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他山之石與流放之旅 +卡斯楚圖像傳記 : 理想與權力的兩面

 

王凡西：他山之石與流放之旅 (魏時煜)+卡斯楚圖像傳記 : 理想與權力的兩面(Castro,Reinhard Kleist)

                          這裡列了兩本書,但這篇以"王凡西"的閱讀感想為主."卡斯楚"這本是幾週前翻的,圖文書,篇幅不多,一下便讀完.傳主是個統治者,也就是政治人物,本來依照習慣是不想讀的,但既然收了,還是需要翻翻.果然,儘管這本傳記沒有歌功頌德,相反的作者Kleist藉由書中第一人稱,一個信仰左派長期生活在古巴的外國記者,暗諷古巴共產革命後,統治政策失靈導致的集體貧困與國家蕭條,但終究沒太敢放肆批判傳主,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左派濾鏡效果所致.我對本書的最大感受就是古人說的:"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光是靠著打仗,殺人與奪取大位,已無法再獲得大眾的長久認可.空有取得政權的能力,卻缺乏眾人稱許的施政良方,終究會走向失敗.

                         相比之下,"王凡西"則代表另一種處境,沒有掌握任何權力,卻只憑理論與文章與兩大政權對抗,結果被兩邊夾殺.作者魏時煜撰寫了"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一系列三本書,分別將視野聚焦在三位20世紀20年代同時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的同學,王實味,胡風與王凡西.王實味與胡風的名字即使不是家喻戶曉,但讀過中共史的人多少還偶爾會在書中遇見.王實味在二戰期間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因撰寫"野百合花"與"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批判共產黨黨內等級制度與官僚風氣,被扣上"托派反革命"與"奸細"的罪名,最終於1947年轉移途中被秘密砍頭處決.胡風則在1950年代中期的政治風暴中,因提交30萬言書反對文藝宗派主義與官僚化控制,被指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隨後身陷囹圄長達20多年,受盡精神與肉體的磨難.與前兩位同窗相比,本書的主角王凡西在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卻幾乎是一位不為人知的人物.大眾對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並非因為他的生命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政治觀點在兩岸都不受歡迎,國共雙方都要取締"他"與他的主張,與他主張相同的許多人,都曾先後坐過國民黨的牢與共產黨的牢,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王凡西,原名王文元,字宇仁,號雙山,使用過連根,惠泉等多個筆名.他從北大時代作為熱血文學青年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尾聲,隨後轉向政治革命,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深造,並在當時加入由托洛斯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俗稱"中國托派".簡單說,就國民黨來說,"中國托"派些人是馬克思主義主張者,是共產黨員,對中共的主流當權者來說,"托派"是反革命份子,是叛徒.

                        正是這種極為特殊的政治立場與角色,決定了王凡西與"中國托派們"在隨後半個世紀中的極端悲劇命運.在國民黨政權眼中,他們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共產主義革命犯.在共產黨主流政權眼中,他們則是被開除的陳獨秀的"托陳取消派",黨內叛徒,甚至在史達林主義與延安整風的宣傳機器中被極化污名為"日本間諜,漢奸與反革命".在雙重威壓與極權機器的夾擊下,王凡西的一生歷經了國民黨軍事監獄的囚禁,日本特務的追捕,中共的通緝,在1949年後離開中國,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海外流亡.王凡西在2002年初於英國利茲平靜去世,他沒有像王實味那樣血灑荒野,也沒有像胡風那樣在獄中精神崩潰,而是在長達53年的海外流放中,打破了"知識分子為保持人格完整就必須悲劇慘死"的神話,為後人呈現了一幅關於革命,異端與靈魂自處的肖像.

                        在翻閱這部九百多頁的作品時,剛開始有一個疑問,怎麼主角都還沒出現?主角王凡西,直到全書400多頁之後才正式登場,這種偏離常規的結構安排,我以為其實是作者以王凡西為焦點,在構築一場對於處於西學東漸中國大變動時期參與者的描述,蘊含著某些歷史視野與構思,他應該是不想把這本書寫成狹隘的個人年譜,而是藉由王凡西這一最終的革命異端個案,去鳥瞰與勾勒一幅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而展開求索"他山之石"的各種面向.所以前面400多頁基本都在描寫中國近代史,只不過會把重心放在那些跟改良,改革,學習的事物上.本書的前400頁,正是以極具質感的歷史細節與個人命運,詳細梳理了王凡西的前輩們如何一代又一代地踏上"他鄉之旅",試圖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科技與制度,來補舊破敗的中國.進入20世紀,這股赴外尋求"他山之石"的狂潮愈演愈烈,甲午慘敗與百日維新後,形成了累積數萬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在東京吸收西方民主憲政思想,催生了辛亥革命.一戰結束後,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鄭超麟等人踏上前往法德留學或"勤工儉學"之旅,在歐洲的工廠與咖啡館中接觸到左翼思潮與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遊美肄業館(清華學堂前身)源源不斷地輸送精英赴美.而在1917年代10月革命爆發後,瞿秋白,彭述之,羅亦農,王凡西等人則選擇了前往蘇聯莫斯科,接受最前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教育.當王凡西在20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學,隨後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時,歷史的重心已然從早期的洋務,維新與民主憲政,轉向了主張以徹底的社會階級革命來改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路徑.

                        要理解王凡西等"中國托派"分子的命運,就必須將視野放回2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莫斯科,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內爆發的劇烈政治裂變.馬克思主義在俄國10月革命成功後,被蘇俄奉為指導國家與世界革命的絕對意識形態.然而,隨著1924年列寧的逝世,蘇共內部在發展路線與權力結構上爆發了以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的鬥爭.托洛斯基作為十月革命的實際組織者,紅軍的締造者,提出了著名的"不斷革命論"與"工人民主"思想.托洛斯基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可能由本土資產階級完成,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同時,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建立在自下而上的蘇維埃民主與黨內自由討論的基礎上,反對黨內官僚階層的特權化.與之相對,史達林則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並在組織上極力推行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與思想一元化,嚴厲鎮壓黨內的派別活動.

                       這場蘇共內部的路線大撕裂,迅速波及到了莫斯科培養外國革命幹部的兩大高等學府,那就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簡稱孫大)與"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孫大創校校長拉狄克曾是重要的反對派人物,學校早期鼓勵理論討論,吸引了大批具有批判意識的中國留學生.而史達林管轄的東大則政治色彩更為嚴肅正統.192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托洛斯基派在莫斯科紅場發動了反對史達林官僚化的公開示威,隨後遭到史達林的鐵腕鎮壓與清洗.孫大與東大的中國留學生也被捲入了這場風暴,數百名中國學生因同情或支持托洛斯基的立場,被秘密警察格別烏(GPU)逮捕,開除或流放.

                        與此同時,中共在1925到1927年間中國大革命上遭遇了慘烈的挫敗.起初遵照共產國際與史達林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期間讓個別黨員加入國民黨,開啟了"國共合作"時代,他們將國民黨視為"四階級聯盟"的革命領導力量,國民黨則得到蘇聯軍備援助的好處,能強化自己的軍隊.然而,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分共",造成許多共產黨員與工農群眾被殺害.大革命的猝然失敗,給當時的共產黨領導層與青年幹部帶來了極大的驚恐與震撼.

                        史達林為了掩蓋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的策略失誤,在中共"八七會議"後,將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給了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將其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並對其進行了審判與開除.陳獨秀拒絕前往莫斯科背鍋,並在接觸到由王凡西,劉仁靜等人從莫斯科秘密帶回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後,在1929年12月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公開批評史達林與共產國際的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路線,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回歸馬列主義的工人民主傳統.1931年5月,在托洛斯基的信函指導下,陳獨秀促成了將中國原本分裂的四個托派小組合而為一,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王凡西,鄭超麟,彭述之,陳其昌等人成為該組織的核心骨幹,中國托派正式的成為檯面上組織.

                         但中國托派從誕生之日起,便陷入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政治死結.本書的作者魏時煜認為王凡西,鄭超麟以及陳獨秀等革命者,在思想深處始終帶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賦予的自由討論傳統,與知識分子的自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前,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是獨立於中共之外的敵對政黨,而是把自己定位為"中共內部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是黨內反對派,也就是我們現在常用的"忠誠反對派"的角色.他們的目標是透過理論批評與路線爭議,去"糾正史達林主義在協助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引導中共回歸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不僅是為了求得"主導權",或"人事位置"才去反對.然而,這種自居"忠誠反對派"的天真設想,在由列寧主義演變而來的"民主集中制"與史達林,毛澤東的一元化權力機器面前,顯得過於單純與脆弱.蘇共在1921年舉行的十大上,通過"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托洛斯基當時也投了贊成票,此後,黨內的權力邏輯便不可逆轉地走向了絕對集中與個人服從.在主流多數派的邏輯中,黨中央是無產階級絕對真理的唯一代表,黨內可以有個人意見的順從性表達,但絕不允許組織化,派別化的異見存在.一旦有人試圖建立反對派,在權力機器眼中就不是"討論路線的同志",而是破壞黨內統一,替階級敵人撕開缺口的"叛徒"與"宗派分子".

                         中共中央當然完全仿效蘇共的做法,1930年年初,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領導人周恩來曾找王凡西談話,周恩來給王凡西一條退路,只要他發表聲明放棄托派觀點,黨即可讓他繼續留在黨內工作.然而,王凡西在寫給中央的聲明中,卻堅持要"保留自己的異見",與"持有意見的權利".對主流多數派而言,這種既要留在黨內,又要保留異見並搞組織活動的做法,是絕對無法容忍的罪過.隨後,中共中央展開了殘酷的反對"托陳取消派"運動,將所有附和陳獨秀主張的成員一律開除黨籍.到了延安整風與肅AB團期間,毛澤東與康生更是完成了將"黨內路線爭論"轉化為"對敵肅清"的定義主導,宣稱"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與敵特分子",從而將"打倒托派"與"鎮壓反革命"完全銜接起來.獲得了"鎮壓有據,消滅有理"的正當性.從此,托派不再被中共高層視為思想異見者,而是被定位為"日本間諜,國民黨特務,漢奸反革命",中國托派的悲慘命運就此開展.

                        王凡西在1929年自莫斯科回國後的國內革命生活中,除了進行地下秘密寫作與組織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竟是在牢獄中度過的.他因共黨身份曾先後遭國民黨當局逮捕,關押於上海漕河涇監獄與蘇州軍人監獄,受到酷刑與嚴密監視.然而,更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許多中國托派成員還遭遇"坐遍各方政權的牢"的人生歷程：他們既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坐過日本憲兵隊的牢,更在蘇聯與1949年後的中國坐過共產黨的牢,或是流放西伯利亞.1952年12月22日晚,中國共產黨發動了針對托派的全國性大逮捕,史稱"大肅托".在這場預謀已久的清剿中,無論是堅持留守上海的鄭超麟等少數派骨幹,還是早就遠離政治活動,甚至早在1950年就已主動向組織交代並退黨的陳道同,都被一網打盡.陳道同僅因青少年時期受父輩影響參加過讀書會,散發過刊物,就被軍事法院判刑四年,刑滿後被剝奪政治權利,去建築工地拉磚抬石三十餘年.陳道同的母親尚廷芳在絕境中告誡兒子的那句"別害怕,大不了一條命嘛!",道出了那一代思想犯與其家屬在極權機器碾壓下,為了保全最後的人格尊嚴所付出的慘烈代價.

                       這種極權體制對"忠誠反對者"的徹底消滅,深刻地揭示了"托派"與"毛派","史達林派"在國家與黨制觀念上的本質分歧.中共建政後,同樣隸屬"中國托派",內部也分裂成為多數派與少數派,彭述之領導的多數派堅持傳統教條判斷,認為中共無法解決根本社會問題,並寄望於美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改變局勢.在組織決策上,多數派認定中共掌權後必進行鎮壓,於是多數派在 1948 年底決定將中央機關與主要骨幹全數撤往香港,隨後流亡海外.相反地,王凡西與鄭超麟領導的少數派展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承認中共建政後不會單純向資產階級投降,而是會將資產階級特權吸納入統治結構中.為解釋此新政權,王凡西提出"官僚集產主義",指出公共財產被官僚集團壟斷.鄭超麟則提出"國家資本主義",強調國家權力屬於官僚階層而非無產階級.在行動選擇上,少數派秉持聖彼得式的殉道精神,認為革命黨不應未經接觸就逃跑,決定堅守上海基層工人運動.所以少數派共同推舉王凡西一人作為海外"火種",要求他轉進港澳進行聯絡與著述,以保持"中國托派"的思想與行動能力.最終,留守內地的少數派成員在 1952 年"大肅托"中集體入獄,而王凡西則展開了餘生53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他先到香港,港英政府不接納共黨分子,將他驅逐出境,只能選擇長居澳門.

                       當一個革命家或者一個個人作出選擇之後,如何自處?對於王凡西而言,這個問題是用他長達95年生命中的後半生去作答的.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學,陳獨秀可以選擇留在北大做受人尊敬的尊貴教授,王凡西在1930年可以選擇發表聲明放棄異見以保留黨籍,鄭超麟在1949年可以選擇離開上海逃往香港.如果在當時做出這些選擇,他們日後的生活無疑會容易得多,安全得多.但他們全部選擇了堅持信念,從而選擇了一次次的失敗,酷刑,長期的牢獄與漫長的流放.蘇聯求學的青年熱血,澳門26年的孤獨蟄居,以及隨後移居英國利茲27年的流亡傳承構成了王凡西的三段海外人生.流放澳門的26年裡,王凡西處於幾乎完全失去組織聯繫,物質極度清苦且隨時面臨右派武力與左派威脅的困境中.但他沒有被苦難與怨恨吞噬,沒有墮入絕望或走向極端狂熱,而是在孤獨中沉靜度日,但保持了對於政治信仰不墜的堅持.他在澳門完成了"雙山回憶錄"與"毛澤東思想論稿"等著作.他還保持著難能可貴的童心與生活情趣,也始終維持著他的"中國托派"身份與信仰.當他在1975年踏上英國利茲的"他鄉之旅"後,這位第一代托派元老展現出了跨越派系的胸懷與個人修養,成為來自香港,東南亞與海外華人青年,如岑建勳,成令方,梁耀忠,林懷燿等人口中的"根叔",是這群新托派或社會學研究者的傾聽者,與談話對象. 

                         當然,我讀這本,並不是以理解某人生命歷程,或當成傳記來看的,事實上,對我而言,"王凡西"算小人物,它也不是成功學的答案.我們試著從讀後的三種體悟來看這本書.首先,便是與我們之前"革命舵手","勝利掌權者"卡斯楚的明顯對比,那就是秀才革命的政治悲劇與現實諷刺.卡斯楚代表了"武力奪權,走向國家極權與經濟困頓"的實踐死結.而王凡西則代表了"理論先行,書生造反,被夾殺於兩大極權之間"的另一種悲劇.兩者一實一虛,一成一敗,卻同樣映照出20世紀共產革命的迷失.在回顧中國托派的整段歷史時,一個無法迴避且極具現實諷刺的事實擺在面前,在20世紀翻天覆地的政治舞台上,中國托派在現實政治領域中,幾乎是一事無成.他們既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裝根據地,也沒有能在工人運動中掀起推翻敵對政權的巨浪,最終在主流政治機器的對決中被邊緣化為歷史的微塵.這便是"秀才革命者"的固有局限與革命浪漫主義性格.陳獨秀,王凡西,鄭超麟,陳其昌等人,都是深受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擁有極高的素養,深刻的洞察力,與對道德純潔性的執著.然而,他們習慣於把極端殘酷的政治鬥爭看作是"學術研討"與"理論爭鳴",天真地以為靠著"無堅不摧的邏輯","嚴密的文章文采"以及對歷史趨勢的"理論預見",就能在黨內或社會上說服大眾.然而,政治權力機器的運行邏輯是極度殘酷與實用主義的,它依賴的是強權,軍事暴力,組織控制與靈活無情的政治權謀,而非純粹的理論辯論.當毛澤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口號與軍事暴力相結合,靈活運用統一戰線與組織肅清時,托派知識分子們卻還在為托洛斯基的某篇文章翻譯是否精準,而爭論得不可開交,這種畫面對比,便覺得"失敗"也是他們必然的結果.過度信仰理論教條,缺乏現實政治手腕與組織手段的局限,使他們在面對國民黨特務系統,日本特務機構以及毛派,主流派時,毫無還手之力.

                       其次,這本書似乎對一個主題著墨甚少,那就是馬克思主義退潮後托派存在的意義.在21世紀的今天,當冷戰早已結束,蘇聯東歐集權體制全面解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實踐在全世界範圍內基本被人類社會所拋棄之際,一個更為嚴峻的質疑必然需要正視,今天我們閱讀王凡西,與中國托派這段已被邊緣化的歷史,究竟還有何意義?這也就是我們對於此書閱讀的第二個體悟.如果托派他們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基本框架已經褪色,這批異端革命者的堅持是否只是一場無謂的執念?一如Kleist對於"卡斯楚"多年統治古巴呈現出的貧窮匱乏社會,所發出的質疑, Kleist借畫面暗示古巴革命後的貧困,等於質疑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成效.因此難道托派這個以被害形象呈現的政治主張小團體,不該正視自己主張的實踐層面的可疑處,也許他們的工人立國主張會更為悲慘與老舊,只不過他們運氣不好,沒有掌權執政而已,但似乎我在書中未曾看見托派中有任何一人提出這種質疑,一直到書的後段,新的一代出現,其中香港藝人岑建勳的出現,可以為這種僵固思維打破慣性,我以為曾是搞笑藝人的他,竟然也曾加入第四國際,是托派黨員,不過在經歷若干次的政治事件,與人事糾葛後,退出了托派,轉向其他政治主張,他的經歷表現出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質疑,怎知那不是"糞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還完全無用?.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恰恰構成了對這部著作的第三個體悟所在.托派運動在當代的意義,絕不在於要重新接納某種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綱領,而是在於其作為一種"非教條化的批判視角"與"對權力極權不妥協的精神遺產",他們在組織與政治手腕上固守教條,卻在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上保持獨立思考.托派在20世紀的命運表明,他們雖然身處馬列主義的語境之中,卻是較早從內部對史達林主義的官僚專制,個人崇拜,思想壟斷與政治清洗進行解構的思考者.王凡西提出的"官僚集產主義"與鄭超麟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為當代人類反思20世紀極權體制的形成,提供了一把來自內部異端的批判鑰匙.作者拒絕採用傳統政治史那種單一獨白式的黑白敘事,而是讓歷史現場中的數百位人物,無論是托派少數派,多數派,還是香港社運青年岑建勳,向青,英國漢學家班國瑞,日本托派成員藥師寺亘,乃至體制內的黨史學者唐寶林,李銳,以各自的主觀視角進行"發聲",作者就是要"眾聲喧嘩",這種多元敘事讓讀者看到,歷史絕非由最高領袖的意志所單向決定,在主流歷史的縫隙之中,始終存在著異端的思考與抵抗,但也試圖向當代讀者表示了馬克思主義與民主機制並存的可能性.書中詳細介紹了日本托派的歷史,組織內部明確繼承了"派別自由"原則,允許內部不同派別公開爭鳴與發表文宣,並堅決反對日本新左翼極端派別偏好的肢體暴力對抗與炸彈恐怖主義,主張"大眾實力鬥爭".這些開明原則證明了對公正與自由的追求可以跨越國界,而對言論與派別自由的容忍,才是抵禦官僚專制的重要制衡條件.也就是我們反共是因為它違背這些民主開明原則,專制,不容忍反對異音,而不僅在於它的共產名稱."托派"雖然也信仰共產主義,卻早看穿了"當共產黨變成官僚特權階級"後的腐化本質,這也是他們對抗史達林主義與毛澤東體制的最大思想價值所在.

                         從卡斯楚那帶著神話色彩卻難掩貧瘠的權力頂峰,到英國利茲冬日裡王凡西孤寂卻澄明的燈火,歷史彷彿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勝利者,最終往往困在自己親手打造的極權鐵籠中.而那些在現實政治中一敗塗地,被雙方陣營合力絞殺的"書生異端",卻在漫長的流放與苦難裡,淬鍊出超越時空的思想靈魂.或許,我們今天重新凝視王凡西與中國托派這段被時代湮沒的悲劇,並非為了在廢墟中重新拾起某套過時的教條,而是為了銘記一種難能可貴的姿態.一種拒絕向權力盲目跪舔,在萬馬齊喑中依然敢於保持獨立批判的靈魂自處之道.歷史或許會短暫獎賞那些擅長征服與統治的勝利者, 但唯有真正守護自由,民主與人性尊嚴,並讓尋常百姓生活安穩,不虞匱乏的實踐成果,才能為人類照亮通往未來的路.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