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0日 星期五

投機者的撲克:投機的藝術,投的是機會也是時機

投機者的撲克:投機的藝術,投的是機會也是時機  


投機者的撲克:投機的藝術,投的是機會也是時機


   不久前一位詠春拳師傅與一名散打選手進行擂台賽,實戰下散打選手的一個側踢靶詠春師傅給打趴,散打贏的輕鬆.雖然這是真正的擂台結果,但這代表詠春不如散打嗎?也許有人會質疑是該名詠春師傅的功力不夠,另換一個詠春高手應該可能戰勝散打,但散打的人也可以說,我們的高手還沒出場呢!光憑一場比賽或許並不足以說明哪種拳法較強,但有一些結果外的現象頗值玩味,詠春拳師傅在比賽中戴起了西洋拳套,這樣做是為了比賽的公平,但被拳套綁住手的詠春看來已經失去味道,而詠春等正式拳派平時練的都是些套路,這些套路在面對毫無規律拳理的散打時,完全失去用處,似乎只成了見招拆招亂打的另類散打.


   投機與擂台賽很像,只是交手的雙方,一個是自己,另一個是市場,投機者以自為的招式面對無定向的市場攻擊而已,套路或招式基本構造可能是經濟式的,價格型態的,財務路徑,或其它各式各類的組合,乃至於巷弄中的私人秘術.但不論構造如何,皆是以管窺豹,不過是看到的豹紋不同而已,然後就豹紋來描述豹的樣子.但不同的管子還是有差別的,於是那些號稱能完美捕捉豹子的人,或過去曾成功獵捕過豹子的人,他們手中的那個管子就是大眾追逐的目標.於是乎形成兩種主要現象.一是產生出許多人宣稱有秘笈,有不敗黑箱,有簡單必成的方法,從賣商品的理財顧問,到賣軟體,賣書籍,賣雜誌,推課程,到直接賣明牌的,而人人追逐秘笈,尋找大師.另一種則是成功學的路徑,問題是看了大投機家的經歷與歷史,而見不到他們公開實戰的招式,只能得到一些假借這些投機者名義推測的法則,但這並沒有了結人們尋求屠龍刀的期望.而這裡的最大問題是,若自己不是高手,如何能看出哪些東西是有用的招式,哪些人又是真正的高手?,總不能見一個就試一個,畢竟投機還有口袋深淺的問題,萬一試到的全是假貨當如何?.


  這本書跟過去看過的書沒什麼太多不同,分兩部份,第一部份談的都是投機的要件,投機情緒,風險管理,資金管理,停損等投機活動實際涉入的部份,大體上別的書上也都寫過了,作者以自己的經驗帶入這些相關的主題,比較沒那麼嚴肅性就是,第二部份多數的內容說的是作者趙毅對於一些投機者曾發表過的心法與書籍的感想,這些是在投機技術以外心理面,智慧面,情感的探索.對於執著於找一把屠龍刀的人,當然就不適合了,至於那些會選看的人,自然會有他個人的體悟,可喜可厭,一切的心得,不論是閱讀還是投機操作,都是自己才知道的.


   本書是由簡體書直接轉成繁體,作者趙毅也是對岸的人,書中的舉例多數是以上證股票與中國期貨為主,所以有些專門用語比如本地期貨單位是用一口,對岸是用一手,會略有不同外,其它則沒太難處,加上本地人已經可以買滬深市的A股,近來跑去對岸開證券戶的人不少,應該也早已習慣那些用語,不是閱讀的障礙.可能是過去看過這類的書籍太多了,雖然這本不錯,但實際上能給我個人的新東西已經很少了,畢竟不能化成實戰上交易點位,價位,時間的那些情緒,哲學,還是經驗,風控,資管,對於一個想簡單伸手拿把屠龍刀號令天下的人來說,未免太虛太不可思議,而他個人欠缺自創一套功夫的能耐,又沒有判別高手的能力,這種現象正顯出了本書想講的一個最重要的主旨.投機活動就是就是個人的修鍊,不管你從外面找來的東西有多少,要是不能與自己的身心結合成為自己操作中的一份,都是徒勞而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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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1日 星期三

數學的語言

數學的語言  


數學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Keith Devlin)


  數學的語言,重點應該是它的副標,化不可見為可見.Keith Devlin在書的前言就說明了這本書的目標,介紹數學的本質,內容與歷史,指出數學在人類文化中的角色與演變,因此書不限於任何一類讀者,也不假設讀者需要某種程度的數學能力.雖然作者對於數學若干子系統發展的歷史,及其源起或數學模式的使用目標有一定簡單易讀的描述,但在必須使用數學語言的部分,顯然還是不夠友善,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來讀這本,一方面是基於方法論的表述上不夠具象,也在使用的描述方式還是略嫌過於數學,也就是沒有對於邏輯,微積分,還是拓樸有初淺概念的人應該還是讀不了這本書的某些部分,甚至我認為連中文版編輯也只是來稿照登,都未必能完全懂.因此就通俗性科普作品的角度,個人認為這本的達成率並不高,如果只是要複習學過的數學,或是遇上理科讀者,這本嫌太淺,且不知這樣的意義為何!?沒有發揮它從可見的語言回返不可見抽象的應對之路,書中運用數學史的部分不少,但對於非理科者而言,人們還是比較有興趣於如何Makeing Invisible Visible,即非專業者亦想知道數學家是如何從不可見的現象中去創造能形容這些現象的工具過程,而不單純只是數字產生數字,模型推出模型,人的思考或人的創造,比如書中從尖錐體的切面方法,因為橫切,縱切,對切,斜切的不同,而發現了橢圓,拋物線,雙曲線就是一種有趣的過程,又如從天文學中發想的運動模式,或是從隨機模型中的選擇權定價模型它的直觀構建,但這些內容實在是有限,只能說因為同類的中文書少,它是沒什麼選擇下的選擇.


   大多數人是如何學會唱流行歌的?通常是在一段反覆聆聽之後,人們自然而然會記得那個旋律,.但是一如書中所說,將邏輯的模式改寫成代數的模式並沒有改變這些模式的本質,不過卻會改變人們思考這些模式的方法,若我們將直觀的聆聽記憶方式,改成發給聆聽者一張樂譜,要人識譜演唱,一個沒有專業訓練且沒有天賦者恐怕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達成任務,甚至根本不可能達成,在這個領域中,音符就是一種數學模式,把不可見的東西用一種可見的模式表達出來.在一個架構下看起來不自然且困難的問題,在另一個架構下可能很自然且簡單,在數學及其他各行各業里,重要的通常都不是你說的是什麽,而是你說的方式.19世紀時,這個從抽象中抽象化的過程,被帶到某種地步,使得數學家中只有極少部分的例外人可以欣賞到大部分數學的新發展,抽象被堆放在抽象之上,形成一座巨大無比的高塔,直到今天這個過程還在繼續,雖然高層次的抽象可能會使人回避現代數學,但是增加抽象的層次並不能使數學變得更困難,在每個抽象的層次,做數學的方法大致是一樣的,只是抽象層次有所改變而已.


   即使是這種數學模式,也必須有某種的學習過程,就音樂來說,那個模式可能比單純的聆聽需花更多的時間,比如手握一把長笛,右手除了拇指撐住外全部指頭放開,左手除了小拇指外其餘全部按下按鍵,理論上在這個狀態下可以吹出一個低音Sol,但實際上除了低音Sol外,還可能吹出中音Sol,與高音Re,低音Sol是這個指法的基音,後面兩個則稱為泛音,而會吹出基音或泛音則是靠吹奏者吹出氣的速度與壓力,而這些必須透過練習才能達成.一個沒有訓練過的人,在這種指法下最可能發生的是吹不出聲音,其次則是不確定是究竟是吹出基音還是泛音,因此泛音吹奏練習一直是必須修煉的一課,從吹Sol不是Sol,到想低音Sol就不會是中音Sol,如果把整個長笛看成是一個數學模式,那要讀懂這個模型且讓它呈現出音樂來,就是一段大的功夫,多一點少一點就不是它該有的樣子,而長笛最後描寫的並不是數學,而是一段樂曲,Making Invisible Visible.


    現代西方文明發展與數學密不可分,數學是一支基本的文化力量,人們在面對數學有什麽功用的問題時,比較偏重它的工程,物理等直接的看得見的應用,事實上用數學語言影響及決定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是數學對西方文化及科學發展的最大貢獻,是它們哲學思想,思維方法等現代科學的基礎核心,對於數學發展的動力,人們往往也只是注意到實際應用,科學發展,忽略了審美,情趣,好奇,智力挑戰,心靈滿足等方面.在人類文明中,數學如果脫離了豐富的文化基礎,就可能只簡化成一些技巧,不能完全體現其本質的內涵,單純認為數學僅是一種描述世界的工具,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以說是片面的,包括數學的延伸,前瞻性,創造性才是數學的核心,自由的思想,為探索世界提供構架,這就是所謂的創新,實用的,科學的,美學的,哲學的因素促進數學的發展,數學能使得人類對世界進行再創造,這也可能是未來世界的基石,一時的功利可能會斷送具創造力的成果.很雖然多人都認為數學語言空洞,艱深難懂,對數學望而卻步,這樣肯定會阻滯觸及其他學科的能力,數學是用演繹方法研究抽象問題,思考抽象事物比思考具體事物看起來困難得多,但有時卻反而簡單了,更為重要的是獲得了一般性的結果,透過思想高度跳出自己的世界看問題,是數學的本質,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到宇宙觀,是逐步跳出自己的世界看問題的過程.以上


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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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


        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這本書所講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就是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答案,甚至個人對作者主張的某些價值標準不太認同,但這本書寫作的態度,寫作技巧,寫作的用意就是一種好的公共生活的呈現,而這種作品的樣貌正是本地還沒有的,說沒有出現,不是因為議題,而是因為態度,寫作的態度理性,寬容,又富有語言的延展性,雖然看起來會略嫌囉嗦,但這正是書的行文特色,不罵人,不酸人,卻有能夠直指問題而不落俗套,當然,這種太理性的文字難免缺少感染力,確實不是輕鬆讀物.


   作者徐賁,一個旅美華人,這書以他在美國的生活經歷,主要來呈現美國社會公共生活的面貌與內涵,它的精神面貌與歷史過程,因為這174篇短文都登載於中國的平面媒體,自然有它受限之處,即使沒有真實的審查,但作者應該有心理預設可能審查的阻礙,因此寫作時巧妙地避開需要直接批判中國人,事,物的方式,就如徐賁在書中說的美國人看不懂韓寒寫什麼,因為它們不習慣那種拐彎抹角隱喻暗批的行文模式,但換到中國,韓寒就被捧了,這本以公共生活作為主題的短篇集子,實際上是作者觀察美國的教育,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所顯現出的樣貌,透過這些呈現來表達作者認為好的公共生活該是怎樣的,當然這就是一種比較的手法,徐賁沒有痛訴或諷刺中國的公共生活有多不堪醜陋,而是讓讀者自己的去比較思考.


    在作者的觀念中,語言的運用是說理教育中的一環,尤其是公共說理,說理的交流特別得藉助於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網網不可能一下聽出來,而在文字的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細讀是一種專注開方式的閱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與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自圓其說,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份,但並非全部,喜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與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與尊嚴.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要求我們儘可能全面完整的把握討論的問題,採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同時,說理者還必須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與不同立場,在判斷說理可靠性的時候,他要同時做幾件事,包刮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他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歷做為現有觀點的反證,還必須能夠捨棄那些與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與經歷,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經常的有意識的這麼做,他們就能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但徐也提醒不要把說裏當成詭辯,他指出教學生言不由衷的辯論,首先就違背了公共生活話語必須具備的倫理條件:有好的動機,對他人的善意,話語內容的真實,就算是他們成功的為"可以殺人","專制比民主優越","新聞自由不利於社會進步"做辯護,並且試圖說服對方和聽眾,那也只是進行了成功的說謊,而成功的謊言又會對人造成怎樣的傷害呢?為不合理的事務辯護,首先已經輸掉道義立場,辯論訓練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獨立思想,價值判斷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將學生陷入一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這本書共174篇,主要內容涉及三部份美國教育,美國政治與美國社會文化,談教育從涉及中學教育的內容,入學的方式,大學教育的價值,甚至連寫作的目標,社區大學的功能等與公共議題,或美國政治相關的歷史課程,談美國政治在那些固定的智識,在一種生活態度,價值觀的探索,比如有一篇談到一個當選的美國議員,不願按著傳統的示詞宣誓就任,因為他是個無神論者,不願意說出偉大的上帝這樣的話,結果因為這樣引起許多選民的抗議,作者在那篇竟提出一個令人意外的觀察,就是那種什麼信仰都沒有的人在美國未必是令人放心的人,因為人門會認為他不知道會做出什麼可怕的事,又比如另一篇則列出美國議員接受商人招待,卻沒有申報而被公告的事例,事實上那些餐飲招待球賽門票都不是金額太高1,2百美金的事,法律上也允許他們做,但一定要申報,這些議員僅是因為沒申報被公佈姓名,以上的種種都在說明作者想呈現給讀者公共生活該如何擺脫笨蛋社會,賁所指的笨蛋社會八大標誌:自虐傾向,無腦娛樂,詞匯單一化(識字的文盲),盲從專家,弱質官員,骯臟語言,惡搞成風(無厘頭文化),拿無知當個性(愚笨而不自知),雖然這八項指標只顯得作者有點老派,卻也是他們這種公共知識份子特有的價值觀點,而這很像是那些賣保險的人一樣,好的公共生活與保險對於人類社會都有某種必須性,但什麼是好的標準與保險究竟該買到何種程度,每個人都會有屬於他個人的答案與想法,至於公共知識分子與保險經紀人肯定是其中推廣最不遺餘力的,只是我們普通人難免會因此感覺到某些困擾就是了.


   漸進式公民教育是在接觸具體的政治,社會實例中累積而成的,它擁有的不只是只是而且更是民主公民集體的制度記憶,是任何書本只是所無法代替的經驗實踐.訴諸於嘗試理性的文字能使公共話語有一種溫和而有力說理的文化氣質,這樣的公共話語推崇客觀而理性的思維,也鼓勵嚴肅,有序的對話.去年有一部劇"戰長沙",這劇是個在戰爭中軍官大叔與青年女學生的情愛故事夾雜著一個家族的興衰,其實是沒太多特別的.但這劇有一個很異樣的特色,它是在央視播出抗戰劇,但整部劇從頭到尾沒有出現共產黨三個字,沒出現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因為情感戲為主,逃掉了宣傳黨偉大功績的任務,但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就是一種漸進式的演變,雖然速度很慢,但終究是在變動.以上


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Anthony Lewis)


   在Google的翻譯網輸入蠟燭兩字,選擇翻成日文,結果是ろうそく,聆聽發音是rusuq,而這恰好跟最近一則以太魯閣族原民語的廣告蠟燭與流淚的發音幾乎一致,從物品的角度,蠟燭可能不太是原民傳統的用物,可以推測這個外來語在100多年前並不是原民語.但從現在的觀點,它確確實實已經成了原民語,並不用管它原來的來源如何.文字的形成如此,隨著文明文化逐步演進而有所增刪改變,人類的律法的形成與演進也有那麼類似的方式,這本批評官員的尺度講的就是這麼一大段的歷程,一個價值觀與另一個價值觀間的衝突,當對這兩種價值觀的護衛是透過各自不同的法律主張時,形成了一個個法庭上激烈爭辯的個案,也表現出不同時代對同一事物看法與觀點的演變,反映了人類社會真實的建構過程.


   Make No Law,不得立法,是源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大意是指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結社和向政府請願抗議的權利.這本書就是透過沙利文案(The Sullivan Case)來探討這一條修正案內容的實質意義與價值.第一修正案是立於1791年,而沙利文案則是終審於1964年的大法官審判,起因於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登載了題為關注他們的吶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整版廣告,這廣告是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受到阿拉巴馬州偽證罪指控的辯護籌集資金,廣告中提及了一些阻撓金恩的行動,但部分內容失實,而且涉及到蒙哥馬利市警察的處置舉措,因此被蒙哥馬利市的市政專員沙利文告上法庭,儘管蘇利文並沒有在廣告中被指名道姓的點出來,但是鑒於他的職位,他認為廣告對於警方行動失真的批評就是對他個人的誹謗,所以他控告紐約時報涉及誹謗罪,並要求50萬美元的賠償金.在全白人陪審團的參與下,這個涉及種族隔離問題的誹謗案,在阿拉巴馬法庭的判決中,蘇利文勝訴獲賠50萬美元,而紐約時報隨後以這則審判涉嫌違反第一修正案而提起聯邦最高法院上訴,期望透過憲法來扭轉州法審判的結果,最終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裁定紐約時報勝訴,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對於政府官員的公職行為的誹謗案中,阿拉巴馬州法院在適用法律時缺乏對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障,為了保障新聞自由,政府官員不得單純因新聞報導中的內容有失實的部分而提出誹謗起訴,除非他們能證明媒體的報導存在真實惡意,並且還需證明自己的實際利益因為這一部分失真的內容受到損害,但在這個案件中政府官員無法證明紐約時報的報導存在真實的惡意,且引用的證據有誤,因此判案發回重審,且新的審判結果不得與最高法院的保障言論的主張有所背離,等於宣告紐約時報勝訴.


     這本書以1791權利法案立法年與1964年沙利文案的兩個時點,來看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即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價值在美國社會的地位起落,作者Anthony Lewis前後引用了於涉及第一修正案等各種個案約55個,主要探索的就是當言論或出版物涉及到諸如誹謗,誹謗政府,造謠或是其他違背法律的行為時,法律將站在哪一方?是言論自由絕對價值壓倒一切抑或言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而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直到今日為止依然如此,即使蘇利文案強調言論自由的立場獲勝,但到目前為止也不能是必然的永恆價值,因為世事多變,透過1964年後的不少案例說明確實有人曾因為這種自由的保障而受到傷害,以至於仍然有人主張必須對於第一修正案的價值理解有所限制.


    個人認為絕對價值的探討可能是某些人關注的,但本書真正的閱讀價值,除了對於法律,價值,思想價值的探索,不同主張間的交鋒,思辯過程值得一看外,最重要的是作者詳細列出的許多個案的事由因果,與涉及的各種法律主張,與衍生出對於言論,出版,新聞等議題關於自由範疇的探討外,最重要的是看看美國這個國家在這個議題上的法律主張與演進."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民主是一個進程,因為即使如美國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程度高,但也不是從1776年建國開始就一蹴而就的,當人們羨慕美國的新聞界獨立於政治之外,對政府運作和公共事務能夠發出獨立的批評時,從這本書可以看出它們在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的長路上也經歷過許多多少無法想像的意外曲折與艱辛,從1798年的反誹謗政府法,到1801年的馬伯利訴麥迪遜案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享有審查法律是否違憲的司法審查權,1919年霍姆斯法官和布蘭代爾法官通過艾布拉姆斯訴合眾國案,首次用憲法第一修正案支持言論和出版自由,認為反間諜法案違憲,認為言論不能輕易鉗制,除非有迫在眉睫地威脅到合法,緊迫的立法目的,才能對言論予以限制,而最高聯邦法官們通過沙利文案,終結了美國關於煽動性誹謗的觀念,言論自由的外延得到了擴展,對政府的批評性意見得到了更多的保護,也就是自由辯論中錯誤在所難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賴以生存的呼吸空間,就必須保護錯誤的意見,但即使如麥迪遜所說有害思想的最佳取締方式並不是禁絕,而是在言論市場中經過辯論讓人們知道其優劣對錯而使有害的思想消失,美國仍然沒有確認言論自由的絕對權威性,至少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思維中還保留著這一點警覺,就是對於可能侵害他人造成他人人身財產名譽的言論,仍然必須與其他的言論自由分開,即使不處以懲罰但也要警惕這種言論發生的可能.蘇利文案後,媒體誹謗成立的要件加上了確有惡意這一條,因為政府官員名譽受損,並不意味著我們要以壓制自由言論為代價進行救濟,用羅伯茨大法官的名言概括:憲法第一修正案從來不拒絕對不適當的,甚至錯誤的言論進行保護.可見同樣一部法律,不變的文字,它所保護的言論內容卻總在進行不斷的調整,作者Lewis指出憲法的生命力之所以能恒久延續,源自法官們在適用於解釋上的不斷創新,以適應制憲先賢們未能預測到的社會變遷.在Lewis看來這是一種不確定精神的體現,正是不確定未來將會發生什麽,容忍了那些令人反感的言論,放棄了對於真理的暴力壟斷,才使得新思想萌芽於舊體制的夾縫中.


     透過有關涉及於第一修正案的許多案例,Lewis試圖告訴讀者美國的言論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沿襲了英國古老的傳統,在歷史的迪跌撞撞中才被形成了當前的樣子,這期間參與的有大法官,有匪徒,既有開國聖人,也有小市民,既有人類文明的捍衛者,也有主流價值的挑戰者,沒有挑戰固有體制的衝擊,就沒有問題意識,也就沒有接下來的審議過程,因此言論自由絕不是某個風雲人物理想主義的壯舉,而是美國社會合力的產物,寬容和不確定精神傳承下的產物,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只有不確定的精神,能為思考騰出足夠的生長空間,使人從容面對可能的福祉與厄運. Lewis也沒有諱言第一修正案的永恒矛盾,美國式的言論自由得益於制度記憶和公民的自覺監督,卻也隨著時代演進受到各方面的夾擊,在資訊多元紛亂的新時代裡,人們對自身形象的持續關注,大眾與媒體接觸面的擴大,媒體人倨傲的表現等等,都是媒體言論越來越容易觸怒既得利益者,導致誹謗案件數量暴增的原因,對此,作者指出了媒體例外論的弊端,認為新聞界有異乎尋常,超越一切的憲法地位,也會涉嫌侵犯普通公民的權利,況且沒有什麽比誹謗官司更能影響到人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了,那些仇恨扭曲的言論,是否本身就在妨礙甚至扼殺我們捍衛已久的自由,是許多人對於言論自由絕對權威的核心質疑,但作者在書末提出了一個價值.就是樂觀主義,以這種樂觀的心態面對可能的疑惑與病端,會比嚴防恐懼更好得多,至少人類社會的這種演進方式,也讓我們必須樂觀.以上


 


ps 這書有繁體版 書名:不得立法禁止  書名是較簡體版忠於原意 可惜內文翻譯不優 故選讀簡體版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蘇聯的最後一天

蘇聯的最後一天  


蘇聯的最後一天(Moscow, December 25 1991: 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Conor O’Clery)


      蘇聯的最後一天,1991年12月25日,聖誕節.書以這一天做為基準日,它是戈巴契夫卸下蘇聯總統,蘇聯分裂成為鬆散的獨立國協,由葉爾欽為總統的俄羅斯承繼了蘇聯所擁有的大部分權力交接的一天.從那一天起,蘇聯從歷史中退位,分裂為不同的加盟共和國與獨立的小國,一個名義上大一統的國家從此不復存在,且在近20多年的歲月裡持續不段的有各種種族紛爭,內戰,與各種荒誕的政治暗殺事件,書透過不斷的畫面跳接,在1985年戈巴契夫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以來與葉爾欽來往的經驗場景與權力交接的最後一天間來回,從權力的從屬到權力的對立,從觀念的謀合到對立乃至於終於分裂,鬥爭,終至主從易位.本書讀來文字順暢,簡潔,沒有太多困擾,雖然屬於政治秘辛的東西不多,也不涉及對於成敗英雄的探討,只是專注兩個前後領導者接觸的經驗場景各自呈現他們的人格特質,與最終結果的必然性,畢竟作者Conor O’Clery是記者,這本屬於報導文學的特性,不是以寫史為主,所以書中呈現的戈巴契夫與葉爾欽各有作者理解的特色,包括他們性格與行為黑暗的那一面,主要就是寫人物,缺乏手段又矯情的戈巴契夫或是粗鄙好酒的葉爾欽不斷的在各種場合中上演,以至於那些不太在新聞中的個人素描很清晰地展現出來,至於那些實際政經政策操作,思考的成敗因果,或是鬥爭勾結的內容不太是本書重點.


      就在前幾天,俄羅斯前任副總理涅姆佐夫(Boris Yefimovich Nemtsov)被槍殺於莫斯科街頭,看到新聞的第一反應,莫非普京找人幹的?果然媒體普遍的猜測與我一致.這種一致性的猜測,若不是普京的性格人盡有疑,就是大家對於俄羅斯的了解太少,只能在少數幾個知道的俄羅斯政治人物間尋找冤大頭.當然這也反應了時至今日,俄羅斯仍然是一個不太為外人了解的國家,寡頭政經體制的環境中,雖然比起共產黨專政時期已開放不少,但總的來說充其量也只是擺脫了一個強烈意型態的封閉國家,卻還沒能夠達到當初它們想要拋棄那種惡劣環境的想像,雖說是人均上揚,自由度提高,但仍然有許多人期盼回到共黨,社會主義一黨專政的時代裡,因為較為開放的國家,自由的經濟,民主的國家並沒有為所有人帶來太多好處,至於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或是沒有在過去20多年來藉由混亂,乏人管束的政府撈到好處的人更是憤恨不已,比如1991年末限制油品的取得販賣,但擁有特殊權力的人卻可以以2美金的價格購買一頓國內的原油,再以155美元的價格賣到海外,為俄羅斯的寡頭經濟的揭開序幕,也因此有些人寧可回憶共黨專政時期的均貧,也不願被巨大的差異壓迫著心理,因此從現在俄羅斯人的角度,屬於20多年的那一場政治鬥爭,不論誰輸誰贏似乎都不重要,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當前的名聲都不太正面,不少人認為他們一致要為失去的全球大國威望負責,固然從外界的角度,我們至少認為戈巴契夫在歷史中該有一定正面的地位,但從俄羅斯或蘇聯的某些人的眼光中,卻完全不是如此.


   畢竟如果人民的真實生活不好,戈巴契夫拿個諾貝爾又有何用,換不來當下的物質享受提升.而這也是政治面逃不掉的評價,從遙遠的山頂,或從大歷史的角度,光是戈巴契夫願意放掉鐵幕封鎖的王國,願意讓國家社會更開放,更自由,經濟更活絡的想法就足以大書特書,但具體到個別當事人的角色,就未必如此,不論是戈巴契夫自身的施政到葉爾欽的休克療法,它呈現出的就是混亂,物價飛漲,種族衝突,各共和國內又有自己的分裂運動,內戰,即使全然不算戈巴契夫做的,也都應該算在他的頭上,正如書中所述如果1985年當選蘇共總書記的是葉爾欽,那麼蘇聯可能從來都不會面臨1991年12月25日這一天,甚至連柏林圍牆都還矗立著,從此點觀之,戈巴契夫的開放反而是一種惡果的開始,也是讓喜歡共產主義社會生活美夢破滅的始作俑者.角色不同,觀點就不同,那怕呈現是一樣的景象.就好似東歐或俄羅斯的民族音樂,某些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憂傷氛圍,即使是在一些快節奏的舞曲,或是原該明亮爽快的大調,常常透出這種壓抑的憂傷,以前我一直以為是採用手風琴演奏的關係,那種樂器的特色醞釀出的特色,可在某些正式的管絃樂或室內樂一樣透露著這種氣氛時,我就只好把它解釋為個人理解的憂傷曲調其實在俄羅斯人的心靈中是一種快意的表現,只是我個人理解不同而已,而這本書對於俄羅斯人民眼中的這些政治都爭結果有如開了我們身在其外所不能同樣體會的不同感受.


     這本書所描述的戈巴契夫缺乏馬基維利筆下君王論的特色,做事顯得左顧右盼缺乏鐵腕決斷力,又識人不明,在一些不重要的場合中顯得特別小心,可是對於重大的事件與囑託辦事之人的挑選又顯得漫不經心,缺乏思量,單從退職聲明直播現場就可看出這點,它被安排在晚上七點,照書中的說法,因為時間太晚來不及趕上第二天報紙的製作,以至於許多俄羅斯報紙只能摘要而不是全篇的刊登演說稿,就我看來顯得荒謬異常,難道蘇聯總統府的宣傳人員連一個正常的媒體工作習慣都空不清楚,還是說這根本就是其幕僚無能的一種呈現?已至於當書進行到八月政變後,我們竟然會看到戈巴契夫才真實的認知到,他曾經懷疑的幾個人並沒有背叛,但他認為的忠誠者卻實實在在參與了政變,而他卻也沒因此更加警惕,心態反而越陷越小,終至於被葉爾欽予取予求.因此,書中雖然沒有交代那些戈巴契夫與葉爾欽實際交鋒的細節,但是它一在呈現軟弱退讓矯情又自戀的戈巴契夫,完全沒有曾經的極權國家首領的專斷獨行感,反而作者把這種意象留給了葉爾欽,他的報復掌握著他一再違背的承諾,那些答應戈巴契夫的條件最終幾乎全部跳票食言.但這種很辣也不是全部,因為O’Clery把葉爾欽寫成了一位終日酒不離身的酗酒狂,連到美國華盛頓參訪,還能半夜只穿著內衣褲出現在飯店前面的大街上,除了與他新任俄羅斯總統的身分不合外,也很難相信這個剛剛從戈巴契夫手中接過核按鈕的人竟是這樣一號的鱉三人物,而他專政後的施政結果,就是他最終的評價吧,畢竟他是靠鬥爭上台,他拿到了權力,戈巴契夫起碼還有蘇聯開放先鋒的名頭,而葉爾欽只有施政失敗的紀錄而已,歷史的最終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的差異.


    關注這20多年來裂解的蘇聯各共和,它並不是一個全然和平穩定的區域,也不是全然自由開放的社會,這些原本是同一個國家的成員彼此間交戰的不少,大量人民死傷經濟發展受阻,即便單一共和國也都還存在區域性的種族衝突,那些經濟寡頭配合政治又有走向獨裁的趨向,仍舊替這個區域平添了可能再動亂的因素,即使俄羅斯今日在各方面都較極權時代有所進步,但終究還是潛伏不安的可能,如果說當年戈巴契夫與葉爾欽能夠各讓一步,不知是否就沒有這後來的許多混亂,不安,創造出另一種面貌?當然假設歷史沒有太多意義,因為葉爾欽已經去世,戈巴契夫只剩下拍廣告賺錢的剩餘價值,對當前的俄羅斯來說,它們早已不在重要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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