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島與半島

 

島與半島(劉以鬯)

     "島與半島"臨時插進來,作者依舊是劉以鬯.這本小說與"酒徒","對倒"不太一樣.這本相對平凡,不玩結構,情節也並不曲折,故事更是通俗簡單,一個家庭發生的瑣事.小說原先也是在報上連載,竟高達60多萬字,連載時間與小說故事時間基本重疊,1973到1975.但小說要到1993年才正式出版,那時作者將原先的60萬字刪減成10萬多字,可以說這樣簡短比較符合故事.

      故事是以一個香港家庭沙家,沙凡,與妻子及一對兒女的日常生活構成."島與半島"清楚地說的是港島與九龍,1973到1975呢?這時間有實意義,它是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一方面能說是世界大勢對於港市的影響,另一面則是由它引起的油價,物價上漲的效應對於個體,家庭生活,乃至社會的影響.小說嘗試透過小人物的平凡事來展現1973年至1975年香港的經濟衰退和股市風暴,藉此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腳.人物是虛構的,歷史卻是真實的,透過藝術真實表現生活真實,是這部小說的意圖,但這並不能稱為歷史小說,也沒有過多的後設,畢竟只是連載當時偶然的一個靈光吧.

      在那3年中和所有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一樣,正是經濟衰退十分嚴重的時期,處境極為困難.在石油危機的衝擊下,香港經濟發生了巨大的波動,出口市場萎縮,工廠開 工不足,小廠更是紛紛倒閉,失業現象非常嚴重.加上從1973年起,股票市場大幅度下瀉,跌去市值七成以上,恆生指數從1700以上跌到250點,而金融業和房地產也相應吹起一片淡風,弄得整個社會人心惶惶,香港經濟毫無增長將近整整兩年,更為嚴重的是政府部門的貪污舞弊和社會上的暴力罪案,使得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了巨大的威脅,沙家的日常生活顯出的正是這種社會樣貌.

      平時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的沙凡,即使在股市大跌自顧不暇的情況下仍一而再,再而三接濟自己的親朋,希望使他們度過難關,轉危為安,但幾乎都無濟於事.經濟危機引發了個人對於前途的各種可能遐想,甚至憂慮.因此平常略嫌精算甚至有點吝嗇的沙凡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必須忍痛向上司送了四百元的大禮,但最終當公司必須進行裁員時,上司絲毫不考慮到他曾為公司創下的業績,無情解雇的沙凡.沙太作為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在通貨膨脹,物價騰翻的時代裡,只本能的在柴米油鹽精中打細算,但往往適得其反,比如為了未雨綢繆而大量買進高價的廁紙,最後不但虧大了,還查出買的廁紙根本是冒牌貨.她為了在限水期內儲存用水而購買過多的膠桶最不但沒地方放,當二手貨也賣不掉,只好全當垃圾筒處理.至於兒子沙勇,則是一個脾氣衝動執拗怪異的小孩,非要跟家裡對著幹,後來不是在街上遇到劫匪被搶光了錢,就是受不良文化習俗和風氣的影響,做出了不雅和反常的事情來 ,以致引起全家人的驚慌失措.最後還做夢去當調查員,為了錢忍氣吞聲,卻被人以為是壞人,而屢遭驅逐,所幸棄職回家.至於小妹沙娟因為年紀尚小,尚未被現實摧殘過甚,但可能也是因為家人屢屢的不好遭遇,使得她夢見了香港竟然發生大地震.那是一場極其可怕的地震,一家四口因此而倉皇逃竄,待到奔至山腰回頭一望時,只見山下的高樓大廈,在地震中紛紛倒塌,連地殼也裂開了.房屋.車子,樹木,畜生'同時跌入裂開的縫隙,那是一個可怕的深淵,彷彿最年輕的一員都能感受到這種因為經濟帶來的全社會不安狀態.這小說雖然寫實,而起有些"俗",就是看一家人整天在小事情上鬧脾氣,夫妻"打嘴鼓",父子動不動嘴上不饒人,意氣用事,簡直是載比幼稚的,但是爭吵的無非就是颱風天能不能出去玩,該不該買某個東西來送長官.那些討論經濟狀態,朋友借錢炒股,或是給予老友是否回港就業,創業的建議,都相對日常,沒有甚麼重要事件,或強調甚麼特定的社會意義,考慮的就是好不好過生活而已,在這點上,它以雞脫離了前兩本的身分問題,走向了專注生活面.

      臨時插這一本,或能夠跟後面那一本做個比對,後面預計看的是香港三部曲,屬於歷史小說."島與半島"的特色是由日常生活,或新聞所擷取的題材.它反映的是經濟衰退下的社會樣貌,而平民是不可能高談闊論過生活的,他關心的往往就只是拉屎後有沒有衛生紙可用,會不會隨時停水停電,買個股票希望能夠賺點錢,上街部會隨時要擔心被搶劫.無奈的1973到1975的香港社會樣貌透過沙凡一家呈現出來,這算不算是歷史小說呢?還是一個單純寫實小說?過去的寫實難道不就是更貼近歷史的小說嗎?從這個層面與角度,雖然它比較簡單,既沒太多曲折情節,又不玩新結構,但是卻是在作者感乎"個人"感受之外,真正的對某個年代香港社會樣貌一番真實的觀察,我覺得還挺重要的,至少從當下的感覺就是如此,它沒有過多個人價值觀設定,甚至比許多歷史小說要好多了.以上.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對倒

 

對倒(劉以鬯)

      這本挺奇特,目錄頁就幾行,<對倒>短篇小說,後接<對倒>長篇小說.原以為應該就是蒐羅兩篇無篇名小說的集子,事實還真是兩篇,不過卻是同一篇小說,都叫"對倒".短篇是長篇的修剪版.長篇"對倒"原是登在報上連載的,連載結束要印單刊,作者將10多萬字的長篇濃縮為2萬多字的短篇,濃縮的目的一方面看來更簡潔,主要是為了讓主題更突出."對倒"這個詞整個小說文本都沒有出現過,只在主角淳于白回憶小時情景時出現"南溫泉的小學生向郵局集郵組購買紐約版貳元郵票,購得中心倒印大變體,成為華郵大珍品之一",查閱了一 下才知道這個東西就是對倒:一正一負對倒相連

      外型相同而對倒的圖樣,從中間摺起來,就是完全一致貼合,但偏偏它倆就是分離,只剩郵票間的鋸齒相連,也就形成了完全不一樣的狀態.這具象很好說明了這個故事,不,應該說這本小說的結構.若從兩位主角交集來說來說實際上它是個沒有太多情節的小說,它講述的是一個老先生淳于白,與一位女孩亞杏某一天的生活,他們就像這對島的連體郵票一樣,那麼相同,卻又完全不一樣,唯一面對面的交集就是在戲院裡比鄰而坐看了同一場電影,但也未曾搭過話.

      但鋸齒相連絕的"對倒"不只同場看戲而已,事實是這一天的生活裡,女孩差點撞上剛搶完金店的劫匪,老頭子也在不久後路過那裏聽人說其劫案,老頭在飲食店看著一位父親教訓自己正在哭鬧的孩子,而這一對父訓子的場景在戲院票口重演時,恰好女孩也在那裏.女孩看到了賣馬票的,有了番自我發財的奇想,老頭也看到同一個賣馬票的乞丐興起卻是另一種錢不值錢的追想,老頭路遇老友邊閒談憶舊邊吃了頓豐盛的酒樓飲食,女孩則不幸運地遇上了討厭的亞財,吃不下母親的晚餐.女孩見到了車禍場景,老頭隨後也看到了受傷之人.到了晚上女孩做了個恐怖的夢,老頭也做了個夢,卻是一場春夢,也就是一前一後,雙方在當日經歷了太多相同的狀態,亦步亦趨,看見一樣的事件,景物,甚至遇到同一群人,然猴這些人事物各自誘發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反應與想法.是以,能從長篇改為短篇,"對倒"代表象徵性的意思不變,結構如此,只是圖形變得更簡潔.

     淳于白跟亞杏在當日的確從各個方面都形成了"對倒"狀態,這是結構的,但若從時間軸來看,就更有意思了,亞杏是個未滿20歲的女孩,尚無婚配,連男友都未曾交過,也不曾出街工作過,鎮日閒晃.淳于白則年過60,靠收租維生,不需再為五斗米折腰,早已離婚,兒子在美.此時若將人生比喻成上山下山,亞杏在這一頭上山,淳于白在另一頭下山,,它們各自離山腳與山頂的距離是一樣的,形成了對倒.對亞杏來說向上看,長長的未來看不到盡頭,後面的起點才剛剛經過,所以望峰不回頭,但是對於淳于白來說,向下看一路到底已經很清楚,沒甚麼好看,只好頻頻回顧過往來時的美景.對稱而又相聯.淳于白是老年,而亞杏是少女.淳于白坐享房租收入而不用謀生,亞杏則生在非常清貧的小戶人家.淳于白靠回憶過去活著,而亞杏則靠幻想未來活著.淳于白的回憶是灰色憂鬱的隱含著各種情懷際遇的,而亞杏的幻想卻是簡單透明而又極其庸常的.他們都喜歡攬鏡自照,殊途卻同歸,淳于白有無限回憶,但現實裡已一無所有,至少沒有未來,因為他的所有都在過去裡.亞杏有無限幻想,同樣也是一無所有,沒有看見未來的能力,只能幻想,現實正向她逼近.

      亞杏是土生土長的青春少女,不讀書,不做工,整日沉溺於幻想,聊以度日,幻想做老闆娘,幻想嫁有錢人,幻想中馬票時該如何買房買車,該怎麼請佣人,怎麼學煮菜,幻想成為大明星.就算只是看到街邊牆上張貼的招紙,她都會想"我會不會嫁給一個開工廠的老闆?如果他是工廠老闆的話,我一定反對貼街招,他可以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可以在熱鬧地區裝霓虹燈,可以利用電車或巴士做宣傳".每次幻想自己未來的另一半時總是很英俊,一定要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倫狄龍.看到販售馬票的中年男子,又想著要是中的話,我就可以快快活活過日子了,在服裝店裡看中意的幾種新潮裝一下子就可以全部買來了.能買三層新樓,兩層在旺角,一層在半山,自己與阿媽住在港島.旺角的兩層則交給阿爸收租.每每照鏡子時,她又無法克制的認為自己比陳寶珠更美,沒有理由不能成為電影明星.自己比姚蘇蓉更美,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紅歌星,而她想做紅歌星的初衷也僅僅是遐想著會有許多像柯俊雄,李小龍,狄龍,像阿倫狄龍那樣英俊的男人來追求,這些男人會送大鑽戒,這些男人會送大汽車,會送大洋樓,這些男人會送很多很多東西.亞杏的幻想與她的現實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亞杏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每天中午出街,要到深夜或凌晨才回家,沒有人知道他在外邊做些什麼.而當支撐全家的母親也逐漸捉襟見肘,要去找亞杏的姨媽借錢從而應付房租,活在明星夢裡的亞杏完全不能體會,面對母親做好的燒肉炒菜心,豆腐煮魚,亞杏表示已經吃膩了,當母親問她想吃什麼,亞杏只裝沒有聽見,不答應,她想起的卻是魚翅.

      相比之下,這位外來客淳于白來港近30年,當亞杏想起魚翅時,他正吃著石斑,白灼蝦,鮑翅,正跟老李談炒樓炒股,當他看到賣馬票時感嘆20多年前中馬票可獨資建新樓,現在中馬票買山頂一個單位的新樓也不夠.當他路遇遭劫匪搶劫的婦女先是躲得遠遠的,還不如亞杏一時興起的勇敢.如果他倆都是算是香港人,香港在他們眼中可是不一樣的.對老頭來說,香港的一切是鏡子,他看到是香港的自己,反射的卻是上海的自己,他只能在鏡中找皺紋,找回憶.對於女孩來說,香港是水晶球,她看的是自己,未來的自己,想像中的自己,亞杏的爛漫在對倒的淳于白那邊成形了一種天真,但這種天真在越來越多的高樓,越來越高的房價,越來越多的人之前越發蒼白,因為她只能去工廠當女工,在母親的要求下,儘管有各式的想像,她終究現在還沒嫁給有錢人,還沒人找她出唱片,還沒人邀她演戲,在現實裡她的無力與淳于白差不太多.兩個主角都生活在香港,一個是外來的流亡者,一個是本地新生代.一個是年長男性,一個是青春少女,一個富足一個貧窮,一個反復回望過去,一個時刻幻想未來.過去和未來的兩個面向都是對當下現實的厭棄,不能滿足,現實之為蒼白,貧瘠,混亂,淪落,前者是大斷裂下的脫軌,後者則是價值的潰敗與迷茫.

      淳于白的過往是不可尋的家族,國族,他是被舊日被連根拔起四散飄零的個體,他已成年,習慣,傳統背在他身上留下了記憶,像古代大家族的子嗣,他自動成為某種的文明承載者,自身的包袱或它者的包袱.而亞杏是年輕的無根族,唯一受到的影響就是香港商業文化所創造的新價值觀,是影視,時裝,是俊男美女,是一切的物慾最高級.她沒有傳統,沒有過去,也能說她沒有傳統文化,更沒有它背後的文明,連父母的辛勞或詭異都不在她的中心,她的愛欲全是資本主義創造出的本能衝動,她沒有深度,更不會想到意義與文化的東西,慾望出於匱乏,她沒有淳于白的包袱,卻也沒有任何根基,所以她可以夢一樣的到處巡禮,卻不知苦難就要來了.同樣的,淳于白的兒子去了美國,也已經父子疏離不再來信,甚至連聖誕賀卡也沒有,這似乎也是一種後殖民暗示,無根族的飄零,淳于白的傳統,包袱也就只能停在這裡,再下去將是大洋彼岸另一個故事了.所有的包袱都會被棄,只剩物質主導的新興宗教清洗一切,在這個地方持續下去,樓越來越高,房越來越貴,這是兩代香港人在時代裡完成了價值轉換,這是香港,就歷程來說,由酒徒老劉到淳于白逐漸走向消逝,這應該是作者對自身經歷投想的情境演變.

       雖然短篇就能表現出"對倒"結構,但長篇的補遺也挺好的,對於人物的深度與立體化提供較多助力,且多了點故事性,閱讀感受也不差,我是覺得兩篇都看也無妨.這種精巧的結構安排後來在電影上常見到,劉以鬯當年以此為體雖然不容易,但缺乏傳統意義上所謂的"故事",可能會比"酒徒"少了點大眾讀者吧.以上,


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

酒徒

 

酒徒(劉以鬯)

       上月書選的稍硬,本月換點不一樣的.但也有個主題才好,於是預先蒐集了這幾本,包括劉以鬯的"酒徒","對倒",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西西的"我城",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黃碧雲的"盧騏之死","後殖民誌",韓麗珠與謝曉虹合著的"雙城辭典".香港人自身視角的人事物為題,以上大致如此.但應該不會一口氣全看完.所選雖關於香港,卻也不能真正表現甚麼.除了小時候看的西西,就只讀過黃碧雲,陳冠中,梁文道寥寥幾本.真正看多的反而是香港的影視作品,那些沒名氣的作者被改編成的影視,至於金庸,倪匡,他們寫的都不是香港吧,起碼我看的就只是武俠,科幻.沒有左派作品,首先不知道有那些人?都寫過些甚麼?其次是厭惡那種寫作目的,同理,本地出版社投射自身政治立場所選編出版關於香港的書籍也一概沒選.

       某日經過電視機旁,看見正在播映1980年末期的香港電影,剛好聽到"大圈幫"一詞,隨口一句"這些30年前逃港的編劇,導演竟然看不上後來逃港(此時不稱逃港,而改稱偷渡)的人",當然坐在沙發前看片的人沒理會我說的話,動作片緊張比政治有趣.影視上大圈邦是如此,那些"表哥表姊"系列揶揄的就更厲害,相比今日港人北漂,移民台灣,畫面對剪時光回溯可能很諷刺(具體可拿1980代港星在金馬金鐘獎台上說粵語畫面,對剪2022年港星在對岸衛視綜藝節目用國語話表演,這些都是各自年代的港星頂流,具代表意義),但這種影視作品其實有它的紀錄意義,它是人們曾經的觀點,看來有點實用主義,傲慢或屈就都能自如,當然裏頭不乏參雜有政治意圖,可畢竟也只是其中因素之一.於是興起這樣的念頭,想看一下人究竟是何種奇怪的心靈生物,觀點的挪移又是如何?人浮於事,又有甚麼是必然正確的?.

       "酒徒"是一本多面向的作品,利用文本中的三個字"謀稻梁"能說明主角與香港的選擇,表面寫人,實際上寫的是一群人.從現在觀點看,故事有點俗套,但其實是因為後來的作品或模仿或抄襲,我們的這種看多影視與文藝作品者後設視角的錯覺而已.劉以鬯筆下1960年代初的香港,"酒徒"反應的是他眼中的香港,投射的他自身的故事.一個出身上海歷經抗戰流離逃難的落魄文人於戰後隻身定居香港,他以寫小說為生,寫的是嚴肅文學,帶探究與理想性,過去在上海,重慶尚能以此為榮自立,但到了香港卻不一樣了,這是一個沒有嚴肅文學立足的地方,電影產業發達,出片數全球第三,但是說到文學,小說,除了那些內容刺激香豔的黃色小說,畫刊畫報外,就是新興的武俠小說,其他類小說嚴肅文學,詩歌,短篇一概沒有立足之地,因為文字換不到錢,於是這位主角開始了一趟懷疑之旅,從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對專心致力嚴肅文藝的懷疑,到對嚴肅文學功能的懷疑,陷入苦悶,開始喝酒,酗酒.販賣文字收入本就不高,不時需要買酒更是花盡了多數的稿酬,在需要錢下不得已他也開始寫起武俠小說,寫起黃色小說,如此改善了他的物質生活,卻沒有改善他苦悶的狀態,沒錢固然令人難堪恥辱,但寫他過去完全看不上眼的下流小說,更令他自覺難堪.一個落拓文人可以去兼職粗工,販商,老師,走卒並不以為恥,但一個嚴肅文學的作者一旦開始寫下流的通俗,甚至是庸俗作品,竟自覺罪無可赦!?文人斜槓不過是戰時為了生存需要,但是一旦寫下違心之作,那就是毀滅!於是開始了各種的自我矛盾的想法,行為,乃至最終的悲劇.這是整本"酒徒"所話的一個疑問?也就是一開始所引用的"謀稻梁".

      "謀稻梁"最終不但成了一種成就了一種酒癮,還成人們眼中的"酒徒".這是說主角呢!但你說他的主角其實是劉以鬯觀察到的香港人,與香港又有何不可呢.主角是個經常醉酒,清醒時經常不知身在何處,醫院,陌生女子的房間,還是賓館,若有似無的感情,看似君子,卻偶爾也有下作的念頭.而被稱為意識流的內容,個人以為這是作者再以一種詩意的文字展現潛藏主角心中理性的觀點.而這些正經八百,又帶點教條意謂的內容,包括對於嚴肅文學的看法,作用,對那些世界知名作品,作者的崇敬嚮往,追隨,如夢似詩的生活在他的身體內部.但是外在必須以假性的酗酒蒙蔽自身的清醒,否則便無法輕鬆的生活下去,便要苦悶到每一個角落,無處躲藏.於是主角一面鄙夷為生活謀稻梁的偶遇舊友,崇敬麥荷門的傻,但自己卻也只能效前者而棄後者."前衛文學"雜誌是他的目標,也是他能力所在,但他知道結果,也看到麥荷門的能力限制,終究只能是不上不下,只能為金錢所汰換,嘴裡說的是天下無敵,但自身只能無能為力,以嚴肅文學的程度來說仍不夠.這是"他"主角藉現代文學的創新精神想在窠臼的香港通俗文學打開新路的夢想,但他自己都無法養活自己,何必再談高論,讓他人與自己都陷入困境.於是這位逃難到港的中青年的經歷發展自然也成為代表這新一代港人看舊港人生活的狀態的感悟,他也想評價,他也可能不懂,看不慣,看不上想批評,可是連自己都活不好了,還批評什麼呢?還能有甚麼說服力,不如加入當地早已發展出的通俗小說,甚至是庸俗小書的行列,加入當地普遍"謀稻梁"的生活價值觀,成為真正的當地人,但即使如此思維,還是不行,只能勉強維生,就是想成為香港人也不得,因為精神狀態不一樣,過往逃難生活的經驗與曾經在上海經歷的價值觀操控著意識,明知廉價的舞女身上找不到真情,卻還是頻頻的眷顧,現實與理想各有所求間的衝突,終於成就了另一個神經病,然後他以為喝酒能夠解決問題,加入了通俗大軍就沒問題了,正像有錢了就能解決問題的"謀稻梁",雷老太太不明白都給了三千元,怎麼新民就突然不是新民了,她不心疼三千元,問題是給了,還在喝酒,連自己是新民都不知道了,雷老太太不能用錢解決問題,主角也不能用酒解決問題.酒的毒,與謀稻梁的毒各自的沉淪繼續下去.

       我們可以讀到小說中酒徒對戰爭的回憶,當他面對動盪不安,戰火連連的歲月時產生了一系列意識的流動.在這種流動的意識中,我們可以回到更久遠的年代裡. 酒徒來到香港的大街上以眼睛窺探香港,聽見了嘈雜的市井聲響,看見了熙來攘往的人群為了生活而奔忙.他還讓酒徒走進了藝術世界,一個酒徒曾經長久痴迷其中的世界.現實和夢境來回交織,意識拽著酒徒的衣角,卻也不停的將他拉回現實世界.作者不是意義上出身於香港的作家,他有過其他城市生活的經驗,一個具有啟蒙思想的文人,面對60年代的香港,"酒徒"所反射的是一個有觀察能力看見社會弊病,卻只有深深的無力感的一員,在這個異常繁華的都市逐漸靠向金錢和利益,文學,音樂,繪畫,電影等藝術逐漸走到了邊緣, 文人那種面對現實的茫然無措便是當時作者自己的真實感受.

       面對酒,無能為力,面對錢,無能為力,面對生活,無能為力,都只能隨波逐流.這本"酒徒"與我原先想的不一樣,看起來似乎是通俗小說的題材,但是實際上"酒徒"光是文字一項就是相當好的,我前面寫以"詩"般的文字,但是又不矯造,故事看起來有點像以前專寫落榜秀才賣文章,或去依附青樓歌妓吃軟飯的香豔章回小說情節,但實際上卻又不是.它隱藏了一個大時代,與在這個時代變遷中無力改變生活狀態的小人物遭遇.是寫實的,也是前進的.以上.


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

 

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Suicide of the West: How the Rebirth of Tribalism, Populism,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is Destroying American Democracy,Jonah Goldberg)

    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以5比4的表決正式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表面上它是一個關於婦女權利範圍,或州法與聯邦法間的扞格的爭議,但其實在背後,它反映的是關於"國家",這個角色管理範圍的意義問題,墮胎究竟應該是個人權利,抑或是只有國家能有權決定?!.

    "西方的自殺"其實是一位保守主義者"Jonah Goldberg對於美國當下的白左社會狀態,與對由川普崛起後引法效應的觀察回饋,及憂慮.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從自由觀點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自由相當脆弱,可以在短短一個世代之內完全消失.自由無法繼承,每個世代都必須為自由而不斷奮戰,不斷地捍衛.每個人一生只能獲得一次自由,一旦失去自己曾有的自由,便永遠不能復得",剛當選州長不久的演員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67年說這話時,可能只是無意識的場面話.也可能是他如本書作者Goldberg一樣早就看到了人了列根本性,人性本能中存在著總是想違規,為惡挑戰當前部落規範獲取更多好處的基因,因此,即使今日取得了自由,民主的政權制度,習慣,也可能在新一代的人手裡被毀去,重歸混沌.

     Goldberg更一步的將此意延伸為"如果人們以為文明衰敗的歷史只不過是菁英腐敗的歷史,就很容易誤以為有問題的是那群菁英.很多民粹主義就都因為這種幻想,而認為"人民力量的革命運動"(people-powered movements)可以免於陷入富人和權貴的罪孽與誘惑.但菁英也是人,如果菁英會出問題,其他人也會出問題.即使沒有菁英,只要社會大眾開始腐敗,文明還是會死亡.".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推測在作者那裏可能懷疑現代自由的衰亡正是源於人民大眾的腐敗,特別是當群體的集體認同強大到某一程度時,就會開始鞏固自己人的利益,這種由個體劣根性所滋生的集體腐敗現象,正是他以為美國正走上自我了結的路徑上.

     以上大約就是本書試圖表達的觀點.不過做作者當如不像我一樣提供簡單的因果對照.他採取了較大範圍的論述,這些論述雖然存在著作者自思的內在邏輯性,但本書想提的旁枝太多,引典,講故事,又試圖插進不少定見,以致焦點都模糊了.但是本書有一個優點,為過往其他著作所無,就是以前只要是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者,或思想家想表達觀念時,總是會參雜太多的學術御用語,或深度哲學,以致嚇跑了許多的讀者.這本書常見作者用比喻,且用來比喻的故事都淺顯易懂,給一些沒耐心讀重度語言邏輯者閱讀倒是挺適合的.不過就一個保守主義者,讀者起碼應該先知道,他是販賣自由主義,古典自由意識主義,推崇市場,個人主義,小政府,對於左派的大多數主張是不同意的,只是在本書裡除了左派外,他還增添了新的不同意,那就是川普主義.

    人性本能?這在英文書名的標題裡其實沒有直接表示,而是"Tribalism, Populism,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暗示,即部落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與身分政治,若用更白話的方式來講人性本能,那就是"區分你我",有了區分同部落,同主張,同民族,同身分,便可找到同類取暖,集合並誅殺異者拿走他們的財產與所有.在Goldberg爬梳的歷史這種"區分你我"的而延伸的族群衝突或身分政治問題一直都是人類群居生活的主要型態方式,即使到了今日也未曾改變.大概作者也曾閱讀過James C. Scott的書籍,或至少與他有類似的思考路徑,人類的發展從個體的出現,到不得已搭夥形成小團體,部落,原先都是為了更有效率的個體安全防護,於是由摘採,狩獵,游牧,而成了定居生活,發展農業.農業生活除了天災,疫病外,最重要的人為災難有兩種,一是坐匪,一是流寇,這兩者其實行為並無差異,都是搶奪他人財物,殺害他人性命為生,差別是坐匪是從團體內部產生,流寇則屬於團體外部人員.後來人聰明了,與其聽任坐匪定期來搶,不如直接給錢讓坐匪來掌管團體,於是坐匪就轉型以國家或政府的樣貌與角色出現,讓他們行為變得可預測,同時可用他們對付流寇.雖然說有了國家型制,有了法律可以開始進行更有效,文明,與穩定性的生活,但是人的天性基本上未曾消除,只是改以其他方式,比如思想,工作型態,收入,愛好等來"區分你我",謀求在團體內的上升,或與其他團體對抗,這種人性本能始終不變.

       在人類出現團體,部落,乃至國家以後經歷了幾萬年,物質生活的進境始終緩慢有限,直到最近300年才有了飛躍的突破,在經濟上發展出資本主義,自政治上形成自由民主,Goldberg稱這種發展是"奇蹟".有了作者筆下的這個奇蹟的發生,剩下全書的論述只在講述一件,這個奇蹟很重要,它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成果,它在三百年發展中所創造的人類文明,發展,是過去那種生活狀態遠遠不及的,因此必須要珍重保護珍惜它.或許這個奇蹟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與它所創造的成果相比,與其它非奇蹟主張的成果相比,它都值得人們持續的奉為人類制度與生活的圭臬,特別是在美國,因為這個奇蹟最早的一部份是在英國出現,它後來跟著移民新教徒來到美國後再形成奇蹟的另一部分,可以說人類的這個奇蹟即使不是完全由美國發明,但至少它是因為美國而得以完善,得以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的大躍進,因此Goldberg對於當下美國社會"反奇蹟"的各類運動與現象大表反感,而提出這樣與那樣的描述,批判,呼籲,並稱那些反奇蹟的人是在自殺.

       作者筆下"奇蹟"與過往的生活有個很大的分別.簡單的約化那就是:經驗V.S感覺.將其延伸就是:理性與浪漫,再延生下去就是:權利至上與感官至上.作者在書裡踢出了兩個人為這兩種生活型態意義的代表人物:洛克與盧梭.這兩人都是啟蒙時代17,18世紀的人物.約翰.洛克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主張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麼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約翰·洛克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並主張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行政權與對外權的統一,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所以推翻羅訴韋德案,在自由意識主義眼中無異於宣告了國家權力的手伸進了婦女的子宮裡而反對此觀點,但就保守主義而言,可能因為它隱含著支持立法權最高性,加上保守主義對自然狀態的主張而同意此觀點,由此可知,即使是同為自由主義者仍可能有其主張的分歧).洛克的精神哲學理論通常被視為是現代主義中"本體"以及自我理論的奠基者,他是第一個以連續的"意識"來定義自我概念的哲學家,他也提出了心靈是一塊"白板"的假設,認為人生下來是不帶有任何記憶和思想的.盧梭認為擁有知識是壞事,一切知識的根源都是邪惡,天文學源於迷信,辯論術源於仇恨,幾何學源於貪心,物理學源於虛榮,藝術源於奢侈,法律學源於不公義,歷史源於暴虐,乃至倫理學亦源於自大,所以他主張人不應該追求知識.對於盧梭而言,擁有知識令人變得虛偽,自從擁有知識以來,人就變得彬彬有禮,習慣對其他人有禮貌,而導致缺乏美德的人,表面上亦看似擁有美德,這樣不單止令到所有人都因為遵從禮儀,而不敢展示出真正的自己,亦令到人難以真正認清其他人的真面目,真誠的友誼,真正的敬意,亦因人心難測而不復存在,而懷疑,恐懼,冷酷,戒備,憎恨,背叛,就一直隱藏在禮儀背後.他認為人有了知識,人就不再問其他人是不是正直,但會問其他人有沒有才能,評價一個人的價值,因而只取決於擁有知識,而忽視其他美德.他同時認為人的一切不幸都是源於過多的欲望,一個幸福的人是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盧梭崇尚情感,認為情感高於理性,他認為理性會敗壞人類道德,使人變得冷漠.盧梭認為,人類最初處於原始的"自然狀態".在這個時間,不存在私有制和不平等,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無法得到公正的解決,國家是因訂立契約而產生,人民是制訂契約的主體,由此他提出"人民主權"的思想,國家主權不能分割,也不能轉讓,一切主權的表現和運用必須表現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能高於法律.

       "人性白板"與"人性本善"應該是洛克與盧梭思維出發點的不同.因為"人性白板",個體的經歷與集體生活或部落,國家生活帶來的東西是甚麼都會塗在白板上,因此人類需要學習,理性,判斷甚麼東西能留在白板上,甚麼該去掉,透過經驗找尋好的結果,價值,出路,社會透過理性,試誤,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相反的因為人性本善,原初狀態的人心是好的,後來經過知識,社會,群體生活,國家洗禮,人的善就會被掩蓋,人心就會越來越壞,自然狀態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獸性狀態,好人是因為社會的出現才有的,自然狀態下,常有個人能力無法應付的境況,必須通過與其他人的聯合才能生存,因而大家都願意聯合起來,人們聯合在一起,以一個集體的形式而存在,這就形成了社會,社會的契約是人們對成員的社會地位的協議.兩種出發點的不同,形成:個體與集體,理性與浪漫,科學與感官,制衡與專權等從個體生活到財產權,政治制度需要的不同,也因此本書其實在說明兩種主張的不同,一種是奇蹟:即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另一種是除了前一種主張的其他主張.Goldberg蕤在人類歷史中只有以洛克思想為基礎的"奇蹟",與其他源自盧梭社會契約論概念的"區分你我"的部落主義兩種而已,包括社會主義等左派,民粹,國族,民族主義都與吼者有關兒語強調個體自發性的洛克較遠.形成強大個人與強大的社會兩種主張的根本性差異.

       因為訴諸強大的社會,強調集體形式的存在,去化社會加諸的心靈污漬,所以部落主張,不論是部落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國族主義,民族主義都需要推動販賣一種共同的情感,以便於"區分你我"形成凝聚的共同體,但是這種訴諸情感浪漫,感管至上的方式往往最終因為無法控制而形成一種暴力動亂的來源,法國大革命或是各種可見的種族屠殺,皆是它們實在的表現.而這現象在美國的歷史已經再三的重演.以至作者強烈的批評了包括左派民主黨與川普現象的產生,在他的觀察中這種創造集體的情感歸屬的煽動是透過生活的與政治兩條路徑,政治上自20世紀初由威爾遜所創造的"行政國家"可以說是作者眼中的大惡淵藪,從前面的論述知道美國是以立法權為國家最高權力來源,威爾遜透過行政命令創設許多繞過立法權的機構,這些機構能單獨立法與懲戒違法者形成"自由專斷權",脫離了美國建國者原本美好的主張,讓美國政體失去原先監督與制衡的設計.其次,透過內在區別包括種族,階級,意識形態情感的差異並強化這種差異讓它透過大眾生活來發揮影響力,創造各類的怪物,創造原始的部落觀,正義觀透過影視文化來影響集體,訴諸浪漫主義,感官至上,加上本書作者信仰的保守主義對LGBTQ的終極反對的價值觀認為傳統美國家庭觀念已被進步主義者所主張的跨性別主義給消滅了影響,以至於現在讀美國價值與美國夢精神在他眼中已經被摧毀殆盡.從集體政治到個人選擇已經沒有一樣不是已經走上了歧路而不自知,也就是身分政治,區分你我必然的老路.

        Goldberg認為奇蹟是一種不可逆現象,它是一種奇蹟,也應該是輝格史觀式的,儘管他沒有言明,但從文字中,我們看出他認為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迄今最大的成就,即使它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或是其他外溢負面效益,也不該因此改變它的基本地位角色.反觀那些作為挑戰或提出批判的不論是左派民主黨,或是川普主義不過都是回歸部落主義老路,訴諸人類不穩定且可能毀滅的情感認同主張,最終都只能給人類帶來混亂與毀滅,會讓社會重回到三百年前的靜止與乏味狀態,讓政治會到混亂與戰爭,那是不切實際的枯坐遐想,是毫無理由的自我毀滅.當然這最後論述都幾近於信仰了,讀者是否願意買單,往往也受制於個體的思想與經歷,這裡的不再重複.

        這本書雖然充斥著一些作者個人的信仰與價值,未必皆能被讀者同意.但有一些觀察觀點寫的不錯,比如他用每天生一顆金蛋的雞的故事來說明左派主張者的心理問題,以及潛藏的惡念,個人認為是相對犀利簡潔的觀察,說明"毫無來由"的情感正義是如何操控人心,有它可觀可斯之處.至於書的本體,還是需要讀者對那些相關的古典主張有一些基本認識,否則部分內容難從文意上理解,加上作者的條理鋪陳有點亂,論述重點常常跑掉,很容易一下就有不知道在看甚麼的紊亂感,這點是缺憾,以上.


2022年7月24日 星期日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Escape From Freedom,Erich Fromm)

   "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而是存於我們自身的態度,內建於我們的組織和制度,使外在權威,紀律,規範和對外國領袖的依賴佔了上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内在於我們内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擁有表達思想的權利這件事,只有當我們擁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

    以上藉由從"逃避自由"文本中節錄的杜威與佛洛姆的說詞,應該是最能展現個人對本書最重要的感想.一個連自我都無法清楚認識,對自身的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人,又有何能力談辨別其他人事物,或解決其他問題.透過"論不服從"已經大致對於佛洛姆研究領域的各種主張有了粗淺的認識."逃避自由"這書名一看就是與"論不服從"一脈相承的.不過這本書對於個體自由的意義,困境,與相關歷史演進有較多篇幅,對於人間"逃避自由"的現象相關的解決之道有更細部的意見,如何從消極的自由轉化為積極的自由.但這些都算次要的,雖然它提供我們從"論不服從'後能自行腦補理解自由範疇的眼界,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我們不要言說而無作為,明知要抗拒權威,卻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行為是與之相悖的去追尋那"逃避自由"的捷徑,"逃避自由"此書更將這種束縛個人精神狀態的樣貌,進一步的擴張論及到政治上的集體行為拋卻民主擁抱威權卻不自知到慘狀.

    這種逃避自由捷徑的心理機制是,放棄個人自我,並將自我與外在的某人與某事熔接在一起,以獲取自我所欠缺的力量,佛洛姆從西方歷史的爬梳中得出了這樣樣貌.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社會開始呈現為掙脫中世紀神權束縛和封建制度下所形成階級固化的對抗過程.他認為在中世紀的社會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不存在個人自由.在如此的時空裡,人與自然和社會保持著某種緊密聯繫,是如不能分割整體的存在.個體的生活,地位,乃至思想,價值觀也是被自身的出身鎖定穩固的.宗教革命後,個體化有了新的自我意識,逐漸切斷了中世紀社會所形成的個人與外部世界的初始紐帶,從而使其成為獨自分離的個體.這一進程給了個人物質和精神上的自由,然而卻讓他失去了初始紐帶與自然環境相連專有的歸屬感,安全感,使他感到日益加深的孤獨和疲憊,為了克服這樣的孤獨感,人就產生了臣服於某個權威或某種高於自己能力存在的衝動.試圖透過新的紐帶來重獲歸屬感,這就是"服從"權威的來由,找尋依賴慰藉,也就是逃避自由,這種新的追尋固化的個體與行為,也是當代極權主義和人性異化的淵藪.

      在佛洛姆的論述裡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中是缺乏如今這般的個體自由,職業身分與政治的固化,形成穩定不變的結構.這種結構嚴格限定了每個人的社會身分,地位.這樣的狀態雖讓人失去可調整與改變的機會空間,但同時也給個人保障和安全感,至少人不用為自己的前途,命運擔心,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一切都是固定的因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帶來新的衝擊,除了文藝與各路思想的興起,路德與喀爾文等人的主張一方面讓個人在情感宗教信仰上找到直接面對上帝的支撐,脫離教會的制約,所謂的去依賴,並獲得了在中世紀沒有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宗教觀點引導人們的歸屬感,引入了罪人個體直面尋求救贖,依靠,慰藉的需要,因欸個人的能力是如此渺小,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上帝,這樣的觀點後來便形成一種人民"救世主"的需要情懷,影響著歷史的進程.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使得人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獲得自由,新的產業,科技,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升,打破了中世紀個人僵固的職業與生活狀態,許多人可以解此某到更好的機會與收入,富人更富,產生了部分的階級移動,更形制了許多中產階級的躍升,但這樣自由經濟狀態同時也讓某些人陷入了孤立無依的境地,主要是低階的農工階級,在技術不能改善,資本不如人之下,造成他們的痛苦,超長的工時,工廠單調的折磨,引起失落,不滿,憤怒,絕望,對於社會的變化有一種不甘的念頭,這種念頭與上述救世主的情還後來共同形成了西歐的災難:法西斯主義的緣起病因.在經濟需要成為重心後,競爭代替合作,個人奮鬥取代了社會固化繼承,傳統的精神支柱已被摧毀,而新的支柱尚未建立.自由曾是一種解脫,現在卻帶來新的壓力,讓人惶惑不安,孤獨,恐懼,焦慮和懷疑.讓人與他人,甚至與自己與都變得疏離.在競爭中,自由像沉重的負擔不堪忍受,使人心生恐懼,產生逃避它的念頭.逃避的方式有二,或者是控制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力量,它的變態形式即虐待狂,另一類人則放棄自己的權利,屈從於外在的強權以獲得保障,它的變態形式即受虐狂.這兩者正好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由此,似乎法西斯獨裁的出現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本來以為開放的新世界中,自己的決定終於能取代曾經的權威力量,但其實也只是受了社會某種無意識力量需要的支配,這種無意識的支配力量透過生產,透過利潤追求,透過現代消費需求逐步的沁入人心,慢慢的形成所對人的隱形統治,而它壓迫人心的本質與靠暴力的外在權威壓迫並無二致.在外在權威中,個人尚能透過獨立性,自覺,或偶能靠己力觀察破解.但在這種資本主義消費現代性所構築的的權威中,命令甚至命令者都自檯面消聲匿跡,看不到壓迫,也看不見壓迫者,人在自然的無意識中臣服於新型威權,在政治上可能是法西斯主義,是納粹,而在生活上可能是無止盡的新商品,新物質的瘋狂追求.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佛洛姆首先將心理學上的"動態適應"與"靜態適應"分開. 所謂的適應市面對於靜的調整,靜態適是一些簡單的類似機械學習的行為,不會對人的其他行為產生影響.而動態適應則使人在適應環境的同時,改變了自身的性格特性,進而改變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行為.由此,佛洛姆發現了經濟基礎與經濟需求對於人格塑造將發揮作用,不同的經濟需求依賴不同的人格結構來作為生產力,因為社會的強大力量塑造了人的行為模式,產生了動態適應,這種適應會使人產生新的行為發展,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作用.適應現象在宗教革命與資本主義改造的社會裡,隨著社會需求與結構的變化,也產生了新的作用.宗教改革主義者的人格結構來源於中世紀後期的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萌生的商貿關係裡.資本主義創生的生產力與工作型態給予人們新自由的同時,也使許多人變得疏離,焦慮,進而引發了“超我”的懷疑與忿恨.而當時社會還沒有形成足以抵禦這類負面效應的繼發紐帶,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進一步加劇了人的孤獨感與無力感,因為個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中一顆螺絲釘,也就導致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 佛洛姆用他在心理學方面的觀察概括了在此情況下人們逃避自由的三種方式.第一就是權威性格:施虐狂和受虐狂式的人格,以及由此導致的權威主義.施虐狂作為一種舉足輕重的性倒錯現象,其本質特徵就是控制.這樣的人常常在夢中夢到戰爭,兇殺等現象,做愛時喜歡對對方動用牙齒.其本身對權力有一種不可遏制的需求,對這一種人來說,他的人際關係只有控制和被控制,而且他會把這稱作“愛”.他鄙視無權者,崇拜有權者,恨不得五體投地,匍匐在上帝的腳下.希特勒是這種人格的典型.與施虐狂相伴而生的是受虐狂,他們沒了領袖就不能活,跟施虐狂處於一種共生關係.通過這種控制與被控制,他們能克服這種難以忍受的孤獨感,重新成為社會的一份子. 第二種方法就是毀滅性格:破壞性衝動,這種破壞欲根植於人的無能,他們不能創造性地使用客體,只好用破壞性地使用客體,來掩蓋自己無能的事實,使自己獲得巨大的滿足.其本質也是為了逃避孤獨,因為感受不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存在,他需要用這種方式來刷存在感. 第三種機械化的順從:也就是我們的社會中常常出現的現象,佛洛姆把這叫做機械一致性.這樣的人從小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整天戴著面俱生活,失去了察知自己情緒和興趣的能力,成為社會模仿的螺絲釘.有的人看見別人健身,爬山,環島,追星,自己也興起同樣的行為,產生了無意識的仿效行為,社會上普遍的品牌意識,僵固的政治意識信仰,大體都源於這種機械化的順從.

     這三種顯露的逃避自由的行為徵象,它的運作背景是人的無意識.表面上個體確實擁有自由度,但其實這是一種自由的假象.權威力量導致了人們的逃避行為,或讓人產生強迫性的遵從行為,孤立的個人從而變成某種機械人,喪失了自我,卻同時仍有意識相信自身是自由的,並只服從於它自己.這種服從權威的假個體化是源自服從性格.而讓人失去自由的服從性格的創造依照佛洛姆的看法它從兩種力量而來,一是來自"教育壓迫性",一是"碎片訊息解構整體性".教育是個矛盾體,它一方面在講究標準答案,步驟,方式的形式上毀掉了人們思源的多元性,與創造性,特別是對於兒童,另一方面又因為講究相對主義我呈現的客體性,而使得真理的追求成為笑話,沒有甚麼不能稱之為"道理",犬儒主義與懷疑論扼殺了思考的可能性,使得批判性思維成了笑話,成就了學生服從性格.而另一種癱瘓批判性思維的手段就是毀滅個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結構化印象,讓人不從整體性上去看事情,那事實就會喪失具體特質,只剩抽象與量化的意義,政治操控的媒體,或是商業力量佔據的傳播機構出版品都是這種力量的提供者,長期在這種解構式,碎片式,影像串接式的環境裡生活,多數人早已失去深層思考與提升自身觀察事物時高度的能力與需要,既然所見差不多,又有主要媒體操控者在旁加以碎片解構自圓其說帶領意見催化,自然讓多數人逐漸地失去思維的自主性,養成了服從大眾媒體意見的性格,殊不知這大眾媒體意見,也只是特定團體的特定人的意識觀點而已.

     逃避自由固然不行,但是即使理解了現況力拒,也只能回到消極的自由,這又導致新的束縛:人類無可避免的將陷入新自由通往新的依賴的循環?這樣的狀態在佛洛姆那邊自然是不樂見的,於是他提初"積極的自由":自由的第二個面向.積極的自由強調自發性,透過實現自我與做自己來獲得自由,哲學家相信人可以單純地透過領悟來達成自我的實現,"理性能力"能壓制生物性,而實現健全的人格,才能展現情感與域性上的潛能.換句話說積極自由就在自發性地展現出完整且健全的人格.

     當然光是靠由消極的自由轉化為積極的自由是不夠的.這本"逃避自由"出版於1941年,而"論不服從"出版於1981年.從這兩本書所呈現的格局差異,可以看出一些在"逃避自由"之後佛洛姆的研究後續.因為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帶來了異化問題,與"逃避自由"的新人類,除了個體心理外外,從生活面去改善一個的生活水準,讓他脫離對於物質的不停追求,也是改變這種"逃避自由"的新人類的手法,所以,他為什麼會去研究馬克思,談人文主義的社會主義,談人最低收入,其實都是圍繞著解決"逃避自由"這個議題延續下去的,這是讀者應該能夠推想得出的一種過程現象.其次,在本書裡為什麼作者要以納粹主義,以希特勒,以德國曾經得過往來說明理性主義的消解與服從性格群眾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為他是猶太人,一方面是因為這絕對是逃避自由中曾經出現的一個最大負面影響力到曾經毀滅世界的一個例子.做為一個讀者來說,你應該能馬上從德國的歷史聯想到近幾十年民主發展至今所產生混亂的異象,不說相似度太高,起碼應該隨時懷疑那些告訴你"逃避自由"成功運動事例的人,他也可能就只是另一種隱藏的權威者而已,因為那不是你自發性思考後的結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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