的是地位,安全,生活形態與環境穩定,本質是"社會性的而非純粹經濟性的",更為關鍵的是,階級只是社會變遷的"載體"(Vehicle),而不是最終原因.一個階級能否在歷史爭鬥中獲勝,取決於它能否超越自身的狹隘利益,去代表超越其成員的"社會整體利益".為了證明市場帶來的災難本質上是"文化與社會性的瓦解",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剝削",Polanyi引進了人類學中關於"文化接觸"(Culture Contact)的重大發現,一如南非的喀孚爾人(Kaffirs),美洲的帕尼印第安人(Pawnee),在面對西方強行引入的市場經濟與貨幣體制時,即使其名目收入或人口數量可能增加,卻因為傳統的族群,土地與文化制度被強行粉碎,而陷入精神喪失.尊嚴崩潰與無依無靠的"生活死亡(Living Death)狀態.19世紀早期英國勞工階級所經歷的"自律性市場撒旦磨坊",正是這樣一場發生在社會內部的"文化浩劫",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初期遭受的並非僅僅是工資過低的打擊,還包括傳統生活方式,鄰里關係與社區地位被徹底拔根,被迫在文化真空的工業貧民窟中赤裸暴露.因此"保護主義反制"運動並非少數階級爭奪金錢的陰謀,而是人類社會在面對文化環境解體時,為了維系集體生存所展開的自發性防禦.

                        在確立了雙向運動的總體動力學後,Polanyi將分析進一步深化至自律性市場企圖吞噬的三大虛構商品領域.也就是市場機器的進攻點分別鎖定了人,自然與生產組織,更白話說這種自保運動沿著'勞動"(人),"土地"(自然)與"貨幣"(生產組織)這三條戰線全面展開.第一條戰線是"市場與人",也就是對勞動力的保護.將勞動從人類的其他生命活動中剝離出來,並使它服從於市場價格法則,這意味著徹底原子化並摧毀所有的有機社會形態,將人類生命的處置權完全交由無情的供需與"饑餓的威脅"(Pang of Hunger)去裁決.根據Polanyi爬梳歷史,他認為在原始與封建社會中,個人絕不會面臨孤立餓死的威脅,因為社區會共同承擔風險.然而,勞動商品化徹底粉碎了這種拒絕讓個人餓死的有機社會,強行釋放"饑餓的威脅"(Pang of Hunger),以此逼迫人類出賣肉體與靈魂 .為了對抗勞動商品化所帶來的文化浩劫,社會將從兩方面展開了自保.一方面是來自底層的自發運動,極致體現為歐文領導的"歐文主義"(Owenism)與工會運動.歐文主張的精示之處在於他拒絕將工人的困境簡化為"經濟上的工資問題",而是從"全人"(Man as a whole)與社會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工業.在New Lanark的實驗中,歐文證明了工人的幸福取決於自然環境,教育,休閒,住居品質與社區地位等綜合社會條件,而非單純的貨幣工資.歐文主義孕育的"全國公平勞動交換所"(National Equitable Labor Exchange),"大鞏固工會"(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以及"生產與消費合作社",試圖拒絕將盈利作為社會的組織力量,試圖在機器文明中為人類重構尊嚴與自給自足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國家內部的立法干預,那就是"工廠法:"與社會立法.Polanyi特別指出,歐洲大陸與英國工人在歷史進程上的重大差異,英國工人經歷了史賓翰連制的赤貧化與1834年新濟貧法的非人化折磨,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使他在文化浩劫中受創最深.而歐洲大陸工人則是在已經發展出社會保護立法的環境下完成工業化,從農奴地位"上升"成為擁有投票權與工會保障的工廠工人,從而避免了最慘烈的文化崩潰.工廠法,社會保險與工會的本質,正是要徹底破壞勞動力市場的絕對價格彈性,將"人"從純粹商品的命運中拯救出來.

                            第二條戰線是"市場與自然"(Market and Nature),就是對土地的保護,土地是細分化的大自然,是人類生活的場址,生理安全的條件,景觀與四季的載體,將土地分離出來形成不動產市場,Polanyi認為這算是西方祖先最怪誕的空想.土地的商品化經歷了三個漸進階段,首先是土壤的商業化,即14世紀到19世紀解散封建制度,廢除土地的世俗與教會封鎖,使土地得以抵押與買賣.其次是使土地生產服從於快速膨脹的城市人口需求,將穀物市場從地方性擴大至全國性.最後則是將這種食物與原料的生產系統延伸至海外與殖民地,使全球的大自然與農民通通捲入自律性世界市場的漩渦中.然而,如果完全聽任國際自由貿易與全球農產品價格自由浮動,歐洲大陸龐大的農業人口將在一夕之間被海外,比如美洲,澳洲廉價的鐵路與蒸汽船運來的大量糧食徹底打垮,而這將造成農村人口的銳減與鄉村文化的毀滅.因此社會的自保運動在土地領域表現為"農業保護主義"(Agrarian Protectionism).在歐洲大陸,地主貴族與農民階級結成同盟.推動農業關稅與土地法,強行減緩土地商品化的速度,Polanyi指出儘管封建貴族在政治上往往代表著反動與保守,但他們之所以能在19世紀的中產階級國家中繼續維持其政治影響力,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客觀上承擔了一項極其重要的社會保護機能,就是他們成為了大自然,鄉村文化與糧食自給自足的守護者.在1920年代中歐社會因戰爭與敗戰而解體時,農民階級甚至成為唯一能夠維繫社會秩序,防範經濟系統徹底崩潰的關鍵力量.農業保護主義雖然干預了自由貿易,卻成功穩住了歐洲的鄉村,保護了文明的人類自然棲息地.

                            第三條戰線是"市場與生產組織"(Market and Productive Organization),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商業企業本身的保護,這是Polanyi最為精妙的發現.他認為不僅人類與大自然需要保護,連"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本身,也無法在純粹的"自律性市場"中存活.在"自律性市場"的理論中,貨幣被簡化為一種普通商品,比如黃金,商品貨幣(Commodity Money)的數量是由市場供需自動調節.然而,商品貨幣的數量受限於自然開採,無法隨商業交易規模的擴張而任意增加.如果完全採用純粹的商品貨幣,當商業擴張而貨幣數量無法增加時,就會引發致命的"交易性通貨緊縮"(Transactional Deflation),導致物價持續下跌.在短期的價格剛性下,物價下跌會迅速消滅企業的利潤,導致大規模的企業清算,資本毀滅與失業.為了保護"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不被商品貨幣的流動性危機毀滅,現代社會發展出了"中央銀行制度"與象徵貨幣(Token Money,如國家發行的紙幣與信用準備).中央銀行成為國內經濟與國際金本位制之間的"緩衝器"(Buffer).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黃金外流時,中央銀行透過管理信用,調整貼現率與公開市場操作,將通貨緊縮的壓力理性,均勻地分散到整個商業體,從而避免了隨機,毀滅性的個別企業連鎖倒閉.然而中央銀行的出現,意味著貨幣不再是純粹的市場商品,而是由國家主權擔保的購買力憑證,貨幣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政治領域.國家為了保護生產組織而進行的貨幣管理,實質上戳破了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分離"的神話,並成為後來自律性市場體系瓦解的最直接導火線.

                           當社會在勞動,土地與貨幣三條戰線上全面展開自保時,一個致命的制度衝突隨之浮現.自律性市場需要價格,工資與地租具備絕對的向下彈性與流動性,以便在經濟衝擊時自動恢復平衡.然而,包括工廠法,工會,社會保險,農業關稅與中央銀行信用管理,存在明確目的就是要阻止工資,農產品價格與信用供給隨市場價格無情地向下跌落.這種"受損的自我調節機制"(Impaired Self-Regulation),在19世紀末引發了社會結構的劇烈演變,導致了"硬殼化甲殼動物型國家"(Crustacean Nation-State)的興起.在自由主義的理想中,國界應該是透明的,全球是一個由自由貿易與金本位制串聯起來的無邊界市場.然而在現實中,為了抵禦金本位制所傳遞的全球性通貨緊縮與價格波動,各國不得不將內部與外部,社會與國家的保護措施進行深度融合.這種融合過程呈現出嚴密的連鎖反應,為了補償關稅與工廠法所帶來的生產成本上升,工業家建立了獨占性的卡特爾(Cartels)與托拉斯.工會則要求提高工資以因應關稅帶來的物價上漲.而國家則透過中央銀行建立了由主權擔保的全國性象徵貨幣體系.結果19世紀末的西方國家非但沒有走向自由主義預言的"去國家化",反而演變為一個個政治與經濟高度緊密結合,擁有絕對貨幣主權,外殼無比堅硬的全國性單元.即使是被自由主義者奉為自由市場最後堡壘的美國,在19世紀末邊疆關閉,自由土地與無盡移民潮結束後,也迅速補上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歐洲歷程,建立了聯邦準備制度,高額關稅,工會與新政保護,證明了保護主義是自律市場運作下不可避免的伴侶.

                           更為嚴峻的是,這種國內市場的硬殼化與獨占化,直接將市場競爭的壓力推向了國際舞台,從而孕育了十九世紀末的"經濟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自由主義者往往將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狂熱歸咎於政治人物的理性喪失或民族主義狂熱.Polanyi則指出,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恰恰是雙向運動的產物,當各國為了保護國內的勞動與土地而築起關稅壁壘與社會立法時,國內市場的價格與成本結構變得極其僵硬,自動調整機制失靈.為了替過剩的工業產品尋找出口,並確保昂貴工廠所需的原料供應列強被迫展開了一場瘋狂的海外殖民地爭奪戰,企圖在政治未受保護的異國地區,如亞洲,非洲建立獨占性的保護市場.因此,金本位制這個旨在建立無國界世界市場的最雄心勃勃的制度,最終卻反諷地逼出了高度封閉的國家保護主義與兵戎相見的帝國主義爭霸.金本位制強制要求固定匯率,各國為了維護貨幣的對外價值,必須承受巨大的內部經濟調適壓力.而為了不讓這種壓力徹底摧毀國內的社會與企業,各國又不得不採用關稅,殖民地與限制移民等手段.這座龐大的"自律性世界市場"自動機器,將各國人民變成了無法控制之木偶,而各國自發的防衛措施,則最終將全球經濟切割為相互衝突的封閉陣營.

                            當自律性市場的內在機制被保護主義嚴重損害,而國際金本位制又將全球各國硬生生鎖定在固定匯率的鐵籠中時,19世紀文明的結構性壓力開始在各個制度領域中累積.Polanyi在精確地總結了在1879年至1929年間,遍布整個西方世界的四大"制度張力"(Disruptive Strains).第一是"國內經濟領域的'失業'"(Unemployment),當景氣循環無法自動復甦,價格與工資因保護性制度而無法彈性下跌時,市場不均衡直接轉化為嚴重的結構性失業.第二項是國內政治領域的"階級緊張"(Class Tension),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圍繞著預算分配,工資水準與社會福利展開長期對立,並分別將國會與工業企業作為各自的政治堡壘.第三項則是國際經濟領域的"匯率壓力"(Pressure on Exchanges),貿易逆差與資本外流直接威脅國家貨幣的對外價值,引發劇烈的通貨緊縮壓力與支付平衡危機.第四項則是國際政治領域的"帝國主義競爭"(Imperialist Rivalries),列強為了緩和國內市場僵化與原料短缺,在海外展開劃分勢力範圍與殖民地的勢力平衡爭奪.Polanyi揭示了這四大張力之間極其動態的"跨領域轉移機制".當一個國家遭受失業衝擊時.如果政府採取通貨緊縮壓低工資,壓力就留在經濟領域.如果政府透過借款或徵稅推動公共工程救濟,壓力就轉移到財政與政治領域.如果政府透過信用擴張拯救企業,壓力就轉移到外匯領域,引發貨幣貶值,而強國為了轉移國內的外匯與失業壓力,則會將張力外溢為海外的帝國主義侵略與殖民爭奪.

                            這條連鎖反應鏈條中最致命的癥結,在於"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制度性分離",自律性市場要求經濟領域擁有絕對的自主性,不容許政治力量干預價格與資產權利.然而隨著普選權(Universal Suffrage)在19世紀末的普及,廣大的勞動階級在政治領域取得了人口與立法的優勢,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制度死結.資產階級控制著工廠與生產工具,要求市場自由與價格彈性.勞動階級控制著議會與立法權,要求干預市場以保障生存與工資.在1920年代,這場階級與制度的對立達到了極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在日內瓦國際聯盟與華爾街的推動下,不惜代價地試圖重建國際金本位制.為了維持貨幣的對外穩定,各國政府被迫實施殘酷的通貨緊縮政策,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打壓工會並壓低工資.各地的左派政府紛紛"為了挽救貨幣"而被逼下臺,民主制度被作為通貨緊縮的祭品所犧牲.然而當經濟蕭條在1929年以罕見的巨浪席捲全球時,這套高度緊張的制度終於徹底癱瘓.勞動階級運用議會力量干預商業,而資本家則利用工業堡壘對抗民主政府,導致國家與工業兩大社會機能同時陷入癱瘓.社會的恐懼感達到了臨界點,民眾急切地尋求擺脫制度死結的出路,即使代價是付出自由.1931年9月21日,英國宣佈放棄金本位制,這標誌著自律性世界市場體系的終極崩潰.緊接著,在百1930年代,全球爆發了震撼性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法西斯主義"(Fascism)在1930年後迅速崛起為全球性力量,它透過徹底剿滅政治與工業領域的一切民主制度,強行解開了政治與經濟的死結,在保留私有生產的同時將社會徹底非人化.蘇聯的社會主義(Socialism)透過推動五年計畫與農場集體化,徹底將土地與資本從市場中抽離,建立了第一套替代市場經濟的合作生產體系.美國的新政(New Deal)則在羅斯福的領導下及時放棄了金本位制,透過強力的國家管控制定了"社會安全法"與"勞工關係法",要在保留市場運作的同時,為人類與大自然築起了強大的社會保護防線.

                          '自律性市場"要求價格絕對彈性,而社會生存則要求保護與穩定,兩者在制度上的極致拉鋸,最終導向了政治與經濟雙重機能的總體癱瘓.Polanyi總結道,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新政,共通的歷史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自律性市場"體系在1930年代宣告終結,市場體系不再能夠對社會發號施令,後來學者延伸Polanyi論點所提出社會對經濟"重新嵌含"的概念,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全書的最終,Polanyi將他的制度史分析推向了哲學與道德高度.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對"自由"定義的扭曲,表示自由主義將自由簡化為"私有企業與去規管的自由",宣稱任何政府的計畫,控制與規範都是對自由的否決,Polanyi認為自由主義的自由觀本質上是一種"少數特權者的自由",是以廣大人民在失業與貧困中的赤裸暴露為代價,去換取有產階級無限的免於責任.在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中,市場將人的生活分割為生產者與消費者,讓人們誤以為社會不復存在,以為個人可以不對國家的強制力或社會的貧困負任何責任.這種將"契約關係"等同於"自由"的市場迷思,是一種極端盲目的烏托邦幻想.但是Polanyi也同時強調,市場體系的終結,絕不意味著市場本身的消失,也不意味著自由的終結.在未來的社會中,市場將繼續存在,並在反映消費者需求,導向生產與作為會計工具方面發揮極佳的功能,但它再也不能成為自我調節的總體器官,再也不能將勞動,土地與貨幣作為商品去處置.將勞動,土地與貨幣從市場中抽離,本質上就是將人類的生命,大自然與社會信用,從"商品虛構"的謊言中拯救出來,還給人類實體.而這個結論也是我們這次延伸閱讀所想探究的全部,一個從"自然之物不該市場化"開始的閱讀旅程.

                        Polanyi在此提出了現代人意識的三大構成事實,分別為"對死亡的認知","對自由的認知",以及"對社會的認知",基督教發現了個人的獨特性與自由,而工業社會則讓我們發現了"社會"這個客觀實體的真實存在.在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裡,"權力"(Power)與"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是社會現實的客觀範疇,任何人類活動都不可避免地參與了權力的運作與價值的創造,一個企圖將權力和強制完全排除出社會的理想是根本無效的.他批判法西斯主義在承認社會現實的同時,選擇了徹底否定與拋棄自由,將人類降格為集體機器的奴隸.而自由主義則為了維繫虛幻的自由概念,選擇了否定社會的客觀現實,最終在阻礙任何社會改革的同時,間接為法西斯主義開路.唯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在勇敢接納"社會的客觀現實"的同時,堅持對自由的追求.Polanyi認為真正的自由,不在於順從自由放任的唯物教條,而是在接納社會現實的成熟心態下,運用民主與立法的力量,去創造前所未有的制度性保障.社會可以透過立法保障每個人的工作權,不受政治或種族歧視的權利,以及不順從(Nonconformity)的權利,在制度上為個體劃出不受行政權力侵犯的自由領域.只要人類忠於為所有人創造更豐盛自由的任務,就無須害怕計畫與權力會轉而摧毀自由.這就是複雜社會中自由的真諦,也是文明在經歷了"鉅變"的洗禮後,所獲得的終極確定性.

                     "鉅變"是一部關於世紀工業文明興衰的經濟史作品,全書的核心思想脈絡,建立在Polanyi對市場體系"嵌含"(Embeddedness)與"脫嵌"(Disembeddedness)社會體系這個概念的剖析上.Polanyi試圖說明在19世紀以前,人類的經濟活動歷來都是深嵌於社會,文化,宗教與政治關係之中的,獲利與市場從未成為導向社會總體秩序的主力,是工業革命對商業社會施加了技術性強迫,逼迫人類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空想烏托邦實驗,企圖建立一個完全由價格自動調節的"自律性市場",並將勞動(人類生命),土地(大自然)與貨幣(購買力)這三項非生產來銷售的社會實體,虛構為商品的"商品虛構"之上,為了讓市場機器運轉,經濟被硬生生從社會關係中"脫嵌"出來.整個人類社會被降格為市場機器的附屬品,Polanyi反複警示完全自律的市場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長期存在,因為若缺乏社會的保護,它將在短時間內徹底摧毀人類與自然的肉身.

                      這本書是1940年代的作品,放到今日來看,有許多內容或許已經過時,有待商榷,甚至可能有錯誤之處.但是有一個現象卻是接近事實的,就是市場體系對社會體系的吞噬.最起碼,在剛剛結束的升學考試結果選擇上,不容易在現代社會賺錢的文科已經完全被碾壓,未來甚至逐漸可能於校園中被棄絕,或是文學獎人工生成文的爭議,在乎名次影響的是未來名利,而不是文學本身,這些現象幾乎全是Polanyi在本書中表達的擔憂的一種真實狀態,科技右派與資本個人的力量在今天可以說是站上了歷史巔峰,而且未來還可能讓有意志的機械全然自動的替代人類活動,無人計程車就要大舉出現,這些應該都不是Polanyi那個年代能夠想像的,遑論評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