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鼓

 

雨鼓(Les Tambours de la pluie,Ismail Kadare)

     "雨鼓"說的是一場戰役,1450年圍攻克魯亞(Krujë)之戰.鄂圖曼帝國曾經於1450,1457,1467三度圍攻阿爾巴尼亞的克魯亞城,都以失敗告終,直到1478年第四次圍攻才終於告捷,其後阿爾巴尼亞被逐步併吞成為鄂圖曼帝國的一省,該地區的阿爾巴尼亞人除少數逃難遷移到義大利或巴爾幹半島其他地區居住外,留下來的人則被迫由基督改信仰為伊斯蘭教徒.表面上這是一本歷史小說,但實際上完成於1969年的"雨鼓"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前一年蘇聯入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運動,阿爾巴尼亞抗議蘇聯干涉捷克內政,於是退出華沙公約組織,因此而有了Kadare的這一本,諷刺專制統治者"師出無名"的戰爭必以失敗告終的一部作品.

     不知道是不是Kadare個人的習慣,前一本"亡軍的將領"是以義大利將軍為主角來寫阿爾巴尼亞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雨鼓"也有這樣的味道,整本小說共15章,但每一章同時包括一個占據主要篇幅的第三人稱,與作為該章結語的第一人稱構成.第三人稱主要的角色是在講述圍城的主攻者鄂圖曼帝國軍隊的領軍帕夏,及其麾下主要的各部門官員,負責人等有關攻城的謀略建議,感想,彼此間看法的不同,與戰事演進過程的主述,第三人稱的篇幅占盡全書的9成以上.而第一人稱則以阿爾巴尼亞的某個守衛軍官或士兵的角度來講述"他"面對與他看到敵人進攻下,被圍困的阿爾巴尼亞人的心情,感受,與看法,篇幅較短,只是作為對應守城方感受的補充性質.

     由於文本集中於說明戰事演進的描述,是本十足的戰爭歷史小說樣貌,緊張刺激的過程中夾雜著眾將領間思維不一,利害攸關的各種想法與算計,更呈現出主帥於戰場殺伐決絕中的殘酷真貌,對敵如此,對己亦如此,游移不決,思維怠惰者必陷困境的,但過度依賴依專斷者的心情,想法來進行作戰,缺乏整體考慮,可能也有耗盡人命與資源,卻得了一個徒勞的結果.更危險的是決定發動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犧牲了無數的同胞同袍,目標只是為了讓另一個民族臣服,以便奪其資源,取消他的語言,文化,習俗,奪其妻女供少數統治階級逞慾.在戰事裡只有活著的人才能持續地取得晉升的機會,一旦陣亡就甚麼也沒了,戰爭的結果只是少數人的利益,多數的人民不能因此而有太多生活上的改善,而被入侵甚至被消滅國家,民族的人民卻只是換了一個"身分""信仰",過著跟之前差不多的生活,這樣思考下來,戰爭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實質的意義究竟是甚麼?這是小說要傳達的.

     說來有趣的是克魯亞城的幾度防禦成功可以說是阿爾巴尼亞的光榮史,關鍵的防守者是被視為民族英雄的斯坎德培(Gjergj Kastrioti Skënderbeu).此人具備軍事長才,算無不中,戰場勝果無數,被人稱作能與亞歷山大大帝比肩.除了戰場外,他並且懂得利用外交與軍事上的合縱連橫,因此能協助阿爾巴尼亞生存於威尼斯,鄂圖曼,與拿坡里等強權中間.斯坎德培部隊所使用的雙頭鷹旗幟成為今日阿爾巴尼亞國國旗上的主要元素,足見其在該民族間的地位,教宗庇護二世當年企圖再發動新的十字軍東征時,計畫起用的領軍大將便是斯坎德培.但如此的人物在"雨鼓"中卻是只聞其名,未曾有任何一個場景是以他為主角的.在鄂圖曼軍隊圍困前,他早就率領一支精銳出城潛伏於附近的山中,待機偷襲,因此這場圍城之戰的主角,若不是困守城中的其餘阿爾巴尼亞軍士官,便是Kadare選擇的以鄂圖曼軍隊為主要視角,也就是這本"雨鼓"是敗戰的一方為主體,看他們失敗的過程,與失敗的各種可能原因,而大名鼎鼎的"斯坎德培"在這本小說裡反而成了不太重要的人物,儘管他的影響無處不在,他設計了隱藏城堡水源的水渠,打擊威尼斯供應商切斷敵軍的糧草,當水渠被敵軍找到時,他毅然下山夜襲鄂圖曼軍隊.不過他實際不在圍困的城中,只負責了一次偷襲,儘管偷襲擾亂了鄂圖曼軍隊的士氣,造成一些傷亡,但終究抵不上受困城中軍士官所遭受的痛苦,與傷害,加上個人以為作者是有意這樣安排,淡化了某個所謂的戰場英雄的作用,以突顯鄂圖曼領軍者圖爾桑帕夏的專制樣貌,無情,殘酷,高傲自慢,與他遭遇失敗的必然連結性.

    "雨鼓"顧名思義是因雨點打在鼓面上能發出聲音的一種鼓,它代表"下雨了",下雨在這本小說中帶來的是一種士氣的摧毀,同時也是斷水謀略的失敗,也是鄂圖曼軍隊潰敗的徵兆,雨鼓響動,鄂圖曼攻城方潰敗.相對於作者淡化了斯坎德培的作用,在"雨鼓"裡主角反而是一些中上層的軍官,謀劃者,如鑄砲師,建築師,醫師,占星師,甚至開頭最重要的便是鄂圖曼軍隊裡的隨軍"史官"切雷比.全書觀點的精髓就是軍需總管與切雷比的談話,軍需總管和史官長談時,討論如何毀滅一個民族,一個民族有哪些無法被戰爭屠殺毀滅,斯坎德培凝聚起阿爾巴尼亞民眾反抗鄂圖曼,這個壯舉無論成敗,已經塑造了阿爾巴尼亞的民族意識,甚至作者有意透過軍需官的論點來說出戰爭征服的無用,對於帝國征服他國他民族的疑慮疑問,因為軍需官隱約的看到了自己國家的可能困境.而軍需官的角色是關鍵的,不僅在他與史官的對談中,提供了一些智慧的思考路徑在史官的想像之外,基本上在這場戰役中最終決定的要素便是當斯坎德培截斷了威尼斯運來糧食的路線,鄂圖曼軍隊陷入可能將糧盡的隱憂,軍需官是最知道不對這個弱點秘密的人.於是在醫生的建議下,鄂圖曼軍隊一方截斷城中的水源,一面則試圖向城裡投擲散布帶病菌的小動物如老鼠,企圖讓敵人病死渴死於前,這樣就不會讓自己的部隊陷入糧盡的絕境,畢竟前面強攻城門幾次不下後,已經造成軍心渙散,甚至連帕夏親歷前線上不能帶來勝利提高士氣,低層士兵間傳誦失敗的耳語逐漸的侵擾了這支部隊,當從上到下所有參與攻城的軍士官知道城內的敵方已陷入無水饑渴的環境,加上病毒侵擾可能很快就會崩潰,自己經歷幾次千苦萬難的衝鋒雖攻城不下,但應該有希望取得勝利,靠著這樣的心理堅持下去時,此時唯一希望的就是上天千萬不要下雨,下雨就解除了對方的缺水危機,自己恐怕還得再次面臨殘酷被殺的攻城衝鋒中,因此當"雨鼓"響起時,鄂圖曼軍隊自然陷入了自己的情緒崩潰,再也無法堅持的心理油然而生,雨鼓便是喪鐘.

      小說裡統領鄂圖曼攻城部隊的圖爾桑帕夏除了威嚴,專制外並沒有顯出威武或多智的將軍形象,其實他早已深陷政治泥潭,取得此戰的勝利是他自救的唯一途徑,整本小說裡他雖然表現出驕傲自慢,但那基本上是基於職位,對於戰場取勝卻始終沒有顯出絕對把握與自信之意.屢敗屢戰是好聽的,他下令的每一次攻城衝鋒都徒勞而返,卻只能找占星官,小兵出氣懲罰,顯出他實際的帶兵功能不佳.每次會議上分歧不斷的官員們為私利明爭暗奪,我們看到的是帕夏他的猶疑和不得不偽裝出的態度.切雷比的角色體現了小人物在戰爭中的無力感和恐懼,與位高權重又觀點邪異的軍需總管的交往使雷切比對過往歷史的真實產生了懷疑,這懷疑也進一步擴張到對自己本身的權威的懷疑,因為連蘇丹的繼承都可能夾著子弒父弒兄不為人知的殘酷真相,哪麼過去所寫的英勇事蹟又有多少能為真的?在斯坎德培夜襲當晚,毫無戰爭經歷的史官就偷躲到原先的地道裡,也才發現跟他一樣的膽小逃兵者不少,而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曾知道的真相.

     與傳統的戰場宏大敘事不同,"雨鼓"的重點更多放在的戰場局部場景,雲梯上的移動,逃跑,下墜的士兵,地道戰被識破後犧牲的小隊,炸傷己方戰士的射石砲,向鑄炮師尋仇的將領,卑劣的投毒舉動.這些比較像是為了讓人認清戰爭的殘酷,無奈,懦弱,險惡等個人心態與觀點而作.雖然鄂圖曼軍隊成功切斷了孤城的水源道,但上天卻給他們送上一場雨,圖爾桑帕夏絕望自縊,戰場在此戛然而止,沒有關於戰爭結局的後續,只有帕夏的妻妾們天真的討論自己未來的命運與出路,也許她們將被殺,也許將被分給下一個強權者納為妻妾,成為另一個專制者的私房禁臠,這便是普通人戰爭下的命運,畢竟它是要描寫戰爭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有"敗",勝利真的只是屬於少數統治者而已,所以也沒有任何城中被圍者的歡樂景象可言.以上.

亡軍的將領

 

亡軍的將領(Le General De L'armee Morte,Ismail Kadare)

     "亡軍的將領"是本訴說戰場戰士故事的作品,更通俗講是本表現戰爭真相的小說,除了生死殘忍,殺戮刁狡,並無其他,對亡者而言,只有悲劇,不存在誰的正義.

     二戰結束後20年,義大利派出一位將軍遠赴阿爾巴尼亞.將軍的任務是要搜尋二戰時期在當地陣亡的義大利軍人屍骨,並將其帶回國.這些陣亡軍人遺骨散居阿爾巴尼亞各地,有在海邊登陸地點附近遇害的,有在險要峽谷橋樑旁被伏擊的,有開小差的在深山磨坊中被逃兵搜捕者槍決的,有強姦鄉間年輕女性遭對方家屬虐殺的,除了戰爭期間草草埋土時所留簡單大致地點紀錄為依據,並沒有詳細能提供尋找的埋骨訊息,於是將軍帶領著他的挖掘團隊在這種條件下出入於阿爾巴尼亞過去的戰場,戰事發生點進行探勘發掘,有時到達地點開挖當下立刻就能按圖索驥找到目標,加上當年的軍人都帶著掛鍊名牌,很快就能辨識屍骨的身分姓名,但有時花了整整幾周也沒能找到任何物件,經過兩年的工作,他終於完成了任務,帶著這隊身分清楚的屍骨部隊返回義大利,這便是"亡軍的將領".

      挖掘陣亡軍人屍骨是講戰爭的故事?其實是透過"搜尋","屍骨"做時空跳接.一個埋骨所在,便可能是一個戰鬥的現場,存在著一段戰役的故事,經過,可能是關於該次戰鬥間的,也可能是關於陣亡者自身的,當然,死者是不能說話的,這小說也沒有讓亡靈開口,而是選擇以記錄,文字的如日記,記事本,口述的於當地耆老或戰爭倖存者普遍口中流傳的,或是乾脆來自於當年可能敵人士兵的描述.但僅是如此,它依舊顯露出了戰爭的真相,描述戰爭驚心動魄,攝人心魂之處,以及戰爭造成交戰雙方人民與士兵之間心靈的創傷,沒有一處不顯示出戰爭的慘烈和喪失人性的本質.

      這是Kadare的第一本作品,但是並不見生澀感,字裡行間已經充斥著前面兩本中我們所見的諷刺與黑色幽默的手法,那時時存在的陰雨,霧霾,與傳聞中的屍毒,骸骨毒,與將軍無時不在的惡夢,塑造出灰色壓抑的氛圍.隨著故事的推進,氣氛逐步凝重,真實歷史本來面目的重現,增強了作品的悲涼意味.將軍對挖掘態度的表現,可以說是這小說的一個重心.剛開始,他以受國家所託來進行這個任務,是驕傲的,是光榮的,渾身充滿幹勁,甚至有些傲慢,畢竟應該只有最受矚目器重的將領才會被選為執行此項任務.但因為挖掘資訊技術面的不利,他深知這個任務其實艱鉅,但自信還是令他卻充滿豪情,自認是一隻驕傲孤獨的鷹,且視阿爾巴尼亞人是粗野落後的.但很快他的驕傲就被混亂的挖掘工作打亂,不僅夜不成眠,甚至惡夢連連.在逐漸的釐清了一些戰爭真相後,內心防線在慢慢潰退,從墓碑上刻著為祖國犧牲的妓女的,、那本紀錄逃兵時期生活的日記,橋頭碉堡犧牲的士兵案例中,都顛覆了將軍與讀者對於戰爭曾經的認知.義大利法西斯,這個絕對的主題並沒有被Kadare加以運用或刻意的抹黑,相反的他只是以一個侵入他國的軍隊這個角色來看待入侵者,畢竟發動戰爭與入侵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不會因為它是法西斯或是號稱仁義之師而有不同,那位妓女並不是因為入侵他國被槍殺,而是因為入侵了他人的家庭被槍殺,她來阿爾巴尼亞只是最為軍妓,只是一個可憐的弱勢,為了生活不得已,誰知道即便從娼也能有情感上的真實歸屬,無奈對方是戰場上的敵人.至於那位寫著日記的逃兵,不過是一位在戰役中潰退找不到部隊,最終因威思考戰爭意義不想回部隊的年輕男孩,他沒有傷害誰,頂多只是對於磨坊主人女兒的遐想而已,磨坊主人的兒子是游擊隊員本來應該視他為死敵,卻還是收留了他,給他溫暖與關懷,連敵人都善待自己,卻布料槍殺這名年輕士兵的其實是自己人,恐怖的藍色營,到處屠殺槍決敵人,甚至是自己人.因此日記男孩根本稱不上是在戰場光榮陣亡,但他也不該有這樣的結局.而那些戍守大橋的陣亡者在遭伏擊時才明白,他們平日貪汙下來換酒喝而交換送出的子彈,正是被游擊隊收購而回過頭來殺了傷了自己的源頭,而這是戰場殘酷真相所異於過往所知的,未曾深入,不會明白,且與想像大不相同的過程.

     將軍出發前一直想尋找的Z上校的骸骨,除了官階,還因為這曾是Z上校家屬的重託,Z上校在他的其母親和妻子眼中是個戰鬥英雄,視格前途曾經被看好的未來軍中領袖,與前面所寫的那位逃兵截然不同.但當將軍參加當地婚禮並隨著習俗共同起舞時,被一位老太太尖細的哭聲打斷,老太太痛苦咒罵後扛回一個袋子,袋子裡正是將軍心心念念搜尋不到的骸骨.原來這個多數人眼中的軍中龍鳳,未來的指揮官,其實不但手段殘酷,甚至於毫無人性.20年前正是這個Z上校殺死老太太的丈夫,並順道強姦了她14歲的女兒,女兒回家後投井自殺,但這位Z上校一次強姦還不滿足,當天深夜又去了女孩家裡試圖再次作惡,卻遭到老太太的伏擊而死.得到了苦苦尋找兩年的Z上校的骸骨, 將軍卻將裝著Z上校骸骨的袋子踢到了橋下,因為當他知道Z上校所有戰場作為的真相,他開始對自己的任務產生了質疑,甚至於因為剛開始輕蔑的言行,隨意地亂舞,自以為是的論點而在真相接露後感到羞愧,感到崩潰,他回憶當初如何組織這些新兵把他們送到戰場上,而開始質疑戰爭的意義究竟是如何?是光榮還是恥辱,骸骨墓碑上放的該是鮮花還是狗屎?他以為戰爭過去了人們就會淡忘掉,隨時間磨光了仇恨與思念,可是戰爭的親歷者們誰能忘掉了這段記憶呢,不僅僅是阿爾巴尼亞的普通農民,工人,勞動者,不慣是那些受害者,還是那些犧牲在田野的游擊隊員,包括義大利所有士兵的家屬,還包括Z上校他的母親,妻子,甚至於將軍自己,誰能忘記戰爭的慘痛,除了那些位曾親身經歷者以外.

    這本小說很特別的沒有以阿爾巴尼亞人的主角觀點來寫出戰爭悲痛或戰事殘酷,而是讓一個敵人的將軍來進行公路式的回顧.除了挖掘出隱藏在骸骨中的故事與秘辛外,那位斷肢的中將,熟悉阿爾巴尼亞人卻經常與將軍唱反調的軍中神父,也展現出了他們對於戰場的記憶與痛苦.但在當代的官僚體制,與戰後人民的遺忘下,那些回歸社會的傷痕逐漸地像是存於現代世界的天然墳地裡,若無人發掘,這些悲痛與殘酷如骸骨般終將沉默於不知名荒野的地下,或是隨著人逐漸逝去而消失於空氣裡,使得許多新的一代對於戰爭存在某種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作者在空間的跳接與轉換中有著自己關於生與死的嚴肅觀點與看法,但並不是教條的販售,算是值得一看的作品.以上.

破碎的四月

 

破碎的四月(Prilli i thyer,Ismail Kadare)

    "破碎的四月"是Kadare於1978寫就的,就內容來說相當簡潔,精彩,帶著高度諷刺性的黑色故事.文本充斥憂鬱氛圍,在高原的背景下更顯荒涼孤絕的人文探索性

    青年喬戈在哥哥被射殺後,承擔了為兄長復仇的任務.依據當地的"卡努法典",喬戈在任務完成後將有一個月的喘息,簡稱休戰期,在此期間對方的家屬不能再找他復仇."破碎的四月"就是描述他在這個月內的經歷.在這一時期,他先去向統治阿爾巴尼亞北部歐羅什高原的"王子"繳納血稅,隨後無所目標的在外閒晃,等著一個月休戰期結束時返回自己的村子迎接對方的復仇,他在路上遇見了自首都地拉那前來高原旅行的作家巴西安,和他的妻子迪安娜,他被迪安娜的美麗震撼,隨後踏上尋找迪安娜的旅程,就在停戰期即將結束的時刻,他聽聞迪安娜就在附近急忙沿著大路向前追尋,被等候的仇家當場射殺在高原的主幹道路上.

    之所以取名"破碎的四月"是因為喬戈為兄報仇是在3月17日,從當天起到4月17日為休戰期間,對方家族的人不能在此期間找他麻煩,所以他的四月以17日為界,之前是隨他意想怎麼過就怎麼過,但過了休戰期,他就要面臨在一個神經緊繃,隨時處於被殺狀態的時空裡.這小說是作者的觀察投射應該也是感悟,我們前篇"H檔案"寫過Kadare在上世紀90年代移居法國,是因為阿爾巴尼亞的政局陷入紊亂,當時某些偏遠地區甚至有恢復"卡努法典"的傳聞,看了"破碎的四月",就會知道小說使用"卡努法典"的企圖是在諷刺沒有法律,統治失能的意思,因為卡努法典從小說呈現出來的一種極端的恐怖,失卻人性,一種獸性生活的全面展現,意味著就是毫無法治觀念的暗喻.

     小說一開始便是喬戈於遠處瞄準仇家的場景,快意恩仇,似乎輕鬆自在.但這是一驚駭的故事,在阿爾巴尼亞北部的歐羅什高原上,流傳著一個殘酷的習俗,假如一個人被殺死,他的家人就必須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此捍衛家族的尊嚴.但是若別人殺了家人,你手刃復仇如此天經地義,當你復仇成功時,不同時也產生了另一段新的仇恨,對方的家人也能報仇?!於是這種流血復仇機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來,代代相傳,所以當喬戈復仇完成,他也準備被人復仇.讀者在此已經預見了"卡努法典"的荒謬性.

     但這個故事最大的荒謬性不止於此.喬戈身處的貝里沙家族和科瑞克切家族的仇恨,是喬戈的父親告訴他的,而那也是父親從祖父那裡聽來的.根源則是七十年前一個冷颼颼的10月夜晚,貝里沙家接待了一個上門借宿的客人,按照歐羅什高原的卡努法典,來訪的朋友相當於神的地位有高於一切的尊榮,貝里沙熱情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客人離開,依據習俗貝里沙家的人需將他送到的村邊界,正當要分手離開,這名客人卻被科瑞克切家的人襲擊開槍打死.依據法典,貝里沙家有為客人復仇的義務,否則全家便會遭到當地法典執行單位懲罰,嚴重到若不按法典執行復仇,甚至可能會有貝里沙家人被執法單位殺掉,因此貝里沙家族不得已就陷入了與科瑞克切家族循環復仇的死結中.喬戈的哥哥就是雙方仇怨中被打死的第22人,他自己則將是第24人.

      作者透過了旅行者對於高原的景色的觀察與描述展現了法典的殘酷,冷血.來自於首都的作家巴西安帶著未婚妻來此旅行,原先對此是帶著好感的.巴西安推崇法典,他自豪地對妻子說:"不管它有多麼兇殘無情,我依然對一件事情堅信不疑.它是地球上誕生的最有紀念價值的憲法之一,我們阿爾巴尼亞人應該為我們制定出這部憲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認為法典是以憲法形式寫成的一部偉大的神話,是世界性的財富.新婚旅行的作家巴西安一直熱情的給他的妻子講故事,講述高原人的血族復仇習俗,及每個相關的故事,以及這種習俗所依據的卡努法典,但他講述這個故事的結局可謂完全失敗.一方面是他對故事的敘事內部性解釋遭法典詮釋者助理的推翻"你的書,你的藝術,它們都散發出來謀殺的氣息.你沒有幫助這些不幸的山民做點什麼,而是幫助了死亡.你尋找崇高的主題,你得意洋洋,你到這裡來尋找能夠填補你的藝術的所謂美麗.你並沒有看見這種美麗其實是殺人的.你鼓勵整個民族去演一場血的戲劇,而你和你的女人卻在車廂裡津津有味地欣賞",另一方面,是他期待的聽眾迪安娜,從完全依從到逐漸懷疑到拒絕接納他的故事,迪安娜沒有把巴西安的經驗融合到自己之前的世界中,甚至相反的,她選擇了採取超越的作為,用實踐去推翻這個神話法典的存在,這就是迪安娜試圖闖入庇護塔,以及移情於她只有一面之緣喬戈的心理轉折.從文本的描述中,我們原先看到的是奇景特意的高原色彩,但當人們旅行的逐漸深入,貧苦山民的生活,破爛的房舍,用具,聽著一個又一個荒誕的血仇復仇家族的故事,再見景物的深思,這高原上的農田超過一半經常性的荒涼休耕,任其荒蕪,原因竟然是執行復仇的人為了躲避被追殺長期的居住在庇護塔,因此完全不能耕作,相對的那些暫時不想復仇的人則是拼命耕作,但目的只是為了害怕復仇完畢之後需要長期的躲避在庇護塔無法耕作沒有收入,食物,因此需要預先準備好一筆資金才拼命地耕作,如此經年下來,因為復仇彼此殺戮又減少了許多能夠耕作的男性人口,因此此地的破敗,貧脊,荒涼固然有它自然的成分,但更高的因素是源自於卡努法典呈現出的殺戮殘酷本質所造成的.因為有了寫實的經歷,執法者真正的吐槽,妻子的離心,加上嚴酷的人物與環境真相對比收稅執法者的任性,豪華的相比,完全的摧毀與打擊了這位原法典的稱頌與支持者.

      另一個隱藏性的意思則來自這對新婚夫妻.貝里沙家族無端的涉入了血仇復仇循環是因為來訪的客人被殺,而這對自首都來的夫妻不啻正是高原上的客人,在客人與神同階的法典習俗下,這次的客人並沒有帶來仇恨,而是像個真正的神一樣帶來了喬戈瞬間的幸福.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僅被那一頭瀑布般的栗色長髮和面容吸引,並從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客人對他的悲憫,同情,喬戈身上壓抑許久的自我,與人性被喚醒了,回到家後他對父親說,在他剩下的日子裡,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嶺,其實,他很可能只是想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中去尋找那曾經一瞥的美麗眼神,"她的那種眼神是他在睡意矇矓的狀態中唯一不消融的至寶,存在於他的內心裡,如同丟失的不發光的鑽石一樣".喬戈不願成為庇護塔中苟活於世的一員,而是踏上了追尋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尋美麗和光明的不歸路,雙方的生活在那匆匆一瞥之後便發生了奇特的交織.迪安娜被醒了對當前情感的懷疑與自我,不再以巴西安的話語為天下唯一準則,而巴西安的幸福則將經歷了一次嚴峻的震盪考驗.迪安娜原就是個內心善良的女人,當巴西安向她解釋山民手臂上佩戴的黑絲帶的含義,並且誇耀"你能夠碰上在自己身上帶著死亡記號的人群,如同樹林裡刻有砍伐標記的樹木一樣"時,她會深深地嘆氣.與喬戈偶遇的瞬間,他的目光讓迪安娜經受了從未有過的震撼,面臨死亡的處境或者是異常的英俊喚起了她的遺憾,她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眼淚.當法典詮釋者助理直言不諱批評巴西安的書散發著死亡氣息,在死亡中尋找崇高的主題時,迪安娜終於走進了庇護塔,她可能是要去尋找喬戈,也可能是要去探究血仇者的真相時,她已經成了另一個人,返回首都途中巴西安已經明白她變成了另一個人:彷彿只是一具軀殼,靈魂留在高原上了.但讀者可能會問:巴西安呢?他也對法典有了新的體悟與看法嗎?!.

       高原法典的殘酷,首都存有的浪漫幻想假象的無知作家,當地荒謬不羈的傳統,喬戈沒能走出四月,巴西安與迪安娜又何嘗不是如此,雖然整個故事被"法典"瀰漫,但作者呈現想要的無非就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景象,除了復仇與被復仇,還有許多不知所謂的平民,還有那抱怨血稅減少的統治者暗喻:荒涼.以上.

H檔案

 

H檔案(Dosja H.,Ismail Kadare)

     上次看的巴爾幹半島民族的歷史就是為了準備閱讀當地的小說.首先選的阿爾巴尼亞的作家Kadare,這位作家的作品國內都沒有翻譯出版,市面上的繁體本都是香港的出版社翻譯的,手邊有的幾本"H檔案","破碎的四月","亡軍的將領","雨鼓"則都是簡體譯本.

     "H檔案"並不是Kadare的最著名的作品,但先看它是因為它與我閱讀的巴爾幹民族史與Kadare作品的特色間交集最顯著的一本.它一方面展現出一種阿爾巴尼亞返祖歷史的追尋,即"希臘主義"的某種情結的延續,另一方面展現出Kadare對於阿爾巴尼亞專制政權的特有諷刺,對國家統治與人民言行集體荒謬的惡感.Kadare小說大致上有兩大類題材,一大類是訴諸歷史,借古諷今,主要原因是Kadare專業本就是學歷史的,另一大類則是以阿爾巴尼亞的專制統治為題材.在柏林圍牆被推倒後,蘇聯解體,整個東歐進入被解放的狀態,阿爾巴尼亞也跟著那波潮流,但是初期貪腐,政治不彰,產生了許多混亂的怪象.1990年10月,因為阿爾巴尼亞政局激烈動盪,Kadare不得不尋求法國政府的政治庇護,移居巴黎,並開始改用法語寫作.不過,卡達萊並沒有中斷自己與阿爾巴尼亞的聯繫.

      兩位美國來的愛爾蘭裔學者到阿爾巴尼亞尋找史詩之謎,他們想破解這些流傳千年的民間詩歌在歷史長河裡是如何的變遷,詩歌的內容如何與幾千年前相同,或者相異,產生這些變異的原因又是甚麼?這兩位思慮單純的愛爾蘭人怎麼也想不到簡單尋訪史詩的舉動,竟然會被阿爾巴尼亞政府當成是要來進行間諜活動,因而受到嚴密的監控,Kadare筆下N城的官員自總督以降全都動員起來,他以輕鬆詼諧的手法顯出這兩個初來乍到的學者在每日平靜的探尋吟遊詩人,對比於緊張兮兮又充滿神經的官員窺探,猜測,監視的好笑舉措.而且文本從頭到尾,兩位學者都未曾發現自己全程整日的被官方監視,只是覺得似乎居住的地方哪哪都有老鼠出沒的疑惑?文本輕描淡寫透露出這個專制政體的運作,思想的陳舊落伍,觀念與知識的封閉,用誇張帶些諷刺的語法描繪出一張張滑稽的嘴臉.N城總督總是幻想著各種文匵報告的措辭性,他的妻子因為丈夫的性無能整天幻想著一段浪漫的婚外情的發生,甚至是對那兩位學者間的意淫幻念.外國公民的到來,無異於在這個落後封閉的小城投下一顆重磅炸彈,正是通過放大N城民眾對這件小事的關注度,將阿爾巴尼亞的政權,政治組構,運作的低效,無能直白揭露出來,雖然小說中的阿爾巴尼亞被安置於1930年代的王國統治時期,但其矛頭卻直指當代專制社會,小說在諷喻的同時,也加入對民族問題的關注,透過討論荷馬史詩的歸屬問題,牽動出巴爾幹半島動蕩的政治時局與民族矛盾,最後錄音機被隱修士所毀,其原因是這個機器會將古老的歌謠圍起來,把它們囚禁在裡面,這一方面諷刺了民眾的愚昧,竟將現代新科技產物視作妖怪,同時也點出了動盪政局下暗藏的宗教衝突.最後,以尋訪為目的的兩位學者,其故事反過來譜寫成了一首史詩,記載於報端,史詩的傳誦是一股民間力量,它自發的完成歷史講訴藉此展現出史詩可能較歷史檔案更為真實的作用與意義,它是一種自發的力量,將真實記錄進唱誦中,隨後代代流傳,且有自我修正錯誤與遺忘的功能.

      作者使用兩個愛爾蘭人來追尋荷馬史詩的作用,表面看來只是一種單純的安排,但其實剛看過巴爾幹民族史的我很容易就聯想到"希臘主義".特別是文本裡的兩個國家人民,及阿爾巴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同時的主張自己對於荷馬史詩的繼承正統性,這很容易引發我前時在閱讀該區民族史的內容回憶,透過一種民族追溯與尋根懷古,找到新國家成立或新民族崛起的一種依託.然而此處使用的是"荷馬"這位人物,雖然對這個人名因為教科書的關係有些熟悉度,但其實我們壓根就不認識這個人,應該很少人知道荷馬其實是位盲人,談到荷馬便會直接聯想到"伊利亞德"與"奧德賽",但教科書沒寫的是這些作品可能根本不是荷馬所作,它只是類似於吳承恩,或羅貫中那樣的人物,把流傳的古詩或平話轉錄記述成當代的文本的中介角色而已.文本中引用"伊利亞德""奧德賽',但這兩首是談甚麼的詩歌呢?簡單說就是"暴君","戰爭"與"英雄",一方面是藉此諷刺阿爾巴尼亞的政治,與統治階級呈現出的狀態,其次則是藉由史詩呈現出過往歷史的真實樣貌的程度可能更勝於其他實體的文獻文本的功能,因為文本可能在時代摧殘下毀於戰火,真正的歷史情況可能因此就不維後人所知,但是詩體可以透過吟遊詩人來傳誦,一地接著一地,一鄉接著一鄉,一代接著一代,縱使其間可能因為個人原因爾偶有誤傳,誤植,或部分失落的,但大體而言透過歌謠的方式保存,比實體文本更能經過時間的摧殘與實體的破壞,甚至戰事的洗禮,你看連盲人荷馬都能將特洛伊戰爭的史實就這樣記錄下來,它豈不是比正史文本更加值得讚賞?!作者有藉此作品向這種史詩傳播方式來致最敬禮的意圖.

     Kadare的作品大致上篇幅都不長,應該也都藏著暗諷與各種可能的隱喻,"H檔案"呈現了這種特質,同時也呈現了一種有趣詼諧的風格,並沒有它實體反映的嚴肅事件那樣呆版,是一本貼近用喜劇風格來呈現嚴肅問題的作品.以上.

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王明珂)

      書有個吸引人的名字,即使不想看,也會好奇甚麼是"毒藥貓".它指的是某個能施妖術或變成動物害人的女人.當某個人或女人被旁人視為是"毒藥貓"時,眾人便有"正義正當"的理由奉旨將他或她殺死,因為眾人會恐懼若不先殺死"毒藥貓",將來必為"毒藥貓"所害,這就是毒藥貓理論.至於被指為"毒藥貓"的人是否真的能變成動物或施法害人根本不重要,無關宏旨,更不需要是事實.透過指涉他人為毒藥貓便能開啟以正義之名正當殺人,武力相向的藉口,而這正是現代社會暴力,與恐懼的一種表現,相對於"路西法效應"是源於統治階級的指令,以法之名執行暴力殺伐,"毒藥貓'更尋求於公權力體系外的親族與社群私人的暴亂力量,此兩種暴力引發來源便是我們在維琪政府或其他極端統治裡會見到的現象.

      當然,現代社會不可能出現指稱某個女人是毒藥貓的事情,一方面是教育普及,初級的科普知識讓人知道人幻化成貓或動物生理上的不可能.一方面是相對過去的性別意識抬頭所致.但"視某人為毒藥貓"的這種行為並未消失,是以另一種型態出現.為某些人貼上標籤,然後再以此壞標籤有害社會為名,將其殺害或是入獄.或者這麼說"指稱某人為毒藥貓的行為"的並不止於作者王明珂做田野調查的川西羌族村落裡,也不只在近代的1950年代,它應該是個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這本書的概念挺重要的,在現代社會裡能"領頭帶動眾人指稱某人是毒藥貓"的必然是有話語權的人,政客,媒體人,名嘴,作家,出版人可能是貼人標籤,創造毒藥貓最容易且最頻繁的人.而具體如麥卡錫主義時期的各類污衊案,又如戒嚴時期指涉某人是潛伏的"匪諜"或現在流行貼某人是"中共同路人"標籤,就都是"毒藥貓理論"的真實呈現,因為接下來便見到啟動殺伐他或它的工具了.

      重點是為什麼會有"毒藥貓理論"的現象?答案是"恐懼","利益分配","純化與同化"三種因素交錯.從上面的"諜","同路人"等名詞可以看出一個關竅,它都屬於敵我之間的一個中間物,它實體大抵不在敵方,而身處在我方,或是敵我交界的地帶,而人們畏懼於這種中間物,或是恐懼於中間地帶亦敵亦友參雜可能衍生出的問題,這些應該都是延續王明珂老師關於"邊緣地帶"研究的延伸.所謂的邊緣地帶研究大抵是這麼來的,那些處於兩個部落,族群,社群劃分界上的人或人群,可能因為血緣,地緣,親族,文化,習俗等種種原因,是不可能如它們各自的中央地區的人身分那樣涇渭分明的,在邊緣地帶間兩邊的人,可能按某個標準,兩方是不同人群,不同族,不同社群,但是按另一個標準,兩方卻又是同族群,同親族,甚至是共祖先.但是這種多元混雜的身分在中央地區裡的人看來卻是可疑的,危險的,潛藏傷害自己的殺機與因子.這裡所說的部落,族群,社群可以是早期所涉及的只以地理位置劃分為主,也可以概換到今日為虛擬的,想像的各類身分的差別,比如階級,文化,政治,國族.因此邊緣地帶研究可以從王老師關於漢蒙交界,漢藏交界,定居農業與游牧交界的實體分界等研究,到文化,姓氏,族裔,政治等虛擬想像上的各種身分交界,有混居的實體邊緣地帶,自然也有混合血緣的人,或是混合的文化,習俗,宗教的虛擬物界,所以敵我的邊緣未必在地理邊緣,它也可能就在地理上中央地帶發生,而害怕的是敵人敵對觀點,身分,政治,文化等突破邊界,恐懼於它的可能攻擊汰換,便是"毒藥貓理論"產生的源頭:恐懼被殺被消滅,所以要先下手為強,藉由地利人數多之利,消滅少數的"毒藥貓".

       "恐懼"只是其一.牽動製造產出"毒藥貓"的理由之一更是為了"利益分配"的搶奪.因為即使處於邊緣地帶,他們與在中央生活生存的人仍然共享同一資源,利益,包括權力與經濟利益,土地,別人少拿自己就能多拿,既然處於邊緣地帶者有一個說不清楚的身分,可疑的言行.既然生在同一地理,國族體系下要爭奪資源分配,又有這樣的一個眾人對"毒藥貓"恐懼的心理在徘迴,這個說不清的身分就是很好的殺伐藉口,加上毒藥貓常被視作是與主流社會無關的"女人":既代表弱勢,又表現出少數的特色,自是最容易被消滅,壓迫,而將其利益擠出,搶奪的對象,自然可以被某些人拿來運用.而這裡還有一個文化指涉,在羌寨村中的毒藥貓通常是一個"女人",這是因為在田野調查裡,羌族的女性有特殊的服飾做為區別本寨本村人與它寨它村人的功能,透過服飾的限制,女性無法遠離自身所居的社群,因為某村服飾的特殊性到了鄰村必然被視為是外來人,也就是邊界之外人,容易被堤防,排擠,因此女性難以走出村界所在,能全身心的完成男性規定的家裡重要的農事,家事,因為只有做好這些才被視為是一個標準的好女人,同時又因此明顯的被區隔在該村主要正式的政治,社會,商葉活動之外,其實她的存在原本就是男人眼中的"異族",必須提防,因為從田野的調查中,這些女性都是從上游的鄰村嫁來的,在沒有忠誠證明根據之前,仍是被懷疑可能是有問題的,基於利益或安全理由都是.因此,"毒藥貓"的現代社會替代可以說是上述羌寨原始男性社會壓迫女性毒藥貓的另一種託辭,形變,或說用雷同的方式讓那些邊緣地帶的人穿上類似村寨女性特有服飾的"外衣",藉以顯示出他們與其他人的不同,雖然不能因此讓乖乖地從事農,工,商業或規定之事,但讓人知道他是毒藥貓可以藉此提醒其他人,遠離此人便免與他接觸可以讓自己更安全,且可以因此讓毒藥貓遠離關於主要的政治,社會,與商業活動,與決策利益.是利益分配下避免可能被外人瓜分下而執行"毒藥貓理論"的必然做法,只是它由單純的女性身分轉移到其他人的"身分畫分"上去了,本質上都是壓迫與阻隔的概念而已,為了安全恐懼,與利益分配的獨佔.

      第三種因素維"純化與同化".藉由限制女性的行動,保住了他們"貞潔"的可能性.當然目的不是甚麼高尚的.因為在羌寨坐落的位置分布上,本來就存在一種他們自我認定文明進化的程度排列,上游接近藏族交界附近的社群被認為是愚蠢,下游貼近漢人所在地區的社群又被視為是刁狡.強調其中一重要背景為村寨各家族的血緣純淨概念,在村寨生活中,男性父系家族的純淨觀念非常強,深恐自己的血緣被上游的"蠻子"和下游的漢人污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純淨主義?主要就是資源太緊張,大家都要維持生存資源的邊界,也因此要維持家族血緣邊界,族群之間也一樣,越是資源緊張,越要強調邊界,而村寨裡面也不是鐵板一塊,認為始祖為兄弟的各個家族,彼此親近,合作,但又區分,競爭,有敵意,在純淨主義的氛圍下,當外面的壓力加大,村寨裡面各個親近人群之間的敵意也會增加.而代換到今日,這便是極端國族主義所宣揚的那種形式,"清除","毀滅"猶太人,圖西人,或是印尼華人.因此毒藥貓多數是女人的暗示潛藏著這種血緣純淨的概念,同時毒藥貓傳說中可以殺死丈夫,兒子,但是絕對不會下要殺害自己母族的父兄,這隱然就有某種"敵人"潛伏的概念,更擴大的解釋便是若不消滅她,就會被她背後的社群給消滅或同化,所以毒藥貓的存在便是一種隱隱地豎立起敵人就在不遠處,必須提防小心的警醒標誌.

       透過田野調查,王明珂發現在親近的鄰里生活中,大家對外界"蠻子"的恐懼,造成內部各家族群體間的不安與矛盾,化解危機的一個辦法就是,找一個代罪羔羊,大家集體施加暴力於她,如此群體又能團結起來,外界壓力也因此得到消解,這就是藉由尋找代罪羔羊來凝聚團結,因此"毒藥貓"的產生大抵上的目的在於促成一體性對外的村寨或社群,因此有所謂"無毒不成寨"的說法,意思就是毒藥貓固然可怕可惡,但是一個村寨裡沒有毒藥貓可是不行的,那將必然維持不久.毒藥貓傳說是在孤立的村寨生活中,人們對"邊界之外"的猜疑和恐懼下產生的集體暴力現象,但他們對毒藥貓的集體暴力,不過就是閒言閒語,沒有對這些女人施以真正的肢體暴力,更不曾殺害她們,在西方社會,女巫傳說也很普遍,歷史久遠,但真正獵女巫,燒女巫也是特例,只在特定時代,特定地方才會發生.這種發生在人們封閉的村寨生活中的集體猜疑,恐懼與暴力,並沒有成為過去,而是化為各種狀貌存在於當代人類的社會與國家裡,找尋"毒藥貓"的觀念並沒有消失,在對外邊界分明,對內講求成員皆純淨如一的人類認同群體裡,國族,民族獨立的尋找與建立始終都存在著定義與搜捕"毒藥貓",並且對毒藥貓是以較羌寨殘忍幾萬倍的手段來虐殺毒藥貓.這種人類恐懼,猜疑與暴力的產生模式從未消失,網暴,或同溫層都是這樣的產物,始終不變.

      在內外壓力不斷加大時,只能找一個代罪羔羊來消除緊張了,但"毒藥貓理論"與代罪羔羊還是不太一樣的,代罪羔羊在他人眼中被認為就是一個有罪者,及罪惡的根源,因為可能人們根本沒能力找到真正的罪惡或恐懼的來源,只好找一個替代羊作為標的.但是"毒藥貓理論"就不同了,人們其實是明顯知道真正的大惡,與自己心中恐懼的敵人是誰,它在哪裡,但是人們不敢越界去找"正主",於是便在自己的領域範圍內或邊緣地帶製造出一個"待罪羊."中,而這理論一個重點是,認為人們心目中有"內部的毒藥貓"和"外部的毒藥貓",並認為兩者可以相結合,人們把身邊的女人當作內部毒藥貓,其實是因為他們害怕遠方的毒藥貓,而又常常把兩者聯繫在一起,藉由憎恨外部毒藥貓而痛恨內部毒藥貓,而常見到內部毒藥貓的言行時,又加深他討厭與痛恨外部毒藥貓,如此兩種惡感相互強化,於是原來在羌寨中沒甚麼大不了的毒藥貓,到了文明世界反而成了十惡不赦的絕對"毒人".

      我們前面讀過劉仲敬關於"民族發明學"的觀點,其實透過王明珂研究的邊緣地區政治現象就大略可以猜出提出"民族發明要接近真實才越可能存在"的概念基本很難實踐,邊緣地區的混血混居永遠是讓民族發明切割不完的"春風",它代表的就是不純淨不接近真實必須再切割,產生新的民族,所以最終可能就是走向"個人""個體"而已,因為只有我自己對於自己來說是最純淨的,無危險的,連像羌寨這種幾十戶人家的地方都要弄個"毒藥貓"來增加生活上的困惑與猜疑,更大的社群又該如何?"毒藥貓"產生的本質是對於邊界之外人事物的恐懼,那麼越多的邊界,是不是就會有越多的恐懼,越多的"毒藥貓"?而這個邊界不一定是實體的疆域邊界,也可能是文化的,習俗的,性別的,政治的,國族的,或乃至連消費品牌的都能創造出一個敵我分明的邊界.而現實的世界裡,自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到烏克蘭在近十多年內連續戰爭,不少新的移民合法或非法越界的都有離開戰區進入歐亞其他國家裡,而移民往往成為這些被進入社會的邊緣人,他們是社會暴力的受害者,在受排斥與猜疑的情境下,移民社群也容易成為製造新的恐懼,仇恨與暴力的溫床,各國內部亦多有因此在階級,世代,民族,政黨,宗教或教派等分界上發生衝突問題等之各種人群矛盾與衝突,所以毒藥貓看似只是村寨的小恙,但實際上反映的確是人類社會的大問題,明明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卻不能只以地球人的名義活著,既無奈也好笑.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