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西蒙波娃+生命中的一切：漫畫西蒙波娃

成為西蒙波娃( Becoming BEAUVOIR: A Life, Kate Kirkpatrick)+生命中的一切：漫畫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Ich möchte vom Leben alles, Julia Bernhard&  Julia Korbik)

                         過年期間,原先是挑"生命中的一切: 漫畫西蒙波娃"譯作來看.但這漫畫對我而言,顯然是相對"雞肋"的,碎片化的交友敘事與點到為止的思想暗示,似乎支撐不起主人公生命中那種如巨浪般厚度.如果從未讀過波娃的作品,或是不了解她,沙特,與眾多親密友朋之間那種既是堡壘也是枷鎖的無形牽盼,這本漫畫可能會讓你誤以為波娃只是一個活在巴黎左岸,標新立異的怪咖,然後身旁圍繞一票更莫名其妙的朋友.所以我轉身找到了Kate Kirkpatrick的"成為西蒙波娃".讀完之後,我相信對於深入理解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生平與想法,這本可能會是一個較佳的選擇.

                        多數世人長期以來認識的波娃主要來自她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與作品"第二性","論老年","模糊性的道德","名士風流".在那些文字中,波娃顯示著聰慧,多感,卻又理智,思維寬闊,成功表現出了世人意識裡被建構的"本真性"的世代新女性典範榜樣.然而Kirkpatrick透過對比波娃身故後才公開的私密日記與原始書信,揭示了一場令人震驚的"文本背叛",瞄準另一種可能書寫焦點,但既不損傳主風評,又能提供另一個新的面向的.這裡的"背叛"並非指波娃說謊,而是一種隱藏於黑暗中,理智下,公眾目光外的"實景".日記中的波娃,會為了沙特的冷漠而崩潰,會為了與艾格林的跨洋之愛而自我懷疑,甚至在某些時刻,她展現出了極度的卑微與情感依附.這些情境在回憶錄中被隱藏了"事實性",並被修飾成了"超越性"的實踐.但這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弔詭的現象,這位一生致力於揭露"壞信念'(Mauvaise foi)的哲人,在面對大眾時,竟然也落入了一種建構某種光潔自我的壞信念之中.

                      這本傳記的有趣在於它讓我們從兩個文本的"視差"中,看見了那個"正在成為"的過程.書名"成為西蒙波娃"本身就帶有一種冷酷嘲諷得疑惑.那個被奉上神壇的公眾形象有可能其實也在主人公某種對真實自我的部分隱藏,切割才得以成形的.因此Kirkpartrick的書讓我們被迫面對一個殘酷的問題,如果連波娃都需要透過隱藏某些"不夠自由"的時刻來維持"自由"的形象.那麼所謂的存在主義"本真性",是否本身就是一個無法抵達的理想?而這種對公眾形象的經營,究竟是波娃對社會偏見的戰術抵抗,還是一場對自己誠實度的背叛？這本傳記撕開了回憶錄的完美封面,讓我們看見了那雙在文字背後顫抖,卻又不得不緊握筆書寫的手.

                      本書充斥著大量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八卦,交友軼聞與左岸的文藝情欲.但時代變遷下,某些本地社會觀點與文化認識逐漸的與西歐進步主義趨同,因此大眾對那些多元成家交往的概念,情境,場景早已見怪不怪,甚至視反感者為怪胎,變異,守舊 ,保守,所以"性認同'的議題,或者其後的衍生已不是此處重點,而是除卻此之外,當我們剝開這些多元交媾的表象內容後,發現這本傳記的靈魂其實只有一個核心命題,那就是西蒙.波娃一生都在探究"愛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波娃所有的政治介入,性別論述與哲學發想,其實都只是這場"愛之尋索"的副產品.但這種對愛近乎偏執的渴望與質疑,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與她少女時期的生命變故緊密相連.波娃出身於一個表面優渥但內裡腐朽的資產階級家庭,父親的經濟破產不僅剝奪了她的嫁妝,更擊碎了她對受保護身份的幻想.更重要的是,她親眼目睹了父母之間那種建立在權力壓抑與沉默之上的親密關係是如何破裂的.這種早期的精神創傷,讓波娃對傳統的愛產生了極大的疑惑與反感.她發現傳統的愛往往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物化",是一種集體的"壞信念".因此她的一生都在實驗一種新的愛,一種"無依附,同時不被依附"的雙向需要,套句對岸的用語"雙向奔赴".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了她自身關於對"自由","女性主義"的理解與主張.由此推之,她渴望被看見,卻希望不是作為一個"沙特的伴侶"或"女學生"而廣為人知,而是作為一個完整且擁有自由意識與行動的人.

                     然而這樣尋索之路是痛苦的,鋪滿荊棘.從傳記透露的細節中,我們看到波娃在面對沙特那種自私且冷漠的"自由"時,她的內心是如何地被羈絆與壓抑所折磨.她渴望與人連結,卻又害怕這種連結成為失去自我的來源.這本傳記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在於它記錄了波娃如何試圖在"事實性"(她那渴望連結的感性靈魂)與"超越性"(她那要求主體獨立的理性認知)之間的掙扎,偏要硬生生的開闢出一條血路,那種種的生活細節顯示她似乎經常受困在這種拉扯中落入虛無與痛哭,但這種對愛的探究,才是她生命中最真實的底色.我不以為她的生命焦點只是在無止盡談論哲學,女性主義,而是以為她是在用自己的肉身,去測試愛的極限.

                      我以為在波娃的探索視角中,愛從來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現象.傳記向我們披露的是波娃如何將她對愛的質疑,轉化為一場關於"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實驗.對她而言,愛之所以痛苦,是因為它完美地體現了人類存在的雙重困境,我們既是"事實性"(Facticity)的受造物,又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追求者.所謂"事實性"是那些我們無法選擇,既定的現實.在愛的脈絡下,這表現為對他人的渴望,肉體的脆弱,以及那種"被對方需要"的心理重力.傳記中提到波娃在與艾格林熱戀時.她甚至願意跨越大西洋,在芝加哥的廚房裡當一個平凡的煮婦.那一刻她的"事實性",那個渴望安定,渴望被愛的女性自我佔了上風.她發現自己正變成一個"物".一個依附於他人目光下的客體,這種狀態正是現象學中被稱為的'自我客體化"(Self-Objectification),當你深愛一個人時,你往往會不自覺的交出自己的主體權,讓對方定義你的價值,決定了你的行為與方向.然而當陷入這種狀態時,波娃靈魂深處的"超越性"卻也同時不斷在尖叫.超越性是意識不斷向未來投射,拒絕被現狀定義的能力.作為一個思想者,波娃的自由來自於她的創作,她的主張,以及她對世界永不停止的批判,而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其殘酷的現象學矛盾,如果我完全進入了"愛"的事實性,我就失去了"自由"的超越性.但如果我為了維持絕對的超越性而拒絕依附,我的生命就會變得乾枯,虛無,無法與他人連結,必然逐漸失去"人性".

                     Kirkpartrick在傳記中呈現的敘事實際上是一場波娃對"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艱難索求戰爭.波娃試圖找尋兩個人是否可能在"不物化彼此"的前提下結合?她對愛的疑問,引發了她對"自我"定義的重構.她意識到傳統的愛往往建立在一方(通常是女性)放棄超越性,甘願淪為事實性的載體.因此她對自由的主張不再是沙特那種"孤狼式"的斷裂,而是一種"情境中的自由".這種現象學上的拉扯,在書中透過波娃對"被需要"的厭惡與渴望交織呈現.當她感覺到自己正在"依附"時,她會感到窒息,因為那意味著她正在步入"壞信念",假裝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當一個愛人.但當她試圖"超越"這份依附時,她又必須面對孤獨帶來的虛無感.這正是波娃最深刻的洞察:"愛是主體性最危險的戰場", 在"愛"這裡隨時可能因為對方的溫柔而墮入"物"的安穩.也可能因為追求自由的純粹而錯失生命的溫度.

                     透過對艾格林與沙特這兩段截然不同的關係對比,波娃揭示了"愛"的現象學現場真相,愛不是要消滅"事實性"或"超越性"中的任何一方,而竟然是要在一種"模糊性"(Ambiguity)中生存.不知是否基於這些生活經歷,她對自由的相關敘事,不再只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建立在這種"想要連結卻又恐懼被吞噬"的真實痛覺之上.這種對"實在性"與"超越性"的現象學辯證,最終成為了她存在主義哲學中最具血肉的部分,我們必須在愛的羈絆中,清醒地捍衛那永不被定型的自由,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如果說愛是波娃的生活實驗室,那麼她在實驗中所經歷的痛苦與拉扯,最終提煉成了她對"人究竟是什麼"的解答.

                     要理解波娃如何"發揮"存在主義,必須先直視人類存在的那種"模糊性".波娃認為人同時是這世界的"客體"與"主體".作為客體,我們受制於"事實性",有無法選擇的出生,有會衰老與疼痛的肉身,有像"女性"或"資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標籤,更有那種渴望與他人連結,甚至依附的感性本能.正如傳記所描述的,波娃無法抹除她身為女性在那個時代所承受的種種限制,也無法否認她對沙特或艾格林那種近乎生理性的情感索求.這些都是她的"實在性",是她生命中不可移動的重力.然而,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同時擁有"超越性",這是一種意識的"虛無化"能力,讓我們能夠對現狀說"不",能夠否定被賦予的定義,不斷向未知的未來投射.波娃的一生就是一場拒絕讓"事實性"活埋"超越性"的壯烈抵抗,當她在日記中寫下那些破碎的情緒,卻在回憶錄中重新建構起理性的論述時,這並非單純的虛偽,而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在試圖"超越"自己的軟弱.她試圖告訴世人,即便我有如此沈重的感性事實.但我依然可以透過"選擇"與"創作",去定義出一個不一樣的西蒙.波娃.

                      這正是波娃對存在主義最重大的擴張,她不同於沙特早期那種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近乎孤傲的"絕對自由".沙特式的自由往往試圖切斷所有的事實性,彷彿意識只要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就能瞬間解脫.但波娃的一生探索,指出了自由必須在"情境"中才能成立.如果一個人離群索居,切斷所有的連結,那種自由對她而言是空洞且無意義,她以為真正的自由,是在承認自己有"依附的渴望"與"受限的肉身"的同時,依然堅持要去"做點什麼"來改變這份限制的意圖與情緒.在這種擴張的敘事中,波娃引入了"焦慮"(Anguish)的概念,因為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沒有預設的本質,每一秒都在重新創造自己時,那種眩暈感是令人難以承受的,這就是焦慮.但為了逃避這種焦慮,人們往往會墮入"壞信念"偏執與舒適.例如假裝自己"天生就該是個溫柔的妻子"或"因為我是XX人,所以我只能有某種立場".這種行為本質上是為了獲得那種"像物件一樣穩定"的安全感.波娃在傳記中揭示了她自己如何不斷在這種焦慮中掙扎,她想要擁抱愛帶來的安穩,卻又因意識到這是一種自欺而感到恐懼,最終不得不透過一次次的情緒爆發與文字對抗,重新奪回她的超越性.

                      波娃的存在主義因此變成了一種行動的哲學.她認爲人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個不斷在生成的過程(Becoming).她擴張了傳統對"自我"的認識,自我並非藏在內心深處等著被挖掘的寶藏,而是我們與世界,與他人碰撞後留下的痕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本傳記會包含那麼多眼花繚亂的社交與政治活動,對波娃而言,如果沒有這些與他人的連結,沒有這些對政治的介入,她的自由將會枯萎.總結來說,波娃將存在主義從沙特的"意識劇場"帶進了"真實世界".她讓我們看見一個清醒的存在主義者不應該追求像神一樣的絕對獨立,而應該學習在"想要依附"與"必須獨立"的永恆矛盾中,建立起一種具有道德勇氣的平衡.這種"在情境中超越"的主張,讓存在從冷冰冰的本體論,變成了一門關於如何在破碎與限制中,依然活得像個"主體"的生存藝術.

                      沙特與波娃像是兩顆以互斥力維持平衡的雙星,雖然他們共同建構了"存在先於本質"的地基,但對於如何在這個地基上蓋房子,兩人的藍圖卻有著本質上的分歧.這種差異不單是哲思上的爭論,更是兩種人格性格與生命經驗的激烈交鋒,讀者能從本書描述的日常生活中,看出兩者的差異.在"存在與虛無"中,沙特將人的意識定義為一種"無"(Nothingness),這意味著意識本身是透明,空洞且具有否定性的.對沙特而言,自由就是意識不斷否定被他人"物化"的過程,他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獄",揭示了他對人際關係最底層的恐懼,一旦對方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自己那種流動,自由的主體性就會被凝固成一個客體,被物化了, 因此沙特的"虛無"最後會被看作是一場單向的掠奪.這種哲學觀直接體現於沙特的生命過程,傳記中描述的沙特是一個極力避免被任何事物"定型"的人,他拒絕領取諾貝爾獎,拒絕穩定的家庭連結,甚至在感情中展現出一種近乎病態的"不對等透明".他追求的自由是一種"絕對的自治",他害怕任何人的索求與情感依附.對沙特來說,為了維持那份純粹的,不受羈絆的超越性,他可以表現得陰鬱,死氣沉沉且極度自私.他用安非他命來維持智力的運作,用不間斷的寫作來填補虛無,卻在真實的情感交流中像是一座拒絕靠岸的孤島.所以,從本書中看見沙特的"濫交"的情節,儘管可能都只是柏拉圖式的,你都會以爲他就是個當下常被定義的"渣男",可能與哲學沾不上邊.

                      相比之下波娃的"自由"則是一場充滿痛覺的連帶.透過傳記中的日記與書信對比,我們發現波娃對"自由"的認知遠比沙特更具人性連結.她認同人是虛無的,但她不認為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他人視為威脅.波娃發展出了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框架.她認為如果我不能承認並釋放他人的自由,我自己的自由也只是一場幻覺.這種性格上的熱誠與對連結的渴求.讓波娃在實踐自由時.必須承擔沙特所沒有的重量.沙特追求的是"不被限制".波娃追求的則是"如何在限制中與他人共存",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波娃會經歷朗茲曼所目睹的那種"情緒爆炸".當她清醒地選擇不去"物化"沙特,不去強求沙特的情感專一,同時又感受到身為人的那種被忽視,被冷落的真實痛苦時,她的"超越性"與"事實性"發生了毀滅性的撞擊,波娃的自由不是建立在"斷開連結"之上,而是建立在"清醒地承擔這份不對等的連結"之上.

                      這本傳記最尖銳的揭露在於沙特的自由往往是建立在剝削波娃的"事實性"基礎上的.沙特之所以能成為那頭無牽無掛,絕對自由的孤狼,浪子,是因為波娃在他身後提供了一個極其穩定,包容且具備智力支持的避風港.沙特享受了被依附的安全感,卻用哲學術語來防禦波娃對他的索求.這種對弈呈現了一種極端的不對等.沙特實踐的是一種"單向度"的超越,而波娃則是在"雙向度"的自由實驗中,獨自吞嚥著失敗的苦果.最終這種認識差異導致了兩人生命晚景的不同色調,沙特的自由讓他走向了某種智力上的荒蕪與死寂,他的自由是透過"否定世界"獲得的.而波娃的自由雖然讓她一生都在與焦慮,嫉妒和社會的攻擊搏鬥,卻也讓她的生命充滿了真實的肉身感與社會參與,她證明了人雖然是虛無的,但這份虛無不一定要用"冷漠"來填充,也可以用對另一個自由的守護來豐富.透過這本傳記,我們看見的波娃不再是沙特的附庸,而是一個在哲學上勇敢的探索者,她敢於進入那種"他人即地獄"的戰場,試圖將其轉化為"他人即鏡像"的可能.即便這場實驗讓她一生傷痕累累,但那種"會痛的自由"，顯然與沙特那種"避債式的自由"是不太一樣的.

                       要理解波娃如何在其生命實踐中掙扎,就必須先剖析"壞信念"這個概念的骨架.這個概念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從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中借來了"意識的意向性".胡塞爾告訴我們意識是透明的,空無一物的,但它永遠指向某物.而沙特與波娃則在此基礎上推論出一個令人恐懼的結論,既然意識本質上是"無",那麼人就沒有任何預設的本質.這種"絕對的空無"帶來了劇烈的焦慮,為了逃避這份焦慮,人類發明了"壞信念",這是一種精巧的自欺,意圖模糊自己作為"主體"(有選擇的人)與"客體"(被定義的物)之間的界線,也就是假設永遠有一個指向的某物假裝是從人既有的意識所產生.在沙特筆下,壞信念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失敗.他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位動作"太像服務生"的咖啡館侍者.服務生誇張地彎腰,精準地擺動身體,試圖說服自己與他人"我『就是』一個服務生".當一個人說"我別無選擇,這就是我的個性"或是"我必須服從權威,因為這是我的職責',"我是xx人,所以必須是..."時,他正是在進行壞信念的表演.他試圖把自己的"超越性"(未來的選擇)活埋在"事實性"(當下的角色)之中,把自己變成一個不必負責的物件.對沙特而言,壞信念是一種對自由的背叛.他以一種近乎嚴苛的眼光審視世人,認為任何試圖躲在標籤,職業,民族主義或宗教後面的行為,都是因為不敢獨自面對荒謬世界的軟弱.

                       然而波娃在"成為西蒙波娃"中所展現的除了"壞信念"論述外,更敏銳地察覺到壞信念並不總是源於個人的怯懦,有時它是一種處境下的生存策略.波娃認為對於受壓迫者,如當時社會框架下的女性而言,進入壞信念有時能換取安全感.當一個女性選擇接受被動,依附,"第二性"的角色時,她雖然放棄了超越性的自由,但也避開了獨立生存的風險與焦慮.這是一種"共謀式的自欺",所以可以說更敏銳的看見了社會結構如何利誘人們進入壞信念.當然,作為讀者也能同時看見這本傳記揭露了波娃自身也陷入了同樣的窘境,她似乎有在回憶錄中刻意修飾自己的形象,將自己塑完全理性,不受情感羈絆的一面展示於公眾,而與日記中的矛盾糾結大不相同.這種公眾形象的經營,本質上也是一種壞信念,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符號,掩飾隱藏那個存在依附而碎裂的真實主體.

                       沙特將壞信念當作一把手術刀,意圖切開所有偽裝,要求人必須承擔那種孤立無援的自由.波娃則將壞信念看作人類存在的一種,她知道人不可能完全脫離壞信念而活,因為我們永遠需要與他人建立連結,而連結本身就帶著"被物化"的風險.這兩種詮釋提供了極佳的辯證,沙特會要求我們拆穿所有民族主義的謊言,直面孤獨的選擇.而波娃則會提醒我們去理解為何人們渴望躲進集體認同的溫暖中,並質問—在這種情境下,我們是否真的擁有不進入壞信念的條件?

                        在波娃的思維中,理想的人際關係應該像是一場兩個自由意識之間的對等賦格,她一生都在竭力尋找或建立一種愛,在那裡她既不需要依附於對方的定義存活,也不允許對方將她視為遮風避雨的依託.她渴望的是一種雙向的需要與雙向的認識,這種追求的本質.是試圖在充滿"事實性"重力的現實世界中,撐開一片真空的"超越性"地帶.然而這本傳記最誠實也最殘酷的結論卻是這場"愛"的實驗,最終似乎落籍於一種無聲且近乎失敗的狀態.

                         雖然個人以為相信"必然之愛"與"偶然之愛"能同時並存,還在現實裡實踐它,不免顯得太過愚蠢.但波娃與沙特確實維持了半個世紀的"必然之愛",名義上也維繫著保證彼此的自由與不依附,試圖以此證明兩人是靠著純粹的意志連結,而非法律或習俗的枷鎖.但諷刺的是這種對"不依附"的執著,反而形成了一種更深層的,精神性的共生依附.傳記揭露了波娃如何將沙特的智力認可視為自己存在的唯一座標.當她說"我不需要依附於你"時,卻其實正全神貫注地在經營這份"不依附"的形象,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度的牽掛.她對"偶然之愛"的坦白,與實踐,原本是為了破除佔有欲的"壞信念",結果卻變成了互相折磨的利刃,她追求的無依附,最終變成了一種冷酷的教條,讓她在面對真實的嫉妒與寂寞時,連呼救的權利都自我閹割了.而且這種多重交織並存的"偶然之愛",到底該如何向世人傳達真實又無負面的意義,放在多數禮教世人眼裡,最多不過就是某種不忠與濫交的托詞,也非情感豐富能自圓其說.

                          另一方面波娃在處理"不被依附"這件事上同樣面臨崩潰.作為存在主義旗手與女性主義先鋒,無數人將她視為指路明燈,這種"被依附"的狀態,將波娃焊死在一個強大,理性,不需要他人的客體位子.當她在日記中寫下那些對依賴的渴望,或是當她在艾格林(Nelson Algren)溫暖的懷抱中感受到那種幾乎要讓她放棄自由的依託感時,她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恐懼.她害怕一旦允許自己"被依附"或"依附他人",她就會從那個辛苦建立的"成為西蒙波娃"的寶座上跌落,淪為她筆下那些平庸且自欺的女性.這種對"被物化"的恐懼,讓她即便在最親密的關係中,也必須像個守夜人一樣保持警覺,常感惶惑不安.

                          因此若我們將波娃與沙特放在一起看,兩人的"困境"有著本質的不同.沙特確實達成了某種程度的"無依附",但那是透過一種近乎病態的,將他人"客體化"的冷漠當成人生絕對目的的作為.他像一個吸毒者(實際上也是),依賴著源源不絕的新情人和安非他命來逃避人際關係的深度.沙特的自由是乾枯的,他不需要他人,是因為他根本不允許他人進入他的靈魂,他企盼就是視他人依附爲無物,或者必須在自己的調控下進行.波娃的追求雖然失敗,最終還是深陷於對沙特的依附與被學生依附的痛苦中,但她的失敗卻是因為她不願意像沙特那樣閹割自己的感性,試圖在"完全連結"與"完全自由"這兩個互斥的極端之間,用肉身撞出一條第三路徑.朗茲曼目睹的那場情緒爆炸,正是這場哲學實驗失敗的喪鐘,當波娃在街頭嚎啕大哭時,她其實是向宇宙承認人身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存在,終究難以企及那種神一般的"無依附"狀態.雖然在傳記的敘事中,波娃最後似乎"一無所獲",她沒有得到那種完美的,不具壓抑的愛,也沒能從沙特的陰影中完全解脫.但這種失敗卻另創了一種境地,她證明了追求本身就是存在的意義,雖然落入虛無,但她是一邊痛哭一邊清醒地走進去的,用她自身的經驗為人類換來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愛不是一種可以被哲學解決的題目,而是一場註定會受傷,卻依然值得投入的,關於自由的冒險.

                        在波娃的哲學實踐中,"自由"並不是一個人的事.這本傳記透過無數細節向我們展示,當沙特還在試圖把自己關在一個不受他人干擾的真空主體中時,波娃已經意識到自由如果沒有他人的參與,不過是一場自戀的幻覺.對於沙特而言,他人的索求與期待是一種"黏稠"的威脅,會限制他超越性的揮灑,他在生活中不斷的逃避穩定關係帶來的"債務"傳記中揭露沙特習慣以哲學語言作為擋箭牌,當他的眾多情人需要承諾或情感回饋時,他會以"我們都是自由的"為藉口,瞬間切斷連結.這種自由是單向的,他要求世界給予他絕對的空間,卻拒絕對他人的自由負責.這就是我前面說的,沙特的自由往往帶有一種"渣男式"的哲學傲慢,他只害怕自身的自由被對方限制或索求.相比之下,波娃認為自由的本質在於向他人的自由敞開,在她的實踐中,他人的索求不是障礙,而是自我定義的情境.波娃明白如果她無視對方的痛苦,無視對方的自由意識,那麼她所宣稱的自由就只是在欺負弱.因此她在生活中承受了遠比沙特更沈重的心理負荷.當她介入他人的生命時,她是在進行一種雙向的冒險,她允許對方影響自己,甚至允許對方傷到自己.這種"雙向的自由"讓她充滿了折磨,卻也具備了沙特缺乏的真實質感.

                        在政治與社會介入的面向,兩人的差異同樣顯眼.沙特的政治參與往往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的演說感,他在台上呼籲改革,但在私生活中卻極力保持冷漠.而波娃的實踐則是肉身化的.當她寫下"第二性",或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挺身而出時,她面對的是真實的羞辱與攻擊.這不禁讓我想起政治現場常見的困境,在一個高度對立的環境中,如果你要保有自我主張而不落入壞信念,你面對的就是無盡的"表態後的攻擊".沙特的自由觀會讓你隱藏或逃避,以保全主體的完整,但波娃的實踐則讓你知道這份攻擊與羞辱,正是你自由的證明.只有當你進入了那個會被他人誤解,會被客體化的"情境",你的自由才獲得了實體.如果你因為害怕被限制而選擇不表態或偽裝,那就是在為了保全一個"虛假的自我"而放棄了真正的自由.這說明了波娃價值觀中的重要部分,真正的自由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責任,一個人不可能離群索居而稱為自由,因為那種自由無法被驗證,也無法被共享.這種包含了他人的自由,才是真正能對抗虛無,具備生命重量的實踐方式.

                        在閱讀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最令人疑惑的莫過於在"波娃自己寫的回憶錄波娃"與'波娃在日記裡活著的波娃"之間那道鴻溝,因為此時"成為西蒙波娃"將顯得極其弔詭.如果"自我"是透過不斷的選擇而形成的,那麼波娃究竟是"選擇"成為那個理性,獨立,引領時代的先鋒形象,還是那個在深夜日記中為愛心碎,甚至在沙特面前顯得卑微的血肉之軀?在波娃生前出版的四卷回憶錄中,她展現了極強的"主體性",精挑細選了生命中的片段,將所有的軟弱,依附與嫉妒,編織進一個名為"存在主義式的自由"的敘事框架裡.在這個文本下,她的痛苦被轉化為哲學的修辭,她的犧牲被詮釋為自主的選擇.這是一種對大眾目光的戰略性自欺,很可能她意識到自己作為'西蒙波娃"這個符號,必須有某種女性自由的樣本意義,為了維持這個公眾形象,甚至不惜落入一種"壞信念",把那位修飾過,強大的自己,視作是自己唯一的本質.然而當這本傳記將她身故後才公開的日記與信件並置對比時.我們看見了這位波娃的另一面,日記裡的她並非那個永遠掌握主動權的哲學家,而是一個在"實在性"中痛苦掙扎的女人.這裡的波娃是那個被情感束縛,被現實性轟擊,甚至無法經常維持"主體性"的真實存在.我們在不同文本下看到的波娃,正好印證了"為他存在"(Being-for-others)與"為己存在"(Being-for-itself)的角力.於是這種"隱藏某些東西"的行為,本身就成了一種悲劇性的選擇,她必須背叛一部分的真實,才能成就另一部分的真理.這本傳記讓我們看見或許在這種在兩個文本間的掙扎,才是對存在定義最誠實的交代.我們永遠無法達成完美的統一,我們只能在"想成為的自己"與"無奈的自己"之間,進行一場永無止境的求索.

                         這場從漫畫速寫延伸至厚重傳記的閱讀旅程,最終在"成為西蒙波娃"的書頁中撞擊出一個生命現場,透過Kirkpartick的梳理,我們看見的波娃不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冷峻女神,而是一個在愛的廢墟中,在自由的荊棘裡,匍匐前行的路人.波娃的一生並非僅是一段從幼稚走向成熟,從依附走向獨立的直線進程,更像是一場場永無止境的碎裂與重構.她用一生的情緒爆炸,文字掙扎與政治介入,向我們展示了真正的本真,並非擁有一顆不碎的心,而是在看清了現實性的重力與愛的虛無後,依然有勇氣在情境中不斷地成為那個尚未定義的自己.這本傳記的終點並沒有真正給出一個'什麼是愛"或"什麼是自由"的標竿答案,而是邀請我們直面內心那種想要依附卻又渴望超越的拉扯,即便最終可能一無所獲,即便我們永遠在公眾形象與私密自我間游移,這種在虛無中拚命扎根,在連結中守護主體性的姿態,本身就是對存在最壯麗的致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