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ing From Data(Yaser Abu-Mostafa )
課程使用書籍 Learning from data(線上閱讀pdf版) 作者:Yaser Abu-Mostafa 即為課程講者
影片中使用的投影片連結
第一集:學習問題
第二集:學習的可行性
第三集 線性模型
第四集 誤差與噪音
第五集 訓練與與測試
第六集 MAPA泛化理論
第七集 VC維
第八集 偏見方差均衡
第九集 線性模型II
第十集 神經網路
參考書目
1.機器學習, Tom Mitchell(線上閱讀pdf版)
2.統計學習方法, 李航(線上閱讀pdf版)
3.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Christopher M. Bishop (線上閱讀pdf版)
加州理工大學課程 機器學習與數據挖掘 共十八集 目前線上公開課已出十集
課程介紹 這是涵蓋機器學習基本理論 算法和應用的基礎課程,結合理論和實踐. 介紹機器學習如何使運算系統得以根據獲取的數據改善其表現,並將這些成果運用到工程,科技,金融商業等活動中.專業理論將包括線性模型,VC維,神經網絡,支持向量機,數據探測法
講師：Yaser Abu-Mostafa 加州理工學院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科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機器學習和計算金融學.IEEE神經網絡協會創始人之一.第二屆和第四屆國際資本市場中的神經網絡會議主席.第六屆國際計算金融學會議主席,目前是多個科學咨詢委員會成員,已擔任花旗銀行機器學習技術顧問達9年.
第一集:學習問題
1
第二集:學習的可行性
第三集 線性模型
第四集 誤差與噪音
第五集 訓練與與測試
第六集 MAPA泛化理論
第七集 VC維
第八集 偏見方差均衡
第九集 線性模型II
第十集 神經網路
為何知識分子不熱衷自由主義(Pourquoi les intellectuels n'aiment pas le libéralisme,Raymond Boudon)
唸書的時候,學校裡修MBA的所在叫管理科學所,很多年後改名叫經營管理所.這並非隨意而為,應當是主事者思考過這樣的一個問題,"管理究竟算不算是一種科學?",那怕它確實在某些領域裡有使用系統性,物理性,數學性思考的必要,但即使如此,它究竟能否就因此加以科學之名?畢竟管理分析上得出的因果關係,分析與數學,物理等那類科學分析的性質不同.從同樣的視角延伸出去,如果管理有這種疑問,那被通稱的社會科學,或是人文社會科學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問題?.而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即使多數的社科學者或人文知識分子不認為自己是科學家,但其實他們的社會形象與或對外話語的姿態往往有高度自認科學性而不自知,即他們可能以為自己如同科學家一樣所言所述皆是真理或有必然性,公理性,與絕對解釋性,並因此表現出一種超越大眾智識的優越心態與行為.但是假若社會科學並不是科學,或是有附帶條件的類科學,那麼這些自以為的知識不就該有被懷疑檢驗的必要,或是退位於只能參考不具必然性的感知,甚至只是一種倫理觀點而已.
以上的論述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正是本書所述內容的主要目的,對於人文知識份子普遍思想行為狀態的揭露,以及這種特性對世界的影響.為什麼本質不是科學卻以科學面貌出現的社科領域觀念能夠比科學性的數學物理知識更廣為大眾所認同與接受,而這種現象有什麼影響呢?不妨去瀏覽一下網路書店的書目,尤其是社科人文類的書籍排行或編輯推薦,正義之後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不公平的代價,全球化的矛盾到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這些書籍雖然各有論述不一而足,但論述的主題其實並無太多差異,甚至是重複的內容,它們的目標都在抨擊自由主義,它們批評的論點無非是來自馬克思主義,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尼采的哲學論點或是由以上這些所衍生出的如傅柯,李維史陀等相對主義,解構主義,結構主義等,而這些反自由主義出發的論點它們共同的特性就是不具備像數學物理那般的絕對科學性,可是當他們成書時,或被社科學者,作家,人文主義者,政治人物引用或者主張時,卻像一種推不倒的真理卻實際上解決不了大多數現況問題的面貌,而為什麼如馬克思主義的實體早已敗亡,卻仍然有一大堆人前仆後繼的需要他的主張,並以為為基礎做延伸,難道真的如政治人物的宣傳口後一般"這世界可能沒有烏托邦,卻永遠有嚮往烏托邦的人",這些主張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某些心理需要而已?還是有甚麼其他的東西造成這種現象?.
知識分子對於左派主張要比自由主義更為熱衷,首先在於於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這決定了他們必需與主流秩序保持距離.而社會裡確實存在合於他們定義的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這堅定了他們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與立場,並產生需要反對者將其約束回原來的軌道.其次引起反對的原因在於自由主義墮落效應.知識分子認為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以效率為名招來了社會上的不公正與不平等,並使民主社會庸眾化同質化,藝術,學術,文化等層面也因為市場而導致實用化媚俗化.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就意識到這一點,但墮落效應在其他型態的社會同樣存在.他們反對自由主義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知識分子與思想市場的關係.知識分子的思想處在一種由需求決定的生產關係上,而產生思想的動機包括三種方式,分別是對真理的渴求,政治經濟上的某種信念,與尋求個人的知名度與利益.這就產生了Raymond引用委韋伯所說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的時候從來都不是中立的,這種選擇都是在一種價值關聯的預兆下進行的.而當知識分子試圖研究解釋某種現象的時候,他所做出的觀察和分析都應該嚴格地遵守價值哲學的無涉原則,否則就違背了科學的本質.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堅持價值中立原則,在分析這個過程的最初點,社會歷史背景和局勢產生了一些被大眾看來很突出的事實.於是這樣的情況造成了一種需求,引來了服從信念倫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有機知識分子試圖去開發它.
從認識論的角度,自由主義堅認為人是理性的,人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推動人類進步的是一些可以理解的情感和理由,而非一些個人毫無所知的動機,而社會科學研究者將人類的行為和信仰視為可以理解的.但包括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則認為人也受自己不能理解未知的事物構建的.如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信仰和行動產生於一個無意識的機制,為了加強自己的有效性,無意識需要瞞過主體的眼睛施展自己的策略.當這些學說的後繼者將這些學說推至極致,導致了理性思維的理解被消解,人只是被他毫無所知的一堆符號或文化的支配物.個體完全是其所處環境的奴隸,在強大的社會力量的作用下,他變成了承載幻象的主體.人類由此認識到他所特有的信仰,那個他被告知必須堅持的信仰,其實從本質上就是錯的,在此基礎上許多知識份子認為人類純粹是一件周圍文化環境的產物.他相信自己的信念,僅僅是因為這是他周圍的別人都相信的,這是大家所教給他的.由此,他只不過是一個承載虛幻的主體.他錯誤的認為他所相信的事物是客觀上有根據的.
Raymond指出既然人的理性出局,個人完全是被他所處環境所塑造,陰謀論思維便顯而易見的成為替代品.知識分子於是開始論述道德倫理的階級性,透過此種標準將人分類,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價值觀表面看上去是好的,但內涵卻是偽善虛假的,是資產階級的陰謀,是資本家對於普通人民的欺騙,政府的權力是被這些人控制,因此它是一種陰謀.而在這種陰謀論的思維統治下,機會平等,程序正義被形容成虛假毫無價值的存在,法治與制衡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並不能真正服務於人民.陰謀論思維導致的是一個簡單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中非此即彼,不存在多樣性.主觀主義偽裝成客觀性出現在學術界,文化相對論,文化決定論,文化建構論,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那些晦澀枯燥不易被人了解的理論成了知識份子向大眾傳播表達的主要背景.但是陰謀論的結果限制了人們認識世界多種途徑的可能,將世界框定在一個或多個教條中.因為這些教條推導出無數的政治正確觀點,知識分子也因論述中的政治正確成為衛道人士或正義之士,Raymond正是這樣的發展結果將客觀審慎的思考方式被我們扼殺.衛道者的道德主義不但沒有維護他想要維護的利益,反而毀滅了真實,造成了學術上生活上思想上的不寬容.
Raymond對於知識份子觀點與行為的觀察批評不少已見於前人,但是其中一短對於物實行的體會應當最能說明現況.他所指的務實性是源自於公平或平等主義的發揚.Raymond以教育為例,因為要讓大眾受教的機會均等,於是各國政府無不大開方便之門,表面上似乎是達成了目標,機會讓高等教育無門檻,但實際上並不能改變原來的階級結構,反而因為門檻降低而不利那些貧困但勤奮又聰明的學生,產生劣幣逐良幣的效果,因為不論好壞都能輕鬆入門取得學位,而這種平庸化與低劣化的結果正是造成高智識或複雜性的東西無法進入一般人思想中的源頭之一,因為這種大量的平庸需求,所以那些不需經過檢視又擺著複雜的各種主義就能輕易進入人心,雖然個人不願意像作者那般認為見識庸思維俗低能化是大眾能幾乎不用思考就接受了相對主義,或什麼都可以的思想的根本因素,但恐怕他說的也正是理之所在,想想看看為什麼有人說30歲前不是左派就是沒有良心?這其實還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怕Raymond有點過於簡化了這種現象的可能,他的這種論述有點像前面那種批評的下半句,30歲以後還是左派就是沒有大腦,個人覺得都是太過簡化的說法.
本書是出版社法國當代思潮中的一本,這出版社過去有一些刪節翻譯書內容的紀錄,當然都是為了符合當地政治正確所為.未料,本書除內文外還有一篇徐賁的序,這篇序文算批評政治箝制與威權有點越界的文章,只差沒把政黨的名字寫上去而已,算是有點意外,不知甚麼原因沒被刪掉.書的前半部非自由主義思想的起源寫的還不錯,後半部寫它何以傳播就顯得有些乏力勉強.甚至有點唯心.是缺憾所在.以上.
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Memory Chalet,Tony Judt)
"人在哪裡,我就混哪裡!",這是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台詞,從劇情中反映出來,它原帶有標籤意思,預設某種人某些場合才會說這種話.用這段台詞來表達對山屋憶往的心得,卻剛好相反.東尼賈德(Tony Judt)是來撕標籤的,因為一個人會混許多地方,有不同的角色與身份,這些身分未必是個人能左右選擇的,而Judt認為可以不必照著這些身分歷來被預設的行為準則來扮演自己,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既然不限於混一地,也就沒有一個絕對純種的人,每一個人都是多種面向的混合體,與其陷於身分認同的混亂,還不如拋開身分的自我約束,在Judt的思考里,身分是一個危險的詞.
作為一個漸凍人,Judt寫完這本書三個月後就去世了.最後的時間裡連睡前都必須仔細檢查呼吸器有沒有綁正,因為已經不能自主收縮的氣管很可能會要睡夢中要了他的命,肢體已經完全不能動作更別提要如正常人一般,像未發病前的自己一樣用手寫作.不能打破漸凍人必然的行為定律,這本作品就不能出現.而以打破漸凍人狀態回溯記憶到Judt一生,他就是一個人在哪裡就混那裡的人,每一個階段關於自己的記憶都在試圖打破每一個既定角色的既有價值與模式.對Judt這個漸凍人來說,漸凍人並不單純是肢體上生理上的意義與限制,他把漸凍人當成一個比喻,一個大的集合名詞,這整本書談的與其說是個人鬆散的小回憶錄,還不如說他在試圖提出人類不要往當一個肢體外漸凍人的路途前進,不論是公共知識份子還是一般人,若因為既定身分標籤而只能必然的堅持信仰一種意識型態或某種主義,那麼將成為另一種型態的漸凍人,思想上心靈上的漸凍人,一個被禁錮的心靈.在Judt眼中世界如此寬廣,樣貌多樣,不同的空間即有相異的風情與人文,而多數人所得的結論或立場竟然如此偏狹,這不單是空間相隔所造成.
在這本回憶錄裡充滿著對於各式交通工具搭乘經驗的故事,也有作者與歐美不同國家,民族人群交流的經驗,但他並沒有藉此推崇現代化的便利帶給人們更多的見識,在Judt的描寫下,或許技術的進步能讓多數人瞬間移動到更遠更異樣的的地方,甚至可以嚐遍不同地區的食物,看到不同文化與政治體制或思想主張,擁有的比過去更多的資訊與受教機會,但是反而正是在這時刻,意識型態仍然在束縛著大眾,或各種自以為是的各式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且讓人們以為除那些多數人所主張的東西外別無選擇..
一個猶太人,並不認同除了血緣外大多數猶太人的習俗,宗教,乃至歷史苦難;一個研究法國歷史的史學家,並不認同大多數法國歷史學者理論性的結論,更痛恨螢幕表演式的歷史學者;一個自認的公共知識份子,看不上那些抱著意識型態各類主義的理論公共知識份子,一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仍舊偏左的行動者卻以菁英者自視.在英國出生求學,卻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擅長法語與研究法國歷史,也不認為自己是法國人,搬去美國做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最終來到瑞士,因為這是他最後選擇的地方,他最喜歡的瑞士山中小屋.持續的移動,持續的認可,與持續的否定,在Judt那裏這是存在與變動.編者有留下它們的原文being與become,顯然是理解這種心態的.他的觀點源於個人經驗,他從中學時期起即有三個夏天前往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從事勞作,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為這種理想奉獻自己,但最後這些經歷讓他學到的是放棄自己被賦予的信仰,成為一個普世主義社會民主人士.大學之前他已經親身體驗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等從好奇跟隨到放棄的全過程,這些過往讓他對各種政治觀點與主義始終抱持審慎的質疑,而那些拿猶太人身份與災難歷史做文章的政治主張或民族主張更讓他完全不能認同,儘管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自認是猶太人,卻不認為那些被認為是猶太人該有的共同記憶與主張必需在他的身上表現出來,因為他認為是一個不同於他們的猶太人.而在巴黎高等師範求學也讓他觀察到了法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精神風貌.是一種過度的激情,狹隘,自負與天真,對概念的嫻熟與對現實的無能是那些法國知識分子的通病,Jud完全看不上這些,在他眼裡這些法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口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光說不練的傢伙,甚至是表演更勝於內容的演員,以至於Judu一直都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在他看來能擔當起知識分子稱呼的法國人,只有卡繆與阿宏那一代人,他們之後的知識分子只部過是代表一些學術權貴與脫離現實的精英主義而已.至於他的後來移居的美國,它的觀察也毫不留情,Judt以情人來形容美國.美國若即若離,即便到了中年,體重超標且妄自尊大,它仍余有一絲風韻,對審美疲勞的歐洲人來說,它的矛盾和新奇正是殘存風韻的一部分.這塊老牌新大陸,一年又一年地發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業時代神話中的帝國,即危險又單純.從以上種種的批判中,讀者將會發現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他身上已經完全沒了痕跡.
Judt自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而歷史學家是靠列舉事實傳道的哲學家而已,或許是這種自省,年輕時代的馬克斯主義的信仰者不但蛻變成僅信仰左派唯一還能信仰的部分,也有了一些與他年輕時完全不同的觀察.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菁英者的角度重新審視英國均等教育的矛盾性,把機會的均等提到更高的層次,而放棄了結果的均等,起碼他認為結果均等的教育是英國高等教育完全衰敗的最重要因素.從此觀之,雖然他也不認同市場主義的狂熱影響,但是對一個曾經極端的左派而言,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別對一個菁英知識份子而言,這絕對是鳳毛麟角個案,這種從現實觀察得來的轉變絕對不是單純的對現實投降,而是有它深遠意義.
雖然這只是本小書,只是一些生活過往的回憶,但單純以回憶錄而論未免太小,文本內容所顯出的思想變革與精神絕對超越許多所謂的鉅著,更與那些思想巨人與主義之父所言有別,因為作者就是要推翻這種純種的,集體的,烏托邦的,轉為混合的,邊緣的,且雜亂的個體自我.看完這本書,再對比於當前現實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人,還是那些所謂的菁英份子所表達的各色主張,將會發現Judt唾棄的空間正充滿在我們周圍,不論是媒體,還是書籍中,已至於我以為這本書繁體版的出現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以上.
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Douglass C. North & Robert Paul Thomas)
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專著,Douglass C. North與Robert Paul Thomas合著,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書試圖探討一個主題,就是西歐國家能在近代1700年後領先其它地區成為富強國家的原因.兩位作者推翻了是工業革命新技術產生所帶來的影響,他們主張是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西歐國家超前的主因,用更白話的說法即是,制度的轉變才帶動了西歐國家經濟興起.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能夠使個人的經濟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從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勵.參與市場的行為人得到了激勵,從而自主實現將資源做自認有利的配置,提高經濟效率.
這個結論的形成是透過兩段歷史時期經濟資料的比對而來,第一段是西元900~1500年,第二段是1500~1700年,比較的軸心就是馬爾薩斯效應.眾所周知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當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糧食供給,會導致人均佔有糧食下降,引發缺糧導致飢荒,社會動亂乃至戰爭而引發各種負面的社會效應.透過兩段時期的比較,第一段經濟資料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為真,但第二段的資料結過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的結果沒有發生,於是Norh引出他的自問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他們就試圖透過這種結果差異的比較,看看兩段時期內是什麼面向,因素,條件,或環境的改變才產生這種分歧的現象,並由此推出以上的結論.書有清晰的兩條線,一條是人口的變化,一條是財產權的變化.每個章節分四或五個小節,分別從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最後一個小節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總合.這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對內容的理解和與前後文進行比較.若要說缺點,是分節沒有另外標示名稱,不能預先知道想說的是什麼,且文章句意偶有不連貫,不知是原文或翻譯的問題,但從大方向來說,這書重點是在西歐社會的觀察論述上,即使偶見的凌亂應該還能接受.
既然是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開端,North便從土地和人口兩個因素的數據變化切入,解釋了900到1500年的經濟增長起落,貿易的產生,市集與交易中心的出現,莊園結構的變遷等原因,再發現隨著了民族國家興起和國家財政需求擴張孔急,引發了1500到1700年間不同歐洲國家間經濟變化的差異.當西元900年歐洲人口開始增長時,封建社會已經形成,隨著人口持續增加使得可耕土地相對稀缺,規模報酬遞減會激發了人們尋找新的土地,因此部分人會往邊境地區移動,在新開發的那些地區,勞動力相對於土地反而稀缺.使得原來不欠缺勞動力的莊園主再不敢過多的壓榨佃農,因此增加了佃農對莊園主的談判能力.這樣因為人口遷徙造成了不同地域人口密集度的不同,與勞動效率的差異,從而使得某些地方形成適合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有些地方適宜生產土地密集型商品,這就帶來了專業化各自生產對己最有利的商品,也因此產生交換交易的必要,而有了較大規模貿易的需要,也就是不同地區根據各自不同的資源稟賦生產個別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達成效益的最大化.
中世紀封建制度下莊園主以收取佃農的勞動投入並向他們提供法律裁判,安全維護等公共品作為的交換,佃農則向領主宣誓效忠,並且許諾未經領主許可不能離開莊園,藉由完成一系列的義務以換取領主的保護.但是貿易和市場的出現降低了尋找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成本,這就造成了領主和佃農都未必需要停留在原來的地域,因此以貨幣替代勞務投入成了佃農或土地承租者付給莊園主的方式,但雙方容可以在原本契約中尋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漸漸的勞動捐變成了固定的租金,莊園主此時的角色變得更像地主,以上這些都是比較利益下產生的後果.在1300年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增長有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會促進商業貿易並提高生產率,這是正向的,二是馬爾薩斯效應使得報酬遞減並降低生活水準,這是負向的.此時由於並沒有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人口增長的正效應並沒有抵過馬爾薩斯效應,因此持續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停滯了.在較大的負面效應下,人口的增長帶來了通貨膨脹,土地價格上升,佃農上交給莊園主的固定租金已經不能夠反映莊園主應得的收入,而不斷重新商定租金的協商成本過高.以至於制度會隨之往降低成本的方向移動,往雙方更容易同時接受的方向移動,因此倒退回了莊園主收取勞動捐並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時代,這對雙方來說比創立一個原先沒有的協商體制來重新商定租金要有效率的多.
到了1300年生產要素的比較利益變化再次發生,黑死病,饑荒和戰爭讓歐洲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相對於土地重新變得稀少.因為勞動人口稀少,使得莊園主不得不想辦法為留住佃農而提供更好的條件,於是他們放鬆管制,讓永佃轉為長期租約誕生.漸漸這種逐漸放鬆的管制演變成為到後來允許佃農能將土地遺傳給下一代,隨後並藉由法條將這種習慣轉為正式的法律.此時,經過長期通貨膨脹下的固定租金的真實價格相對變得很低,正好符合當時土地相對於勞動力過多大而降低了的市場價值,從而讓佃農和莊園主之間的協議很容易達成.就這樣,莊園制經濟迎來了它的終點,它被獲取工資的自由勞動力所永久取代了.不斷擴大的商業貿易使得個人財產保護的重心由莊園主擴展到地方城鎮,再擴張到更大區域,這個擴張過程極大的促進了更大政治實體的產生.莊園領主向上一層領主或國王提供的支付義務由提供騎士,士兵變成了貨幣支付,使得國王有辦法設立大型的常備軍隊,增強了國王的實際軍事力量,為了這樣的軍事支出.需要收取更多的稅收,於是國王希望得到更大的領地,並在領地中有更強的權力,1300年起也因此迎來了不斷擴張,侵略,合併,叛亂等各類戰爭的年代,這又讓國王有了更大的財政需求,民族國家興起取代了城市邦國成為西歐的主角.
在一個民族國家爭戰不休的年代,一個國家解決財政問題的能力就決定了它在歐洲政治版圖上的權力.新的財稅收入可以來自於沒收貴族,商人的財產,或授予特許權,或是設立一個有利於新的交易市場,貿易活動的經濟組織制度.對於君主來說,前兩者的誘惑是驚人的,因為設立新的組織制度需要較大的成本,因此國王初期更願意轉向容易收取的稅源,其中特許權是比較容易達到這一點的.而君主的選擇往往出自於財政需要,從為了獲取稅收目的出發所設立的制度,可能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也可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因此從1400到1600年間西歐不同國家的經濟成果就取決於這些國家為了應對財政需要所創立的產權制度.
這本書在最後的幾章分別指出了突破馬爾薩斯陷阱的英國與荷蘭,與未能更進一步增長的法國與西班牙個別的國內結構與制度的發展.法國的代議機構早早的把他們的權力交給了國王,法國雖然得以建立起財稅體系但國王具有較大的權力.出於自身財政收入的控制與支出需要,法國國王對產業制度進行了嚴格控制,授予了不少行業的特許權,限制了生產要素流動,因此無法達到穩定增長.西班牙和法國同樣,國王有很大的財政權,雖然西班牙一開始有非常穩定來自低地國家的歲入可以遠遠超過其他稅源,美洲新大陸的開拓也帶來了可觀收入,然而正因為其稅源牢固,以至於它並沒有去建立一套現代財稅體系或者經濟組織制度的急迫性,以至於而當後來政治變動發生,西班牙失去了外來的歲入後又要面臨不斷的戰爭,經濟增長不能持續自然是能想像的.荷蘭長期以來商業貿易都是發展的原動力,市場交易是它的重要部門,也是國家獲得大宗歲入的來源,因此當國家設法降低交易費用刺激商業帶來稅收,人口增長同時也刺激了創新,創新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組織的效率,荷蘭的貨幣市場作為西歐的資本市場,而主要民族國家之間不斷衝突造就為無數的借款者促進了荷蘭資本市場的繁榮.農奴制解體,莊園條形地成為小農的財產,人口增長伴隨地租上升,使得擴大耕作有利可圖,土地私有制於是便能發展起來.在土地私有制下鄉村自由勞動力有誘因為增加收益而轉為用在其它產業上.商業活動復興和有效率的資本市場降低了資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壟斷促進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一切促進了鄉村工業發展.英國在西元1500年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羊毛價格和.因此養羊利潤因國際擴張提高,促進資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團日趨強大,後來的清教革命後國會權力提高絕對王權遭到限制,加上壟斷法禁止了王室的壟斷權力,鼓勵有利財產權保護的專利制度的制定.而保險,金融,股份公司,貿易部門得到發展,更重要的是國會至上和習慣法中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利交給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人的手中,並且為司法制度保護和鼓勵生產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框架,確立了財產權為產業制度的根本基礎.於是在荷蘭英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制度的出現讓它們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契機.
這是本透過長期歷史資料比來倒推出社會質性的結構演變推論的文章,有它學術性和可信任性,不過正是因為時間夠長,能用來解釋的因素不只一個,是否真能解釋單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變動在前,制度的改變在前,是這個因素造就了西歐經濟持續富強興起,而工業革命與技術改革只是承接在此之後的衍生物並不確定.就像21世紀資本論所得的推論也可能只是反映兩次大戰帶來的結果,而非真的有作者以為的貧富差距縮小的其他因子,畢竟社會研究不是一個封閉限制條件的線性規劃,任何推論都可以解釋一隅,但絕對不可能有完全解釋力的可能性,畢竟它是複雜的.以上
發表文章
所有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