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

 

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Memory Chalet,Tony Judt)

    "人在哪裡,我就混哪裡!",這是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台詞,從劇情中反映出來,它原帶有標籤意思,預設某種人某些場合才會說這種話.用這段台詞來表達對山屋憶往的心得,卻剛好相反.東尼賈德(Tony Judt)是來撕標籤的,因為一個人會混許多地方,有不同的角色與身份,這些身分未必是個人能左右選擇的,而Judt認為可以不必照著這些身分歷來被預設的行為準則來扮演自己,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既然不限於混一地,也就沒有一個絕對純種的人,每一個人都是多種面向的混合體,與其陷於身分認同的混亂,還不如拋開身分的自我約束,在Judt的思考里,身分是一個危險的詞.

    作為一個漸凍人,Judt寫完這本書三個月後就去世了.最後的時間裡連睡前都必須仔細檢查呼吸器有沒有綁正,因為已經不能自主收縮的氣管很可能會要睡夢中要了他的命,肢體已經完全不能動作更別提要如正常人一般,像未發病前的自己一樣用手寫作.不能打破漸凍人必然的行為定律,這本作品就不能出現.而以打破漸凍人狀態回溯記憶到Judt一生,他就是一個人在哪裡就混那裡的人,每一個階段關於自己的記憶都在試圖打破每一個既定角色的既有價值與模式.對Judt這個漸凍人來說,漸凍人並不單純是肢體上生理上的意義與限制,他把漸凍人當成一個比喻,一個大的集合名詞,這整本書談的與其說是個人鬆散的小回憶錄,還不如說他在試圖提出人類不要往當一個肢體外漸凍人的路途前進,不論是公共知識份子還是一般人,若因為既定身分標籤而只能必然的堅持信仰一種意識型態或某種主義,那麼將成為另一種型態的漸凍人,思想上心靈上的漸凍人,一個被禁錮的心靈.在Judt眼中世界如此寬廣,樣貌多樣,不同的空間即有相異的風情與人文,而多數人所得的結論或立場竟然如此偏狹,這不單是空間相隔所造成.

    在這本回憶錄裡充滿著對於各式交通工具搭乘經驗的故事,也有作者與歐美不同國家,民族人群交流的經驗,但他並沒有藉此推崇現代化的便利帶給人們更多的見識,在Judt的描寫下,或許技術的進步能讓多數人瞬間移動到更遠更異樣的的地方,甚至可以嚐遍不同地區的食物,看到不同文化與政治體制或思想主張,擁有的比過去更多的資訊與受教機會,但是反而正是在這時刻,意識型態仍然在束縛著大眾,或各種自以為是的各式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且讓人們以為除那些多數人所主張的東西外別無選擇.. 

    一個猶太人,並不認同除了血緣外大多數猶太人的習俗,宗教,乃至歷史苦難;一個研究法國歷史的史學家,並不認同大多數法國歷史學者理論性的結論,更痛恨螢幕表演式的歷史學者;一個自認的公共知識份子,看不上那些抱著意識型態各類主義的理論公共知識份子,一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仍舊偏左的行動者卻以菁英者自視.在英國出生求學,卻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擅長法語與研究法國歷史,也不認為自己是法國人,搬去美國做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最終來到瑞士,因為這是他最後選擇的地方,他最喜歡的瑞士山中小屋.持續的移動,持續的認可,與持續的否定,在Judt那裏這是存在與變動.編者有留下它們的原文being與become,顯然是理解這種心態的.他的觀點源於個人經驗,他從中學時期起即有三個夏天前往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從事勞作,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為這種理想奉獻自己,但最後這些經歷讓他學到的是放棄自己被賦予的信仰,成為一個普世主義社會民主人士.大學之前他已經親身體驗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等從好奇跟隨到放棄的全過程,這些過往讓他對各種政治觀點與主義始終抱持審慎的質疑,而那些拿猶太人身份與災難歷史做文章的政治主張或民族主張更讓他完全不能認同,儘管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自認是猶太人,卻不認為那些被認為是猶太人該有的共同記憶與主張必需在他的身上表現出來,因為他認為是一個不同於他們的猶太人.而在巴黎高等師範求學也讓他觀察到了法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精神風貌.是一種過度的激情,狹隘,自負與天真,對概念的嫻熟與對現實的無能是那些法國知識分子的通病,Jud完全看不上這些,在他眼裡這些法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口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光說不練的傢伙,甚至是表演更勝於內容的演員,以至於Judu一直都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在他看來能擔當起知識分子稱呼的法國人,只有卡繆與阿宏那一代人,他們之後的知識分子只部過是代表一些學術權貴與脫離現實的精英主義而已.至於他的後來移居的美國,它的觀察也毫不留情,Judt以情人來形容美國.美國若即若離,即便到了中年,體重超標且妄自尊大,它仍余有一絲風韻,對審美疲勞的歐洲人來說,它的矛盾和新奇正是殘存風韻的一部分.這塊老牌新大陸,一年又一年地發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業時代神話中的帝國,即危險又單純.從以上種種的批判中,讀者將會發現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他身上已經完全沒了痕跡.

    Judt自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而歷史學家是靠列舉事實傳道的哲學家而已,或許是這種自省,年輕時代的馬克斯主義的信仰者不但蛻變成僅信仰左派唯一還能信仰的部分,也有了一些與他年輕時完全不同的觀察.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菁英者的角度重新審視英國均等教育的矛盾性,把機會的均等提到更高的層次,而放棄了結果的均等,起碼他認為結果均等的教育是英國高等教育完全衰敗的最重要因素.從此觀之,雖然他也不認同市場主義的狂熱影響,但是對一個曾經極端的左派而言,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別對一個菁英知識份子而言,這絕對是鳳毛麟角個案,這種從現實觀察得來的轉變絕對不是單純的對現實投降,而是有它深遠意義.

    雖然這只是本小書,只是一些生活過往的回憶,但單純以回憶錄而論未免太小,文本內容所顯出的思想變革與精神絕對超越許多所謂的鉅著,更與那些思想巨人與主義之父所言有別,因為作者就是要推翻這種純種的,集體的,烏托邦的,轉為混合的,邊緣的,且雜亂的個體自我.看完這本書,再對比於當前現實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人,還是那些所謂的菁英份子所表達的各色主張,將會發現Judt唾棄的空間正充滿在我們周圍,不論是媒體,還是書籍中,已至於我以為這本書繁體版的出現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以上.

西方世界的興起

 

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Douglass C. North & Robert Paul Thomas)

     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專著,Douglass C. North與Robert Paul Thomas合著,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書試圖探討一個主題,就是西歐國家能在近代1700年後領先其它地區成為富強國家的原因.兩位作者推翻了是工業革命新技術產生所帶來的影響,他們主張是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西歐國家超前的主因,用更白話的說法即是,制度的轉變才帶動了西歐國家經濟興起.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能夠使個人的經濟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從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勵.參與市場的行為人得到了激勵,從而自主實現將資源做自認有利的配置,提高經濟效率.

     這個結論的形成是透過兩段歷史時期經濟資料的比對而來,第一段是西元900~1500年,第二段是1500~1700年,比較的軸心就是馬爾薩斯效應.眾所周知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當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糧食供給,會導致人均佔有糧食下降,引發缺糧導致飢荒,社會動亂乃至戰爭而引發各種負面的社會效應.透過兩段時期的比較,第一段經濟資料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為真,但第二段的資料結過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的結果沒有發生,於是Norh引出他的自問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他們就試圖透過這種結果差異的比較,看看兩段時期內是什麼面向,因素,條件,或環境的改變才產生這種分歧的現象,並由此推出以上的結論.書有清晰的兩條線,一條是人口的變化,一條是財產權的變化.每個章節分四或五個小節,分別從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最後一個小節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總合.這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對內容的理解和與前後文進行比較.若要說缺點,是分節沒有另外標示名稱,不能預先知道想說的是什麼,且文章句意偶有不連貫,不知是原文或翻譯的問題,但從大方向來說,這書重點是在西歐社會的觀察論述上,即使偶見的凌亂應該還能接受.    

     既然是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開端,North便從土地和人口兩個因素的數據變化切入,解釋了900到1500年的經濟增長起落,貿易的產生,市集與交易中心的出現,莊園結構的變遷等原因,再發現隨著了民族國家興起和國家財政需求擴張孔急,引發了1500到1700年間不同歐洲國家間經濟變化的差異.當西元900年歐洲人口開始增長時,封建社會已經形成,隨著人口持續增加使得可耕土地相對稀缺,規模報酬遞減會激發了人們尋找新的土地,因此部分人會往邊境地區移動,在新開發的那些地區,勞動力相對於土地反而稀缺.使得原來不欠缺勞動力的莊園主再不敢過多的壓榨佃農,因此增加了佃農對莊園主的談判能力.這樣因為人口遷徙造成了不同地域人口密集度的不同,與勞動效率的差異,從而使得某些地方形成適合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有些地方適宜生產土地密集型商品,這就帶來了專業化各自生產對己最有利的商品,也因此產生交換交易的必要,而有了較大規模貿易的需要,也就是不同地區根據各自不同的資源稟賦生產個別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達成效益的最大化. 

     中世紀封建制度下莊園主以收取佃農的勞動投入並向他們提供法律裁判,安全維護等公共品作為的交換,佃農則向領主宣誓效忠,並且許諾未經領主許可不能離開莊園,藉由完成一系列的義務以換取領主的保護.但是貿易和市場的出現降低了尋找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成本,這就造成了領主和佃農都未必需要停留在原來的地域,因此以貨幣替代勞務投入成了佃農或土地承租者付給莊園主的方式,但雙方容可以在原本契約中尋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漸漸的勞動捐變成了固定的租金,莊園主此時的角色變得更像地主,以上這些都是比較利益下產生的後果.在1300年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增長有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會促進商業貿易並提高生產率,這是正向的,二是馬爾薩斯效應使得報酬遞減並降低生活水準,這是負向的.此時由於並沒有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人口增長的正效應並沒有抵過馬爾薩斯效應,因此持續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停滯了.在較大的負面效應下,人口的增長帶來了通貨膨脹,土地價格上升,佃農上交給莊園主的固定租金已經不能夠反映莊園主應得的收入,而不斷重新商定租金的協商成本過高.以至於制度會隨之往降低成本的方向移動,往雙方更容易同時接受的方向移動,因此倒退回了莊園主收取勞動捐並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時代,這對雙方來說比創立一個原先沒有的協商體制來重新商定租金要有效率的多. 

   到了1300年生產要素的比較利益變化再次發生,黑死病,饑荒和戰爭讓歐洲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相對於土地重新變得稀少.因為勞動人口稀少,使得莊園主不得不想辦法為留住佃農而提供更好的條件,於是他們放鬆管制,讓永佃轉為長期租約誕生.漸漸這種逐漸放鬆的管制演變成為到後來允許佃農能將土地遺傳給下一代,隨後並藉由法條將這種習慣轉為正式的法律.此時,經過長期通貨膨脹下的固定租金的真實價格相對變得很低,正好符合當時土地相對於勞動力過多大而降低了的市場價值,從而讓佃農和莊園主之間的協議很容易達成.就這樣,莊園制經濟迎來了它的終點,它被獲取工資的自由勞動力所永久取代了.不斷擴大的商業貿易使得個人財產保護的重心由莊園主擴展到地方城鎮,再擴張到更大區域,這個擴張過程極大的促進了更大政治實體的產生.莊園領主向上一層領主或國王提供的支付義務由提供騎士,士兵變成了貨幣支付,使得國王有辦法設立大型的常備軍隊,增強了國王的實際軍事力量,為了這樣的軍事支出.需要收取更多的稅收,於是國王希望得到更大的領地,並在領地中有更強的權力,1300年起也因此迎來了不斷擴張,侵略,合併,叛亂等各類戰爭的年代,這又讓國王有了更大的財政需求,民族國家興起取代了城市邦國成為西歐的主角. 

    在一個民族國家爭戰不休的年代,一個國家解決財政問題的能力就決定了它在歐洲政治版圖上的權力.新的財稅收入可以來自於沒收貴族,商人的財產,或授予特許權,或是設立一個有利於新的交易市場,貿易活動的經濟組織制度.對於君主來說,前兩者的誘惑是驚人的,因為設立新的組織制度需要較大的成本,因此國王初期更願意轉向容易收取的稅源,其中特許權是比較容易達到這一點的.而君主的選擇往往出自於財政需要,從為了獲取稅收目的出發所設立的制度,可能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也可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因此從1400到1600年間西歐不同國家的經濟成果就取決於這些國家為了應對財政需要所創立的產權制度. 

    這本書在最後的幾章分別指出了突破馬爾薩斯陷阱的英國與荷蘭,與未能更進一步增長的法國與西班牙個別的國內結構與制度的發展.法國的代議機構早早的把他們的權力交給了國王,法國雖然得以建立起財稅體系但國王具有較大的權力.出於自身財政收入的控制與支出需要,法國國王對產業制度進行了嚴格控制,授予了不少行業的特許權,限制了生產要素流動,因此無法達到穩定增長.西班牙和法國同樣,國王有很大的財政權,雖然西班牙一開始有非常穩定來自低地國家的歲入可以遠遠超過其他稅源,美洲新大陸的開拓也帶來了可觀收入,然而正因為其稅源牢固,以至於它並沒有去建立一套現代財稅體系或者經濟組織制度的急迫性,以至於而當後來政治變動發生,西班牙失去了外來的歲入後又要面臨不斷的戰爭,經濟增長不能持續自然是能想像的.荷蘭長期以來商業貿易都是發展的原動力,市場交易是它的重要部門,也是國家獲得大宗歲入的來源,因此當國家設法降低交易費用刺激商業帶來稅收,人口增長同時也刺激了創新,創新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組織的效率,荷蘭的貨幣市場作為西歐的資本市場,而主要民族國家之間不斷衝突造就為無數的借款者促進了荷蘭資本市場的繁榮.農奴制解體,莊園條形地成為小農的財產,人口增長伴隨地租上升,使得擴大耕作有利可圖,土地私有制於是便能發展起來.在土地私有制下鄉村自由勞動力有誘因為增加收益而轉為用在其它產業上.商業活動復興和有效率的資本市場降低了資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壟斷促進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一切促進了鄉村工業發展.英國在西元1500年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羊毛價格和.因此養羊利潤因國際擴張提高,促進資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團日趨強大,後來的清教革命後國會權力提高絕對王權遭到限制,加上壟斷法禁止了王室的壟斷權力,鼓勵有利財產權保護的專利制度的制定.而保險,金融,股份公司,貿易部門得到發展,更重要的是國會至上和習慣法中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利交給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人的手中,並且為司法制度保護和鼓勵生產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框架,確立了財產權為產業制度的根本基礎.於是在荷蘭英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制度的出現讓它們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契機.

   這是本透過長期歷史資料比來倒推出社會質性的結構演變推論的文章,有它學術性和可信任性,不過正是因為時間夠長,能用來解釋的因素不只一個,是否真能解釋單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變動在前,制度的改變在前,是這個因素造就了西歐經濟持續富強興起,而工業革命與技術改革只是承接在此之後的衍生物並不確定.就像21世紀資本論所得的推論也可能只是反映兩次大戰帶來的結果,而非真的有作者以為的貧富差距縮小的其他因子,畢竟社會研究不是一個封閉限制條件的線性規劃,任何推論都可以解釋一隅,但絕對不可能有完全解釋力的可能性,畢竟它是複雜的.以上

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Timothy Brook)

    有朋友是這樣的,他祖父小時候在家鄉躲避日機轟炸,他的祖母小時候則經常要躲美機空襲,當時要是有任何一枚炸彈命中其中一人,這個朋友現在不會出現在世間.

    這書Collatoration本身倒不特別,它是以中日戰爭期間長江下游的五個城市為個案,來探討日本建立地方代理政權組成人員的差異與背後所反映的不同狀況.但是書的中文版書名翻譯很有意思,儘管作者Timothy Brook(卜正明)開宗明義在第一章就花了篇幅解釋Collaboration的意思,他對collaboration”的定義是:"在占領當局的監督和施壓下,繼續行使權力.",他很明白指出按此定義很難找到一個精確的中文對應詞.無論是狹義的通敵,或是泛稱的合作都不足以代替,而中文中與collaboration對應的勾結,通敵,附逆,等詞在Brook看來都預設了政治立場與道德判斷,不如合作一詞顯得價值中立,即他未直接以Treason(叛國)為書名的理由,正是因為這種在外敵佔領下以佔領區或殖民地當地人所建立代理政府的參與者未必能夠全然的被歸類為叛國者,反而更多是處在叛國者與反抗者兩種極端性質的中間遊走,Brook以同時期的法國維琪政府為例來說明這個Collabortation有部分的成員是基於保護原來的國人民眾,勿使他們遭到更大戰爭傷害才出來在被稱作代理政府或魁儡政府中任職,其中固然有奸佞壞人,或藉此謀權思利的投機者,但正因為如此,他試圖在這本書中透過個案找出一些人名,並藉機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比較問題,不是人人都是叛國的x奸,也沒有人絕對必然的需要遵守一種僵固的國族或民族價值,因此他的Collaboration更多時候有合作的意思,這種合作字元偏於中性,可因為個案的不同而自有其正面保護或負面勾串的意思.

   但是這本書的中文版書名正好呈現出兩種極端的狀態下的無奈與荒謬,繁體版是直接用了通敵,而簡體版則乾脆避開這個問題代以一個無關主旨卻強化背景的書名,其間的差異所反映的或許正是編者主觀的意識下或社會氛圍環境下的我者與他者的差異,若是將討論的主軸轉為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同類問題,簡體版可能毫無懷疑的會用上通敵兩字,但繁體版在當前的時空下應該會避免用上這兩個字,相對於Brook的考量層面,顯然這種受制於政治價值取向或思維模式都過於遷就道德主義與意識形態而少了其他面向的觀察.

    個案當然不能說明全部的樣貌,可能也很難作精準的歸類劃分,但這正是此書避免陷在抵抗與叛國二分法僅止於作為忠誠政治的目的書寫,轉而考量一個人,一群人,且往往不是政治上有權力的那群人根本狀態,他需要的是真實的生活,Brook建議我們應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叢,而非向上看熟悉的通敵或抵抗的大樹,如此將更有可能理解願意加入日本代理政權的中國人.過去對中國被占領區的研究分成兩路,一路關注佔領區的中央代理政權,以汪精衛的民國政府為首,另一路則眼光向下,研究佔領區的地方政權.前者偏向傳統的政治,外交史,後者重視社會,文化史.這本Collaboration就是以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等五地為個案,屬於後者的研究範疇,撇開上層的意識型態,從底層透視佔領區初期的社會狀況,將合作轉化為有待研究的課題,是書寫此書的基本方法.著眼於戰爭期間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關係網路.看起來是在處理和大局無關的瑣事,然而它所關心的卻不一定僅僅止於個別人物的微觀情事,從許多研究中可以認識到其實是要從這些事例中抽離出當時人的行為型態,抉擇的考量依據,以及社會面向等情況,從而產生整體的概念模式,甚至從普遍性的脈絡捕捉問題的方向.並不需要絕對道德立場來俯瞰評論這些人物與這個社會,而是從社會中各個角落來選擇個別的人的行動,這些行動才是了解社會的真正本質.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思考人們為何這樣活動時,問題的方向性勢必是從人們的行為與動機出發,成為一種微觀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佔領區地方代理政權的研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個人做出選擇的歷史情境上,分別從動機,人事背景,行為三方面切入地方菁英或頭面人物加入代理政權的原因,結果發現人際關係的網絡在合作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因此不可能將通敵行為從歷史情境中完全抽離出來,而應從佔領時間的長短,地方經濟狀況,權力運作機制等脈絡來反思通敵的定義與成因.是否通敵涉及個人在面對戰爭的威脅時的心理成熟度,面對隨著權力帶來利益的貪婪度,或個人在面對其它權力競爭者的應變能力,不認真考慮以上種種不分良莠一昧去譴責所有人貪婪叛國,在Brook看來無異是再造他們被迫通敵的政治土壤,預先假設沒有抵抗或殉國就是錯誤的,無異是預先給了這種行為唯一的解釋與答案,而這是分析這種歷史時應該避免的.

    本書所記錄的地方菁英大多數並非所在地方的道德守護者,更多時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這些人共同的特徵是有日本背景,可能曾在日求學或經商,居住,往往日語流利,同時具備一個政權代理人的能力,並與地方社會的人際網路有廣泛聯繫.在佔領者與地方政權的權力結構中,Brook發現日本軍方及特務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的局面,因此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不得不依賴地方頭面人物.這些掌握地方資源及人際網絡的投機份子能趁機讓形勢朝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從佔領初期的維持會過渡到自治委員會,部分成員甚至在日後的縣府改組中還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職位,就顯示出地方頭面人物的適應能力.雖然日本人對於這些最先跳出來表態服從日本觀點的頭面人物的觀感不佳,認為他們能力低下,在後來的幾次組織更迭中試圖要將這些人替換下來,但這些主觀認定往往還需要考量到實際地方的需要與變化,當然除了汪精衛政府中的代表性人物外,這些地方型的頭面人物因為沒有全國性的知名度較不引如注意外,後來的政治清洗也讓它們自動消失在各種運動裡,但確實仍有人能在後續的政權裡繼續攬權存在下去.

   在書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以南京的吉米王與國際委員會的做為來比較,在Brook的論述中不論是開設妓院,或是清出安全區的可疑中國士兵,還是設立米糧販賣處,都可以有正反兩面的論述,可以從反面看都是違背道德的,可用開設娼館,讓中國敗兵被抓捕,或是賣糧牟私利等負面解釋,也可以從正面來看娼館可以避免其他女性被強姦,敗兵的認別可以避免濫殺無辜一再發生,販賣糧食可以穩定糧價讓居民有能力購買生存所需,這些行為都有它相對的兩面,端看論述者如何取捨,從這個論點出發,Brook指出如果國際委員會在南京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稱作人道行為,那麼何以吉米王完全相同的做為卻會被認為是貪圖私利的漢奸?這種兩極化的評價又是如何來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我們強加的道德要求處於倉促條件下人們行動的原因,也不能僅僅根據參與者不能預測的結果來評估他們的行為.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與政治束縛的假想,讓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所以模糊性或曖昧性就成了Collaboration研究的落腳點.民族主義者將佔領區二分法視為是抵抗者與通敵者的戰場,Brook試圖尋找抵抗與妥協之間的灰色地帶,展現個體選擇的複雜性.

    Brook指出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標準,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識.長期以來,歷史撰寫者即經常陷入把歷史著當作倫理教科書,旨在塑造道德標準,道德知識.個人不確定歷史研究是否該有為政治理想或政治目的服務的功能,但個人是不贊成賦予歷史研究這種功能.我以為漢娜鄂蘭的想法很不錯,每一個人都是承接了前一代人們的寄託與希望,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完全按照前人所期望的一切來做,是可以單獨走向一條新的路途.用在此處我將它解釋為我們並不需要為了符合當前政治的需求去改寫過去歷史所顯示的價值來滿足現在人們的需要,因為只要我們願意,以自己的意願為主軸,我們就能在政治上走上自己所創的新的道路,不需要改編歷史來自我滿足或自我欺騙.亦即政治歸政治,歷史歸歷史.以上