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葉斯的博弈：數學、思維與人工智能

 

貝葉斯的博弈：數學、思維與人工智能(La formule du savoir : Une philosophie unifiée du savoir fondée sur le théorème de Bayes ,Lê Nguyên Hoang )

       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在早期通常只在初級統計學書裡談推理統計的某個段落會被提到,或是管理學書裡談決策時也會順道被提出來,但往往只有一兩頁,交代個公式,也就當成是學過了,因此除了以此為題的專書外,長期都處於被忽略的狀態中.直到機器學習成了新的顯學,它居然也順勢被從冷衙門給拉了出來.貝氏推論應用在許多的領域中,包括科學,工程學,哲學,醫學,體育運動,法律等. 1950年代後期開始,貝氏推論技巧就是電腦模式識別技術中的基礎,現在越來越多人將貝氏推論和以模擬為基礎的蒙地卡羅方法合併使用的應用技巧,因為人工智慧的因素比如馬可夫鏈蒙地卡羅法(MCMC),,淺談貝氏定理的專書也開始出現.但這一本"貝葉斯的博弈"基本上已經超過了淺談的程度,作者在第一章末表示"我不得不提醒你一點:即使你是數學博士,你可能也只有在極認真,努力地閱讀本書的情況下,才能掌握我向你講述的所有概念".這本書確實囊括了諸多關於由貝氏定理為起點出發的許多數學,與決策觀念,思路,這些觀點漫談或數學悖論有點冷門,有一定的難度,加上以前沒讀過,必須花時間理解這些未見的的悖論,理論的原發思考疑惑起點與議題重心.加上因為邏輯表達式的關係,使得整本書極不易閱讀,雖然作者試圖講的很白話,引用許多通俗的案例,但還是本不能全部讀懂的科普書籍.沒錯,這是本科普書籍,並非貝氏理論專著,所以我還是選擇盡力的將它讀下來

       貝氏定理用來描述在已知條件下某事件的發生概率,它的表達式是P（A|B）= P（A）P（B|A）/P（B）,我們可以把貝氏定理理解為這是一種基於現有的可靠證據,比如透過一些觀察,數據,訊息,對所持信念,比如一些假設,主張或論點的有效性進行計算的方法,簡單來講就是,原本的信念+新證據=改進後的新信念,其中P()代表某事件發生的機率,A表示原本的信念,B代表新證據或新條件, P（A）是A為真的機率,也被稱為先驗概率,是貝氏主義者引以為優勢的"主觀偏見",但也是反對者用來攻擊貝氏統計科學性的弱點所在.P（B）則是B為真的機率,也稱為邊緣概率或配分函數,是公式中最難計算的一項,P（B|A）表示A為真時B的機率,也被稱作似然度或“需要一些想像力”的思想實驗項,這個公式實際上是由法國數學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重新發掘貝氏的概率思想得到的,他被認為是貝氏主義之父.,說穿了,貝式定理公式看似複雜,背後邏輯其實相當簡明,它就是一個將"給定 A 事件已發生的前提下,B 事件發生的條件機率",轉變成"給定 B 事件已發生的前提下,A 事件發生的條件機率"的過程而已,換句話說,貝氏定理就是在算反機率.而且看起來一個事前信念,透過捯到一個觀察新證據,調整為一個新的信念的過程克起來有點茫然,其實不覺得它很像整個德州撲克的遊戲過程的思考路徑嗎?!,

       從本書的描述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瘋狂的推薦貝氏定理,甚至認為它是世間運行唯一的公理.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在作者的觀念裡,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定理,與公式都是錯的,是虛幻的.只有這種公開表示著"事前機率""主觀機率"的貝氏定理才是符合世界運行的一種思維發方式.這其實涉及到一個很大的認識論問題:休謨問題(Humean problem),,也可以它是"歸納合理性問題".休謨的論證概略說來是這樣的:一切推理不外乎兩類,一類是解證的推理(demonstrable argument),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演繹推理;另一類是經驗的推理,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廣義的歸納推理,不限於簡單枚舉法,演繹推理只涉及觀念間的關系而不涉及實際事物,觀念問的關係的合理性原則是"不矛盾律",即觀念之問不可相互矛盾,例如“三乘五等於三十之一半”表示了數目間的一種關係,“這類命題,我們只憑思想作用,就可以把它們發現出來,並不必依據於在宇宙中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東⻄,反之,如果我們只承認其前提"三乘五等於x"而不承認其結論“x等於三十之一半”,那就會在我們的思想中發生自相矛盾,這表明,演繹推理的前提一旦給定,其結論就不得不如此;換言之,演繹推理具有必然性而且與事實無關,與之不同,經驗推理(廣義歸納推理)是一種關於實際事物的推理,而各種事物的反面總是可能,比如我們說太陽每天早上都會從東方升起,但是我們可能會因為其他因素,而在當天沒有看到太陽升起,因此經驗推理就不是一種必然推理,在休謨看來,它是一種或然推理(或說是機率問題).但問題不單在這裡,

       休謨沒有停止思考.他進一步想到,如果我們每天早上看到太陽升起,是或然而非必然,那麼在進行經驗推理時所依據的所得出的因果關係是不是同樣並不具有必然性?!只是一種或然?,比如前面所列的A,B兩事件,因為原因和結果是兩個不同的對象,而且原因在先結果在後,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件同末來將要發生的任何可能的事件都是相容的或不矛盾的,從一個單獨的對像上無論如何看不出另一個對象的性質或狀態•例如,不能只根據火的光和熱斷言火會把人燒死,那麼,因果推理的根據是什麼?休謨想到因果關係得自於被看作原因和結果的兩類事件在過去恆常匯合的經驗,恆常匯合這意思是指一個觀察者過去經常看到A發生或出現之後,就看到了B發生或出現,是因為過往的經驗所生,A與B經常同時相伴或相繼出現,以至於假設或暗示出兩著間的關係,這是歸納法的根本,但是既然沒有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從東方出現的太陽,這樣,休謨就把過去認為具有必然性的因果推理方式歸結為只具有或然性的簡單枚舉法或恆常匯合歸推理,而非必然,簡單說就是歸納法只是一種或然率問題.

      相應地,他對簡單枚舉法的質疑也是對因果推理的合理性的質疑,但如此思考的結果,休謨就把歸納推理置於一種尷尬境地:一方面,由於其前提是關於過去事件的,而其結論是關於末來事件的,因而無論怎樣的結論都不會同其前提發生矛盾,這表明,其前提和結論之間不具有必然性.因而其合理性不能被解證推理亦即演繹推理加以證明,另一方面,歸納推理的合理性也不能被具有或然性的經驗推理加以證明,因為一切經驗推理都依據歸納推理;否則就會出現循環論證,而循環論證在邏輯上是無效的,休謨藉此質疑我們不能從歸納法過去的成功來論證它以後還會成功,因為這樣論證的依據正是歸納法本身,而我們現在質疑的正是歸納法;因為假設“末來與過去相似”簡稱為自然其一性作為歸納法的根據,因為這條原則本身就是一種從經驗事實來的,它本身需要歸納法加以證明,你無法證明"未來與過去"一定必然相似,它依舊只是一個或然問題,既然一切推理不外乎演繹推理和經驗推理,所以,歸納“推理”的合理性不能被任何推理證明,這表明,歸納“推理”沒有任何合理性,在否認歸納法的合理性之後,休謨進一步斷定:“根據經驗來的一切推論都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

      於是他甚至這樣認為 :人和畜類所共有的那種實驗的推理,雖是全部生活所依據的,但充其量只是在我們內在活動不為我們所知的一種本能或機械的力量.這句話用現代的白話來說,就是歸納推理不過是一切動物都具有的心理本能即條件反射,這樣一來,休謨就把人類所特有的經驗科學從合理性方面降低為一般動物的水平,如同蜜蜂築巢和蜘蛛織網,但休謨否認歸納法的合理性並不等於否認歸納法的作用,相反,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休謨始終提倡對歸納法的應用,他說:雖然歸納法只是一種心理習慣,但“習慣就是人生的最大指導”,在休謨那裡,歸納法的合理性同科學合理性是密切相關的,休謨對歸納法合理性的質疑就是對科學合理性的質疑,休謨的結論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1)經驗科學離不開歸納法;(2)歸納法的合理性是不可證明的;因此(3)經驗科學沒有合理性 

      經驗科學沒有合理性?!這種結論可不是小事,因為休謨問題所引發就是科學的合理性問題,所以後代的人開始在這問題上有更深入的探討,基本上形成兩種途徑,一種是贊成休謨的,近代最著名的無非就是卡爾.波普.他的"可證偽"的科學定義概念,基本上就是從否定歸納法後所形成的一種思考結果,他贊成休謨對於歸納法合理性的否定,卻不贊成休謨對於科學合理性的否定,他提出可以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界線的不是實證性,而是可證偽性.而另外一種思考路徑則是試圖為歸納法的合理性提出辯護.辯護的思路也有兩種,一種是走非機率概念的,如羅素,而走機率概念的則首推Colin Howson.Howson所看上的便是歸納法中"未來與過去相似",他認為這與貝氏定理極為相似,貝氏理論雖不能為歸性納法提供辯護,因為貝氏理論不能為歸納推理所引人的歸納假設作辯護,但他卻認為貝氏理論可以為從歸納假設到歸納結論之間的合理性作辯護,Howson從休謨的論證中得出一個一般的結論:“沒有一個完全不包含"預期理由"(question-begging)的合理性理論能夠告訴我們,相信未來如何成為合理的,無論是否以過去已經展示的現象為依據,這並不是說證據沒能告訴我們任何東⻄,麻煩在於證據所能告訴我們的並不能完全擺脫我們想要它告訴的,在他看來,"預期理由"是一切合理性理論所不可避免的,包括涉及歸納合理性的貝氏理論,貝氏理論的預期理由表現在對假設的驗前概率的指派上驗前概率就是人們對被檢驗假設預先期望的程度,它對假設的驗後概率有所影響,也就是說他認為整全的合理性理論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局部的合理性理論,貝氏理論就是一種局部的合理性理論,筆者贊同豪森的這一觀點,可以說,休謨論證給子整全合理性理論以致命的打擊,但這並不表明局部合理性理論也不能成立.貝氏推理是從驗前概率到驗後概率的推理,如果不問驗前概率從何而來的話,這種推理是百分之百的數學推理,因而屬於演繹推理,而這種推理只是對一致性邏輯原則的應用,除此之外一無所用.特別是對證據亦即前提的有效性或合理性問題毫不涉及.前面已經指出,這種毫不涉及前提之合理性的邏輯正是演繹邏輯.

       從本書作者的觀念與書寫的爛漫上我們能看出,他認為作為研究綱領的貝氏理論是廣義的,甚至是一種科學觀.狹義的貝氏理論是以貝氏定理為核心的概率歸納邏輯,貝氏定理的顯著特徵是從驗前機率到驗機概率的計算,在一定意義上驗後機率表示經驗證據對理論假設的支持程度即認證度,而這正是歸納邏輯最為關心的,透過貝氏定理計算驗後機率,但出發點卻是驗前概率,貝氏定理把機率解釋為“置信度”,並允許在驗前機率的確定上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或私人性,所以貝氏主義(Bayesianisn)又稱作做“主觀主義”(subjectivisn)或“個人主義”(personalism),正是在這一點上貝氏主義受到強烈的批評,因為在一些學者看來.證據對科學假設的支持度完全是容觀的,容不得主觀因素摻雜進來,對於這一反對意⻅,貝氏理論最有力的網答就是它的"意⻅收斂定理",根據這條定理,隨著證據的不斷增加,透過貝氏定理計算的驗後機率越來越趨於一致,而無論驗前概率有多麼大的區別,這表明,由貝氏方法得到的驗後機率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公共性,住這個意義上貝氏定理體現了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統一,這也正足貝氏方法的優越性所在,就歸納合理性而言,貝氏方法只提供局部合理性,而不提供整全合理性,不過,對此有不同的理解,貝氏方法所展示的歸納合理性就在於從驗前概率到驗後概率的計算上,前面己經指出,這等於把歸納合理性歸結為演繹合理性,因為貝氏定理是中機率公理演繹地推導出來的,從而對休謨問題的解決真正有所貢獻,廣義貝氏理論不限於歸納邏輯的研究,而是涉及有關科學合理性的一切問題,廣義貝氏方法不拘泥於按照貝氏定理進行計算,而著重於體現貝氏方法的基本特徵,歸納辯護與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個人性與公共性的統一,力求擴展局部科學合理性而不追求整全合理性等,體現這些特徵的一個標誌是,對待性理任何合理性問題、一方面強調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理性分析的重要性,進而把二者結合起來;既不淪為追求整全合理性的邏輯主義,也不論為放棄合理性追求的心理主義.

       貝氏理論的興起便由休謨問題解釋辯證隨人工智慧的擅場而受到了新的注目,透過這本書,讓人對一個頗受質疑的問題有了更多的好奇,那就是所謂的AI會不會就真的只是統計學而已,只是把舊的酒裝進新時代新標籤的容器裡?!以上.

幌馬車之歌

 

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

 

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Contest for  Citizen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楊麗君)

        光看書名也猜得到,這本書在對岸即使不是禁書,未作任何更動必然也出版不了.但受限至於它的學術文本型態與出版地香港,應該也沒太多人看過.

        暴力可以說是文革的特色表徵,揪鬥羞辱的場面,甚至訴諸一種集體的武鬥對抗.但在我們外人眼裡看來毫無差別的暴力相向,其實有它實質的目標與意義的, 這本論文就在揭露此種集體暴力與"公民權"利益的爭奪間隱藏的關係.作者認為產生文革期間派別分化和集體暴力行為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國的國家—社會的制度性層面的退化,以致失去了法律對於公民權保障的基本功能與精神,當時公民權利多寡與存有與否的決定淪為某些人,某些機構,某些團體說了算的情況下,因此造成了某些人某些團體,某些階級擁有超出他人的公民權範圍,相反的某些人某些團體某些階級則完全喪失了公民權,因此許多人與機構,團體,為了爭取這樣的特權,不惜以對抗,甚至暴力相向的心態方式去爭奪,而這些人,團體,階級之所以要彼此對抗,也與上層機構領導人間的權力爭奪是不可分割的,以至於產生了具有派別性的對抗或是集體暴力對抗,派別或合或分,也跟隨著領導人間權力鬥爭成敗興衰起伏而變動,說穿了就是一段極度人治,失去法治下所形成的失控社會狀態.

          19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導入了社會主義制度,逐漸在各個領域實行了徹底的公有制.這種制度變革不僅從經濟制度上再造了中國,同時也改變了新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隨著公有制改革的推進,民營企業和民間組織被逐漸解體,代之以"人民公社","單位"這種集生產和生活為一體的新單位制度.它一方面承載著社會福利與救助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個人完全的"社會化",一個人從搖籃到墓地的大多數人生決定都被國家管控.加上滲透至社會末端各種的共產黨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少先隊等,讓國家權力滲透到了社會的所有角落.私人領域逐步被公共領域吞噬,最終幾至消亡.經過這樣的國家—社會關係的重組,國家壟斷了所有個人關於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即公民權及其分配的權力.隨著階級劃分,戶籍制度,人事制度,行政等級制度的確立,最終創造出等級性的公民權分配制度.這種國家壟斷公民權和進行政治分配的方法不僅創造出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也注定了民眾會為獲取公民權而展開競爭的狀況,而競爭上最具效力的方式便是利用用政治的方法進行競爭.從表面上看,文革時期的集體行為呈現非理性和暴力的特徵,但非理性和暴力的背後,實際上就是許多個人利用政治運動提供的機會構造,理性地追求利益進行獲取公民權的競爭的行為的結果而已.

          在一個幾乎沒有私人領域,大部分公民權都被國家壟斷的空間環境中,人們只剩下在被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領域中,最大限度的追求利益這一條道路可走,否則便與機械無異, 圍繞公民權的競爭在文革以前並沒有導致社會動亂,為什麼到了文革時期卻帶來了大混亂呢?根據本書所示,在於當時中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化程度低,可以說是完全丟棄了所謂的制度,法治,而追求某些人的幾句"話語",讓某些個人站到了比法律更高的位階上,使得需要權利的人必然要追逐擁有最高權力的人,而產生了制度與法律的位階被壓縮至歷來最低的狀態,本書從國家,社會,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三個層次來加以考察制度化降低因素,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這三個層次的制度化程度都很低,國家的制度化程度低主要表現在法制欠缺,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央集權,人民度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等因素,當中央最高領導層發生權力鬥爭時,由於不存在一個受制度和法律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中央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導致了國家層面的政治混亂,結果削弱了國家為社會提供穩定的秩序的基本功能,由於國家的制度化程度低,高層領導人也無法在政治鬥爭中依據法律和制度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一部分人為了在政治鬥爭中取勝,轉而向社會尋求支持,並有意圖地操縱群眾.而派別通常也不單純是被動的參與者;他們也想利用國家和國家代理人提供的機會,以自己的行為將國家政策朝著有利於自己或自己所屬派別的方向轉化,由於國家和社會的這一相互作用,文革作為一場運動產生了一種內生的運動規律,這規律就是使文革看來是不斷的從一場次級運動轉向另一場次級運動,似乎沒有終止的跡象,因為上層的領導者尚未完全認定自己的權力安全前,他就會繼續地發起另一次運動來對付威脅他權力的人與此人所屬的派別,而派別也因此會發生分裂或寵組的現象,隨著私人領域的縮小,社會也失去了自主性,整個社會被置於國家和社會一體化的政治動員體制中,因此那些原有較小的社會組織如"單位","共青團"和"工會"可以做為低階權利保障的制度機構也因此被迫失去它原先保護某些基本公民權的功能,而成了派別下的一部分.正因為社會成員無法再將管理群眾組織用做追求公民權的工具,所以文革中才會出現派別這樣的社會成員用來追求自身利益的組織. 派別的構成與文革以前的等級性社會構造有密切的關係,正因為等級性社會構造的存在,才使人民能夠較為容易地在短時間 內依政治或是經濟的認知而集結.文革時期的派別重組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因為分散型分配資源的方式為人們提供了多重集體認知,而多重集體認知則帶給人們多樣的選擇.人們可以根據共同的政治身份或政治目標而集結,也可以根據共同的經濟身份或經濟目標而集結.當文革的目標變化,某一派別無法滿足成員的利益要求,或者成員對派別的價值認同發生改變的時候,人們很容易調整認知,加入別的派別或是另外重組新的派別.文革中出現了大量的派別,但是這些派別的自治能力都很低,派別與派別之間又缺乏制度化的協同和制約的機制.因此當國家控制社會的能力被削弱時,由於社會不具備以自身的力量解決利益衝突的能力,群眾間的利益競爭便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下,最終導致衝突的激進化和暴力化.此外,部分派別即便基於眼前利益建立暫時的同盟關係,一旦外部條件發生變化,同盟關係就會轉變成非制度性的競爭關係,此外,對一部分派別來說,自從母體派別分離之時起,其派別的目標就具備了與母體派別相對抗的特徵,這種派別間非制度化的競爭關係,最終導致了派別行為的激進化和集體暴力行為的產生 . 

        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不具備制度和法律所規定的政治參與渠道,群眾對政治的參與是利用政治動員的機會來維護自身權益和追求利益的方法來進行的,在這個背景下,政治運動變成了群眾之間為爭取公民權展開競爭的舞台,在關於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非制度化這一層面,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動員式參與是群眾得以參與政治的唯一方式,在這樣的政治參與狀況中,階級鬥爭這一意識形態是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強調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有利於實現追求國家目標和強化社會統合的功能,但另一方面,當中央領導層的最高領導之間產生政治分歧的時候,階級鬥爭也常常會被用做權力鬥爭的工具,另一方面,國家對階級鬥爭的過度強調和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也給群眾注入了等級觀念和階級對立的意識,不僅如此,在長期強調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中,國民也學會了用階級鬥爭來追求自身的利益.文革中的政治動員被毛澤東用作反映民意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政治動員和制度化相互妨礙了彼此的進步.也就是說,一方面國家採用政治動員的方法,結果阻礙了國家,社會以及國家和社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三個方面制度化的程度低下,使得政治動員的方法變得十分必要.同時,採用政治動員的方法又進一步造成了制度化建設停滯不前的結果.這樣的惡性循環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前.政治動員極大的影響了社會運動的發展和衰退.一方面,政治動員給社會運動的發生創造了機會.本書的實證研究顯示,在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中,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其派別的興起都與國家的政治動員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僅如此,文革中的派別間的競爭行為,也與國家的政策目標以及為達成目標進行的政治動員有著直接的關係.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社會運動是與國家的政治動員和政治運動相伴而生的,社會運動的目標,抗爭方法,運動的存續等也受到政治運動的相應因素的制約.正是由於上述一系列原因,文革中產生派別對立和集體暴力行為是無法避免的.再加上,當時的制度環境所造就的,將忠誠轉化成利益的普遍性精神構造,使得獲取公民權的競爭這一理性行為具有非理性的特徵,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亂

       這本書列舉了許多文革時期派別暴力與重組個案,後半段也探討了進入文革後期與改革開放時期如何的從這些絕對棄置制度與法律的狀態,走向回歸制度,法律訴求的國家社會,讓部分寬鬆的公民權回到個人的私領域造成社會,政治,經濟層面走向較好的影響.,但在此就不重複了,畢竟看這本的心得既不是來罵老毛也不是來稱讚小平改革,而是要記住這樣的狀態:一個絕對人治丟棄法律,與制度管理下的社會,它就是一個紊亂狀態人吃人的暴力社會,暴力可以是武暴,也可以是網暴,創造一個回歸制度,尊重法律的政治社會,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遠離那些只有傲慢獨裁心態的政客吧,殷鑑不遠.以上.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 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洪長泰 ) + 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洪長泰)

         抗拒紅色,踢除藍色,對抗綠色,質疑白色,任何文化都不該是只有單一的顏色.

         延續著前面的主題,新書是"染紅中國",它討論的是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的手段,目標,與結果.這是一本分析性的學術書籍,以個人觀點,雖然直接閱讀本書是可以的,但是有許多書中的觀點,看似天外飛來,其實是源自同一作者的前作"毛澤東的新世界",因此不妨同時將它也閱讀一次.

          可能個人的觀點比較不一樣,我一向認為"文化部"是個統治控制的部門,即使是民主國家裡,這個部門的功能實際上做的多半也是隱形政治控制工作,只是文化一詞讓它包上了一個軟性的外衣,但實際上,它可能是一種沒有槍砲的統治武器而已.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詞是美國政治學者在1950年代提出來的,這個詞的原始概念模糊,本書中它指的並非政治體制和官方架構,而是指由最高權力機關創造出來的一些大眾的同價值觀,願景,態度和期望,這些集體價值觀強調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影響,它們是透過符號,儀式,語言和圖像表達出來,政治領導人利用它們來推動自己的政策,製造社會輿論和壓制反對勢力,雖然這些集體價值觀來自管冶精英,但創造的過程卻絕非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壓制,決策者必須不停地調整策略,以應付來自下層的迥響,甚至抵制,因此這是個經過協商的過程,而且不斷改變,雖然到最後總是當權者佔盡上風,"染紅中國"強調宣傳與操縱這兩種動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中共透過有系統的思想教化與管制,把它的政治理念灌輸,這裡的原文書名中"Creating Red Culture"意旨創造一種所謂的紅色文化,藉此來為控制政治提供基礎的文化元素,這種紅色文化的建立是透過大型的建物,空間廣場,透過專門的政治慶典,與慶典相關的遊行活動,展現革命歷史過程的展場,博物館,文物,或是藝術與商業的圖像創作,與對過往革命烈士,戰役的紀念活動還展現出來的,根據"毛澤東的新世界"所述,這種"紅色文化"正是毛澤東時代透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創造的時空環境所逐步建立起來的.而這個紅色文化的內涵是由三部分元素組成:蘇聯革命影響,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的專制統治需要.因此這兩本書看似彼此獨立,其實後面這本正是作者透過了分析與觀察中國空間建物,廣場,與相關的場館,紀念碑,館,遊行活動與出版印刷所得出的結論概念,而這三個元素如何在七大項主要的政治控制中展現,則是"染紅中國"所要表現的內容精神所在,因此,你可以在第一本書中看到作者提到蘇聯影響,革命需要,甚至民族主義呈現等概念,但這些概念的彙整源頭卻是記載在後面那本的,三元素所建立的七大控制項目分別是審查制度,印刷媒介的控制,管制宗教,設立地方基層文化館,改造幼兒教育,將公園政治運動化,建立統治的民族文化宮宣揚多民族一體.透過建立這種全民的時空面的紅色空間,時間,與心理,讓所有的人隨時隨地隨意都能被"紅色三元素"的內涵所感染,甚至於成為一種信仰,一種反射,達到以文化來進行政治控制的目的.           

         從對政治文化的探討中,洪長泰發現某些共同點.首先是他們都把政治體制視為一種嚴謹有序,連貫一致的結構,從上而下加以管控.而統治者宣稱的"主體理念"(master fictions)的形式,便是由一個明確的政治中心統治並借助一系列故事,慶典,和徽章來說明其政權的目標.在近代共產政治體制中.它推行一套新的政治秩序,大多事透過重新創造及不斷重複政權的主體理念而呈現出來.比如根據統治者自己的信念來闡釋歷史,透過嚴厲的控制,改寫國家歷史,只強調某些歷史事件,甚至製造新的傳統去維護政權.其次是這些跨學科研究都強調政治符號的作用.歷史學家受人類學,社會學和藝術研究的理論所啟示,開始不從制度和官僚架構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而是從文化與象徵符號的互動和協調角度去看.政洽符號由語言包括口號、講話與非語言如儀式,神話共同組成.透過探索口號,國家儀式,典禮和花車巡遊等多種途徑,可以深入研究政治符號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最後是關注政府如何利用圖像將呈現以上的目標去影響社會輿論.這種重視用圖像去理解複雜文化現象的趨勢,被稱為"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從政治層面來看,官方選擇利用視覺形式如圖片,肖像,服飾,手勢,通常都有其政治目的,它們與法令,公文一樣,可被視為展現政府或領導人對國家發展的鴻圖大計."染紅中國"基於這些創新研究理論,審視中共建國的最初十年,官方如何創造新的政治文化形式,並以不斷收緊的管治手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改造中國.透過國家推行的政治文化形式如空間,語言,圖像和符號等形式."染紅中國"所指的政治,有更為廣泛的含義,它並非單指官方機構,組織,政令與決策,說得確切點,是看官方怎樣制定,和推行政策,並透過政治符號,如遊行,博物館和新年畫,傳遞政治思想給⺠眾的過程.所以本書是對權力的一種研究,集中分析官方與⺠眾之間的社會關係,也研究這些政治文化形式如何隨着時間而演變,以應付1950年代不斷轉變的政治𧶏況,其中最主要的策略是動員群眾的計劃依照列寧的計畫,建立嚴密的黨組織及壟斷傳媒和其他文化活動,發動了接二連三的大型群眾運動,以此推行社會主義思想和群眾教育.這些政治文化形式並非簡單地順應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它們是官方製造出來的,透過中宣部及文化部的監視和控制,用來積極宣傳社會主義的美好,激發群眾的信仰.

         雖然我們從前面高崢的書寫中看到了接管杭州初期時妥協與資產階級敵人共治維穩的一面,但洪長泰認為共產黨在奪權後其實立即控制文化活動和人民的思想,來鞏固它的政權.新政府設法擴張權力去監管人民的生活.共產黨完成軍事接管後,馬上以查禁手法及大規模動員群眾去反對某類刊物,並重組舊有的新聞及文化機構去控制傳媒.透過多種途徑,如書籍出版,報章,宗教團體,基層文化館,幼稚園教育,公園和建築等,去控制市民的文化生活.這種控制有助共產黨推廣自己的政策和管治國家.中共的專制統治的達成有四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建國初期開展具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建立嚴緊的組織架構,成立一個無孔不入的審查制度,及設計出一套無處不在的宣傳網路.

          中共的領導人受到蘇聯革命的啟發,加上從延安經驗所得,明白在建立新社會時,文化範疇至為重要,不容放任.他們相信透過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建立"文化的軍隊"至為重要,這樣做不僅可以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甚至能改變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成為新政權的積極擁護者.建國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化及高壓手段.在文化方面,開辦自己的官方傳媒機構,關閉懷疑與外國有聯繫的教堂,逮捕民間教派中被視為顛覆政權的人士,安排大規模漢族遷徙至少數民族地區稀釋當地少數民族力量,以及興建博物館展示共產黨的成就.這種種文化控制政策隨著年月會有所改變,但本質上大抵到今日都是不變的,尤其是在新聞和書籍審查方面,舉個例子洪長泰的"毛澤東的新世界"其實有簡體版,書名是"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顯然以原書名是不可能被通過審查的,而且相信內容必然有所刪節.,.

         像蘇聯一樣,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實權,靠的是建立一支的官僚隊伍,他們依循一套嚴格的規律行事;這套規律包括政治忠誠,中央監督,職責明確畫分,統一指揮系統,還有絕對保密.以監督書籍出版為例,中央有中宣部,國務院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政府新聞出版處構成了對出版物實施三層審查,這種從頭到尾都結構嚴緊的程序,是由書稿送審開始,經過編輯,印刷,再到最後的書店發行,一切都順序施行,環環相扣.出版總署和新聞出版處要確保沒有不良刊物流入公開市場,以及獲准出版的書刊會有助宣傳社會主義事業.而地方的三層架構即文化館,文化站和農村俱樂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協調和控制原則.而審查制度則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且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因為它要"Creating Red Culture"..

         除了審查制度外,另有宣傳工作與中共鞏固權力的行動是步伐一致的.宣傳的效力在於它的基本策略:鼓吹特定目標,說話半真半假,將複雜事情簡化,以及利用群眾的情緒.社會學家以祿還加入另一策略:重複又重複.以祿表示,宣傳靠的是緩慢而持續的灌輸.只有透過不斷重複,才能產生不知不覺的影響力,對群眾灌輸信念並令他們順從.所有政府都做宣傳,而且是大量的宣傳.最大分別是威權政府在封閉的環境中製造宣傳,從上而下並且專橫地強加在人民身上.在中國,宣傳有時可以解作正面傳授某些觀點給它的宣傳對象.這種比較正面的含義令中共的宣傳變得更複雜,影響更深遠.它暗示宣傳不單傳遞首長想要發出的資訊,而且動機是良好的.毛澤東早在1927年已察覺到口號和漫畫可以對農民產生廣泛影響.這種先見之明導致延安時期就已經制定出一套具體的政策,下令藝術家要創作有社會主義內容的新秧歌劇並改造新年畫,作為宣傳武器.1950年代文化館人員採用秧歌和漫畫來宣傳,顯然是跟隨這流傳下來的做法.但在反一貫道的運動中,我們見到的是另一種宣傳方式.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來挑起人民對官方視為邪教組織的敵意.在這場反教派運動中,官媒,公審,電影和展覽全都用上了.其中以公審最引人注目.公審這套東西則習自1930年代蘇聯史達林政府,民間教派尤其是一貫道首領的公審,被安排在群情洶湧且富戲劇成分的場合演出,以吸引更多觀眾.公審的目的不單將被告的罪行示眾,更將他背後的邪惡組織的本質公開.這樣的公開審判混合懸疑和娛樂成分,增加公眾的關注,因而產生最大影響力.再者,這類審訊都被說成是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因而裁決變得十分有力.最重要的是群眾動員令參與者義憤填膺,成為國家理念的熱心支持者.

         中共自建立政權起完全明白若要建立黨的絕對統治,必先要壟斷文化領域和控制各種通訊工具.這種控制不是透過慢慢勸說,而是借助灌輸和強迫手段去達致.這種由上而下的管控要確保人民別無選擇.中共黨國透過宣傳,只提供一種真理,而不是多元思維。當黨國壟斷文化,也就是獨占了人民的心靈.中共的文化控制在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如此成功,皆因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小孩在學前階段已經要接受片面的教育,長大後他們當然相信那就是全部的真理.這樣的建立文化達到控制政治的目的,其實不是只有中共的紅色文化而已,只是它是專制政體才受矚目,我們防範它的同時,有該理解自己是否正被其他單一顏色的文化給洗淨而不自知.以上.

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

 

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China 1949: Year of Revolution,Graham Hutchings)  +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James Z. Gao )

         進了兩本近期新書分別是Hutchings的"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洪長泰的"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看過後,覺得第一本稍微有點單,很難寫甚麼,洪長泰的作品則是本學術分析,少了點醞釀,一查之下發現洪長泰有本相同議題的前作"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可以作為"染紅中國"的前導閱讀,而根據這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前作又找到出版社同步出版討論相同議題的"接管杭州","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這兩本,於是這裡將這五本書分成三篇主題,目標是以時間來看共黨建國初期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發展與社會更種層面的現象.

         "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是本標準的依循時間敘述的簡史,時序從蔣介石1949年初的宴會,引退到年終一路,當然中間會穿插某些事件的前因,所以會回溯往事,但是中文談1949年歷史過往的書籍不少,所以這本基本上就是以這一連串作品為基礎的彙整或是側寫轉錄,所以本書大略我們可能都已經仔其他許多書籍上看過這本書的內容,但本書呈現著重於蔣與毛,或國府與共黨在內戰最後過程中狀態與力量的對比,毛如何逐步地從小山村要進入北京的前後決策狀態,與相對的蔣魚雁會後的逐步落寞與倉皇遷移,國府自南京,廣州,重慶,上海,到台北的諸番周折與人事變動.國府內部蔣與其他派系,主要是與桂系之間的互動關係狀態與各自盤算的心境與情境.當然,這些都不是新的東西,所以本書加了一些1949年個別人物逃難流轉的過程,但那也是前幾年流行個別人物或家族在此間過程中記憶書寫的一個摘選.但是光是如此都已經有過閱讀前作的內容,似乎對個人已經沒有太多新鮮的地方,於是便在此處搭上了高崢於2004年以英文所著的"接管杭州"這本學術作品.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進入上海,正是準備接收該城,但是其實更早在5月4日,解放軍已經開始進入了上海南邊的杭州進行接管控制."接管杭州"可以說是一本研究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標本案例寫作,它討論圍繞1949-1954年間中國共產黨"解放"大城市杭州的過程展開,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戰場上的勝利帶來了新的困境:革命者發現,政權的更迭並不足以確立統治的合法性,亟需在文化和社會層面對舊社會的城市做更深入的改造,將之塑造成符合革命理想的新城市,改造在幹部培訓,城市政策的討論與制定等方面陸續展開,從中可以看到,革命者改造城市的同時,城市也給革命者自身帶來種種如"蟬變"般的複雜變化,譯者使用"蟬變"而不用"擅變"顯得相對聰明,明顯不強調異變,而用脫胎換骨這種看似讚賞實質上內文平抑的方式來看待這種政權改變的過程.

          根據1947中華民國政府所做的應該不夠細緻的人口普查,當年中國人口約4.5億.與現在中國人口數相比實在不足道,但是與當年內戰牽涉的戰亡或遷徙人口相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被忽略的現象,儘管內戰慘烈,死亡或是流亡,遷移,逃難者無算,這4.5億的人口中,應該有4億人是被看在了歷史之外,不管是基於甚麼理由,因為沒有能力知道,或是沒有知覺,感知,或是單純的犬儒心態來應對時代與政權統治的改變,在慌亂的時代裡,有著大批的人靜靜地等待政權更替,"誰當家沒關係,我還是一樣過生活"的思維應該是普遍屬於這些人的基本心理,但是一般常見的歷史記述是忽略這些人的,關於1949年的歷史除了因為主述者所屬政權或政黨的傾向性與偏好外,比如兩岸的作家或論述者依其自身的認知所闡述的作品都屬於這部分,而我們很難看到屬於大批"犬儒"普通人民觀點的時代記憶,"接管杭州"這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考察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但反過來,城市的生活價值觀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而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其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崢認為,共產黨接管城市不僅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文化事件,正是如此形塑了人民政府後來衍生的的種種問題,與相應的發展.

         "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是一句自漢代起就使用的名句,共黨雖然在戰場上有超乎它自己預計的速度,馬上"馬上"得了天下,但是要靠那些槍桿子治天下,共黨自己都有疑慮,在占領解放華北地區之後,因為土改政策開始施行,造成了一些極左現象,不少接收派駐地方的幹部以武力來對付地主或是當地的小資產階級,造成了流血事件,引發了共黨高層的警惕,這倒不是因為更黨高層比地方幹部仁慈,而是因為當時內戰還在繼續,他們怕這種過度的統治消息傳到南方,將不力後續的戰爭與隨後的接收管理工作.於是乎他們要開始向南方,特別是京滬杭這些大城市進行佔領與統治時,便特別用上了心,畢竟自1930年代離開了城市轉進北方之後,就離開了工廠,離開了工人,失去了在都市發展機構與組織的機會,變成了一個地道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政權.所以當他們緊急的訓練了一批以山東魯南地區出身為主體的幹部做為接收杭州的主力,成為新的杭州統治政權的主體時,這些出身自農村的幹部,與杭州這個文化之都,這個被農民認為剝削勞工資本階級者雲集的地方必然會產生某些碰撞,衝突,但共黨政權建立初期,他們的高層深深知道雖然臭資產階級,城市糜爛生活都是統治上的問題與麻煩,但為了政權初期需要的穩定,他們必須要有所機變,相應當時的狀態做些容忍,它們需要這些階級敵人或是舊政權敵人的財富,事業,影響力,經濟力,技術力幫助新的政權走向正軌,"維穩"維持安定,除非政權能獲得穩妥的地位,然後共黨政權在其中能夠完全掌控大局前,不宜做任何類似於它們在華北因為打土豪,分地所產生的民怨,與反抗問題的任何運動或是政策措施,於是北方出身的農民幹部與南方的文人,資本家將在這個新的時期產生某些可能的融合與碰撞,對抗與妥協,這是本書主要的內容所在.

       與魯南地區近三十年來是中國主要的內戰,中日戰爭,乃至軍閥對抗的主要戰場所在相比,杭州具有其他城市少有的長期和平,穩定,繁榮,居民因此缺乏相較於魯南幹部普遍高漲的革命熱情,作為一個歷來以其非工業生產結構與商業化氛圍及深厚的人文底蘊著稱的城市,共黨在這裏的滲透與影響十分有限,由於沒有作為國共對峙的主戰場,杭州得以保存大量的地方檔案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條件.本書中採取"文化"與"政治"雙重視角,透過在儀式化層面考察共黨政權的社會控制方法,試圖從文化維度探究共黨何以使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對其政權與革命目標產生根本性認同,以此加深對1949年後中國政治進程的理解.大量穿插運用有關杭州的會議記錄,調查報告,往來信函文件及大量杭州,山東,浙江等地檔案館收藏的地方檔案,與當時代人的口述歷史,為本書奠定了扎實的史料基礎.作者首先聚焦圍繞於共黨為接手杭州問題制定的政策以及由此訓練出一批來自基層農村肩負共產黨使命的黨員幹部,其後,作者考察了這些身處國家控制加劇與文化轉型之中的黨員幹部在杭州的行為方式與背後的文化意涵,最後,他探究杭州的城市文化與共黨的政治權力二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簡單說,就是我(共黨)改變了你(城市,資本階級,老杭州人)的習性,但你(老杭州人的城市生活,文化)也改變了我(農民幹部),影響了我的農民內含,成為了新杭州人.

           高崢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首先,共黨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體現出紮根於農民本性中的機會主義傾向,其實這也是毛的決策特色,中共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的多變性為地方幹部在實際執行政策中提供了靈活操作的餘地,前面我們提到了"容忍"某些城市生活與資本階級的習性,其目的便是在於此.在共黨前線部隊部段勝利,接收了大量新的佔領區後,領導層一致認為在接管舊政權的過程中,道德層面的合法性應當與軍事佔領同齊並進,直到三大戰役後,中共成功接管了東北,華北等地的工業城市,但關於如何處理類似杭州這樣以商業與文化著稱的城市上,仍然沒有清晰的結論,而石家莊發生的反抗慘案,讓中共高層開始警戒懷疑自己在農村施行的政策能否直接套用於城市?雖然黨的高層認為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政權,能從本地人民中大批培養本地幹部是首選,解放軍渡江南下後,各地普遍反映出對那些沒有經歷過整風,土改等政治運動的黨員,幹部缺乏信任的態度,實際執行者認為的本地幹部應該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後外出革命,經歷了一系列考驗,訓練的本地人,而不是指新佔領區土生土長沒經過解放區洗禮的人,因此如果沒有這樣的本地幹部,就必須要大量引進北方根據地的經過考驗和訓練的基層幹部,而離開城市超過20年的共黨當然沒有太多出身自南方城市的人選,自然不可能不借助北方的農民幹部來南方的城市管理統治.這些視城市的商業繁榮,物質享受為資產階級腐朽的農民幹部肩負著改變杭州的使命,儘管他們沒有時間去學習專業技能,但他們主要依靠其在農村根據地時期形成的機變的管理策略與經驗,中共的政治領導層利用與城市專業技術人員合作將新政權打造成為一個高效運作的政府,儘管毛澤東與中共幹部開始制定許多朝向現代化發展的政策目標都是"史達林""馬克思"式的,但他們並未改變骨子裡的機會主義傳統特徵,作者認為,由於中共的絕大多數農村幹部都存在類似杭州幹部一樣的機會主義特徵,這是它能在統治初期順利度過許多問題的重要關鍵,碧如克服經濟,工業突然的斷糧,或是當時的通貨膨脹問題,

         隨後透過召開的各種政治學習會議,將共產主義的宏觀革命意識形態灌輸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之中,與國民黨通過無休止的徵稅實現對民眾的經濟剝削不同,中共利用在各級層面召開各種類型的會議,通過在會議上唱革命歌曲,背誦毛語錄以及高呼革命口號等行為,藉由在儀式層面對民眾進行強制性精神灌輸,使民眾對中共建立的新政權產生認同感,從政治學習會議中,農民幹部開始逐漸將城市居民的政治生活儀式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別政治學習會議中,政策從上至下灌輸傳達,資訊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公開,共產黨幹部與老百姓均按照其各自的身份級別獲得相應的資訊,中共政權通過這種方式以其刻意製造的神秘感維持民眾對其的敬畏感,地方幹部得以通過一次次會議將自身與中共的權威合法性相關聯,並由此在杭州確認其新的精英身份,象徵杭州人文底蘊的知識份子與象徵杭州雄厚的工商業基礎的資產階級這兩個主要城市階層在以會議為主要儀式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邊緣化,在思想解放運動過後,所有的知識份子都需要在一次次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中表態,並積極跟隨黨的指令,他們不得不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為生存而鬥爭,杭州的地方幹部共黨不可挑戰的至高權威相關聯的紐帶展現他們個人的領導權力,在這種結構下,形成一個人沒有任意自由表態的自由,但最恐怖的應該是連不表態的自由也都同時被剝奪,每一個人都需要選邊站,且明白的表示,因此,再也不能過上"犬儒"式的思考與生活,再也不能靠"誰當家沒關係,我還是一樣過生活"的念頭來苟存下去.

          來自魯南農村幹部在接管杭州初期,將其視為商業化氛圍濃厚的城市,並打算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理想改造這個城市,他們開始在改變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地方幹部與高層不同,沒太過大局觀的考量,在這些農民的眼裏,城市是一片讓他們感到不舒適的土地,農民幹部始終將人與農村的關聯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所以會照般他們在農村的模式,覺得農村才是培養社會主義人民與幹部最好的溫床,從而導致他們始終傾向用農村的方式解決城市問題,於是杭州的統治高層在確保城市穩定的同時,堅信必須階段性地將這些城市幹部不斷送返農村學習,他們認為讓人重新紮根於農村土壤及革命傳統,就能夠洗禮出符合共黨價值的人才,領導者堅信,透過農村經歷的再教育,城市的工人,學生及下層民眾最有可能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並成為在杭州的農民革命中可靠的同盟,這些南方的農民幹部標榜他們農村的出身,宣導與資產階級在內的剝削階級文化截然相反的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與老實忠誠的道德原則,最終他們對杭州城市文化的改造受到了效果,在三反五反運動及四清運動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遭到普遍唾棄,象徵著艱苦樸素革命傳統裝束與生活用品開始在杭州廣為提倡.

          但是土老帽一方面改造了這個城市的商業化與文化格調,另一方面,卻也在受其影響,在潛移默化過程中感受到杭州的城市美景與文化氛圍的感染,並且懂得利用杭州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同中央討價還價,這些地方幹部居然體會到了杭州與其他工業城市不同,它以"東方日內瓦"著稱,因此在發展工業的同時,還留心保留了傳統旅遊業商業的發展,這個發展戰略需要城市的領導者將城市文化視為榮耀,但同時他們又強調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對當地的宗教生活的控制以及戲劇改革,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能夠更好理解城市文化資源的方法,通過打造東方日內瓦,他們得以享受的新生活合法化與正當化,這裏的優厚居住條件使中共建國初期將許多重要會議放在此召開,杭州的地方幹部同中央建立著積極的關係,他們開始被視作"杭州的同志",由此,他們與他們想要改造的杭州市民一起產生了對這個城市的新的認同感,他們為社會主義改造與工商業轉型做了新的準備,這樣就建立了開展城市文化轉型的能力,作者認為,這種互動互滲的結果,導致了這個城市的居住者與中共在這個城市的管理者共同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認同方式,

         高崢認為中共的機會主義為地方幹部在政策執行中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間,透過頻繁儀式化的各級政治會議,將革命意識形態融入至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裡,杭州的地方幹部一方面在政治會議中不斷形成自身精英階層的群體認同感,並通過下鄉農村的方式保持他們對杭州進行理想主義改造的信念不變,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杭州的城市生活與文化氛圍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對杭州產生了認同與歸屬感,而正是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使共黨初期在接管杭州的過程中能夠平穩過渡的,當然城市觀與資本階級的生活觀也是後來腐蝕改變幹部的主要源頭,這是文本中暗藏的隱喻.

         在文革之前,中國經歷了44次左右的中大型政治運動,但在建國初期,為了維持穩定接收政權的目標,讓接收城市的生活與經濟運行不至於立即崩潰,它還是會選擇某些與階級敵人或實際敵人合作,或是容忍某些"行為""狀態""氛圍"的可能,但其專制的特色是唯一的不變性,這是"接管杭州"內核要表述,卻沒有利用文字明說的,以本書中文版出版的地點的未來發展來說,本書可以可以做為今後觀察當地空間與權力演變的一個參照.以上.

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

 

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 (Japan: A Modern History,James L. McClain)

         這本在架上放了許久,都忘了買過.剛好重看"浪客劍心",無意見瞥到這本,順便把它找出來了.日本史,時間剛好是日本戰國時期結束到上世紀末,以前讀過從應仁之亂開始後的日本戰國史,這也算接續,本書基本上以西元1600以來的主要大事紀為主,橫跨四百年的歷史,分為"傳統時代的日本","革命年代的日本","新世紀的日本","戰爭中的日本","當代日本"五部分,除了主要政治權力變化的演進,發展,更替外,內容涵蓋從政治局勢的變革到社會各種商業,行業,與相關工作與階層的崛起,並搭配著相關的社會運動的變革,從無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到女性權利觀念到傳統家庭婚姻習俗的轉變,從殖民與戰爭到被佔領和民主化全景式白描的寫作手法,為我們描繪出一幅以多維度、群像式的歷史敘述,展現了日本社會現代化轉型期的挫折與奮進,失敗與崛起.

         雖然說分成5部分,但基於過去閱讀的經驗,個人其實只對第一部分不太熟悉,這一部分寫的正是德川幕府時期.以作者的觀點來看,近世以來的日本歷史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是17世紀日本傳統疆域的統一,二是19世紀明治維新,三是1945-1952年被美國占領的歲月.在這裡不重複那些內容,而使以此為基本提出幾個有意思的面向.首先我們注意到這三個重要的轉折都與軍人,武人有關,第一段的統一是天下分裂,彼此攻伐殺戮的結束,各大名權力歸於一幕府,第二段是一的轉移,即公武合體,表面上由幕府轉回天皇,第三個轉折則是武人的敗亡,明顯的治與亂的源頭都在武人,軍人身上,話說這個本源看似是因為戰國時代以來的現象,但是也源於日本怪異的現象,天皇像雲一般的存在,不論當時天下是大名彼此攻伐,還是權力由幾個主要親藩把持,或是乾脆由軍人主導,天皇始終是存在的.但有趣的是,即使如明治維新這樣直接把天皇訂為一尊的時期,明治時代的歷史事件敘述主角還是親藩及親藩以內的近臣,比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等,天皇的角色即使不是橡皮圖章,也真的如罩五里霧,不是很清楚這個人這個角色在歷史中的作用,起碼與隔鄰的中國相比,不論皇帝是庸懦還是強悍,有抱負或無作用,歷史文字的敘述重心卻幾乎都是皇帝,即便是如慈禧這樣女性垂簾聽政,她依舊是歷史的焦點,但是在文字敘述裡,我們很難得知在甲午海戰,在日俄戰爭,在九一八事變,在偷襲珍珠港這些重要的事件中,天皇究竟是個甚麼樣的角色存在,是個主控者?還是僅是個被告知者?或是魁儡,擺設,門面?!,當然,也許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狀態,與角色功能,取決得是當時的權力分布與掌權者的個性目標,但是天皇這個角色與權力的真相究竟如何,與如何演進與變化,頗值得再找參照.

          其次是武人角色的演進與興衰."浪客劍心"說的正是失去作用的"武人"的故事.這裡我稱之為"武人"其實有兩種,一種就是表面上能看出他是武人的,腰配著刀或槍服務某特定權力的人或機構的人,另一種武人則是擁有火力或武力更大的人,如"大名","將軍","少佐"能夠統御或擁有實際是成千上萬第一種武人的人.在這四百年的歷史中,在第三個轉折來臨之前,"武人"是決定日本史的重要角色,她可能形成幾種不同的社會狀態,比如希望全日本盡皆武人,如二戰時期,或者如希望主要的大武人能夠放下刀槍,比如17世紀的德川幕府統一天下後,自然不希望其他僅存"大名"這種大武人能夠威脅到他的權力,所以將他們轉換成另一種角色,又如"浪客劍心"中那些低級武士,浪人,正是走向現代化,文明化的新日本統治者不希望再見到隨意出沒的人.不論要他隱身消失,或是出現相助,只要對於武人的出路不夠留心顧及,主政者往往會遭到反噬,小則騷亂,大則動亂.戌辰戰爭,二二六事件,說穿了都是這些大武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與去化,而浪客劍心則是許多小武人的憤怨與不滿的抒發.而改變或轉化這種思維,或是導引天然資源貧乏不思動武就能立足於世的其實正是現代化,資本化,與"全球化".因此,脫離全球化下,是否會因此生成了新的"武人需求'問題,這是未來值得我們去觀察的,畢竟當代日本要靠武力搶奪才能取得資源的能力已經不如100年前強大了,但全球化的爭奪也確實不如50年前那樣縱橫自如,也是事實,這是它的困境所在.

          現代民族國家講的雖然是"想像的共同體",但實際執行時,越是形成純粹的單一民族國家,其中越是有可疑的殺戮,壓迫,與血腥事件,因為消滅,強制同化少數是最快形成單一民族的方式.連這本書都提及了愛奴人,琉球人,朝鮮人的問題.這是一般在形成民族主義觀點歷史敘述中最容易被掩蓋,或是篡改的面向,顯然日本在形成單一民族上做得相當徹底,手段也絕對的強制與低下,強制遷離,沒收資產,與欺騙資財多管齊下,搭配槍砲作用.當然,其他國家也沒好到那裡去就是了,只是大多數關於本國史地敘事裡就會刻意甚至已經直觀的寫下被建構的歷史,因為後代的編者,敘事者接受的早已是已經改過的歷史,他已經不是有意造假了,而是假的早已篡奪了真的位置,成了真的,他寫的也就成了真的.這是大多數時候讀國別史會遇到的問題,只是這一本沒有太多內容,畢竟800多頁涵蓋400年也不可能寫得太詳盡就是了,但作者顯然沒有要維護的意思.除此外,日本的實際權力統治者的更替,內閣的更換,上層統治階級者的社會特色,自明治維新以來其實一直都維持著顯出略為封閉的貴族階級特色,權錢交易時有所聞,這是在開放世界裡依舊格格不入的一點,惟隨著新世紀的進入,不知道未來是否會有所變化,畢竟新世紀出生的人恐不部會滿足於一個關係框架厚實,個人與社會連結太過緊密的束縛環境.,.

          作者引用了大量文獻資料,從日本歷史上各個重要關頭錯綜複雜的國內環境到波譎雲詭的世界局勢,從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縱橫捭闔到體現著歷史意志的各色人等的政策權謀,甚至從不同時期的風土人情到各界人士的服飾語言和音容笑貌,都描述的有根有據,小故事帶起帶大歷史的手法也顯輕鬆,探討的社會現象與國際關係也算中規中

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

 

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Anthony Reid)

         這雖是一本不錯的東南亞史,但是因為特殊的寫法,可能未必於對當地歷史與地理毫無基礎的人.它選擇將前現代以前的都市型態或部落型態的"國家"如吳哥,蒲哥,扶南,林邑,室利佛逝,占婆,阿瑜陀耶當成整個東南亞史的部分,只將其視為是一個地方城市文明或是集合生活地,並以此角色展現他們在歷史中的功能作用,與發展演進過程,而不以當前所謂的"國家"的角色當它們成是某個現代民族國家早期起源的一部分,或視其為是所謂的"國家",從而帶出了本書中一個很重要的態度,就是當今所稱之為"東南亞"的地區,或所謂的"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東南亞民族國家諸國的概念都是20世紀以後,甚至是二戰以後才興起發展成實體的,因此這本東南亞史既不是以個別國家民族國家史的角度來書寫,甚至刻意避開這種符合中心化國家觀點的書寫方式,自然也就避免了為了政治正確中心化的目標而將一些在過往可能在統治權上未必關聯的如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強硬的套進大印尼史框下中的現代現象,因此本書既不是國別史,也不是通史,它是以東南亞做為一個整體來書寫它隨著時間演進在歷史上展現的角色,作用,功能,與樣貌.

         表面上本書採取的是簡單的依時序的進展來書寫歷史,但實際因應東南亞當地前現代"無文字史"的特殊時空背景.它的書寫開始於一段以"去中心化"為主題的形式,這裡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一個沒有現代觀點所謂的"國家"或"民族"為中心觀點的歷史,不同於我們今日書寫馬來西亞史,印尼史,泰國史,這些國別史是基於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假設為中心,以此為主題發展出一段歷史書寫.這本Reid所撰述的東南亞史因為從東南亞前現代的早期以前,最遠可追溯到西元1000年前,當時的東南亞地區並不存在今日被稱為民族國家的那種"國家",而是以分佈於廣大東南亞地區背山海相互隔離的"城市"或"部落"為主體的"國家"開始書寫它的歷史,而那些古老的城市或部落"國家"因為規模建置不似今日的民族國家的嚴謹與內涵,以今日的觀點其實可能非但稱不上是一個"國家",加上當時根本沒有留下詳盡明確的在地"文字歷史",有的可能只是基於傳說,或是透過當時的從北方來的中國所記錄的朝貢與貿易紀錄留下的隻字片段史觀點,以至對此地歷史完全沒有基礎,或沒有古東南亞歷史常識或舊地理觀念的人可能一開始會陷入不知道書中前現代某時某地的"城市"或"部落"意義究竟代表現代甚麼"國家",或"民族",既找不到對應,實際上對應也不太有意義的窘境,而這許多完全沒有聽過的古老部落與都市名稱占滿了東南亞前現代史會令讀者不知所措,比如滿者伯夷,吉蔑,蒲甘,能夠直接提供讀者與現代連結的觀念部分通常都在19世紀末以後出現,所以這是本書並不適合拿來做為初始閱讀讀本的理由.

          但是這種去中心化歷史的書寫方式有它的優點.首先可見的優點便是反映事實.這個事實就是當時的東南亞,確實不存在現代國家的"國家",甚至連類似中國古代宋,元,明朝那樣的國家的"國家"形制在東南亞可能也不曾出現過,在作者的觀點裡有的就是那種鬆散的城市或部落"國家",即使有的是類似專制王權的統治者,但又不能完全比照於中國,朝鮮那樣的絕對王權國家.既然沒有"特定民族文明"需要被照顧或特意書寫,這本東南亞史就從"生活","生存"這個人類存活的最基本要求開始,首先便是人所處的所在環境與其所需的生活物件如糧食,安全考亮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呈現,Reid將前現代以前的東南亞看成是由許多獨立分布在山海交錯相互隔離的部落或城市所組成,因為地形封阻的因素,每個部落或城市會因自所在的環境而發展出屬於自身需求的生活方式與型態.而後形成了兩種主要型態,一種是沿著河流出海口低地所形成的城市文明,一種則是位處大島中央或是北方地區的河流源頭所形成的高地部落文明.這是形成當前東南亞國家主要都市所在位置的最根本原因,而這些自然因素如地理位置,周遭環境等就是前現代以前創造這個城市文明與功能的主要因素.前現代以前的時間相當漫長,這裡缺乏主要的在地記錄,一方面是當地沒有發展出一套長期存在維持的書寫系統,單靠口語,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這些地方文明不論是部落或是城市因為還沒有發展出足以掌控大片範圍的統治權與文明,自然也就沒有在政治上需要留下紀錄的需求,也就沒偶所謂的"歷史文字紀錄",比如像中國由統治者所修治的官史或私人的著述目的的需求.因此,我們今日所得於對當地的早期歷史有粗淺的理解,許多是來自於北方的宋,元,明以來與當地貿易往來的紀錄而成,許多的角度與立論在作者看來是有問題的,比如中國視之為來貢的東南亞"國家",可能在當時並不是真的"國家",而只是一些貿易城市的集合體代表而已,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中心化"的觀點,而這正是作者認為當時不存在的一種狀態.

            而貿易這項舉動,正是當地的城市與部落文明之間最初展開交往的理由,這依舊是源於生活,生存的需要,所謂的互通有無,貿易的名詞可能是西方來的,但它的概念則是各地都差不多,互通有無的需要一方面可以基於以金錢為基礎,但是難免交換上有所謂的力有未逮的一方,於是與貿易同時存在的便是"劫掠","侵占".這便有了安全與防禦的問題.河口的城市與山地的文明各自依地理所在特色發展,又互通有無,彼此間還加上了攻伐與防禦的需要,各自都逐漸發展吸納人群的加入,而形成了較大的城市或部落體,這些各自的部落體城市體各自形成了自我的文化與經濟發展,並透過貿易的往來而產生了各種知識與商品的交流,如器物製造衍生的銅器文明,貨幣需求與製造,再由生活及於生命,在商業需求,農業種植外迎來了相鄰地主要是北方的佛教,伊斯蘭教,加上當地自己發展的靈性濕婆文明,這造就了東南亞地區在前現代以前的主要生活型態.生活物質,貿易的需要,搭上了宗教力量的爭奪,形成了這裡的城市特殊環境,信仰多元與商業的往來之間關係成了當地的主要文明特色Reid在本書勾畫東南亞的歷史時,有三個重要面向需要做為留心的重點,首先便是去國家化的一面,因為地形破碎加上生存需要,這裡無法養成一種形成大一統國家的因素,其次是女性主導社會,主要是由女性來從事商業交易,契約簽訂的活動,這是它前現代以來即有的一種形制,第三則是它形成創造了一種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了生活生存需要,過多的原則與堅持是有害的,而這形成了當地民風的幾個特點,第一是對所謂的國家權力並不特別尊重,第二則是一個母系或女性為主的社會,第三則是特別包容接納各種文明,包括宗教信仰的異國文化.

            但是這種古老的前現代以前發展出的文明,最終還是被一種新的力量與需要打破.那就是大航海新航路的發現,西方殖民者的到來,與西發利亞體系套入.這三者從好的說便是我謂的國際化,從壞的說便是東南亞從此淪為世界上主要強權國家的禁臠,成為被壓迫被掠奪者.資源的需要本來就是西方貿易者來此的最初理由,只是從原先貿易需要最後變調為完全的佔領掠奪殖民,當自然資源抽取不敷所需,便開始了種植園,開始了奴隸化.這裡的問題是正是因為沒有所謂的中心化,東南亞各城市與部落間的文明本來就是鬆散自由的,在強勢者壓迫下,與教育下,並不能夠自行脫離外人設置的藩籬障礙包括人身,與思想,除了少數當地的統治者貴族或是與西方殖民合作的富裕商人外,其他人只能在這體系下艱困生活,或是依舊在叢林中過著原始的生活.正是由貿易轉為殖民,使得原先星羅散佈比之間沒有共同感應與情感的城市或部落因為殖民者的勢力劃分,而變成了"一塊",殖民者統治者一塊可以形成中心化的地區,比如原先無關的爪哇城市萬丹,巴蘭班根,錦石,淡目,變成了"爪哇",島上的人忽然變成了歷史上有相互關係的人,加上西發利亞體系定義的擴張,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疆域與統治權概念便在東南亞地區依照它們各自的在此劃分的區塊重複切割,由此這種中心化民族國家的概念正式的進入到了東南亞.在這個簡單的描述過程中,我們能看到今日世上所謂的東南亞國家,東南亞民族國家,所謂的印尼人,馬來西亞人,都不是所謂的"歷史",它不過是人類由散居逐漸地轉為集合體居住後一種政治劃分的產物.

           中心化有它的優點,產生一套不論是真實或是虛幻的目標讓人共同去追求,在政治力下有助個人的身心發展,包括受教,經貿,信仰.許多個體可議在中心化的保障下往有前景的方向發展,中心化可以透過團隊之力協助解救受困的個體.中心化當然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對於不處在中心的人不夠寬容,對不願信仰中心的人將予以壓迫甚至剿滅,中心化更大的問題是一旦中心是腐朽的,那全境必然都是爛的,20世紀南東南亞國家發展的問題便是早期因為對遠離中心的人不寬容,對不願信仰中心的人採取屠殺手段,以至於這地區裡現有的民族國家的殺戮歷史太難堪,甚至有人為的特意創造讓某些人遠離中心,讓其不能得到平等的對待與福祉,以致人民有陰影,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少數民族被屠戮的事件與新聞可見一班.而另一個問題是當地的中心化政府似乎一直以來都是腐朽的,以至於當地不少國家始終還是爛在下層,問題始終未曾被解決.

           這本書內容非常多,因為不是民族國家史的書寫方式,所以基本上看不太到所謂的"歷史故事",而是充滿著大量的"觀點"與"分析",這些觀點雖然值得深思,但也會顯得太枯燥,且它的書寫有點是基於讀者對於當地的歷史多少有點粗淺的認識的角度,所以,雖然個人以為這是本不錯的書籍,卻不適合拿來當真的東南亞史的初入讀本,我這一篇也採用了提高視角看文本核心意識的角度:"中心化"的出現,也就不再重複那些文本內容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