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woo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s Most Extraordinary Spy

 

Redwoo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s Most Extraordinary Spy(Ben Macintyre)

                             "Redwood"直譯可翻成"紅杉",它是個代號,一個雙面諜的代號.表面上,"紅杉"是KGB派駐在蘇聯駐伊朗大使館,以外交官員身份掩飾的間諜特工,但另一面,他早已秘密投效英國MI6(軍情六處),利用自己的身份,蒐集蘇聯暗中協助"人民黨"滲透軍隊與政府,伺機奪權的情報網,行動,組織與關鍵人員等資訊傳遞給英國.後來英國將"紅杉"提供的訊息送給伊朗神權政府,使得整個伊朗共產黨系統整個遭到柯梅尼神權政府剷除,至少6000人,可能多達1萬人被捕入獄,14人死於審訊,多人之後被處決.伊朗統治權力中最主要的一個可能反對力量被取締,神權政府爾後成為一個極端保守,殘酷,缺乏制衡力量的統治者,"紅杉"傳遞關於左派組織資訊的作用可以說是致命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Redwood"也可翻成紅木,"wood"這個詞中隱藏了一種性暗示,就是"勃起"的意思,略帶誇張,但並非全無根據的狀況是"Redwood"之所以要叛國成為雙面諜,是因為他有勃起功能障礙,他想去西方治療這個隱疾.

                             1982年6月2日,"紅杉"開著車悄悄駛出德黑蘭,朝西北方向,伊朗與土耳其的交界前進,因為情況緊急,他必須在當天離開伊朗,否則便可能有性命危險,兩名英國MI6的接頭人正在邊境外土耳其境內等待他.交代這個場景,是想把這段間諜歷史所在的時空放大.就在"紅杉"出走的近一個月前,英國的雪菲爾號(Sheffield)戰艦被阿根廷的飛魚飛彈擊沉,此時正是英阿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膠著的時刻,全球媒體與國際政治的目光正盯著南大西洋,誰也不會料到,地球的另一面,英國正策劃了一起間諜投奔事件.此時,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早已落幕,暫時失去了在此地的影響力,英國大使館人員被縮編成僅餘9名外交官,只剩下少部分處理商務,領事事務的人員,所以在進入間諜事件之前,我們或者可以從更遠一點的地方講起: 伊朗是怎麼走到1981年的,左派與神權怎麼在革命裡互相利用又互相吞噬,莫斯科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在此的力量.

                              伊朗從來不是地緣政治的配角.19世紀起,英俄兩個帝國就在這片高原上拉鋸,這場"大博弈"到了20世紀換成了新的名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陣營的代表,決心讓國王留在王座上,石油繼續流動,俄國人留在國境之外. 1941年,英蘇聯手入侵伊朗,廢掉有親納粹傾向的Reza Shah,扶持他21歲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末代國王巴勒維( Mohammad Reza).就在那幾週, 蘇聯人協助拼湊出一個新的伊朗共產黨,叫"人民黨",波斯語稱Tudeh,意思是"群眾之黨"."人民黨"從誕生起就是史達林式政黨.它是伊朗歷史上第一個群眾組織,高峰時有2.5萬多名黨員,數十萬支持者,好幾份日報,還有一支藏在軍隊裡的祕密軍事網絡.可是國王在1949年遇刺未遂,把帳算在共產黨頭上,人民黨被取締,成員不是入獄就是被處決,領導層流亡到蘇聯陣營的東德.之後20多年,這個黨沒有消失,卻也沒有真正活過來,但意識形態僵硬, 組織斷續,與莫斯科的關係卻始終緊密.國王這邊,則是日益膨脹的秘密警察SAVAK.它在美國CIA與英國MI6的協助下,把KGB逼進節節敗退的局面,連KGB最重要的伊朗軍方特工Mogharebi將軍,也在1977年落網.此後KGB的反擊方針,是在當時的領導人安德洛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在1975年定下的,表面上對巴勒維國王擺出親善臉孔,但暗中卻要摧毀這個親西方政權,替"進步民主力量"的上台創造條件.莫斯科甚至安排國王同父異母的兄弟去西伯利亞獵熊, 同時在德黑蘭使館裡養著一座龐大的情報站.

                               1978年,革命的火突然燒了起來.幾個月內,一個原本富有,軍隊龐大,深受西方全力庇護的政權就垮了.當時反對力量大致分成三股：主張立憲的世俗自由派,動員力最強的宗教勢力, 以及各種左派.其中真正擁有影響力的一個象徵人物的,是流亡海外的柯梅尼,他並不具有現代民主思想,更不是莫斯科想像的盟友.他是革命傳統裡一個強勢的宗教領袖,從1963年起就公開批判巴勒維各種的現代化計畫,因此被流放.他的形象在許多伊朗人眼中近乎先知,但西方和蘇聯一開始都沒能讀懂他與伊朗.美國人無法想像人民革命的結果會是神權國家,英國手上關於反對勢力的檔案,更是幾乎一片空白,蘇聯人則忙著把這場宗教起義硬塞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當時莫斯科的伊朗政策,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Boris Ponomarev), 與他的副手烏里揚諾夫斯基(Rostislav Ulyanovsky)主導,兩人都是死守教條認為歷史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給定了對伊朗宗教態度的自洽政策邏輯: 柯梅尼代表城市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與小商人,是反帝,反美的"進步力量",神權統治只是暫時的歷史偏差,所以這個政權遲早會被推向左邊.於是蘇聯不急著押注,而是要等待,讓權力像一顆熟透的蘋果,自己掉進"人民黨"的手裡.

                              但是當時的伊朗左派本身是多種路線各自發展.70年代主要有兩股武裝左翼.其一是"人民聖戰者組織", 簡稱MEK,混合馬克思主義與伊斯蘭思想, 既反對國王,也不甘居於神職人員之下.第二是"人民敢死隊"Fedaiyan,奉行馬列主義, 還帶點毛派色彩,後來又分裂成兩派. 這兩個路線彼此互相仇視,程度不遜於對巴勒維的恨,內部則不斷分裂與清洗.他們都曾遭SAVAK追捕,拷打,處決, 卻也都被莫斯科拒之門外.KGB奉命對他們不得有任何接觸,深怕巴勒維一旦知道,就會與蘇聯翻臉."人民黨"則是另一種人,它是左派裡最老,最有組織,也最忠於莫斯科的一支. 革命前夕, Noureddin Kianouri 在流亡中奪下人民黨的第一書記,國王出走後,他飛往莫斯科,在國際部受訓. 這位"共產黨的阿亞圖拉"出身顯赫,祖父是在1909年被處絞刑,至今被伊朗神權派尊為先驅的保守派教士, 妻子是卡扎爾王室出身,被稱為"紅公主"的 Maryam. Kianouri 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極有自信,一心想當"伊朗的列寧".莫斯科給他的指示很清楚：支持並配合毛拉,壯大黨力,吸收武裝左派,強化地下網絡"Navid", 然後等待,但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蘇聯的選擇邏輯.KGB自身有嚴格規定,不接觸任何外國共產黨,因為這些黨常被英美反情報機關滲透.然而伊朗局勢太流動,賭注太高,國際部竟做出一個後來證明致命的決定：把"人民黨"交給專業情報官來管,而被選中的人,就是N線負責人Kuzichkin.

                            巴勒維出走後,柯梅尼最初還展現出某種民主面貌,報紙與政黨一時蓬勃,游擊隊洗劫軍火庫,革命者的顏色五花八門. 可是權力很快裂成幾股.有名義上的臨時政府, 有1980年一月當選總統的Banisadr, 一位傾向民主,主張神職人員不應掌控政治的虔誠穆斯林.有革命衛隊,各地委員會,民兵與真主黨,還有庫德人,阿拉伯人等少數民族要求自治.街頭到處是持槍的年輕人,連蘇聯使館的一名技術員,都因一個少年想"練習打移動靶"而在車裡被槍殺.這種局面造成了伊朗特有的雙重權力：一邊是名義上的政府機構,另一邊是真正擁有槍與正當性的神職網絡與革命組織,而且兩邊內部又各自分裂.這點在情報系統上最明顯,新政權沒有單一的,像SAVAK那樣的全能機構,而是兩套互相掣肘的系統.其一是總理府下的情報單位,由哈甲里安(Saeed Hajjarian)主持,他務實,承接了SAVAK的反情報架構與專家,負責監視外國外交官.另一套系統則是革命衛隊的反情報部門,由Habihollah Bitaraf 等人領導,是一批激進的年輕信徒,手段粗暴.Bitaraf正是1979年佔領美國大使館的學生領袖之一, 因此一夜成名,仕途直升.兩套系統同樣忠於革命,卻對怎麼做有不同看法,並且彼此絆腳,一起盯著Kianouri,卻常常互相踩到對方.

                          從伊朗後革命初期的這個權力框架看,左派與神權的關係是一場危險的雙重遊戲.1979年11月人質危機爆發,柯梅尼稱它為"二次革命",藉機運作,激進派因此鞏固權力,溫和派被淹沒.這場危機對美國是災難,對神權政權則是穩固基礎.對左派而言,則是壓迫收緊的信號.蘇聯在這一刻其實並不受柯梅尼的歡迎,這位阿亞圖拉認定共產主義是要摧毀伊斯蘭的無神論,他心中其實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視為魔鬼,美國是"大撒旦",蘇聯是"小撒旦", 革命衛隊的反情報部門還懷疑莫斯科正與MEK和敢死隊勾結.1980年5月,一名 MEK 領導人聲稱手裡有SAVAK的檔案,向KGB兜售,兩名KGB官員赴約,卻走進革命衛隊布下的陷阱,主導者是惡名昭彰的 Mashallah Ghassab.兩位KGB人員被悄悄送回莫斯科,那位MEK領導人後來被處決.這件事給KGB上了一課,那就是武裝左派不守紀律,容易被滲透,利用,不可信任.

                          於是蘇聯把左派的賭注全押在"人民黨"身上,但"人民黨"對神權政權的態度,是徹頭徹尾的順從.Kianouri公開擁護柯梅尼,稱美國人質是"間諜",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1980年初, 人民黨得知諾傑(Nojeh)空軍基地一批軍官密謀以戰機轟炸柯梅尼住所並意圖迎回巴勒維,便把情報轉給革命衛隊,使政變流產,144人因此被判死刑,這是一次沾滿血腥的忠誠證明. 同時, "Navid"地下網絡派人悄悄滲透進新政權的各個機構,尤其是軍隊.Kianouri還說服敢死隊多數派追隨"人民黨",向莫斯科自稱是左派的領導與指引力量.到1981年,美國中情局估計黨員約3.5萬人, 並憂慮它正在學習阿富汗共產黨奪權的前例.但這條路的代價,是由別的左派來付.1981年6月,伊斯蘭共和黨的領袖Beheshti與多名高層在爆炸中喪生,神權政權隨即對 MEK 與其他左翼展開全面鎮壓,據 Kuzichkin 所見,街頭每天都有成百人被處決."人民黨"沒有被波及, 因為它主動站到了政權那一邊.Kianouri 甚至說,鎮壓對象是"親美的共產黨",不是像他這樣的親蘇派.這是歷史上相當奇異的一幕,一個共產黨, 在宗教政權壓碎其他左派時保持沉默,甚至歡呼,只因為相信自己會是下一個接班的人.

                          蘇聯對伊朗的謀劃,遠不止於等待熟蘋果.1979年十二月蘇軍入侵阿富汗,蘇聯突然成了伊朗的鄰居,邊界從土耳其一路延伸到巴基斯坦.美國的分析家立刻想到: "伊朗會不會是下一個?".1921年的蘇伊友好條約,賦予雙方在一方安全受威脅時可派兵進入對方領土的權利.後來伊朗宣布廢棄相關條款,莫斯科卻置之不理,保留了"理論上"的入侵法理.美國國防部開始推演,若蘇軍南下,是否要動用核武,而用核武阻止入侵, 卻可能毀掉整個世界.與此同時,KGB自己也備有一套針對伊朗的破壞計畫,準備在蘇軍入侵時支援破壞與準軍事行動.N 線埋在伊朗各地的武器庫,與這套計畫脫不了關係.安德洛波夫向全體KGB宣布,世界站在核災難的門檻上,美國正打算先發制人.他要求 Kuzichkin 這樣的人去尋找"美國即將進攻"的證據, 於是, Kianouri 要槍,要受過訓練的人,莫斯科不斷滿足他,他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要求自動步槍與手榴彈,防備與"進步派"之間的內戰.又要求送年輕黨員去蘇聯受訓,作為將來奪權的幹部. 蘇聯的算盤是：短期內"人民黨"緊跟神權政權,保護自己,滲入軍隊,壯大實力.長期而言,一旦局勢混亂,軍隊裂解,就可能像阿富汗一樣,由一個武裝的,被蘇聯扶植的黨拿下政權. 這就是1981年夏天伊朗的全景：西方的耳目幾乎被連根拔起, 中情局與SAVAK被革命掃光, MI6只剩一名官員留在德黑蘭,神權政權正在清洗異己."人民黨"卻在蘇聯的資金與武器支持下悄悄擴張,等待時機,蘇聯一邊鎮守阿富汗,一邊試圖在國境線上試探.美國中情局局長William Casey則視伊朗為阿富汗之後的下一張骨牌.

                       正是在這樣一個暗潮洶湧的大國博弈與革命前夕的動盪舞台上,命運將兩位命運截然不同卻同樣孤獨的年輕人推向了歷史的風口浪尖.故事要從一個22歲的莫斯科青年說起.Vladimir Kuzichkin在東德的蘇軍基地服役,某天接到母親的電話,說父親死了.他趕回家,推開門,卻看見那個酗酒,動輒打人的"父親"Andrey好端端坐在桌邊灌伏特加.死的另有其人,他真正的生父,是一位有愛爾蘭血統的高大工程師Larkin,剛在西伯利亞獵熊途中心臟病發.他那一刻明白,自己之前長期活在謊言裡, 而第一個對他說謊的,是最親近的母親.他從此不再理會名義上的父親,只想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另一個人,爾後考進莫斯科的亞非學院學波斯語,大學期間,一位穿灰西裝的年輕人走進院長辦公室,邀請他加入KGB.他毫無猶豫的就加入了,覺得那是一份光榮,艱難而浪漫的差事.世界的另一端,劍橋大學的數學系學生Ian McCredie, 正被一位教授請去喝酒.教授說有個"有趣的機會",卻不說是什麼.McCredie 是多佛海關小官員的兒子,少年時看過蘇聯坦克碾進布拉格的新聞,從此迷上鐵幕後的世界,MI6要的正是這種好奇,適應力強,不起眼的年輕人.1975年夏天,McCredie 走進MI6的訓練場,開始6個月的訓練.幾乎同時,Kuzichkin 進了莫斯科郊外的"101"這座神秘學校,畢業時他被分去KGB第一總局的S局, 專門製造"非法特工"的部門. 這個從出生就被偷換身分的人,後來居然成了替自己偽造不同身分的專家.

                        1977年6月, Kuzichkin與妻子Galina 登上前往德黑蘭的火車,在外人眼中, 這是最完美的蘇聯外交官夫婦,愛祖國, 也愛彼此,但實際上Kuzichkin是KGB派出的間諜,由於KGB 只派已婚者出國,Galina是他出國的通行證.同一時期,McCredie在尚比亞見習,他學習招募了第一個線人,卻發自己家裡被人闖入,原來KGB已經來對他摸底,McCredie事後說,本該漂亮的開局成了一場災難.倫敦只好將他轉派他處,他選了波斯語, 雖然對伊朗一無所知.接著革命來了,1979年1月巴勒維出走,柯梅尼返國,Kuzichkin守在蘇聯大使館六樓的竊聽站,聽著伊朗軍警無線電裡的慌亂,表面上他看著這一切似乎覺得大展長才的時刻到了,但私下的他在派駐伊朗近兩年的時間裡,一方面見到了使館官員的貪污,腐敗,另一方面外面世界的見聞,也在他心中埋下一些質疑的火苗.他偷偷讀到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之後, 開始自問"自己是不是正走上那個他最痛恨的,犬儒酗酒的"偽父親"的路?",但他把這些念頭與質疑鎖在心裡.

                       在這樣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局勢裡, KGB德黑蘭新站長Leonid Shebarshin將Kuzichkin擢升爲N線負責人,管著五名軍官和十幾名非法特工,緊接著又把他塞進當時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差事,擔任伊朗共產黨"人民黨"總書記 Kianouri 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人.那個決定之下,他漸漸看懂,自己是在替一場可能的政變送信,送錢,送武器.瘦小的亞美尼亞老人Gagik Avanesian 把 Kianouri 的報告藏在腰帶裡送進使館,伊朗海軍司令Bahram Afzali 等軍官組成地下軍事網路連美國"魚叉"飛彈的機密都傳遞給莫斯科.他確信自己是這條線上的樞紐,但這種私密一旦被伊朗革命衛隊發現,蘇聯與"人民黨"將一起滅頂,而首當其衝的就會是他,他感到莫名的不知所措.此時,Kuzichkin的私人世界也在崩塌.他33歲,高大英俊,卻再也無法與妻子親熱,他發現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竟然已經無法勃起,但他不敢找蘇聯醫生,因為使館醫院裡到處是KGB線人,他怕莫名其妙變成別人嘴裡可恥的談資,他試著與一位叫 Tatiana 的空姐試試婚外情,卻仍然失敗.這個祕密,他藏得比任何情報都深,為了自救,挽救自己的生命與恢復性能力,他在1981年10月做出了一個與 KGB 職務無關的私人決定：投奔英國 .當時,他手裡最好的兩名非法特工 Conrad 與 Evie,在蘇黎世機場被瑞士警方帶走. 他等不到人,才明白出事了,也怕上級與莫斯科把責任全推給他, 他也知道, 這對夫婦在法庭上多說一句, 就可能把他供出來.

                        1981年4月,McCredie帶著老婆 Lucy 和兩個月大的兒子, 降落在德黑蘭.他的公開身分是英國代表處商務一等秘書,私下是這座城市唯一的MI6官員,沒有同事,沒有後援, 只有一台老古董密碼機. 上級叮嚀他不要惹麻煩,他只能無聊的每天逛上大街小巷,記下可能作為接頭點的位置,覺得自己像個"不能做間諜工作,卻一直被監視的間諜". 英國新任駐伊朗大使 Nicholas Barrington也不喜歡間諜,覺得McCredie的作用大概和清掃廁所的人差不多,需要,但不必提起.10月1日上午, Barrington 的秘書說, 有個蘇聯副領事要求見大使. 進來的是個6呎4吋的巨人, 伸出大手,用生硬的英語背出準備好的話:"我是KGB,我想投奔英國,你知道該怎麼安排"(Excuse me, I am KGB. I want to defect to Britain. Do you know how to arrange this?).Barrington抬手要他別出聲,把他帶出辦公室,最後給出外交官最擅長的答覆"您大概找錯人了,不過我會盡力幫忙(You have probably got the wrong man, but I will do what I can to help.).原來一直以來KGB因為Shebarshin個人的情報判斷錯誤,誤以為大使Barrington是MI6的成員,反而把McCredie當成無害的一般館員.當天下午,Barrington 遞給McCredie一張手寫便條,此後,Kuzichkin便是McCredie到達德黑蘭之後的重要任務.

                       當然需要經過一番總部的審核程序,McCredie獲准與Kuzichkin接觸,兩人會面的型態,地點,方式,都與我們在諜報劇裡所見大致相似.McCredie會開著車在街上繞行許久,確定沒被跟蹤後,轉往雙方事先約定的地點.會監聽監察竊探英國使館成員行動的,除了KGB,也包括伊朗的革命衛隊下屬的情報機構,Kuzichin也面對相同被監視的可能,當Kuzichkin遠遠看見那輛車停下,通常是一個箭步跳進後座躲藏,McCredie便將車開回住處,Kuzichkin會被帶浴室,在水龍頭與收音機都開著的狀態下,雙方進行交談.初次約談,Kuzichkin獻上了N線的全貌,同事名單,"人民黨"的武器與培訓計畫, 還掏出三頁使館電話簿當作投名狀.然後 Kuzichkin放慢語速,提出了他的私人困惑,要McCredie保證守密,Kuzichkin表示"我有大問題, 你能幫我嗎?","在床上, 我沒有力量.",他說妻子罵他"不像個男人", 但自己不敢找蘇聯醫生, 那會毀掉他的人生,他相信西方醫學無所不能,請McCredie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幫助他到西方去,他需要錢,McCredie心裡清楚"他把他的男性尊嚴與性命, 一併交給了我.",McCredie提出希望Kuzichkin先留在KGB裡,將內部資訊傳遞給他,做雙面諜,他會幫忙解決金錢,性問題,並設法事後讓他離開蘇聯到西方去生活.MI6的祕書 Ursula替Kuzichkin挑了"Redwood"的代號, 因為 Kuzichkin比McCredie 高出一個頭,像森林裡最顯眼的那棵樹.但Ursula,McCredie,P5 以至MI6局長"C",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Red"是共產黨, "Wood"在英文俚語裡是勃起. 這是一個無心插柳,卻貼切得近乎殘酷的雙關語.

                        於是"紅杉"開啟了雙面諜的工作節奏.每月固定車上接人加浴室長談,每兩週一次擦身接頭.利用McCredie送來的微型相機,Kuzichkin大量翻拍KGB德黑蘭站內部的檔案文件, 從KGB在伊朗的成員佈建,到KGB潛入其他國家收買或打入的楔子成員真實角色資料,當然也包括蘇聯暗中對"人民黨"支援的金錢,人員,與武器資料,幾十卷底片,幾百份文件這就樣悄無聲息地從德黑蘭流到了倫敦MI6總部,流向了英國統治高層,再經由英美情報共享,流到了CIA的檔案裡.底片裡有加拿大皇家騎警內部的KGB"鼴鼠",有"人民黨"的軍事網絡,有被竊聽的 Montazeri 電話,還有整套非法特工結構與KGB人員名單.對英國來說,情報好得讓人不敢用.倫敦把它分成"非操作性"與"操作性".蘇聯社會腐敗之類的材料,可以隱去來源給CIA,但"鼴鼠"是誰?人民黨底細,這些資料一旦被化成逮補行動,KGB只要掐指一算,答案可能就會落在Kuzichkin 身上,因此MI6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有大動作,MI6局長Collin Figures甚至沒告訴CIA局長 Casey, 德黑蘭KGB站裡有一名英國內線,倫敦只能等待,把一座金山鎖進保險櫃.

                        McCredie後來說, 倫敦只能選擇信任他.他一邊慶幸,一邊也不安,整個組織的安危,竟繫在一個人的判斷上,而這個人連自己的判斷都不太有把握.至於 Kuzichkin, 他對莫斯科的失望已近乎厭倦,中心要的是漂亮的報告,不是真相, 而他們這些前線的人,不過是隨時可以替換的棋子.兩人的關係也在變.McCredie認為自己成了Kuzichkin的社工,心理醫師,銀行家,醫生, 越來越像朋友.Kuzichkin為波蘭戒嚴氣得發抖,罵蘇聯統治者的"極權天才永無止境".另一天,他又掏出塔羅牌,說看見七顆星圍繞著 McCredie.他懷念與 Galina 剛到伊朗的歲月,雖然McCredie給他的紅色藥丸沒有發揮作用改善勃起, Kuzichkin卻沒有毀約,是因為他覺得那已成為自己的責任.

                        1982年2月,瑞士法庭對 Conrad 與 Evie以間諜罪宣判,雖然刑期判得輕,卻讓整個德黑蘭都知道那對夫婦是KGB. 伊朗人開始追問是誰在蘇聯使館裡管他們?McCredie 意識到, 一旦Kuzichkin曝光,他可能只剩有幾個小時的自由,於是一個撤退計畫開始成形,McCredie看見徒步旅客通過海關大樓的方式,興起了讓Kuzichkin偽裝成英國外交信使,徒步走過邊境到土耳其的方案.但倫敦方面卻不這麼想,他們想要更多.因為若伊朗驅逐間諜Kuzichkin,倫敦希望"紅杉"回莫斯科,鑽進盧比揚卡深處,這樣就更能為英國傳遞更多機密訊息.Kuzichkin 勉強答應,McCredie卻知道那是敷衍,他從那雙血絲滿佈的眼睛與發抖的手看見"恐懼",明白這個人正走向邊緣.Kuzichkin稱自己染上了"監視熱"的病,覺得所有人都在看他. 到了5月,他的直屬上級 Dimitri Levakov 又邀他6月9日一同去伊朗蘇聯邊境檢查,他覺得這可能是誘捕他回國的陷阱, 一過邊界, 就會被逮捕,Kuzichkin的精神已經被逼到頂點.5月15日,McCredie正在聽BBC報導福克蘭戰爭,電話響了.Kuzichkin 用顫抖的聲音說 Shebarshin 早先要他把非法特工的文件拍成底片,藏在使館牆縫裡,如今安全檢查組即將到來,他一看,底片不見了,他害怕會因此被判七年. McCredie直覺Kuzichkin說法中的荒誕處,這番話聽起來荒唐,McCredie的結論是他已經撐不住,想逃了,這是McCredie唯一的結論,撤退計劃只能放上檯面了.

                         McCredie沒有時間細想,因為英國政府也要表態.新任外交大臣Francis Pym 才剛因福克蘭戰爭接手爛攤子,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場可能引發伊朗外交風暴的間諜行動.最後他折衷批准:"救",但McCredie不能陪同,行動失敗的話,英國政府可以否認.McCredie明白Pym 願意賭上政治生涯,而賭注的另一邊,是Kuzichkin 的命.行動日期定為6月1日,但計劃有變,本來是有英方人員陪同出境,現在只能讓Kuzichkin單獨行動,先開車從德黑蘭到伊朗土耳其邊界,然後以英國外交官的身份出境.McCredie不能同行,因為英國政府不願拿自己的人冒險.

                        5月31日深夜, Kuzichkin先是在街邊坐進McCredie的車上,但臉上全是汗, 雙手發抖. McCredie 遞過原子筆,要他簽下自己要通關的化名"Michael Road",筆卻從他指間掉了下去. 這個高大的男人, 此時連簽自己的假名都做不到. McCredie握住他的大手,卻壓不住他的恐懼,只能先暫時取消行動.行動中止,延後24小時.連續兩天用同一個接頭地點,違反了所有秘密行動教條,窗口也變得更窄,行動尚未開始,風險已經翻了倍.延後的24小時過去, 6月2日的清晨,Kuzichkin 睡得出奇地好.幾個月來,那個困擾他,舉斧頭的黑衣人第一次沒有進入他的夢. 他醒得早,頭腦清楚,雙手穩定,甚至忍住沒去碰伏特加. 與此同時,伊朗總理府的Hajjarian 已經收到線人 EGHBAL 的警告,Kuzichkin可能即將離開.他的監視小組在他出城時咬了上去, 卻被一個細節騙過,他們預期他會往北, 他卻朝西開.那是 Kuzichkin 事先設計的路線,要避開所有人的預期,McCredie發一封電報給在土耳其待命的同事:"紅杉已出發".

                       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早上八點,Kuzichkin抵達邊境,在長長的卡車隊裡找到入口,睡眼惺忪的守衛連看都沒看就放行.他卻犯了第一個錯,沒有照McCredie 勘察時的路線開上山坡停在海關旁,而是右轉進了卡車停車場.他把蘇聯證件塞進手套箱,換上外套領帶, 用剩下的水洗了把臉, 把車鑰匙丟到卡車底下, 拎著皮箱爬上土坡. 登頂時他才發現：海關還在將近一英里外的陡坡上, 而他沒有時間了.這時,一輛載著四名革命衛隊的小貨車從山坡開下來,立刻圍了上來. 一名衛兵用波斯語喝問,他被留下問話,經過了一番言語折騰,Kuzichkin必須假裝是不懂波斯語的英國人,但一度露餡引起對方懷疑,因此引發了對方近一步的查證,所幸他乾脆裝傻到底,對方見問不出疑惑,只好放人出境. 

                       終於,護照上蓋了出境章,一個拿鑰匙的人慢吞吞找了半天,打開掛鎖.Kuzichkin 走進海關大廳,土耳其官員對著護照照片"長久地"看了一眼,蓋章,微笑.就在此時, 山下的卡車場,兩名追蹤的衛兵找到了Kuzichkin的那輛BMW,一個撬門, 一個在無線電裡向德黑蘭報告.Hajjarian事後氣得發抖,我們差了幾分鐘.Kuzichkin 走進晨光,路邊的一輛車,車門敞開,座位上放著一份"經濟學人", 那是暗號.Kuzichkin曾經見過的那位在德黑蘭婚禮上彈管風琴的McCoy 說, "這邊請" ,"紅杉"正式脫離蘇聯與KGB的世界.

                        英國這邊, Kuzichkin 被安置在威河谷一座老上校的農場, 一週後開始晨昏不休的審訊.這是MI6史上最大的收穫之一,以前只有一堆翻拍的文件, 現在他們有時間逐頁,逐人對答.MI6面對一個情報單位最渴望也最懼怕的問題,這麼多祕密,怎麼用?反情報主管Christopher Curwen 是個興致勃勃,帶著浪漫愛國色彩的冷戰鬥士, 把"紅杉"視為能改變戰場形狀的武器.遠在德黑蘭的McCredie 也提出建議,他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畫面,利用蘇聯的特洛伊木馬"人民黨",認為他們大概在12個月內就會發動政變,奪權後會像伊斯蘭共和黨一樣,殺光反對派,宵禁,掌控媒體與軍警.蘇聯人想要的不只是是推翻神權政府,還有伊朗的石油與波斯灣港口. 這一切, McCredie認為可以阻止,只要主動出擊, 把"人民黨"私通蘇聯與KGB潛伏人員名單交給伊朗人, 就能一舉重創"人民黨"與蘇聯陰謀, 同時改善英國,西方勢力與阿亞圖拉政權的關係,但這個計畫需要美國的支持,1982年夏天, Curwen 飛到華盛頓, 與中情局局長 Casey 長談,"紅杉" 要上戰場了.

                        當時美國的伊朗政策跑在兩條完全矛盾的軌道上.一邊資助流亡團體,考慮扶持巴勒維的兒子.一邊又想拉攏神權政府,讓他來擋住蘇聯.前中情局長Turner形容這是"腳踏兩條船".Casey則完全透過冷戰的稜鏡看伊朗,認為一個與美國疏遠的伊朗,最容易成為蘇聯的獵物,美國在使館人質事件之後,雷根政府其實是試圖與伊朗建立新的關係.Curwen帶來"紅杉"的全部材料,當面攤開KBG與"人民黨"串通的證據,武器庫,金錢流向,地下軍事網,潛在政變.他提出的行動計畫大膽,由MI6與CIA共同把一切交給伊朗人,包括每一位與蘇聯密切往來的人民黨領袖,每一位政府內的線人,每一位軍中的地下成員,每一位在伊朗的KGB官員,並安排一次祕密會面,由Kuzichkin向伊朗高層人員親自說明.

                        這個計畫在MI6內部引起巨大爭論.多數資深人員贊成,焦點是改善與德黑蘭的關係,並阻止共產黨政變與蘇聯進軍.但也有人憂心,伊朗當局一旦掌握了名單,"人民黨"不會有好下場. 兩位秘書甚至威脅辭職, 她們說把這些資料交給伊朗人,這些特工會死得很慘.局長Figures與 Curwen則態度強硬,在他們的觀念中,伊朗革命中各方都展現過極端暴力,如果共產黨奪了權,他們對敵人也不會手軟,伊朗人對"人民黨"做的任何"不愉快",都比不上共產黨上台後的殘酷.Kuzichkin則沒有任何異議,他從KGB官員變成MI6資產的轉換是絕對,不加質疑的,要他去與跟蹤了他5年的伊朗人交談, 那是他的職責.

                         英美的情治人員與伊朗派出的代表秘密的藉由巴基斯坦情報單位ISI在伊斯蘭馬巴德會面.CIA派出的Howard Hart曾與ISI局長 Rahman 是搭檔,一起搞過"旋風行動",武裝阿富汗聖戰者.他對伊朗政權沒有好感,被革命衛隊打斷的肋骨,每逢天冷還隱隱作痛,但他有他的"憎恨排行榜",莫斯科穩坐榜首.伊朗派出兩個人,1979年佔領美國使館的學生領袖 Bitaraf,以及總統的首席安全顧問,狂熱的反巴哈伊教組織成員 Mohammad-Javad Madarshahi.這個人選本身就是一個訊號,伊朗願意聽美國人說話,但別以為我們是朋友.在ISI總部會議室裡, Bitaraf 與 Madarshahi 面無表情, 穿著沒有領帶的外套、襯衫外露, 是革命的標準穿著. 巴基斯坦士兵搬來檔案箱, 把紅木的文件攤在桌上,伊朗人慢慢翻閱中情局整理的人民黨名單與克格勃人員清單.Kuzichkin 用波斯語快速講述:他的招募過程,S局與N線的結構,KGB在伊朗的運作,非法特工網,安全屋,以及他的逃亡.只有當他講到"人民黨",以及KGB如何資助,武裝,慫恿共產黨人時,MI6的人才看出伊朗人身體語言的變化,一種僵硬,一種新的警覺.ISI的筆記員瘋狂記錄.訪談持續三天,第三天上午,Bitaraf 與Madarshahi忽然同時起身,生硬握手,離開.

                         伊朗內部立刻爆發爭論,反映總理與總統之間的緊張.革命衛隊在Rezaee 領導下主張立刻動手,以"叛國與間諜"罪逮捕黨領導,拆除"Navid".總理Mousavi旗下的情報單位則更強調需謹慎:"太快動手,可能毀掉Hajjarian的線人網,包括 EGHBAL.也可能引來蘇聯的報復.更何況,英美到底在玩什麼把戲?這是不是一個針對伊朗的冷戰詭計?".但伊斯蘭馬巴德的證據太完整,不可能偽造. 最後,神權政府一致同意共產黨必須被消滅,剩下的只是何時,如何,多徹底.10月1日,在柯梅尼住處開會,Rezaee再次要求立即行動,說"人民黨"正在使用與阿富汗相同的戰術. 革命衛隊不是個有耐心的組織,只等阿亞圖拉再點一次頭.

                        不過真正讓局勢加速的,是英國自己的公開動作.10月22日,英國內政部發布新聞稿,宣布35歲的蘇聯駐德黑蘭副領事 Kuzichkin已進入英國並獲政治庇護,女王前一天已被告知.這是一次政治操作,目的是羞辱蘇聯,挑釁KGB,向盟友炫耀,也是要刺激伊朗人.消息傳回,KGB德黑蘭站天翻地覆,Shebarshin 大罵Kuzichkin是酒鬼與叛徒, 所有他碰過的線人網全被關閉. 而McCredie 奉命留在原位,等待那記可能隨時響起的敲門聲.敲門聲沒有來,在伊朗人眼裡,他只是"所有被監視的英國外交官裡最禮貌,最正派的一位",他從始至終從未被懷疑過是英國間諜.布里茲涅夫在1982年11月10日去世,安德洛波夫接班.哈米尼(Ali Khamenei)派出幕僚馬達爾沙希( Mohammad-Javad  Madarshahi)去莫斯科參加葬禮,並帶回"可以放心消滅人民黨"的結論,這個結論給了伊朗動手抓捕"人民黨"的底氣.蘇聯人誤判了形勢,他們以為兩伊戰爭將把美蘇拖進更大的戰爭,若蘇聯軍事介入,就希望"人民黨"的武裝在位,而阿亞圖拉政權即將崩潰.Kianouri在1983年1月底對黨領導層宣布,蘇聯反對伊朗進軍伊拉克,美國若出兵,蘇聯不會袖手.他看見權力近在眼前, 因此不肯走."人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輩子在外流亡,早已不想再離開伊朗.

                         被捕者被關進"托希德"(Towhid)監獄,它同時也是SAVAK時代關押異議者的老地方,由 Shamkhani 負責審訊,並施加酷刑,先打腳底板. Kianouri 說, 第一天他們就打得他腳底的肌肉都壞死.然後是手銬, 一連18天,審訊者問的只有一個問題"你準備好認罪了嗎?".他們一邊折磨,一邊唱歌,說笑,聊著今天買了什麼.拉夫賈尼(Rafsanjani) 是看電視新聞才知道這些逮捕, 大為光火,覺得革命衛隊搶跑了.Hajjarian同樣是"和所有人一樣"從媒體上得知.他們向檢察官抗議,卻被告知Kianouri是在逃亡路上被抓的.MI6與CIA從報紙讀到消息,心裡暗自滿意,KGB與蘇共政治局則一片驚愕,蘇聯外交部發言人聲稱"人民黨"員不可能有間諜行為, 蘇聯使館從不做這種事. 

                        酷刑之下,諸多"人民黨"領導人終於"承認"了所謂的政變計畫,這正是革命衛隊早已相信,也一心想聽的版本.5月1日下午,伊朗電視臺的正常節目被打斷,螢幕上是全國最有名的共產黨人, 低聲垂著眼睛,承認自己"叛國","犯下可怕罪行","顛覆伊斯蘭國家".Kianouri 自28歲起就是共產黨員,如今他否認一生所信,與同志,朋友,家人一刀兩斷,並感謝當局的"人道對待".整個過程他的雙手藏在桌下,因為十指已被"手銬"夾得半殘.他瘦了18公斤, 無法獨立站立.伊朗報紙狂歡:"人民黨供認為蘇聯做間諜".柯梅尼稱讚衛隊清除了花斑蛇,"人民黨"被再次取締,數百人自首,暴民從家裡拖出嫌疑人就地處理.Barrington看完電視後寫道:"Kianouri 被擊垮了,人民黨在公眾面前徹底蒙羞.".蘇聯外交人員被宣布為不受歡迎者驅逐出境,幾乎全是被Kuzichkin 指認的KGB官員.Barrington說道,這是蘇伊關係,甚至世界共產黨史上的里程碑,很難想起哪位共產黨領導人,如此徹底地暴露了共產黨顛覆的規模,美國官員假裝無辜"這不是讓我們不高興的事, 但我們沒有介入. ".

                         第二波審判在12月開始, 101名被告被控"在地球上散播腐敗",間諜,囤積武器,陰謀推翻共和國,其中許多是軍官,最顯赫的是海軍司令Afzali. 他在2月第一波逮捕後還出訪義大利與利比亞,又自願回國,還曾對兒子說自己沒有做錯事.法庭上的標語寫著"美國比英國更壞,英國比蘇聯更壞", 承審法官是教士Reyshahri. Afzali辯稱自己被"人民黨"利用, 提供的情報不過是"事後"的資料, 只承認兩次洩密,包括美軍魚叉飛彈的位置,以及伊朗攔截蘇軍在阿富汗的無線電通訊.10名被告被判死刑,包括每一位資深軍事地下成員.1984年2月25日, Afzali 與另外五人被蒙上雙眼帶到埃文監獄的行刑場.確切死亡人數可能永遠無人知曉, 劊子手們沒有計數：至少6000人,也許高達1萬人被捕入獄, 14人死於審訊, 那位瘦小的老信使 Avanesian於1985年死於獄中,大概是酷刑的後果.人民黨的消滅,從此成了現代伊朗建國神話的一部分.一個由教士統治,革命衛隊執行的專制國家,而共產黨是最後一個獨立於神權的主要反對黨.西方情報機關在其中的角色, 被伊朗官方歷史小心抹去, Kuzichkin 幾乎沒有出現在伊朗的敘事裡,因為這個真相, 與伊朗對西方的敵意,無法並存.

                          作者Macintyre在本書最後的部分試圖分別從截然相反的角度來解讀這次的雙面諜事件,它代表著是既是一場輝煌的勝利,但同時也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招募,掌控以及成功撤離Kuzichkin,是一次特工運用(agent-running)的絕佳範例,不僅是教科書等級的人力情報經典案例,更是僅少數間諜知曉的重大冷戰勝利.Kuzichkin所提供的情報撬開KGB最核心機密的部門,在關鍵時刻重創了蘇聯情報機構的信心,並揭露了遍佈中東乃至更廣泛地區的"非法特工"網絡與間諜.兩名分別來自東西方陣營,接受過幾乎相同訓練且幾乎都是單兵作戰的情報官,給予了KGB沉重的打擊,徹底粉碎了它"不可戰勝"的神話.在伊斯蘭馬巴德進行的情報共享,瓦解了共產主義在伊朗的勢力,化解了一場潛在的政變.在德黑蘭與莫斯科之間撕開了一道外交鴻溝,並阻撓了蘇聯在入侵阿富汗後企圖進一步吞併伊朗的野心.蘇聯若奪取伊朗的油田與港口,極可能引爆核子戰爭.Kuzichkin或許在無意間協助阻止了一場世界末日,西方情報巨頭看到了阻止蘇聯在中東進一步西進的契機,並果斷抓住了它,伊朗"人民黨"政變與蘇聯入侵的威脅過於嚴重而無法忽視,賭注太高.而戰略回報也過於誘人令人無法抗拒.英國雖然是跨大西洋聯盟中的次要夥伴,但MI6展現了它對人力情報持續不減的精湛掌握,這項諜報藝術在當今數位間諜時代,依然與過往一樣至關重要,英美情報聯盟也因此大為鞏固.

                         但這同時也是一場災難.數千人被入獄和殺害,其中絕大多數人的罪名僅僅是因為加入了一個政黨.Kuzichkin給了伊斯蘭革命衛隊摧毀最後一個組織化反對派的武器,並植入了對內部顛覆的恐慌,神權統治的教士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利用這種恐慌來鎮壓伊朗人民.在西方的政治修辭中.伊朗是一個流氓國家,一個致力於發展核武以霸權中東的極端教士專制政體,是全球恐怖主義的贊助者.一個具侵略性,反猶太且反民主的怪物.然而透過CIA與MI6,透過分享"REDWOOD"的秘密,無意間協助創造了這個怪物.在阿富汗,配備美國武器的阿富汗聖戰者(Mujahideen)給予紅軍羞辱性的擊敗,蘇軍最終於1989年撤退.但那場衝突同時也催生了一個激進且重裝備的伊斯蘭主義運動,作者認為最終孕育出蓋達組織(al-Qaeda),塔利班(Taliban),伊斯蘭國(ISIS),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加薩哈瑪斯(Hamas),911事件,以及席捲全球的一連串恐怖襲擊與另一場阿富汗戰爭.在"REDWOOD"案中也犯下了類似的誤判,西方試圖遏制蘇聯,反而促進了一種全新,不同,分散且極具傳染力威脅的出現.MI6與CIA希望透過指認伊朗床底下的"紅魔"來與伊朗修好.然而.就像在阿富汗一樣,這反而強化了一個死敵.敵人的敵人,並不必然是朋友.就像其他人一樣,間諜根據手頭的證據做出決定,這些選擇在當時的背景下看似合情合理,但在事後看來卻值得商榷."REDWOOD"案既是成功也是失敗.是一場以勝利與挫敗告終的謀略,是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一個嚴重錯誤,更是"事與願違規律"反覆無常的證明.歷史上鮮少有情節能以道德黑白來劃分,充滿內部矛盾的諜報活動,極少能放入整潔的倫理框架中.美英將"REDWOOD"名冊交給柯梅尼政權,成功拔除了可說是KGB的第五縱隊,親手幫柯梅尼掃清了國內最後的世俗反對力量,本意是想"示好並化解反西方情緒",展現共同反蘇的功利價值.西方情報官員完全沒有預料到,柯梅尼的神權政體對西方的敵意是根深蒂固且不可調和的.伊朗在獲得名冊,消滅人民黨後.非但沒有對西方感恩戴德,反而利用這套強化的國家安全監控機器,更加肆無忌憚地在中東推廣伊斯蘭革命,支持恐怖組織,並展開對西方的長年對抗.莫斯科南下波斯灣的野心或許被永久封死,但現代中東最為動盪的宿敵對立格局正式定型.或許這正是這本著作最值得令人終極反思的關鍵,在諜報世界裡,沒有絕對的黑與白,今天的輝煌勝利往往就是明天的沉重災難.

                       對 Kuzichkin 本人,後果更沉重.他得知"人民黨"的下場時驚駭不已,他不喜歡貪財的Kianouri,卻喜歡老信使Avanesian,從不想看見任何人死去.他在喝醉時曾哀嘆,當初不該去找英國人.但他也無法確定,若沒有他,事情會不會不同,畢竟沒有"紅杉",也可能有別的管道讓同樣的情報流出,但這個大屠殺,纏了他一輩子.他的餘生,是一段繞不出去的雙重人生.他成了"Alex Larkin",在英國鄉間行醫,用針灸替人治病.同時巡迴西方情報機構講述自己的故事,在華盛頓受到Casey 接見,因此心情像鐘擺,時而為自己所做的驕傲,時而被悔恨吞噬.最後擊倒"紅杉"的,不是KGB的追殺,也不是思鄉或罪惡感,而是酒精.他的童年浸在酒裡,職業生涯泡在酒裡,酒精加重了他的性障礙和他的精神問題.他一度滿足於戒酒好幾個月,MI6一再出錢送他去勒戒,2009年的一個晚上,他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喝伏特加, 一邊看"阿瑪迪斯". 早上,酒瓶空了,他死在扶手椅裡.

                      這是一段從1979年一場革命開始的故事, 延伸到今天仍在持續.作者在書末寫到,伊朗在2025年底爆發大規模抗議,2026年2月,哈米尼被以色列空襲擊斃,而此事所憑藉的情報由CIA提供.兩個超級大國早已不在伊朗的棋盤上較量,但神權,革命衛隊,西方與伊朗之間的敵意,仍在轉動."紅杉"留下的,不只是一個漂亮的間諜故事,而是一道很難回答的問題,當一個人為了自由與尊嚴做了一個私人而勇敢的選擇,他無法預見這個選擇會砍倒多少人,也無法決定自己該為此承擔多少.回頭俯瞰這場冷戰悲劇,英美情報機構將"Redwood"視為棋盤上可利用的精密武器,卻忽略了本土政治狂熱者的殘酷與不可控.對西方大國而言,盟友或線人往往只是地緣算計中的消耗品.一旦符合短期利益,隨時可以將其出賣或作為政治籌碼,事後再用"戰爭難免有犧牲"或"局勢複雜"來合理化災難性的後果.這種將他國人民的生死作為大國博弈籌碼的"暗黑現實主義",是歷史給予所有依附於強權者的最深警惕.

                      英美當年一邊資助伊朗流亡團體,考慮扶持巴勒維王室後人.一邊又想拉攏柯梅尼政權對抗蘇聯,這種"腳踏兩條船"的政策,最終把名單交到對方手裡,卻沒有換得任何善意.伊朗的處決與牢獄,成了這場交易的代價,而交易的收益,在事後看來也相當可疑.對台灣這樣的地方而言,這個故事提醒我們：與大國交易時,不能只看對方當下的承諾,也要理解對方的戰略可能隨時改變.今天的盟友,明天的優先順序未必相同.當然,這並不表示合作無價值,而是說,我們需要同時準備好自己的判斷與底線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